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我小時候過著很宅的生活，極少到紐約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歲的時候，我才初次接觸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行為是那麼相似，我感到非常吃驚。人們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語言，但其相互關係和行為特徵卻與一個在紐約的都市森林中長大的男孩極度接近。後來我開始遠途旅行，發現挪威的商人、南非的部落首領和中國的音樂家們對於每天發生的事件都有著非常相似的情緒反應，這類現象實在令人著迷。例如，人們都用大笑來表達愉悅之情，也用類似的反應傳遞恐懼或狂熱情緒。 多年過去，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表現出相似的不安全感和幼稚感，當然也不乏壯志雄心。在我看來，英國作家簡·奧斯汀寫於19世紀早期的小說描繪了對今天的每個人來說都非常熟悉的社會交往的遊戲場。我們人類看起來的確是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 但歸根結底，我們的本性是什麼？我們喜歡把人的本性的驅動力界定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擬的。這個說法無疑很合理，但我們距離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卻又差得很遠，他們所設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長期利益思考主宰。就像行為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思考過程其實更多依賴於直覺而非邏輯思維。雖然所有知識和物質的進步最終都需要系統化的邏輯思考的證明，但我們的日常思維卻很少採用那種嚴密的模式。 廣義地說，關於動物精神的經濟學研究涉及相當多型別的人類行為，並且與新興的行為經濟學的很多部分重合。其關鍵在於，採用了較為現實的行為觀來取代純粹由理性驅動的“經濟人”模型。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模型在我們大學校園的經濟學課程中已佔據了太長時間的統治地位。[1]新的較為現實的關於人們日常經濟活動的行為觀所描述的經濟增長，會比純粹理性的經濟行為人模型的結果低一些。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差異只會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因為我們的全部統計觀察和預測本來就是基於人們實際做出的決策，而非基於更加理性的邏輯可能做出的決策。假如人類行為的理性程度真和我從小接觸的標準經濟學課本中的設想一樣高，社會的生活福利水平的確有可能明顯提升。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因此從預測者的視角來看，問題並不在於行為是否符合理性， 而在於行為規律是否具有足夠的重複性和系統性，從而可以在數量上進行度量和預測。 急速變換的金融市場和其他相關領域的多數決策都取決於瞬間的反應判斷，用行為經濟學大師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快思考”（fast thinking）。我們有能力更好地識別和測算這些快速判斷嗎？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長遠的視角想想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創意，它們為我們帶來了蒸汽機、電動機、 鐵路、電報、原子能和積體電路等奇蹟。正是這許許多多創新，在過去兩個世紀把人類文明推進到前所未有的物質生活水平。它們都是人類理性思考的結晶。據稱，17世紀的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這樣描述：“人的偉大源於其思想力。”這種理性就是卡尼曼所說的“慢思考”（slow thinking）。 誠然，很多偉大的創新者經常用頓悟或者直覺來解釋他們的創見， 但這些頓悟似乎只發生在那些為靈感迸發而辛勤積累相關知識的人身上。[2]在我看來，18世紀啟蒙運動的傑出成果奠定了21世紀高生活水準的重要知識基礎，尤其是約翰·洛克（John Locke）、大衛·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們的著作。這些人的激進思想帶來了政治運動，改變了由神聖君權（往往結合教會勢力）統治的古代社會。許多國家在保護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利的法治基礎上進行了重構。在角逐個人利益的過程中，人們推出了大量創新，結束了數千年來經濟停滯不前的僵局。人類智慧的這些成就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崛起的歷史基礎。