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存更多？ 由於行為經濟學界往往將注意力放在解決自我控制的問題，因此我們從退休儲蓄這個議題開始著手，可說再恰當不過，但是用以設計優質儲蓄方案的標準經濟理論卻依舊付之闕如。首先，標準理論已預先假設人們的儲蓄充足（並且會明智投資），如果大家已經完美執行儲蓄計畫，你還能怎麼幫助他們？再者，即使經濟學家想從這方面下手，他也只有一個政策工具可以使用，那就是稅後儲蓄報酬率。由米爾頓．傅利曼或佛朗哥．莫迪利亞尼等人研發出來的標準儲蓄理論， 已認定其他政策因素並不重要，因為其他決定家計的因素，例如年齡、收入、壽命等，並非由政府所控制。政府無法改變你的年齡，但是可以改變你的存款稅後報酬率，例如推出退休儲蓄的免稅計畫，不過使用這項財務工具有個基本問題，就是經濟理論不會告訴我們儲蓄者對這項改變的回應程度。實際上，我們甚至無法確定讓存款免稅， 是否會增加或減少民眾的退休準備金。 乍看之下，以免稅手段增加儲蓄的報酬率，應該可以增加存款總額，因為報酬率是隨儲蓄總金額呈正比，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審視， 便會發現報酬率增加表示儲戶只要用比較少的金額，就可以達到退休金儲蓄目標。若報酬率持續增加，有意存老本的投資人就可以用比較少的儲蓄來達成目標①。所以，經濟理論只提供一種政策工具，即稅後報酬率，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該提升或降低稅率才能使民眾多存點錢。換而言之，這個工具沒太大用處。當然，實證測試可以告訴我們改變稅率會帶來什麼效果，但是這個議題也是到最近才有明確結論。 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道格拉斯．伯恩海姆在2002年對相關文獻提出了非常詳盡的檢討，並且指出：「關於徵稅及儲蓄等議題，經濟學家在對卷帙浩繁之文獻進行檢討的同時，不得不謙卑承認：即便要弄懂最基本的實證問題，也會遭遇相當的困難。」 評估改變稅法的效果所遭遇到的問題之一，是符合低稅率資格的投資人也必須同時滿足其他條件，例如將存款放到專戶，若退休前從專戶提款將衍生罰金。專戶可以透過下列兩項方式刺激儲蓄：首先， 提前提款將產生罰金的規定，會給投資人留下資金繼續投資的誘因。 其次，心理上已認定為「退休金存款專戶」的帳戶，會比一般儲蓄存款帳戶更容易讓人產生不去動裡面資金的念頭。事實上，美國推出避稅的退休金存款計畫後，這些計畫究竟是否增加了存款，或只是讓資金從課稅帳戶轉移到免稅帳戶，經濟學界有非常激烈的討論。我認為只有在最近才出現了非常明確的測試，我稍後會在本章後面闡明。 行為經濟學能夠對此議題，以及其他經濟政策議題提出更有力的見解，是因為它能涵蓋的面向更多。我在1994年撰寫名為〈心理學和儲蓄政策〉的簡短報告，提出了三項擷取自行為學思想的政策提案。 前兩個提案針對當時熱門的儲蓄工具，名為「個人退休帳戶」，簡稱為IRA（當「所得限額資格」趨嚴，且由雇主申請設立的退休金制度，例如401（k）退休福利計畫，IRA帳戶便漸趨式微）。在我撰寫該報告的那段時期，個人可以每年將2千美元（夫妻則為4千美元）的金額存到這個可規避課稅的帳戶。由於投入金額可以抵稅，那些邊際稅率為30％，而且將最高金額2,000美元存入IRA帳戶的納稅人，便可以減稅600美元。 IRA制度的問題在於，納稅人必須在提交納稅申報單以前先在IRA 帳戶內存錢。對很多納稅人來說，IRA的設計有個問題：只有在他們完成報稅動作且繳交政府要求的稅費之後，才有餘錢投入IRA帳戶。 美國的納稅人在納稅後才可能有餘錢，因為高達90％的納稅人可拿到大約每戶3千美元的退稅金額，而這筆錢需要等上一陣子才會入帳。 我的第一個提議是，容許納稅人將按照去年所得所計算出的當年度退稅金額，直接轉入IRA帳戶。根據我的計畫，納稅人只須在報稅前設立IRA帳戶，就能直接要求國稅局將部分的退稅金額匯入IRA帳戶，並且未來每年都比照辦理。 