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良大公去世的那一年，約翰·勞放棄了被召回法國的所有希望。也是在這一年，在離勞的故鄉愛丁堡大約15公里的柯科迪小鎮上，瑪格麗特·史密斯有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她是一個單親媽媽，丈夫在孩子出生前幾個月就已經死了。這是一個男孩，1723年6月5日出生，名字叫亞當·斯密。他的童年生活很安寧，只是在兩歲的時候發生過一個小插曲。一個吉卜賽罪犯把他拐騙了，但很快就沒事了。孩子在一天天的長大，瑪格麗特·斯密注意到他對身邊社會的情況有著強烈的興趣。儘管柯科迪是一個只有1500個居民的小鎮，但還是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地方。小鎮有多種多樣的商業貿易，來自許多地方的商船就停泊在房子旁邊。小男孩喜歡坐在海邊的峭壁上，遠望著商船來來往往。 嬗變之年那時候的英格蘭不像法國，它已經建立了一套運轉良好的紙幣制度。支付手段不僅包括金幣與銀幣，還包括英格蘭銀行和其他銀行所發行的紙幣， 以及本票和境內票據。除了硬幣、紙幣與境內票據，還有像財政票據和東印度公司債券這樣的附息票據，它們都可以流通，雖然週轉率較低。造幣廠的主管就是艾薩克·牛頓，他於1696年獲得該項任命。牛頓在年輕的時候，就注意到不僅政府可以實行硬幣“縮水”的做法，許多市民也可以這樣做。一些人把一堆硬幣放進一個袋子裡，使勁地搖晃，然後把那些磨掉的粉末收集起來。有的人更加粗暴，直接在硬幣的邊上切下薄片，然後再拿去花掉。為了防止發生這樣的事情，牛頓主張把硬幣磨成光邊，以便鑑別硬幣是否曾被動過手腳。 那時，工業革命已經處於搖籃階段，經濟大繁榮的條件正在日益成熟。 首先，英國的海軍正在快速地征服新市場，為英國的產品開啟銷路。其次， 鄉村也已經啟動了一場“農業革命”，農場正在擴大，產量也在提高。這個過程釋放出了勞動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城市尋找工作、學習機會或者嘗試一些新的冒險職業。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來到倫敦，那時居住在倫敦的人口大約有50萬～75萬。另外一些人選擇去了英國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那裡約有4.3萬人居住。其餘的人分別移居到了諾里奇（3.6萬居民）、利物浦（2.2 萬居民）、曼徹斯特（2萬居民）、索爾福德（2萬居民）、伯明翰（2萬居民）以及其他一些商業中心。
不凡的個性再回到柯科迪小鎮看看。我們這位年輕的朋友亞當·斯密在17歲那年完成了基礎學校教育後，決定離開家鄉。他告別了媽媽瑪格麗特，跨上馬，風塵僕僕地騎了500多公里的路程，來到了牛津，他已經被牛津大學錄取了。約翰 ·勞17歲的時候則是醉心於倫敦的賭場，他也曾經立志要成為一個人物。而亞當·斯密對於賭博則是乏料可陳。實際上，在牛津大學，他是那些表現得最心不在焉的學生中的一員。在喝茶的時候，他把黃油麵包泡在茶壺裡，然後卻抱怨茶的味道不好，人們看到這些並不覺得奇怪。他浪漫地與一個姑娘相戀，但在聚會的時候居然沒有發現這位姑娘也在場。而且，人們還經常看見他自言自語。就在亞當·斯密看起來似乎忘卻周圍一切的時候，他卻並不是在發瘋，而是正聚精會神地思考著某些問題。 他不僅能夠專心致志，而且還有很強的表達能力。在參加社交聚會的時候，他可以整晚上都只想自己的問題。可是一旦有人引起他的注意，比如向他直接提問或者發表一些刺激性的觀點，他會就此展開討論，彷彿在發表一席演說。他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上不停地糾纏，使得人們都後悔不該和他爭論，或者後悔不該碰見他。 亞當·斯密發現自己對牛津大學課堂上講的東西並沒有什麼興趣，他的大部分知識實際上來自他獨立的學習和閱讀。 1750年，亞當·斯密完成在牛津大學的學業後回到了家鄉，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邏輯學教授。1752年，又擔任道德哲學教授。這些年裡，克萊德河沿岸的貿易逐漸發展起來，促進了當地新興產業的發展。