政府的擴張是受到限制的，因為它要得到民眾的首肯。但是現在， 民眾在給予這種首肯時，顯得非常的慷慨大度！1776年，美洲的殖民地居民拿起武器，反對英國殖民政府，其實那個政府比現在的政府對我們的壓榨要少得多，現在的政府常常要花掉我們40%的收入；如果英王喬治三世提出了像克林頓那樣的衛生保健計劃，他的那些英國臣民就會和殖民地居民一樣起來反抗他了。 但是，肯定是存在某種程度的壓迫，這種壓迫的結果，即便是現在的溫順的平民，也會奮起革命的。一個十分有效率的稅收體制，將會使政府接近產生這種程度的壓迫；所謂有效率的稅收體制，就是說， 這種體制（像人頭稅體制）不會產生消極阻礙的作用。 一種有效率的稅收體制存在的問題就是，它沒有提供一種內建的制動器，來抑制政府的貪婪。一個政府今年從每個人身上拿走了1萬美元，明年它就想拿走2萬或者3萬美元；總有一天，我們會醒悟過來， 發現他們已經拿走了我們的一切！但是這一切，在一種低效率的稅收 Fair Play 97
Fair Play 98 體制下，卻不會發生。例如，所得稅，其效率是非常之低的。如果政府把所得稅稅率提高到100%，那我們就都會停止工作，他們就什麼也得不到了。政府為了說服我們去掙錢，以便收稅，它不得不讓我們保留相當一部分收入。 人頭稅可以讓政府拿走你的錢，所得稅也可以讓政府拿走你的錢。 而後一種稅收對你造成了很致命的打擊：你在失去了你的金錢的同時， 也失去了透過努力工作把它們掙回來的希望。政客們希望緩和一下那種致命的打擊，也許是因為他們還想拿走更多而採取的一種暫時手段吧。如果是人頭稅，就不存在這種想法了。 正如人頭稅被說成是不公平的，而它其實並沒有任何缺陷一樣， 他們所吹噓的效率，其實沒有什麼優點可言。說人頭稅是有效率的， 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平等地接受剝削。 任何有效率的稅收都是這樣的，包括針對種族和性別這樣的特徵稅。這也正是我們要警惕這種稅收的原因。而如果任何一種方案試圖對收入進行再分配，我們都應對其保持警惕，原因和上面是一樣的。 記住霍彭哈恩和卡恩的分析：我們是需要一個巨大的社會安全網，足以覆蓋23%的人口，但是，它的建立必須是十分有效的。如果了限制政府擴張，我們決定犧牲效率，那麼，未來的我們就會寧願犧牲這種安全網了。 簡而言之，這就是悖論：一種低效率的稅收，成本太高，是因為它會導致逃避工作；而一種高效率的稅收會太危險，是因為它會招致苛捐雜稅。 如果無論高效率的還是低效率的稅收，我們全部抵制，那麼，也許我們惟一的選擇就是根本沒有任何稅收了，至少是沒有了任何以再分配為目的的稅收。當然，這只是一個建議性的觀點，而非一個結論性的觀點。我們也許會認為，高效率稅收的利益會大於它的風險，這樣，我們就可以全力施行某種特徵稅了。或者，我們可以拼湊一種折中方案：我們或許可以設計某種特徵稅的變體，它並不是十分地高效 （它會使我們想去縮減安全網的規模），但是也並不會無效到會使我們想去完全廢棄這種安全網。 不幸的是，一種低效率的稅收自身是無法阻止專制的出現的。眾無論我們如何為特徵稅辯解，或者為任何一種型別的稅收辯解， 稅收總是需要一個收稅員的。收稅員必須被賦予權威，而權威，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自由的敵人。 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我們將要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以上那一點正是我們要擔心的。我們也許會放棄建立一個有效率的福利國家的努力， 因為我們對收稅員和權威的事情實在是太憂慮了。 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我們訂立了合同，我們就希望有一些組織完備的公共機構來執行這些合同，如法院、警察和公共輿論機構。但是， 如果我們要在來到這個世界之前就寫出這些社會契約，我們就必須創立一些公共機構來執行這些契約，這些公共機構包括很多，從美國聯邦稅務部門到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而且如果我們很現實地預料到這些機構會逐步擴大並集中他們的權力，那麼，我們最好還是先不要訂這些契約。 霍彭哈恩和卡恩已經告訴我們說，我們已經接受了再分配製度， 但是我們不會接受某種一攬子方案，它把再分配製度和低效率的稅收結合到一起去了。我感覺我們真正得到的是某種不同的一攬子方案， 但同樣也是一種不討人喜歡的方案，即把再分配製度和許多集權機構結合在一起的方案。如果讓我們選擇，我想我們不一定會選擇這種方案。 一般而言，如果對具有再分配性質的稅收產生懷疑， 其中一個實際的原因就是，對管得過寬的政府存有一定的恐懼。那麼，如果是對美國的稅制產生了懷疑，就讓我給你提供一個比較有原則性的理由吧。妳 Fair Play 99