第二項提議的設計則是強化第一項。我建議政府調整財政部計算預付稅款（以預扣納稅人薪資）的公式。這項公式可以略做修改，讓納稅人到了年底可以拿到更高的退稅金額，除非他們主動降低預扣稅款的稅率，端看個人選擇要不要降低。證據顯示，當一般人獲得意外之財時（這似乎是納稅人領到退稅時的感覺，儘管可以領到多少退稅金額，其實已經是可以預期的數字），和一般性收入相比，他們傾向逾存下大部分的意外之財，尤其當這筆意外之財為數可觀時更是如此。所以，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讓納稅人拿到更高的退稅，不論我們是否創造出更容易讓退稅直接匯入IRA帳戶的方式，都能刺激儲蓄成長，但是最理想的政策是雙管齊下，同時推行這兩項方案。 我認為增加預扣稅率可能會帶來另一項有益的副作用：大家比較會照規定來繳稅。我的想法是：很多納稅人認為退稅是利得，而補繳稅款是損失，一旦面對損失，他們在納稅時可能會「創意百出」。別忘了當人們有機會翻本時，他們傾向於在面對損失時押注冒險，最近瑞典針對四百萬筆退稅的研究已經證明了我的直覺正確。研究作者發現，如果納稅人被認定要開支票補稅，納稅人會大舉增加「就業收入所得的其他費用」做為列舉扣除額的減項。根據作者研究指出，該項目的金額較小（低於2萬瑞典克朗，或是折合美元為2,600美元），且多數為虛報。若納稅人的報稅資料受到審查（此狀況非常罕見），高達90％申報的項目會遭到否決。 我的第三個提議，包括簡單改變民眾加入由雇主提供之退休金計畫的方式，例如美國的401（k）退休福利計畫。基本上，我拋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不改變預設的方式？在一般規則中，員工若有意願加入此計畫必須先填寫一大堆表格，選擇存款利率，決定要如何投資自己的錢，何不預設全體員工加入儲蓄計畫，但是給他們退出的選擇權， 並且告知他們該計畫的預設存款利率與預設投資產品？ 經濟學家對最後一項提議做了斬釘截鐵的預測：這項提議不會帶來效益。這些預設項目根本是無關緊要的因素。轉成401（k）退休金福利計畫可以累積出龐大資金，從幾百甚至幾千美元不等，尤其如果 （其實這很常見）雇主的供款能夠匹配個人供款。沒有經濟學家會讓填寫幾張表格所帶來的一點點不方便而妨礙如此高的金額入帳，要這樣做，就像是買了一張中獎的樂透彩券卻因為得在便利商店多花五分鐘的時間而不去兌獎。但是對一般人來說，填寫表格確實可能會讓人裹足不前，而自行選擇投資策略也可能會令他們膽怯，預設所有員工加入供款儲蓄計畫，確實能產生極大誘因促使他們改變儲蓄工具。
我之後意識到自己並不是第一個想到改變退休金計畫預設選項的人，有幾家企業曾經嘗試過，其中最有名的是速食連鎖巨人麥當勞。 不過，當時此計畫的名稱不太好聽，在業界被普遍稱為「否定選擇」，而民眾對於名為「否定選擇」的退休金計畫實在是興趣缺缺。 發表這篇論文的幾年後，美國共同基金鉅子富達投資集團邀請我向客戶談談退休計畫。當然了，富達對這個主題之所以感興趣，其實是別有用意。因為美國各地企業早就從傳統的退休計畫，也就是讓雇員自行做所有決定，快速轉換成新的確定提撥制，為了因應上述趨勢，富達與其他諸多大型金融服務機構開始推出一系列新業務，為企業雇員提供各項退休計畫，並且納入自家共同基金做為計畫中的投資選項。增加退休金帳戶的餘額，無論對企業雇員或對富達公司來說都是一件美事。 假如我能想出讓更多資金流入退休金帳戶的辦法，觀眾席上坐著的就會是數百家大企業的代表了，而這些大企業也非常願意放手一試。當然，我會呼籲各界將設定改為自動加入，不過如果還能夠想到其他新辦法其實也不錯。 與薛洛姆．班拿滋腦力激盪後（當時班拿滋是我的固定合作夥伴），我採取的策略是列出最重要的行為理由，解釋為什麼人們會無法存到足夠的錢退休，因此我設計了可以克服每項障礙的方式。如今當我想針對某些問題發想行為干預模式，我就會採用這套方法。最終，我列出了三項因素。 第一項障礙是惰性。