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瑟．塞吉基金會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不限於創立圓桌論壇，也為訪問學者提供了卓越的研究計畫，並且資助後者在紐約上東區，也就是基金會附近的公寓住宿一年。訪問學者只要負責現身大啖美味午餐就行了，而且還是免費供應的，其餘時間可花在思考與寫作。1991 年至1992年學年間，坎麥爾、康納曼和我組團申請擔任訪問學者。康納曼的妻子安妮．特麗斯曼也是一位心理學家，加入了訪問學者的行列，再加上特維斯基定期來訪，我們這一年應該會過得相當精彩。我和康納曼期望先前發生在史丹佛與溫哥華的魔法能夠重現，但是運氣不站在我們這一邊。 當時我正經歷一場離婚，安妮與康納曼在柏克萊的房子被大火燒成灰燼。然而我們得分神應付的事還不只如此，溫哥華共事之後的六年間，我們將全副心力投注在合作的研究計畫，忙到顧不上其他事情，可是我們還有博士班的學生得照顧，康納曼與特麗斯曼在柏克萊有個坐滿研究生的實驗室，而且我們都各自有同事拉著我們淌進部門間的渾水。能夠專心做一件事、每週工作七天、一口氣埋頭幹活好幾個月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不過，我們各自都在心裡琢磨著一個概念，而它也在我與坎麥爾合作的研究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個概念就是「狹窄框架」，涉及到一個更廣泛的心理帳戶問題：經濟事件或交易何時被結合？何時被分開來看待？假如你出門度假，旅程中的每個成本（交通、飯店、餐飲、出遊、禮物）會被視為各項獨立的交易，抑或全部被歸為旅行類、一起進行評估，就像全包式郵輪行程？我和康納曼都在思索的問題是：為什麼常人要把事件分開來看，而不是視它們全體為一個組合，以至於讓自己陷入麻煩呢？ 康納曼在他與丹．洛瓦羅合作的研究計畫中探討了這個問題。洛瓦羅是柏克萊大學的畢業生，擔任過我們的研究助理。他們的主要概念是管理決策的驅力有兩個互相對抗，卻不一定能互相抵銷的偏誤： 大膽預測和膽小選擇。大膽預測是來自於康納曼所謂「內部觀察」與 「外部觀察」之間的區別。 為了說明清楚上述區別，康納曼講述了一個出書計畫的故事。完整的故事內容可見於他的著作《快思慢想》，倘若有讀者很慚愧地沒把這本書的內容記下來，以下提供一個簡短版本。一群來自三種不同背景的學者被賦予為中學生設計決策課程的任務。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之後，康納曼開始納悶總共得花多長時間才能完成使命，於是他對各組成員做了民調，請他們寫下推測的完成時間，成員們推測的完成時間從十八個月、至三十個月都有。後來康納曼發現有個成員是課程研發專家，而且多年來觀察過許多這類團隊的運作，所以他請這名專家評估比較其團隊，以及他觀察過的其他團隊，根據經驗來推測這項計畫還得要多久時間才能完成。這名專家的個人推測原本就落在十八個月至三十個月區間，然而他被這麼一問就變得有些膽怯了，他勉勉強強地告訴大家，根據他的個人經驗，沒有任何團隊能在七年內完成類似任務，而且甚至有高達四成的團隊從來沒能克竟全功。