亞當·斯密懷著很大的興趣跟蹤商業的發展動態，而且在大學裡的工作也讓他感到非常愉快。 新倫理學：同情與私利亞當·斯密有一顆雄心，那就是發展一套新的倫理學理論，這套理論是以人的本能與情感為出發點，而不是從虛偽的教條中推演出來。他相信，任何人都有一個基本的願望，那就是被他人接受，並獲得他人的“同情”。為了博得他人的同情，心懷私利的人將會盡力以一種受人尊敬與讚賞的方式行事。 這樣一來，就會培養出道德感，良心在轉化為行動之前，就已經滲透在人們的思想之中。如果忽略了這一點，就不能喚起他人的同情心。因此，倫理學研究的並不是有關功利、仁慈或者道德教條的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私利問題。
他還以同樣的視角來考察社會經濟的進步。他認為，正是追求私利的個人推動了經濟的進步，而且，任何企圖壓制個人（私利）的行為，結果都會導致對整體經濟活力的壓制。1755年，他在一篇論文中作了這樣的解釋： 讓一個國家從最低階的野蠻狀態發展到最高水平的富裕，其實並不難，只要有和平的環境、較低的稅收以及老百姓可以忍受的司法管理，其餘的都是一個自然過程。然而，那些反對這個自然過程，強迫自然過程改變軌跡，或者在某個特別關鍵點上拼命阻礙社會進步的政府，都是不近人情的，而且會被迫採用壓迫與殘暴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統治。 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在蘇格蘭廣為人知。這本書還使他成為巴克盧公爵的私人家庭教師，公爵不僅同意提供大學薪水的兩倍，而且還提供一項特別的禮遇：如果斯密願意陪他一起到歐洲進行為期兩年半的遊學，公爵還願意承擔他的花費。斯密欣然同意了這個計劃。1764年的一天，斯密乘船前往海峽對面的法國。 貨幣必須不停週轉在經歷了奧爾良大公、約翰·勞與密西西比危機之後，法國又經過了很長時間才逐漸恢復，現在它正與英國爭奪殖民地的控制權。這些年，法國一批知識精英已經成長起來。斯密來到法國後，乘機拜會了其中一些精英分子， 包括時年29歲的魁奈。魁奈結交了很多有權有勢的朋友，他自己實際上還是路易十五的私人內科醫生，這個路易十五就是約翰·勞時期由菲利普·奧爾良攝政的那個年幼的國王。 魁奈的一部分靈感來自於理查德·坎蒂隆。坎蒂隆死於1734年的火災，他當時是個頂級富豪，在法國與英國金融市場上狠賺了幾筆。在這個年僅37歲的百萬富翁的遺產中，發現了一本書的手稿。後來將其出版，這就是《商業性質概論》，這本書對許多經濟現象進行了分析。回過頭來看，到目前為止，坎蒂隆最重要的貢獻是有關貨幣供給、貨幣流通速度與資本市場的理論。坎蒂隆瞭解到如何影響有效的貨幣供給，他認為這不僅取決於發行多少貨幣，還取決於貨幣的流通速度，也就是貨幣在不同的人之間週轉有多快： 在某種程度上，貨幣流通的加速度或者更高的速度，將會產生與增加貨幣供給（發行）相似的效果。
這兩種途徑都有效。誠如他在密西西比恐慌中親眼所見的那樣，如果人們開始儲藏貨幣，其結果等同於貨幣供給的下降。貨幣必須不停地週轉，否則就不能給市場這部機器新增機油，蕭條也會隨之發生。 儘管魁奈受了坎蒂隆的啟發，但他自己的開創性思想也為人類作出了貢獻。他在歷史上的確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跡，以至於200年之後，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評價他是歷史上最重要的四位經濟學家之一。他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所謂的“經濟表”，這張表解釋了注入社會中的一定數額的貨幣是如何轉變成流量的。然而，貨幣不會永遠流動，因為每一個收到錢的人在花費之前， 通常都會儲蓄一部分。他用這個方法來證明，向社會注入新的流動貨幣產生的影響要大於所有票面的數額。因此，重農學派認為，資本在本質上是一系列的預付，而社會收入是流動的，並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其數額在流動過程中會有所增加。人們都把魁奈看成是“重農主義”運動的非正式領軍人物。這場運動創造了一個流行口號：自由放任。 