研究顯示，加入退休金計畫的人認為他們應該存更多錢，也打算盡快採取行動，卻一再拖延，也懶得改變原本的儲蓄率。實際上，多數的計畫參與者很少變更存款選項，除非他們換了工作，而且被迫填寫一大堆表格。要解決惰性問題，自動化加入可發揮神奇功效。倘若我們可以讓民眾在一開始就選擇儲蓄率較高的退休金計畫，並且設定他們自動加入該計畫，那麼惰性就會從阻力成為助力。 第二個障礙是損失規避心態。我們都了解人們痛恨損失，尤其討厭看到自己的薪水數字下降。根據我們的公平性研究，也了解到在這個領域中，損失規避是以名目數字來估計，也就是並未經過通膨調整，所以如果可以想出某種避免讓員工感覺自己的薪水數字被削減的方式，他們就不會對增加儲蓄心生抗拒了。 第三個障礙和自我控制有關。對此我們有個重大發現：當我們想到的是未來而非當下時，就會更有自制力，即使是接受美國心理學家華特．米歇爾的棉花糖實驗的孩子（在明天下午兩點拿到兩支棉花糖，或是在明天下午兩點十五分拿到三支棉花糖之間的決定）也不例外。不過我們都知道，同樣的選擇若是把時間改成今天下午兩點拿到兩支棉花糖，沒有人會願意等到兩點十五分，因為人們都傾向選擇當下。 我最後在富達會議所提的報告，標題名為「明天存更多」。背後的概念是給大家「現在」就決定「未來」要存更多的這個選擇權，明確地說，所謂「未來」就是指他們下次加薪的時候。他們可以持續參與這個計畫，直到選擇退出或是達到某個最高限額，將儲蓄率的增加和薪資成長綁在一起，就可以避免產生風險規避心態。讓他們做出未來生效的決定，其現時偏好的傾向就會降低，除非個人選擇主動退出，否則在退休金計畫自動運作的情況下，惰性反而會成為助力。就我對行為經濟學理論的了解，這樣的計畫應該會發揮效果，我天真自信地認為，參加這次會議的數百家公司中，總會有一家很快跟我聯絡，並且嘗試這個了不起的新點子，我也會開心地貢獻自己的想法， 只要他們讓我和班拿滋評估後續發展，我將無償提供顧問服務，幫助有意嘗試這個想法的公司。 唉，我錯了。沒有任何公司跟我聯絡。自動加入退休計畫的設計也沒有造成更大迴響，即使為它改了個好名字。 自動加入退休計畫窒礙難行的原因之一，是企業不確定此舉是否合法。身兼律師和退休金專家的馬克．艾維出面幫忙，他當時是美國財政部官員，主掌美國退休金政策，而該政策由美國財政部和國稅局領導，以頒布一系列判決和公告，在401（k）退休計畫與其他退休儲蓄計畫中，同意且推廣自動加入的方式，所以艾維的確為企業實行這個新計畫鋪了路，不只取一個更好的名字，也給予此計畫合法地位 （他可說是獨立作業，儘管我們之後彼此認識，也一起為其他的計畫攜手合作）。 但是，要在尚未證明其有效性的情況下推動仍然不容易。這個問題由芝加哥大學的同事，目前任教於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布莉姬特．梅德琳解決了。有一天，梅德琳飄進我的辦公室，向我展示她獲得的某些有趣結論，即使這些數字是她自己算出來的，可是它們實在太令人難以置信，因此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結論。由於某個嘗試採用自動加入退休金計畫的公司詢問梅德琳是否可以請她分析這些資料，於是她和該公司職員丹尼斯．席亞一起分析，以驗證自動加入的設定是否奏效，結果令人非常驚訝，至少對接受傳統經濟學養成訓練的經濟學家梅德琳來說是如此。她原本認為這些預設選項是無關因素，應該不會有任何影響，事實顯示這個選項會帶來影響②。
這家公司自1999年6月採用自動加入設定，大約一年後這個概念得到了政府支持。梅德琳比較了1998年加入退休金計畫的員工，即自動加入新制推出的前一年，以及1999年新制上路後加入的員工之間的差異，即使是原本毫無概念的員工，最後也都會了解到加入退休金計畫是個好主意，尤其是加入由雇主部分負擔的計畫，因此自動加入最大的影響是表現在民眾加入的速度。自動加入制度推出之前，只有49％ 的員工在第一年取得資格時加入計畫，雇主推出自動加入制度之後， 比率上揚到86％，只有14％的員工選擇退出。原本看似不相關的因素，竟顯著地改變了行為。 