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氣球娃娃漂浮在空中，上面寫著“小靈通”三個大字。這些氣球在位於中國西北內陸城市蘭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它們吸引了數以千計的人們湧向氣球下的商場店鋪。 人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蜂擁而至。是另一種能讓他們的小孩更加聰明機靈的產品麼？是新的學習機？又一種能讓學生注意力更集中的靈丹妙藥？ 都不是——但是和它們一樣好。充氣滿滿的小靈通娃娃們向人們介紹了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行動電話。這個擁有三百萬人口的黃河上游城市仍在破落的工業中掙扎，這裡的居民們在家裡安不起電話，更不用說加入中國的手機大軍。但是小靈通承諾可以讓中國人民彼此溝通，而其資費比國內的另外兩家移動運營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便宜百分之八十。焦急的客戶們在長長的隊伍中推搡擠擁，等待著拿號入網。 他們的喜悅很短命。2000年8月，就在小靈通在蘭州開始業務的第二個月，市內的電話系統出現了故障。中國移動在全國的使用者無法打通蘭州小靈通使用者的電話。然後蘭州的市民用他們家裡和辦公室的電話也打不通中國移動使用者的手機了。中國聯通的使用者笑了。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遭遇。 蘭州的電話大戰第一次把置身幕後的中國政府電話公司之間的官僚爭鬥推到了臺前。這件事登上了《人民日報》的頭條，讓中國的“電信沙皇”吳基傳大為震驚。中國的電信系統還沒有準備好。它還需要在等幾年，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下讓全中國的每個邊遠山村和繁華都市都覆蓋在最先進的網路之下，幫助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大國，維護共產黨的權力。自從吳基傳六年前成為中國電信部的黨委書記以來，建立中國的電信系統並置之於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便成了他畢生的使命。現在，身為資訊產業部部長的吳基傳控制著一切：電話網、網際網路、有線電視骨幹網、計算機和電話製造、以及軟體的開發和使用。這個行業的發展是如此之快，有時候吳基傳一個禮拜就制定出新的政策法規，而沒過幾天又對其進行修改。在全世界範圍內，吳基傳所說的話之於技術媒體就如同阿蘭格林斯潘所說的話之與金融媒體。 這對於一個湖南農家小孩來說並不壞。 但吳基傳很生氣，因為蘭州的電話大戰讓所有人都知道了中國的電信世界不再聽從他的命令了。中國的技術公司都忙著在國內外上市，他們從股市上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限制了他左右事務的能力。全世界最大的十幾家電話公司都把錢砸到了聯通身上，利用著吳基傳建立起來的政策圍牆中的漏洞，他本來指望透過這樣的政策圍牆把外國電信運營商擋在中國之外。而在國內，強烈的創業激情和大量的國際資本則在撕裂吳基傳精心規劃的有序競爭體系。市場已經超越了他，並開始拖著他前進。 吳基感測到進退維谷。他本應該像一名電信大亨那樣思考，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是他還承擔著政府賦予自己的使命，那就是為全中國的每個角落的人民帶來統一的、用得起的電話服務。 可惡的市場。它甚至能破壞最完美的計劃。 概述中國政府的傳統習慣就是制定宏大的社會主義目標，其目的就是要趕超西方社會，因此在經濟改革的年代，政府成為了一架龐大可畏的計劃機器。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動力當然來自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勤勞吃苦，然而他們通常是沿著中國的計劃者所指定的道路前進。在改革年代，幾乎所有的中國高層領導人都是工程師出生，很多人都曾在莫斯科接受過培訓。他們喜歡左右他人，制定計劃。在蘇聯影響下產生的五年計劃曾經用來協調整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現
102 在它成了中國實現其全球經濟地位的規劃藍圖。自從鄧小平在1978年把經濟改革作為黨的核心信條以來，中國每過五年就會制定一份目標遠大的計劃，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改造成全球化的經濟大國。有一些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完全現代化的工商業部門，如鋼鐵、化工、矽晶片和汽車。其它計劃則是為了建立基礎設施，包括十數家現代化機場，一系列深水港口，規模巨大的高等院校，鐵路，橋樑和住房。其規模超出想象。在過去十五年中，中國投資了近三千億美元鋪設了五十萬英里的道路，包括在中國大地上縱橫交錯的兩萬多英里的高速公路。 監督這項擴建工程的是共產黨官僚中的精英階層，他們的任務就是建立工商業和基礎設施。他們的目標往往非常資本主義化，因此你也可以稱他們為“商業官僚”。在他們中間，一度的電信沙皇吳基傳因為他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而鶴立雞群，一覽眾人小。自1993年起的十年間，中國電話的裝機量增加了五億部，而當吳基傳剛上任時，全國只有三千萬部電話。他推動了中國電話系統的進步，50年代的老舊的撥號電話變成了覆蓋全國的先進複雜的行動電話，甚至是保姆和建築工人都承擔得起。中國的電信系統是全世界技術上最先進的，它支撐了國內電信和電子行業的發展，為數百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並在形成其自身的全球技術標準。在這個觸及全社會每個人的產業中，吳基傳是政策制訂者、 競爭對手、協調人，也是育嬰保姆。 看吳基傳如何計劃並建設中國的電話系統，我們能發現中國體制的運轉方式。和其它行業一樣， 吳基傳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勸說外國人提供技術、資金和培訓。他監督著中國改革時代中最為龐大的淘金潮。然而他也必須學會如何與市場相處，其中最起碼的是國際證券市場，他們要求從中國上市公司身上取得高回報，激勵中國企業家和技術人員之間的激烈競爭。 這是一個講述在計劃和市場之間掙扎的故事。即便吳基傳有著巨大的政治權力和錯綜複雜的計劃，他依然無法阻擋一批年輕的大陸中國人利用他們在美國大學和貝爾實驗室學到的經驗和知識創辦 UT斯達康公司，並在全中國推廣吳基傳曾一度否決的技術。UT斯達康和吳基傳的戰爭講述的是如何協助官員把政策路線轉向你的方向，從而保持站在正確的政策路線上。為消費者提供一件好的產品和合適的價值定位，可以征服甚至是最堅定的計劃制訂者的目標。UT斯達康的戰略正是來自於毛澤東的革命指導：“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敵疲我打。” 誘餌和交換機吳基傳28歲時成為了郵電部的一名初級工程師，這是當時中國唯一的電信部門，該部門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並維護有效的電信網路，為黨中央和全國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密切溝通提供保障。20多年中，吳基傳在部供應和物資局中得到提拔，他的決斷力、條理性和對新技術知識的孜孜以求贏得了大家的讚賞。