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他起初評價甚高，這種評價還是在陛下作為王儲對他兄長的政府提出批評而無需自己做出更好的貢獻的時代就形成的。在批評方面，親王妃勝過她的丈夫。當國王不僅要進行批評，而且還得親自去處理並對努力改善政事的措施承擔官方責任的時候，他首次對夫人的這種才智上的優越發生了懷疑。當國王和夫人這兩位君後的任務具有了實際性質的時候，國王的健康的理智才逐漸從女人能言善辯的影響下襬脫出來。 我成功地使他相信，對他來說，問題並不在於這種或那種色彩的保守派或自由派，而在於君主統治還是要議會統治；而且要無條件地避免議會統治，甚至不妨施行一個時期的獨裁。我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陛下命令我做我認為不正確的事情， 我也將把自己的這種見解和盤托出，但是如果您堅持己見，那麼我將寧可和您一道毀滅，也不能夠在同議會統治進行的鬥爭中拋棄陛下。”當時我內心的這種情感頗為強烈，而且對我具有決定性作用，因為我認為當時反對派簡單的否定態度和陳詞濫調對於普魯士民族任務來說在政治上十分有害，也因為我對威廉一世個人懷有深厚的愛戴和極大的忠心，所以，與他一道毀滅的想法，在當時的情況下，在我看來就是生命的自然而令人羨慕的歸宿了。 國王把提綱撕成碎片，還想把碎片扔到花園橋下涸谷中去， 我提醒他說，他的筆跡人所共知，檔案可能誤落不合適的人手中。他覺得我說的有理，便把碎片塞入衣袋以便付之一炬，就在當天便任命我為國務大臣和內閣臨時主席，並於23日公佈於眾。 任命我為內閣首相之事，推延到他和當時在國家法上還佔有這個職位”的馮•霍亨索倫公爵進行了與此有關的通訊聯絡之後才宣布的。 - 245195
196 第十二章普魯士政策的回顧由於我國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我國的德意志政策缺乏獨立性和能量，王國的權威蒙受到損害。公眾對於軍隊和軍官的不公正意見，他們對於軍事措施和軍費開支的反對，其根源就在於此。 議會黨團中各派領袖、演說家和大臣候選人的野心，正是在國民的不滿情緒中得到了滋長和庇護。自從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之後我國的政策要麼根本就沒有明確的目標，要麼就是目標選擇不當，實施不力，從1786年到1806年就是後面這種情況，在這時期我們的政策以無計劃開始而以悲慘’告終。直到法國革命完全爆發”之時，人們從這一政策中還絲毫看不到民族一德意志的方針的跡象。這樣一種方針的初步跡象可以從各邦諸候的同盟、從建立普魯士帝國的思想、從劃定分界線”’，從獲得德意志地區”中找到，這些並不是民族努力的結果，而是普魯士分立主義努力的結果。在1786年，人們的強烈的興趣並不在德意志一民族的地區上，而在奪取波蘭國土這種思想上，直至1792年°戰爭爆發，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互不信任與其說起因於這兩大邦國在德意志事務中的故對，不如說起因於在波蘭事務中的敵對。在圖古特• 勒爾巴赫時期°的爭吵中，由於奪取波蘭領土、尤其是奪取克拉科夫”而進行的鬥爭，比本世紀後半期佔突出地位的爭奪德國霸權的鬥爭所起的作用要明顯得多。 -246-
第十二章普魯士政策的回顧當時民族問題還處在靠後的位置上，普魯士邦國以像奪取德意志臣民一樣的（即使說不是更大的）熱心奪取新的波蘭臣民， 只要是臣民就好，一旦奧地利想把軍隊投人法國邊境，如果擔心為了保衛它在波蘭的利益而缺少必要的軍隊以對抗普魯士時，它便毫不猶豫地懷疑起聯合對法作戰的結果來了。根據在奧地利和俄國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士的意見和能力來衡量，很難說當時的形勢給普魯士提供這種可能性，即走上比抵制它的兩個東方鄰國的東方政策更為有利的道路，如同在1790年7月27日賴興巴赫協定“中的情況那樣。我不禁有這種印象：這種抵制不過是一種對於法國式威望的沒有成果的自信舉動，這一舉動把從弗里德里希大帝留傳下來的威望毫無目的地化為烏有，普魯士從這種力量支出中得到的除了向兩大帝國顯示自己的大國地位，即炫耀實力以滿足它的虛榮心之外，沒有其他好處。 