但同時，人類的智慧向來與各種型別的非理性特徵相伴而行。 在19世紀，越來越多的人從自給自足的農業轉移到日益複雜和注重互動作用的現代社會城市經濟，商業週期隨即出現。週期現象顯然是我們如今在投機泡沫中看到的同一類動物精神所致。農業的重要性雖然有所降低，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依然佔據重要地位。由於農業主要受天氣變化的影響，而非動物精神，其盛衰與非農業的商業週期並不同步，因此在總體上緩解了經濟活動的波動幅度。 我在本書中有時會加入一些標準的預測模型的內容，以顯示我們已經理解了金融市場擾動的某些特徵，但尚未將其成功納入預測模型。上文曾提到，我過去一直把動物精神視為由隨機非理性驅動的人類行為傾向，認為不適合將其結合到描述現代經濟執行的正規模型裡。但2008年 9月對經濟預測者來說是個分水嶺，也包括我本人在內。危機促使我們去探尋將支配金融活動的動物精神納入宏觀經濟模型的辦法。 我後來發現，所有這些動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調節， 於是我採用了“傾向”（propensities）一詞來較為正式地描述此類市場行為。自啟蒙時期以來，推動生產率提高的技術進步歸根到底是理性思維，隨機的非理性不會生產任何東西。如果不是理性佔據主導地位，我們就無法解釋這個星球兩個世紀以來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飛躍。 我將試圖證明，在理性調節下的動物精神顯著影響了宏觀經濟決策及其結果。新興的行為經濟學正迫使預測者們以更復雜的模型來評估經濟資料，其複雜程度超過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習慣。 行為經濟學行為經濟學不是對傳統經濟學的替代，而且也沒有這樣的意圖。丹尼爾·卡尼曼在介紹其最新著作時提到，“許多討論……都涉及直覺產生的偏見，但強調錯誤並不等於貶低人類的智慧……我們的大多數判斷和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依然是恰當的”。[3] 就像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與喬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10年前曾準確闡述的那樣： 行為經濟學的核心是如下信念，即夯實經濟分析的心理學基礎將促進經濟學本身的發展……行為經濟學並不意味著完全拋棄基於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研究方法……行為研究帶來的偏離並不是激進的，因為它們駁倒的假設並非處於經濟分析的中心地位。例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並不要求人們必須以線性方式看待有風險的結果，也不要求必須以固定速率對未來收益做指數式折現。[4] 特性識別由於至少大多數人表現出來的品質是相似的，因此，透過對我們每個人的內省和觀察就可以發現人類的許多先天性心理傾向。例如，恐懼、狂熱、競爭動機和時間偏好等都既能在內省時自證，也容易從他人身上看到。先天性的從眾傾向和家族傾向等其他本性則主要透過對他人行動的觀察來認識。所有這些獨立的心理傾向都將在下文進行簡要介紹。 在對這些心理傾向進行分類時，我得坦承，自己並不清楚哪些心理傾向是真正先天的，哪些傾向只是由於統計規律的作用而表現出先天性。我把從眾等傾向劃歸“先天”的類別，更多是出於論述的方便，而非基於深刻的洞察。我採用的“先天”這個術語既包括那些真正天然的傾向，也泛指行為表現足以讓模型構建者接受這一假設的那些傾向。我並不認為自己的論述覆蓋了所有與經濟相關的精神特徵或行為傾向，但我的確希望涉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最終目標是，找到一組具有經濟穩定性的人類行為，它們能夠進行統計學測量，從而也能模型化。我十分清楚，在此過程中我將深入那些自身知之甚少的學科，因此在表達自己的結論時也將保持謙和。 心理傾向恐懼與狂熱在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我們都親身經歷過對我們本人和我們的價值觀的威脅（恐懼），也都有過幸福和得意的感受（狂熱）。作為動物精神的重要成分之一，恐懼是生命、肢體和財富在遭受威脅時的自然反應。這種情緒絕對是先天具備的，沒有人例外。然而，人們對恐懼的反應方式則各不相同，這些差異是構成人們個性的一部分。我們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但我們的個性使每個人的價值觀及其在社會等級體系中的位置有所不同。此外，正是由於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才創造出了市場、勞動分工以及各種經濟活動。 風險厭惡風險厭惡是一種對預測至關重要的複雜的動物精神，它反映著人們在承擔風險時的矛盾態度。每個人都清楚，我們需要透過行動來獲取食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我們也都明白，預先未必能夠知道行動的效果。