1982年，領導派他去中央黨校學習，預示著他將成為未來的領導人。兩年後，他被破格提拔為郵電部副部長。更重要的是，他還被任命為郵電部的黨委書記。那是1984年，吳基傳47歲。 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的電話系統是極為重要的國家安全工具。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吳基傳和他在郵電部的同事接到任務，要建立世界一流的電話系統，同時培養中國自己的電信技術和製造知識。中國的電話系統此時的目標是傳播繁榮。吳基傳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使用了最基本的中國式經濟發展模式：引進外國資金、專家和技術，但禁止外國人擁有任何行業關鍵領域，同時建立國內的生產製造基地和供應鏈。他仔細研究測試各種新技術和業務模式，然後審慎地選擇最適用於中國的。 他的目標是中國人擁有整個系統，從裝置製造到智慧財產權。 為了實行這一宏偉計劃，中國官員首先尋求來自AT&T的幫助，這家美國大公司是著名的貝爾實驗室的發源地。中國人允許AT&T有機會在中國建立第一家制造電信交換機的合資工廠。一個交換機就等於一條電話線，而中國計劃將在全國鋪設數千萬條新電話線。AT&T當然會一把抓住這個機會。 但是AT&T隨即陷入了法律訴訟的泥潭，最終在1984年被拆分。此外，合資工廠意味著要將先進的技術製造流程轉入依然處於冷戰技術出口禁令的國家，AT&T公司高管對此也頗為擔心。他們提出在中國的合資工廠生產上一代的交換機，遭到了中國人的斷然拒絕。要麼是最先進的技術，要麼就別
103 幹，他們說。中國後來又找了日本。日本人在模仿並改善西方產品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技術，但是他們也很謹慎。他們知道中國正在研究他們的發展模式，日本公司不願意把他們的技術交給中國人去模仿。 最後的解決方案來自臺灣。臺灣當局的壟斷性電信運營商強迫外國公司在臺灣建立製造工廠，才允許對方在島內出售交換機和其它電信裝置。中國找到了一名聰明、殷勤的麻省畢業生毛渝南擔任自己的顧問，當時毛是IT&T在臺灣工廠的一名高管。1983年，毛在上海成功組建了上海貝爾，合資方包括比利時IT&T（後來被阿爾卡特收購）、比利時政府和郵電部的裝置部門——郵電工業公司，後者持有合資公司60%的股份。在工廠建設期間，中國的電話系統依然很古老。邊遠地區的電話交換仍然由人工完成。撥打長途電話必須預約。只有最高領導人的家裡才裝有電話。中國最大城市上海也僅有十萬名電話使用者。 上海貝爾的成立點燃了中國電信業的燎原之火。交換機一下生產線，就以極高的溢價飛入市場。 摩托羅拉、北電、諾基亞、愛立信、西門子和NEC都爭先恐後的銷售各自的裝置。中國人驚喜地發現外國政府有一些出口資助計劃，它可以很好的加以利用。很快，中國政府就指定了一項標準政策，即任何想要出口裝置到中國的供應商，必須隨銷售捆綁政府的出口信用擔保和長期低息貸款。但是1989 年發生的TAM事件讓中國成為了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這樣的資助形式自然就行不通了。由於當時中國的外匯非常緊缺，上海貝爾的銷售收入急劇增長，因為公司可以接受客戶的人民幣付款。 中國公司在政府的資助下學會了基礎技術，技術交換機的價格便一路暴跌。外國廠家的產品主要銷售到大城市，而新興的中國廠家則把產品銷售到城市周圍的郊區。到1994年，外國公司銷售的交換機每條線價格為120美元，而中國公司的銷售價格是45到60美元。更糟的是，外國公司銷售的產品設計過於複雜，定價過高。價格壓力，再加上國產化的要求，使得大部分外國公司把電信裝置製造挪到中國，成為新的中國政府企業的合作伙伴。 培養競爭對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第一臺交換機賣到中國的時候，就促使了這種合作關係的產生。吳基傳時任郵電部黨委書記，他推行非常嚴格的法規，要求外國公司培訓國內的電信工程師。所有銷售到中國的電信裝置必須配套人員培訓計劃。起先，當中方購買少量交換機的時候，外國公司必須根據合同的美元價值來提供一定天數的培訓，這逐漸成為了一種標準。隨著交換機銷售量的增加，培訓需求很快就陷入失控。愛立信公司曾計算，其中方合作伙伴的每名管理人員和技術員工都要花一個月時間在海外進行培訓，其中包括交通、食宿以及其它開銷。有一些培訓人員在海外逗留的時間超過六個月甚至更長。公司很清楚，它們在培養未來的競爭對手，但難道還有別的選擇麼？這個市場的增長是如此之快，有著如此之大的潛力，讓人無法對之視而不見。錯過中國會影響到公司的全球競爭力。 各大企業都在全中國兜售它們的裝置，吳基傳和郵電部領導擔心由於裝置的不相容，可能在技術上造成混亂。他們還想制訂法規，明確本地化的生產要求。1989年8月，郵電部說服國務院透過了一項政策法規，即第56號令。該法令規定中國企業未來必須從德國西門子、法國阿爾卡特、日本NEC公司購買裝置，這些廠家在中國都設有生產交換機的合資工廠。這一命令把AT&T徹底擋在了中國的交換機市場之外。 中國既不會原諒，也不會忘卻。中方官員一直都在提醒AT&T高管他們錯失良機。更糟糕的是，80 年代安裝在中國內陸城市武漢的AT&T交換機技術故障不斷，這是AT&T低估了電話容量的增長速度而導致的。競爭對手很快就散佈流言說武漢的交換機上裝滿了“竊聽器”，這是美國情報機構安裝的竊聽裝置。話就這麼說出去了：不能信任AT&T。 AT&T意識到了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公司重振旗鼓，決定透過誠意和友好來彌補愚蠢的商業決定。 AT&T可不是小打小鬧的公司。為了建立政治上的友好關係，公司啟動了一項針對中國官員的龐大的高層管理培訓專案。公司和國家計委合作，派了將近五十名左右在仕途上頗有前途的中國官員前往美國
104 進行為期一年的大學培訓。此外，公司還從全國電信部門中選出大約七十名前途可觀的年輕幹部參加一項培訓計劃，包括大學課程以及在貝爾實驗室和AT&T其它部門進行在職培訓。這些新的培訓計劃已經超出了在中國銷售電信裝置所要求提供的內容。戰略取得了成功，AT&T在中國電信官員和技術人員中播下了大量的友好之種。 AT&T還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源來挽回第56號令的損失。公司的大量遊說活動，很大程度上催化了 1992年美中市場準入協議的簽訂，在該協議中，中國保證將在五年時間內取消大部分的進口配額和其它市場壁壘。這一協議等於是宣佈了56號令的作廢，但是此時市場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固話系統市場中交換機業務的高額利潤在消失。現在的利潤將來自為中國建立一個移動通訊網路。AT&T再一次被技術標準絆倒在地。中國選擇了歐洲的手機標準，而不是美國的。 貝爾小子當AT&T還在為立足中國而艱難前行的時候，公司有名的研究部門貝爾實驗室也在為保持通訊技術領域中的領導地位而苦苦掙扎。研發專案堆積如山，實驗室開始引入所謂的“顧問”工程師來承擔具體的專案工作。他們是臨時工，公司可以在專案開始或取消的時候很快的招來或解聘。 薛村禾就是顧問之一。他剛在1984年從上海移民到美國學習計算機工程。薛並不想一輩子都從事研發和工程工作。他想賺錢。有一天他從實驗室的辦公桌上抬起頭來，突然意識到離自己最近的賺錢機會就在自己的周圍。貝爾實驗室需要一個外部合作伙伴幫助實驗室招聘並篩選其它的“顧問”工程師。薛村禾就可以做，但是他還得有個幫手。他要找一個即懂得電信技術，還充滿精力、有著創業本能、具備優秀的處理人際關係能力的人，他遇到了一名來自北京的電信工程師，他叫吳鷹。 如潮水般湧入美國的中國學生都出奇的勤奮進取，但吳鷹無人能及。