梅德琳和席亞巧妙地將研究結果報告稱為「建議的力量」，而且他們的分析顯示了預設選項可能有其缺陷。任何採用自動加入制度的企業都必須先選定預設的存款利率，以及預設的投資組合。他們的公司以3％做為預設存款利率，而這筆錢流入了貨幣市場基金，此舉風險較小，但是報酬率也相對較低，表示儲蓄的積累速度會非常緩慢。政府是影響這兩個選項的背後原因。以貨幣市場基金做為預設投資選項時，企業的選擇相當有限，原因是當時美國勞工部只核准了一個選項，在那之後，勞工部核准了一系列稱為「合格預設投資選擇」，而且現在多數退休金計畫選擇的投資標的是股票和債券基金，並且在員工趨近屆齡退休時逐漸減少股票的比重。 選擇3％做為預設儲蓄率水準，也受到政府無心插柳的影響。在官方裁決中，例如由艾維提出的計畫，通常會包含某些特定事實的假設。1998年6月的裁決出現了下列文字③：「假設某企業自動讓員工加入退休金儲蓄計畫，且儲蓄率為3％……」從那時候起，多數採取自動加入制度的企業都將儲蓄率設為3％，這個數字成了無心插柳的預設值。 這兩個預設選項，即投資貨幣市場基金和3％的儲蓄率，都不是由企業聽取建議後刻意設立的，上述選項之所以會出線，是為了降低企業被告的風險，但是員工似乎傾向於將上述預設選項視為企業聽取建議後所做的決策。多數企業最後都將儲蓄率定在3％的水準，並且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 比較這些自動加入與之後參與員工的選項，梅德琳和席亞得到的結論是：在有選擇的狀況下，如果有其他投資工具，某些員工會選擇更高的存款率，尤其很多員工原本選擇6％的儲蓄率，也就是企業部分負擔的提撥率上限。自動加入制度推出後，選擇6％的人變少，而選擇 3％的人則增加，這可說是自動加入制度的缺點，也是採用自動加入制度的企業應該推動「明天存更多」的好理由。 梅德琳的報告也提高了各界對自動加入效率的認識，卻依舊無人嘗試「明天存更多」計畫。後來，我意外接到班拿滋的電話。因為金融服務顧問聽布萊安．塔博聽過我們的「明天存更多」計畫，也著手執行了該計畫，其實幾年前我們曾經與塔博聊到計畫執行上的問題， 後來我將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塔博聯絡上班拿滋，表示自己有資料願意跟我們分享。開香檳盛大慶祝吧！我們終於拿到了可以分析的個案。 塔博任職的公司一開始出現一個問題，如果低薪員工不加入退休金計畫，企業就無法符合勞工部對於高薪員工福利比重的限制，倘若如此，任一員工貢獻的最高儲蓄金額就會減少。塔博的客戶亟欲勸哄低薪員工增加退休金儲蓄，因此他們雇用塔博去跟每位員工做一對一的財務規畫對談，塔博帶了一台筆記型電腦，並且安裝可以算出每位員工應該有多少儲蓄金額的軟體。我想該公司是希望他可以說服員工，但是他們不只需要被說服，還需要一整套計畫。 這家公司的員工目前沒有存下很多錢，也並未累積豐厚的退休金。當塔博的財務軟體跑出他們的最佳存款率（經濟學家可能會選擇的水準），該程式通常也會建議企業所能允許的最高存款率，即 15％。如果塔博建議某個目前存款率為5％的員工將存款率拉高到 15％，對方可能會笑出來，因為多數人連收支打平都有困難，驟然拉高退休金儲蓄率，相當於大幅縮減能夠帶回家的可支配所得，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班拿滋與塔博努力規畫出一套折衷策略。塔博不直接告知員工這套程式跑出來的儲蓄率，而是建議員工應該較目前的儲蓄率再增加5個百分點，如果他們不願意接受這個建議，塔博就會讓他們參考「明天存更多」計畫。 我們給塔博這個備案對塔博和員工都有好處。幾乎四分之三的員工拒絕了塔博增加儲蓄率達5個百分點的建議，針對這些不情願的存款人，塔博建議他們下次加薪的時候讓儲蓄率增加3個百分點，並且在之後的四次加薪時也讓儲蓄率增加同樣的幅度，之後就可以停止增加儲蓄率。讓他驚訝的是，聽過上述儲蓄計畫的員工當中，高達78％的人願意採納他的建議，而某些尚未加入此計畫的員工則有意在未來數月加入。 