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女兒上一年級的時候，對於成年人觀點上的差異，她要遠比一般的六歲孩子知道得多。她的老師，不論是那時的，還是現在的， 都讚賞那種利用圖書館的好習慣；凱菜很早就知道她的父親不喜歡圖書館，並不認為任何一本值得一讀的書就是一本值得擁有、值得認同的書。她的老師教她辨認星座，但是星星的位置僅僅是一種現實存在， 凱菜知道，按照她父親的觀點，最無趣的事情，就是面對一個現實存在，你卻無法用理論去闡明。我的用意是想喚起她對某些細微差異的注意，並且幫助她避免陷人這樣一種思維定式，即認為某個大人的理論是堅不可摧的，而且她必須掌握這種理論。 在當今社會，有兩件事甚囂塵上：環保主義和反毒戰爭；而我們的教師們在這兩件事上很容易上當受騙，進而影響我們的孩子；而一種健康的懷疑主義，或者是一種對權威的積極意義上的不敬，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一種最好的自我保護工具，使他們免受那些教師的影響。反毒宣傳從小學教育早期就開始了，而環保宣傳就開始得更早了。 Fair Play 23
Fair Play 24 在凱萊只有四歲的時候，就已經受到了一個幼兒園老師的簡單的影響， 她是個狂熱的環保主義者：這個老師反覆地給這些孩子灌輸這樣的口號“享受特權的同時，應該承擔義務”，或者是一些精心編制的話語， 如“因為我們擁有居住在這個星球上的權利，所以我們就有義務去保護她”。 這樣一來，《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的觀念： 在這個星球上，生命是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在教室裡，被一種《互存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取代了，而且被認為是一種不言自明的論斷，即我們的權利是受到許多相互之間承擔的義務的限制的（或者說，取決於你的種類，是一種所有生物之間的義務，無論大小；或者說是一種宇宙萬物之間的義務），權利不再是完全意義上的權利，而僅僅是特權，是可以被環保主義者的上帝隨意給予或者剝奪的。那麼，什麼樣的高階教士可以給我們啟示那些上帝的意志呢？ 當然，是那些教師了。 這些環保主義的狂熱崇拜者要求孩子們放棄所有關於權利和義務的本質的獨立思考，而去盲從於他們老師的價值判斷。 對於一個教師而言，以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方式來談論環境問題很簡單。而這正是灌輸一種關鍵思想的誘餌。例如，我相信我的孩子已經夠大了，可以理智地思考一些問題了，如在她刷牙時，是否該開著水龍頭。當她讓水流人下水道後，別人就不能用這些水了。而用水的價值，用水價就可以很好地度量出來。凱萊現在九歲了，只要藉助一些誘導性的提問的幫助，她就可以估算出刷一次牙要用多少水、這些水的價值，以及這個價值是否足夠來平衡把水龍頭擰來擰去所費的工夫。這是一種很好的練習，練習預算和計算。這也是一種讓她發現市場的真正奇蹟的好辦法。只要凱菜關心她自己家的水費賬單，她就會“自動”計算他人的利益，別人也許需要用這些水。 但是凱菜的老師不想讓她對這些問題進行清晰的思考，也許是害怕清晰地思考會成為一種習慣，而習慣進行清晰思考的人是不願意做一個盲從者的。相反，那些老師高高在上地宣稱，因為水對別人來說是寶貴的，因此我們就應該格外地節約使用。對一個好奇的孩子來說， 就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到底哪種寶貴資源我們有義務去格外地節約？如果一個孩子的好奇心很強，觀察力敏銳，他就會很快意識到， 老師想要的答案並不是“所有的寶貴資源”。例如，老師們就很少提到 “因為住房供應對許多人來說非常寶貴，那麼我們就應該少建一些學校”，他們更不會提“因為在產業界熟練工人非常寶貴，因此我們應該減少教師的數量” 那麼，行事的模式到底是什麼呢？是什麼樣的通用規則強迫我們去保護水資源而不去保護我們投入教育領域的資源呢？事實就是：根本就沒有什麼行事的模式，而那些通用規則其實也很簡單：只有老師可以告訴你什麼資源應該得到保護。因此，所有的一切就不是關於刷牙和水的問題，而是關於權威的問題。 