他們反對法國的重商主義傳統，反對國家干預與保護主義，他們主張廢除壟斷、貿易壁壘和特權。他們還提倡個人主義與“自然法”概念，認為社會法律應該反映大自然的客觀法則。實際上，這場運動的名稱本身意味著“自然統治”。重農主義者還認為自己利益的最好看護者是個人，而不是政府。於是，他們到處宣講私有財產應該受到完全的尊重。 為消磨時光而寫成的鉅著斯密傾聽著魁奈，心中有些懷疑，但還是很感興趣。顯然，他並不太忙，在到法國的第一年，他便開始寫書來消磨時光。後來，他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說，當時“寫書就是為了消磨一下時光”。他在法國待到1766年，回蘇格蘭的時候，已經完成了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手稿。他那時還不知道自己所寫的這些內容後來會成為一部經典著作的一部分，這部著作受到了經濟學家的稱頌： “……不僅是所有關於經濟學的著作中最為成功的，也是迄今為止所有科學著作中最為成功的，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可以一較高下。”（J·熊彼特，1954年） “……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很可能是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T·H·巴克勒，1872年）
但是，他知道，一定要利用這些手稿作非常徹底的研究。回到蘇格蘭的那一年，他43歲，在柯科迪的海灘邊買下了一幢房子，打算在這裡繼續他的研究。 英國工業的起飛 18世紀50年代，越來越多的英格蘭商人開始使用一些簡單的機器。那時，許多小企業都散佈在小山坡周邊，以便利用溪流作為機器運轉的動力， 還有一些則是利用礦物能源做動力。在斯密的家鄉，就有煤礦、鹽場和制釘廠。他的一位密友詹姆斯·奧斯瓦德就在城外開了一家制釘工廠，離斯密家也不算太遠。制釘用的鐵屑原料是從歐洲大陸進口的，而煤炭在工廠的門口就有。後來，斯密就運用這家小工廠的經驗來解釋產業進步的關鍵。他回來三年之後，英國誕生了兩項重要的技術發明。一個是阿克萊特設計的“水力紡紗機”，它大大地提高了紡織業的生產效率。更為輝煌的還是第一臺蒸汽機，它是斯密的一位好友詹姆斯·瓦特的專利發明。水力紡紗機與蒸汽機以及其他一些發明，加上煤炭生產，推動了英國工業的騰飛（表3-1）。 機器帶來了兩種戲劇性的效應。一是提高了單位資本投入的產量，另一個是在建立新工廠時，有必要預先制訂深入的生產計劃，這與以前向許多小家庭作坊訂貨的方式大不一樣。當然，隨著工廠潛在贏利能力的擴大，不確定性也增加了。在工廠建成投產之前，就可能面臨市場需求變化的風險。沒有人確切地知道這種發展對經濟執行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但肯定會有某種影響。 表3-1 創新帶來的工業革命資料來源：梅格，1987。 《國富論》
1766～1773年，就在當地資本家正忙著用新機器設立工廠的時候，已經回到英國的亞當·斯密卻一直在專心致志地著書立說。最終完稿的時候，已不知不覺寫就了鴻篇鉅製。這部5卷本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般簡稱為《國富論》）全面地向讀者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執行機制。在第一卷，斯密闡述了勞動分工是一些國家經濟產出增長的主要原因。他用勞動分工來解釋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與各種機器的發明。關於理性人，斯密用親自觀察的例項來說明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從理論上給出假設（有一次，他在解釋製革廠的勞動分工理論時，由於注意力太集中而跌到了製革的坑裡）。 但是，他在書中說明勞動分工的理論時，舉的例子不是製革廠，而是他曾經考察過的制針廠。在這家制針廠，10個工人一天總共生產出48000根針。 但是，如果把他們全都分開並獨立工作，而且他們之中沒有人接受過這項業務的專業培訓，那麼每個人一天的產量肯定不到20根，甚至可能連一根針都做不出來。 