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法蘭克福，《真理論》，2006 我們人類是不理性的動物，特別之處在於我們有能力去相信自己大腦構思出來的稀奇古怪的東西。 ——羅伯特·富格林，《行走於理性的鋼絲上》，2003 阿爾巴尼亞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曾經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1991~1992年，阿爾巴尼亞開始轉型，賦予了人民更多的人身和經濟自由，該國經濟在1992~1997年迅猛發展。在這一時間段，阿爾巴尼亞的市場開放程度提高，國內生產總值（GDP）持續增加，通脹有所緩解，預算趨於平衡，外國投資也大幅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該國在這一時期所取得的進步大加讚揚。然而，在1997年初期，經濟和社會發展戛然而止。經濟陷入崩潰， 法制慘遭踐踏，軍隊倉庫被民間武裝集團肆意掠奪，政府對大部分地區失去控制。阿爾巴尼亞於1997年分崩離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大規模群體性的理性障礙。 導致阿爾巴尼亞社會崩潰的主要原因是龐氏騙局（Ponzi schemes）。據查，當時該國一半以上的人民捲入了這個騙局。1997年年初，龐氏騙局全面崩潰[1]。在龐氏騙局中，經營騙局的人實際上沒有任何資產（因此，從騙局開始的第一天起，他就無力償付債務）。龐氏騙局為早期投資者提供的回報率非常之高，事實上，早期投資者得到的錢是後來的投資者投進騙局的錢。早期投資者得到的高額回報催生了（通常是透過口口相傳）一大批新的投資者，這批新投資者又引發了更狂熱的投資熱潮。這個騙局在自我強化的基礎上持續了一段時間。當然，在數學計算的幫助下，人們最終識破了騙局。終於，到達某個臨界點，騙局瓦解了——而這通常發生在發起人攜帶騙得錢財成功潛逃後。
通常情況下，潛在投資者會得到關於為何有高回報的複雜解釋。一些在阿爾巴尼亞製造騙局的人向他們的投資者解釋道：高回報率是源於外匯投機；另一些人則聲稱利潤的背後是複雜的採礦計劃；有一個人甚至宣稱回報是來自於對加利福尼亞旅館的投資。在龐氏騙局中，通常的情況是：所謂的盈利計劃越複雜、越和國外聯絡密切，那麼對於潛在投資者而言，這個計劃就更誘人。 龐氏騙局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正是由於在阿爾巴尼亞的騙局規模如此之大，才會引起我們的關注。騙局每個月為投資者提供30%的利率，而當時實體銀行和公司提供的投資回報率與騙局利息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高額利潤使騙局風靡一時。騙局一旦變得深受歡迎，就會有許多經營騙局的競爭者接踵而至。為了誘惑投資者，新的騙局不得不提供更高的利率。在 1996年年底，許多龐氏騙局（當然他們都披著看似合法的公司的外衣）提供每月50%~60% 的利率，有一家公司甚至打出了提供百分之百利率的招牌。當然，回報率越高，騙局瓦解得就越快。隨著雪球越滾越大，終有一天無法募集到足夠的新資金以償還承諾給早期投資者的利潤回報。 到了1997年，將近一半的阿爾巴尼亞成年人捲入了類似的騙局！人們拿出了房子的抵押貸款，有些人甚至還把房子賣了變現以獲取資金參與其中。許多人把畢生的積蓄都投到這個騙局中。在高峰時期，相當於阿爾巴尼亞GDP一半的資金投進了龐氏騙局。在騙局瓦解之前，騙局經濟開始和工資收入競爭並扭曲經濟。例如，一位老闆的員工數量很快地從130名減少到70名，因為人們認為他們可以透過把錢投入龐氏騙局的方式實現盈利，而無須工作以獲取報酬。 龐氏騙局和金字塔傳銷騙局很相似。金字塔傳銷騙局的運作方式是給予招募了新成員加入組織的老成員佣金（新成員加入組織需要繳納會費）。然後，新成員會以同樣的方式繼續努力招募更新的成員。組合式爆炸擴張確保了騙局在幾次迴圈之後會一無所剩，留下大約 80%的成員（一般是最新加入的）承擔損失。在金字塔傳銷騙局中，常常有一種名義上的產品在出售，然而焦點總是在新招募的成員身上，而不是在所謂正在出售的產品上。相反，龐氏騙局卻沒有招募成員獲得佣金這回事，也根本就沒有產品。用新投資者的錢去支付早期投資者的利息，僅此而已。當騙局發展到某個時間點時，承諾的回報沒辦法支付給每個應得的人，此時經營騙局的人通常會試圖帶著剩下的錢潛逃。 一旦每個人都以這樣的方式參與到這個盈利體系中，人們怎麼會認為這種體系能夠維持得下去呢？同樣的，人們怎麼就會忽視金字塔傳銷騙局中的數學含義呢？（在金字塔騙局中，每個人都招募15名新成員，以此類推，當這一迴圈進行到第7次時，捲入騙局的人數將超過美國全部人口數量的一半！） 人們之所以會忽視數學原理是因為他們被汙化的心智程式所奴役。龐氏騙局和金字塔傳銷騙局背後的潛在邏輯本質上是相同的：心智程式受到汙染的人開始認為他們每天都在身邊見到的、他們一輩子都在經歷著的經濟規律可以被違背。他們開始認為，這種新型的投資方式的投資回報率遠遠高於傳統的金融工具，並且毫無風險。騙局的策劃人通常會給出一個極其精明的解釋，以讓整個運作過程顯得合情合理。但是，無論這些使騙局合理化的解釋多麼的巧妙絕倫，也無法掩飾相信龐氏計劃和金字塔傳銷騙局是不良的心智程式——它使人們做出行動，而後又會為自己的行為後悔。 騙局瓦解後，成千上萬的阿爾巴尼亞人損失了畢生積蓄，也沒了家。接著暴亂髮生，國家陷入了混亂。政府無力為人民的投資提供擔保，因為在騙局瓦解時，5家最大的操控著龐氏騙局的公司只有4900萬美元的資產，但卻要償還價值47500萬美元的債務——債務額是國家GDP的兩倍。如同其他的此類詐騙一樣，大多數的實際資金都已經被存進國外的銀行，像消失了一樣，而這些犯下詐騙罪的人要麼逃之夭夭，要麼被關進監獄，聲稱自己和其他投資者一樣也破產了。 由於整個國家有相當一部分的人都捲入了這些騙局中，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經濟狂人中一定有許多是聰明人，是理性障礙使他們深陷於經濟泥潭中[2]。