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 夥在某些實驗中卻把它判斷為綠色。莫斯科維奇和他的同事發現，被試在8% 的實驗中做出了和實驗者同夥相同的判斷，32%的被試把幻燈片顏色判斷為綠色的次數不少於一次。相反，控制組的被試在792次判斷中只有2次錯誤地判斷為綠色。 因此，莫斯科維奇和他的同事證明了少數人能夠對多數人產生顯著的影響。但是存在一個前提—少數人的意見必須保持一致和穩定。如果兩名實驗者同夥隨機地把幻燈片判斷為藍色或者綠色（其中1/3次的判斷是藍色），那麼被試只在1%的實驗中把幻燈片判斷為綠色。只有在實驗者同夥堅持同一個判斷的情況下，少數人才會有顯著影響（關於這方面研究的回顧與擴充套件，見 Maass & Clark, 1984; Nemeth, 1986; Nemeth & Chiles, 1988）。 群體盲思當群體具有凝聚力而且相對不受外界影響的時候，群體忠誠和從眾壓力會導致歐文 •賈尼斯 （Irving Janis,1982）所說的“群體盲思”（groupthink）。賈尼斯對群體盲思的定義是：群體盲思“是指心理活動的效率、對現實的檢驗以及道德判斷的一種退化，這種退化是來自於群體內壓力”（p. 9）。群體盲思導致錯誤決策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國的豬灣事件，在這一事件中，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內閣提出了一個人侵古巴的拙劣建議。更近期一點，詹姆斯•埃瑟和喬安妮•林多爾夫（James Esser & Joanne Lindoerfer,1989）發現，1986年，美國在不安全的天氣條件下發射挑戰者號太空梭的致命決策中就有群體育思的因素在內。 根據賈尼斯的觀點，群體盲思有8個普遍的特徵： •群體中大多數或所有成員都抱有一種自己“無懈可擊”的錯覺，這種錯覺導致過分樂觀以及過度的冒險。 •集體努力對警告採取忽視的態度或者對其進行合理化。 • 對群體固有的道德觀加以毫不質疑的信任。 • 對提出建議者充滿刻板印象，認為他們都太邪惡而不值得與之談判，或者認為其太弱或太愚蠢而不會構成嚴重威脅。 • 任何不贊同多教人意見的群體成員都會感受到壓力。 •關於全體意見一致的共同錯覺。 • 對與表面上一致的群體意見相背離的想法進行自我審察。 •自封的群體“精神保衛者”，使群體遠離任何可能破壞群體自滿感的資訊。 如果一個群體表現出這些跡象，那麼它就很有可能受到了群體盲思的影響。關於如何才能避免群體盲思，賈尼斯推薦了幾條預防措施。第一而且最重要的是，群體領導應該明確鼓勵不同的意見和批評—包括對他們自身觀點的
180 第五部分，決策與判斷中的社會性一面批評。第二，群體領導應該避免在—開始就表明自己的個人偏好。傑伊•拉索和保羅 • 休梅克（Jay Russo & Paul Schoemaker,1989）觀察到一些日本企業正是這樣做的，他們開會的時候是由職位最低的群體成員首先發言，然後是職位次低的成員，依此類推。這樣一來，群體成員就不會害怕自己的觀點與比自己職位高的成員不一致。 第三條預防措施是與其他群體——或者與其他領導—一起考慮同一個問題（這樣就可以比較不同的答案）。第四，群體成員應該與受信賴的同事定期對群體進行審議，並且向群體報告討論的內容。第五，群體應該要求群體外的專家或者有資格的同事參加群體的會議，並且鼓勵他們挑戰群體的一致意見。 事實上，賈尼斯指出，避免群體盲思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正式任命某位群體成員擔當批評者的角色。每條措施都是使不同的意見合理化，都是在利用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所能起到的減少群體盲思的作用。 結論本章的主題是簡單的：由於人類本質上具有社會性，因此他們的判斷和決策很容易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即使在獨自決策的時候，他們也常常根據他人會做何評價的預期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因此，任何時候要對人們的決策和判斷作出全面的解釋，都必須把社會因素考慮進去。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因素雖然能影響決策，但卻沒有影響決策背後的判斷。例如，很多人會迫於從眾壓力和群體盲思而做出某個選擇，但他們自己本身並不贊同這個選擇。