這位專家的兩次推測相差如此之大，正體現了康納曼所提出的 「內部觀察」與「外部觀察」區別。當專家以計畫團隊成員身分思考這個問題時，他被限定在「內部觀察」之中，也就是團體共同努力帶來的樂觀精神，並未費神思考心理學家所謂的「基本率」，即類似計畫所耗費的平均時間。一旦他戴上專家的帽子且進而採用外部觀察， 他自然會想到所有他知道的其他計畫，然後做出較為精確的推測。若審慎運用外部觀察，並且取得適切的基準數據，它將變得比內部觀察更加牢靠。 問題在於，內部觀察來得太自然又太容易，就連了解這個概念， 甚至發明這個術語的人，其判斷力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得知特維斯基的病重程度與剩餘壽命短促後，康納曼與特維斯基決定將他們先前關於決策的幾篇論文編輯成書，然而特維斯基未能等到這項工作完成便撒手人寰了，這下康納曼得獨自撰寫原本打算由兩人共筆的導言部分。特維斯基在1996年逝世，我記得當年秋季與康納曼談到這本書時，我問他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完成，他回答應該不會超過半年，我聞言笑了，他知道我在笑什麼，於是靦腆地說：「喔，你想到了那本書 （意指提到內部觀點事例的那本書），可是這本書完全不同，只是一些論文的集結，而且大部分都已經發表過了。我只需要趕出新的論文，寫完導言部分就行了。」這本書在最後一篇論文交稿，導言完成後沒多久便出版，然而那已經是2000年，幾乎是四年之後了。 康納曼與洛瓦羅提出的「膽小選擇」則是建立在損失規避之上。 每個經理人一考慮到自己要面臨什麼後果就會趨向於損失規避。在組織機構中，損失規避的自然傾向會因為獎懲制度而變本加厲。許多公司給創造巨大收益的人微薄獎賞，對於帶來同等級損失的人則予以開除，在這種環境條件下，就算是一開始並不特別害怕風險且願意把握任何賺錢契機的經理人，也會變成高度損失規避，如此一來，組織架構非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會讓事態變得更惡化。 以下的例子顯示了損失規避如何被強化。我離開紐約不久之後， 受邀前往一家平面媒體公司為該公司的一群主管上決策課程。那家公司擁有許多出版物，主要是雜誌，觀眾席中的每個主管都是其中一份出版物的總負責人，而每份出版物幾乎是各自獨立運行。公司執行長也來參加了，他坐在會議室後面觀察聆聽。我讓這群主管們想像這個場景，假設你有個機會為自己的部門進行投資，而這次投資有兩種可能結果：有50％的機率能賺進200萬美元獲利，以及50％的機會損失 100萬美元（這筆投資的預期回報是50萬美元，因為它有一半機會賺到 200萬美元，即預期回報為100萬美元，以及一半機會損失100萬美元， 即預期損失為50萬美元。這家公司規模夠大，就算損失上百萬美元， 甚至數百萬美元，都不會影響到該公司的償債能力）。接著，我請願意接受這項投資計畫的人舉手，在出席的二十三名主管中，只有三個人表示願意。 然後我向執行長提出一個問題。若這些投資計畫是「獨立的」， 也就是說一項投資計畫的成功與否並不影響到另一項投資計畫的成敗，那麼他希望能投入多少個計畫？他回答：全部都要！倘若該公司投入二十三項投資計畫，預期的回報將是1,150萬美元（既然每項計畫的預期回報是50萬美元），稍微做點數學就能知道整體賠錢的機率不到5％，他認為像這樣執行所有投資計畫根本是想都不必想的事。 「這麼一來你可遇上麻煩了。」我告訴執行長：「因為你不會得到二十三項投資計畫，你只會有三項，這表示你一定哪裡做錯了，可能是雇用了不願意承擔風險的懦弱主管，但更可能是創造了一個冒險得不到回報的獎酬制度。」這位執行長會心一笑，卻保持沉默，等著聽其他與會者的回應。我望向一名說過自己不會接受這個投資計畫的主管，問他原因為何。他回答就算計畫成功，能得到的可能只是上級拍拍肩膀，或許還能拿到一些獎金，譬如三個月的薪水；但是如果計畫失敗，他倒是非常有可能被炒魷魚，雖然他很喜歡自己的工作，不想為了三個月的薪水賭上五成失業機會。 「狹窄框架」使得執行長無法得到他想要的全部二十三項投資計畫，最後他只能得到三項。若將這二十三項計畫看成一個投資組合， 顯然公司會覺得這樣的投資非常吸引人，然而若我們窄化框架逐一來考量，主管們都不情願承擔風險，最後公司就變得行事過度保守。