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舊和借入的外國資金）[27]用於最有產出前景的智力或物質投資。後面的第十章還將討論儲蓄水平的決定因素及其背後的文化。在競爭普遍存在並能發揮作用時，[28]預期收益率最高、分佈方差最小的投資專案有望為小時產出率提高做出最大貢獻。新的資本投資（可以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可能帶來的小時產出率的水平，與老舊裝置在生產率上面的差距，會逐漸帶來社會的平均小時產出率的提升，並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準。 如何做到不過，追求回報的儲蓄者及其代理人（如對沖基金或銀行）如何知道把新的儲蓄投向何處？指引它們的是市場訊號：股票價格、更廣義的資產價格、利率、匯率等，以及金融機構、政府和學術界的研究機構發布的大量資訊。這些市場訊號又是由金融市場自身的長期失衡驅動。產生失衡的原因是，與有著類似風險水平的其他專案相比，某些潛在投資專案的投入不足，這些投入不足的領域可能會在市場上表現出偏高的回報率。資本投入相對於贏利能力不足，會表現為股票價格的上漲，於是吸引新的資本加入，直至對該公司的資金投入相對充裕後，市場對其股票的需求才能得到滿足。反過來，估值過高、市盈率過高的公司的預期利潤率較低，會引起多餘的資本離場，投資其他更有前景的專案。[29] 這些投資糾正了原來的資本錯配問題，隨著有關股票收益率的漲跌，不斷調整投資專案的預期收益率，使其趨近於競爭水平。這個複雜過程經常會產生攪動效應，因為競爭性的市場交易以及對各種預期收益率的套利活動會不斷製造有關供給、需求和價格的新資訊。這會導致價格均衡從來不能完全實現，因為在調整完成之前，新的因素總在不斷加入。 市場始終追求在通常情況下能夠趨近的均衡水平，其實是由人們的心理傾向決定的，對這個現象的最好描述需要將新古典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結合起來。從長期來看，市場價格似乎趨近於人類理性的長期自身利益對應的價值，就像新古典學派的理論所闡述的那樣，但在短期裡並非必然如此。[30] 事實上，就像網際網路泡沫時期所揭示的那樣，狂熱情緒結合從眾行為可能導致金融市場在一段時期內脫離公司未來獲利前景的實際估值。 在網際網路盛宴時期，資金大量流向帶有“.com”字樣的企業，不管它們是否有合理和可行的商業計劃，以及能否在可預期的未來擁有理想的獲利前景。 我在美聯儲理事會的同事給出了這樣的證明，[31]網際網路帶來的生產率加速主要源自資訊處理裝置和軟體的進步。首先，這個產業自身顯示出了小時產出率的出色進步。但更重要的是，資訊科技的快速普及和應用給美國的企業界乃至家庭的幾乎所有方面都帶來了重大影響。美聯儲的經濟學家斯泰西·捷夫林（Stacey Tevlin）和卡爾·惠蘭（Karl Whelan）[32]證實，生產率的進步表現在資訊處理裝置和軟體價格的快速下降上，尤其是計算機。它們的相對價格在之前的一段時間曾長期維持穩定，到1980~1985年，每年平均出現1.5%的價格下降，1985~2010年的降速提升至3.9%，之後兩年的降速減慢，每年不足1%（參見圖84）。如果資訊處理裝置和軟體的利潤水平能夠維持穩定（實際情況也顯然如此），其產品的單位成本必然有著同樣的跌幅。如果把工資水平的變化再考慮進來，那就表明生產率有著極大的提升。網際網路繁榮幾乎都是源自創新，應該會推動多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是符合實情的。信息處理裝置和軟體的價格下跌與過去30年裡多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呈現出了高度的相關性（參見圖8-4）。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圖8–4 創新是生產率的發動機，是小時產出率提高的關鍵因素，當然其他時期並不像網際網路繁榮期那幾年表現得那樣明顯。例如，能夠降低廢料率和廢品率，從而減少物料投入的製造技術，也是降低單位產品成本、 提升單位小時產出率的潛在的重要來源。在20世紀50年代前，從鑄鐵錠中可以鍛造出來的鋼材產量平均而言不到原重量的75%，鑄鐵錠在進入轉爐鍊鋼前必須削割。但隨著連續鑄造技術的進步，這種物料削割造成的浪費大大減少。 產品運輸速度和效率的提升也在拉動GDP的增長。抵達飛機裝配廠的鋁材的價值顯然高於鍊鋁廠倉庫的鋁材。19世紀70年代，得克薩斯州農場的牲畜價格與堪薩斯州西部鐵路末端的價格差，隨著鐵路取代昂貴的長途驅趕牲畜的運輸方式而快速縮小。在橫跨美國的鐵路開通後，東西海岸之間貨物運輸的時間從6個月縮短到6天。