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所講到的，托馬斯 •吉洛維奇（1985）等人在命中率的研究中發現了同樣的結果。人們認為轉換的機率在70%（相當於重複的機率為30%）的時候，這樣的序列更加類似於一個隨機的序列。 人們能夠隨機行為嗎人們在對隨機性進行判斷的時候存在如此的困難，這就意味著如果要讓他們自己來產生一個隨機的序列，同樣也會存在困難——事實也是如此。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最早來自漢斯 •賴克巴赫（Hans Reichenbach,1949）的研究， 他發現個體並不能自己製造一個隨機的序列，即使是讓他們竭盡全力來完成這樣的工作。 這樣一種能力的匱乏在保羅•巴肯（Paul Bakan,1960）報告的一個實驗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巴肯要求70名大學生來“製造一個隨機序列”：假設以沒有偏差的方式一共投擲硬幣300次，正面（H）和反面（T）出現的隨機序列將是怎樣的。按照前面的論述，在300次的投擲中，將出現150次正面和反面之間的轉換。但是巴肯的研究結果發現，接近90%的學生完成的隨機序列中出現了過多的轉換（平均為175次）。這些發現與瓦根納（1970a）的研究結果類似——人們希望在一個隨機序列中出現比實際情況更多的轉換。 當要求個體的選擇範圍多於兩種的時候，這種趨勢就更為明顯（Wagenaar,1970b，1972）。例如，當人們面對一組6個或者8個不同形狀的按鍵時，要求他們組成一個隨機序列，這時出現轉換的次數要比只有兩個選擇時多得多。這樣的實驗結果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啟示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會遇到多於兩種的選擇（不僅僅侷限於正面和反面，垂直和水平），任何一個結果的重複都可能使人們將它視為是一個非隨機的序列，人們期望在隨機序列中產生比隨機序列應有的轉換更多的轉換。 學習如何隨機地行為在1986年，艾倫 •紐林格爾（Allen Neuringer）的研究顯示，透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可以使人們“隨機”地行為。紐林格爾設計了一個計算機程式，這樣的一個計算機程式能夠給出5或10種關於隨機性的統計測量指標，例如，行為的數量，在一個行為系列中某種選擇所佔的百分比等等。被試的任務就是在計算機的鍵盤上使用任意的速度來按兩個不同的鍵，在他們按鍵的過程中，計算機會對他們的行為進行反饋。 紐林格爾觀察到在實驗的初期，被試總是產生一些非隨機的序列，正如瓦根納和其他研究人員發現的結果一樣。但是，透過幾千次的按鍵和得到相應的反饋以後，被試能夠產生一個長度較長（6000次的按鍵）的隨機序列，使用
142 第四部分直覺與偏差紐林格爾在實驗中用於評價隨機性的統計指標，這樣的序列完全可以達到隨機序列的要求。這樣的結果表明，人們可以使用一種類似隨機的方式來行為，但必須是在他們經過足夠的培訓以後。儘管我們中間很少有人能夠參加這樣類似的培訓—即使我們能夠參加這樣的培訓，也很少有人願意用這樣一種隨機的方式來行為—但是紐林格爾的研究還是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強調了人們對隨機性的錯覺並不是水恆不變的。經過足夠的培訓，我們可以隨機地行為。 結論這些對隨機性知覺研究的實際意義是什麼呢？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結果並不會僅僅侷限於硬幣的正面和反面，或侷限於垂直的或者水平的線條；公司中每天都在僱傭和解僱員工，運動場上到處是成功和失敗，股價每天都在漲跌。 在這樣的一些結果中尋求一定的規律當然無可厚非，但是關於隨機性知覺的研究結構表明決策者傾向於過分解釋隨機事件。 例如，儘管在證券市場中，股價的震盪類似於在華爾街上“隨意漫步” （Fama, 1965；Malkiel, 1985），但還是有成千上萬的人花費整天的時間對股價的走勢進行預測。事實上，巴魯克•菲什霍夫和保羅•斯洛維奇（1980）的研究發現，在得到了股價資訊和趨勢資訊以後，65%的被試確信他們能夠正確預測股市的走勢，儘管這樣的預測只有49%的正確率，幾乎類似於投擲一枚硬幣。 本章中的研究顯示，我們很容易從一個隨機序列中發現一定的模式。在目睹了三至四次相同的結果以後，絕大多數個體就可以得出結論，這個序列中必定存在一定的模式。當然，如果特定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是經常發生的， 三到四次相同事件的發生確實具有一定的資訊性（例如，很少進行人員調整的公司在很短時間內發生了三次人員調整）。但是如果情境都是由獨立事件組成， 且結果相同，那麼三到四次相同結果的發生並不是不尋常的，決策者應該儘量避免將相同結果的短期重複看做是有意義的。