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之一是把所有的投資集中，將它們看成是一籃子組合。 為一家大型藥廠短期擔任顧問時，我深刻體會到上述這種集合的價值。就跟所有大藥廠一樣，這間公司每年也斥資超過10億美元在研發上，鑽研數千種新化合物，期望能從中發掘暢銷產品，然而暢銷的藥物相當少見，就連大公司每兩、三年能推出一款就算成績相當好的了。藥廠得研究許許多多藥物，光是有任何一款藥能創造收益就算中樂透了，真正的大獎機率微乎其微。你可能會以為一家得投資數十億美元來換取極小發財機率的公司，一定對風險有十足的掌握，但是你想錯了，因為他們只在研發方面懂得控制風險。 當時我在進行的研究計畫是關於行銷與定價，不涉及研發。有個員工想出了一項提案，建議針對幾種特定藥物的不同定價方式進行實驗，目的之一是改善「遵從醫囑」的情況，這個醫學用語指的是服用醫師處方藥物。有些藥物，尤其是未能紓解痛苦或帶來其他明顯效果的藥物，病人多半會停止服用，然而在某些案例中，譬如心臟病發作後服用建議藥物能發揮顯著的優異效果。因此改善遵從醫囑的情況有機會創造雙贏局面，病患會變得更健康，醫療支出將隨之減少，藥廠也可以因為銷售量增加而賺進更多錢。儘管有這許多潛在好處，我們卻被告知那些設計來直接與消費者溝通的實驗過於冒險，但是這種想法根本是錯的。當然這個點子有可能不會奏效，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做實驗①。相較於公司的整體規模，實驗成本可說只是九牛一毛， 唯有跟某個主管的預算相比時，它才會看起來頗有些風險。在這個例子中，狹窄框架妨礙了創新與試驗，而這兩者正是任何組織要獲得長期成功的必備要素。 但是，規避風險的主管和屬意二十三項風險投資計畫，最後卻只能得到其中三項的執行長，他們共同點出了委託─代理人問題當中的一個關鍵。在經濟文獻中，這樣的失敗通常會被描述為責任歸咎於代理人，他們未能做出能讓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僅僅是根據自己的利益行事。他們之所以做出不智決定，只是為了一己而非組織的福祉，雖然這樣的描述通常沒錯，可是在許多時候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老闆，而非員工。 為了讓主管們願意承擔風險，公司有必要創造一個主管若做出經事前評估，可望帶來最大價值的決定時，便能夠獲得獎勵的環境，也就是說，根據決策當下所能得到的訊息而做的決定，即便後來的結果是虧錢。然而後見之明偏誤使得這樣的政策執行起來並不容易，只要決策制定的時間與結果產生的時間之間有時差，老闆就可能不記得他自己當初也覺得那是個好主意。尤有甚之，許多時候當代理人做出不智決定之際，行為不當者往往是委託人，而非代理人。行為不當的一方未能創造出讓員工覺得可以承當適當風險，不必擔心失敗後會被懲罰的環境，我將這種情境稱為「傻瓜委託人」問題。本書稍後談到體壇的決策問題時，會再度討論這類例子。 前面幾個故事都體現了康納曼所提到的狹隘框架。我自己關於這個主題的論文是與一名剛剛入學康乃爾就讀金融，名為施羅莫．本納茨的博士班學生合作完成。施羅莫成為我的懶勁剋星，他不但活力充沛，還抵死不退，也精通於我們後來定義為「騷擾我」的藝術。我常常跟施羅莫說：「我實在太忙了，現在沒辦法思考這件事。」施羅莫會回答：「好，那麼你認為自己大概什麼時候能處理？」我說： 「喔，至少要等兩個月之後吧。」於是過了整整兩個月後的隔天，他就會再打電話來：「我們可以準備開始工作了嗎？」當然，施羅莫已經猜到我對於兩個月後會比較有空這件事是用內部觀察思維，可是他依舊打電話來，而我最後總是會抽出時間投入他手頭上的研究計畫。 