當他還在北京工業大學擔任助教的時候，他就經常熬夜加班，晚上11點保安鎖上教學樓大門之後，他還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工作， 簡直要把保安逼瘋了。每天保安都能看到他在半夜1點或2點從教學樓的窗戶裡爬出來，在第二天上課之間回家睡上幾個小時。吳鷹的頭腦、勤奮以及他能說英語這點為他贏得了在斯坦福大學學習這一令人垂涎的機會。但他選擇了新澤西理工學院，那裡可以提供他助教的機會。1985年，吳鷹揣著30美元來到了新澤西。他在一家中餐館打工掙生活費。1987年吳鷹畢業，他進入貝爾實驗室工作，同去的還有他的電信工程師太太。他們買了房子，車子，開始融入美國的生活。但是吳鷹並不開心，他只不過是一家大企業中的又一名研究人員而已。在學校的時候，吳鷹曾在一家由貝爾實驗室工程師們創立的小公司中兼職，他也是那裡的唯一僱員。他的工作是協助設計一個用於水電氣設施的儀表自動讀數系統，這個系統可以透過一條電話線自動獲取讀數。產品本身很好，但是無法實施，因為這會減少工會的就業機會。但吳鷹不在乎這個。他發現自己其實非常喜歡創業。 1990年底，薛和吳鷹會面談了兩個小時，握了握手，隨後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公司，斯達康產品公司。起先，吳鷹和薛都繼續全職在貝爾實驗室擔任顧問工作。晚上的時候，他們就在薛家的臥室外間面試和篩選工程師。業務很快就起來了。吳鷹看人非常準。貝爾實驗室非常欣賞斯達康公司推薦來的工程師，他們要求公司提供更多的人選。吳鷹推薦給實驗室的工程師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和印度。不到一年，吳鷹就離開了實驗室，開始全職在斯達康公司工作，同時他也開始尋找新的商業機會。他尤其想回到裝置工程這一行業。 吳鷹的太太回了一次國，她告訴自己的丈夫中國有著無數的機會。於是吳鷹回到中國親自進行了考察，他當即決定立刻搬回國內，留下薛村禾處理和貝爾實驗室的業務。很快，吳鷹就開始在全國各地跑，銷售AT&T的辦公室電話系統和摩托羅拉的中繼系統，同時他還密切關注更大的市場機會。他決定為中國電話網路設計一套獨特的計費系統，能夠讓持有簽帳金融卡而非信用卡的中國消費者透過他們的簽帳金融卡繳納電話費。 1995年，吳鷹和Shey把他們自己的公司和Unitech電信公司合併，後者由陸弘亮在加州創立。陸弘亮是臺灣人，在日本長大，後移居美國。新公司名為UT斯達康，它為Unitech公司提供了急需的中國市場人才，也為斯達康公司帶來了強大工程和管理資源。新公司的目光直勾勾地盯上了中國市場。
105 有計劃的人年輕的中國電信創業者們在美國學習、開辦自己的公司，吳基傳則在中國讓自己躋身最有權力、 最令人生畏的官僚行列。1990年，共產黨提拔吳基傳擔任河南省委副書記。但是吳基傳是一名電信工程師，讓他在地方政府閒坐，看著全國的電話系統在自己於八十年代頒佈的政策下建立起來，這讓吳基傳很不安。他想要回到電信行業，那才是他的舞臺。1993年，透過努力，吳基傳終於讓自己重被召回北京，並被任命為他的老單位，郵電部的一把手。 等到UT斯達康在加利福尼亞成立，吳基傳在北京已經風光無限。在1991到95年的五年規劃中，政府制定了宏偉的目標，要把全國的電話容量從一千萬條線路增加到三千五百五十萬條線路。然而，等到1995年底，中國的交換機容量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八千五百萬條線路，整個電話系統政府一共投入了三百億美元。有那麼多的銀子在裡面，不難理解那些外國電信公司的老闆們為了要討好吳基傳， 會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後一片廣袤的處女地。 吳基傳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人們要求他開放中國的電信系統，引入競爭，擴大外國投資。但是他說服了高層領導人，電信系統是一塊國有資產，必須完全由他的部門來控制。吳基傳是當代中國的產物，他是一名對現有體制堅信不移的愛國者。他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就是李鵬，後者和吳基傳一樣也是一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也堅信政府需要對電話行業進行壟斷。 外國老闆們都覺得吳基傳很有風度、幽默，但也完全難以捉摸。當他們和他交談時，他會直視對方的眼睛，但面無表情。他用中國格言或反問來回答別人的問題。 什麼時候開放市場？ “你早飯還沒吃就要討論午飯的問題？” 吳基傳會親自把客人送出自己的辦公室，面帶笑容，開著玩笑。當他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翻開會議記錄時，他們會發現吳基傳其實什麼話也沒有告訴他們。他用空洞的保證讓他們感覺良好。 吳基傳有著一名優秀CEO應具備的一切品質。和把所有權力都緊緊抓在手中的大部分中國官僚不同，吳基傳信任他的下屬，只要他們能夠證明自己的能力，他就會放手讓他們去表現自己。他也是一名難以對付的官場鬥士。他從不授人以把柄，只在看上去很好的事情上留下自己的痕跡。吳基傳親自負責他的部門對新興電信技術的研究，他總是在採用哪種技術的問題上擁有最後的話語權。他的戰略簡單而野心勃勃：用別人的錢建立全世界最大、最好的電話系統，同時為中國創造一個全新的技術行業。他知道競爭遲早都會到來，但是他希望這種競爭能夠得到非常謹慎的管理。在吳基傳的心目中， 有一個全國性電話系統，由數家運營商組成，全部由他領導，各自專注於各自的細分市場。 雖然中國的工程師和計劃者們對吳基傳的功績欽佩不已，但是更多的中國人痛恨郵電部。為了支援電信系統的鋪設，吳基傳把通話費用和裝機費用定得非常之高。人們安裝一部電話需要等上好幾個月。很多人選擇多花數百美元的賄賂來提前安裝電話。只有競爭才能把重心從工程技術和基礎設施轉向客戶滿意度和財務業績。甚至是吳基傳信任的下屬也開始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迫切希望體制能向外國投資開放。但吳基傳巋然不動，而且他有著很強大的支持者。在國務院，他辯解說如果由多個運營商管理與國際社會的資訊聯絡，國家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官僚之戰但吳基傳並沒有控制住全國所有的電信系統。一個新的網路開始出現，核心是曾身為五名中國最高領導人之一的胡啟立，他曾任政治局常委，後來由於在1989年TAM事件中反對北京實施戒嚴令而遭清洗。1993年，胡啟立被任命為電子部部長，他制定實施了宏大的“金橋”工程，透過龐大的光纜和
106 衛星系統連線全中國。其目的是為了統一全國的海關關署，防止貪汙腐敗，並把全國的銀行和中央銀行連線在一起，以便更好的控制信貸，為引入全國通用的信用卡建立信用報告體系。此外，還有一個秘密的目的是為全國的黨組織建立一個封閉的網路，一旦普通電話網實效，可以啟用它來實現內部通訊。組建這樣一個系統，為胡啟立從他所控制的研究機構和工廠之中拼湊起來的電信裝置公司帶來了商機。 但是“金橋”工程無法為胡啟立的公司帶來足夠的裝置訂單。而吳基傳又命令他的採購官員只能從郵電部下屬企業那裡購買裝置。他完全不想幫助電子部成為中國主要的電信裝置製造商。但是吳基傳對工程和裝置的關注讓他忽視了消費者，他們對服務太差的抱怨傳到了最高領導人的耳朵裡。吳基傳反覆強調他需要時間來建立基礎設施，他得到了李鵬總理的堅決支援。 胡啟立意識到他所領導的部門必須走另外一條路，才能讓他的電信裝置廠家有可靠的收入來源， 這意味著建立他自己的電信系統，給他的工廠帶來裝置訂單。否則的話，吳基傳只關心自己的供應商，而胡啟立的工廠就只能關門大吉。為了尋求支援，胡啟立轉向負責他這個部門的領導人，告訴他們建立一家競爭性電話網路的重要性，在現有的由軍隊、鐵路系統和電力部門運營的分散的網路基礎上組建一家新公司。