第15 章相關、因果關係與控制在過去的一個月中，你發現自己頭暈的症狀出現得更加頻繁了。剛開始， 你還以為是因為自己剛剛墜人愛河的緣故，後來，你覺得可能是因為上個月看了太多的心理學書籍。但是現在，你開始擔心起來了——一位朋友告訴你，頭暈可能是大腦長腫瘤的緣故。 所以，你決定了解一下大腦腫瘤的知識。在圖書館，你發現了一篇關於大腦腫瘤的研究論文，它對醫院中250位神經科病人進行了如下的分類： 大腦腫瘤頭暈有症狀無症狀患者 160 40 無 40 10 請仔細閱讀上面圖表中的數字，然後回答下面兩個問題：（1）為了確定頭暈和大腦腫瘤之間的關係，上表中的哪些資料是必需的？（2）根據上表中的數據，你認為頭暈和大腦腫瘤之間存在聯絡嗎？ 後一個問題在心理學中被認為是“協相關測量”（covariation assessment） 中存在的問題，或者是兩個變數關係之間的測量（是否是“共同變化”的）。 儘管這樣的判斷看起來還是比較簡單（平均而言，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多雲就意味著多雨，高度越高重量越大的道理等等），但是事實上協同測量通常是比較困難的（Jenkins & Ward, 1965;Ward & Jenkins, 1965）。為了考察你是如何對這一問題進行判斷的，請參見你對讀者調查中第14題的回答（摘自 Nisbett 和 Ross，1980,p.91）。 透過上面的資料，許多入認為頭暈和大腦腫瘤之間有關係，因為在同時患有頭暈和大腦腫瘤的單元格中，病人的數量最多。有些人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正性的聯絡，因為同時出現頭暈和患有大腦腫瘤的患者以及沒有出現頭暈症狀同時沒有大腦腫瘤的患者（左上角和右下角）數量之和遠遠大於出現頭暈症狀但是沒有大腦腫瘤的患者以及沒有出現頭暈症狀但是患有大腦腫瘤的患者數量之和（左下角和右上角）。然而，這樣的決策原則通常並不能得出正確的答案； 如果一個事件發生的機率（例如患有大腦腫瘤）取決於另一個事件（頭暈）是
144 第四部分直覺與偏差否發生，那麼我們才能說這兩個變數相關。 為了確定頭暈和大腦腫瘤之間是否存在聯絡，上表中的4個資料都是必需的。我們可以比較頭暈者中與不頭暈者中患有大腦腫瘤的患者和沒有患大腦腫瘤者的比例，前者為（160:40），而後者為（40:10）。這樣的比例也表明，不管頭暈的症狀是否出現，出現腫瘤的比例都是4:1。這一結果表明，神經科的病人患有大腦腫瘤的機率是非神經科病人的4倍，而與患者是否出現頭暈的症狀並沒有關係。因此讀者調查中第14題B的正確答案是變數之間並不存在聯系。 絕大多數個體在協同測量中存在的困難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健康專家是否也會錯誤地判斷症狀與疾病之間的關係。一位來自挪威的研究者簡•斯梅茲倫德（Jan Smedslund, 1963）最早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在其中的一個實驗中， 斯梅茲倫德向護士們呈現了100張卡片，卡片上的內容是從病人的病例中摘取的。每一張卡片上包含兩部分內容，病人是否出現某種特殊的症狀（如果出現該症狀則標記為＋A，如果沒有出現，則標記為-A），以及病人是否患有某種疾病（如果患有該種疾病則標記為+F，如果沒有則標記為-F）。在所有的卡片中，有37張卡片上的標記為+A 和+F，33張卡片上的標記為-A 和+F， 17張卡片上的標記為+A 和-F，而剩餘13張卡片上的標記為-A和—F。他要求護士們根據這些卡片判斷該症狀與疾病之間是否存在聯絡，她們可以隨意排列這些卡片，以便於進行正確的判斷。根據斯梅茲倫德的實驗結果，86%的護士錯誤地報告兩者之間存在正性的聯絡，而只有7%的護士正確報告，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正性的聯絡，還有7%的護士選擇放棄，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當要求她們對自己給出的答案進行解釋的時候，絕大多數認為兩者之間存在正性聯絡的護士回答她們是觀察了+A 和＋F 出現的機率來進行判斷的。