[33]每噸每英里貨物運輸所需要的人工投入同樣大幅下降，這也顯著促進了價格的降低和附加值的提升。 除產品的生產和運輸外，商業服務的傑出創新成果也為產出做出了重要貢獻。資訊傳輸的加快促進了市場套利活動，改進了相對價格機制的準確性，進而有助於把稀缺的儲蓄資金用於最有效率的技術開發與應用。如第六章所言，隨著實用電報技術的引進（1844年），尤其是跨大西洋電纜的鋪設（1866年），決定產品生產和最終運輸目的地的資訊的獲取成本和時間大大減少，人們的生活水平也由此得到了相當大的提升。 或許最重要的是，資訊可以減少短期的不確定性，從而顯著減少了生產某一數量的產品所需要的實際資源。在資訊獲取技術最新的一波革命前，20世紀的大多數短期商業決策都受到資訊傳輸的內在延遲所造成的不確定性的拖累。上大學時，我曾在一家百貨公司兼職來賺取生活費。看到那家商店僱用瞭如此多的人、花費了如此多的時間來跟蹤存貨記錄，我萬分震驚。到存貨清點完成的時候，資訊往往已經過時了。由於無法及時瞭解顧客的需要以及存貨的實時規模和位置，企業通常需要相當多的能源、物料和人力儲備才能保證有效運轉。由於決策是根據數日乃至數週前的資訊制定的，生產計劃必須要求準備足夠多的存貨量， 才能適應市場需求的不可避免的意外反應並防止誤判。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存貨量的決策經常需要對每個專案進行費時費力的計算。在管理層有足夠的資訊調整產量前，存貨往往已堆積了數週。 如今，公司總裁們掌握著存貨、應收款和應付款的實時記錄，能夠對新出現的失衡迅速做出反應。[34]很顯然，近年來實時資訊的大量增加使企業管理層能夠大幅削減安全存貨量（感謝實時存貨記錄）和計劃內的冗員數量。這意味著經濟活動需要的物品和人力減少了，而這些富餘存貨和冗員在一兩代人以前，還被認為是維持生產的必要保險措施， 但最終大多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結果。[35] 這些進步突出了資訊科技的本質：拓展我們的知識，減少短期的不確定性。其結果是，與各種產業活動有關的風險溢價出現了永久性的下降，並節省了用以維持資訊系統的資本的數量。簡單地說，資訊科技使整個經濟的小時產出率得以提升，部分原因是減少了用於防範未知和意外事件的工作量。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有一項創新既提高了勞動工時的效率，同時又改進了與氣候因素有關的產品質量控制水平：空調。威利斯·卡里爾 （Willis Carrier）在1902年發明了第一臺現代空調機。這項創新很快就擴大了農作物的種植範圍，並給美國南方的製造業和商業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產品的小型化多少代人以來，美國人不停地建造一英畝接一英畝的汽車裝配廠房、越來越高的摩天大樓、宏偉的水壩和跨度更長的橋樑。20世紀50年代，當我沿著密歇根湖南岸開車去芝加哥，經過一家又一家龐大的聯合式鋼鐵車間時，我著實對美國的雄厚工業實力感到敬畏。但與此同時， 從戰後初期開始，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規模越來越大、資源越來越密集的生產形式存在上限。我記得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走在匹茲堡市中心的街道上，腳下的煤渣嘎吱作響。汙染和環境這樣的詞彙當時還很少被公眾注意，但這種情況即將改變。 在戰後初期的幾年，噴湧著煙塵的煙囪還是工業進步的象徵。我記得自己年輕時還思考過：各家煙囪裡排放出去的煤炭燃燒廢氣最後都到哪裡去了？與大多數人一樣，我當時以為廣闊無垠的藍天和大海有著無窮的吸收和淨化能力。然而這並不是事實，工業生產給社會帶來了沒有價格化的外部性，工業汙染企業免費獲得了廢物排放的服務。然而發展工業在那時是國家的重要任務，進步總是伴隨著汙染，因此必須容忍。 同樣的情況在今天的中國也廣泛出現，當然那裡也可能正在改變。 1962年，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撰寫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詳細描述了廣泛使用殺蟲劑DDT（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和其他化學藥品對環境的危害。在這本書的強力推動下，美國於1970年設立了環境保護署（EPA）。兩年後，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授權出版的圖書《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of Growth）評估了對地球的原材料資源不斷膨脹的消費，並推測未來可能出現長期短缺和通貨膨脹失衡。