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顯現，一種新的管理利率風險的方法開始在業內流行起來。交易櫃檯希望利用便宜的具流動性的債券期貨，進行大筆沖銷交易，對他們各式各樣複雜的債券組合進行套期保值。於是套期保值和風險管理成為新事物，不但對高盛這樣的金融產品批發商，而且對機構投資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股票的天地裡，對於做交易來說，算術就足夠了。你根本沒必要去擔心哪怕是最簡單的代數知識，除非你接觸到期權。而在固定收益領域則 108
8 中轉恰恰相反，投資者用一隻債券的收益率來衡量它的價值。具體來說，如果你以現在的市價購買了一隻債券，並且持有到期，收到這隻債券未來的全部本金和利息，那麼收益率就是你在持有債券的全部時間內得到的收益的平均百分比。只要你一開始研究債券價格和收益率之間的關係，那麼代數、數列、級數，最後還有微積分這些數學知識的陰雲就會立刻黑壓壓出現在教科書後的附錄裡。一隻票不過就是一隻股票，但哪怕最簡單的一隻債券也是一隻價值取決於利率的衍生證券。 因此，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債券交易員突然之間就需要掌握金融分析和數學技巧來理解一個包含了幾百只甚或幾千只債券的組合，以及這個組合的特徵。他們還需要具備計算的能力。筆和紙、一本收益計算表，甚至再加上、個掌上計算器，這些對於要考慮方方面面的情況來說簡直太慢也太不方便了。只有在一臺計算機上，你才能實時估算出大量不同證券的價值、敏感度和風險情況。 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人們還買不到商業化的風險管理系統。而像電子製表軟體這樣的需要你自己進行加工的分析工具也不是很普遍。資訊科技領域的大多數程式設計師處理不了債券交易用的數學，而交易部門的大多數交易員也幹不了程式設計。交易部門不得不求助於能幫助他們設計風險管理工具的多面手，讓他們設計從低端的資料庫到金融估價模型再到高階的使用者介面。 當時這些多面手還不太可能會是一名 MBA 或金融學博士——儘管他們有足夠的數量金融知識，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帶著鄙夷的眼光看待程式設計和數學，認為這些都是些賣不出什麼價錢的、惹人煩的技術，他們完全可以花錢請人來給他們做。數學家也同樣傾向於躲開程式設計，而更喜歡去搞演算法分析。至於電腦科學家，儘管他們懂離散數學和布林代數，但總覺得一直搞數學也不好。 物理學或工程學的博士則恰好很吻合對多面手的這些要求。首先，金融中用到的數學同物理裡面用到的數學非常相似。而且，物理學家們並不缺乏實踐訓練，也沒有那麼多所謂的“面子”，可以毫不猶豫地接手那些不夠體面的事。他們搞他們自己的數學和程式設計，心甘情願這樣做就是研究生和博士後這個群體的一個基本特點。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斯坦的金融策略小組裡面的大多數人以前都是物理 109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學家、應用數學家或是工程師，其中很多人還都有博士學位。斯坦僱用的所有人都來自同一種文化，就是你自己做你自己的苦活累活—自己拓展自己的理論，自己搞自己的數學，然後寫出自己的程式。幾年以後當我給我領導的團隊招人時，也願意採用這種招聘模式，倒不是因為我沒有自己的標準，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從肉心裡認同這種發揮智慧的方式。 當我開始在華爾街面試的時候，斯坦已經位列最著名的一線寬客了。 20世紀80年代初期《福布斯》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就是用“迪勒的好漢們”《Diller's Dillies）為題，以一種討好口吻提到了記者碰到的來自國外的、不熟練的、埋頭於工作的寬客們。斯坦因為僱用外國人贏得了不少好名聲。我曾聽到有人暗示說，斯坦喜歡招那些不善於表達的技術狂，這樣一來他就可以管住他們的工作而去提交他們的成果，但我覺得這樣說不公平。不論那時還是現在，大多數寬客都來自國外，因為境外移民經常能從手頭的工作中看到通往成功的捷徑，而偏愛管理學院和商學院則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斯坦偶爾會根據他的小組的研究成果寫一些冗長的研究報告，這些第一手的、原創的論文都是用一種與眾不同的、非正統的、有著鮮明個人色彩的語言風格表達出來的①。