如果奧地利和俄國忙於東方事務，那麼我認為，為了當時它們較弱的鄰國的利益，便不應妨礙，而應鼓勵和鞏固它們向東方伸手的方針，以此來減輕它們對我國邊境的壓力。普魯士根據它的軍事機構的情況，在當時能比它的鄰國更快地做好參戰的準備，而且如果普魯士能避免過早地祖護某一方，並寧可根據自己當時相對弱的實情而保持警惕，不在奧地利、俄國和普福爾塔”之間撈取仲裁者的威望，那麼它就能使這種準備作戰的機動性像在後來的許多場合那樣成為有利的東西。 在這種局勢中的過失通常在於使用和利用這種情況時缺乏目的和優柔寡斷。大選帝侯”和弗里德里希大帝都很清楚，在必須站在某一方或加以威脅時，採取姑息措施是極為有害的。只要普魯士還沒有獲得大致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那種國家形象，只要 -247 197
19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它還不屬於我從梅特涅公爵那裡聽說的那種“富足”國家之列， 它就必須按照弗里德里希大帝所說的那種警惕的精神來制定自己的政策。但是，一種警惕狀態必須有一支可隨時作戰的軍隊作為後盾才有存在的權利；沒有這樣一支軍隊，沒有主動使用這支軍隊去支援或反對敵對雙方之一的決心，普魯士的政策在比如簽訂賴興巴赫協定時那樣投人自己在歐洲的威望，既不能在波蘭、也不能在德國獲得任何物質上的利益，而只能引起它的兩個鄰國的不滿和不信任。人們在具有沙文主義情緒的同胞所作的歷史判斷中，今天還能覺察到那種由柏林對於在東方問題的鬥爭中扮演的仲裁者角色而使普魯士的自信得到滿足的滿意。在他們看來，賴興巴赫協定是弗里德里希的政策水平上的頂點，從那以後，經歷了皮爾尼茨談判”和巴塞爾和約”直到提爾西特和約”，處境每況愈下。 假如當時我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大臣，那麼我就會勸他支援奧地利和俄國面向東方的野心，而作為代價，則要求物質上的讓步，即便是僅僅在波蘭問題上的讓步，這個問題正合當時人們的口味，而且只要人們還沒佔有但澤和託倫“和還沒有考慮德國問題，這也是有道理的。如果率領十萬或更多的隨時可以投人戰鬥計程車兵，以在必要時使之行動起來和聽任奧地利在對法戰爭中陷於孤軍作戰相威脅，那麼在當時的形勢下，普魯士政策怎麼也會獲得比賴興巴赫的外交勝利更好的成果。 人們發現自從查理五世“以來，奧地利王室的歷史記載了一系列誤失良機的事例，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把責任歸之於聽取君王懺語的長老，而普魯士的歷史，僅就最近一百年而言，也是不乏這類誤失良機的事例的。如果說賴興巴赫協定時代的機會得 - 248-
第十二章普魯士政策的回顧到了正確的利用，在普魯士的發展道路上邁出了即使是並不令人滿意的、但畢竟是前進的一步，那麼在1805年就有可能取得更大規模的進步，那時普魯士政策本可以從軍事上而不是外交上反對法國、支援奧地利與俄國，但不是不要代價的。普魯士向這些國家應該提供或已經提供援助所需要的這些條件，像豪格維獲”那樣的大臣是不能實現的，只有在波希米亞或巴伐利亞統帥十五萬士兵的將領才能實現。1806年宴席後發生的事情，如在1805年就會造成決定性的影響。造成坐失良機的，在奧地利是聽取懺語的長老，在普魯士則應當是內閣的顧問們和誠實的但淺薄的武官將軍們。 而且，普魯士政策在簽訂1829年亞德里亞諾波爾和約”和 1831 年鎮壓波蘭起義”時給俄國人的無償援助，這是完全沒有緣由的，當不久以前尼古拉皇帝和查理十世之間耍弄的那些對普魯士不友好的陰謀詭計”，柏林內閣並不是不知道時，尤其是這樣。君主家族”關係的親熱在我們這裡通常足夠掩蓋俄國的罪孿，但是這缺乏相互性。1813年，俄國無疑獲得了一項要求普魯士感激的權利，從1813年2月起直到維也納會議之前，亞歷山大一世大體上是遵守了恢復普魯士戰前狀態這一諾言”的；他當然並沒有忘記俄國的利益，但仍然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對他自然地懷有感激的回憶。在我的童年時代，直到 1825年亞歷山大逝世為止，這種回憶還在我們的公眾中間廣為流傳，俄國的大公、將軍以及偶爾來到柏林計程車兵分隊，還繼續享受到1813年我們迎接第一批尋薩克時的那種盛情接待。 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私人生活中，像施瓦爾岑貝格公爵所宣告的那種臭名遠揚的忘恩負義2不僅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不聰 - 249199