他們的經濟觀是非常不理性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要歸咎於汙化心智程式。當然這也涉及心智程式的缺陷。但是，由於在上一章我已經論述了缺陷所引發的問題，因此本章將把注意力放在獲得了心智程式，但心智程式與情境不相適應的情形。 汙化心智程式經常像流行病一樣，會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肆意傳播。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在一些心理治療師（這些治療師自己受到了一些複雜的心智程式的控制）的鼓勵之下， 許多接受心理治療的病人紛紛回想起自己在小時候曾受過性虐待，施虐者通常是家庭成員。 至於這些“塵封”的記憶為何只有在接受治療後才會被記起，鼓勵報告這些經歷的心理治療師自有一套理論。在諸多理論中，最受青睞的莫過於這一種：這些來訪者患有多重人格障礙， 這些記憶在他們年齡尚小的時候解離了。這個解釋導致了多重人格障礙診斷人數急劇增加。 正如伊萊恩·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解釋道： 心理治療師們認為，兒童為了應對性虐待帶來的痛苦、恐懼和打擊，他們選擇了人格分裂或解離。遭受虐待的記憶一直都存在，只不過被抑制在另一個人格或許多人格碎片中。 “改變者”一直在與創傷進行鬥爭。心理治療師透過催眠的方式與“改變者”接觸，利用內在自救者的力量在不同人格片斷中進行斡旋。然後，他們可以與兒童“改變者”取得聯絡，讓他們為性虐待和宿主人格中其他被抑制的記憶出面作證。（1997） 專業學術組織在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支援這個理論之前，就開始大肆傳播這些觀點。這些理論將多重人格障礙與記憶復甦聯絡起來，很快就在不同的心理治療領域得到傳播、複製。在1970年之前的50年間，全美國報告的多重人格障礙病例不過十幾個。20世紀80年代之前，多重人格障礙甚至都沒有被美國精神病學會認定為一種疾病，但在90年代，成千上萬的病患被確診為多重人格障礙[3]。 隨著這種所謂復甦記憶的現象勢頭越來越猛，在心理治療過程中，病人的陳述也變得越來越奇怪。一些病人開始報告說自己不僅在兒童時期受到性虐待，同時還是撒旦祭祀儀式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SRA）的受害者。肖沃爾特描述了一位婦女（SRB），她40多歲，擁有耶魯大學生物化學學位，同時也是撒旦祭祀儀式虐待的受害者。在接受心理治療之後，她開始相信自己的父母是兒童色情電影製作團伙的成員，他們迫使兒童參與邪教儀式。 她回想起自己被逼賣淫，遭受過電擊和毒品虐待的經歷。她還記起自己在7年級時有過懷孕經歷，並被強迫墮胎。 文獻中記載著許多這樣的例子，許多例子聽起來比這個還駭人聽聞，幾乎所有的撒旦祭祀儀式虐待案例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沒有獨立證據可以證明這些事件曾經發生過。在接受心理治療之前，這些病人完全沒有受虐待的記憶。SRB的案例正是如此。好幾年來，她一直接受治療各種恐懼症的心理療法，但都不成功。在1986年之前，她並沒有報告過自己有任何性虐待的記憶。1986年，她參加了兒童虐待倖存者的討論會，並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展現出3種不同的人格。正是在那兒，她開始“回想起”關於性虐待和撒旦祭祀儀式虐待的記憶。儘管沒有獨立證據來佐證SRB所講述的故事，但卻沒有人質疑過SRB故事的準確性。 這是因為心理治療師的觀念體系已經根深蒂固，不需要獨立的證據（“如果病人認為自己受到過虐待，那麼他就被虐待過”）。這個觀念體系所代表的心智程式只要求病人和心理治療師相信故事的連貫性。然而，這些故事並不是無害的，很多人因為這些故事而受到虐待的指控，並被判刑。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興起的流行性復甦記憶潮流中，病人和心理治療師都是汙化心智程式的受害者——這種心智程式引起紊亂的行為，並拒絕接受評估。龐氏騙局和這個例子都表明，並不是所有的心智程式都是有益的。當我們在討論心智程式缺陷時，人們很容易認為心智程式越多越好。然而，龐氏騙局和流行性復甦記憶的例子告訴我們：人們獲得的心智程式有時候不僅不能防止不理性行為，還會成為不理性行為的起因。 [1] 關於龐氏騙局危以及阿爾巴尼亞危機的描述來自貝澤莫等人（Bezemer，2001； Jarvis，2000；Valentine，1998）。 [2] 當然，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並不僅僅侷限於個體的認知能力方面。貝澤莫的文章中深入討論了導致阿爾巴尼亞經濟狀況的宏觀經濟因素（Bezemer，2001）。我的觀點是：非理性的經濟觀念是導致阿爾巴尼亞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這一點需要我們格外注意。 [3] 關於記憶恢復現象、多重人格障礙、撒旦祭祀儀式虐待的解釋，綜合了多篇文章的觀點 （Rainerd and Reyna，2005；Clancy，2005；Hacking，1995，Lilienfeld，2007；Loftus
and Guyer，2002；Loftus and Ketcham，1994；Mcnally，2003；Nathan and Snedeker，1995；Piper，1998；Showalter，1997）。多重人格障礙現在被稱為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