這些報告頗有見地，也富於直觀，但難以歸類而且總是缺乏針對性——對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華爾街來說技術性太強，而對於真正的金融學者來說又不夠嚴謹，作為一篇商業用途的報告也到不了硬性推銷的程度。因此，斯坦沒有取得他本應具有的影響力。但是他關於抵押貸款組合中嵌入期權的研究還是頗有預見性的，預示著越來越多的已經進人這一領域的金融學者們將會做出更多規範且嚴格的研究。 當我去見他們時，迪勒和高盛已經召集了一批在金融、數學和程式設計方面技術熟練的干將，他們希望我也能加人。我認為，我在軟體方面的技術同我在物理方面的天分一樣，吸引著他們。斯坦在把金融模型嵌入組合交易系統方面的確是一位先行者，他對專業軟體工程的重要性的認識比他所處的時代整整超前了10年。1985年他離開高盛後，在貝爾斯登公司設計了一個早期的抵押債券組合估價系統，叫做“自動債券”（AutoBond）。現 ① 多年以後，我注意到他幾乎永遠都是他那些報告的唯一作者，只是在作者題記裡面感謝那些為他工作的人們，但從未把他們列人作者署名。有了我搞物理時的經歷，我再也不會為跟合作者分享榮譽而有所顧慮了。這樣做基本上不會對你有壞處。 110
81中轉| 在他經營著一家名叫“拓路”（Polypaths）的生產固定收益組合分析軟體的公司。 現在，整個交易系統的環境已經大不相同了。個人電腦已經很普及， 電子資料表格用起來也很方便，而且風險管理軟體也越來越多，有幾十家公司可以提供從零配件到整個系統的所有東西。儘管如此，大型銀行還是自行設計他們自己的軟體，以便最新的金融產品一面世，銀行立刻就可以對產品進行建檔、估價和對沖風險。但即便是在今天，風險系統還是彼此隔離的，每個系統只負責一類、最多兩類產品。在這方面對於一個系統或是一種計算機語言來說，還是有發展空間的，可以著處理一家大型機構所交易的全部型別的證券產品—抵押貸款、掉期期權、外匯產品、股票、金屬期貨、能源衍生產品以及其他的產品—方向發展。 我到高盛再一次進行調查，卻不知道想看些什麼。《紐約時報》一篇關於換工作的文章曾建議，要問一問你未來可能的僱主，10年以後你會在做什麼。在我第二次到訪那裡快結束的時候，我跟斯坦又一次坐下來。他向我介紹說，華爾街是你用不著去做會計師或醫生那樣的小買賣，一年幹下來就可以掙到15萬美元的為不多的地方之一。 “如果我來這裡，”我說到，“那麼從現在開始10年以後，我會在做些什麼呢？” 斯坦立刻就被惹惱了。 “10年以後，”他明白無誤地說道，“你現在要去做的，就是你以後要去做的，只是拿得更多罷了！我招進來的人別老想著做別的事，我可不想被這樣的人耍來耍去！” 那時我還難以理解到底是什麼讓他這樣生氣。10年以後，我理解了他的失落感。投資銀行的寬客在工作幾年以後，經常會對那些處於領導地位的、報酬更高的交易員和銷售員產生豔羨之情。他當時肯定以為，我是帶著“曲線救國”的計劃來申請他的金融策略小組的，準備以後轉行去做交易。斯坦最不想要的就是一個還沒開始工作、就想著要留好伏筆以備今後離開金融策略小組去做業務的新僱員。 10年以後，我發現我也處於斯坦的境地。跟他一樣，只不過更剋制一些，我也譴責經常面試到的那些野心勃勃的、耍花招的人，他們試圖把我領導下的量化策略小組當成跳板以便轉到商業領域裡去。“我願意做 111
寬客人生 | My Life as A Quant 一段時間程式設計來作為補償，”這句話是他們標準的最常說的話，但對我來說，這句話讓我對他們興趣全無。我對他們的志向表示理解，但我也有自己的職責，也需要有人願意來做那些艱苦的瑣碎的分析工作。這指的也就是程式設計。 現在，轉行比當時要容易，很多博士們也可以直接在“商業領域”裡找到工作，特別是在小型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裡。但另一方面，就像現在這樣，那些想轉行去商業領域的寬客們，開始經常嘲笑自己以前的專業背景了。儘管斯坦本人看上去當然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做一名交易員的，但他肯定可以非常理解這種自厭情緒，這種想變成其他人的想法。《福布斯》 雜誌的記者問過他，他拿的是什麼學位。“博士，”斯坦幽默地回答說，“但千萬別告訴我為他們打工的那些人——他們會從我工資里扣掉50萬的！” 1983年底，我為斯坦給出的聘用通知而疇躇，當時我和懷著我們女兒桑婭的埃娃、還有約書亞正在寒冷的新罕布什爾滑雪、度假。我就像是患了強迫症似的，權衡了各種選擇，給所有那些認識某個曾在高盛工作過的人的朋友打電話。我反覆思量。儘管如此，我還是下不了決心。 