20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明的。但是我們是補償了我們的債務的，這不僅在1829年俄國人在阿德里亞諾波爾處於困境時和透過在1831年我們在波蘭的行動，而且在尼古拉一世整個執政時期。尼古拉一世對德國人的熱情和和善了解得還不如亞歷山大一世，雖然他和他的普魯士親戚以及普魯士軍官都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在他統治期間，我們生活得像是俄國的藩屬，1831年，當時如果沒有我們，俄國幾乎對付不了波蘭人，但特別是從1831年到1850年歐洲市場行情波動期間，我們總是接受俄國的期票併為之付款，直到1848年後年輕的奧地利皇帝”比普魯士國王更加見愛於俄國皇帝時，那時俄國仲裁者冷酷無情地作出決斷來反對普魯士，反對它在德國的企圖，並透過把奧爾繆茨協定的恥辱”強加給我們，作為自己的1813年的友好的效勞的報酬。後來在克里木戰爭”和1863年波蘭起義期間，我們又預先給予俄國以大力支援，而當我們在上面提到的年代裡沒有聽命於亞歷山大二世親自提出的參戰要求”，他對此和在丹麥問題上就表現得惱怒不已，這隻表明，俄國人的要求已經超過平等的界線，而是要求他人從屬於自己了。 我們方面的失算，首先由於親戚感，由於軟弱者對於較強者的習慣性依賴，其次還由於一種錯誤認識，似乎尼古拉一世對我們也懷有和亞歷山大一世同樣的情感，並且對於從解放戰爭時期產生的感激有同樣的要求。但是事實上在尼古拉皇帝統治時期， 德國人心目中並沒有這種根深蒂固的動機：要在平等的基礎上與俄國保持友好，至少（不）①從這種友好關係中得到像俄國從我們的效力中得到的那樣的好處。如果我們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多地 ① 出版者所加。這句話的意思同前面的文字聯絡起來是否定的。—德文字注 - 250-
第十二章普魯士政策的回顧意識到自己的力量，那麼我們就會使彼得堡承認我們有要求對等的權利，尤其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之後，普魯士的防衛體系雖然笨重不靈，但面對這一驚人事件，它在整整一年之內無疑是歐洲一個最強的、或許是唯一能夠參戰的軍事國家。強大的俄羅斯帝國為對付弱小的華沙王國”，在準備戰爭時的軟弱和緩慢程度足以證明，不僅在奧地利，而且在俄國，在十五年的和平歲月中軍事組織被荒廢得多麼嚴重，屬於例外的或許只有皇帝的近衛軍和康斯坦丁大公”的波蘭軍隊了。 當時的法國軍隊、特別是奧地利軍隊的境況與此相似。七月革命以後，奧地利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來整飭已經腐敗了的軍隊組織，也只能保護其在義大利的利益”。在梅特涅執政期間，奧地利的政策是很巧妙的，足以拖延三個東方大國的任何決議，直到奧地利感覺自己已裝備停當，能夠取得共同發言權時為止。只有在普魯士，軍事機器雖然笨重，卻以高度的準確性轉動著，如果普魯士政策能夠採取獨立自主的決定，那麼它就有足夠的力量根據自己的估計來判斷1830年的德國和荷蘭”的形勢。但是，從 1806年到四十年代這一期間，一般來說不存在獨立自主的普魯士政策，我們的政策是交替地在維也納和彼得堡制定的。就這種政策在1786年至1806年和1842年至1862年期間在柏林也試圖尋求過獨立自主的道路而言，那麼從一個熱心的普魯士人的立場來加以評論時，這種道路也很難得到承認。 在1866年以前，我們只能夠有限度地稱自己為大國，在克里木戰爭以後，我們認為必須在巴黎會議”上透過諂媚奉承來獲取外國對這一資格的承認。我們承認，為了自覺是大國，就需要其他大國的證明書。對於哥爾查科夫關於義大利所說的“一個強國無 - 251201