Fair Play 100 假設有這麼一個還沒有投胎的魂靈，它有這樣一個願望：自己不要投胎到了一個錯誤的國家，如古巴、阿爾巴尼亞、馬裡等，它希望自己投胎到加拿大、盧森堡或者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這樣的國家。美國的稅制可不提供這樣的擔保。美國的稅制所做的一切只是把錢在世界上最走運的人之間搬來搬去，這些人能出生在美國，真是走了大運了。 甚至是最窮的美國人，他所擁有的財富和機會也會讓最窮的印度尼西亞人眼花繚亂的（普通的蘇丹人也一樣）。因此，如果社會保險希望補償那些最不幸的人們，那麼，我們就不該把福利金給那些東洛杉磯人，而是給那些東帝汶的人民。你也許相信，也許不相信，我們來到這個世上，是帶著一種絕對的道德義務的，那就是養活窮苦的人們。 但是，如果說這種道德義務的大小會因義務承擔人的種族不同而不同， 那就會非常令人厭惡，非常荒謬了。 我一般不會給私人慈善團體捐款，因為他們的慈善活動主要是集中在美國，而其受益者，那些美國人，按照世界上的普遍標準，都是非常富裕的人。但是我的政府卻強迫我把我相當一部分的收人捐給那些相對來說非常富裕的美國人。但是，任何看似有道理的生前契約都不會被很好地執行。根據那些我們在生前簽署的協議，那些典型的 “貧窮的”美國人應該把福利金送給塔吉克人，而不是從他們的同胞那裡來收集這些福利金。 六在我寫這本書時（1997年），比爾•蓋茨的淨資產估計已達240億美元。根據保守估計，在扣除了納稅和通貨膨脹等因素後，他的年資產純收益率是3%，也就是說，他每天的投資收入約有200萬美元。除非他想留下一筆遺產，或者自己留著，蓋茨應該計劃著花完這些收入（但是他仍可以把所有的本金留給他的繼承人，那將是一大筆遺產）。當然， 會有那麼些日子，他會覺得，與別人相比，他太浪費了，但是，只要有任何一天，他的花費少於25萬美元，他就也可能犯一個大錯誤。女我們甚至很難想像擁有那麼一大筆財富會是什麼一種狀況。但是， 這對你的孫子們來說，並不難。如果美國的人均實際收人以一種適度緩慢的速度增長，例如，每年增長1.5%，那麼，在不到600年以後，一般美國家庭的日均收人將會是200萬美元（已經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 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果美國可以達到韓國在過去幾十年所報道的增長率，那麼，只需要100年的時間，一般美國家庭的日均收入將接近 200萬美元。如果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韓國的水平，那麼，你的重孫將過上比爾•蓋獲那樣的生活，如果他超乎常人，那麼他甚至會過得更好。 達到並保持韓國那樣的增長速度，在不遠的將來，看來是不可能了，但是，在過去200年間，美國和世界的一般增長率是界於1%和2% 之間。如果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說，增長速度似乎在加快，而且有充足的理論依據可以說明這一過程會繼續下去（第13章將會詳盡論述這一點）。那麼，最樂觀的預測就是，你的後代將不得不多等幾代時間，但不會超過十幾代時間，才能達到蓋茨那樣的生活水平。 因此，每當西拉俱樂部（Sierra Club）為了保護某種自然物種而阻礙經濟發展時，它都會讓那些生活水平和你我一樣的人做出犧牲， 來成全後代的享受，不知，他們的生活水平是和比爾•蓋茨一樣的。 西拉俱樂部的目的就是，掠奪我們這樣相對而言的“窮人”，來給予那些富人，那些我們的繼承人。 但是，根據收人再分配的理論，正是那些富裕的後代們欠我們一些東西，而不是我們欠他們。如果說某種隱性社會契約允許稅務機構沒收蓋茨1/3的收人，那麼，很顯然，同樣的這種隱性社會契約也會允許西北太平洋公司的伐木工人剝奪你孫子觀賞巨杉的權利①。 這也是我們對在美國實行的收入再分配製度十分懷疑的另一個原因。那些從今天的高收入者那裡把收入轉移走的人，卻同時把這些收 ① 為了辯論的需要，我才接受了西拉俱樂部的假設，他們認為自己可以準確預計我們的後代將會珍視什麼東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眾所周知，我們的後代可能寧願繼承經濟發展的收益，而不是繼承那些紅杉。 Fair Play 101