1993年12月，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聯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即聯通。聯通的股東包括電力部和鐵道部，以及一批由不同地方政府機構組成的雜牌軍。唯一的問題就是聯通一分錢也沒有。由於李鵬總理和吳基傳的堅決反對，政府並不準備向聯通輸血。聯通全得靠自己了。 電信大亨聯通刻意地避免招聘任何電信部門的官員進入公司工作。從好的方面看，他們是吳基傳的奸細； 從壞的方面看，他們會幫吳基傳實現對公司的控制。因此，聯通從電子部、電力部和鐵道部招聘了大批官僚。趙維臣是聯通的第一任董事長，他是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老同事。在眾人眼裡，趙維臣善於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但也是一名古怪的管理人員。 地方政府官員很快就都嚷嚷著要與趙見面，他們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管轄地內成立聯通分公司，建立運營聯通的電話系統。與此同時，外國電信公司的高管們也爭先恐後地預約和趙的會面。這正是電信世界一直在等待的：另一家大型運營商，中國電信行業開放邁出的第一步。終於有機會透過股權方式進入中國電信行業。壟斷將被打破。外國電信運營商激動得找不著北，還有大批來自臺灣、 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外華人企業家，他們聞到了賺大錢的機會。 但是聯通實在還算不上是一個公司。它更多的是一個橫亙在部委之間尚未解決的分歧。幸運的是，趙維臣的領導太多了，實際上就等於沒有領導。只要他不胡來，胡啟立和鄒家華副總理就總會支援他。他的股東急切地想要從電信的淘金潮中撈一筆。他們要的是趕快賺錢，倒並不在乎怎麼賺。趙維臣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聯通要成為一傢什麼樣的公司。鐵道部最後沒能把自己的固話網路注入到聯通公司，趙維臣決定聯通將專注於建立行動電話網路。為了做到這點，他必須從吳基傳手裡挖一些頻段出來。最後是鄒副總理的一紙命令壓倒了吳基傳的反抗。 趙維臣的第二個決定是聯通要想成功，就需要像一個成功公司那樣做事。雖然兜裡沒錢，但趙維臣開始樹立聯通的公司形象，來吸引更多的錢。他聘請亨利基辛格擔任“榮譽顧問”。他收集了很多自己和基辛格、前總統老布什、參議院共和黨領導人Robert Dole以及眾多其它世界頂級電信公司的高管的照片。這些照片掛在公司的牆上，讓其它外國公司領導更有信心和這家中國的大企業做生意。 每個人都想把錢塞給趙維臣。但是他很清楚，如果聯通膽敢把一家中國電信公司的股權發給外國人，吳基傳立刻就會在國務院滅了自己。如何才能得到外國人的錢同時又不必出讓控制權？他必須儘快採取行動，不能等到外國電信公司都失去興趣。他還告訴那些湧進北京想要分聯通一杯羹的地方政府領導，如果他們能夠為當地的聯通網找到投資人，他們就可以參與聯通分公司的運營。 很快，聯通公司的老總們就變得傲慢而貪婪。支援聯通的部委官僚們都給自己帶上了“副總裁” 的頭銜。外國電信公司並不知道到底誰擁有真正的權力，他們爭先恐後地和任何一個能聯絡得上的副
107 總裁會面。聯通官僚等待著外國人來親吻他們的腳趾。在外國經理宴請的飯桌上，聯通經理們喋喋不休地討論鮑魚的厚度，以此來掩飾他們在電信行業的無知，更不用說聯通公司未來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大部分人最關心的是避免犯錯誤，這會威脅到他們各自的政治生涯。 趙維臣瞭解很多租賃和建造運營轉讓方案，中國曾在建立收費公路和其它基礎設施專案上採用過這些做法。他知道加拿大貝爾正努力傍上山東省政府一起建立聯通網路。趙維臣說服加拿大貝爾的管理層幫他建立了後來被大家所知的“中中外”電信投資結構。“中中外”的架構大致如此：外國公司與一家中國公司成立合資公司。該合資公司作為中國法人，再和當地的聯通分公司組建合資公司。在這種“中中外”合資公司的架構下，外國投資人將提供電信裝置、建立網路、培訓聯通如何運營。作為回報，外國公司將分得部分的銷售收入。在20年後，聯通將擁有這些網路。趙維臣認為這種做法簡直就是天才。每份合同還有一條條款說如果中國的政策發生改變，外國投資將轉換為股權。趙維臣很清楚這不可能，但是當然他也不會把這點告訴任何人。 加拿大貝爾的經理們自詡這是“近股權”的計劃，並說服了公司的董事會。1995年10月，在李鵬總理對加拿大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加拿大貝爾和山東煙臺市在蒙特利爾簽訂了“中中外”合資協議。 聯通的教父，鄒家華副總理出席了簽字儀式。鄒家華在簽字儀式上的照片很快就在電信業傳播開來， 成為中國中央政府批准同意“中中外”架構的證明。 雖然證據只有這一張照片，幾乎全世界每家電信公司都爭先恐後地要在中國市場分一杯“近股權”的羹。由於聯通尚未有豪華的總部大樓，因此他們在城西的談判大樓中與來者會面，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官僚們曾在這裡挑動老外鬥老外。每天，義大利人會被安排在一個房間裡，加拿大人在隔壁，澳大利亞人在對面，美國人在旁邊，還有大批臺灣和香港的未來的電信大亨們散佈在大樓裡的每個角落。這是中國發展大潮中的里程碑。在頭一年，聯通就和外國公司簽訂了三十八份意向書，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廣州建立了移動手機網路。 移動狂熱在聯通草草拼湊全國手機網的同時，吳基傳所在的郵電部在全國各地的分部也在迅速建立他們自己的系統。但是為了實現這點，吳基傳需要更多的錢。1997年10月底，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在紐約和香港同時上市，融資40億美元，比此前任何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還要大十倍。吳基傳現在不僅控制著全世界增長最快的手機網路，他還在不出讓任何實質性的控制權的前提下從外國人手中拿到了大筆的錢。這來得正是時候。吳基傳的老做法，讓外國政府資助自己的企業出售電信裝置到中國、或保持很高的初裝費和通話費來支援國內採購，已經行不通了。消費者對收費高昂、服務低劣的抱怨不斷的傳到國務院。 在上市前，中國的電信擴張曾是徹底自由散漫的做法，省級政府的電信主管部門可以採用任何方式來募集資金、建立他們自己的網路。雖然這些地方電信局在組織架構上是吳基傳的下屬，但是到底誰從法律上真正控制地方的電信資產越來越不清晰。吳基傳透過上市明確的表明，所有的電信資產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強迫廣東和浙江兩省的電信局把他們的行動電話資產注入到新的境外公司。這使得全國的電信局都意識到，他們的獨立性只在於透過創造性的辦法建立本地的電信網路，而不是擁有。就在外國投資人為他們所看到的中國電信產業邁出私有化的第一步而慶賀時，吳基傳巧妙地的強調了他對國內快速增長的行動網路的控制。 上市增強了吳基傳的政治力量。他在不出讓控制權的同時利用外國資本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在這方面他是公認的大師。這還為他在國外贏得了更多的尊重。當吳基傳出國參加電信行業會議或訪問外國公司時，人們待他如搖滾明星。公司為他安排私人飛機，在公共場合他的身邊圍滿了記者。吳基傳發自內心地喜歡和其它電信官員在一起。他喜歡招待來中國訪問的外國電信公司老總，當出國訪問時，他文雅和藹、低調謙讓，回絕很多中國官員特別熱衷的元首一樣的接待規格。他看上去就像一名普通的中國官僚，有著精心梳理過的背頭，國產的舊款西服，以及在老人中很普通的大號眼鏡。但是