透過我在IBM工作的朋友唐•溫加滕，我聯絡到一位從沃森實驗室出來的科學家，他那時已經為斯坦工作一年，在那裡研發出了一種內部計算機語言，可以用來控制金融時間序列。我在高盛碰到的這個人告訴我， 他發現在學術界做過的人對華爾街是受不了的。 “到底是什麼樣子呢？”我問他。 “別去那兒！”他說得很乾脆，努力向我解釋那裡的環境，“除非你願意成天為你沒做的事情被人吼來吼去的。” 這麼幾句話就把事情定下來了。我知道我接受不了這份工作。在做好跳槽準備之前，我還需要再多吃點兒苦頭。 我又在商業分析系統中心熬過了一年，與人合作搞 HEQS 更高階的版本。接著，一年以後，我又開始尋找工作，面試了更多的地方。一次，我面試了第一波士頓的傑夫•博洛領導的IT 小組，之後就在1985年颶風光臨紐約那一天，他們告訴我可以給我跟在貝爾掙的相同數目的薪水。我拒絕了。還有一次，一個獵頭帶著我去位於市中心的一家小型醫療軟體公司。當我穿著在AT&T的工作服——海軍式夾克、灰色法蘭絨褲子、白樹衫和針織領帶—亮相時，對著辦公傢俱的門開啟了，出來一群光著腳、 112
8 中轉| 穿著短褲和T恤衫的二十多歲的男人。他們對我進行了C語言程式設計的筆試。我現在還記得，他們要求我編寫出一個合併兩個文件的例行程式，還要求我解開一個有意迷惑人的“#define” C語言宏指令巢狀序列。我對在那裡工作不感興趣。 到1985年年中，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給原先那家把我介紹給拉維•達塔特維亞和高盛的獵頭公司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我現在對18個月以前我拒掉的那個工作感興趣。我沒有得到迴音—那個獵頭好像跟高盛的人事部門失去聯絡，連一次面試都安排不上。時間一點點過去。我越來越不耐煩，於是一天我直接打電話給金融策略小組的拉維。他還記得我，就約見了我，接著在那兒待了整整一天以後，他們就給了我一份做軟體的工作。 就在那過去的一年半時間裡，斯坦令人遺憾地離開高盛去了貝爾斯登。這一次，我沒有過多考慮就接受了這份工作。 1985年11月，我離開貝爾去高盛。在我的告別宴會上，拉里和馬克都作了親切的致辭。我在那裡的最親密朋友們都在秘密地為離開做著準備。拉里像我一樣快40 歲了，也在滿懷渴望地琢磨這些事情，他已經當過物理學冢和 AT&T的商業分析師，現在倒更願意去做一名醫生，他晚上正在唸生物學課程，準備參加醫學院入學考試。一兩年以後，他去了西奈山醫學院，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精神病學家，利用X正電子放射線斷層攝影術從事腦科學研究。這倒真是一門把物理學和醫學都結合起來的學科。而馬克不到一年以後找到了一份跟著飽勃•柯普拉許的工作，後者是所羅門兄弟公司 BPA 小組期權研究專案的負責人。 聚會上，我的第一個也是最獨具特色的主管羅納德把我拉到一邊說話。他告訴我說，我在計算機方面所知道的已經超過我以後在華爾街需要知道的。當時這一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世界變化得太快了。我到華爾街的時候，它確實落伍，還是大型主機的天下，個人電腦也不普及。我在貝爾所受的 UNIX 軟體研發方面的訓練，能讓我略微領先於華爾街那些兼職的IT技術員們，但也只是四五年的時間。 113
9. 轉行者高業的金聯業味小難於習期權理地成為真事與文易頂至動性梏弄粿寬客人生 | My Life as A Quant “你進來以後‘還’那樣冷嗎？”在擁擠的電梯裡一位女士突兀地向我問道，她那個乾乾的鼻子朝下，正對著我潮紅的鼻子。這是1986年1 月的某個時候。 高盛的新僱員上班的第一天永遠都是在星期一，我的第一天就是在 1985年12月2日。那天早上，我瞭解新環境，聆聽關於公司的簡短介紹， 選擇我的健康和生命保險計劃，領員工卡以及留存指紋，最後用我的免費午餐券在餐廳吃了頓飯。在那時，高盛還只有5000名僱員，這個地方還給人一種很親近的感覺。 我是在11月底時離開貝爾的，只有幾天時間能放鬆一下。第二天天氣突然就變得很冷。11月29日是星期五，我去河岸大道跑步，想著以後不能再利用午餐時間鍛鍊，我該怎樣來保持健康。但到星期天早上，我就開始咳嗽和發燒。想到上班第一天就要請假實在是太不好意思，我還是選擇了去公司。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基本上就沒得到過足夠的休息來康復。我的冢庭在之前兩年飽受打擊—我的岳父在1984年初突然去世，我父親在 1985年去世，而僅僅幾個月後我的岳母又處於胰腺癌晚期。埃娃一邊看護著她母親，一邊還努力在實驗室做研究，於是我就承擔起晚上和週末照看桑婭的重任，可以想象得出照看一個兩歲大的孩子有多少事要做。晚上睡覺要被打斷好幾次，不是餵奶就是換尿布，一會兒就要起來一次，沒幾次一個晚上就過去了。那段時間，我們都很疲憊，心情也很沮喪。 6個星期以後，令人擔心的報喪電話卻從一個出乎意料的地方打過來， 我在南非的姐夫突然去世。幾個星期以後，通知埃娃的母親去世的電話也打到我們家。 這樣過了幾個星期，我的“流感”發展成一直咳嗽和流鼻涕，弄得我睡不著覺。在冬季一個寒冷的週五晚上，我開車帶著約書亞和桑婭去東漢 116