102 入轉移給那些明天的高收入者，他們前後所用的標準並不一致。因此， 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們的可信度。 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並不僅僅對他們的後代有一種病態的關注； 同樣，對於聯邦赤字，似乎也有一種非常流行的歇斯底里症。不論你到哪裡，總有人在抱怨說，鉅額國債是在逼迫他們花子孫的錢過好日子。我要告訴他們：沒有任何人強迫你花子孫的錢過好日子。如果你認你的生活方式太奢侈，你可以少花點好了，而且還可以把你的存款留給子孫。 現在算術就起作用了。如果政府給你削減了1000美元稅金，而讓你的子孫去交這筆稅，也就是2000美元加累計利息，你就節約了 1000美元了。你可以把它們放在銀行裡，當你的子孫從銀行裡取出這筆款去交稅時，這筆款已經增長到2000美元了（詳見第15章）。 擔心自己是在花子孫的錢過好日子沒有任何意義，不過，你倒是可以好好地擔心一下有人在花你的子孫的錢過好日子。也許你的鄰居用省下來的1000美元稅金買了一輛汽車，而造這輛汽車的鋼材，也許可以拿去給一家工廠做房梁，而這家工廠也許會僱傭你的子孫。經濟學家不認同這樣的故事，認為這純粹是狡辯，但是，我們大家都認為， 如果你想保護你的子孫，不受國債的困擾，我所講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你惟一需要擔心的事。 如果你的確擔心，那麼就意味著兩種情況中的一個：或者你認你的鄰居無權花你的子孫的錢過好日子；或者是你認為你的鄰居有那樣的權利，但是你寧願阻止他運用這個權利。在第二種情況下，我估計你幾乎沒有任何興趣去探究道德上的細微差異，你事先是不會去讀我這樣的書的。那麼就剩下第一種情況了。但是，如果你認為你的鄰居無權花你子孫的錢去過好日子，你就必須同樣認為，你的鄰居也無權花比爾•蓋茨的錢去過好日子。換句話說，如果有人對國債感到焦慮不安，那麼他就不會頑固堅持在活著的人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 那麼，以下就是底線了。首先，無論是在效率方面還是在集權化方面，再分配製度的成本太高，令人難以接受。 而且，無法同時解決兩個問題：既要有一個更有效率的稅制， 還要使收稅者剝削起我們來更容易。女其次，看上去沒有人真正相信再分配的理論。如果說我們認為自已正在執行一個保險合同，那麼，為什麼我們沒有認識到大多數的受益者都生活在美國以外？如果我們都一致認為，財富應該從富人流向窮人，那為什麼人們還願意接受資源保護主義者和預算平衡主義者的觀點呢？ 然而，我們的確有累進所得稅，而且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它的累進性變得愈加明顯了。如果這種累進所得稅不是建立在一種和再分配有關的理論基礎上的，那麼，它的基礎又是什麼呢？ 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它確實有幾分像“實力即權利”和“我們正在把你們已經得到的拿走”這樣的情況（希拉里•克林頓早在她丈夫執政期間，就做出了這個臭名昭著的評論）。 但是這也沒有解釋清楚在這種收人再分配的制度中，為什麼許多高收入的人，選擇支援對自己以及其他像他們這樣高收入的人徵收高額賦稅。他們可能在想些什麼呢？有一個問題，我總想問這些人：如果你們真的想去繳納這些高額賦稅，又是什麼使你們沒有這樣做呢？ 對於你們多繳的這些稅款，財政部是非常樂於接受的。 如果你們認為，你們以及其他和你們一樣的人，有一種道德義務， 要多納稅，那麼，你們就必須認為，沒有繳納這些高額稅收，在道德上就等同於一種盜竊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在為爭取一種更加苛刻的稅制而鬥爭，就可以解釋得通了。此時，你們其實能夠去履行你們自己的那份義務的。之所以沒有那麼做，是因為你們想去停止這種盜竊行為，但是隻有當所有人都這麼做了，你們才會去做。你們的觀點在邏輯上可以講得通，但實際上卻不那麼討人喜歡。 而不討人喜歡的準確原因，是因為它違反了對稱原則。你們的盜竊行為，被認為沒有其他人的嚴重。也就是說，其他所有人的盜竊行 Fair Play 103