108 他略帶淺色的鏡片給他抹上了一絲陰險，很多外國公司高管在他背後總是稱他為“說不部長”，兩者倒是相得益彰。 然而，吳基傳也很清楚技術和市場的力量正在日復一日的撕開他的帝國。聯通的“中中外”架構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就吸引瞭如此之多的外國投資，吳基傳不得不策略性的認可這種做法。1995年4 月，他在一次國際電信行業大會上告訴在場的國際聽眾，中國正在“試驗”某種法律架構，它能讓外國投資人透過中國電話網運營得到回報，但又不至於出讓系統的股權。1997年5月，國務院頒佈法令允許聯通可以在現有的手機和傳呼機業務之外運營固話業務，聯通在為成為合法的第二運營商的戰鬥中更進了一步。這項法令預設了部分“中中外”合資公司已經開始建立固話系統。網際網路進一步攪亂了局勢。吳基傳聽說了太多的關於新技術帶來的非法電話經營，比如說在沿海福州市有兄弟倆，他們從網上下載了IP電話的軟體，然後在自己的電器小店中向當地居民提供基於網際網路的長話業務。 到農村去與此同時，UT斯達康正在尋找適合中國市場的技術。它找到了一種名為個人手持電話系統，即 PHS。這種系統曾在日本和泰國進行測試，但是最終被否決了。個人手持電話系統實際上是一種類似於無繩家用電話的移動技術，它的傳輸距離一般在幾百米左右。這種裝置的成本僅僅是在中國鋪設的無線電話系統成本的零頭而已。UT斯達康的工程師們開始改造PHS技術，同時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請鋪設PHS系統。但是吳基傳絕不會讓一種在日本被否決的老舊技術在中國上馬。而外國廠家也不想減少自己在裝置上的銷售收入，他們支援吳基傳的態度，稱呼PHS為“日本垃圾”。 身材矮小而結實的吳鷹有著一臉傳統國畫中的僧侶所特有的絡腮鬍子，他在中國電信圈子中已經廣為人知，頗有人緣。大家都叫他“大鬍子”。雖然年僅三十六，吳鷹為人成熟、穩重而堅忍不拔。 他是人際關係的大師，但是吳基傳拒絕與他會面，甚至有好幾次在電信行業的大會上，當吳鷹試圖和他握手致意時，他都很巧妙的避開了。 吳基傳可能不喜歡UT斯達康的技術，但是公司的價值定位卻很合地方電信官員的胃口。作為UT斯達康的首席戰略設計師，吳鷹給PHS服務重新取名為“小靈通”，把它定位成針對廣大中國人民的便宜的行動電話服務。他看到的是一個擁有6.5億部電話的市場。他認為最上面的20%的中國人買得起通常的手機，而最下面的30%只關注最基本的需求。正是這中間的50%人群是UT斯達康想要的。他用最強有力的論據說服了地方的電信官員：用我的系統，你三個月內就能收回投資；用真實的行動電話系統，你需要八個月乃至更長。 劇變 1998年的前三個月，一切都改變了。3月份，吳基傳擊敗了他的對手，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資訊產業部部長，管轄著三萬四千名員工。新成立的信產部包括了老的郵電部、電子工業部、以及廣播電影電視部中的很多大部門。理論上，吳基傳成為了這片官僚世界中的首長。苦苦掙扎中的聯通現在也在他的管控之下。他的榮耀，中國電信，已經把增長最快的移動業務剝離出來成立了單獨的中國移動 （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改名為中國移動），它將在吳基傳的細心管理下與聯通進行競爭。中國電信保留了在固話業務中的壟斷地位，但是被禁止進入移動市場。吳基傳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條。 這為UT斯達康提供了展開進攻的舞臺。吳鷹找到了位於杭州郊區的餘杭電信部門，後者也想開展自己的生意。和很多其它的地方電信部門一樣，餘杭的固話線路冗餘嚴重。在固話業務中加上小靈通技術，為他們提供便宜的類行動電話服務，這將為餘杭得電話系統帶來一些收入，否則電話線空著也是空著。吳鷹宣傳說這是一種“固定電話的延伸”服務，這樣就可以繞過禁止中國電信開展移動業務的禁令，但它的的確確是一種行動電話業務，而且它的資費遠遠低於中國移動和聯通的資費。需求非常旺盛。吳鷹意識到，如果UT斯達康動作夠快，就能讓小靈通成為實際生活的一部分。就算是吳基傳本人也不能消滅這個能夠為全國人民帶來便宜、通用的電話服務的網路，這正是吳基傳自己的目標。 很快，全中國的中國電信部門就開始部署小靈通系統，吳鷹用這套系統的經濟和政治定位贏得了地方
109 電信官員的親睞。 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使用小靈通，關於它的爭論也越來越大。如果吳基傳能在國務院投入更多的精力，他本可以讓這塊業務胎死腹中。小靈通的確讓他很苦惱，因為這是在中國唯一一項未經他批准的電信技術。但他又真的不能對小靈通的價值定位說什麼，所以每過幾個月，每當有人問他對小靈通的看法，他都會說諸如“我不喜歡小靈通”這樣的話。UT斯達康的合同一再延期。但是吳鷹總是能夠讓公司裡的每個人都重新振作起來，業務得以持續。吳鷹在正確的地方、正確的時間打出了正確的一擊。他不斷的調整球門柱，始終保持在法律允許的界限之內。吳基傳在資訊產業部的很多官員都痛恨小靈通。但是吳鷹在他的身後招集了強大的後援。邊遠城市的消費者成群結隊地購買小靈通。 吳基傳降低了移動的費率，但是小靈通的價格依然要比普通手機低百分之八十，因為它是“固話的延伸”，而不是行動電話。每當UT斯達康的員工由於吳基傳在公開場合屢屢貶低小靈通而心生退意時，吳鷹就會和他們說：“我們唯一的盟友就是消費者。我們不能喪失信心，因為他們站在我們這一邊。” 吳基傳明白吳鷹是對的，因此他給了UT斯達康一定的舞臺，他自己的關注點則轉移到更為重要的問題上。中國的網際網路正在失去控制，無數的創業家在國際投資人的資助下建立成千上萬個網站，它在不斷的擴散膨脹。更令人擔心的是，聯通採用的中中外合資方式正在變成一顆已經進入倒計時的定時炸彈。 “違規架構” 吳基傳對聯通的手法可謂是官僚鬥爭中的大師級的防守反擊。1997年的日曆翻到了最後一頁，中中外架構對外國投資人來說逐漸失去了它的魅力。聯通繼續耍著把同一個專案報給多家外國公司、迫使他們無償地做市場研究和商業計劃的伎倆，但外國電信公司變得越來越聰明。很多公司還發現他們的“近股權”投資被用來為中方夥伴購買小轎車、辦公大樓，甚至是餐館。有一些中方合作伙伴在折舊費用上弄虛作假，宣稱他們需要把錢留在公司裡繼續發展，以此來逃避向外國投資人分紅的責任。 聯通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市場地位，也缺乏足夠的自我控制。它僅僅是為了作為另一家公司的競爭對手而存在，它只是一批官僚利益幫派為了在電信淘金潮中攫一杯金而成立的。 在頭一年，吳基傳對聯通少評論，少動作；他給了趙維臣董事長足夠的時間來自取滅亡。與此同時，他在聯通網路與中國的電話系統對接一事上不露聲色地一拖再拖，也阻止聯通的增長步伐。當政府高層領導人插手強迫吳基傳完成聯通和其它電話網的對接時，他服從了上峰的命令，但卻是如此之緩慢。 整個九十年代，在北京有兩位最剛愎、最固執的官僚，一位是吳基傳，一位是朱鎔基。在吳基傳擔任信產部部長的同時，朱鎔基出任國家總理。朱鎔基希望在電信行業有更多的競爭，吳基傳不希望。他們經常對著幹。但現在，他們在聯通這盤爛棋上倒是看法一致。不斷有外國電信公司的老闆們向朱辦抱怨聯通的問題。朱鎔基把這些問題都轉給了吳基傳，告訴他這是電信部門要解決的問題。 最後的救命稻草來自摩根士丹利的投行家們，他們在聯通瀕臨崩潰的前夜出現在了公司。摩根士丹利錯失了中國電信的上市，這是這家投行在亞洲幾十年裡最大的一次羞辱。他們將透過聯通來複仇。摩根士丹利告訴聯通，如果中中外架構能得到清算，那麼這家公司就可以透過海外IPO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募到難以想象的資金。這一清理方案最終捅到了政府最高領導層。1998年8月，朱鎔基宣佈中中外架構是“違規”的，下令對其進行清理。當時，投資方已經在四十六個專案中投資了進十四億美元。憤怒的專案投資人成立了一個聯通投資人小組對此事進行上訴。但最終，投資人別無他法，只能接受返回最初的投資本金，加上一點點利息。2000年6月，聯通在紐約和香港同時上市，這家東拼西湊起來的空架子公司共募集到了五十六億美元，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IPO。