承擔與迴避何種風險的選擇過程，決定著市場上的相對價格結構，進而影響到金融業的主要功能——從儲蓄到投資的資金流動。這個議題將在第五章展開。 如果承擔風險對生存必不可少，那麼承擔的風險越多是否就越有利？假如真是這樣，市場對劣質債券的需求就會超過無風險債券，優質債券的回報率將超過劣質債券，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顯然說明：承擔風險雖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並非大多數人積極追求的東西。對所有人而言，找到恰當的風險平衡對日常生活至關重要，這在投資組合風險管理領域的表現或許最為突出。 對風險零厭惡或完全厭惡（或者說對風險完全承擔或零承擔）的極端態度，在所有人身上都不存在。零風險厭惡意味著對從事風險行動沒有任何迴避，它會使人們毫不顧忌或者無從識別生命和肢體面臨的客觀風險狀態。這樣的人不能或不願正視對自己生命的威脅。然而，獲取生活資料的需求要求人們必須採取行動，這必然意味著由自己或他人承擔風險，例如父母經常為年幼的子女承擔風險。 我們每天都在風險厭惡與風險承擔的邊界上行走。利用金融市場上的收益率以及信用評級和期限等資訊，這種邊界的位置可以大致測算出來，它們對於預測來說至關重要。2008年經濟崩潰後，2009年年初股票價格的反彈說明，人們當時的焦慮程度已接近歷史的極值（參見第四章）。這種焦慮程度的極值還表現在信用溢價幅度上，它幾乎不存在長期的歷史趨勢。例如，南北戰爭結束時的優級鐵路債券相對於美國國債的溢價幅度，與“二戰”之後的情形非常相似，表明人們的風險厭惡程度和幅度在長期內非常穩定。 關於人們在理智與情感上如何應對非金融市場的風險，我採用了自己多年來一直使用的一個測算方法——經理層選擇把多大比例的流動資金投入流動性較差的、尤其是長期性的資本投資。這個比例反映著公司經理層對不確定性的態度以及他們承擔風險的意願。2009年，該比例下滑到1938年以來和平時期的最低點。對居民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也有類似的測量指標，即家庭的現金投資於房產的比例。該比例在2010年達到“二戰”後的最低點。投資尤其是長期投資的下滑，可以解釋美國經濟在近年來為什麼沒能像“二戰”後的其他10次復甦那樣，成功地走出困境。本書第七章將對此進行詳述。
我將在全書深入討論風險厭惡心理和不確定性對經濟活動的關鍵性影響。我得到的結論是：股票市場不但是產業活動的權威指標，而且是產業週期活動的主要成因之一（參見第四章）。對不確定性的探究帶有一些霧裡看花般的特點，對未來的強烈折現意味著我們難以準確預見某個時點之後的情況，前方的景緻隨著跨度（即風險）增加變得更加模糊。反之，不確定性的減弱或消除則相當於迷霧被吹散。 時間偏好時間偏好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心理傾向，人們對今天擁有的某項資產的估價要高於在未來的某個時點擁有的同一資產。明天兌現的承諾在價值上要低於今天兌現的承諾。許多人在購買蘋果公司的新款手機時願意出高價購買現貨，而不是排隊等待，也是時間偏好的典型表現。但我們對這種現象的感受，主要是透過其最常見的反例獲得的——利率和儲蓄率（參見專欄1–1）。時間偏好在代與代之間保持的穩定性有據可依， 早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利率水平的表現就已非常接近於我們今天的市場。[5]英格蘭銀行在1694~1972年執行的官方政策利率一直在 2%~10%波動，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高通貨膨脹中提升到17%，此後又回到個位數的歷史區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推斷，時間偏好沒有明顯的長期變動趨勢。 時間偏好的穩定性這個推論，在行為經濟學中同樣得到了證實。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沃爾特·米舍爾（Walter Mischel）在1972年和1990年開展了一項知名實驗，結果表明：4~6歲的兒童放棄即期享受的自制力，會在多年之後表現在較高的中學會考成績上，能夠推遲享受的兒童比控制力較差的兒童更容易獲得成功。[6] 2011年對同一批測試物件的跟蹤研究再次證明了這個現象，這表明人們的時間偏好水平保持著終身的穩定水平，當然每個人的水平各不相同。願意為將來的更大回報而放棄即期享受的人，智力水平通常也更高。
我推測，雖然時間偏好很少能直接觀察到，但根據通貨膨脹預期進行調整後的實際市場利率可能正在不斷地向穩定的時間偏好水平趨近。 專欄1–1 時間偏好和儲蓄我們對未來收益的折現程度（即時間偏好）必然會顯著影響儲蓄傾向。偏好即期消費會減弱儲蓄傾向，反之，偏好為退休生活儲蓄則會減弱消費傾向。但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時間偏好並不對儲蓄率發揮決定性作用。在19世紀後期以前，幾乎所有的產品都必須用於滿足人們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使我們有著先天的儲蓄傾向， 也沒有多少剩餘產品可用於儲蓄。 例如，西歐國家的人口總數在1000~1820年僅能以每年0.2%的速率遞增，此前的1 000年更是完全停滯。a只有在創新和生產率進步把人們從長期飢餓的威脅中解放出來以後，時間偏好才能表現為一種重要的經濟作用力。例如，自1880年以來，美國的私人總儲蓄率一直相當穩定，基本上佔GDP的10%~20%。國內總儲蓄率的平均值略高，其變化趨勢參見圖9-4，從中可以看到，自1834年以來這一比率快速提高。