9|轉行者| 普頓，和幾個朋友在那裡過週末，以便讓埃娃能不受打擾地與她母親在一起。星期天晚上10點鐘，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和睡覺。我在半夜離開家，給辦公室留個便條說我病了，然後就住進了林肯中心的帝國酒店。接著，我吃了片安定以確保能睡著，隨後就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半。沒想到，就是這點休息起了作用。我不流鼻涕了，原本持續不斷的咳嗽也消失了，星期三早上我就已經坐到辦公室，至少就我身體的健康來說是差不多完全好了。 儘管生病，我還是很快就學到了大量東西。我的主管拉維•達塔特維亞，有著好鬥的、容易傷人的性格，而且他還喜歡用尖銳短小的語言刺激別人，假裝成想看看他們將會如何反應。但他是一位出色的領路人，對金融理論有著發自本能的深刻認識，而且還很清楚交易和銷售業務是怎麼運作的。 當我剛到高盛的金融策略小組時，我本以為是來做債券交易方面的軟體設計。但在1985年，場外交易的債券期權業務開始出現，拉維負責滿足公司在這方面的技術需求。我剛上班沒幾天他就把我介紹到債券期權交易部門，安排我研究這個期權品種的估價模型。星期五時，他給了我一份著名的考克斯一羅斯一魯賓斯坦二項式期權模型的論文影印件，讓我週末好好讀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開始研究一個有意思的、高度相關的，而且還是懸而未決的商業問題，最終就是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成就了我的名聲。同樣重要的還有，我和交易員們建立起聯絡，他們對理論和模型有著真正的源於實踐的興趣。 債券期權交易部門由皮特•弗洛伊德負責。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由律師轉行來做期權的交易員。皮特對期權理論的精微之處有著深刻而且實用的把握，但大多數時間他總是忙於給飽勃•魯賓撰寫商業備忘錄。後者當時還是固定收益部的負責人，但很快就成為高盛的公司領導之一，最後去華盛頓當了克林頓的財政部長。我喜歡同皮特交談，他有時會在我們說話時，用他的一隻大手重重地搭在我肩膀上幾分鐘。這是我第一次從觸覺角度體驗當僱員的感覺。在貝爾，主管們不會過多地用身體接觸你。而在高盛，高階管理人員習慣於用一種父愛式的、甚至帶點居高臨下意味的方式握緊你的手臂或肩膀，儘管他們比你年輕得多。 皮特小組裡最惹人注意、最口若懸河的一員就是戴維•加貝茨。他以 117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前是一名地理學研究生，後來做了債券期權交易員。在12月底固定收益部於南大街海港酒家舉辦的一年一度的聖誕聚會上，他接納我為他的朋友。那是一個在華爾街大出風頭的全盛時期舉辦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喧囂聚會。大蝦和可以塞滿整張嘴的大塊牛排堆在桌子上。我們隨著一群交易員組成的搖滾樂隊跳舞。這全然不同於我在貝爾已經習慣的、像小孩子交朋友般羞澀又像託著紙盤子上的巧克力蛋糕一樣穩妥慎重的行事風格。戴維把我夾到他的胳臂肘下面，就在天寒地凍的12月的夜晚，也不管我的病剛好一半，他拖著我讓我陪他走回家。我們從海港酒家向北穿過下東區大踏步地走了幾英里，在午夜的黑暗中可以看見我們撥出的氣息在空中凝結成氣，到最後我總算攔了一輛計程車帶著我走完剩下的回家之路。戴維是一個性情衝動、天真率直、行事奔放、熱情似火、快人快語而且憤世嫉俗的人， 老是給飽勃•魯賓寫信，據說他在信裡因為某個不滿意的地方或其他什麼原因，威脅說他要辭職去“更高的山上”。對我這個初來乍到之人，他主動承擔責任，給我講了很多規矩。我們一起在“Fledermaus” 吃過好幾次午飯， 對交易員們來說那是南大街上最“火”的地方。 皮特小組裡的另一個成員是雅各布•戈德菲爾德。