上述預測並未兌現，然而建築和產品的不斷擴張使經濟增長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浪費，這樣的現象目前依然存在。 毫無疑問，環保運動的興起帶來了某些有趣的改變，促使人們放棄更多的物質消費，尤其是那些最有可能造成自然環境退化的消費。這可能給實物產品的小型化帶來了某些推動。不過，導致產品的物質部分減少、精神部分增加的更為重要的推動因素，卻是矽晶片電子特性的發現以及積體電路的發展。這一技術突破和隨之而來的所有創新革命性地改變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積體電路加工所要求的物質材料少得微不足道，例如，矽就是一種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 產品小型化和生產率提高矽的電子特性的發現和電晶體的發明給我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經濟價值的創造大幅轉向精神價值和無形價值，對物質分量的依賴顯著減少。 3/4個世紀前，收音機是由巨大的真空管組成的龐然大物。多年以後，由於現代電子學的進步，同樣的功能已經能由口袋大小的電晶體收音機實現。我們今天使用的蘋果手機同時也是照相機、全球定位儀、媒體播放器以及看似無窮無盡的應用程式的整合平臺，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個小螢幕裡。矽晶片之外還有其他能大規模縮減物質使用的技術進步。例如，今天的金屬飲料罐的厚度之薄，就是幾十年前難以想象的。 輕盈的光纖取代了成噸的銅線。房間供熱技術使人們不用在室內穿厚重衣物來保暖，使服裝的重量大為減輕。建築學與工程學的進步，更輕但更強大的材料的發明和應用，使我們的新式建築對混凝土和鋼材的需要比數十年前大幅減少。 甚至在提供經濟服務中消耗的產品的實物數量也受到了影響。金融交易在歷史上需要耗費大量的紙張，如今已完全實現電子化。運輸服務業把更多的產品更加便捷地輸送到目的地，每單位重量和距離消耗的燃料卻大為減少。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近幾十年來顯著提高經濟福利的同時，其國內生產總值對應的產品體積或重量卻沒有多大變化。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所消耗的原材料（燃料除外）重量幾乎沒有增加（參見圖85），今天的總重量並不比30~40年前的水平高。這意味著GDP中精神產品的部分在增加，也就是反映知識和觀念進步的那部分。美國的實際 GDP增長几乎都來自精神產品，其他工業化國家或許也是如此。不過， 以不變價格換算的沒有實物重量的服務業目前在實際GDP中所佔的份額與1949年的水平基本相當，因此精神產品的增加對物質使用量的縮減只起到了部分作用，改變的主要原因還是實物產品的小型化。
圖8-5 美國的消耗：部分非燃料礦產品、* 原油和其他液態產品 * 礬土、鋁、水泥、粘土、銅、石膏、鐵礦石、鋼鐵廢料、石灰、鎳、磷鹽巖、矽、硫和錫。 資料來源：U.S. Geological Survey 毫無疑問，我們的經濟產出的重量變輕了。只是這方面的測算沒那麼直接，測算GDP的重量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不能把GDP全放到一個天平上，然後讀出其重量。不過，我們對於進入產品製造過程的原材料 （燃料除外）的總重量確實有估計，如果再假設投入品的重量與產品的重量保持在某個比例上，就能得出GDP總重量的明確資料。當然在實際操作中，技術進步或許已經改進了產出品相對於投入品的重量比例。[36] 此外，對於產出品即實際GDP的測算也會伴隨著一系列問題。實際 GDP是用不變購買力換算後的名義GDP，這就要求價格的測算應該反映和考慮產品質量的不斷變化。2013年購買的新車，肯定會比1998年購買的新車增加若干意想不到的功能。今天的技術即將實現坐在後排用語音來駕駛汽車、享受旅程，這實在令人吃驚。關於如何把名義美元換算成不變（實際）美元，這方面有大量的經濟學研究，多年來採用的統計技術也在不斷改變。美國經濟分析局就計算過考慮到質量調整後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最近的測算資料是用2005年美元計算的經過質量調整後的實際產值。[37] 為估算美國GDP中產品的重量，我採用了美國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編制的1953年以來的水路和航空進出口產品的價值與重量資料。