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會主義的看法和我與希特勒的關係 1913年1月中旬，海軍元帥雷德爾給我在巴黎的指揮所打來電話。他告訴我，他打算辭職，準備提議讓卡爾斯海軍將軍或我作為他的繼任人擔任海軍總司令。他要我在24小時後作出答覆， 我的健康狀況是否允許我擔任這一職務。 對於他的電話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沒想到雷德爾海軍元帥會有辭職的打算。我也沒想到，希特勒與他之問會因使用大型戰艦打擊從挪威北部海區駛往俄國的護航運輸隊的問題而在1942年12 月底產生分歧。當時大型艦隻沒有取得希特勒所預期的那種戰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艦隻退役，他認為這些艦隻已失去軍事價值。 雷德爾海軍元帥對這項命令持反對態度，當希特勒堅持執行這項命令時，他提出辭職。希特勒對此也感到意外，做了一些工作，想使雷戀爾回心轉意，但無濟於事。結果只好同意他辭職。 24小時行，我告訴雷德爾，我的身體很健康，完全有能力接受海軍的高指揮權。 雷德爾提議，卡爾斯海軍大將和我都可以作為繼任者。“如果希特勒想強調潛艇部隊目前對他來說是居於首位的話，那麼選擇鄧尼茨是完全合理的”① 希特勒決定由我任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所陳述的理由在這件事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許他認為，作為潛艇部隊司令的我在大型艦隻退役問題上與他有共同的看法。② 291
在此之前，除了和所有的國防軍高階領導人一樣問希特勒作一些軍事彙報（如在“埃姆登”號巡洋艦出國訪問開始和結束時）或者奉命向他彙報情況外，我與希特勒沒有任何個人接觸。 這種彙報在1934年到1942年共有9次。海軍總司令常常為此下達命令。 現在，我自己當上海軍總司令後，我與作為國防軍最高司令和國家元首的希特勒就有了直接和經常的接觸機會。 在介紹我與希特勒的工作和私人關係以及這種關係的發展情況之前，我想先簡單談談我對當時的民族社會主義的基本看法。 我出生在普魯士。我的祖宗幾百年來一直是薩勒河口地區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襲莊園主和村長。後來從這個農民村長的家族裡也出現了福音新教的牧帥、軍官和學者。 在青年時代，我就對普魯士的歷史，尤其是對“老弗裡茨” 和自由戰爭的情況有不少了解。童年時代我就知道，我的父親，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了“威廉老國王”（威廉一世皇帝）寧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在我的家庭裡個人主義佔不了上風，而是普魯士的集體主義佔統治地位。我當了兵成為軍官後，不言而喻受到了這種精神的薰陶和感染。在我離家時我就樹立了這樣的信念，履行我的職責是頭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我從 1912年開始乘坐“佈雷斯勞”號巡洋艦在國外航行。這段時期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它激發了我的愛國主義熱情。我看到了德國美好的遠景，並把它與其它國家和民族作比較。當時我對德國內部的弱點還不甚清楚。 與每一個熱愛祖國的德國人一樣，1918年的失敗給了我沉重的打擊。 我認為帝國海軍的軍官不去過問政黨的任何政策，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圓滿地完成任務，為整個民族和人民所創立的國家服務。 軍人應該毫不猶豫地堅決執行這個原則。軍事和航海方面的 292
大量工作充實了我們的生活。不過，當時對於國內所出現的各種運動和潮流，我們還是表示贊同的。我們覺得這些運動和潮流的精神似乎與我們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們不回憶那些愛睏者、 下層人物和忠於職守者的傳統美德，不把個人的菜辱與集體相聯系，我們就不能從凡爾賽和約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就談不上恢復我們整個民族的平等和自由！ 1924年到1927年，我在柏林的海軍指揮部工作。當時我對海軍指揮部司令岑克爾海軍將軍和帝國國防部長格斯勒極為敬重。 我的工作範圍是處理與海軍有關的國內政策方面的事情和國內政策中有關抨擊海軍的問題。後來馮•施菜歇爾（後來成為將軍）領導的處專門處理海軍和陸軍中存在的這些事情。此外，我還充當過主管維護紀律和量刑等工作的軍方負責人。 我的工作範圍使我與國會及其所屬的委員會有所接觸。對於許多黨派之間的分裂、在國會決議中經常明目張膽地把黨派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體會議上為選舉而進行無休止的辯論等現象，我感到很厭煩。