根據這些結果，斯梅茲倫德（1963，P. 165）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沒有經過統計學訓練的成人被試顯然對相關的概念沒有足夠的認識…因此只要讓他們進行統計方面的歸因，他們總是傾向於僅僅利用＋+案例的發生頻率來判斷兩者之間的關係。”儘管部分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個體在進行決策時會考慮更多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並存（如症狀和疾病都存在的情境）的情境（Arkes & Harkness, 1983:Beyth- Marom,1982; Shaklee & Mims, 1982; Shaklee & Tucker， 1980）。但是斯梅茲倫德的實驗結果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個體在判斷兩個事件的共存關係時存在很大的困難，因此他們往往依賴於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概率來做判斷（Alloy & Tabachnik,1984；Crocker,1981）。 上帝能夠滿足祈禱者的請求嗎在理查德•尼斯位元和李羅斯（1980）對“協同測量”的討論中，他們通過考慮上帝是否能夠滿足祈禱者的請求這樣一個問題來說明個體對正性事件的第15 章相關、因果關係與控制 145 依賴。許多人都認為上帝能夠滿足祈禱者的請求，因為他們曾經向上帝請求， 最後也得償所願了。這一判斷的策略只是運用了一個2x2 的列聯表中的一項， 這個列聯表有兩個維度，一個是“進行祈禱”和“不進行祈禱”，另一個維度是“得償所願”和“沒有得償所願”。為了驗證兩者之間的聯絡，我們需要了解另外三個單元格中的資訊：（1）祈禱者的請求有多少沒有得到應驗；（2）不管相信與否，沒有乞求的事情有多少發生了；（3）沒有乞求的事情有多少沒有發生（當然，這個是沒有辦法進行計算的）。 儘管這種方法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常識，但是個體往往很少關注那些沒有發生的事情（Boure & Guy,1968; Nahinsky & Slaymaker,1970）。正如尼斯比特和羅斯所指出的那樣，這就是為什麼福爾摩斯看起來在解決“銀色馬”（The Sier Blaze）疑案時是如此聰明的原因，他只不過考慮了“晚上發生在狗身上的怪事”。當巡視員報告 “狗整晚都無所事事”的時候，福爾摩斯的回答是： “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儘管狗向人侵者咆哮是很正常的，但是沒有咆哮並不是說明沒有人侵者，也有可能入侵者是狗熟識的人，因此福爾摩斯縮小了懷疑物件的範圍。 相關錯覺兩個不相關的變數給人造成了它們相關的錯誤印象，這被認為是一種“相關錯覺”（illusory correlation），首先對這一現象進行系統研究的研究者是洛倫 •查普曼和瓊 •查普曼（Loren Chapman & Jean Chapman,1967;1969;1971， 11 月）。在第一個有關相關錯覺的研究中，洛倫•查普曼（1967）在大螢幕上向被試呈現了很多不同的詞對，如意肉一老虎。螢幕左側的單詞總是意肉、獅子、花或者船等等，而在螢幕的右側總是出現蛋、老虎或者筆記本這樣的詞。 儘管左邊的詞與右邊每一個詞配對出現的機率是一樣，但是平均而言，被試報告當左邊出現“票肉”時，有47%的可能性右邊出現“雞蛋”，而當左邊出現 “獅子”時，右邊出現“老虎”的可能性最大。人們認為這些在語義上存在聯系的詞之間存在著正性相關關係，但是實際上這樣的相關關係並不存在。 在另一個實驗中，查普曼（1967）對活躍在臨床第一線的心理醫生進行了調查。研究者寫下了六類不同病人的簡單描述，並要求醫生判斷這些病人在畫人測驗（一種非常流行的診斷測驗〉中的表現。總體而言，醫生體現出了很強的一致性。例如，91%的醫生都認為多疑的患者通常會畫一個巨大的或者反常的眼睛，82%的人認為對自己的智力產生懷疑的患者會畫一個巨大的或者反常的頭部。但是事實上，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畫人測驗中存在這樣的模式。這種相關關係完全是一種錯覺——是臨床中刻板印象的結果。 查普曼（1967）同樣向大學生呈現了相同的實驗材料（這些學生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畫人測驗），對病人的描述和患者所畫的圖形之間也是隨機進行匹配