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判斷本身也被歪曲了。例如阿施發現，在他的實驗中有少數被試的知覺的確被歪曲了，而且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多數人的意見影響了自己的判斷。類似的，拉坦和達利也發現很多沒有做出反應的旁觀者，在責任分散的條件下也改變了自己對情境的知覺。正如拉坦和達利 （1970，p. 65）所說的：“（這些）被試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說如果遇到‘真正’ 的緊急情況，他們一定會第一個去幫助受害者。” 本章所討論的社會影啊因素只是支配著我們日常生活的很多社會因素中的少數幾個。這裡只是舉例說明，並不是要窮盡所有影響因素。而且，就像在討論社會性懈怠效應時所顯示的那樣，社會影響因素既可能妨礙決策與判斷，也可能改善決策與判斷。第18 章將透過比較群體表現和個體表現，繼續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第18章群體決策與判斷如果一個群體成功地避免了群體盲思，那麼是否就意味著它能比個體做出更好的決策和判斷？群體也會和個體一樣使用直覺並出現偏差嗎？ 相對來說，在個體和群體水平上對直覺和偏差進行比較的研究較少，所以沒有綜述對以上兩者加以對比。然而，在已發表的研究中，多數都顯示個體和群體在歸因和判斷時產生的偏差是類似的。本章的第一部分討論了幾種類似情況，接下來的第二部分集中闡述群體和個體的差異。 群體誤差和偏差如第16 章所述，基本歸因誤差是過度地將個體的行為歸因於人格或態度等內在特質上。例如，人們通常認為評論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觀點，即使在他們被告知作者是被迫採取這一見解時也是如此（Jones & Haris, 1967）。群體歸因誤差（group attribution eror）是對一個群體做出無根據的內在歸因的傾向。首先對群體歸因誤差這一概念進行闡述的是斯科特•艾利森和戴維 •梅西克 （Scott Allison & David Messick,1985, p. 564），他們認為，“基本歸因誤差和群體歸因誤差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那就是我們傾向於忽略行為的外部決定因素， 並且想當然地認為行為和一些內在態度之間存在關聯。”他們在研究中發現， 被試推斷，當一位城市管理者制定出節水措施時，公眾會比沒有採取措施時更加支援節約用水，儘管幾乎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認為公眾立場可被一位政府僱員的決定所影響。黛尼 •麥凱（Diane Mackie）和斯科特•艾利森（1987）也報告了類似的發現。 “自我服務”偏差和“群體服務”偏差之間也存在相似的歸因。前者指人們把自己的成功歸因於內部因素，而把自己的失敗歸因於外部因素。後者指群體成員把群體的成功歸因於群體的內部因素，而把群體的失敗歸因於群體的外部因素。唐納德 •泰勒和珍妮特•多里亞（Donald Taylor & Janet Doria, 1981） 比較了校際運動員的自我服務偏差和群體服務偏差，發現群體服務偏差至少與自我服務偏差程度相當。運動員的群體服務偏差表現為，他們更多地將群體的成功歸因於出色的群體合作，而較少將失敗歸因於糟糕的群體合作。 另一個群體水平的歸因偏差是“外群體同質性偏差”（outgroup homogeneity
182 第五部分決策與判斷中的社會性一面 bias）。與人們總是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具多樣性 （more varied）一樣，群體也認為他們自己的成員比其他群體的成員更具多樣性（Mullen & Hu,1989）。例如， 在一個實驗中，普林斯頓大學4個學生俱樂部的成員為他們所在群體的成員和其他3個群體的成員打分，評定他們的人格特徵，例如肉向/外向、傲慢/謙遜、悠閒/緊張等等（Jones，Wood，& Quattrone, 1981）。結果表明，無論哪個群體的學生都把自己群體的成員評價得比其他群體成員更加多樣化。 你可能會說：“他們當然會認為自己的群體更加多樣化——因為在自己所在的俱樂部裡，他們認識更多的成員。”但研究結果表明，外群體同質性偏差與學生認識的群體內和群體外成員數量無關。