圖9-4 全部國內儲蓄資料來源：R. E. Gallma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4– 1909” (1966); R. W. Goldsmith,“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儲蓄反映的是對消費的剋制程度，投資反映的則是有多少儲蓄被用於某些特定型別的資產。專欄9–3將討論，從歷史來看，儲蓄和投資是對同一類交易在事後的不同測度。 文化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節制程度。按理性做事的人會在年輕時會注重儲蓄，為退休後的開銷做準備。當然要注意，“退休”是20世紀後才出現的現象。很多人未能做到這一點，則反映著我們身上那些不夠理性的心理傾向。 在美國，令人驚訝的是，私人儲蓄率如何能夠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跨度內表現得如此穩定。從無風險實際利率的歷史資料的長期穩定表現來看，時間偏好顯然是非常穩定的，這無疑會給人們願意用於儲蓄的收入比例設定了一個上限（如果他們有儲蓄能力的話）。但只有人類智慧將生產率提高到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以上，時間偏好才能真正成為儲蓄率的重要影響因素。 從眾行為我們觀察到，人們普遍具有跟隨或模仿某種型別的領袖的習慣，其背後的動因是大多數人需要在情感上和現實中透過加入群體而獲得安全感。這種特性應該是僅次於恐懼的另外一種最重要的心理傾向，也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從眾行為會讓我們的注意力脫離市場現實，更多地去關注其他人的看法，從而放大投機和商業週期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託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發明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詞，以描述這種緊跟式的互相攀比的消費現象。[7],[8]
我認為，這種行為可以解釋一代又一代人在家庭支出和儲蓄模式上表現出來的長期穩定性。1897年以來，個人儲蓄佔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和平時期幾乎都在5%~10%的狹小區間內波動（參見圖1-1）。平均實際家庭收入在數代人中有了巨幅增長，為什麼平均儲蓄率沒有相應提高？我在回憶錄《動盪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提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收入與類似群體乃至榜樣人物的比較，而不是客觀的物質指標。有人曾經調查過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如果他的年收入為5萬美元，周圍的人只有他的一半，或者他的年收入為10萬美元， 周圍的人是他的兩倍，在哪種情形下他會感覺更加幸福。大多數人寧可只拿5萬美元。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時，笑了笑就將其拋到腦後了。 不過這個故事是有淵源的，最終可以追溯到早已被人們遺忘的多蘿西· 布拉迪（Dorothy Brady）和羅絲·弗裡德曼（Rose Friedman）在1947年所做的有趣的研究。[9] 圖1-1 個人儲蓄率（1897~2012年） 資料來源：R. W. Goldsmith, “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布拉迪和弗裡德曼給出的資料表明，美國家庭用於消費類產品和服務的支出佔收入之比，主要不是取決於自己家庭收入的絕對水平，而是與全國平均家庭收入的相對水平。這個結論意味著，2000年的處於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支出佔收入之比應該基本等於1900年時處於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然而，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的1900年的平均收入水平要遠遠低於2000年。我親自檢驗並更新了該研究的計算過程和數據，發現當年的結論是可靠的。[10]消費者的行為在125年以來沒有發生重大改變。 