由於他的「騷擾」和源源不絕的有趣想法，他成了我論文產量最高的合作夥伴。 我和施羅莫對一個稱為股權溢價之謎的異例深感興趣。這個謎題的問世與命名都在拉吉．梅拉與艾德華．普列史考特在1985年所發表的論文中。普列史考特可說是這個異例的意外提出者，他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保守理性預期圈子的死忠成員，專攻的領域被稱為「實質景氣循環」，後來讓他贏得了諾貝爾獎。普列史考特跟我不一樣，他並沒打算將發表異例當成重要的工作事項，我懷疑他對於發現這個與他的世界觀衝突的異例說不定還覺得有些尷尬，不過他與梅拉都知道， 他們發現了頗耐人尋味的事。
「股權溢價」的定義是權益（股票）與無風險資產（如短期政府公債）之間的回報差額。歷史股權溢價的多寡端看所處時期與其他定義，但是在梅拉與普列史考特進行研究的1889年至1978年期間，股權溢價大約是每年6％。 股票的回報率高於短期國庫券並不令人意外。任何投資者表現出風險規避的經濟模型都會預測：由於股票有其風險，投資者會要求得到高於無風險資產的溢價，否則他們沒理由承擔風險。在許多經濟學文章中，上述分析到這裡就打住了。經濟理論預測風險越高的資產， 得到的回報就會越多。作者找出證據來支持這項預測，其研究結果再次高舉經濟理論的勝利旗幟。 梅拉與普列史考特的分析有個特別之處，就是他們超越了探究經濟理論能否解釋股權溢價的存在，進一步問道經濟理論能否解釋溢價到底會有多少。這是我所知道在經濟學領域，少數有作者針對某個效應的量值做出具體陳述的試驗②。梅拉與普列史考特搗弄了一番數字之後，結論是根據他們的模型所能預測的最大股權溢價只有0.35％， 距離歷史平均6％差得遠了③。，投資人對風險得怕到一個程度才能解釋如此低的回報。他們的研究結果引發了爭議，花了六年時間才得以發表那篇論文，然而論文發表之後吸引了不少注意，許多經濟學家衝上前幫忙找藉口或解釋。在我和施羅莫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時，還沒有任何解釋能完全令人滿意，至少對梅拉與普列史考特而言是如此。 我們決定試著為股權溢價之謎找出解答。要了解我們的研究方式，各位不妨先參考保羅．薩繆爾森的另一篇經典論文，他在那篇論文中描述了與同事在麻省理工學院教職員俱樂部的一場午餐對話。薩繆爾森指出，他在某個地方讀到懦夫的定義就是連勝率66％的賭都拒絕押注的人，接著他把臉轉向經濟史學家凱瑞．布朗，然後說：「譬如你，凱瑞。」 為了證明論點，薩繆爾森讓布朗打一個賭。他請布朗擲銅板，擲到正面贏200美元，背面則輸100美元。正如薩繆爾森所預期，布朗謝絕了這個賭，並回答：「我不玩，因為我對損失100美元的擔心，更勝於贏得200美元的期待。」換句話說，布朗的意思是：「我是風險規避者。」布朗接著說了令薩繆爾森大感意外的話，他說他不喜歡只擲銅板一次，如果能擲一百次，他將樂於接受這個賭。 這讓薩繆爾森思索了一陣子，然後拿出證明指出布朗的偏好不一致，因此以經濟學的標準來看非屬理性，尤其他證明了若有人連打一次賭都不願意，他就不應該同意同一個賭多玩幾次。但是這項說法的附帶條件是：當事人的不願意無涉於財富的相對小幅變化，特別是當就算他玩上一百次，他的財富水位也不會因此受到影響時。以這個例子來說，他最多可能賠到1萬美元（若擲一百次銅板都輸），最多則可贏到2萬美元（若擲一百次銅板都贏）。假如布朗擁有可觀的退休金儲蓄，賺賠個1或2萬美元或許已經是家常便飯，我們可放心地假設就算他的財富頓時增加5千美元，或減少5千美元，他對薩繆爾森的回答也不會改變（此論述的重點是，薩繆爾森運用了傳統的財富預期效用公式，賭場贏利效應這類心理帳戶造成的不當行為，在這個場景中沒有存在空間，因為財富是具有可替代性的）。 