而且，外群體同質性偏差也發生在那些互相之間有大量接觸的群體之間，比如女性和男性之間（Park & Rothbart, 1982）。所以，外群體同質性偏差並不僅僅是熟悉程度不同的結果。 外群體同質性偏差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加深了刻板印象。由於外群體成員被認為是相對同質的，所以他們的個體性往往被低估了。不幸的是，這種傾向在國際關係中尤為普遍。例如，前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上臺時，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寫道：“把這些人分為保守派或自由派、鷹派或鴿派、斯大林主義者或非斯大林主義者都是錯誤的，關鍵在於他們都是野蠻而且粗暴的” （Schmemann,1985,March 3,P. 55）。不久以後所發生的事件就證明了布熱津斯基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 很少有研究探討像可得性和代表性直覺這樣的直覺是否也在群體判斷中起作用。而在琳達•阿爾戈特等人（Linda Argote,Mark Seabright， & Linda Dyer， 1986）的研究中，個體被試和由五人組成的群體解決律師一工程師問題（見第 10章），研究者發現，群體比個體更加依賴代表性直覺。斯科特•廷代爾等人 （Scott Tindale, Susan Sheffey，& Joseph Filkins,1990）也發現，當面對類似於讀者調查中第1題這樣的問題時，四人群體比個體更容易犯連詞錯誤（使用代表性規則的另一個結果）。 所有上述結果意味著什麼呢？顯然，儘管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這些初步的發現表明，個體水平的直覺和偏差在群體決策和判斷中仍然起作用。 而且，有時在群體中會出現比個體還大的偏差。以代表性直覺為例，阿戈爾特等人（Argote,Seabright，& Dyer,1986,p. 74）總結道：“當評定範疇內的全體成員時，群體討論似乎擴大了個體代表性判斷的傾向。” 群體極化群體討論容易增強群體成員達成一致的傾向，這種現象稱為“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Moscovici & Zavalloni, 1969）。首先指出這一現象的研究者是詹姆斯 •斯托納（James Stoner,1961），他發現，被試在參加群體討論後， 似乎更願意提倡和擁護冒險的行動了。斯托納將這一變化稱為“風險轉移”
第18章群體決策與判斷：183 （risky shift）。在他的實驗之後，很多研究對此進行了探索。畢竟，如果群體極化使得群體的冒險性比個體更高，那麼這一發現對國家安全、商業和其他由群體做出重大決策的領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大概有4/5 的風險轉移實驗是這樣進行的：首先，被試要完成一份問卷， 用於評估他們的冒險傾向。問卷通常選用由內森•科根和邁克爾•沃勒克 （Nathan Kogan & Michael Wallach,1964）編制的“兩難選擇”問題，問卷描述了12個模擬情境，情境中的主人公需要在冒險行為和保守行為之間做出選擇。 例如，在一道題目中，一位45歲的會計師要決定是冒心臟外科手術的風險還是讓心臟的病情繼續惡化（見圖18.1）。 在兩難選擇情境中，被試需要決定當成功機率達到多少時，他們將建議主人公選擇冒險行為。這次測量稱為前測。然後，大約5名被試組成一個群體， 討論這12個情境，並就每個情境的機率選擇達成一致意見。這一階段稱為操作測驗。操作測驗的平均分與前測平均分的差值就是風險轉移的測量值。 雖然這一正規化有很多變體，但研究結果相當一致。群體討論通常使人們提倡更冒險的行為。但當最初的傾向是保守的時，群體討論有時就可能引起“保守轉移”（cautious shift）。因此，很多研究者現在採用 “選擇轉移”（choice shift）這一更加概括的詞彙來描述這個現象。 與選擇轉移研究一樣，群體極化研究也延伸到了冒險以外的問題。例如， 戴維 •邁爾斯和喬治 •畢曉普（David Myers & George Bishop,1970）發現，對種族問題懷有偏見的學生互相討論了這一話題之後，偏見變得更為強烈；而相對來說對此沒有太多偏見的學生相互討論以後偏見更少了。