104 為都非常惡劣，必須制止；但是你們自己的盜竊行為就不是這麼惡劣了，不一定非要制止。這是一種不對稱的做法，因而也就不公平。 同樣不討人喜歡的邏輯到處都有。有些人堅決主張，保險公司在開保險單的時候，從道德上講，不應該考慮各種以前所患的疾病或健康問題；還是這些人，他們認為，貨比三家，然後挑一家價格便宜的保險公司買保險的行為，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就從來沒有想過，價格便宜的保險公司之所以便宜，就是因為他們把那些從前得過某種疾病或者有健康問題的申請者都精心剔除了，所以他們的保單才會價格便宜。 那麼，我們在道德上是否有義務多付一些保險費，使那些高危人群也可以參加保險呢？如果你認為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你就有充足的機會，選一家合適的保險公司，去盡你的義務。如果你認為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你還是選擇了一家價格便宜的保險公司，那麼， 你的意思就是：“是的，這裡是有這麼一種道德義務，而且我認為其他所有人都應該去支付履行這種義務的費用，但是，我自己還是不想支付這筆費用。” 我想區別一下兩類觀點。第一類認為，存在一種道德義務來強迫執行一種慷慨大方的保險標準。估計這種義務是源自於那些合同，因為在出現某種疾病或健康問題前，我們已經滿足了合同的要求，並且已經簽署了這些合同。這類觀點剛才我已經抨擊過了。 第二類觀點認為，強制執行一種慷慨大方的保險標準有一個實際的理由，即我們中的任何人，如果在某一天被診斷出有某種潛在的不健康的狀況，那麼，我們都可能想去買保險；我們願意花更高的保險費來給自己保險，也不願自己成為不能被保險的人。 想想如果從一出生，我們就知道自己會得的所有疾病和健康問題， 以及將會發生什麼，那麼就可以看出，兩類觀點確實是不同的：第一類觀點會繼續興盛，而第二類觀點會逐步滅絕。我只批評那些贊同， 或者聲稱讚同第一類觀點的人。 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一種類似的差異。一類觀點從道德方面印證再分配製度的合理性；但是贊同這種觀點的富人卻無法找到真正合適的答案來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他們沒有自願提高他們自己的稅額？而另一類觀點從完全實際的角度來印證再分配製度的合理性，比如說：“如果我們不給窮人以幫助，那麼他們的周圍就會滋生犯罪和瘟疫。”贊同這類觀點的人，回答起我的問題來就很容易了：“窮人，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將會永遠伴隨著我們，除非我們進行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目前最雄辯的經濟學家（以及最雄辯的社會學家）都是這麼說的。以下是喬治•蕭伯納的話： 許多富有的女性，雖然她們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個女人， 是無法決定生來是富有還是貧賤的，卻常常有一種負罪感，而且會恥於談到她們自己的財富。因此，她們常常會投身於慈善事業， 來舒緩她們一種病態的良心。她們常常認為社會主義（該國20世紀初的社會民主主義—譯者注）是一種仁慈的事業，是為窮人謀利益的。我極其反對這種觀，點…⋯現在，我們給失業者一份失業救濟金，不是因為愛他們，而是因為如果我們丟下他們不管， 讓他們捱餓，他們就有可能砸我們的窗戶，最終會來搶我們的商店，燒我們的房子。 攻因此，現在爭論點集中到這裡了：向生產者徵稅來維持福利體系是很公平的，因為如果沒有了福利體系，這些生產者會更容易成為偷盜的受害者。公但是這種邏輯所導致的結果，我估計即便是它的支持者，也不願意看到。咱們換一種方式來表述一下這種邏輯：應該強迫有魅力的人時不時提供一些性服務，這樣做是很公平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制度， 這些有魅力的人更可能成為強姦的受害者。有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嗎？如果沒有，就該去對蕭伯納的福利維護論進行一下反思了。 事實上，這種類比不但從實際方面駁斥了福利金制度， Fair Play 105
Fair Play 106 而且從道德角度也對福利金制度進行了駁斥。如果從本質上說，用現金來補助那些天生沒能力去掙一份體面的收入的人， 是非常公平的，那麼，同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用性來補助那些天生不會去吸引合意伴侶的人，從本質上說，也是很公平的呢？攻吸引伴侶的潛能和掙錢的潛能一樣，都是天賦的安排。我不相信在這種摸獎一樣的事情中，我們會有機會讓自己總走好運。但是，也許在你排隊等著上帝給你安排外貌和個性時，你會非常幸運地簽到這樣一個合同，要求那些有魅力的人們（不管他們是誰）假裝對周圍那些毫無魅力的人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我想，我們大多數人對在現實世界上強制執行這種合同，都會感到相當厭惡。擁有魅力肯定是一個運氣的問題。而這種運氣老天爺肯定不會是非常公平地分配的。