過了三年半之後，歷經了四次一年一度的加薪，加入「明天存更多」的員工之存款率成長了近四倍，從原先少得可憐的3.5％，拉高到 13.6％。在此同時，採納塔博建議並將存款率提高5％的員工，在第一年的存款金額也顯著成長，但是惰性讓他們停滯在那個水準。塔博在之後告訴我，上述情況發生後，他意識到自己應該一開始就對每個人介紹「明天存更多」計畫，請見圖表25。 有了這些研究結果，我們計畫對其他企業推銷這個想法，只要企業同意給我們資料分析，我和班拿滋都會盡可能提供協助，而此舉帶來了更多研究的執行計畫。我們從中學到了重要的一課，並且證實了我們的假設：員工參與率多半取決於儲蓄計畫是否淺顯易懂，以及加入計畫的過程是否簡易。塔博的方式非常理想，他讓每位員工了解自己的儲蓄狀況多麼糟糕，並且為他們指引一條明路，給他們簡單的計畫，至關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填寫並交還必要的表格。遺憾的是，這種一對一親自示範的執行方式非常昂貴，某些企業試圖推出團體教育講座，這可能會有用，前提是要當場立刻加入，否則團體課的效果有限。如果只在計畫管理者的網站提供選項，也很難吸引某些懶惰又愛拖延的員工（也就是大部分人）加入為他們打造的計畫。於是，一個實際的解決方式是讓「明天存更多」這類計畫成為預設選項（當然也給參與者退出的選項），任何仍將初始預設存款率設定在3％的企業， 應該將員工的儲蓄率拉高到上限，使其退休時可以拿到一筆優渥的退休金。在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我認為存下所得10％的金額會是勉強達到上述目標的最低利率，而15％會更保險。 如今自動加入制度和「明天存更多」終於變得風行。很多企業採用類似「明天存更多」的計畫，稱之為「自動升級」，該計畫讓存款率和加薪率兩者互相脫鉤，造成很多負責薪資的部門無法（或是不願意）透過電腦程式結合兩者。根據艾翁．休伊特以大企業為對象的研究顯示，在2011年以前，56％的企業主採用自動加入制度，而51％則提供「自動升級」或是「明天存更多」。這些參與率數字提高的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在2006年通過了《退休金保護法案》，給了企業小小的誘因去採用這些退休金計畫。 在一篇發表於近期《科學》的論文中，我和班拿滋估計到了2011 年大約有410萬美國人會加入「自動升級」計畫。到了2013年，他們每年多存的金額將來到76億美元。英國最近推出國家性的儲蓄計畫，其中就利用了自動加入選項，截至目前為止，被自動加入的員工退出率大約為12％。現在已經有人在討論是否加入「自動升級」的選項。紐西蘭和澳洲也有類似的計畫。 我們常常被問到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就是這種自動儲蓄是否真的能夠增加每戶的資產淨值。某些人認為或許一旦加入後，參與者會減少其他地方的存款或是承擔更多債務。目前有關美國家庭財富的數據不夠完整，既有數據都不適用於回答這個問題。由經濟學界新崛起的明星，哈佛教授拉吉．切提領導的美國與丹麥經濟學家研究團隊，
透過丹麥的數據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明確回答。他們能夠研究丹麥的資料，是因為丹麥政府有鉅細靡遺的家戶財富和所得資料。 丹麥的研究得到了兩項原則性結論。第一是由自動存款計畫存下的大筆款項，可說是「新」的。當某個人換到退休金計畫較為優渥的工作時，他也會從原計畫自動存下更多退休金，既不會造成其他項目之存款減少，也不會導致負債增加。在一個由理性經濟人組成的世界，上述結論可謂出人意表，因為理性經濟人認為錢是具有可替代性的，並且也已經存到適切的儲蓄金額。所以若員工被迫或是在一處存下更多金額，勢必會減少其他地方的儲蓄，抑或從其他地方借貸。至於第二項結論，則是比較自動加入與存入免稅帳戶這兩項因素的相對貢獻。配置來自這些計畫的新增存款來源時，作者只將1％的增幅歸因於減稅，其他99％來由自動功能。