“如果一個人有兩個大腦，他會加倍愚蠢” 這部分的標題取自德斯蒙德·瑞安（Desmond Ryan）告訴我的一則以色列笑話裡最妙的一句話。笑話中的其他內容我記不清了，但是這句有趣的話概括了理性障礙可能引發的後果 ——在智力上更聰明並不能保證不做蠢事。對於汙化心智程式導致的非理性行為而言，這一點尤其正確。 人們之所以常常獲得汙化心智程式，原因在於它通常被包裹在引人入勝的故事中，並且，這個故事常常很複雜。那些低智商的人對這類複雜的故事往往並不買賬。然而，複雜的心智程式對中等智商或高智商的人而言，卻很有誘惑力。在網際網路上對陰謀論、逃稅計劃、 暴發戶計劃、“玩弄”股票市場計劃和彩票中獎方法的相關案例稍加搜尋，你很快就發現這些案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極具誘惑力的複雜性。例如，許多暴富計劃都涉及不動產交易，而與這些交易相關的稅收制度非常複雜。許多彩票中獎“秘籍”中都涉及使用複雜的數學和機率進行解釋（這些解釋都是錯的！）。“玩弄市場”股票投資建議常常涉及數學和所謂的技術分析圖表。 被欺詐性投資計劃欺騙的人可能並非低智商，這一直覺在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委託進行的一份研究結果中得到了證實[1]。 這份研究調查了165名在欺詐性投資計劃中損失超過1000美元的人的想法和人口統計學特徵，並把他們和另一組沒有受到過金融欺詐的人的想法和人口統計學特徵進行比較。研究結果表明：投資詐騙受害者的受教育程度要比對照組高很多——在投資詐騙受害者組中，68.6%的人至少擁有文學學士學位，而在對照組中這一比例僅為37.2%。在投資詐騙受害者組中，收入超過3萬美元的個體比例是74.1%，而在對照組中這一比例是56.4%。從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資料中我們可以推斷出，投資詐騙受害者不可能是低智商人群。若是非要找出什麼不同的話，只能說這種汙化心智程式對於那些智商較高的人更具有誘惑性。 社會中常見的不理性行為背後那些製造麻煩的心智程式大多是由中等或高智商人群編造的，影響的物件也是中、高智商群體。結果導致很多以聰明才智著稱的名人頻頻做出不理性行為。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是舉世聞名的思想家，但他卻是一名納粹的辯護人，還用看似有理實則空洞的邏輯為自己的信念辯護。他組織了學生準軍事營，常常在信上署名“希特勒萬歲”。著名的科學家威廉·克魯克斯（William Crooks）是鉈元素的發現者，同時也是英國皇家協會會員。儘管他不斷被“通靈者”欺騙，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對唯靈論的信仰。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同樣也因受“通靈者”欺騙而名譽受損。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精於語言文字的使用，但在“二戰”中，他將大部分時間都用於透過義大利廣播為法西斯做宣傳。類似的例子不勝列舉[2]。 許多極端邪惡的觀念傳播者都是智商很高的人。在紐倫堡接受審判的戰犯中，很多人的 IQ測試得分都高於125分；在14名策劃最終解決方案的人中，有8人擁有博士學位。對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關鍵人物所做的調查表明，這些否認者的名頭包括：印第安納大學歐洲史碩士學位獲得者、知名“二戰”人物傳記的作者、里昂大學文學教授、常春藤大學所用教科書的作者、斯克蘭頓大學的英語教授和西北大學教授等[3]。當然，神創論倡導者的身份也包括許多擁有大學學位的人。 認知科學家已經揭示了聰明人的觀念與事實嚴重不符的部分原因。一種解釋就是“知識投射傾向”（knowledge projection tendencies）。這個觀點認為，在一個自然生態環境中， 我們以前絕大多數觀念都是正確的，用已有觀念作為過濾器來處理新的資料，能夠使知識積累的速度更快[4]。這個觀點被用來解釋演繹推理中的信念偏差效應。認知科學家喬納森·埃文斯（Jonathan Evans）及其同事認為，由於信念修正與大腦中的很多信念網路存在互動效應，因此它的計算成本很高。所以，他們斷定，認知吝嗇鬼可能傾向於接受未經任何邏輯推理但又看似可信的結論。只有當人們在面對難以置信的結論時，認識主體才會對假設進行邏輯推理。他們認為，當人們身處一個絕大多數信念都為真的知識領域中時，這個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在上述理論中前提假設的滿足至關重要，即只有個體身處多數信念都是正確的某一知識領域中，才可以用當前的知識結構幫助自己更快地吸收新的知識。然而，如果個體使用的信念子集含有大量錯誤資訊，知識預期就會耽誤對正確資訊的吸收。理解神創論或大屠殺否認者的關鍵點就在於此。儘管知識投射傾向在多數情況下都行之有效，但是，它也會將一些在“錯誤信念之島”上的人隔離開來，使得他們無法逃離此島。簡而言之，當在錯誤的情境中使用知識投射時，有可能導致“知識隔離效應”。因此，儘管知識投射可能會使人們快速地吸收新的正確信念，但它也可能是一個陷阱。當人們不斷地呼叫錯誤觀念集合，使用這些錯誤信念對證據進行評估時，他們會迅速地積累更多錯誤信念，併為未來進一步的知識投射做好了錯誤知識儲備。 錯誤信念之島上的知識投射也許解釋了這種現象：聰明人會深陷於特定的知識領域不斷犯錯，並由於知識投射效應而無法逃離。這些人常常使用他們強大的計算能力將自己的信念理性化，並避開懷疑者的觀點[5]。當知識投射產生於錯誤信念之島上時，對於那些沒有受到知識投射影響和計算能力低的人來說，投射後產生的觀點與錯誤信念並不相同。這也許就是為何一些最有害的汙化心智程式是由那些最聰明的人發明，並且也是被那些聰明人獲得的。 （“如果一個人有兩個大腦，他會加倍愚蠢！”）沒錯，這種人“有兩個大腦，結果是兩倍愚蠢”。 [1] 該研究來自消費者詐騙研究中心（Consumer Fraud Research Group，2006）。 [2] 這些例子來自多篇不同的文章（Bensley，2006；Brandon，1983；Bulgatz，1992； Dawes，1988；Farias，1989；Lehman，1991；Lipstadt，1994；Moore，1977； Muller，1991；Randi，1980；Shermer，1997；Stenger，1990；Torrey，1984）。 [3] 關於納粹戰犯的資訊，參見拉格菲爾德的文章（Lagerfeld，2004）。關於博士學位，參見：（Gardner，1999，p.205）。關於對大屠殺的否認，參見：Lipstadt，1994。 [4] 斯坦諾維奇（Stanovich，1999）使用“知識投射”的概念將發生在認知科學不同領域中的爭論進行分類（Dawes，1989；Edwards and Smith，1996；Koehler，1993； Kornblith，1993；Krueger and Zeiger，1993；Mitchell，Robinson，Isaacs，and Nye，1996）。埃文斯等人使用該論點解釋發生於三段論推理過程中的信念偏差效應 （Evans，Over，and Manktelow，1993）。關於知識同化，請參見漢布里克的研究
（Hambrick，2003）。 [5] 很多研究對合理化傾向進行了討論（Evans，1996；Evans and Wason，1976； Margolis，1987；Nickerson，1998；Nisbett and Wilson，1977；Wason，1969）。
對汙化心智程式的質疑汙化心智程式這一觀點是否存在理論硬傷呢？為什麼人們會相信對他們不利的事情？不是所有信念的初衷都是為了更好的結果嗎？ 這些問題都是有理有據的理性思索，是對汙化心智程式的常識性反應。對汙化心智程式的常識性擔憂有時也可見於學術文獻中。例如，一些哲學家認為，人類的不理性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另一些理論家則認為漫長的進化過程為人類理性提供了保證。 後一種觀點現在已經被人們廣泛認為是有瑕疵的[1]。進化只保證人類在當地環境中是基因適應最優者，而不保證他們在真理或有用性上達到最大化，而這恰恰是理性所要求的。信念無須為了增強適應性而用最精確的方式認識世界。因此，進化不保證人類擁有完美的知識理性，也不確保人類會獲得最佳的工具理性。最終，哲學家在概念上質疑人類非理性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得要領的，因為過去40年裡決策科學家、認知科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所做的眾多研究表明：哪怕是以最低的理性標準作為評估準繩，人類的行為和信念習得也未能達標[2]。 人類有時候會出現系統性的不理性，這一點為何如此難以令人接受？也就是說，有的人會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相信一種信念，並且以損害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我認為，這是由於大多數人對心智程式習得持一種通俗的理論，而這一理論卻存在致命缺陷。心理學家羅伯特 ·埃布林森（Robert Abelson）幾年前所寫的一篇論文的標題《信念就像財產》指出了錯誤的關鍵點。這個短語解釋了為什麼人們發現難以理解自己（或其他任何人）持有違背自己利益的信念（或其他心智程式）。除了當前對過度消費的批評之外，我們大多數人覺得獲取物質財富的原因之一就是財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滿足我們的目的。我們對信念也持相同態度，認為我們選擇了獲取某些信念，那麼它必將服務於我們，就像是財富服務於人生。 總而言之，我們往往認為：①在獲得心智程式的過程中，我們行使了代理權；②它滿足我們的利益。汙化心智程式的觀點與這兩個設想都存在衝突。如果我們認為第一種假設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在獲得心智程式時，我們並非每一次都行使代理權，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第二種假設成立的可能性大大減小，汙化心智程式的觀點更有可能成立。在認知科學對信念習得的研究中，這個觀點與一個重要理論立場相一致。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最近正在探索一個驚人的問題：如果你並不能控制你的信念，而是你的信念控制了你，結果將會怎樣？ [1] 為何進化過程未能造就絕對理性人？很多文章對可能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 （Kitcher，1993；Nozick，1993；Over，2002，2004；Skyrms，1996； Stanovich，1999，2004；Stein，1996；Stich，1990）。例如，史迪奇（Stich，1990）研究了進化未能帶來知識理性的原因。而在實踐理性方面，斯蓋羅姆撰寫了一本關於進化博弈理論的著作，討論了為何“自然選擇會剷除非理性”的觀點是錯誤的（Skyrum，1996）。 [2] 這方面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Ainslie，2001；Baron，2000；Brocas and Carrillo，2003；Camerer，1995，2000；Camerer，Loewenstein，and Rabin，2004； Dawes，1998，2001；Evans，1989，2007；Evans and Over，1996，2004； Gilovich，Griffin，and Kahneman，2002；Johnson-Laird，1999，2006； Kahneman，2003a，2003b；Kahneman and Tversky，1984，2000；Koehler and Harvey，2004；Lichtenstein and Slovic，2006；Loewenstein et al.，2003； McFadden，1999；Pohl，2004；Shafir，2003；Shafir and LeBoeuf，2002； Stanovich，1999，2004；Tversky and Kahneman，1983，1986）。