146 第四部分直覺與偏差的。儘管實驗材料之間進行了隨機的匹配，但學生們卻表現出了與心理醫生同樣的相關錯覺（例如，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認為多疑的患者通常會畫一個巨大的或者反常的眼睛）。在另一個實驗中，查普曼（1967）允許被試在連續三天的時間內閱讀相同的實驗材料，或者給被試提供20美元以提高他們的正確率， 希望考察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還會存在相關錯覺。實驗結果是，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相關錯覺依然非常強烈。另一些研究者證實，即使經過了很好的培訓，相關錯覺依然很難消除（Golding & Rorer, 1972）。 最後，在一個可能是查普曼所進行的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實驗中（1969）， 他們要求32位心理醫生使用羅夏墨跡測驗來診斷男性同性戀者（在20世紀60 年代，許多心理學家認為同性戀是心理疾病的一種——這種觀點現在已經不再得到大家的認同）。這些心理醫生觀察了大量男性同性戀者的羅夏墨跡測驗結果以後，認為相對於其他男性而言，男性同性戀者更加傾向於將墨跡解釋為： （1）臀部或者是肛門，（2）生殖器，（3）女性打扮，（4）性別模糊的體態， 以及（5）同時具有男性和女性特徵的體態。事實上，這些反應與同性戀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絡。另外，在32位心理醫生中只有兩位提到有兩種墨跡的解釋與男性同性戀之間存在共變的關係（將墨跡描述成獸的圖形或者是半人半獸的圖形）。根據這些結果，查普曼（1969）認為絕大多數的心理醫生是基於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而形成了這樣一種相關錯覺。你可以檢視一下你對讀者調查中第18題的回答，以確認你是否也形成了類似的相關錯覺。 儘管形成相關錯覺的原因還不是十分明瞭，但是絕大多數的理論家將原因歸結為易得性直覺和代表性直覺。易得性直覺的解釋是這樣的：相關錯覺的產生是因為明顯的或者突出的配對（例如燻肉一雞蛋）更容易進入我們的記憶， 因此會高估它們出現的頻率（McAuther，1980）。代表性直覺理論的解釋是認為主要是因為一個事件可以成為另一個事件的典型代表（例如，某種墨跡解釋可以被認為代表了男性同性戀）。這兩個解釋都得到了大量研究結果的支援 （Mullen & Johnson,1990），可以解釋大量的相關錯覺。 無法識別的相關與觀察到根本不存在的相關相反，我們可能會對一些現實存在的相關視而不見—這一現象可以被稱為 “無法識別的相關”（invisible correlation）。相關錯覺產生的原因通常是由於期望兩個變數之間存在關係（Hamilton & Rose， 1980），而無法識別的相關主要是由於個體缺少這樣的期望。由於缺少對兩個變數關係的期望，那麼即使兩者之間存在很強的聯絡也可能被忽略。 與相關錯覺相比，無法識別的相關則顯得更加普遍，而且可能導致複雜的結果。例如，直到最近，吸菸與肺癌之間的相關關係才得到確認，對大多數的美國人而言，肉類的消費量與結腸癌之間的相關關係至今還沒有被人們所認第15章相關、因果關係與控制 147 識。 關於人們在識別正性相關時存在困難的一個最為綜合性的研究來自丹尼斯•詹寧斯等人（Dennis Jennings,Teresa Amabile， & Lee Ross, 1982）。詹寧斯等人給大學生三組不同的資料系列，第一組資料包含10對資料，第二組數據包含10個不同人的身高和柺杖的長度資料，而第三組資料包含10個人讀一個學母表中的一個字母和唱一個音符（在最後一個序列中，這兩個變數的價值在於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置以及音符的長度）。在每一組資料中，成對資料的相關係數在0（完全沒有線性相關）和1（完全的正性相關）之間。要求學生判斷每組成對資料的相關係數是正性還是負性的，它們相關的程度如何（使用 0到100的量表，而不是0到1）。 