20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需他人承認，它自己顯示出是這樣一個強國”這一標準，我們感覺到自己並未達到。表明普魯是一個大國，這在歐洲早就得到了承認（參閱第五章），但是由於多年來執行一種怯懦的政策，致使普魯士遭到削弱，這種削弱最終在曼託伊費爾在巴黎扮演的那種可憐角色表現出來。他被推遲參加會議並不能動搖這個真理： 一個大國要別人承認自己的大國地位，首先需要深信並有勇氣承認自己是大國。我們在受盡奧地利和西方強國的輕蔑之後，居然還感到需要被允許參加會議和在其決議上簽字，我把這看作是可悲地缺乏自尊心。普魯士倘若沒有以不體面的方式擠進巴黎會議的話，那麼1870年在關於黑海問題”的倫敦談判中我們的地位本來會證實這種見解的正確性。當曼託伊費爾從巴黎歸來並於4月 20日和21日在法蘭克福我的寓所做客時，我冒昧地向他表示遺憾，因為他並沒有把失敗者的事業令卡託歡喜“這句話作為他的行動指南，也沒有為可以預見到的俄法相互接近的情況“確立我們正確的獨立自主的態度。拿破崙皇帝那時就已希望同俄國友好，英國有決定性影響的集團認為簽署和約過早，這些對柏林外交部來說都是毫無疑義的。如果我們不是以屈辱的方式擠進巴黎會議， 而是由於邀請不及時而拒絕參加會議的話，那麼我們的地位會是多麼尊嚴和獨立。如果我們採取合適的審慎態度，那麼在大國重新組合時我們就會受到多方追求，如果我們不依賴於由外交上的對手來承認我們是歐洲大國，而是完全依靠我們的自覺，而不要求參與各種歐洲的協定（因為這些協定對普魯士沒有益處，最多不過是類似賴興巴赫協定那種東西，只可得到空虛的威望和參與討論與我國利益無關的事務），那麼即使從表面上來看，我們的地位也會尊嚴得多了。 - 252-
第十二章普魯士政策的回顧從1786年至1806年和從 1842年至1862年這兩段時期內所錯過的種種機遇，當時人很少理解，當然更談不到及時正確地追究責任了。只有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後公佈了檔案和參與者以及目擊者的回憶錄才能使公眾認出某些錯誤的最初誤解和走上歧途的岔口所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留下了一筆豐富遺產—威望和相信普魯士的政策和國力。他的繼承人就像今天的新方針”依靠老方針的遺產而生存那樣，依靠他的遺產達二十年之久，而對於自己依葫蘆畫瓢的治理辦法的缺陷和錯誤卻一無所知；直到耶拿戰役” 中他們還過高地估價自己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才能。只是下週的崩潰使官廷和人民才意識到，在國家的治理方針中充滿了過失和錯誤。但究竟是誰的過失和誰的錯誤，對於這樣巨大而出乎意料的崩潰誰應負責任，這些問題至今還在爭論之中。 普魯士當時為絕對專制主義君主國。在這種國家裡，除君主之外，任何人對政策都不負有明確的責任，君主如採取或贊同某些極其不幸的決定，則任何人也不能判斷這些決定是出自他個人的精神意志，還是那些各式各樣的男男女女、副官、宮廷侍臣、 政治陰謀家、阿諛奉承者、饒舌的說客和告密者對君主施加影響的結果。陛下的簽字最後掩蓋了一切，字是怎麼籤的，沒有一個人知道。把事件的責任推到執事大臣身上，從君主觀點來看是最近便的出路。但是即使立憲的形式取代了絕對專制主義的形式， 所謂的大臣責任制也決不是不依賴於不負責任的君主的意志。一位大臣如果不能獲得國王在他認為必要的檔案上的簽字的話，他當然可以離去，但是，他就要因此而對離職後果承擔責任，而此後果對其他方面產生的影響比起對直接爭執的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深刻得多。 203 - 253-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除此之外，由於國務內閣的集體議事形式連同它的多數表決制，天天迫使大臣按照普魯士的大臣制度向他的同僚妥協和讓步。然而，對於重大政策的實際責任又只能由一位居於領導地位的大臣擔負，而不能由採用多數表決制的匿名的閣僚擔負。