類似的，邁爾斯 B先生是一位45歲的會計師，最近醫生髮現他患上了一種嚴重的心臟病。這種疾病迫使B先生改變很多重要的生活習慣——減少工作壓力、徹底改變飲食、放棄最喜歡的休閒嗜好。醫生建議他嘗試外科手術，如果手術成功，就可以完全治癒心臟病， 但手術可能失敗。 假定你為B先生提供建議。手術成功的機率值有如下幾種。 請選擇你所能接受的最低的手術成功率，並在相應橫線上打勾。 _無論手術成功的機率多大，B先生都不應接受手術。 _手術成功的機率是90%。 _手術成功的機率是70%。 _手術成功的機率是50％。 —_手術成功的機率是30%。 —手術成功的機率是10%。 圖18.1 內森•科根和邁克爾•沃勒克（1964，Pp.256-257）編制的兩難選擇問卷中的一道題目。
184 第五部分決策與判斷中的社會性一面 （1975）發現，“沙文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在各自群體內討論了女性問題以後，兩者間的分歧增大了。這類研究基於“群體構成”（group composition）正規化，即群體由具有相同傾向的人構成（這一傾向在群體討論後得到增強）。 另一類群體極化研究使用這樣的正規化：問題本身產生了一種傾向，群體討論使這一傾向極端化。例如，戴維•邁爾斯和馬丁•卡普蘭（Martin Kaplan， 1976）發現，當模擬陪審團僅得到較弱的犯罪證據時，群體討論使判決更輕； 而當陪審團得到確鑿的證據時，群體討論後判罪更重。可見，基於法律證據的初始傾向在經過群體討論後極端化了（關於群體極化及其原因的綜述見 Myers， 1982:Myers & Lamm,1976）。 賣馬問題 “有人以60美元的價格買了一匹馬，並以70美元賣出。然後，他又花80 美元錢買回了這匹馬，再以90 美元賣出。在這匹馬的交易中，他共賺了多少錢？〞 讀者調查中的第20題最早出現在諾曼 •梅爾和艾倫•索利姆（Norman Maier & Allen Solem,1952）的經典研究中。梅爾和索利姆發現，獨自解答這個問題時，只有45%的大學生被試能夠得出正確的答案。但當學生們組成5人或 6 人小組時，這一比率有所提高。在領導者不活躍的群體中（領導者僅是觀察成員們的討論），回答的正確率是72%；而在鼓勵型領導者的群體中（領導者鼓勵所有成員表達想法），正確率是84%。 為了瞭解一個有效的群體可能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讓我們來聽聽發生在梅爾和索利姆實驗室中的一次假想的群體討論吧： 溫迪［群體領導］：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有些迷惑性——也許不像表面上這麼簡單，而且我不信任心理學家。我們每個人都來講講想到的答案吧，再說說為什麼這個答案是對的。 貝內特：我非常肯定答案是10美元。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假定這是股票交易。如果我以60美元一股的價格買進並以70 美元的價格賣出，那我就賺了10美元。然後，如果我改變了主意，以80美元一股的價格買進了同一種股票，我就比賣出時的70美元多花了10美元，把先前賺的錢虧掉了。再以90美元的價格售出讓我又賺了10美元，所以我得到這個答案。 吉爾：我的答案是20美元，因為這個人第一次賣馬賺了10美元，第二次又賺了10美元。但聽了貝內特的解釋，我不敢肯定我的答案是對的。 溫迪：不必擔心你是不是對的——我們只是希望聽到所有可能的答案。你呢，
第18章群體決策與判斷 185 史蒂文？ 史蒂文：我認為正確的答案是30美元。他開始時花60 美元買進，最後以90美元賣出，那他的利潤不是30美元還會是多少呢？ 埃米：如果他不需要借錢的話就確實賺了30美元，但他賣馬得到70 美元以後， 要花80美元買回這匹馬，就需要額外的10美元。這樣剩下了20美元利潤—30美元減去他額外借的10美元。 溫迪：這麼說你同意吉爾的答案？ 埃米：是的。實際上，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讓人困惑，原因就在於兩筆交易用的是同一匹馬。如果這道題裡有兩匹馬，答案就很明顯了。 貝內特：你的意思是？ 埃米：是這樣，假設他以60 美元買進了A馬，又以70 美元賣出，他賺了多少錢？ 貝內特：10美元。 埃米：現在假設他又買了第二匹馬—B馬——花了80美元，再以90 美元的價格賣出，他賺了多少錢？ 貝內特：又是10美元。 埃米：對，所以他最後一共賺了20美元。他的利潤與交易的是一匹馬還是兩匹馬無關—無論怎樣他都賺了20美元。