實驗的結果顯示，直到資料的相關值達到0.60或者0.70（相對較強的相關）的時候，學生們才認為兩組資料之同存在正相關。當變數之間的相關在 0.20 到0.40之間的時候（研究表明人格特質與個體在具體情境中的行為之間的相關值也大致在這樣的範圍），學生在100點量表上的評分只是在4到8之間 —-幾乎等於零相關。只有當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達到0.80以上的時候，學生在100 點量表上的評分平均為50，而對於1.00的相關，學生的平均評分也沒有超過85。換一句話講，對於許多學生而言，他們沒有辦法識別中等強度的相關關係；同時傾向於將很強的相關關係視為中等強度的相關。 正確判斷為什麼人們在判斷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關係的時候會存在如此多的困難呢？讓我們以協同測量中的一個典型的關係為例，考察其中的複雜性。該問題就是創造性與智力之間的相關關係。珍妮弗 •克羅克（Jennifer Crocker, 1981） 在她關於協同測量的研究綜述中，總結了判斷相關關係的六個步驟： • 第一，你需要了解哪些資訊是相關的。例如，你是否僅僅需要考察創造力與智力同時具備的情況，或對於缺乏某一方面的例子是否也需要考慮在內？這樣的測量是否僅僅侷限於成年人？美國人？還是著名的藝術寨？ •接著，你需要在你考慮進行考察的人群中抽取一部分的樣本（如果可能的話進行隨機抽取）。這是一個觀測，或者稱為“資料收集”的階段。 •第三，你必須對你觀測到的現象進行分類和解釋。哪些可以歸結為創造力？哪些可以歸結為智力？測量的結果是一個連續體還是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別？ •第四，你要牢記你的分類標準，並依此來估計符合事件和不符合事件的發生頻率。 •第五，這樣的估計必須用一種有意義的方式來進行整合。我們可以使用統
148 第四部分直覺與偏差計公式來對頻率估計進行整合，但是斯梅茲倫德（1963）的研究發現， 人們通常還是傾向於使用非正式的策略。 • 最後，你需要根據整合的結果來判斷是否存在相關的關係。 沒有辦法排除在以上的六個階段都可能出現的偏差，因此人們在判斷相關關係時存在各種各樣的困難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決策者在進行觀測時很少使用隨機樣本，而是進行高度選擇性的觀測。正如我們在第3章中所討論的， 決策者的記憶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偏差，許多這樣的偏差可以使相關關係的判斷變得更加複雜。事實上，正是因為這些偏差的存在，個體現在的許多行為還是值得稱道的。畢竟人們還是能夠很好地觀測到他們生活中許多重要的相關關 ‘系—如學習與考試成績之間的相關，過度進食與體重增加之間的相關，種族主義音論與社會排斥之間的相關關係等等。 為什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功地判斷許多相關關係，而在實驗室實驗中的表現又如此糟糕呢？尼斯位元和羅斯（1980）給出了以下一些解釋。首先，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情境可以幫助我們進行相關關係的判斷。例如，（1）許多是完全相關或者接近完全相關，例如將手掌置於火焰上，就會有發燙的感覺，又如摁下一個開關，燈就會亮等等；（2）有些相關關係是基於非常明顯的、有區別的、動機性很強的刺激，例如暴風雲與下雨之間的關係；（3）刺激在時間或者空間上的臣離非常近，例如輕撫你的小狗，小狗就會搖尾巴；（4） 有些相關也很容易被探測到，如吃某些食物與消化不良之間的關係等。 第二，人們通常會基於某些事件來使用非統計性的接近原則，從而判斷其中的相關關係。例如，他們會選擇A事件的最具有代表性或者最極端的例子， 來判斷B事件是否發生。舉例來說，在判斷你朋友推薦的電影與你對該電影的欣賞程度之間的相關關係時，你可能就會想起你朋友以前推薦的最棒的一部電影。另外如果你希望考察不同城市的一般生活費用，你可能就會考察在每一個城市租一套兩居室房子的租金。 第三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人們不用重新去發現每一個相關關係。絕大多數的相關關係—無論是別人發現的，還是自己親身經歷的—都可能成為被認識到的相關關係中的一部分。例如，人們不必親身去了解性交與懷孕之間的相關關係，很久以前人們都已經認識到了這種相關關係，同時也成為了被充分認識的相關關係的一種。 