在國會中如何策略性地處理一些軍事問題，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歡簡單扼要、實事求是的態度，這符合軍人的習慣。但光有這些是不夠的。 從1930年到1934年我在北海海軍基地任首席海軍總參勤務軍官。 我作為首席海軍總參勤務軍官和海軍總參業務部門的領導人還負責制定防止北海海軍基地發生“內亂”的有關措施。 那幾年是中立黨派很不景氣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國會選舉中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成為第二大黨。共產黨力第三大黨，獲得450萬張選票和76個議員席位。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選舉中，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選票名列前茅，成力第一大黨。共產黨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國會的支援，獲得約89個、 確切些是100個議員席位。 這幾年，左右兩派政黨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非常激烈。始終存 293
在更大規模的動亂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陸軍和海軍的總參勤務軍官（其中包括我在內）一直為準備動用國防軍、時刻加強對軍事設施（如軍用倉庫）的防護和防止盜竊武器事件的發生而奔波。 我們多次被召到柏林的國防部，討論防讓內部動亂的有關措施。 這些措施由國防軍處處長馮•佈雷多夫上校在馮•施萊歇爾將軍的部長辦公廳討論決定。討論的題目是國防軍同左右兩派激進黨， 也就是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和德國共產黨，進行鬥爭的必要性。概括地說，這場鬥爭意味著反對德國人民的大多數。1932 年11月當馮•巴本總理阻止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和德國共產黨進一步發展而決定解散這兩個黨時，國防軍領導認，一場公開的內戰很可能會爆發。 由於力量不足，國防軍根本不可能同時控制這兩個黨派而避免發生這樣的內。馮•施菜歇爾將軍讓人把這一點轉告給了馮• 巴本內閣。 然而國防軍對內戰的態度還取決於下述事實：第三大黨，即共產黨，依然獲得選票。一旦他們掌權，這就意味著德國將向共產主義過渡。只是由於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出現，才使共產黨在前兒年直至目前沒有成為德國最強大的黨。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很可能透過一場流血的革命來奪取領導權。20年來，資產階級黨派和民主國家的首腦都沒有能夠阻止共產黨的蓬勃發展。在一場即將來臨的內戰中，國防軍不可能同時對付左右兩個黨派，因此，它必須作出決定支援其中的一個黨派。不言而喻， 這個黨決不可能是共產國際的共產黨，於是國防軍終於支援任命希特勒為帝園總理。 在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集會上，希特勒要求結束階級鬥爭，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上擺脫對外國的依賴，聯合一切力量以消滅失業，建立一個秩序並然的國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無自由、經濟蕭條、內政分裂的德國的每一個愛國公民都會擁護這些要求。希特勒提出的這些目標與軍人的本質 294
以及平時在履行這方面的職責和義務方面對軍人所進行的教育， 是一致的。我認德國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1933年上半年，我有幸到當時的荷屬印度、蘇門答臘、爪哇和巴釐以及錫蘭和印度進行了一次富有啟發性的國外旅行。 這是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每年賞賜給國防軍一名軍官的例行旅行。 我回到德國後，在北海海軍基地的管轄區內，海軍和衝鋒臥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衝鋒隊提出了一些干預國防軍合法任務的要求。雖然海軍基地司令奧托•舒爾策海軍將軍（因功而菜獲過騎土勳章）與當地的衝鋒隊隊長馮•朔萊默男爵之間進行了多次談話，但情況並沒有好轉。相反據我們所知，衝鋒隊企圖透過政變來奪取政權，並企圖透過威廉港衝鋒隊的頭目在政變一開始就把舒爾策海軍將軍及其參謀長和首席海軍總參勤務軍官（即我） “軟禁”在各自的住宅裡。在其它軍區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因此，國防軍認為，為了恢復和維持內部政局的穩定，鎮壓羅姆暴動是很有必要的。