薩繆爾森的邏輯是這樣的：假設布朗同意擲一百次銅板，然而當他擲了第九十九次之後，薩繆爾森給他一個暫停的機會，讓他選擇要不要擲最後一次。布朗會怎麼做呢？現在，假設擲了第九十八次銅板之後，我們讓布朗選擇要不要繼續擲。這回最後的兩次都是他可以自行選擇的了。布朗會怎麼做？身為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他會運用倒推法，意即從結果來回溯推導。他知道在第一百次時，他會選擇拒絕擲銅板，使得第九十九次也成為單一一次的賭注，既然這是他不喜歡的，他也不會在第九十九次選擇擲銅板。這個邏輯連續運用下去，得到的結果將是布朗連第一次的賭都不會願意接受，因此薩繆爾森做了這個結論：假如你連打一次賭都不願意，你就不應該同意同一個賭多玩幾次。 薩繆爾森的結論頗引人注目。拒絕一個有50％機率賠掉100美元的賭，其實還挺合情合理，尤其1960年代初期的100美元，價值超過如今的450美元。沒有多少人能接受因為擲銅板就可能損失這筆不小的金額，即使他有機會贏得兩倍的錢。連續擲一百次銅板固然是頗吸引人的選擇，但是薩繆爾森的邏輯似乎不容置疑。他在另一個短篇論文再度提到上述例子，這回他用到的每個英文字都只有一個音節④：「假如一個動作只做一次時不會帶來收益，那麼就算做了兩次、三次…… 或任何次數，也不會帶來收益。」這是怎麼回事呢？ 薩繆爾森不僅指出了同事所犯的錯，他還為這篇論文標題所嘲笑的謬誤提供了診斷，也就是「風險與不確定：大數謬論」。在薩繆爾森看來，布朗錯在接受擲一百次銅板，而且他認為布朗之所以犯這個錯，是因為他誤解了所謂大數法則的統計學原理。大數法則指的是假如某個賭的重複次數夠多，得到的結果就會相當接近預期價值。倘若你擲銅板一千次，擲到正面的次數將會是在五百次左右，所以布朗認為假如他擲一百次銅板，就不太可能會損失金錢，這其實是個正確的預期。事實上，他損失金錢的機率只有兩千三百分之一，然而薩繆爾森認為布朗錯在忽略了損失一大筆錢的可能，假如有50％輸錢機率的賭只玩一次，你頂多賠100美元。若你玩了一百次，儘管輸錢的機率微乎其微，仍然有可能連續一百次都擲到銅板背面，結果總共輸了1萬美元。 針對上述這個賭局，我和本納茨覺得薩繆爾森只對了一半。他認為布朗做出錯誤的選擇，我們同意他這個看法。在薩繆爾森的設定當中，拒絕只賭一次，卻願意賭許多次是不合邏輯的，但是薩繆爾森批評布朗不應該願意賭許多次，我們卻認為布朗犯的錯在於拒絕只賭一次，這是狹窄框架造成的結果，把布朗的錯誤歸咎於選擇擲一百次銅板，根本就搞錯了重點。布朗是為了5,000美元的預期收益而選擇連續賭一百次，反正虧錢的機率微乎其微，虧一大筆錢的機率更是渺茫， 損失超過1,000美元的機率大約是六萬兩千分之一。正如我和馬修．拉賓在針對這個主題所撰寫的「異例」專欄文章所說：「光是拒絕這個賭博，就可以讓一名稱職的律師成功舉證你有精神疾病。」假如拒絕擲一百次銅板是腦袋有問題的選擇，那麼薩繆爾森的邏輯也可以整個顛倒過來，你連一次都不應該拒絕！我和施羅莫將這種現象稱為「短視的損失規避」。如果你為了高預期收益可以接受擲銅板一百次，照理說你就應該要接受第一次的邀約，造成你拒絕只擲一次銅板的原因在於你對它區別看待。 同樣的邏輯也可套用於股票和債券。還記得之前提過的股權溢價之謎吧，我們問到大家為什麼要買這麼多債券，假如股票的回報率是每年超過6％，我們的答案是：他們以過度短期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投資。有了6％左右的回報率，經過一段長時間譬如二十，或三十年後， 股票報酬低於債券的機率相當微小，就跟薩繆爾森所提供擲銅板百次賽局中的輸錢機率一樣低（雖然前者的勝率或許沒後者高）。