設想一下一個個體試圖證實性交與懷孕之間的相關關係將會面臨的困難。 由於浪漫關係的許多方面都是與性行為有聯絡的，這些行為都可能成為懷孕的原因（掩蓋了其與性交之間的聯絡）。例如，親吻、拉手、睡在一起或者感覺愉快可能被誤認為懷孕的原因。許多身體變化也可能成為懷孕的原因，例如惡心、體重增加或者情緒不穩定等等。事實上，由於浪漫關係也可能在幾個月後中止，因而停止性交也可能成為懷孕的原因之一。試想一下這樣的信念可能引第15章相關、因果關係與控制 149 起多大的災難！* 因果關係兩個變數之間存在相關關係並不意味著其中的一個事件是另一個事件產生的原因—如果是這樣，親吻就可能導致人口的過度增長。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常常將相關關係和因果關係等同起來。例如，圖15.1中的廣告就在暗示購買一個打字機就有可能提高一個人的學業成績，但是對於這樣一種相關關係 （如果確實存在這種相關關係的話）還存在著很多不同的解釋。購買了打字機而獲得了較高的學業成績的學生來自比較富有的家庭，而這樣的家庭對孩子的寫作更為關注；或者是購買打字機的學生比其他學生有更高的學習動機。可能有無數的原因可以解釋購買打字機的行為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相關關係。 同樣的武斷推論來自最近廣告業自身的一項推廣活動。在《紐約時報》 （1990，8月26日）的整版報道中，美國廣告協會認為“做廣告可以使你的投資回報率加倍”。這一論斷的證據來自下面的幾個相關關係：“比競爭對手投人更多廣告的品牌的投資回報率是32%，而比競爭對手投入較少廣告的品牌的投資回報率僅為7%。”即使這樣的證據是真實的，也不能證明廣告的投入與投資回報率之同的因果關係。因為可能是由於只有利潤率較高的企業才能夠負擔高額的廣告費用，如果是這樣的話，正是財務上的成功才導致了廣告的投人，而不是相反的關係。 正如相關關係並不能證明其中的因果關係一樣，因果關係也不能保證一定存在很強的相關關係。希勒爾•艾因霍恩和羅賓•霍格思（Hillel Einhom & Robin Hogarth,1986）將認為因果關係一定導致相關關係這種想法稱為“Causalation"。在他們針對這一現象的討論中，他們讓讀者考慮下面的虛擬分類： 性交是否總計是 20 5 25 懷孕否 80 95 175 總計 100 100 200 非常奇檉的資料是竟然有5對懷孕的夫婦報告沒有進行性交，可能的原因是他們的記憶出現了偏差，或者他們撒謊了等等。 * 這樣的一種困惑並不是像看起來那樣牽強。在早些時候，生了雙胞胎的婦女通常被認為具有通好的行為；而生下嚴重畸形嬰兒的婦女則被認為進行了人獸性交（Ives， 1970）。
150 第四部分直覺與偏差 In an independent survey of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nstructors, fifty percent agreed： STUDENTS WHO TYPE USUALLY RECEIE BETTER GRADES. For ycars,we at Smith- Corona have believed that typing can help students do betler. But even we were impressed when we learned that half of the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nstructors agreed: typing docs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spelling: tyPing docs help stuimprove Lheir punctuation： typing does help students organize their thought and that studenis who Iype usually •.receive belter sgrades. （Though the student's ability and the subject being iaught are factors, hifiy percent of the instructors agreed .. siudents who type usually receive betler