由於勞動分工是國民財富的基本源泉，他提倡透過自由貿易來促進國家之間的勞動分工。《國富論》接下來分析了價格機制，他認為市場價格圍繞“自然”價格或“均衡”價格上下波動。該書的其他章節還研究了工資、利潤、企業家承擔的時間風險、利息、地租、資本與稅收等問題。關於政府的作用，他建議應該最小化：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人為了公共利益而進行政府幹預會帶來什麼好處。 他認為，公共部門不應該干預市場，而應該致力於保護市民、建立司法公正，以及承擔一些特定的工作，像發展教育、運輸系統和監管票據信用等。 看不見的手然而，斯密著作最重要的部分並不是他的區域性分析（其中多數是正確的），而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基本原理：自由是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他在書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讓每個人成為自己利益的守護者，而且依靠自私的力量，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就是最理想的： 他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 而且： 我們與生俱來的追求優裕生活的願望，至死也不會改變。 他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在書中重複著這樣的話語： 我們的晚餐不是出自屠戶、啤酒商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要向他們乞求憐憫，而要訴諸他們的自利之心；我們也決不向他們談論自己的需要，而只談論對他們的好處。 斯密如此強調這個原理，並不意味著他把市場經濟想象成一個烏托邦式的天堂。他認為，僱主總是盡力壓榨勞動工資，商家總是盡力消滅競爭，生產商總是盡力共謀提高價格，而工人們對此感到非常厭煩，有些人一輩子都處於窮困潦倒之中。但是，總體上看，經濟體系會快速成長，而且那隻“看不見的手”——市場的力量——將會迅速地對成長路徑的任何偏離加以糾正。 這是一部經典之作。此前還從未有人像他那樣深入地闡釋經濟的執行。 這本鉅著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力，連議會的議員們在演講中都開始參考借鑑。 1782年，斯密的一位崇拜者謝爾本勳爵被選為首相。謝爾本在很多問題上都要尋求斯密的意見。他還曾經寫道： 和斯密先生從愛丁堡到倫敦的一次旅行讓我獲益匪淺。在我人生最美好的歲月裡，這份收穫始終如影隨形。 當斯密住在倫敦的時候，他經常和謝爾本在一起。而且，透過謝爾本和其他國會議員，他在當時辯論中的影響力仍在不斷擴大，儘管他偶爾有些奇怪的舉止，人們也會原諒他。例如，當要求在檔案上簽名的時候，正在聚精會神思考問題的斯密，可能會仔細模仿別人在上面已經簽過的姓名，代替自己的簽名。 18次經濟危機有一位崇拜斯密的議會議員，是一個出色的人物，名叫亨利·桑頓，22歲時就被選為下院議員。 桑頓出生於1760年，在18歲的時候就到父親的會計室工作（就像93年前的約翰·勞那樣）。這個男孩曾經好奇地看著父親如何打理生意，那時，父親經營小麥、菸草以及其他類似的商品貿易。由於缺少主營業務，亨利對那時的生意沒有什麼印象。然而，像任何一位有抱負的青年人一樣，他對自己掙的工薪也不滿意。24歲那年，他去了一家名為“道與福瑞”（Down & Free）的銀行工作。他在銀行的工作很出色，於是，這位年輕的議員不久就受邀成為這家銀行的合夥人，銀行的名字也改成了“道，桑頓與福瑞”。 但在英格蘭經營銀行並非易事，業務經營上彼此競爭是很常見的現象。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信用系統內部的溝通很差。如果某個地方的人嗅到經濟的危險，他們就會帶上票據到當地的“鄉村銀行”去兌換硬幣。如果銀行擔心貴金屬短缺，就要請倫敦的有關銀行運送過來。如果沒有及時送來足夠數量的硬幣，就會發生恐慌，人們就跑到其他地方的銀行去兌換硬幣。