如果老天爺事先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肯定都會希望老天爺會更加公平地分配這種運氣。而透過高壓政治 （coercion），以犧牲那些處於優越地位人的利益，來改善那些運氣最差的人的生活，肯定也是行得通的。但是，是否會有人質疑，這種高壓政治將會是極端錯誤的呢？ 也許，透過思考一下為什麼這種高壓政治是錯誤的，我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文除了天賦之外，大自然還賦予了我們才幹和尊嚴。 所謂“才幹”，我指的是某些技藝和素養，我們可以以之謀生、吸引朋友和伴侶、取得我們大多數的成就，以及從失敗中恢復過來；這些才幹包括：智力、美麗、毅力和對重大機遇的把握。雖然這些才幹都不是公平分配的，但是我們每人都有這麼一種觀念，即既然給了我們，就是我們自己的才幹。它屬於我們。而尊嚴是對這種所有權的一種自豪感。玫也許，如果我們在前生相遇，我們會同意去分享我們的才幹這一老天爺的恩賜。但是這也不能說明你可以透過強制執行我們之間的協議去矯正這些天生的意外，也就是老天爺賦予我們的才幹。所謂強制執行，就意味著拿走某些人的所有權，把它們給其他人。但是你會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間接的傷害：拿走一個人的某種所有權，你肯定會傷害他的尊嚴。 這正是為什麼我們不敢進行強迫性的性行為的原因，甚至是在履行某種契約的時候，這種契約我想每個人都可能簽過。在現實世界中， 我們的尊嚴是需要某種認識來維持的，即我們的身體屬於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被迫承擔某種義務，而我們事實上從來就沒有承諾過這種義務，那麼，這種所有權的感覺會被擊得粉碎。同樣，我們的尊嚴也需要這樣的認識來維持，即我們的勞動成果屬於我們自己，而這個事實很自然的一個推論就是，我們擁有那些使我們的勞動富有成果的才幹。 把這種認識擊碎是非常殘酷的，從更深層次上說，是不公平的。 其實這全都是關於對稱性的問題。我們認為在某種環境下錯誤的東西，在另一種類似的環境中，也一定是錯誤的。強好和偷盜都侵犯了我們的尊嚴，因為它們都侵犯了我們的所有權。如果你反對其中一個，你就必須也反對另一個。因此，在最後，我要說，再分配是一種偷盜行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允許孩子們在遊戲場上強行重新分配玩具的原因。 公在結束之前，我想再提一種論點，這種論點我不太肯定是正確的，但是我認為，它正確的可能性比錯誤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無論如何，它和本章中的其他論點都迥然不同。女一天，一個機靈的19歲女孩告訴我，如果她在19歲和21歲期間， 擁有無盡的收入，那她就願意在21歲時幸福地死去。我告訴她，我不相信她說的，因為如果收入對她來講是如此重要的話，她就會出去掙錢而不是在這裡和我閒談了。她又對我說，如果可以的話，她肯定會 107
108 出去掙錢了，但是很可惜，在她周圍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她的這一番話不禁讓我打了一個冷戰。 幾乎沒有機會！這就說明這個年輕的姑娘已經調查了她周圍的世界，發現確實和她從前認為的那樣，沒有任何機會！不需要滿足什麼需求，不需要提供什麼改善，不需要做什麼貢獻。如果我們都和我們這個年輕姑娘一樣茫然的話，她和我們就會都住在洞穴裡，而不是房子裡了。 有一種品質，我不太清楚該如何稱呼它，但是大概是進取心的意思，它包含了許多內容：極強的感受能力，知道需要去做什麼；豐富的創造力，能夠搞清楚該如何做；堅定的耐力，最終完成自己的想法。 那些等著合適機會到來的人，以及那些還在擔心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的職位說明書的人，正是缺乏這種品質。 經濟增長要靠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是要靠進取心的。人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沒有托馬斯•愛迪生，沒有亨利•福特，這個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也許其他人會立刻出現，重複他們的成就。但是我猜想不會是這樣的。 事實上，我認為，世界級的進取心是非常罕見的，因為，世界級的天才看上去也是很少見的。就說棒球吧。