gradcs.） If there is a student in your family. wouldn't this back-to-school time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lo purchase a yprwriter. The one W sweBC is the eleciric portable shal le Bein% used more than any other, The Smith-Corona Cartridge Ribbon Typewriier： This portable allows students to change Hbbons by simply snapping in a cartridge. And in addition to our black fabric nibbon in a cartridge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color cartridges students love lo use for emphasizing ihoughis.A correetion cartridge thal allows students to corect emors in less time than it takes you to read this sentence. And a carbon film cartridge that makes type from our portable look like type from more expensive executive typewriters. The carbon hilm cartridge is ideal for term papers and reports. And we think you should also know that the Smithh-Corona Cartridge Ribbon Typewriter is engineered to the same standards of durability. performance, and design that have made our typewriters Number One on campus - beforeour cartridges cver came along. SEND FOR A FREE SYNOPSIS OF THIS SURVEY. Smith-Corona has prepared an casy t0 read svnonsts ot Typing and.Improwed ACA.dCmLG Performance an indepondent survey of 400 high school and colIege instructors by Crossley Surveys, Inc. For your free copy, see your Smith： Corona dealer or send a self-addressed envelope 10 Smith-Corona, P.O. Box 81.G.P.O.New York,N.Y. 10001. c SMITH-CORONA SCM CORPORATION 圖 15.1 相關關係因果關係（Courtesy Smith - Corona） 就上表的資料而言，性交與懷孕之間只有中等程度的相關（只有0.34）。如果基於這樣的相關係數，一個不是很瞭解相關概念的個體很可能推測性交並不是懷孕的真正原因。相反，他可能將懷孕歸結為其他相關係數更高的因素，這裡存在的邏輯偏差就在於性交能夠導致懷孕並不意味著性交要與懷孕有很高的相關。因果關係並不意味著兩個變數之間一定存在著很高的相關。 正面，我贏了；反面，那是隨機事件人們進行的最基本的協同測量—一對於人類的生存以及自身而言都是最關鍵和最重要的——是人們對於其行為與行為結果的判斷。無論是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形式，行為與後果之間的關係在心理學的理論中都佔據了中心地位，無論是因果歸因理論（Kelley,1967，1971），還是對自我效能的認知（Bandura， 1982，1986），內外控理論（Lefcourt.，1982）或者其他的心理結構，關注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