這些銀行就會向倫敦要求運送更多的硬幣，結果倫敦的銀行也會感到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這樣一來，恐慌有可能在首都蔓延開來，甚至會超出國界。 這種恐慌過程的開始可能僅僅是由於道路不通而引起的。當時的很多路都是黏土路面，一下雨就變得非常泥濘難行。春天冰雪融化之後，泥濘的路面有時要用多達10匹馬拉著犁耙來弄平。由於經常運送煤炭和其他重的物件，很多地方的路面都坑坑窪窪。而那些運送物品的馬車不僅輪子很重，而且沒有彈簧，移動起來很笨拙。 派人去運送錢幣的費用也很昂貴。在1700～1750年間，英國議會透過了 400條交通立法，允許在公路上設站收費。那個時期，聞名遐邇的紳士強盜， 像迪克·特平、克勞德·杜瓦爾、喬納森·懷爾德與傑克·謝潑德等，常常潛藏在樹林裡襲擊過路人，更不消說是從倫敦某家銀行送來的裝滿錢幣的馬車了。 商業的苦惱作為一個銀行家，桑頓已經注意到，無論哪個時期，在過了幾年相對繁榮的好日子之後，經歷一場恐慌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回顧他所處的那個世紀，他看到英格蘭在以下年份經歷了經濟危機：1702年、1705年、1711～ 1712年、1715～1716年、1718～1721年、1726～1727年、1729年、1734年、 1739～1741年、1744～1745年、1747年、1752～1755年、1762年、1765～1769 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和1788～1791年。在這18次經濟危機中，每一次都是經濟自我復甦，而且多數時候經濟在復甦後都會上升到更高水平的穩定狀態。但是，每一次復甦都只有幾年時間，隨後又會發生新的危機，並再次摧毀經濟。 在1788～1789年發生危機之後的幾年裡，商業正處於繁榮狀態。但是， 過多新開設的鄉村銀行又發行了大量新的銀行券，這造成了紙幣發行量的大規模膨脹。1792年，貿易與製造業達到了最高水平。11月，股票市場發生了急劇下挫，貨幣也開始出現雪崩。次年2月，法國宣佈對英國開戰，3月，許多頭寸緊張的鄉村銀行派人急馳倫敦求援。但是，這一次倫敦的銀行也被抽幹了。桑頓的銀行儘管已經發展成為倫敦最大的銀行之一，也沒有逃脫厄運。後來，桑頓這樣寫道： 在1793年，經濟非常糟糕的一個時期，我們所經歷的困難比大多數銀行要大得多，因為突然減少了一大筆頭寸，這筆頭寸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銀行所存放的利息。 當英格蘭銀行決定再發行500萬英鎊貨幣刺激經濟時，危機才得以化解。 在之前的1784年危機中，銀行透過減少貨幣供給——限制票據信用的數量從而迫使利率上升的方法來阻止資本外逃。現在，事實證明，透過採取反向操作可以避免內部的經濟危機。顯然，銀行正從危機中不斷學習。 自由放任——哦，不？ 英格蘭銀行發行新貨幣之後，貨幣供給增加了，桑頓的銀行也得救了。 但可能正是這次危機使他開始研究信用理論。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次的金融危機？如何阻止危機的發生呢？是應該交給斯密教授的“看不見的手”，還是應該像英格蘭銀行那樣進行干預呢？桑頓沒有什麼可以求助的文獻。他的論證只能以常識與經驗為基礎。但是，當桑頓在思考有關不穩定的問題時，經濟仍然在不斷地發出挑戰。就在上一次危機過去兩年之後，新的危機又開始了，而這一次形勢更為嚴峻。發生金融恐慌的原因，是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突然從500萬英鎊下降到了125萬英鎊，而且，就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英格蘭銀行決定對金屬硬幣採取限量供應。這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就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恐慌進一步擴大蔓延，倒閉的商店與銀行大幅增加。1797年2 月26日，英格蘭銀行承認失敗並宣告破產。毋庸置疑，這是一次嚴重的挫敗。 貨幣供給第二天，英國議會下院設立了一個委員會著手追查問題的起因，上院隔天也成立了一個類似的委員會進行調查。