老師所教的這些東西會被一遍遍地重複、加強。他們教我的女兒把她的紙杯洗乾淨，重新利用，這樣，她就不會浪費紙張了。但是從來沒人教她把那些紙杯扔掉，這樣她就不會浪費時間和精力了。是誰決定了做紙杯的紙比她的時間和精力更重要呢？她的老師。根據是什麼呢？除了老師是永遠正確的之外，什麼根據也沒有。 我希望老師們可以這樣處理水杯這個問題：給每個學生一小筆現金（或者遊戲幣），用來在這一學年中買紙杯或者其他小玩意兒。把杯子洗乾淨重新用的學生就會省下更多的錢來買珠子或者彈球。而那些寧願每天買一個新紙杯的學生就可以提前30秒鐘去休息，而此時，他們那些節儉的同學正在排著隊洗杯子。 這一制度可以作為一個素材，在課堂上進行一次關於兩種策略的生動辯論。孩子們將不得不開始思考關於貿易的問題。最佳的結果是，他們甚至可能發現一個最重要的理論，即最佳策略是不存在的，因為有的學生更關心彈球，有的學生會更關心娛樂時間，而這些都無可厚非。某種關於如何分配個人有限資源的爭執，不應該受到道德上的譴責。 但是，老師們教授的卻是完全錯誤的東西，即只有惟一一種正確的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是不能透過任何類似的理由、推理得出的。老 25
26 師們這樣做，部分是因為這樣可以加強他們自己的權威，部分是因為對於一些不願意用腦的老師來說，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要比引導學生進行大量的邏輯思考容易得多。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中學生可以正確地告訴你亞馬孫雨林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消失，但卻絕對沒有任何的思維框架，去思考雨林是消失得太快了，還是不夠快。對一個老師來說，往往是在黑板上寫一個數字（雨林正在以每年多少多少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然後讓學生去記住這個簡單的事實，而不是用某種理論去闡明，這樣做當然非常簡單。 而引導學生去進行一些理智的思考，思考一下那塊土地的其他用途， 以及如何衡量、比較各種不同用途等這一類難題，對於老師們來說， 恐怕就要麻煩得多了。正因這麼做要吃力得多，所以大多數老師就不會去自找麻煩了。 在我的女兒剛上四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給她講了一個故事， 是關於19世紀的拓荒者們如何在俄亥俄州砍伐森林，開墾農田的。聽完故事後，她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難道他們不知道那些樹可以製造氧氣嗎？”我告訴她，人們需要氧氣，但同時人們也需要食物。可是這些話對她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對她來說，森林天生就比農田重要，兩者之間存在某種最佳平衡的概念和她在學校學到的東西格格不人！當然，每個九歲的孩子都有一些具有他們自身特點的錯誤觀點， 而凱萊也許是她們班惟一一個有這種觀點的學生。因此，我不會完全責怪她的老師。但是，凱菜的這種錯誤觀念，的確是在課堂上被經常性地、不適當地強化了。 六除了環保主義之外，還需要定期地對凱萊在另一個重要方面進行反灌輸，那就是她對毒品的態度。她的老師告訴她，在這個方面，不值得去冒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風險去對它進行試驗、認知，去單純地體驗它的快樂。這是非常不符合經濟學的。我希望我的青春少女永遠不要像她老師期望的那樣，害怕生活中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女凱萊在上二年級之前，是一個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的歌迷（在傑麗•加西亞去世的前一年，這些都結束了）。曾經有整整一年，她都央求我帶她去聽感恩而死樂隊的演唱會；我現在非常後悔， 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抽時間去聽那個演唱會。