人們為什麼會受汙化心智程式的影響絕大多數人都認同這樣一個觀點：我們的信念一定會有利於實現某個目的。然而，如果這個“目的”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目的呢？文化複製子理論（culturalreplicator theory）和模因學（science of memetics）幫助我們認識到了這種可能性。文化複製子一詞指的是透過非基因手段傳播的文化元素。文化複製子的替代詞——模因（meme）由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於1976年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1]。模因一詞有時候也用於指代所謂的模因組——一組共同複製的、同時適應的模因，最終形成一串相互聯絡的觀點 （例如，民主的觀點就是一組複雜而又相互聯絡的模因，即模因組）。 人們可能會問，既然已經有了諸如文化人類學等各種學科用以解決文化傳播問題，為什麼又要用這個新詞作為文化的單位呢？有這樣的疑問是合乎情理的。我之所以認為模因一詞很有用是因為：①不熟悉的新術語可以起到去中心化的作用，從而使我們更容易理解汙化心智程式的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移除“信念就是財產”的隱喻，而我們在諸如“我的信念”和“我的觀點”等短語中都可以看到該隱喻的身影。由於“我的模因”的用法沒那麼熟悉，因此它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透過代理行為表明所有者的身份；②由於它與基因一詞的相似性， 它建議我們用廣義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理解信念習得和改變。更確切地說，廣義達爾文主義強調發展有機體是為了促進基因（複製）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有機體本身的任何利益。透過類比，該觀點催生了這樣一種見解，即模因複製有時候會以犧牲宿主利益為代價而自我複製。 因此，模因這一概念所引發的基本觀點是：能夠傳播的信念，未必正確，也未必有利於傳播者。模因學理論家經常使用連鎖信的例子：“如果你不把這個資訊傳遞給5個人，你就會遭遇不幸。”這就是模因（即一個觀點單位）的一個例子。被複制和儲存於大腦的是行為指令。它是一個合理的、成功的模因。然而，這個模因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方面。第一，它是不對的，沒有傳遞該資訊的讀者不會因此而遭遇不幸；第二，儲存了該文化基因又把它傳遞出去的人也不會得到任何好處——他不會因為傳遞了資訊而變得更富有、更健康或更聰明。但是，這個模因還是存活下來了。它活下來是因為它自身的自我複製屬性（該模因的根本邏輯就是：它幾乎什麼都不做，就只說“複製我——否則後果自負”）。簡言之，模因不一定是為了幫助它們所寄生的宿主而存在的。它們存在的原因在於：在模因進化過程中展現出了絕佳的多產性、長壽性和複製的忠誠性，而這些正是成功的複製子所具有的決定性特徵。 模因理論對推理信念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響，因為它顛覆了我們思考信念形成的方式。 社會心理學家往往會問，究竟是什麼導致人們產生了某些信念。在這個因果關係的模型中， 人決定了產生什麼信念。然而，模因理論會問，模因中的什麼要素讓它們為自己找到了許多“宿主”？問題不是人如何獲得信念（社會和認知心理學長期以來的傳統），而是信念如何俘獲人！ 倘若你覺得顛倒傳統的思維方式似乎有些奇怪，那麼就請想想政治運動參與者。人們發現，決定參與某次政治運動最為主要的原因並非參與者的心理因素，而是他們對同一事物所持有的共同信念[2]。同理，地理相鄰性是預測人們選擇皈依什麼宗教的最佳預測因素，而非特定的心理特徵。 關於信念為什麼會傳播這一問題，人們的常識是：“信念X會傳播是因為它是正確的。 ”然而，這難以解釋那些正確但卻不流行的觀點和那些流行但不正確的觀點。模因理論告訴我們，在這類例子中，我們要注意另一種原理。觀點X在人群中傳播是因為它是一個優質的複製子——它擅於找到宿主。模因理論使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作為複製子的觀點的特性上，而不是放在產生這些觀點的人的特性上。這是模因概念獨一無二的顯著功能，也是一個關鍵的功能。 有了模因理論提供的重要見解後，我們現在就能更全面地對為什麼心智程式會存活下來進而得以傳播的原因進行分類。前三種原因分類反映了行為和生物科學的傳統設想。最後一種分類反映了模因理論的新觀點。 （1）心智程式存活下來並得以進一步傳播是因為它對擁有人有益處。
（2）某一心智程式激增是因為它能很好地適應先前存在的基因先決條件或特定領域的進化環境。 （3）某一心智程式傳播是因為它推動了製造載體的基因複製，這些載體對於特定的心智程式而言是很好的宿主（鼓勵人們多生孩子的宗教信仰就屬於這一類）。 （4）心智程式存活下來並得以進一步傳播是因為心智程式自身的自我永生屬性。 觀點1、2和3相對來說不存在什麼爭議。觀點1是文化人類學的標準內容，往往強調信念的功能性。觀點2是進化心理學家經常強調的。觀點3意在表現基因/文化協同進化的理論家所特別強調的那些效應[3]。觀點4介紹了把信念作為象徵指令的新思維方式，這些指令或多或少善於控制大腦。當然，心智程式傳播的原因可能不止一種，可能是因為它對其宿主有用，或者它適應了基因先決條件，抑或它自身的自我永生屬性。然而，觀點4的確提出了汙化心智程式存在的可能性——它是一種對宿主無益的心智程式，因為它是不理性行為的堅實後盾。 許多理論家討論了觀點4中心智程式的一些型別（基於其自我複製策略定義）[4]。例如，寄生心智程式模仿有益觀點的結構欺騙宿主，還讓他們認為自己能從中得到好處。廣告商很善於構建寄生信念，這些寄生信念依賴於其他信念和視覺形象的支援。狡猾的廣告商把信念和形象放在一起，努力創造出諸如“如果我買了這輛車，我就能得到這位漂亮的模特”等未經分析的有條件的信念。其他的一些自我保護模因策略涉及改變認知環境。例如，許多宗教會啟動人們對死亡的恐懼，以期讓他們承諾的來生更加誘人。 更具災難性的是旨在改變文化環境的“敵對策略”（adversative strategy），它會改變文化環境，使得環境不利於與自己有競爭性的模因，或者影響它們的宿主去攻擊另一種心智程式的宿主。 [1] 在盎格編輯的一卷中（Anger，2000），作者對這些定義進行了討論 （Blackmore，1999；Dennett，1991，1995，2006；Distin，2005；Gil-White，2005；