從眾行為不同於其他型別的人類心理傾向，它不但是指個人的模仿習慣，還是一種群體行為準則，因此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影響。例如，由於從眾效應，恐懼和狂熱情緒將會傳染。[11]然而我們依舊很難解析， 人們為什麼會試圖模仿某個群體而非其他群體，又是哪些因素導致人們拋棄某個群體而加入另一個群體。現代社會媒體的出現更是加劇了從眾行為。 從眾行為是投機泡沫及其破滅的主要推動因素和本質特徵之一。一旦投機性的從眾傾向達到某個程度，例如廣大市場參與者都看好牛市前景，市場就會進入“傑塞爾悖論”（Jessel paradox）的狀態（參見第三章），然後崩潰。傑塞爾悖論可以解釋投機泡沫的興起過程，而與之類似的泡沫破滅過程則可以用“驚散”（stampede）來描述，從字面和資料上講都是從眾行為的極端表現，這是從美國老西部的放牧活動中借用來的術語。 處理日常事務如果都要求非常詳細的決策判斷，會使大多數成年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超出自己的知識範圍。[12]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宗教就能夠帶來這方面的指導安慰，同時所有人都容易追隨或模仿同伴與領導者的行為。 有人認為自己看清了社會的發展方向，不論對錯，他們都要爭奪領導地位。政治派系和黨派由此興起，併產生了最高領導人，有時還控制了軍事權。至少在民主社會，不管選出來的領導人是好是壞，他們都會受到從眾行為的深刻影響。 缺乏此類垂直領導體系的社會團體很少能興旺發達起來，但透過嚴格的意見統一來進行集體決策的社群，尤其是那些試圖共同控制收入和財富的公社式群體，又幾乎總會瓦解。人們具有透過情感紐帶結成更大群體的傾向，但如果這種結合需要確立等級秩序或者用平均方式分配收入，就會與人類先天的自我中心本性發生衝突，進而走向崩潰。我們的競爭傾向導致領導地位始終處於爭奪之中，從而破壞公社式的社會制度。 任何社會的人們都希望在各種組織中提高自己的相對地位。即便那些自以為不受其他人觀點影響的人，也會遵守社會的習俗和文化。例如，無論愛因斯坦多麼聰明，他也遵從當時的大多數社會規範。就連我所知道的最具有獨立精神的人——艾恩·蘭德（Ayn Rand），也恪守以前的很多煩瑣的著裝習慣。 依賴傾向相互依賴的需要促使我們在同類人群中尋找友誼和認可。幾乎所有人都選擇過群體生活，透過友誼和分工來獲益，而不是做自給自足的隱士。[13]當然，如果不是擁有內在的生物繁殖本能，我們本來也不會存在。然而這種依賴感從定義上來說必然將求助者置於長期不確定的處境。為減輕不確定性，人們先天的自我價值感會被激發，並且向權威發起挑戰。我們的本性還要求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各種形式的依賴是必要的，但未必是令人愉快的狀態。在成人嚴格看護下的兒童經常會反抗父母的控制。在極端情況下，許多少年會在某些時候離家出走以尋求獨立，只是在發現對父母的依賴大於現實獨立之後才不得不回來。 互動傾向時間偏好加上風險厭惡與從眾行為，主宰著所有收益資產的定價， 也從19世紀開始一直決定著家庭收入用於長期儲蓄的比例。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實際利率基準點由時間偏好確定，然後根據經濟體中儲蓄與投資的消長以及金融中介化的程度形成波動。債券收益從兩個維度反映著風險厭惡水平：信用評級和期限長短。從眾行為經常會扭曲人們對風險厭惡的判斷，使其趨向於群體的平均值，例如其他投資者、家庭或者研究者的判斷。股票價格可以理解為每股股票未來預期收益的總和，再以某個折現率換算後的結果。這一折現率是投資者持有該項風險資產時所要求的回報率。股票溢價則是投資者的預期收益率減去無風險資產的實際回報率（即時間偏好的替代指標）之後的部分。房地產租金收入的資本化水平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計算。 家族傾向家族傾向是指人們願意與熟悉的環境打交道的心理傾向，比如與自己在地理上更為接近以及在文化、語言和興趣上較為熟絡的人和事情。 這在國內外貿易資料上表現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節約交易成本。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2011年在美國的國際貿易總額中佔據29%的份額， 遠遠超過這兩個國家在（除美國外的）全球GDP中的份額。我家人最喜歡去的藥房則說，絕大多數交易都來自住在一英里範圍內的顧客。 即使不考慮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壁壘因素，人們也更喜歡投資較熟悉的本地企業。美國對於各州之間的投資沒有設定壁壘，國內有著通行的貨幣、文化、語言和法律體系。然而有研究表明，個人投資者乃至職業資金管理人都具有對自己所在社群和所在州進行投資的微弱偏好。信任對於投資具有重要意義，而這種信任在本地社群的密切交往中最容易培養起來。 與自己家庭熟悉的夥伴做生意會帶來安全感和親密感，這種心理傾向是我們在熟悉而可靠的人際交往中都能體會到的情感需要。