為了測試這項假設，我和施羅莫針對南加州大學最近雇用的非教員員工進行了一項實驗。這群員工都享有確定提撥制的退休金，所以他們得決定如何為退休金進行投資。在美國，這類退休金通常被稱為 401（k）計畫，這名字來自於使該退休福利計畫生效的《國內稅收法》401條K項條款。我們請每位實驗對象想像他們的退休計畫只有兩個投資選擇，其中一個風險較高，預期回報也較高，另一個比較安全，預期回報則較低。同時，我們提供了圖表呈現兩者在過去六十八年的回報率分布。其中風險較高的退休基金，根據的是美國大型企業指數的回報率，較安全的基金則是根據五年期政府債券投資組合的回報率。不過我們沒把這一點告訴實驗對象，以免他們可能對於股票和債券有任何先入為主的看法。 這個實驗的重點在於回報率被呈現的方式。在一個版本中，實驗對象看到的是年回報率的分布，而在另一個版本，實驗對象看到的是三十年期的模擬平均年回報率分布，請見圖表9。第一個版本模擬投資者每年看一次自己的退休金理財對帳單，第二個版本則模擬投資者持續三十年採用隨便買、隨時買、不要賣的傻瓜投資法。請注意，這兩張表格引援的數據是完全一樣的。這表示在理性經濟人的世界，兩張表之間的差異根本是無關因素，不應該影響到我們所做的選擇。
對身為人類的實驗對象而言，數據的呈現方式有其巨大影響。看到年回報率分布圖的員工，選擇將40％的假想投資組合投入於股票， 而看到長期平均回報率分布圖的員工，則將高達90％的資金投入股票。薩繆爾森假定一般人高估了藉由重複下賭來降低風險的效果，然而上述實驗結果並不吻合他的這項假設，當常人看到具體數據，他們會偏愛風險更高的投資組合。 我們從上述分析中學到，一般人越常檢視他們的投資組合，就越不願意承擔風險，因為你越常檢視，就越會看到損失。後來我與康納曼和特維斯基進一步探索這個現象，將研究結果發表在唯一由我們三人共同發表的論文中（作者還包括康納曼當時的學生艾倫．施瓦茨， 在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擔任教授，專攻醫療決策領域）。這篇論文出版於1997年的《經濟學季刊》紀念特維斯基特集，他最後沒能親眼看到這篇文章的完成。 這篇論文提到了一項實驗，接受實驗的柏克萊大學學生要負責擔任大學捐款的投資組合經理人。當然了，他們只是假裝有這個身分， 但是他們能在實驗中賺到多少錢確實得看個人的投資績效。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他們賺得的錢可從5美元至35美元不等，所以應該能產生足夠的真實感了。在前一個實驗中，實驗對象只有兩個投資選擇， 其一風險與回報率都較高，另一個則兩者都較低，這次實驗的變化之處則是實驗對象檢視決策結果的頻率，有些實驗對象模擬每年度檢視八次投資結果，其他人則每年或每五年只看一次。正如「短視的損失規避」所預測，更常檢視投資結果的人往往也變得更為小心謹慎，每年看八次的人只將41％的資金投入股票，每年看一次的人投入股票的資金則高達70％。 最近的一項自然實驗重現了上述實驗發現，而這項自然實驗之所以能成形要拜以色列變更法規之賜。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博士班學生瑪雅．雪頓發表的一篇論文探討退休儲蓄基金的主管機關在2010年改變基金對帳單的通知方式後，發生了什麼狀況。在此之前，投資人檢視自己的投資成果時，在個別基金首先看到的數字是最近一個月的回報率，然而新規定推出後，投資人看到的是過去一年的回報率，於是投資人開始將更多資產投入於股票，正如「短視的損失規避」所預測。此外，他們的交易頻率隨之下降，不再那麼常把錢投資在近期回報率高的基金。整體來說這是個非常明智的規定。 這些實驗顯示，如果我們越常檢視投資組合回報，就會變得越不願意承擔風險。在我和本納茨的「短視的損失規避」論文中，以展望理論和心理帳戶來解釋股權溢價之謎，也引用了股票與債券的歷史數據，並且詢問投資人評估投資組合的頻率應當為何，才能使他們對股票與債券保持中立態度，或是持有股債各占一半的投資組合。