這是一位年輕的、 鬍子拉碴、個子瘦長的哈佛法學院畢業生，畢業時對法律委員會甚至連想都沒想過，就直接進入高盛做了交易員。戴維也拿胳臂夾過雅各布，我們三人很處得來。雅各布在本科學過物理，還是一個有過實戰經驗的程式設計師，給自己寫過很多交易用的工具軟體。雅各布非常聰明，很快就流歸出一種不顯山譯水、又讓人印象深刻的神秘色彩，同事們也就對他另眼相看。他把員工卡掛在胸口，從所有人那裡獲取資訊而自己卻從不說一個字，完全代表了一個完美的交易員所應具有的氣質。他不像那些80年代 “葷素全能型”的交易員，從不說粗話。 所有人都知道雅各布是飽勃•魯賓圈子裡的人，也是他的耳目。毫無疑問，雅各布在晉升方面是上了快車道了。 我到高盛的第一週拉維留給我的問題根源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濟情況。高盛作為“賣方”，也就是說我們把證券賣給資金管理人、保險公司、養老金和共同基金，這些擁有資金的人構成“買方”。這些買方機構中的很多人購買的是企業、州政府、聯邦政府發行的債券，在20世紀 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當利率水平很高時，他們可以取得一個相當 118
9|轉行者！ 好的收益水平。但當80年代中期的利率水平從卡特執政時期通貨膨脹達到頂峰時的高點，一路穩步下滑時，債券的票面利率也隨之走低，因此這些資金也就不可能再取得像前幾年那樣的高收益率了。為了提高不斷下滑的收益率，很多資金就開始透過週期性性地賣出他們持有的特定債券的短期看漲期權，來獲取收人。而提供這些看漲期權可以賺到大筆的錢，於是在1986年初的時候，高盛的國庫券期權交易就越來越多。 不嚴格地說，一個債券的看漲期權就是在兩方之間進行的合約式打賭，賭的是在未來某一個確定的到期日，債券價格會高於一個事先確定好的執行價格。期權的買方付給賣方一筆期權費，也就是看漲期權的價格。 在到期日的時候，如果債券價格高於執行價格，那麼就是買方贏得這場賭博，他就可以行使期權來獲取收益。看漲期權的收益就是在到期日時債券的市場價格和執行價格之間的差額。事實上，看漲期權的賣方需要把這張債券交給看漲期權的所有人，並換回相當於執行價格的錢，儘管這張債券現在已經變得更值錢了。最後的結果就是，看漲期權的所有人可以獲得債券市場價格超過執行價格的那部分金額，而如果債券價格下降，則不會遭受損失。 買方基金向高盛賣出看漲期權以獲得額外收益。一個持有價值100美元國庫券的共同基金可以賣出一個一年期的該國庫券的看漲期權，執行價格規定為100美元，期權費為2美元，這樣一來就增加了他們的收益。只要這隻價值100美元的債券本身不升值，這2美元的期權費就是手到擒來。但是在期權裡面，有一分回報必有一分相應的風險。假設一年以後利率水平走低，那麼這隻債券的價格就會升高至醫如說106美元。在這種情況下，高盛就會行使它持有的看漲期權，要求共同基金把市價為106美元的債券以100美元的價格賣給它，而共同基金則從期權費裡賺了2美元， 但在債券上又虧了6美元—這樣一來淨損失就是4美元。從本質上說， 這隻基金就是在賭利率不會下降。 高盛的角色就是擔任客戶的裁縫。這些基金本來是可以透過在芝加哥交易所賣出掛牌交易的利率期權產品和債券期貨合約。但是這些在交易所掛牌交易的金融產品只能提供數量有限的標準化的執行價格和到期日，範圍太窄，難以滿足一隻基金實際持有的多種債券的特定執行價格和到期日。為了滿足這些客戶，高盛透過場外交易從每隻基金手裡買來看漲期 119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權，每個期權都建立在一隻基金持有的特定債券基礎上，都有自己單獨的合約。這些期權合約的到期日都被選定在臨近這些基金需要對外公佈季度收人的目子。如果利率沒有下降，這些基金就賭贏了，他們就獲得期權費，收益率也提高。 銷售債券期權這筆買賣就像很多早期的業務一樣，都是特別賺錢的。 交易部門可以為一隻基金的獨特需求而量身定製一個期權，並藉此向客戶收取額外的費用。高盛的債券期權債券期權交易部門透過購買一組更便宜的掛牌交易的期權和期貨來沖銷他們對外售出的定製期權的風險， 價格約等於定製期權帶來的收益。用掛牌交易的期權和期貨來對沖定製的期權產品，是含著一些風險的。在執行價格和到期日上的錯配使得只能大體上進行對沖，而不能完全準確地對沖掉風險。你可以想象一下，高盛的債券期權交易部門因為願意承受和管理這種風險而收取的費用是多少了。 為了用一隻期權來對沖另一隻期權，像高盛這樣的公司就需要有一個模型能告訴你每隻期權的價值和它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拉維讓我去學習的著名的針對股票期權的佈菜克一肖爾斯模型，從嚴格意義上說並不適用於債券期權。