前一個委員會召集了19位證人，後者則召集了16位證人。亨利·桑頓似乎是作為倫敦私人銀行家的唯一代表參加了這兩個委員會的聽證。 他提出的證據讓人感到吃驚。他剛一開口，人們就覺得桑頓對銀行的本質有著深刻理解。他清楚、詳細地指出了英格蘭銀行的責任，並且對中央銀行政策工具箱裡應有的工具進行了仔細介紹。回想起來，我們知道至少有部分理由支援了他的證詞。他開始利用夜晚與週末的時間寫一本有關這個主題的書。這本書出版於1802年，書名為《大不列顛票據信用的性質和作用的探討》（通常簡稱為《大不列顛的票據信用》），至今仍然被認為是經濟學歷史上一部偉大的經典著作。作為當時僅有的幾本著作之一，它比同時代其他著作的水平要高得多。然而，起初並沒有人重視它，因為它從未強調過其觀點是多麼新穎和具有原創性。實際上，這部著作的觀點既新穎又原創。直到如今，書中所解釋的許多原理依然被看成是信用（或者貨幣）理論的精髓。 並且，桑頓在今天常常被稱為“中央銀行之父”——這正是約翰·勞曾經熱切希望得到的頭銜，遺憾的是菲利普·奧爾良把他的計劃變成了人們的狂怒。 約翰·勞闡述了“貨幣需求”的概念，桑頓緊隨其後，把所有不同的信用手段看成一個整體。今天，經濟學家通常會談到的“貨幣供給”，即被定義為一些貨幣手段的加總。例如，“M2”，其構成包括“紙幣與硬幣，個人與企業的支票賬戶，以及較短時間的定期儲蓄存款等其他賬戶”。但是在桑頓之前，習慣的做法是對各種流動性的來源進行單獨分析。因此，桑頓創造了一個強大的分析工具，用來考察貨幣總量（流動性）、貨幣流通速度（由坎蒂隆所提出）與利率之間的相互影響。下面是他的一些觀察結果： ·高利率可以防止資本外逃，甚至吸引國外的流動資金。 ·高利率可以吸引民眾將部分現金存放到銀行賬戶上。透過維持高利率，中央銀行就可以降低流通速度，吸收貨幣，從而給經濟活動降溫。與此相反，低利率將會增加貨幣供給並且刺激經濟活動。 ·公眾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會影響現在的利率水平。如果人們擔心將來發生通貨膨脹，現在的利率水平就會相應地提高。 ·非計劃的信用收縮可能導致經濟蕭條。相反，信用的大幅擴張 （透過增加借貸）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因此，如果經濟已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貨幣供給的增加將導致通貨膨脹；如果還沒有達到充分就業，那麼，增加貨幣供給只會促進經濟增長。 這對法國人民來說是頗為遺憾的，他們的統治者——繼太陽王之後的奧爾良大公並不瞭解這些規則，因為他如果瞭解這些規則的話，就肯定不會印發過多紙幣而毀掉約翰·勞的天才計劃了。 信用陷阱桑頓指出，如果增加貨幣供給，比如把利率降低到商業團體的預期盈利水平之下，就會導致借貸數額大幅上升，結果商業活動的水平也大幅提高 （桑頓舉了法國約翰·勞計劃早期階段的情形作為例子）。但是，他還進一步作了一項非常重要的考察：在特定的經濟活動增長水平下，社會有能力吸收更多貨幣。每一次貨幣供給的增加，在後來似乎都被證明是合理的——只要之後的經濟活動能夠隨之增長，直至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問題的關鍵也就在這裡，這種情況會導致中央銀行在對危險毫無察覺之時過多地增加貨幣供給，而當它察覺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換句話說，信用體系是不穩定的—— 增加信用似乎（欺騙性地）證明了信用增加的合理性，相反，減少信用似乎也證明了信用減少的合理性。誠然，這種內在不穩定性的觀點與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概念有著顯著的差異，它表明，經濟執行具有自我脫軌的能力（由於正向反饋），正像經濟具有自我復軌的能力一樣（由於負向反饋）。如此一來，看不見的手就不止一隻了，而是有兩隻！如果要說桑頓的著作已經包含了世界上第一個經濟週期理論，那是有爭議的，而且多數人可能不會同意。 但是，他的確已經接近了這塊領地。 薩伊定律就在那個時候，亞當·斯密的著作已經在英國之外傳播開來。有一位名叫讓·巴蒂斯特·薩伊的法國商人在1788年讀到了斯密的書。