我們得到的回答是一年左右。當然了，每個投資人檢視投資組合的頻率不同，不過一年一次是個頗具可信度的答案。我們每年申請一次退稅， 而退休基金與捐贈基金也是每年向董事會報告一次投資成效，因此年度對帳單或許是最明顯的選擇。 我們的分析指出，股權溢價（或股票的必要報酬率）之所以高是因為投資人太常檢視他們的投資組合。倘若有人請我提供投資建議， 我會叫他們買以股票為主的分散式投資組合，尤其是如果他們還年輕，然後要竭力避免閱讀報紙上除了體育版之外的任何東西，填字遊戲也可接受，但是嚴格禁止觀看有線電視財經新聞⑤。 在羅瑟．塞吉基金會共事的那年，我和坎麥爾經常一起搭計程車。有時候我們很難找到空車，尤其是當天氣寒冷或城裡有大型集會活動時，我們偶爾會跟計程車駕駛聊天，問他們如何決定每天的工作時數。 絕大多數駕駛是靠行在車隊龐大的公司。他們承租十二小時的車，通常從早上五點到下午五點，或從下午五點到清晨五點⑥。駕駛得先付統一金額的計程車租金，還車時必須把油箱加滿。他可以保留按里程收費的車資和額外得到的小費。我們問駕駛：「你如何決定什麼時候收工？」以紐約市的交通來看，十二個小時可說是相當長的工作時間，尤其駕駛還得特別留意路上的行人。有些駕駛說他們採取的是目標收入策略。付完計程車租金與汽油費之後，他們便為這一天打算賺多少錢設定目標，一達到目標便結束這天的工作。
人會努力工作到什麼程度，一直是我和坎麥爾，以及魯文斯坦在思考的研究題材，我們稱之為「努力」計畫。我們在此之前便已討論過這個概念，也進行了一些實驗室試驗，可是還沒找到我們喜歡的切入角度，於是琢磨著或許研究計程車駕駛的實際決策正符合我們的目標。 所有駕駛都有一份記錄每項車資的車程報表，內容包括接客時間、目的地，以及車資，同時記錄了還車的時間。坎麥爾設法找上一位計程車公司的主管，對方同意讓我們影印一大疊車程報表。我們後來又取得紐約市計程車禮車委員會的資料來充實數據。由於資料分析變得頗為複雜，於是請來琳達．鮑柏克助陣，她是勞動經濟學家，也是羅瑟．塞吉夏令營的畢業生，嫻熟於計量經濟學的技巧。 這篇論文要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在有效工資較高的日子裡，計程車駕駛的工作時間是否也會延長。我們的第一步是顯示高工資與低工資的日子確實存在，其次是證明當天稍早的收入可用以預測當天稍晚的收入。這一點是真的。在繁忙的日子裡，計程車駕駛每小時賺得的收入增加，假如額外多開一小時的車，總收入可望隨之上升。建立這項前提之後，我們得到一個令經濟學家大為吃驚的結果，也就是工資越高，駕駛的工作時間就越短。 基本經濟學告訴我們，需求曲線必然向下傾斜，而供給曲線則是向上傾斜，也就是說，工資越高，勞動力的供給就越多，但是我們的研究結果卻恰恰相反！我必須先釐清這些結果說了什麼和沒說什麼。 就跟其他經濟學家一樣，我們原本相信假如計程車駕駛的工資加倍， 就會有更多人想以開計程車維生。在任何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天會生意繁忙的日子裡，決定休假一天到海灘玩的駕駛應該會比較少，就連行為經濟學家也相信，價格上漲會使買的人變少，而工資上漲會讓供給變多。然而駕駛決定出門幹活的那天，他們對於今日預計工作的時間落入了狹隘思考，一次只看一日所得，使得他們犯下在生意好的日子，工作時間反而比生意差的日子更短的錯誤⑦。 不過，並非所有的駕駛都會犯這種錯。駕駛計程車是一種類似電影《今天暫時停止》的學習經驗，同樣的事天天發生，駕駛們隨著時間過去學會了克服這種偏誤。我們發現，假如依照實驗對象的工作年資將其分為兩半，越有經驗的駕駛無一例外的都表現得更加明智，大部分時候會在工資較高的時候延長工作時間，而非縮短工作時間。