股票相對來說要簡單一些。它們不必確保未來的分紅，也沒有自然的到期日，因此股票的未來價格是不受限制的。而國庫券就有點複雜了—因為國庫券承諾在到期時要償付本金，這樣一來國庫券的價格在到期日就被限定在債券面值上。進一步來說，既然所有的國庫券都可以被分解成一組到期日不同的、更加簡單的零息債券，那麼這些零息債券就都是相互關聯的。 我的新上司拉維頗具啟發性地改造了佈菜克一肖爾斯股票期權模型，從而使它能派上用場，至少大體上能用在短期的國庫券期權上。他寫了一個計算機程式來執行這個模型，現在債券期權小組就靠這個模型對他們的期權進行定價和對沖。隨著他們在使用這個模型上越來越有經驗，皮特，弗洛伊德負責的債券期權交易部門發現拉維的模型對於短期期權來說很好用，但對於長期期權就存在問題了。在長期期權方面，這個模型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理論上的不一致，其根源就在於對債券價格長期變化趨勢的建模並不充分。這只是一個具有獨創性的初次加工，迅速地做出來是為了讓債券期權交易部門儘快開展業務，但現在不但模型本身，計算機交易介面也 120
91轉行者1 需要再加工。我到高盛幾天以後，拉維就指揮我開始拓展這個模型和計算機程式。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與交易員們一起工作，很多我知道的關於做一名寬客要注重實效、要為業務考慮的東西就是在最初幾個月裡同拉維和交易員們一起工作時學到的。 從交易部門的角度來看，在業務中使用這一模型的最大障礙並不是理論方面的問題，而是鉄乏一個對使用者來說形象、方便的介面。每一次當銷售員與客戶商談一筆可能達成的生意時需要給一隻期權估價，他或她就不得不一行一行地輸入這隻債券的市價、到期日和利率，還有這隻期權的到期日和執行價格，接著還必須輸入現在的短期利率值以及這隻債券假定的未來收益的波動率，然後再敲回車鍵，程式才能根據模型計算出期權的理論價格，才能告訴你怎樣用基礎國庫券來對沖期權。如果你想對債券未來收益的波動率做出不同的假設，或是對於不同的到期日和執行價格，計算期權不同的價值，你就必須重複上述相同的步驟，一而再、再而三地輸入專案、敲擊回車鍵。 達成一筆交易能花幾天的時間。舉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客戶先從高盛這裡拿到一個報價，然後拿起電話打給另外一家公司的銷售員要他們的報價，仔細考慮一會兒，第二天再給我們打回電話來繼續商談。在這種情況下，債券期權交易部門的人就必須重新啟動交易程式，重新輸人有關這筆交易的所有條件。這樣一來就延緩了同客戶溝通交流的時間，對於迅猛發展的業務來說實在太慢了。 不只是上面這些，軟體設計也乏善可陳。拉維的程式是用 FORTRAN 語言編寫的，但科學領域和金融領域正飛速地朝C語言方向發展，C語言為軟體的聯合開發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拉維指導我去學習期權理論，用C 語言重新編寫程式，設計一個更友好的使用者終端。這是一項涉及廣泛的工作任務，因為它立刻就把我暴露在理論、操作以及與業務的互動面前。接下來幾天我先是快速瀏覽了一下最初在考克斯一羅斯一魯賓斯坦二項式期權論文裡闡述過的股票期權理論。接著我又研究了拉維的債券期權計算機程式的 FORTRAN版本，開始著手在金融策略小組的 VAX 電腦上用C語言重寫程式。 幾個星期裡面我研究了很多使用者介面，調整設計以便能適應業務和計算環境。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拉維就變得不耐煩，易煩躁。有一天，大 121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概是我到高盛三個星期以後吧，拉維提出，既然我花的時間已經超出他的預期，他也許應該另找別人來幹這件活兒。那天晚上回家後，我帶著反常的笑容向埃娃講述了我第一次品嚐到的華爾街殘酷無情的滋味，得到了埃娃深表震驚的同情。我想讓她知道，隨著我從物理領域彬彬有禮的小樹林來到了商業巨輪冷酷無情的機艙裡，現在的我已經進入到這樣一個世界， 在這裡當我一路小跑卻還不夠快時，比我年輕十歲或十多歲的人發現有必要把鞭子在空中甩得劈啪作響。但實事求是地說，事情並沒有那麼壞—一華爾街一直以來就是能人可以稱王稱霸、不講禮貌的地方。對我來說，一切似乎還從來沒有強烈到感覺受侮等的程度。從那時起已經19年過去了， 在這期間，我被年輕的交易員們支使來支使去過，在電梯裡被剛當上合夥人的人充滿敢勵地拍過後背、捏過肩膀，還有一次我被逼著穿過交易大堂，當著在場所有人的面被一名滿口髒話的憤怒的女銷售員咒罵。