陌生人帶來的不確定性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緊張感，不利於放鬆心態。經年累月積累起來的人際關係，是在某個地方出生和長大的人願意繼續留在那裡， 甚至終生不肯離開的一個主要原因，哪怕他們已積累了足夠的物質資源而能夠搬到別處生活，並且有很多搬家的理由。失去熟悉的家庭環境是人們在離開故鄉之後的重要焦慮來源，也就是思鄉病。 競爭傾向一個更為複雜、與依賴傾向形成衝突的特性，是我們內在的自然競爭傾向。其影響比其他大多數心理傾向更加廣泛。市場活動中展現出來的競爭當然是經濟有效運轉不可或缺的因素，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們在不斷地強調這一點。競爭的力度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文化，並間接地作用於經濟事件。 無論是在球場上還是晚餐對話中，人們都積極投身競爭。觀看喜歡的體育競賽時，即便我們一開始並沒有立場上的傾向性，但幾分鐘之後，很多人就會不知不覺地成為某一參賽方的擁躉。否則，我們就不會有興趣繼續看下去，這就是我們的本性使然。如果把競爭傾向與從眾行為和家族傾向結合起來，我們就會形成對本地球隊的壓倒性的支援。重大體育比賽是非常有效的道德劇，它把我們每天參與的經濟和非經濟領域的競爭，用格式化的視角表現出來。具體是何種形式的運動其實並不重要，只需要有激烈的戰鬥，有贏家和輸家，就足以吸引人們的眼球。 我猜測（雖然不能證明），這種競爭本性的原因在於，按照達爾文的說法，競爭是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不能在需要承擔風險的競爭中勝出，我們就會滅亡。戰爭是競爭傾向無限放大後的惡果，把競爭推高到生死搏鬥的地步，創造終極的贏家。既然戰爭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我推測這種心理傾向也是先天性的，它同樣是動物精神催生的讓人愛恨交織的方面之一。 價值觀沒有人能夠避免判斷對錯的衝動。我們對於正確和正義的感知反映著自己內心深處的價值觀。我們理性地形成內在的立場，比如我們的行動將如何表現自己的價值觀，以及何種行動將對自己的生活有益。大多數人的價值觀體系植根於宗教和文化，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受到父母的教導，後來又受到夥伴們的影響。 人們對於正確或錯誤的感知並不是事先註定的，它需要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進行判斷。從眾行為很自然地成為影響個人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們的價值觀體系能夠而且的確在隨著時間改變。還有，以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判他人的行動顯然是不對的。 價值觀傾向是我們在經濟事務中產生“公平感”的源泉。大多數人在採取行動時，認為自己對於公平的特定判斷是不證自明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公平感是人們的價值觀體系中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很多人在某些情況下難以清晰表述，甚至無法做出判斷。例如，大多數評論家認為，對富人執行更高的稅率，其背後的公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此類觀點意味著，高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不應該獲得那麼高的收入，因為人們相信由於社會的勞動分工，所有收入都是聯合產生的。另一種視角則主張，雖然產品是在自由競爭市場中聯合生產出來的，但每個人的收入都反映了他對於總產出的邊際貢獻的大小。兩種視角都具有合理性，但都不能以“不證自明”來標榜。就連按“支付能力”納稅這種實用主義的觀點也依賴於高收入不算“應得”的假設。 一個社會或國家中的大多數人往往持有類似的公平標準。這樣一來，在民主社會里最終會決定什麼是法律認可的“正義”，由此形成法律體系的基礎。此類基本信念由此成為凝聚整個社會的主要黏合劑。例如，在美國，憲法成為處理公共事務的公約，所有人都要服從旨在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法制體系。1789年以來，美國憲法只增加過很少的修正案。不過，美國堅如磐石的法治體系事實上在很多代人之間也週期性地經歷過緊張壓力的考驗，並且在處理某些議題時也遭遇了失敗，其中最突出的是奴隸制議題，並由此引發了南北戰爭。美國《獨立宣言》中宣稱“所有人生而平等”，這與現實中存在的奴隸制形成了尖銳矛盾，美國法治體系的危機沒有更早爆發已經算幸運的了。 樂觀主義傾向還有一種行為傾向是，人們有過於樂觀的偏向，而不是堅持現實的態度。這種心理傾向使人們對於各種活動取得成功的判斷都高於客觀概率。如果確信會遭遇失敗，人們是不會承擔風險的。例如，賭博風行背後的心理機制就是，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打敗機率，即便是在客觀成算非常不利的時候。