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 如果薩特把他的話貫徹到底就幸運多了，他說人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其本質是由於說該本質也適用於一切其他存在物而沒有了本質。除非做這一補充，否則薩特將似乎是以另一些詞語堅持好的形而上學的精神與自然之間的舊二分法，而不只闡明人永遠自由地選擇（其中包括對他本人的）新的描述。 ⑧ 在我看來，杜威是不具有這種還原論態度而往往被歸為“自然主義者”的一位作者，儘管他不斷談論“科學方法”。杜威的獨特成就在於，仍然足夠黑格爾化，因此不把自然科學看作對於獲得事物本質方面具有優先地位， 同時又足夠自然主義化，因此根據達爾文理論來考慮人類。 ⑨ 伽達默爾：《真理和方法》，第12頁。 00參見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對“價值”的討論（第133頁），以及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的第二部分、第一章第四節。試比較伽達默爾對韋伯的論述（《真理與方法》，第461頁以下）。 1 參見伽達默爾反對康德第三批判中“美學現象主觀化”的論辯（《真理與方法》，第87頁），並比較海德格爾在“論人道主義的信筒”中有關亞里士多德區分物理學、邏輯學和倫理學的論述（海德格爾：《基本著作集》，克菜爾編，紐約，1976年，第232頁）。 Q2 思考一下 A.弗朗斯（France）的“伊壁鳩魯的花園”中的一段話，德第八章無鏡的哲學 369 裡達曾在“白色的神話”（載於《哲學的邊緣》，巴黎，1972 年，第250頁）一開始引述過它： …⋯當形而上學家們拼湊成一種新語言時，他們就像那樣一些磨刀匠一樣，在磨石上磨著硬幣和金屬，而不是刀剪。他們磨去了凸出部分、 題詞、肖像，而且當人們在硬幣上不能再看見維多利亞、維爾海姆或法蘭西共和國時，他們就解釋道：這些錢幣現在和英國、德國或法國沒有任何特妹聯絡了，因為我們使它們脫離了時空；現在它們不再值（例如）五法郎，而是有了無法估計的價值，而且它們在其中作為交換媒介的領域，已無限地擴大了。 3 參見阿貝爾對維特根施坦和海德格爾的比較，他稱他們兩人“對作為一門理論學科的西方形而上學提出了懷疑”（《哲學的轉換》，法蘭克福， 1973年，第1卷，第228頁）。我並未對杜威、維特根施坦和海德格爾提出解釋，以支援我對他們做出的論述，但我在以下幾篇文章中曾試圖這樣做：一篇關於維特根施坦的文章，題為“保持哲學的純化”（載於《耶魯評論》，1976年春季號，第336—356頁）；“克服傳統：海德格爾和杜威”（載於《形而上學評論》，1976 年第30期，第280—305頁）；“杜威的形而上學”（載於《杜威哲學新研究》，S.M.卡恩（編），漢諾威，1977年）。 1 海德格爾關於語言的這個觀點，德里達在《聲音與現象》（由D.艾裡森譯成英文，耶萬斯頓，1973年）一書申詳細地、極富啟發性地予以論述過。 參見 N.加富爾在他為這個英譯本寫的導言中對德里達和海德格爾所做的比較。 15 這位夢想出全部西方哲學觀念的人（柏拉圖）的永恆魅力在於，我們仍然不知道他是哪類哲學家。即使把《第七書》當成偽作棄置不論，在千百年的評述之後仍然無人確知諸對話錄中哪些段落是玩笑話，這使柏拉圖之謎歷久而彌新。 16 海德格爾的“世界觀的時代”（M.格雷恩譯出於《界限》，1976年第 1I期）是我見過的對這一困難的最好的討論。 7 德里達的近期著作是思考如何避免這類隱喻。正像海德格爾在“在與一位日本人和一位提同人之間關於語言的對話”（載於《通往語言之路》，普夫林根，1959年）中那樣，德里達偶爾也擺弄東方語言的象形文字優越性的觀念。 88 關於這個問題，參見 W.弗蘭克納的“自然主義謬誤”，載於《心》，
370 第三編哲學 1939年第68期。 19他們以還原論的方式說，似乎是為價值所迫的意思，其實只是物質現實的偽裝（例如由父母調節機制編序的神經分佈或腺體分泌）。 ② 克爾凱郭爾使這一選擇成為他本人選擇“主觀性”、而非選擇“系統” 的原型。參見《結束的非科學後記》，D. 斯萬森和 W.勞雷譯，普林斯頓， 1941年，第97頁。 @J.哈貝馬斯，《知識和利益》（法蘭克福，1973年）二版後記，載於該書第410頁；由C.林哈特在《社會科學哲學》1973年第3期內譯出（第181 頁），題為“《知識和人類利益》的後記”。關於對哈貝馬斯此處採取的論證路線所做的一個批評（它與我的批評類似），參見M.泰烏尼森的《杜會與歷史！ 批判理論的批判》，柏林，1969年，第20頁以下。（我對泰烏尼森此書的參考得助於 R.高斯） ② 哈貝馬斯：“後記”，第411頁；英譯本第182頁。 2同上書，第408-409頁；英譯本，第180頁。 20W.塞拉斯極其有效地利用了康德後一種二分法，堅持說人的特性，是一個“是我們中間的一位”、或進入“我們都將…•”這種形式的實踐性絕對命令範圍內的問題，而不是應以經驗手段分離的某種有機體的一個特徵。我在本書中，特別在第四章第四節，曾多次援引這一主張。關於塞拉斯本人對它的用法，參見《科學和形而上學》，倫敦和紐約，1968年，第七章，以及“科學的倫理學”一文，載於他的《哲學展望》一書，斯波林費爾德，1967年。 ② 參見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 A824-B852以下對知識和必然信仲之間的二分法，尤其是他把 Unternehmung（事業，行動）用作後者的同義語。第一批判書中的這一節，在我看來正是給在Bxxx頁上關於否定理性以為信仰留出地盤的那著名段落以最充分的解釋的一節。然而在許多其他問題上，康德前後不一地把實踐理性說成是有助於擴大我們的知識。 0 實證主義者本身迅速地向這種衝動屈服。甚至當堅持說道德問題是非認識性的時，他們也以為賦予他們對傳統哲學的道義批判以準科學的性質，因此使他們自己招致有關他們“情緒地”使用“非認識性的”一詞的自關涉式的批評。 治》，紐約，1975年。 ② 參見M. 奧克肖特：“在人類談話中詩的聲音”，載於《唯理主義和政 2W.塞拉斯：《科學、知覺和實在》，倫敦和紐約，1963年，第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