110 砸田鼠雖然吳基傳的信產部王國日益膨脹，給他贏得了當之無愧的中國電信沙皇的稱號，但是他真正的權力卻開始急劇萎縮。他的工作越來越像人們在遊樂場裡玩的一種叫“砸田鼠”的遊戲，玩這個遊戲的人手裡拿著一柄橡膠錘子，面對著一張有著十來個洞的臺子，這些洞裡會隨機突然冒出一隻田鼠來，玩家就需要用錘子把這些老鼠砸回洞裡。 市場開始接手。外國和本地的資本不斷湧入通訊行業，這些錢和企業家聯姻，他們尋求的是未來上市，而不是吳基傳的批准。吳基傳開始覺得是投行家和風險投資人在運作中國的通訊產業，而不是像他這樣的工程師。政客也參與其中。吳基傳明白他不得不放棄原來控制一切的做法了，但是他依然決心阻止外資透過任何方式控制這一行業。1999年4月，吳基傳聽說朱鎔基在華盛頓與克林頓總統會面時，曾準備允許外資在中國的電信運營商中佔股50%以此來換取中國進入世貿組織的門票，他立刻威脅說要辭去部長的職務。朱鎔基的交易最後失敗了，但是美國人把他的方案細節公佈在了網際網路上。 吳基傳忙於電信行業的戰鬥，卻忽視了網際網路的發展。一夜之間，有上百萬的中國人在國際網際網路上衝浪，他們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看新聞、玩遊戲，甚至在類似雅虎的入口網站上約會。中國的網際網路產業是由那些年輕的創業企業家們建立起來的，資助他們的是英特爾、IDG、默多克、道瓊斯和一大批矽谷的風險投資家們，他們把中國的網際網路當作下一個賺快錢的機會。1999年9月，吳基傳的橡皮錘子砸了下來：禁止外國人投資中國的網際網路企業，資訊產業部將清除所有的“違規做法”。 他的法令立刻引起了反響。希望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主要的入口網站把矛頭指向了中華網，這家香港公司在國內市場上根本算不上號。但是它把自己包裝成一家舉足輕重的中國網際網路企業，從一無所知的投資人那裡融到了八千四百萬美元。一旦吳基傳的禁令得以實施，更多的海外公司將照搬這種模式，而真正在中國市場上的網際網路企業則將一無所獲。吳基傳默默地撤退了。他允許中國的網際網路企業採用類似中中外的架構，外國投資人可以在一家境外企業中持有股份。透過一系列的協議安排，他們可以在中國公司中持有相應的權利。就在吳基傳發布禁止外國人投資中國網際網路公司命令後的一年，中國的三大入口網站，新浪、網易和搜狐都在納斯達克上了市，融資2億美元。 與此同時，吳鷹和UT斯達康也在全速推進，他們在全國的中小城市中鋪設小靈通系統。UT斯達康在杭州建立了中國總部，這是第一個實施小靈通網的城市。但是把總部設在這個離上海120英里、有著六百萬人口的城市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杭州是浙江省的省會城市，有三十五所高等院校，還有一些國內最好的軟體和工程研發機構，他們都是UT斯達康的人才庫。市政府和省政府也給予了大力支援。 雖然公司主打產品——小靈通的合法性懸而又懸，UT斯達康還是於2000年3月在納斯達克實現了規模宏大的上市，共募集到1.8億美元，等同於公司在1999年全年的營業收入。上市首日，股價就翻了三倍，令全球電信界震驚。吳基傳再次抄起了他的橡皮錘子。但他還不能馬上出錘，因為他的政治靠山李鵬（現已擔任全國人大主席）當月底正好訪問了杭州。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官員帶他參觀了UT斯達康的總部，這是杭州成為全球電信技術中心的榮耀和驕傲。當地報紙刊登了李鵬的講話，他說UT斯達康的上市是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公司創始人作為回國創業的海外學子，他們的愛國行為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兩個月後，吳基傳悄悄地揮出了他的錘子，信產部發布了一份內部檔案，要求中國的電話服務供應商暫停安裝新的小靈通系統，等待技術評審的結果。當這一訊息洩漏出來後，UT斯達康的股價在兩週內跌了50%，公司市值減少了十八億美元。UT斯達康在美國和中國的官員一片沮喪。他們原以為在納斯達克上市將迫使吳基傳接受公司的電話技術。但是和往常一樣，吳鷹把這一壞訊息變成了好訊息。他告訴自己的同事說小靈通技術將被接受，因為它的價值定位無可否認。他還指出了信產部對小靈通進行技術評審好的一面。採用其它PHS系統的競爭對手將被阻擋在中國之外，小靈通獨佔整個市場。
111 吳鷹和他的同事對資訊產業部派來進行技術評審的官員展開教育，向他們展示UT斯達康的工程師對該系統做出的改進。當PHS系統首次在日本和泰國實施時，電話離基站的距離不能超過150米，而且在基站與基站之間也無法切換。而現在，通話訊號已經可以覆蓋更大的區域，而且電話可以從一個基站自動轉換到另一個基站。他們還帶著信產部官員上街，讓他們親自與客戶進行交流。 但是在滿不在乎的表象後面，吳鷹和他的同事深感不安。就連李鵬的表揚也沒有讓吳基傳和信產部退縮。透過做政府中一批支持者的工作，UT斯達康的創始人開始接觸到江澤民主席。他們並沒有得到他的親自接見，但是安排了一次會議，讓人向江介紹了公司的情況和公司目前面臨的困境。在聽完彙報後，江辦給吳基傳打了一個電話，說政府不應該對一家運營公司干涉得太深。六月底，信產部完成了評審，下結論說小靈通系統和電話可以在中國的中小城市及鄉村使用。 這對UT斯達康來說已經夠好了。雖然經歷了這場年中危機，UT斯達康在2000年的營業額依然實現了翻番，達到了近3.69億美元。但是到年底的時候，錘子又一次降臨在公司的頭上，有一名不願透露身份的信產部官員宣稱資訊產業部將收回小靈通系統所使用的頻段，該頻段將預留給“3G”寬頻行動網路。UT斯達康的客戶貌似根本沒注意到。吳鷹調整了他的政府關係戰略，他向大家展示，在西部邊遠省份部署廉價的小靈通行動電話系統，完全符合朱鎔基總理建設西部、吸引投資到貧困地區的方針。到2001年底，公司的營業額又增長了70%，達到了6.27億美元，信產部副部長也宣佈將不再收回小靈通所使用的頻段，但是對小靈通的合法性依然沒有做出任何澄清。2002年8月，小靈通已經進入三百多個城市，使用者數量達到九百萬人。吳基傳開始喜歡上這些數字了。因為他迫切需要這些小靈通的使用者來美化他的一項最新計劃，那就是準備讓中國電信（小靈通的主要客戶）於2002年11月在紐約和香港同時上市，融資15.2億美元。 舊王朝 2003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吳基傳退休了。他最後的行動就是在和吳鷹、UT斯達康的鬥爭中舉旗認輸。在大會上，吳基傳告訴記者：“政府並不鼓勵它的發展，但是它也不會對小靈通進入城市進行管制。”吳基傳說信產部將不再批准其它電信技術使用小靈通現在使用的頻段。 吳基傳的退休標誌著一個王朝的結束。他的抱負並不大，但是他的堅忍不拔和堅定信念在中國政府成公司實施其經濟發展模式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身任“電信沙皇”的年代，吳基傳為中國增加了近5億部電話，在前蘇聯設計的破舊的研發和生產體系上建立起了一個令人生畏的電信產業。他成功地把中國四大電話運營商保持在信產部的控制之下，每年的營業額達到五百億美元。他也許並不擅長管理國內市場和國內競爭對手，但是他成功地把外國電信運營公司拒諸門外，給中國企業留下了更多的時間來發展和改善國內的技術標準。他是一名很好的規劃設計師，但也是一名不稱職的裁判。 在建立中國自己的電話系統的過程中，吳基傳打造了令人稱道的電信和技術產業。中外電信企業投入了數百億美元的資金，建設製造工廠，提供數十萬個就業機會，並引入了最新的技術。中國的技術類高等學院每年畢業五十多萬名工程師。位於華中地區的大學城武漢市被改造成“光谷”，這個產業中心擁有一百五十多家行業內企業，每年拉出五十萬公里的光纜，生產各種複雜的光學網路裝置。 新時代 UT斯達康新落成的價值1.2億美元的總部大樓看上去就像一艘巨大的太空飛船，蜿蜒的小溪水在其間流過。這裡有將近五千名員工，他們可以在外面的草坪上來一場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全中國有六千五百萬名使用者使用小靈通的技術。 UT斯達康透過走不尋常之路做到了今天的規模。公司創始人相互合作，各施其能來打造公司。這在中國幾乎聞所未聞，大部分中國公司的管理層為了個人權力爭鬥不息，其文化導致的是企業獨裁而