一次，我逗她說：“如果你想去聽感恩而死樂隊的演唱會，你就必須吸食很多毒品。”凱萊手叉著腰，以一種讓我侷促不安的眼光嚴厲地盯著我說：“爸爸！感恩而死樂隊不會讓你去吸毒的！” 也許這是一種天真爛漫，也許這是某種信條被大量灌輸的結果， 即好人從來不吸毒。但是我明確地告訴凱菜，她的父親每天喝大量的咖啡因，而咖啡因就是一種毒品，而且我認為，不吸食咖啡因就幾乎沒法寫書。我還告訴她，還有許多藥品比咖啡因更危險，有些甚至可以殺了你。但是而後我又告訴她，雖然有許多東西可以殺了你，但它們並不都是壞東西。 我懷疑父母們都在有系統地鼓勵孩子對事物採取一種謹慎的態度， 原因如下：當孩子進行冒險行動時，父母們要分擔的成本比收益要多得多。如果我的女兒爬到一個懸崖邊，摔了下去，對我，對她，都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她爬到懸崖邊，感到非常刺激，對她來說，就是一次異常輝煌的經歷，而對於我來說，就遠非這種感覺了。也就是說， 在衡量了成本和收益後，也許她爬懸崖的次數比我希望的要多得多。 這裡就存在一個毒品政策的道德問題了。 希拉里•克林頓認為，需要全村的人（誇張點說，甚至需要一個龐大的聯邦官僚機構）來養一個孩子。共和黨人於是嘲笑說，根本不需要全村的人，只要一個傳統的家庭就可以養活一個孩子；他們還批評克林頓政府在讓孩子遠離毒品方面幾乎毫無建樹；顯然， 那些共和黨人認為養孩子不需要整個村莊的努力，而只需要一個警察國家。在我的印象中，在一個傳統的家庭中，關於毒品的教育是由父母來進行的，而不是政府。無論如何，我希望他們可以放過我的孩子。教育孩子關於風險的知識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告訴孩子， 對於那些風險，只有惟一正確的反應的話，那就不同了，這種做法 27
Fair Play 28 會更加有害。 攻這使我們想到了老師的權威和政府的權威之間的關係問題。考慮一下這種關係，可以幫助我們掌握一些盡人皆知的事實。女第一，各大學都在淘汰大量成績不良的學生。根據標準的智慧測驗，按平均水平來說，大學畢業生要遠比大學新生聰明。事實上，有 2/3的大學畢業生在他們還是大學新生的時候，就都排在班裡的前列 （根據標準智慧測驗）。另一方面，那些進入教育領域的大學畢業生， 在平均水平上，智力程度卻恰恰和大學新生一樣！在那些當了老師的學生中，只有一半的人在新生的時候，名列班級前列。好像這種淘汰的過程完全繞過了那些主修教育的學生。 那也就是說，平均說來，那些老師都不是智力天才。那麼，課程的水平也許就跟這個有些關係了。這裡還有更悲觀的論斷。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約翰 •洛特（John Lott）教授給我們描述了這樣的現象：在世界各國，公共教育的支出（以及大眾傳媒的支出）肯定和國家的極權主義程度有關（即總的來說，一個國家極權主義越盛行，該國在公共教育的支出就越多）。相反，像公共衛生以及其他一些宣傳價值不明顯的公共服務事業，其支出水平和極權主義程度就沒有太大的關係了。也就是說，公共教育在服務於一項令人憎惡的事情。 你也許會爭辯說，極權統治者試圖控制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在公共教育方面的鉅額支出就不足為奇了。但是，極權統治者會同時許諾在公共衛生方面也進行大量投入嗎？當你意識到這純粹是種騙人的鬼話時，上面那種理論就立刻站不住腳了。 那為什麼我們還會有公共教育呢？因為讓大眾受教育是有益處的， 而且，還有一些觀點認為私人沒有足夠的能力支撐教育事業。但是， 這種理論只是為了換得政府的津貼或者是擔保，而不是由政府來經營學校的真正原因。政府辦教育的真正原因是：它可以控制教學的內容。