彩票就屬於此種情況，中獎完全是純粹的機遇問題。卡尼曼注意到：“我們總是容易高估自己預見未來的能力，這就造成了過度自信。在各種認知偏差裡，樂觀主義傾向對決策產生的影響是最顯著的。”[14]注重“希望”的樂觀傾向能鼓勵創業活動，這產生了更大的經濟影響。鼓勵創業會帶來更多的成功案例，當然也必定帶來更多的失敗。 珍視親人的心理傾向這方面的證明沒有異議，與其他人相比，人們都天然地更珍視自己的親人，尤其是子女。這種心理傾向必然導致財富的代代繼承和積累， 以及收入在代際之間的轉移。 自利傾向我們的行為目標都是獲取物質或非物質的價值，這是人類生存和繁衍的本質使然。如果失敗，我們就會滅亡。在經濟學領域，我們的絕大多數行動都是為了實現自身利益，而非服務他人。如果實現自身利益不是經濟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我們如何解釋需求曲線向下傾斜，而供給曲線向上傾斜這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呢？也就是說，在價格下跌時，買方願意多多購買，而賣方將減少供應。正是這樣，市場的力量使所有型別的市場都能找到獨一無二的成交價格。在極其特殊的環境中，也會出現需求曲線向上傾斜的罕見現象。[15]逐利動機必然會縮小選擇空間，但即使在這裡也存在長期利益與即期享受之間的取捨。另外，所有人都抱有珍惜人類生命的內在傾向，這種心理傾向成為我們的同情心、慈悲心以及在極端時候做出的自我犧牲的根源，當然也存在明確的條件限制。 一位父親不顧自身安危去挽救落水的子女，正是出於同樣的動機。所以可以認為，更為廣義的自利傾向對經濟活動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危機中，人們試圖互相幫助，以追求共同利益。1940年的倫敦大轟炸中就出現了那樣的行動，不久前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之後同樣如此。 自尊傾向人類的所有行為動力似乎都與我們對實現自尊的不斷追求有關。自尊是人類的內在需要，要求不斷地培養，各式各樣的人類行為幾乎都在為實現自尊服務。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曾較為含蓄地說，“得不到自己的認可會令人不快”。人們永遠在追求對自身價值的肯定，經常是透過其他人的認可或者曾經幫助過的人的感激之情。如果不能實現這種尊重， 大多數人會陷入消沉。 心理傾向：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人類的某些心理傾向對經濟活動兼具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從積極方面來看，內在的競爭傾向結合自利和自尊的作用，再根據價值觀的判斷，能使資源得到對整個社會最有價值的利用。影響產品和服務發展趨勢的從眾行為，可以使人們迅速改進生活品質。從眾傾向還可以促進規模化生產，降低許多產品和服務（也包括模仿式投資）的單位成本，這些都有助於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從消極方面來看，上文已經提到，走向極端的競爭可能演變為醜劇甚至暴力事件。
理性大多數人對於日常經濟事件的反應都屬於直覺或者“快思考”型別。 所謂條件反射式的決策來源於我們的頭腦在新環境中探測到了熟悉的模式。從瞬間的分析片段中得到的結論對我們來說是直覺，而沒有探求其根源。如果有時間進行認真評估，我們經常會修正自己不成熟的初始反應，有時甚至完全推翻。 隨著人們在某個領域的經驗的積累，對於該領域的直覺會變得越來越敏感。我這樣說是有所保留的。根據我對自己的反省以及與若干熟人的溝通，我得到的結論是，我們並不清楚自己的意識“黑匣子”或者大腦額葉是如何工作的，我們只是將資訊輸入頭腦，稍加等候，隨即得出頓悟般的結果。有人曾問20世紀的智慧代表愛因斯坦其不凡創見源自何處，他是這樣回答的：“一個新想法突然就出現了，以非常直覺化的方式。然而直覺不過是以前的學術思考的自然結果。”[16]重大的創新直覺只發生在那些思想資料庫充盈的人身上，這一點毫不奇怪。 大多數人對經濟事件的反應最終都是大致理性的，動物精神會受到理性思考的嚴格管束。即使是處於最極端的狂熱與恐懼狀態的市場，也不可能預測說全球股票市場會在一夜之間有兩三倍的漲幅，或者說小麥價格將跌至每蒲式耳b5美分。 然而動物精神並不容易進行理性或非理性的分類。這些心理傾向是在自由選擇的世界中發生的，而非由內在反應主導的宿命論的世界。相對於動物精神並不存在、人們的經濟行為完全理性的假設而言，人類在現實中的所有行為都至少會受到動物精神的部分影響，其實際效果從純經濟學的角度看並不夠完美。古典經濟學的一項基本見解是，當市場參與者追求自身的長遠利益時，財富和生活水平能夠實現最大化。那麼據此定義，任何不能達到該標準的結果都不是最優結果。如果在受到動物精神顯著影響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在15年時間裡小時產出率的最高增幅能達到3%（參見第八章），那麼在不受動物精神影響時，理論上的增長率必然還會高得多。即使這個差距只有每年0.5%，在50年的時間跨度之後，累積的產出水平也會相差25%以上。顯然，以動物精神取代基於長期理性利益的模型假說，其結果並非無關痛癢。