比較一下美國全國棒球大聯盟的球員和小棒球聯盟的球員，很明顯，前者1 000個最好的棒球手要比後者的1000名棒球手優秀得多。在一個擁有2.6億人口的國家，大約1000名美國全國棒球協會和盟國棒球協會的球員就組成了精英階層，但卻只佔人口的0.0004%。 現在想像一下，在所有玩棒球的人中，頂尖的佔1%，也就是說， 在全國2.6億人口中，頂尖的選手有260萬，把他們都找出來，再把他們都趕出職業體壇。那麼，此舉對這項運動質量的影響，將會是災難性的。 如果我們在進取心方面從全國人口中找出頂尖的1%來，並且不讓他們參加經濟活動，我估計，將會發生和上面所說的非常類似的事情， 當然我並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我估計，如果你從公元1000年開始做這件事，那麼，現在我們會仍然生活在中世紀那樣的年代。 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確的，那麼，像上面提到的那個年輕姑娘那樣的人，他們的繁榮幸福，幾乎都要歸功於極少數的科學家、發明家和企業家了。在我看來，當我們在考慮社會義務時，應該把我們的這份欠債考慮進去。 我想，對於世界上那些比我們更有進取心的人，我們應該心甘情願地給他們付一大筆錢。但通常情況下，我們卻向那些天生具有進取心的人收費，讓他們比別人交更多的稅！這也許違反了某種不成文的合同。如果確實是這樣，而且這些不成文的合同是收入再分配製度的基礎，那麼，也許是我們的累進稅制的再分配方式不對。 以下是我想讓我的女兒知道的事情。女我想讓她知道，公平並不意味著全部，但是同時我也要讓她知道， 它遠不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我想讓她知道，對何為區分正誤的標準進行深人的思考、從基本原理上進行深入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讓她知道，經濟學家們有一些非常有用的思考問題的方法。 1953年，一位叫約翰•海薩尼（John Harsanyi,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譯者注）的經濟學家發明了一種比喻，他把社會義務比作是履行生前訂立的契約。1971年，有一位非常有影響的哲學家，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就運用了這種契約，作為他的著作《正義論》（Theory of Justice）的理論基礎。這本書一出版，立刻在關於正義的哲學著作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而他所說的契約，是在一重“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背後簽署的，這重“無知之幕”使我們無法知道我們自己生來會具有哪些特質。但是據我所知，沒有一個搞哲學的人曾經想過去進行一個簡單的思量，估計一下這些契約真正要求我們做什麼。我們需要經濟學家們去仔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想讓她知道，追求學識和思想是非常崇高的一件事，而且常常 Fair Play 109
110 可以先後進行。但是我想讓她知道，當兩者發生衝突時，學識更重要。 因此，雖然我認為收入再分配製度是一種罪惡的制度，雖然我認為， 自己已經充分駁倒了對霍彭哈恩和卡恩的分析所進行的最簡單化的詮釋，但是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分析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疑問。 我想讓她知道，運用某些駭人聽聞的類比，常常是打擊虛偽的陳詞濫調的最佳武器。我還記得我在前面用過的性和收入之間的類比。 還有一個，雖然我還不太確定該如何去做這個類比：一些人，他們的收入來源不太吸引人，但是他們必須靠它來謀生，如體力勞動者，會贏得我們的同情。而另一些人，他們的交誼來源不太體面，但是他們必須靠它來得到交誼，如嫖客，就會遭到我們的鄙視。也許這意味著我們至少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態度。 我想讓她尊重進取心，爭取擁有一種進取心，而且對別人的進取心表示感激。 凱菜，聽話。透過你的思想，你的行動，以及任何你的能力所及， 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並且，不要給別人增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