他們的結論如下：「總結來說，我們的研究發現產生了新的問題，即稅收補貼是否為增加退休金存款的最有效政策。自動加入或是鼓勵個人增加退休金存款的預設政策，對於國民存款的影響較大，可是衍生的財政成本卻較低。」 2004年，即塔博首度執行實驗的幾年後，我和班拿滋執筆寫下我們的發現。這是我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學簡報這番研究成果，而舉辦那場會議是為了紀念在六十二歲英年早逝的舍溫．羅森，他也是我的指導教授。這篇論文的評論員是凱西．莫里根，本校經濟系僅存的少數芝加哥學派死忠成員之一。 我們論文的結果和莫里根信奉的許多理論大相逕庭。我們可以藉由調整看似無關的退休計畫設計讓民眾增加儲蓄，經濟學家則不會加入「明天存更多」，因為他應該已經存下了足夠的金額，即便他加入，存款率也不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可以調整其他地方的儲蓄，讓自己可以存到原已選定的最適金額。莫里根勉強承認我們似乎的確有能力施展魔法，也擔心我們只是在惡作劇，他認為我們可能會耍花招， 讓民眾存下過多的錢。當然了，假如一般民眾就如莫里根假設的那樣既聰明又理性，他們不會輕易被我們欺騙，然而我並沒有點破這一點，而是做出讓步，表示我們讓民眾存下的金額的確有可能超過經濟學家估計的最適數字，可是由於美國目前仍處於低利環境，發生超額儲蓄的機率應該不高。為了以防萬一，存款比率達到某個上限時，存款的自動增加就會停止。 此外，就算某個家庭無法剛好命中理想的儲蓄目標，存太多總好過存不夠。我不是在越俎代庖，教導民眾應該如何安排自己一生的消費，想必也有不少守財奴過得並不好，只是想指出預測存款報酬率很困難，為退休儲蓄做後續調整卻很簡單。有些人在進入耳順之年時， 親身體會到擁有豐厚的存款好處多多，不但可以提早退休，享受豪華度假行程，還可以寵愛自己的孫子。也有人到了六十歲才發現自己的存款不夠，也幾乎沒有時間彌補過去的不足，說不定還得無限期延後退休計畫。 凱西．莫里根以一個問題結束討論：「沒錯，看樣子你們是讓民眾存了更多錢。這難道不是一種『家長式領導』嗎？」 在芝加哥大學，你可以說某人是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甚至是國家美式足球隊「綠灣包裝工」隊的粉絲（前者是地主隊「芝加哥小熊」的世仇），但是指稱同事有家長式作風可說是最殘酷的指控。我對莫里根的指控感到大惑不解，通常家長式作風會讓我們聯想到壓迫，或是當人們被迫對社會安全補助金做出貢獻，或是禁止買酒和毒品等，但是「明天存更多」是個自願性的計畫。我接著還說，如果這就是家長式領導，這一定是不一樣的家長式領導，我想破腦袋找出正確用字，勉強吐出：「我不知道，或許我們應該稱之為『自由意志主義的家長式領導』。」 此刻我心中暗忖，下次碰到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凱斯．桑思汀時， 要跟他好好討論這個新詞。 ① 經濟理論的確預測到了，若存款不用課稅，存款人累計的總存款金額將上揚。這不是在說儲蓄提撥會增加或減少，而身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兩者都在意。我們打個比方。假設你賣掉舊車並買一輛耗油量是原車一半的新車，如果你是經濟學家，你會更常開車，因為駕駛成本下滑，但是你不太可能去買更多油。 ② 梅德琳沒有存疑太久，很快便跟大衛．萊布森以及一群作者輪流合作，複製並延伸原先的研究發現，現在她和大衛是退休金儲蓄計畫設計領域的傑出專家。 ③ 艾維和他的團隊選擇3％，只是因為低存款率比較不會引起反對，因此至少可以用以建立指導原則。2000年，他的研究團隊試圖透過其他的當局裁定將存款率調至更高水準，然而一開始設立的基準已經很難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