所有這些行徑對於年齡都普遍敏乏尊重，使得你也只能對自己的年齡置之不顧， 我喜歡這樣。 我很快就完成了模型的程式設計，開始琢磨著再給它加上一個友好的使用者終端介面。那時還沒有蘋果公司的Mac機或是微軟的視窗系統，可供選擇的窗曰設計還很稀少。我是受UNIX 的設計理念影響成長起來的，於是就開始設計我自己的一類用來進行資料輸入和顯示的工具包。我匆匆忙忙地閱讀 UNIX“魔鬼詞典”，這本手冊能讓你靈活地閱讀和編寫出80個字元、24行的全屏文字，還能設計出一個介面。用了差不多1個月時間， 我就設計出了 Bosco，這是一個新的計算程式，是用我兒子約書亞那可愛的名字縮寫來命名的。 儘管值得一提的其實應該是新的計算模型，但反響最大的卻是我設計的新使用者介面。這個介面讓公司跟客戶溝通變得容易了。模型的所有輸入項和輸出項都可以從一個螢幕上看到，專門有一個區段可以顯示每一個需要輸人的資料項（債券的息票率、到期日以及其他專案），另有一個區段用來顯示模型提供的所有答案（期權的價格、對沖率以及其他專案）。還有一些區段是用來儲存有關客戶和這筆交易的相關資訊的。如果想要執行這個程式獲得相應的期權價格，你只需要點選“計算”鍵即可。如果想要改變一個輸人區段的值，你只需要把游標移到對應的區段，輸入數值，再次點選“計算”鍵。與原先那個執行 FORTRAN版本的命令列介面相比， 122
9 轉行者新的介面不用無數次敲鍵盤。這個程式最好的一點在於，任何時候你都可以把關於這筆潛在生意的所有細節儲存在一個計算機檔案裡，以備將來再次呼叫。如果你在與客戶的初次交談中使用這個計算程式得出了一個期權估價，那麼你就可以把所有資訊儲存在檔案裡，然後第二天你們談到哪裡就可以接著繼續談下去。 儘管這個交易介面按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是相當初級的，但它與交易員們原先用過的介面相比，還是出乎意料地好，交易員和銷售員都大喜過望。銷售員們於是在每天開始時，就建立資料夾，把最常用的期權交易型別以模板形式儲存在裡面，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快速對客戶做出反應，用更有效率的方式來接納更多的客戶詢價。從那時起到現在，我一直都沒有忽視一個簡單的、設計友好的軟體對業務的重要作用。對於寬客這個群體來說，除了量化建模可以帶來真正的菜耀外，他們還經常透過改變交易和銷售的環境發揮出極為引人注目的作用。 多年以後當我成為股票業務部量化策略小組負責人時，我總是嘗試著給小組裡的每一位新人創造出像我第一次那樣幸運地同交易部門合作的機會。我給這些新人出題目，看看誰的解決方案對交易員來說是實用的，這些問題既需要理論分析，還需要有軟體來實施。透過這種方式，我希望他們能夠跟他們在交易部門的終端使用者建立聯絡，學習業務術語和行事方式，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 像很多機構一樣，那年12月拉維招我加人的高盛金融策略小組也是一個流行政治的地方。在我進入之前不久就離開的斯坦•迪勒，據報道經常開玩笑說他的腦袋瓜在華爾街只能排在二流。為了接替斯坦並且推動業務發展，分管固定收益部的合夥人又從中西部地區引入了兩名金融學教授。其中一個身材瘦高，講話語速很快而且充滿自信；另一個則矮很多，說起話來慢吞吞的。他們的到來並沒有取代斯坦在頭腦排行榜上的位置。 這兩名教授帶來的新體制與我曾見到過的迪勒的體制完全不同。迪勒在領導金融策略小組方面表現出一種獨裁的特徵，但是他把做交易視為一門科學。他強呼叫量化的方法來進行金融研究，側重於軟體研發和交易系統。他挑選的博士—工程學、物理學、計算機和數學專業的博士們——其中大多數人在來高盛之前對金融一無所知，是在職學習金融理 123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論和業務知識的。他願意要那些可以同時做金融、數學和計算機的人。他對世界有著一種畸學科的視野，而在這一點上，我也喜歡這樣。 而新的“霸權統治”則更強調管理。他們已經被授權來“放手”發展業務，於是就導演了一場“招聘狂歡”，在這場狂歡中，金融策略小組很快就由15名或20名前科學家的規模擴張到大約100人，其中很多人都是職業經理人，聲稱他們知道怎樣“與交易員交談”。他們肯定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已經找到了一份舒服的差事，只要它存在一天，他們就要精明地儘可能地充分利用它。