如果你喜歡用股票交易來想這個問題，那就假定交易的是兩種股票而不是一種。不應該認為買進第二種股票花80美元意味著虧掉10美元——賣出比買進的價錢低才是虧了錢。 我們先聽到這兒，現在請想像你就是這個群體的一名成員。埃米總結了她的發言以後，輪到你解釋你的答案。你發言結束後，整個小組花幾分鐘來討論這個問題。然後實驗者詢問每一名小組成員並記錄下最終答案。你可以選擇是保留做讀者調查時的答案還是改變答案。你會怎樣做呢？ 大多數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都會給出正確的答案—20美元。那些在一開始就得出正確答案的成員在後來的討論中很少改變想法，而其他人通常在群體討論後改正了答案。雖然梅爾和索利姆（1952）發現，無論群體領導者是否活躍和具有鼓勵性，群體表現都勝過個體，但當群體領導者積極地鼓勵所有成員與大家分享他們的見解時，正確率是最高的。 當討論開始時群體裡只有一名成員持有正確答案時，鼓勵型領導者的作用是最明顯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群體中有76%的學生回答正確，而不活躍群體中答對的比率僅為36%。這一發現與上一章的兩個結論一致：（1）避免群體盲思的最好方法是明確地鼓勵成員發表不同見解（Janis，1982），以及（2）在這一見解正確的情況下，少數人可顯著地提升群體判斷的正確率（Nemeth， 1986）。
186 第五部分決策與判斷中的社會性一面梅爾和索利姆（1952）的研究表明，開放性的討論可大幅度提高正確率。 但在他們的實驗中，如果群體中沒有一個人的答案是正確的，那麼群體討論也無濟於事。開始時，在參加實驗的67 個群體中，有63 個群體內至少有一名成員持有正確答案，但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被試在群體討論後仍然回答錯誤。埃德溫 •托馬斯和克林頓 •芬克（Edwin Thomas & Clinton Fink,1961）用同樣的賣馬問題做實驗也得到了相似的結果。在他們的研究中，群體討論前，44個群體中有29 個群體至少有一位成員持有正確答案，但只有15個群體在討論後達到了全體正確。所以，群體討論可以使正確率顯著提高，但並不能保證所有群體成員都回答正確。 人多智慧多嗎群體判斷在某種程度上比個體判斷更為準確，儘管並非一貫如此。群體判斷的準確性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任務的性質和難度、群體成員的能力、成員間的互動方式等等。裡德•黑斯蒂（Reid Hastie，1986）發表了一篇綜述，對很多影響群體判斷的因素進行了總結，並比較了群體和個體在3種不同型別判斷任務中的表現：（1）判斷數量和大小，例如罐中豆粒的數量；（2）判斷邏輯問題，例如賣馬問題；（3）判斷一般知識性問題，例如 “苦艾是一種酒還是一種寶石？" 黑斯蒂總結出，對於數量判斷，群體通常比個體稍微準確一些（黑斯蒂估計這一差別大約是1/8個標準差）。珍妮特•斯尼澤克和貝姬•享利（Janet Sniezek & Becky Henry, 1989，1990）的研究顯示，在某些情況下，群體判斷的優勢可能比黑斯蒂的估計數要大。他們運用了“標準化偏差”的測量方法，發現3人群體比個體的準確性高23%~32%——是黑斯蒂總結的研究中差別的2 ~3倍。 對於邏輯問題，黑斯蒂發現，群體通常比個體表現更好，但是群體中最優秀的成員獨自解決問題的結果往往好於群體整體。同樣，他總結出，在回答一般知識性問題時，群體通常比水平中等的成員表現更好，但群體中最優秀的成員往往超過群體的成績或與之相當。透過總結這3種判斷任務，黑斯蒂發現， 群體比其水平居中的成員做出的判斷更為準確，但群體中最好的成員經常勝過群體整體。 蓋爾 •希爾（Gayle Hill,1982）在一篇題為《群體與個體表現：N+1 是否大於1？》的綜述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這篇文章裡，希爾總結了50 年來關於個體和群體表現的研究。她不僅討論了二者在判斷與決策上的表現， 範圍還涉及創造力和問題解決等方面。她的結論是，群體通常勝過其中一般的個體，但是群體經常不如其中最優秀的個體。希爾發現，對於容易的任務，增加群體的人數只能增加一個人能獨立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對於困難的任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