我希望這些會讓人們感到一些不安。 眾孩子在學校學了許多東西，我不可能和它們一一作鬥爭，因此，我開始給她慢慢灌輸一種健康的、全面的懷疑精神。有時，凱萊和我會進行一些小型的討論，是關於為什麼老師們常常犯錯的問題。當我鼓勵我的女兒抵制老師的權威時，我同時也是在兩個不同的方面對她進行經濟學教育。第一，我鼓勵她儘量抵制她的老師強加給她的那些林林總總的錯誤經濟學知識，例如在環保和毒品領域的一些錯誤知識。 第二，我一直在直接強化一個經濟學上的中心教義：權威， 常常不是什麼好東西。文我希望繼續宣傳我的這種想法，但是，我希望你先允許我說些跑題的事。我想說的是：成人對權威的服從程度，是一個非常特別、非常不可思議的事：一般情況下，美國議會535個議員投票透過一項法案， 2.6億美國民眾會選擇服從這項法案。為什麼會這樣？那些議員們有什麼神奇的力量嗎？ 天真的答案是：我們服從他們，是因為他們有槍，但這並不是正確的答案。槍是軍隊和警察的，不是議會的。如果說我們服從警察的指揮是因為警察有使用暴力的特權，那麼，為什麼警察會服從比爾• 克林頓和特倫特 • 洛特（Trent Lott）的指揮呢？ 這是一個孩子可能會問的問題，但是，據我所知，沒有哪個大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這也就意味著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而且據說只有三四個人試圖去回答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我最熟悉的，就是我的同事詹姆斯•卡恩。當然，當我說卡恩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之一時，我所用的“思考”這個詞的意思，在社會學範疇是指“構築一個經濟學的模型”。 卡恩的做法是，先假定有一定數量的人，他們必須從進行生產性勞動和相互偷竊之間選擇一種，作為他們的生活方式。竊賊的活動阻 Fair Play 29
Fair Play 30 礙了生產性活動，因此他們就無法解決這樣的事實：一個竊賊的行為會對其他竊賊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這也就意味著，每個竊賊都願意限制自己的偷竊行為來換取其他竊賊也採取同樣的行動。與此同時， 生產者也在安全保衛方面配置了一定的資源，但是，他們也忽略了這樣的事實：由於他們的保護行為，阻止了人們犯罪，這也就相當於給他們的鄰居帶來了利益。於是，每個生產者都願意採取額外的安全措施來換取其他生產者也採取同樣的措施。因此，就有了許多互利的協議，如果得以施行，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罪犯們也許會覺得，如果他們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壟斷的犯罪辛迪加，防止其成員過度剝削生產部門，也許效果會很好。卡恩設想了一個強力機制，可以把武器從分散的罪犯團伙手中轉移到中央辛迪加的控制下，這樣，就可以透過強制執行一個協議， 即每個竊賊的偷盜數量不得超過一個額度，來提高社會產出。 在我看來，這種模式是第一次嘗試進行一種嚴肅認真的思考，思考人類社會是如何從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演化到具有公認的權威人物、 有組織的等級社會的，這種思考是非常令人欽佩的。但是，這種模式太抽象，太程式化了，沒有抓住我們這個社會的一些細節問題。例如， 它就未能預知這個中央犯罪辛迪加將由兩個議院組成，其中有535名議員。將來研究工作的一個課題，就是建立一種非常具體的模式。 對將來的研究工作來說，一個更容易取得成果、更重要的課題， 就是研究當一個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的壟斷辛迪加與一個壟斷者相互對立時，與這個壟斷者時常面臨一個偏激的競爭對手的威脅相比，哪個更可取。換句話說，如果你的財產不得不被竊賊團伙掠奪，你是寧願由一個懂得孰輕孰重的團伙來掠奪呢，還是寧願由幾個由於地盤爭鬥而分散了部分注意力的團伙來掠奪呢？卡恩現在的模式無法回答這個問題，而我還沒有發現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這些在現實中的意義就是：當司法部調查一個有組織的犯罪團伙時，我不太清楚該支援哪一方。城市暴力團伙是非常可怕的，而警察也一樣，在敲詐勒索方面，他們是沒有競爭對手的。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壞。但是我的的確確知道，有一個問題值得擔心，那就是槍支控制。 我所見過的最棒的一個反對槍支控制的論點，是寫在一個汽車的保險槓上的：“如果我們持槍被宣佈違法，那麼，就只有警察有槍了。” 我女兒的老師認為，沒有必要深人思考社會問題。