Hull，2000；Laland and Brown，2002；Lynch，1996；Mesoudi，Whiten，and Laland，2006）。我傾向於把模因看作人腦控制（或是資訊化）狀態複製到另外一個腦時有可能會導致產生的新行為和（或）想法。當控制狀態與複製源存在因果關係時，模因複製 （即寄主大腦對這個複製的複製）就發生了。雖然我對於模因的定義源於盎格的觀點 （Anger，2002），但是單就本書的寫作目的來說，我們無需對模因給出一個精確的定義。 一個模因可以僅僅代表一個想法單元，或是文化資訊單元。圍繞著模因理論，存在著很多爭論。例如，在特定應用領域中，模因概念的可證偽性；模因/基因隱喻的應用範圍；模因概念與社會科學領域中文化的概念有何異同。模因研究領域中的這些爭論非常有趣，但圍繞著模因概念的這些爭論與本書的寫作目關係並不大。引入模因的概念是希望讀者接受這樣的觀點：有些信念之所以會得到傳播，是由於他們本身具有的屬性使然。這一觀點與社會和行為科學領域中圍繞著模因的爭論並不衝突。在社會行為科學領域，如果想要了解一個人所持有的信念，需要對該個體的心理面有所瞭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某些學者來說，“模因”概念的內涵比本書中所涉及的更廣。例如，斯珀波（Sperber，2000）認為，“模因”並非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化複製因子，而當模因選擇被複制時，“不是因為有利於人類攜帶者，而是有利於模因自身”，特指本章後面即將討論的類別4。與之相比，我對“模因”的使用更為泛化（作為文化複製子），包括下面所列舉的所有4個種類。 [2] 關於相似性與信念，詳見斯諾等人的研究（Snow，Zurcher，and EklandOlson，1980）。 [3] 有很多文獻討論了進化心理學（Atran，1998；Sperber，1996；Tooby and Cosmides，1992）和基因/文化協同進化（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1981； Durham，1991；Gintis，2007；Lumsden and Wilson，1981；Richerson and Boyd，2005）的問題。 [4] 參見布萊克摩爾等人的研究（Blackmore，1999；Lynch，1996）。
破壞協議的模因當涉及汙化心智程式時，人們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或為了自己在乎的人的利益） 這一預設假設就不再適用了，它此時是自己的利益至上——它的利益就是複製。這一觀點是現代廣義達爾文主義自然發展的結果，只不過最近才被社會完全接受[1]。和它類似的觀點還有：基因不一定就服務於它們的人類宿主。但是，這種觀點直到理查德·道金斯將其整合到他1976年出版的那本經典著作中時，才引起公眾的注意。文化複製子（心智程式）可能同樣不服務於個體利益的觀點，更是在最近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對某些人來說，它仍然是違反直覺的。 這一觀點的反直覺性質反映在人們試圖解釋行為時難以丟棄的預設理性假設。發生於21 世紀的一起非常重要的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在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大廈被撞毀不久之後，美國第一夫人勞拉·布什被要求對該事件進行評論，在回答過程中，她提到教育在防止此類悲劇中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大約在同一時間的一個採訪中，英國前首相的夫人切麗·布萊爾同樣提到教育作為類似“9·11”事件的預防措施。然而，當時的評論員和3年後有關“9·11”事件更全面的報道都指出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即“9·11”事件的劫機者絕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2]。例如，在劫機後駕駛著美國航空11號班機撞向紐約世貿大廈北塔，導致許多人被燒成灰燼的穆罕默德·阿塔就有城市工程和規劃專業的學位。 人們很難接受這些行為竟是出自受過良好教育和聰明的人之手這一事實。人是理性的， 按照這種思路，必定有某些重要的東西他們不知道——某些教育或資訊缺陷才導致他們做出此種行為[3]。汙化心智程式這一概念為我們開啟了另一種可能性——或許恐怖分子的心智程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更確切地說，種種有害的寄生模因影響了恐怖分子，例如殉道模因和來生會得到慷慨回報的模因。紐約世貿大廈的摧毀幫助許多人理解病毒模因會以犧牲人類為代價進行自我複製這一可怕的邏輯。它引發人們對變成武器的模因的危險性展開更為廣泛的討論，因為模因完完全全控制著宿主。