慢慢地，金融策略小組這個建模和程式設計的部門變成一個倒三角形—一個或兩個技術熟練、能程式設計或能建模的人在最底層，支撐著在他們上面的大批“中轉”人員（human conduits），這些人員把結果向上傳遞給交易部門，然後再把反饋回來的資訊向下傳遞。在這種體制內，擁有博士學位、擅長研究或是精於程式設計，都不再是優勢。 戴維•加貝茨用他那慣常地準確的判斷和犀利的話語，開始把金融策略小組的兩名新領導稱為“笨蛋和蠢才”，並且充滿諷刺地把他們領導下的這個機構稱為“金融災難小組”。在1986年，高盛仍然習慣於去“管理”寬客。 儘管金融策略小組有著這樣的管理文化，我還是喜歡高盛和金融策略小組，在這裡我在程式設計師和寬客們中間結交了很多新朋友。他們中的大多效人都比我年輕——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是第二份職業，卻是他們的第一份。當我在與別人混用的小隔段裡不停地工作時——我去的第一年還沒有固定的辦公室和桌椅—我偶爾會感到與整個環境不太協調。一天，當我一邊編寫我的債券期權模型、一邊下意識哼起披頭士樂隊的歌時，我聽到旁邊隔段裡的一個23歲的小夥子轉過身來，表情驚訝地大叫，“你’怎麼知道‘這首歌’？”儘管如此，但其實只要你有能力，年齡大點並沒有那麼重要，而且從那時開始金融市場上的震動——1987年和1989年的股災， 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倒閉，還有1998年的俄羅斯債務危機——都使得成熟的外表成為一種優勢。 在我遇到的新同事裡有一個叫羅斯科的人，他性情溫和，說笑之間就能讓人打消疑惑，是一群很幽默的持不同意見的程式設計師的領導，他把這些程式設計師所坐的隔段稱為“反方”（Dissident Row）。“反方”的所有人午飯都很早， 吃午飯後會去布魯克林大橋散步，然後再回來。羅斯科的真名叫威廉•仲 124
91轉行者1 馬。有傳言說，他與法國小說家大仲馬還有點關係。他對金融策略小組新的管理體制一點也不尊重。新來的管理資訊系統經理中有一個人，把從他以前僱員那裡得來的、用很好的程式格式設計的、過時的公司備忘錄又轉發給金融策略小組裡的人。羅斯科帶著挖苦的語氣稱此人為“繞彎子大師”。羅斯科在給金融策略小組裡的新人起一些頗有創造性又引經據典的綽號方面很有一點天份。他的方法就是用倫敦音押韻、配以聯想出的俚語。舉個例子來說，數字“five” 就被稱為“Lady”，因為 “Lady”是 “Lady Godiva” Q的簡寫形式，而“Godiva” 又跟“fiver”這個詞押韻， “fiver”又是以前5英鎊鈔票的口語說法。用這種方法，他給一名新僱用的巴基斯坦程式設計師授子“Mander”這個稱號，因為這名程式設計師的真名叫做 “Salah”，能讓人聯想起 “Salamander”（“真螈”這種動物的名字）這個詞。 他給我命名為“E-man”。我很喜歡“E-man”這個稱呼，因為這個叫法與我從童年開始在南非的家人和朋友就一直對我全名“Emanuel” 的簡稱， 幾乎完全相同。這個稱呼像羅斯科給其他人起的外號一樣，我後來在高盛時人們就一直這樣稱呼我。1994 年固定收益市場暴跌後，羅斯科離開高盛去了一家位於舊金山、名叫 Iris 的金融軟體公司，這家公司的上司傑里米•厄文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原先是富國銀行（Wells Fago）的一名寬客。 高盛的新僱員中還有一個南非小夥子，叫喬納森•伯克，他本科畢業以分析員身份進入高盛工作。他對金融和市場有著狂熱的興趣，從他身上我很快就第一次看到了什麼是商業思維。我進人高盛後不久，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就在這時，喬納森這個毫無經驗但又充滿激情的小夥子，立即衝出去給他高盛的股票經紀人打電話，要求買人莫頓聚硫橡膠公司股票的看跌期權，寄希望於從這家公司股價的下跌中獲利。這家公司給挑戰者號的助推器提供的密封圈是漏氣的。我看到喬納森對挑戰者號爆炸的迅速反應，心想他真是生來搞商業的，但我錯了。他後來受到金融理論發展的激勵，幾年以後就離開高盛去唸金融學博士，現在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的教授了。15年以後，在2000年11月一次伯克利分校新增設的金融工程學學位贊助人會議上，我再次見到他，那次我是代表高盛去的。他還是像以前 ① Lady Godiva 是一位盎格魯一撤克遜的貴族婦女。根據傳說，她為了讓她的丈夫免除原本向佃戶強制徵收的高額地租，赤身棵體騎在一匹馬上穿過英格蘭考文垂的街頭。—-譯者注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