決定正確方針和錯誤方針常常在於最細微的、然而是有決定意義的轉變，有時還在於一個國際檔案用語的語調和選詞。稍一偏離正確路線，偏離的距離就會迅速擴大，以致要返回到原來軌道已做不到，就是返回到誤人迷途的岔口也是無望的。流行的公務保密掩蓋著造成脫軌的狀況，達幾代人之久；對於事物間實際聯絡的無知的結果又使處於領導地位的大臣們——就像我的幾位前任那樣—感到，既然事務在形式上能得到國王的簽字或議會的表決來掩護，那麼他們對事務的實質方面也就可以漠不關心了。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個人野心和職權關係的糾紛之間的鬥爭，則可導致致命的神經熱症，例如勃蘭登堡伯爵”，或者引起神智失常的症狀，例如他的幾位前任。 很難說，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統治期間對我們的政策擔負的責任應該怎樣分攤才是公正的。純粹從人事觀點來看，主要責任仍應由國王來負，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過善於引導他和善於處理事務的優秀的顧問。他為自己保留了不僅在每一個大臣的建議之中進行選擇的權利，而且還為自己保留了在那些多少有幾分才智的副官、內閣顧問、學者、恬不知恥的野心家、誠實的空想家和宮廷待臣的建議中進行選擇的權利。他常常對這種選擇保留很久。做些錯事比無所事事的害處有時要小一點。在1852年至 1856 年期間，這位在個性上非常可愛的君主曾多次地、有時口氣非常堅決地、甚至態度嚴厲地要求我做他的大臣，但我從來沒有 - 25④-
第十二章普魯士政策的回顧勇氣利用這種機會，或者促使這種機會變為現實。”從他對我的態度來看，我在他眼裡並沒有威信，他那豐富的想像力，一旦進人實際解決問題的場合，就斷翅折翼了。我缺乏馴服的順從性格，因而不能接受和以大臣的身份來維護我不相信的那些政治方針，或者在將其付諸實施時我不信任國王的決定和徹底性。國王維護和鼓勵他的各個大臣之間那些不和的因素，曼託費伊爾、博德爾施文格和海特之間構成的三角鬥爭的相互傾軋很適合國王的心意，並且成為國王勢力和大臣勢力之間細小衝突中的政治工具。曼託費伊爾完全有意識地容忍了格爾拉赫、勞赫、尼布林、 本生、愛德溫•曼託伊費爾等人的宮廷奸黨的活動，他所實行的政策更多的是防禦性的，並不企圖達到一定的目的，如塔菲伯爵所說，是因循守舊，如果他能得到國王簽字的庇護，也就心安理得了，沒有議會的純粹的絕對專制制度還保持著它的一個長處， 就是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意識到要負責任。絕對專制制度如果有馴順的議會的支援，除了利用多數派的支援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辯護時，它是更為危險的。 克里木戰爭“之後，緊接著出現的有利於我國政策的形勢是由於義大利戰爭“而形成的。我當然不相信威廉國王在1859年當攝政王時就傾向於突然下決心跨過把他當時的政策同後來導致建立德意志帝國的那種政策區分開的鴻溝。如果依據外交大臣馮•施菜尼茨後來不久與奧地利簽訂特普里茨保障條約”2和拒絕承認義大利這兩件事的尺度來衡量當時的局勢，那麼就有理由懷疑，當時是否可能推動攝政王執行這樣一種政策：使運用普魯士軍事力量取決於德意志聯盟政策中的讓步。觀察形勢不是從進取的普魯士政策的觀點出發，而是從一種人們所習慣的企圖出發， - 25520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即：博得各德意志君主、奧地利皇帝以及德國輿論的讚賞，還從一種模糊的企望出發，即憑藉對德國的忠誠獲取一種理想的道德上的酬謝，而對於目的的輪廓、達到目的的方針和方法卻全無明確的認識。 在夫人和《週報》黨”的影響下，攝政王於1859 年接近於同意參加義大利戰爭。如果真的參戰，那麼基本上是奧法之間的戰爭就會變成一場萊茵河畔的普法戰爭了。當時俄國對奧地利正恨之人骨，至少會表示反對我們，而處於政治槓桿較長一端的奧地利，只要我們一卷入對法戰爭，就會考慮，我們的勝利允許達到什麼程度。那時德國在歐洲棋盤上的角色如同圖古特時代”的波蘭。