薩伊在法國經營棉紡織業並在新技術上進行投資。由於業務太忙，他很少有時間著書立說，但在1803年，他最終還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這本書在許多方面把26年前斯密所寫的問題作了概括與澄清，但在結構與論證上更加清晰了。此外，他還提出了某些新的觀點，其中就有讓他聞名遐邇的“市場法則”，也就是後人所說的“薩伊定律”。 什麼是薩伊定律呢？薩伊自己是一位商人，他曾經和其他許多商人談到這樣一種現象：在商業活動中，最容易的就是生產產品，而比較困難的則是銷售產品。因此，他提出一個非常合理的問題：我們為什麼不創造一個總能賣出所有東西的社會呢？為什麼不讓人們有足夠的錢去購買所有的產出呢？ 如果不能賣出我們所製造的所有東西，社會就不能公平地分給人們更多錢或者其他財物嗎？這確實是個好問題！ 遺憾的是，薩伊的答案並沒有提供一個新的解決之道。他首先簡單地假定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 我們有必要注意到，某種產品一生產出來，從那個時刻起，就為其他產品提供了市場，這個市場是以該產品的自身價值為最大限度的。當生產商完成其產品的最後一道工序時，他最焦慮的就是要把產品立刻賣掉，唯恐產品的價值在他手上會有所減少。當他銷售產品獲得貨幣時，又同樣焦急地要把貨幣花出去，因為貨幣的價值也是容易改變的。而花費貨幣的唯一方法就是購買別的產品或者其他東西。因此，生產某種產品只不過是立即為其他產品開啟了市場出口。 雖然這些話聽起來頗合邏輯，但為什麼他的商業夥伴們感覺產品銷售如此難，他還是不能解釋。然而，薩伊還是回答了這個問題： 當太多的生產手段被用來生產某一種產品，而其他產品的生產卻不足，此時就會發生供給過剩的問題。 這就是問題的答案。說得再清楚些，這意味著貨幣本身並不是問題。貨幣在交易中不過是霎時間的媒介，說到底，市場交易的實質還是產品與產品的交換。至少，他所見的情況就是如此。 薩伊定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解釋了透過刺激供給能夠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並且也說明了為什麼用縮短每週工作時間來解決失業的辦法從長遠來看是行不通的。由於處在“政治光譜”兩端的派別都可以採用薩伊定律作為自己政策論證的基礎，因此，這個定律具有相當廣泛的吸引力。右翼人士可能會說，讓我們刺激需求吧，這樣貨幣就會涓涓流出並創造供給。而處在另一端的左翼人士則可能會說，給我們的平民百姓多分些錢吧，這將會刺激供給。 到此為止，薩伊的解釋都還不錯。然而，薩伊定律在理解經濟的不穩定性方面則有失偏頗，因為他在剔除一些長期的潛在未知因素的同時，又完全忽略了許多短期的複雜因素。由於這一點，甚至可能有人會簡單地認為，如果沒有薩伊，那麼人們對經濟波動的理解可能會進展得更快一步。 大衛·李嘉圖南美洲最終在1809年向英國商人敞開了大門，隨即湧現出一股樂觀主義的熱潮（像90年前南海公司事件那樣），這導致英國貨幣供給的大幅度增加。不久之後，貨幣相對於黃金的價格開始下滑，於是給英國帶來了通貨膨脹的問題。1809年8～10月，有三篇批評英格蘭銀行政策的文章刊登在了《紀事報》上；稍後，又有一篇相關的文章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這篇文章的標題是《金銀的高價格，銀行票據貶值的證據》。文章的作者是桑頓的一個熟人，37歲的倫敦股票經紀人與金融家，大衛·李嘉圖。 這是他在學術舞臺上初次登場。他在學校接受了非常基礎的教育，14歲的時候就加入了父親的股票經紀業務。從那時起，他就開展了自己的經紀業務，主要是買賣政府的證券。他的座右銘被成千上萬的經紀人所採用，那就是：砍掉虧損，讓利潤增長。遵循這個原則，他變成了富豪。在27歲之前， 他從未想過自己應該花點時間研究經濟理論。為什麼要研究經濟呢？現實中的經濟不是執行得很好嗎？但在1799年度假的時候，他無意中發現了《國富論》，而且讀得入了迷。“某一天……”他曾經想著，“……我也要考慮加入進來。”1808年，他遇到了一位生活潦倒的記者，名叫詹姆斯·穆勒，與李嘉圖一樣，他也對一般經濟學有興趣。