112 非合作。UT斯達康的光環在於其管理層還有來自貝爾實驗室和AT&T的西方經理人。公司的口號是： “西方人的創新，東方人的勤勞”，它基於的想法是美國人都很具有創新意識，而中國人都很守紀律、具有創業精神。公司相信創新需要有敢於接受失敗的勇氣。吳鷹和其它管理層鼓吹說一個錯誤的決定要好過沒有決定，他們反覆的向員工講述一個有關錯誤決定的故事，說公司創始人如何在初期花了一億美元錯誤地購買了一家香港尋呼機公司，原因是他們誤以為可以把它改造成無線系統。 當分析師們開始質疑公司是否能夠擺脫單一產品、單一國家的模式時，UT斯達康作為納斯達克寵兒的日子結束了。UT斯達康設計並推廣了幾種小靈通以外的其它電信產品，但是公司的絕大部分營業收入依然來自中國市場上銷售的小靈通無線系統。它在海外最大的一筆銷售是把產品賣給了公司大股東軟銀的一家下屬企業。吳鷹相信公司的未來在於創造“創新性顛覆技術”，改善產品的核心技術， 透過高效能和降低成本來滿足市場需求。他相信中國的市場廣大，豐富多元，是培養這種的創新的沃土。當談到工程設計時，公司宣稱擁有來自東西方社會最好的人才。UT斯達康大部分的研發團隊位於新澤西、加利福尼亞和芝加哥，那裡的工程師在文化上更富於試驗和創造性的思考。是公司在深圳和杭州也有數千名工程師，那裡對產品的不斷完善和對中國整個電話網路中每臺聯結器和送話機的深刻了解緊密結合。此外，中國工程師的成本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2003年，公司在研發方面的費用為1.5 億美元。 這對你意味著什麼吳鷹和他這一代創業企業家和政府官員所面臨的挑戰即來自文化，也來自政治。透過向外國公司學習，並且有政府大客戶下著無數的訂單，中國建立了令人生畏的國有高科技企業。但外國公司在技術領域依然佔有統治地位。很多最初的電信裝置合資企業都發生了變化，外方逐漸購買了大部分或全部股權。中國出口的技術產品中有絕大部分依然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其中大部分是外商全資擁有的。 外國電信供應商看到自己的技術訣竅和技術轉移到中國的競爭對手那裡，他們也學乖了。他們會留下最關鍵的部件，甚至在設計產品的時候就留下一個核心部件，用它把最有價值的技術隔離開。中國透過反向工程建立了自己的電信裝置工業，其做法並不複雜，通常就是組裝各種配件，很多配件都可以從原公司的供應商那裡買到。關鍵問題在於軟體，以及軟體如何與硬體互動。這裡面就有專業技術了。 中國人總是喜歡指出說他們發明創造了瓷器、絲綢、眼鏡、紙張、印刷術、雨傘、船舶水密艙和火藥。 當歐洲人還在用髒手從碗裡抓食的時候，他們已經用了一千多年的筷子了。但是在政治化的資訊和思想控制的碾壓下，再加上受到儒家傳統的影響，使得今天的中國人有能力做一些創新改進，但卻無法實現創新突破。突破性的思維來自西方。中國人對硬體和各種小器件非常在行，總是能夠不斷改善現有的技術和產品。中國人在完美執行上也非常優秀。中國產生過驚人的鋼琴家、小提琴家和指揮家，但是很少有原創的作曲家。中國人在嘗試創造之前被教育學習和模仿他人。 從個人角度來講，中國的工程師非常出色，但是要他們合作就很困難了。中國人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學會管理有很多人參與的工作流程，如何達到技術研發所需要的階段性目標和過程。它不會自己產生。中國的研發很可能要經歷和製造業一樣的道路。跨國企業和來自臺灣、香港的企業在中國生產出口裝置的時候培訓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工廠管理者。這些中國管理者中後來有很多人離開並創辦了自己的工廠，並在工廠中運用從外國人手中學到的管理技能。中國的研發人才極其豐富。曾有一次學術研究估計在90年代末，大約有九千名中國博士生在矽谷工作。外國公司加快了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的步伐。無容置疑，跨國企業的在華研究中心將培養出成千上萬的中國研究人員，他們將來也會離開並組織起他們自己的研發和技術公司。 目前，在中國能獲得好處的仍然是複製別人的產品。但是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那些創造出新技術和新產品的人將得到好處。毫無疑問，中國很快也會明白這一點。
113 商業紅寶書一旦中國人發現某事可行，不必你來告訴他們對其進行運用。你要做的就是要麼讓路、要麼被碾過。 共產主義體制幫助中國的起飛，而不是相反。發展的動力來自人民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慾望和創業精神。但是政府規劃往往提供了必要的方向和專注。 你不能忽視北京，但也不要乾坐在那裡等待批文。在發展業務的時候做政治工作。最好的戰略就是避免逼迫政府決定。 中國不是一個市場，而是眾多本地市場的集合，每個市場都有自己的玩法、傳統，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方法。 最好從一個省開始你的業務，地方官員往往更具創業精神，討厭北京的控制。 他們會非常忠誠，併為你提供保護。 在中國引進一款新產品，你需要抓住最佳的銷售時機和政治時機，同時還需要超乎想象的堅持。 中國尋求最新的技術，它往往就是能在市場中取勝的最合適、最能支付得起的技術。降低價格，並針對中國專注於功能往往是取得成功的關鍵。 在中國，只要有兩家公司就能展開價格戰。 中國的國企在海外上市，其唯一目的就是獲得資金，同時不喪失對企業的控制。 法律合同就算推敲得再仔細認真，如果政治上反對，它們也很容易就變得無效。 中國不會原諒，也不會忘卻。如果外國公司違抗了他的意願，他會一直記在心中，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由於文化和政治的原因，中國只能做出創新性改進。死記硬背的教育和實施資訊及思想控制的政治體制扼殺了產生突破性發現和創造的環境。 外國公司在華設立的成百上千的研究實驗室將改變前一條的規則。就像在製造行業曾發生過的那樣，中國人將接受外國的管理做法和研究技能，建立他們自己的世界一流的研發機構。 任何在華開展業務的技術公司都必須假定他們的設計和產品在不斷被複制。 中國對智慧財產權的法律保護正得到改善，但依然不甚可靠、存有偏見。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巨大的電子產品出口工廠，但是如果中國產品盜用了外國技
114 術，它們將無法進入外國市場。 如果你被迫與中方分享技術，要把各種技術相互隔離開來，這樣你的合作伙伴就無法瞭解全域性。 保護好你技術皇冠上的明珠，因為中國的科技行業是建立在對外國產品的反向工程之上的。一種做法就是把含有最具價值的智慧財產權的部件放在境外製造。 2008/8/19