不過，這當然使得上述效應在菜鳥駕駛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意即他們格外傾向於設定當天的目標收入，一達到目標就收工回家。 要將狹窄框架套用於此處，我們不妨假設駕駛是每個月追蹤自己的收入，而非每天追蹤。若他們決定每天工作同樣時數，可能會比我們的例子多賺5％；若他們在生意好的日子工作得久一點，在生意不好的日子縮短工時，可能會比每天固定工時的人多賺10％。我們懷疑每日目標收入是一種自我控制手段，特別是對菜鳥駕駛而言。「一直開到達成收入目標，或做滿十二小時工作時間上限為止」是個容易遵循的規定，更別說這可以讓你對自己，或是對在家等候的配偶有個交待，總比今天之所以提前收工是因為你沒賺到多少錢要容易說得過去，提早回家得忍受一番冗長嘮叨，除非你的配偶恰好是個經濟學家。 這份計程車論文也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紀念特維斯基特集中。
① 一個近期的研究顯示，行為干預可在這方面派上用場，雖然所運用的技術在當時還不存在，只要發簡訊提醒病患服用處方藥物（這項研究觀察的是降血壓或降膽固醇藥物）就能將忘記服藥，或因為其他原因而未服藥的病患人數從25％降低至9％ （參考David Wald等人於2014年發表之論文）。 ② 他們之所以能做得到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標準理論針對股權溢價與無風險資產回報率之間的關係做出了預測。在傳統經濟學世界，當無風險資產的實質（通膨調整後）利率處於低檔時，股權溢價就不可能會有多高。在他們研究的那段期間，短期國庫券的實質利率還不到1％。 ③ 雖然看似只有個位數差異，其實差異頗大。若每年成長1％，投資組合要翻倍得花上七十年。若每年成長1.35％，則是花五十二年。但假如成長率是7％，那麼只須十年就能達到翻倍了。 ④ 其實也不然，以下是他的論文結語：「毋須再多說，我已經表明觀點，並且只用一個音節的英文字來做定論。」事實上，他的論文不小心捎帶了「再度」（again）這個兩音節的字。提供我這項資料來源以及發現「再度」這個字眼的人，是目光銳利的瑪雅．巴爾-希勒。 ⑤ 當然，這並不是說股票只漲不跌，大家近年才親眼目睹股市狂跌50％。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投資人應隨著年紀增長，逐漸調降投資組合中的股票比率。被大部分退休金計畫列為預設投資策略的目標期限基金，現在也開始依循上述策略。 ⑥ 他們選擇許多人正要離開公司的下午五點交班，特別令人感到惱火。由於許多車隊位於皇后區，離曼哈頓市中心頗有段距離，駕駛們通常從下午四點開始陸續返回還車，亮出暫停載客的牌子。最近一份研究發現這導致下午四點至五點間，路上的計程車數量相較於前一小時減少了20％。完整報導參見Michael M. Grynbaum在2011年《紐約時報》的文章。 ⑦ 還記得本書之前討論過的Uber與高峰時段加價吧。倘若駕駛當中有一些人是這樣做的，高峰時段加價帶動駕駛人供應量增加的效果就會受到局限。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真的有許多駕駛會在不開車時也隨時留意加價消息，當價格一上揚就跳進車子衝出去載客嗎？這問題得看Uber才能得到答案。倘若做出這種反應的駕駛夠多，那麼駕駛在撈到十倍車資之後提前收工的傾向就會減弱。當然了，加價或許有助於將計程車分散至需求較高的地方，假使加價時段長到足夠讓計程車趕到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