有時模因組沒有絲毫想要服務於人類理性的意思。相反它們可被稱作“破壞協議的模因”——這些模因不能容忍在自己的複製策略上有任何妥協。這種屬性為什麼會促進觀點繁殖，其原因來自於廣義達爾文主義的原理。一個複製子複製頻率增加的同時，它的多產性、 長壽性和複製的忠誠性也同時增加。文化複製子的複製忠誠性比基因要低得多。文化複製子的片段在它從一個大腦跳到另一個大腦中時，不斷地發生混合和匹配。破壞協議的模因透過拒絕融入人類文化大染缸的方式，保證了自身複製過程的純結性。在複製頻率的基礎上，破壞協議的模因總會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本節討論的關鍵點是，這種心智程式不會為了滿足人類在變幻莫測的世界中的利益而展現出靈活性。因此，破壞協議的模因是汙化心智程式的主要候選者。 [1] 關於廣義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請參見盎格等人的文章（Anger，2002； Dennett，1995；Hamilton，1996；Stanovich，2004）。 [2] 已有很多研究記錄了恐怖主義分子的受教育情況（Benjamin and Simon，2005； Caryl，2005；Dingfalter，2004；Krueger，2007；Laqueur，2004； Mcdermott，2005）。 [3] 此處的論點並非支援恐怖主義行徑的模因只屬於型別4。多數模因都是多種屬性的結合體。這個模因有著強大的自我繁殖屬性，使得我們過度關注於自我繁殖屬性的歷史和邏輯， 而不是基於寄主利益假設的理性計算。這就是我曾經提到過的“知識競技場測準”（Stanovich，2004）。模因的自我繁殖假設並不比模因必須服務於寄主利益的假設更極端。許多模因結合了以上兩點屬性，而我想說的是，就這個模因來說，它的屬性更傾向於前者。
避免汙化心智程式的策略上述討論表明我們需要採取策略，以避免汙化心智程式。下面是一些避免這類心智程式的規則。 （1）避免安裝可能對你（宿主）產生生理傷害的心智程式。 （2）關注影響你目標的心智程式，確保它不妨礙目標選擇的多樣性。 （3）關注同認識世界相關的信念和模型，尋找並安裝正確的心智程式，也就是真實反映世界的心智程式。 （4）避免拒絕對自身進行評估的心智程式。 規則1和2是相似的，因為它們都旨在保留靈活性，以應對宿主的目標發生變化。我們應該避免對宿主有害的心智程式，因為若是宿主受傷或者死亡，他追求任何目標的能力都會受到削弱。同樣地，將未來潛在的有益目標提前排除的心智程式也是問題重重的。例如，當我們看到一個年輕人採取了威脅到實現遠大目標的心智程式時，我們難免為此感到沮喪（比如早孕，或是年輕人加入了異教團體，中斷了求學道路，並與朋友和家庭斷絕了關係等）。 規則3發揮著檢驗心智程式好壞的作用。由於準確地認識世界有助於我們實現目標，因此正確的信念對我們是有益的。不管一個人未來的目標是什麼，若是他關於世界的信念是正確的話，會提高目標得以實現的可能性。當然在有些情況中，不追求事實也能實現某一特定目標（但這通常只是暫時的），但是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渴望擁有真實的信念對推動許多目標的實現都具有長遠影響。 寄生心智程式致力於尋找增加自己生存時限的法子，而不是幫助宿主[1]。破壞宿主的評估計劃，是寄生心智程式安裝在我們認知結構中的一種常見方式。因此，規則4（避免拒絕評估的心智程式）非常重要。此處與最後一章討論的可證偽性有直接聯絡。在科學中，一個理論在告訴我們應該發生什麼事的同時，還必須提示不會發生什麼事。如果理論認為不會發生的事真的發生了，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確地說：這個理論出錯了。相反，一個不可證偽的理論沒有具體說明哪些觀點可以用來作為反駁的依據，因此排除了改變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說這些不可證偽的理論是無法被評估的。透過拒絕評估，它們防止科學家用新的理論取代自己，但這是以科學發展的停滯為代價的。 這種情況有可能出現在所有的心智程式中。我們要警惕所有禁止對其進行評價的心智程式。我們需要責問這些心智程式都經過了哪些實證檢驗和邏輯驗證？之所以這麼做，為的是透過實證檢驗或邏輯驗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這個心智程式在邏輯上是前後一致的， 或者這個模因真實反映了客觀世界，因此對我們是有益的（上述規則3）。逃避這種關鍵評估的未經檢驗的心智程式無法提供這種保證。 毫無疑問，不可證偽心智程式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依賴盲目信仰的心智程式[2]。盲目信仰的觀點令它的宿主喪失對其進行評估的能力。信仰心智程式意味著你不會反省或質疑它的起源和價值。基於信仰的心智程式的基本邏輯就是使人喪失對其進行批評的能力。例如，基於信仰的心智程式為了逃避評估而使用的計謀之一，就是培育一種觀點：神秘是一種美德 （這種策略意圖阻礙人們尋找評估心智程式所需的證據）。在基於信仰的心智程式案例中， 之前提到過的反意屬性就開始發揮作用了。縱觀歷史，許多宗教都鼓勵追隨者攻擊那些不信教的人，或者至少也要恐嚇非信徒，使其保持沉默。 並非所有基於信仰的模因都是不好的，其中有些模因是有利於宿主的，但此類例子需要大量的證據支援。人們真應該問問那些基於信仰的心智程式，為什麼它使我們認知武器庫中的利器（如邏輯、理性和科學）紛紛喪失功效，而這些武器在其他領域中卻可以運轉正常。 不過，禁止提問和評價策略是寄生模因組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除了可證偽性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值得引起我們對心智程式的懷疑，即羅列出代價和利益，將降低銷燬心智程式的可能性。這種情況被稱為“信念陷阱”[3]。讓我們來看看麥凱引用的這個例子：