我的想法是，繼續進行武裝，但同時應向奧地利提出最後通牒，或者接受我們關於解決德意志問題的條件，或者等著我們進攻。但是只是在言論上而不是在行動上宣稱永遠奮不顧身地忠於“德意志”的假定，親王妃及其忠於奧地利利益的大臣馮•施萊尼茨的影響，以及議會、協會和報界的陳詞濫調，都妨礙了攝政王以自己的明晰而正常的理解來判斷形勢，但是在他周圍的政界人物和非政界人物中，沒有一人向他指明過這些花言巧語的毫無價值，並在他面前維護謀求德國正當利益的事業。攝政王及其當時的大臣都相信這樣一句話是有理由的：有人比塔菜朗先生更有頭腦，這就是民眾。但是，為了讓民眾認識真理，事實上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當民眾真正理解應該幹什麼的時候，通常可以利用這種認識的時機已經過去。 只有這位攝政王和後來的國王所經歷的內心鬥爭，只有對於“新紀元”時期的大臣們不僅不能使他的臣民幸福和滿意，或，者使他的臣民俯首貼耳並在選舉和議會中表現出他所希望、所追 - 256-
第十二章普魯士政策的回顧求的滿意這種深信，只有在1862年迫使國王決心退位”的那些困難—一才能對國王的情緒、對他的健全的判斷能力予以必要的影響，使他從1859年的君主專制思想、經過丹麥問題”的橋樑過渡到1866年的觀點，從言論過渡到行動，從空話過渡到實際。 在本身已經十分困難的歐洲形勢下，一個願意破除王朝的多愁善感和宮廷的諂媚作風而實行冷靜和切合實際的政策的大臣， 由於互相交錯的各種影響，要領導對外政策是很困難的，這種橫逆的影響最強烈和最有效的來自奧古斯塔王后及其大臣施菜尼茨，以及其他君王和家族書信，除此之外，宮廷中敵對分子的讒言也起作用，起同樣作用的還有耶穌會機關報（涅謝爾羅選①、 施梯爾弗裡德等人）、各種陰謀家和精明強幹的對手如哥爾茨和哈利•阿爾寧，以及無能的對手如以前的大臣和想當大臣的議員等人的讒言。因此國王必須對自己的第一僕人傾注全部真摯而高尚的忠誠，才能不動搖地信任我。 國王在9月30日王后生日這一天來到巴登一巴登，我於10 月初乘車去到尤特博克迎接，在尚未竣工的擠滿了乘三等車的乘客和手工業者的火車站上等候他，我在黑暗中坐在一輛翻倒的手推車上。我在尋找機會和陛下見面，我的意圖是就9月30日我在預算委員會上所做的發言所引起的轟動一事安定他的心，這一發言雖然沒有速記下來，卻被報紙相當忠實地刊載了。 對於並非心懷惡意和沒有被野心迷住心竅的人來說，我說的話已很清楚地表明瞭我追求的是什麼。我的演說的意思就是，一看地圖就可明瞭，普魯士以它狹長的軀體，不能夠長久地單獨負 ① 奧古斯塔王后的待從長官。—德文字注 - 25720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擔為保證德國安全所需要的軍事裝備，這個軍事裝備應該平均地分配給全體德國人。我們要達到這一目的，不能透過演說、協會、多數派決議，這不可避免是一場嚴重的鬥爭，一場只有透過鐵和血才能完成的鬥爭。為了保證我們在這一斗爭中的成功，議. 員們應該把儘可能多的鐵和血放到普魯士國王手裡，以便國王能夠根據自己的判斷把它投向這個或那個天平秤盤上去。早在1849 年眾議院關於大赦討論時，我在講壇上反駁施拉姆的演說中就表述過這一思想。 羅昂當時在場，在回家途中表示不同意我所說的話，認為類似的“俏皮的離題話”對我們的事業並無裨益。我自己的思想活動在爭取議員們贊同一項有力的民族政策的願望和引起國王不信任我和我的主張（因為從氣質上來講，他是謹慎小心，畏懼暴力措施的）的擔心之間。為了對付新聞界隨時可能對他產生的影響，我便到尤特博克迎接他。 我費了一番周折，才從班車上性急孟浪的列車員那兒打聽到國王所在的車廂。國王獨自一人坐在一等普通包廂內。看樣子， 由於和夫人會見的影響，他顯得心緒頹喪，當我請求他允許我報告他不在時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他打斷我的話說： 這一切將會怎樣結束，我完全精確地預料到了。有朝一日，在歌劇院廣場，在我的窗戶下面，有人先把您的頭砍下來，稍後就輪到我了。 我猜測到（後來有目擊者證實）他在巴登停留八天期間有人不斷向他講述有關波林尼雅克、斯特拉福、路易十六”的種種故 - 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