關於當時發生的一些恐怖性謀殺事件我們海軍基地的參謀軍官知道的並不比公開發表的多。當時我們的看法主要受到內閣決議的影響，該決議對所有與鎮壓政變有關的指施都作為“國家緊急防衛”措施予以合法肯定。 1934年11月，我以“埃姆登”號巡洋艦艦長的身份出國防問，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直至1935年夏這次訪問才結束。與 1933年夏相比，我的印象是，德國在國外的聲譽已有明顯提高。 特別是1935年1月13日在薩爾舉行公民表決之後，這種趨勢更為明顯。這次在國際監督下進行的表決使德國獲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 如果說以前德國與英國海軍和英國政府在開普敦的代理人之間的關係雖然是友好的，但還是有所剋制的話，那麼到1935年初這種情況可以說有了明顯的好轉。 一位英國海軍將領當著他的那些對英國政府現有措施不滿的 295
軍官們的面對我說：“我們需要一個希特勒！”而且英國對我— “埃姆登”號艦長的邀請也越來越頻繁，凡此種種都是德國威望提高的結果。1935年3月16日我在國外聽到了關於德國國防主權的宣告，這個宣告對於進一步提高德國的聲望起了作用。 1935年夏我回到德國。從那時起我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於組建新的潛艇部隊（將這一使命委託給我，使我感到意外）。我們在海上進行訓練。當然，我與全體德國人民一樣為德國從希特勒執政以來所取得的明顯的發展而感到自豪與喜悅。希特勒開始執政時，人們普遍認為，他在解決大量問題時也會象以往的政府那樣遭到失敗。但這種現象沒有發生。 1933年1月，德國的失業人口為600萬以上。而現在失業現象已經消失。分裂人民的階級鬥爭已不復存在。強調勞動的倫理學和強調每一個忠於職守的人（不管他乾的是什麼工作）都應該受到尊重的思想使內部的團結大大加強。對勞動者在精神狀態方面的變化，我們軍官們感受很深。 例如，對我們軍官來說，在20年代，很不習慣著制服路過船廠和工礦企業區。那時工人看到軍官很不友好而且遠而避之。但現在完全不同了。當工人或近或遠迎面與軍官相遇時，態度和藹可親，真誠坦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人紀念碑上有這麼一句話：“先生， 給我們自由！”現在我們已經自由了。從薩爾表決的成功到發表有關國防主權的宣告和佔領萊茵蘭直至合併奧地利和蘇臺德地區，這都是德國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連三的扣人心絃的偉大勝利。當德國經歷了那些恥辱和貧困的年代後，哪一個愛國者， 哪一個軍人會不擁護德國這種蓬勃向上的發展呢？我們的祖先曾期望德國成為一個困結、偉大的德意志帝國，如今這個夙願終於實現了。 我並不感到意外，甚至連德國的老對手丘吉爾在1938年發表在《時代》報上的“致希特勒的公開信”中也這麼寫道： 296
“我曾反覆講過，如果大不列顛在戰爭中失敗的話，我希望我們能發現一個希特勒，以使我們在各國之間重新取得合法的地位。” 從丘吉爾發表在《時代》報上的其它信件的肉容來看，雖然他在1938年對希特勒的看法已經有所改變，但在前幾年他確實存在上面所說的那種想法。難道我們德國人在那時候還應該有其它想法嗎？ 在1938年秋以前的戰前年代裡，我對民族社會主義陰暗面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海軍只要一上艦就與黨的機關沒有接觸了， 這樣相互之間也就不可能發生矛盾了。我本人是在1940年認識赫斯，1941年認識戈林，1943年才認識希姆萊的。 對於迫害猶太人的一些騷亂事件（後來在“打砸搶之夜”達到了高潮），我們這些軍官們毅然表示反對。在1938年11月9日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我的上級—艦隊司令伯姆海軍將軍那裡，並對他說，這種事件必將遭到主持正義的全體軍官的一致反對。我請求他把這一意見轉告給海軍總司令，使總司令就這次暴行向國家領導提出申訴時，肯定會象我所估計的那樣得到前線的支援。當時我是以海軍上校和潛艇部隊指揮官的身份以及全體軍官的名義同艦隊司令談話的。魚雷艇部隊指揮官呂特晏斯海軍上校（後任艦隊司令，在“俾斯麥”號巡洋艦上陣亡）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今天我從雷德爾海軍元帥的回憶錄中才看到，艦隊司令確實把我們的抗議轉告給海軍總司令了。⑨ 對德國這種形勢的繼續發展，尤其是對1939年3月15日德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以後的形勢發展，我開始憂慮不安。我感到與英國發生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大。對於當時我所採取的有關措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