與李嘉圖不同的是，穆勒在愛丁堡大學 （斯密曾經在此校任教）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從此，李嘉圖與穆勒經常一起長途漫步，討論著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問題，後來穆勒建議李嘉圖投稿。這就是李嘉圖發表這篇文章時的情況。 李嘉圖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的文章的結論是，通貨貶值的原因在於紙幣的超額髮行，以及農業收成不好與戰爭開銷造成的進口數量不足。他建議英國應該立即恢復1797年廢除的金本位制。為了澄清問題的根源，1810年英國設立了“金塊委員會”，桑頓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他同意了李嘉圖的結論。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委員會發表的調查報告卻差一點兒導致了桑頓自己破產。在調查報告發表之後發生了一場金融恐慌，桑頓不得已向他的一位朋友透露：道，桑頓與福瑞銀行的存款頭寸快要耗盡了。幸運的是，他有許多忠誠的朋友，他們立即到他的銀行存了足夠多的錢，於是銀行得救了。曾經飽受通貨膨脹之苦的李嘉圖則堅持認為恢復金本位制是有利的。 1816年，辯論又重新開始，李嘉圖發表了《有關經濟與穩定通貨的建議》，他在該文中再次建議英格蘭恢復金本位制。但是，這個金本位制並不要求使用金幣，而是要求英格蘭銀行能按照需求進行紙幣與黃金的兌換—— 就像勞氏公司開始時所做的那樣。他認為這樣的貨幣體系具有自我穩定性， 理由如下： ·如果英格蘭銀行發行的紙幣過多，它將不得不進口黃金儲備來予以支援…… ·……這一過程本身能夠自動減少貨幣供給，並且縮減英格蘭銀行發行新貨幣的潛能。 桑頓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認為任何貨幣體系都不能實現自我穩定，因此，英格蘭銀行應該而且能夠積極地管理貨幣供給，而且他相信貨幣供給的波動不僅會影響價格，還會影響經濟活動的水平。1820年，英格蘭銀行推出了一項與李嘉圖的建議非常相似的計劃進行試驗。這導致了價格的急劇下滑和一場災難性的衰退，於是計劃很快就被廢除了。顯然，這場爭論的贏家是桑頓，並不是李嘉圖。這時離約翰·勞的計劃失敗正好是100週年，然而，經濟似乎依然非常不穩定，而紙幣似乎也不是造成經濟不穩定的唯一原因。 經濟學的夢幻團隊我們注意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想象，儘管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當時的交通運輸非常落後，國際交流也非常少，但是早期經濟學家之間的交往傳承竟然如此順暢。勞是坎蒂隆的一位生意夥伴，魁奈則像勞一樣為法國王室工作， 給奧爾良公爵的繼任者當私人醫生。而魁奈又遇到了斯密，斯密則是桑頓的朋友，桑頓又與李嘉圖成了朋友。 在這些傑出的人物當中，約翰·勞、理查德·坎蒂隆、弗朗索瓦·魁奈和亨利·桑頓這四個人都致力於闡釋大量有關貨幣與信用的問題。因此，聽起來有點讓人吃驚的是，我們有關貨幣的大量知識應該歸功於這支夢幻團隊，這個團隊的成員竟然包括一位蘇格蘭的殺人犯、色鬼和賭徒，一位愛爾蘭的核心投機分子，一位英國的銀行家和一位法國的醫生。正是這四位組成了一支經濟學領域最偉大的夢幻團隊。 他們主要因為以下的貢獻而被銘記本章所提到的一些名垂青史的經濟學家是： ·弗朗索瓦·魁奈：“經濟表”與“自由放任”的理念。
·理查德·坎蒂隆：對“貨幣流通速度”效應的理解。 ·亞當·斯密：強調追求私利的重要意義與效率。所有形式的保護主義都具有破壞效應。 ·亨利·桑頓：“中央銀行之父”，總量貨幣供給波動的原因與影響。利息率如何推動儲蓄率、貨幣供給、匯率以及國際間的資金流動。貨幣供給的變化如何具有初始的經濟增長效應，以及隨後的通貨膨脹壓力。中央銀行的積極干預是有利的。為什麼中央銀行家可以讓繁榮更加持久。 ·讓·巴蒂斯特·薩伊：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 ·大衛·李嘉圖：強調在經濟理論中計算邊際效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