實施陰部封鎖（割禮的一種方式）的女性落入了信仰陷阱。馬裡的班巴拉人認為在性交過程中，如果女性的陰蒂接觸了陰莖，男人就會死去。奈及利亞的一些人認為，在接生過程中，如果嬰兒的頭部碰到了陰蒂，嬰兒就會死去。我把這些稱之為“自我強化的信念”，即一種無法被改變的信念，因為驗證信念真偽的代價實在太高了。（1996） 這個例子和可證偽性的例子有所不同。從原則上講，這一信念的真偽是可以驗證的，是可以被證偽的。但是，驗證真偽的代價太高了。請注意，基於預期的價值，即使你認為這個信念只有1%的可能性是正確的，但由於風險太大，你也不會去驗證它的真偽。這個心智程式一旦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再想移除它就很困難了。 除了可證偽性和代價太高之外，如果心智程式具有反意屬性，這也可成為質疑它的理由。如果一個觀點或策略是正確的或是對宿主有益的，為什麼它要去抵抗其他心智程式呢？ 對於與另一個模因（可能是沒用的模因）之間展開的對比測驗，有益的心智程式對此不應該持歡迎態度嗎？因此，反意屬性的存在（除了禁用評估策略之外）是汙化心智程式可能存在的另一線索。 [1]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複製活動的擬人化描述僅僅是生物學寫作中的一種速記手法。 例如，“複製子為蛋白質提供保護性塗層以抵禦攻擊”這樣的說法比“建立帶有塗層的交通工具的因子複製在人群中越來越常見”更容易被理解。我將繼續使用這種擬人化的描述方式， 比如，說複製子有“目標”或是它的“利益”，我相信讀者可以理解這種說法只是為了便於理解的寫作技巧。道金斯（1976，1989）曾經說過：“當我們用擬人化的方式討論基因，把它們看作具有有意識目標時，時刻謹記，要確保自己具備隨時將這些不準確的俚語轉化為科學嚴謹專業術語的能力”。這一觀點也適用於描述模因。自我複製次數最多、忠誠度最高、壽命最長的模因會有更多的後代。 [2] 眾所周知，喬治·布什總統是盲目信念心智程式的重度依賴者（Woodward，2006）。 [3] 關於信念陷阱，參見埃爾斯特等人的研究（Elster，1999；Mackie，1996）。
汙化心智程式導致的理性障礙聰明人特別擅於產生臭名昭著的想法。 ——史蒂文·拉格菲爾德，《威爾遜季刊》，2004 高智商並不能預防汙化心智程式產生非理性行為。偽科學提供了許多汙化心智程式的例子——而許多偽科學體系都是由高智商的人創造出來的，並且他們自己也深信不疑。此外， 考慮到參與偽科學的人群數量和範圍之廣，因此，從統計學角度可以確定許多參與者都擁有高智商，只是受到了理性障礙的困擾。例如，美國占星家的數量是天文學家的20倍。根據美國國會下屬的一個調查委員會估計，美國每年花在醫療騙術上的開支為10億美元，這一數字遠遠大於用於合法醫療研究的費用總和。擁有千萬擁躉的偽科學名目列表似乎永無盡頭：占星預測、閾下減肥、生命節奏[1]、服用維生素B17[2]、精神外科學、金字塔傳銷騙局、龐氏騙局、靈魂出竅經歷和走火[3]等。 偽科學信念的大肆流行表明，大量不合理的信念正在成形，這類觀念如此之多，僅僅去責怪社會中的低智商成員是不合情理的。單從數量上看，一些高智商個體的思維能力也非常差。我們的人口中有22%的人相信世界上有大腳怪[4]、25%的人相信占星術、16%的人相信有尼斯水怪、46%的人相信（靠祈禱等方式的）信仰療法、49%的人相信惡魔附身、 37%的人相信鬼屋、32%的人相信幽靈、26%的人相信千里眼、14%的人諮詢過算命先生還有10%的人認為自己和魔鬼講過話，這些人並非都有智力缺陷。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都有理性障礙。 事實上，我們無須猜測秉持這些信念的高智商人群究竟有多少。幾年前，加拿大門薩俱樂部的成員接受了一份關於超常信念[5]的調查，調查結果令人深思。門薩俱樂部是一個只接納高智商個體的組織，要想成為該俱樂部的成員，必須透過嚴苛的智力測驗。然而，調查結果顯示，俱樂部成員中有44%的人相信占星術、51%的人相信生命節奏、56%的人相信有外星訪客——所有這些信念都沒有一絲實證證據支援[6]。
在本章中，我已經證明了高智商人群很容易受到汙化心智程式的困擾。在上一章中，我討論了在機率論思維和科學思維領域中，高智商人群如何受到心智程式缺陷的影響，進而引起不理性信念和行為。從第6章到第9章，我們看到認知吝嗇鬼的各種特徵（如我方立場資訊加工、框架效應、替換屬性傾向）都未能透過智力測驗加以評估。 當我們再次遇到聰明人做傻事的理性障礙時，希望各位讀者能夠不再為此感到驚訝，希望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已經開始逐漸變得清晰起來。認知領域中，有那麼多的重要方面在智力測驗中都沒有體現出來，這一點著實令人感到疑惑。對智力測驗常見的批評是它沒有涉及人類社會和情感功能。但這並不是我要討論的焦點。我並不是想把認知領域當作智力概念的一個組成部分。正相反，我認為，即使是在認知領域中，智力也只不過是一個狹義的概念。 本章和最後一章力圖闡述這樣一個問題，即智力測驗並不能評估對理性思維至關重要的心智程式，也不能評估阻礙理性思維的破壞性心智程式。前面幾章的論述表明，智力測驗對理性思維相關的思維傾向也沒有加以評估。這些都與以下傾向有關：使用（或避免）型別二加工戰勝型別一加工的策略。總而言之，思維可以有很多種犯錯方式，而不僅僅只有智力測驗評估的那幾種。下一章，我們將討論這些思維謬誤的分類。 [1] 美國偽科學家創造的一種所謂檢查人體健康的騙術。——譯者注 [2] 偽科學家聲稱的抗癌藥物。——譯者注 [3] 光著腳在滾燙的物體上行走。——譯者注 [4] 一種據說生長在美國和加拿大荒野的多毛類人型生物。——譯者注 [5] 無法用科學解釋的信念。——譯者注 [6] 關於偽科學信念大肆流行的資訊來自達克曼等人（Druckman，and Swets，1988； Eisenberg et al.，1993；Farha and Steward，2006；Frazier，1989；Gallup and Newport，1991；Gilovich，1991；Hines，2003；Musella，2005； U.S.Congress，1984）。不同研究得出的調查結果大同小異。關於門薩俱樂部的報道來自查狄倫（Chatillon，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