老師只是教她， 警察是好人，歹徒是壞人。這原本是一個討論的結論，但是這個討論就壓根兒沒有進行過。老師們常常是根本不承認這種討論的重要性， 而是直接得出結論。 其實，這是一堂經濟學課的內容，因為事物並不總是像它們看到的那樣，所以，如果缺乏有條理的假設，且沒有嚴密的推理，那麼， 就不能直接得出結論。因此，我一邊鼓勵女兒抵制老師的偏見，一邊想，我要在經濟學方面給女兒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還記得我的小學一年級老師，她在聽了約翰•F•肯尼迪的講話後，非常地激動。當時，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後，鞭策他的民眾說： “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問你為你的國家做了什麼。” 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小心提防散佈於老師和其他輿論領導者之間的那些親政府的偏頗論調。讓我來給你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些論調的流傳有多麼的廣泛。 我的第一個例子是來自前參議員保羅•桑格斯（他曾在新罕布什爾州獲得初選勝利，幾乎斷送了比爾•克林頓的白宮之路），這個論調他表述得最清楚。他反對死刑，除非受害人是個“社會代表”，如一個政治候選人，或者是一個警察。正是吉姆•卡恩向我明確指出的：很顯然，這個參議員就不會區分什麼是社會代表，什麼是政府代表。難道就憑一些愚蠢的分析就可以說明一個國會候選人比一個企業家、一個公司經理或者一個計程車司機更具有社會代表性嗎？然而，就沒有一家媒體站出來在這個問題上責難保羅•桑格斯。因為這一論調正是由這些媒體釋出出去的。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員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我們根本就不會去注意這一點。這件事並不僅僅是古代政治史的腳註，關於死刑，一些類似於保羅•桑格斯觀點的東西，已經出現在好多國家的法律中了。 31
32 還有一個例子。你還記得佐伊•貝爾德嗎？她是克林頓總統的司法部長的第一候選人，因為她被發現非法僱傭了一個保姆，結果便落選了。為此，她進行了道歉，之後有許多討論，討論她的道歉是否充分。但是，據我所知，在課堂上和媒體中，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表明一種對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觀點，即貝爾德女士的行為證明，她絕對有資格當司法部長。我最不希望出現的事就是，一個司法部長認為， 人們應該盲目地遵守法律。我希望一個司法部長的觀點是，有缺陷的法律就是錯誤的，就不該去理會它。而事實是，沒有一篇社論的主筆有這樣的見解，這絕對是他們小學老師的失敗！ 還有一個例子：共和黨人猛烈抨擊克林頓總統提交的一個耗資巨大的刑事法案，他們說該法案沒有用處，且完全是為了賄賂選民而提交的。紐約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也認為這種批評是對的，但是，他同時也批准了這項法案，因為他發現，這些對選民的“賄賂”中，有許多指定給了曼哈頓。這項法案也許對國家有害，但是它對紐約有利， 而朱利安尼的工作就是為紐約謀利益。 朱利安尼的行為無疑可以使他和竊賊相提並論了，因為竊賊可以說，他的合理偷盜行為是為了給家族謀利益。在個人生活中，是不能以“我在照顧我關心的人”作為惡行的藉口的，那麼，在公共生活中， 它也不能作為惡行的藉口。 當然，朱利安尼只是在履行他的職責。那麼，一個職業殺手也可以有同樣的藉口。但是，職業殺手是無法得到人們的同情的，而朱利安尼卻可以高枕無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雙重標準呢？我想，是因為我們對選舉產生的官員有太多的本能的尊敬。 第四個例子。20世紀80年代早期，黑手黨控制了紐約的水泥工人聯合會（Concrete Workers Union），並且利用它的權力向該市的每筆建築合同徵收1%的稅。