115 譯者後記 《十億消費者》一書，我大概是在豆瓣上看到的，當時是我一個做記者的同學在看的書。有一次去香港出差，在機場看到這本書，就買了下來。07年中的時候，大致看完了第一遍。接近年底的時候，產生了翻譯的念頭，於是又讀了一遍，確保沒有太多難以理解的地方，就在07年12月24日打下了第一個字。 最初翻譯的動機，並非想要出版，因為讀完第一遍，就知道這樣一本書在國內幾無出版的可能；更為純粹的動機，其實就是想練練筆。一開始的時候，只是發在我自己的個人部落格上，以一天兩節的速度更新。有Messanger上的好友反饋說天天等著看我的翻譯內容，算是一種激勵，這樣堅持了近一個月，差不多翻完了3章。 很偶然的機會，在和菜頭的部落格上看到了對譯言的介紹，這時我已經有了讓更多人看到本書翻譯的念頭（我個人部落格流量非常小，只是幾個朋友來看看而已）。於是就開始在譯言上連載。這裡要坦白當初的一個小聰明，由於當時已經翻完3章，如果一口氣全貼出來，也許無法產生足夠長的影響力，而且對我後期的持續更新也會帶來很大的壓力，因此選擇了每天貼出一部分的策略。 必須承認效果還是不錯的。這是在2008年1月20日。 3 月份以後，工作增加，而且帶孩子的責任也加大，所以無法保持最初的更新速度，中間有了很大的間斷。期間也有出版社的人在網上找到我，問我是否可以出版，讓我有些心癢，不過依然不報希望。但是這個時候，版權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了。我在網上和雷聊天，他說他有一個朋友正好認識作者，希望引見。這正是我希望的，於是去見了原書作者Mcgregor先生。溝通很順利，關於版權出版，大家也都認為這樣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很難，關鍵不僅僅牽涉到一些敏感事件，而且其中一些人物依然活躍在領導層。不過作者口頭上同意了我繼續在自己的部落格和譯言上連載翻譯，讓我多少鬆了一口氣——我原本帶著一旦作者不同意，就立刻中止在網上繼續釋出翻譯的打算去的。 此後的翻譯速度更慢了，中間一度停頓了很長時間，讓很多人著急。這期間，有兩個人對我產生了不小的觸動。一個是“都是騙銀地”，他是一名中國留美學者，在他的部落格上推薦了我的翻譯。而且他還提出給我匯30美元，作為對我翻譯工作的肯定，讓我非常意外，也非常驚喜（後來正碰到汶川地震，於是我委託他把這筆錢透過牛博網捐了出去）。另一個人是和菜頭。其實，我最初的時候，就想過讓他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推薦我的文章，但當時想得是翻完以後再與他聯絡，不過他還是在某天的部落格上推薦了。這兩個人的推薦，讓我在譯言的小組人數大為增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讀我的翻譯文字，並且催促我儘快完成最後的一部分內容。 中間還有不少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找到了很多翻譯和打字上的錯誤，並給我寫信一一指出，讓我非常感動。 正是這些讀者的推薦、期待和關注，讓我覺得自己不能再懶了，於是鼓足後勁，終於在2008年7 月21日翻完了最後一個字。 下面來談談我對這本書的看法。 對於本書的讚美之詞，我不想多說，每個推薦此文的讀者都已經說得很多了。作者有著在中國的豐富經歷和廣泛人脈，寫出了很多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故事，而且憑藉著華爾街日報記者的專業
116 功底，其視角和洞察力獨特而深刻，文筆老道而流暢。 但是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本書只是“展示”了一副中國商界的畫卷，但並非闡述和分析，雖然每章都有作者自己的觀點，但大部分也只是對一些事實的列舉，偶有驚人之語，卻缺乏更為深入的剖析和理解——當然，這比中國的財經記者們寫出來的文字，已經好上百倍。 不過就此而把此書說成“88u8小說下載”，我覺得多少有一些誇張。這本書的英文原版，我讀了三遍，前兩遍是在開始翻譯前，最後一遍是在翻譯開始後，每次翻譯前，再把計劃翻譯的內容以及前後文過一遍。第一遍讀的時候，我也很是興奮和激動，頗有一種“撥開雲霧見日月”的感覺。 但是讀到第二遍，直至第三遍，這種感覺就大打折扣。回想自己最初的感受，其實是一種“寫得真對”的共鳴而已，再深究下去，就是“我也是如此認為，現在終於有人證實了我的想法”的感受。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在乎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上網經常會找一些“老外看中國”這樣的文章或影片。究其根本的心理，其實不過是為了從他人那裡得到一種認同感 ——認同我對這個國家的看法，包括好的看法和壞的看法。我不知道別人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我自己曾經有過，一見到老外，“哈羅”之後就是問他覺得中國怎麼樣。他說好，那我高興。他說某些地方不好，如果也正是我所認為的不好的地方，於是就和他一起批評中國，非常來勁。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尋找知音的感覺，但是也多少帶有一些不自信的因素在裡面。 回到這本書，《十億消費者》的確說出了很多當前中國社會的問題，包括缺乏核心價值理念， 缺乏安全感，商業活動中的灰色地帶，政府對市場的非正常干預等等等等。但其實書中所說的這些問題，如果是一個有心人，會觀察國家大事和周圍的人與事並能獨立思考的人，都有所體會到的。 這點在讀者留言中也看得出來，很多諸如“說得太對了”這樣得表述，其實就是“餘心亦有慼慼焉”。但是對這些問題的剖析，找到根本原因所在，以及更為重要的，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內容本書涉及很少，有些則根本沒有提及。 當然，《十億消費者》已經揭示了問題，再要求作者去找到問題的原因甚至提出解決之道，也許是要求過高的。但退一步來說，對於書中的這些問題，政府和社會看到了哪些、正在採取哪樣的步驟去解決它們、以及取得了如何的進展或挫折及其原因分析，這些內容也並未涉及，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大遺憾。 此外，本書的結尾略顯潦草。無論是SOHO，還是娃哈哈，還是聯想的故事，不說分析，即便是講故事本身，相比前幾章也顯得不夠精彩，內容不夠充實，有點倉促結尾的感覺。 最後談一下翻譯本身。 我中學在外語學校度過，對於語言學習已經深惡痛絕，所以在報考大學的時候，任何語種的外語專業一律不考慮。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中學六年對如何學習一門外語的近乎殘酷的訓練，已經在我的骨子裡刻下了無法抹去的烙印。這種近乎基因的影響讓我在後來的工作和生活中，對語言的學習有了一種本能的反應。 從大學畢業到現在，我的工作總是和翻譯脫不了關係。在國家機關替領導翻譯，在公司參加談
117 判的翻譯，現在依然有大量的翻譯工作要做。既然這是我的工作一部分，那麼就要做好，如何做好？“把需要變成愛好”。我自己覺得，在這點上我做得還不錯。 翻譯是一個苦活。要能夠長期堅持，必須對翻譯有著很強烈的熱愛。我希望在譯言的每位譯者都能在翻譯中找到自己的樂趣，更上層樓。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關注《十億消費者》翻譯工作的讀者，謝謝你們的支援和肯定，讓我能夠堅持把這本書翻完。也感謝我的太太，因為她的耐心和理解，對我們的小女兒的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讓我能夠有精力和時間做這件有意義的工作。 亂翻書 2008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