弄清楚人類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能夠做到什麼，至少可以讓我們瞭解經濟發展的可能上限。 a 參見：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ECD, 2001, p. 28。 b 1蒲式耳小麥=27.216千克。——編者注 [1] 基於“經濟人”或者說理性人的經濟模型當然只是對現實的近似描述。即便是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也在《國富論》（1776年）中承認，現實並不完全符合他對於市場執行方式和自私創造財富的深刻觀察。 [2] 這樣的頓悟如何起源，一直令我非常著迷。我自己的經歷表明，如果積累了大量看似相互缺乏聯絡的資訊，在某些時候，頭腦裡就會湧現出與這些資訊有關的想法和結論。當然，我並不清楚自己大腦內部的生理運轉過程，這讓我感到那似乎是個無法進入的黑匣子，新奇的思想總是會源源不斷地流出。 [3] 參見：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and Giroux, 2011) p. 4。 [4] 參見：Colin Camerer (Cal Tech) and George Loewenstein (Carnegie Mellon),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October 2002), pp.1–2。 [5] 參見：Sidney Homer and Richard Sylla,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3rd ed.(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那些兒童面臨的選擇是，馬上可以得到一塊糖，或者暫時不吃，等15分鐘後得到兩塊糖。 [7] 參見：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1899)。 [8] 康奈爾大學的奧裡·赫菲茨（Ori Heffetz）對凡勃倫的命題進行了一次假想測試，他把消費類產品和服務根據對其他人的炫耀程度進行了分類，分析表明，“炫耀性較強的產品的收入彈性較高，炫耀性較弱的產品的彈性較低”。赫菲茨順便借用了柏拉圖的話來證明這種心理傾向的歷史穩定性：“既然智者們告訴我，‘貌似’遠勝‘真是’，而且是幸福的關鍵，我何不全力以赴追求假象。”參見：Ori Heffetz,“A Test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Visibility and Income Elasticit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no. 4 (November 2011)。
[9] 參見：Dorothy S. Brady and Rose D. Friedman, “Saving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BER (1947), pp. 247–265。 [10] 自1888年以來，美國勞工部及其前身機構一直定期釋出對美國消費者收入和支出的樣本調查。我收集了1888~2012年中的21次調查資料，原始資料似乎沒有任何持續趨勢，但當我把各個收入檔次的支出–收入比與當年的平均家庭收入結合起來分析後，則發現了其中的規律。與布拉迪和弗裡德曼的結論一樣，我觀察到在所有21次調查中，收入水平約為全國平均值的1/3的家庭的支出–收入比都維持在1.3左右，也就是說支出比收入多出30%。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到全國平均值的2倍，家庭的支出–收入比下降到0.8左右。 [11] 其他心理傾向，如時間偏好、競爭傾向、家族傾向和樂觀傾向等，更多關係到人們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個體反應。 [12] 如果沒有各種形式的外部指導，對普通人來說現實生活將變得過於複雜而難以應對。 為了維持正常生活，大多數人需要指引建議來處理每時每刻面對的無數決策，從穿什麼衣服到各種場合的行為舉止等。 [13] 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案例是，許多監獄對於罪犯的最嚴厲處罰就是把他們單獨關押起來。 [14] 參見：Daniel Kahneman, p. 255。 [15] 在爭奪社會等級地位的某些特殊情況下，產品價格越高，對參與競爭者的吸引力越大。當然也可以認為，這樣的產品帶有一種結合價值，如展示購買的資源而獲得的等級提升帶來的認同價值。 [16] 參見：Letter to Dr. H. L. Gordon (May 3, 1949–AEA 58–217)，轉引自：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p.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