這種情況在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聯合干預下，被終結了。但是，這三個部門後來都各自向每筆建築合同徵收了（並且仍在徵收）不止1%的稅。在這種情況下，很明顯，存在兩個稅收機構，黑手黨和政府，而政府卻更貪婪。如果是黑手黨成功擊退了政府，而非政府成功擊退了黑手黨，那麼對建築業來說，情況也許好得多。但是，媒體仍然盡職盡責地把這場對峙描繪成為一場發生在好人和壞人之間的戰鬥。然而，更準確地說，這應該是兩個吸血鬼之間為爭奪地盤而發生的戰鬥。 事實上，這正是吉姆•卡恩的研究專案所提出的問題的最好例證， 這一點我在前面也提到過。如果黑手黨和政府一起對建築業徵收苛捐雜稅，建築業就會放棄許多建設專案。但是，清除了黑手黨後，政府就可以為建築公司減輕一些負擔，同時增加它自己的所得份額。這聽起來像是政府和建築公司的雙贏。但與此同時，在消滅了競爭對手後， 政府就有了更多的稅收來源。因此，一個壟斷的稅收者對徵稅權的統一，對社會生產部門來說，最多是一個好壞參半的事情。 第五個例子，也就發生在最近。在1996年共和黨年會上，傑克• 肯普（Jack Kemp），就是那個板著臉，不苟言笑的人，在會上號召堵住非法移民的“後門”，這樣，我們就可以敞開前門歡迎合法移民進入。 但是為什麼有人要堵住“後門” '，不讓一些受歡迎的公司進來呢？為什麼那些移民在有的“門”就受到歡迎，而在其他一些“門”就不受歡迎呢？當一輛房車開到了肯普家的隔壁，那麼，肯普先生是不是必須要這麼做呢？首先，檢查這輛車是要向北開呢還是要向南開，然後再決定是來歡迎他的新鄰居，還是豎起一道高高的籬笆。不，並不是這輛車到來的方式使肯普先生感到煩心，而是它有沒有得到政府的駐留許可證。因此，我們來修正一下這個問題：當這輛房車開來後，肯普先生是否要求助於某個政府機構，來指導他如何對待這個新鄰居呢？ 答案當然是不必。那麼，為什麼當這個新鄰居碰巧來自另外一個國家時，答案就會變成必須呢？我認為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一個好的答案。 不歡迎任何人，不論他們是如何到這兒的，這我可以理解；把所有的人都趕走，不論他們是如何到這兒的，雖然有很大的困難，但我還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由政府來決定歡迎誰，拒絕誰，就不符合任何原則了，而只能說成是一種對政府職能的盲目誇大。而肯普的觀點也正說明了這種盲目誇大的流傳有多麼深遠了。 33
34 最後一個例子，是我自己的經歷。幾年前，我出版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學家》一書，在書中，我主張，在國會中進行兩黨合作，就該被認為是違反了反托拉斯法案。我們不允許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和美洲航空公司的老總進行秘密合併，損害民眾利益，那麼，我們為什麼就允許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合謀呢？我曾經收到一個審稿的按語，說，這裡是否應該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航空公司的老總們是在密謀違反法律，而政治家們是在試圖制定法律。我在回信中問他，是否存在什麼歷史證據可以證明哪種行為會更具危害性呢。我想，一般說來，制定法律（惡法）要比違反法律更糟糕。現實情況是， 我的編輯可能永遠不會支援我這種觀點，而這種事實，正是我想談到的某種教條的東西的一個例證。 農如果你想與這種教條的東西作鬥爭，那麼，你就是在抓住機會，走自己的路了。例如，當你三歲大的孩子開始問你關於高速公路上的雷達探測器的問題時，你就沒有幾種可選答案了。要做到完全誠實，就需要向孩子解釋說，這種雷達探測器的惟一目的是為了便於違章超速。要想部分誠實， 你可以把你的雷達探測器藏起來。女我有個同事叫艾倫•斯托克曼，他的大女兒叫格溫多林，當格溫多林三歲時，她開始變得好奇起來。艾倫採取的策略是把雷達探測器藏起來，以免格溫多林產生這樣的印象，即所有的規則都必定會被打破。當然，事實上是有的規則肯定會被打破，有的則不會。但是，像聖•托馬斯•阿奎那那樣敏銳的哲學家，已經意識到了如何劃定界限的問題。對阿奎那來說，關鍵的標準是要和自然法則保持一致。這對一個久經世故的成年人來說，沒問題，很好，但是，艾倫認為，他三歲的女兒顯然無法領會正常限速這個概念。 因此，為了維持他女兒對法規的敬意，艾倫好幾年都沒有用雷達探測器。這樣，在格溫多林成長的過程中，就有足夠的時間告訴她，
在黑白對錯之間，還有一個灰色地帶。 我告訴艾倫，他的分析，一半正確，一半錯誤。正確的部分是： 如果你告訴一個小孩子說，有些法律是錯誤的，而其他的一些是正確的，那麼，這個小孩子就很可能會感到非常疑惑。但是，錯誤的部分， 就是像艾倫所做的那樣，要讓孩子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正確的。我自己的傾向是，走一條完全相反的路，即教育小孩，告訴他們所有的法律都是錯誤的。隨著這些孩子的成長，在他們變得更加成熟之後， 他們就會逐步接觸並理解阿奎那的這種高深的概念了，即某些法律的確是公正的。 處理這些問題，簡直就像是走鋼絲。我的確想讓我的女兒認識到， 警察是好人，因為如果你迷路了，他們會送你回家；但是我也想讓我的女兒認識到，警察不是好人，因為他們推行了許多錯誤的法律。我曾經和我的女兒討論過這種自相矛盾的觀點，而她領會起來絲毫沒有問題。 有些事，我想讓我的女兒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這些事有些超出了她的思維能力。我的女兒六歲時曾經問過我這樣的問題：政府是如何使用我們的稅款的。這之後沒幾天，就發生了韋科大屠殺。當她進屋時，電視上全都是火焰和屠殺。我告訴她，現在，她看到的，就是她的問題的答案。當她聽到這些時，畫面上出現了一些孩子，滿身是火，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恐懼。我希望並且相信，她會永遠記住那一刻。 對有些人來說，他們喜歡為歷史開脫，並以此來教育我們的孩子， 而珍妮特•裡諾和她的暴徒們在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日那天所犯下的暴行，可以說是幫了個大忙。凱萊和我在那天晚上進行了一個小小的討論，討論了一些過去的暴行、現在的暴行和未來的暴行。 有些非常感人的時刻，在凱萊的記憶中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而凱萊那種自然而然產生的感情，也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在她五歲的時候，我給她讀了一篇林肯的傳記。當我讀到林肯訪問新奧爾良，看到人們上著鐐銬，像動物一樣被出售時， Fair Play 35
Fair Play 36 她害怕得喘不上氣來，當時我也幾乎讀不下去了，我被某種情感所徵服，那是一種對我的女兒的超然的愛，同時也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悲痛， 是因人類所受到的所有苦難而感到的悲痛。幾年前，我第一次給她讀 《雲肯、布林肯與諾德》這首詩，當我讀到高潮部分，揭示了“雲肯、 布林肯是兩隻小眼睛，諾德是一個小腦袋⋯•”時，她高興、讚賞的氣息，也讓我的心中充滿了某種同樣的、難以形容的東西。 我很想知道，有多少我們童年的激情，會首次被一首詩或者一個故事喚起。《美國少女》是一本無可非議的暢銷故事書，書中的主人公叫艾迪，她逃離了奴隸制的壓迫，和她家人一起，在北方開始了新的生活。她的英勇行為，激勵凱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 凱萊現在非常渴望更多地瞭解人們對自由的渴望，特別是有關“地下鐵路”的歷史知識，這要部分歸功於艾迪。 當然，她還只是個孩子，在她的知識基礎中，仍有許多空白。凱萊第一天到學校的時候，遇到了一個黑人孩子，回家後就宣佈，她已經和一個逃跑的奴隸交上朋友了！那天晚上，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有關歷史的問題，澄清了許多存在的錯誤觀念。我相信，我們從這些討論中得到了更多的東西：我們填補了許多學校基礎教育中的空白。我希望這樣的討論能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