這些資訊能讓我們算出進入美國生產過程與出口到其他國家並進入到生產過程的產品的重量，及其相對於2005年美元價值計算的進出口總值的比率。 對1955年以來的美國進口產品而言，重量與實際價值（2005年美元）的比率以相對穩定的每年3.1%的速度下降；1977年以來，該比率的年均降速達到4.6%（參見圖8-6）。假設這個比率能更廣泛地應用於美國所有私人經濟部門的實物產品生產，那麼我們就能得出對全部產品的總重量的估值。比照生產過程的全部原材料投入（比如鐵礦石、銅礦石、水泥和鋼材等）的重量資訊，這兩個相互獨立的測算結果大致相符 （參見圖8-7）。[38]兩個估值都顯示，私人部門的GDP產品的總重量自 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所減輕。當然，進口產品的結構與整個GDP的結構存在差異，但沒有什麼證據表明該比率受到了進口產品結構變化的顯著影響，至少對重量估值來說是如此。
圖8-6 每單位美元船運和空運的貨物的重量（千克，1953~2012年）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圖8-7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轉折點顯然，經濟活動的增長與實際GDP重量的增長之間的關聯在20世紀 70年代後期達到了頂峰。近年來，精神產品對經濟活動的貢獻集中反映了資訊收集和處理技術的爆炸式增長的影響，它極大地擴充套件了我們用觀念取代物質重量的能力。 未來，通訊和計算技術的進步無疑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透過加速觀念的傳輸，資訊科技促進了生產過程中腦力勞動對體力勞動的取代，從而創造出更多價值，就像美國的鐵路在早年的價值創造一樣，把實物產品運送到相對短缺、價值更高的地方。例如在上一次世紀之交， 美國的鐵礦石從明尼蘇達州的米薩比山脈輸送到匹茲堡的冶煉廠，再加上弗吉尼亞州運來的煤炭，從而創造出鋼鐵和價值。在今天的環境中， 經濟價值的來源越來越依靠尺寸更小、整合更緊密、資料處理能力更強大的晶片，而非以前那些體積龐大的部件。著名的摩爾定律至少到目前為止依然適用。當然，正如戈登·摩爾本人承認的那樣，小型化有著物理學上的極限，有人認為在不遠的未來，我們就將逼近這個極限。[39] 收益國民經濟“減重”的兩個顯著收益，一是在人口不斷增加的背景下， 可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二是有助於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很明顯，體積越小、重量越輕，產品的跨國運輸就越便利。高價值的計算機產品就是全球貿易中一個重要的不斷增長的部分。[40] 產品小型化還意味著，世界各地的生產設施的一體化程度逐漸提高。當本國生產裝置的產能難以應對國內需要的增長時，容易出現通貨膨脹瓶頸。如果能方便快捷地得到其他國家廠商的供應，這樣的壓力就能大幅減輕，從而降低一個國家對某種產品需求的必要的本國產能儲備。在不同大陸之間搬運沙礫的成本太高，很難想象在國內需求過熱的時候能依靠外國的沙礫作為儲備。但小型化的電子元件的運輸就便利得多，這就使全球電子元件的產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體化。生產設施的選址錯誤或者搬遷不再成為嚴重問題。 因此，隨著我們逐步走出目前的危機，隨著經濟產品普遍小型化趨勢的延續，全球範圍的生產和存貨控制將變得更加切實可行，生產錯配造成的價格壓力可能會減輕。奈米技術和3D（三維）列印技術可能帶來的小型化效應，又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巨大想象空間。實物產品或者其電子模板的最終傳輸方式，能讓我們聯想起《星際迷航》裡的瞬間遠端傳送裝置。 停滯的千年很多創新會失敗並被迅速遺忘，但創新者仍在繼續嘗試，我們仍在不斷前進。這些似乎是生活與我們的競爭本性的要求。然而，如果創新和生產率進步是人類的本性，那為什麼在18世紀啟蒙時代來臨前的近2 000年中，它們卻處於長期停滯狀態？[41]顯然，對於最終取得那樣的增長成績來說，改進我們物質生活狀態的本性只是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經濟增長要求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受到法制的約束，要求財產權利能夠得到有效執行。法制意味著一整套法律框架（比如合同法），目的是促進社會中產品和服務的自由交易。經濟增長還要求對消費有一定程度的節制，以形成資產存量顯著增加所必需的儲蓄來源，然後才能把人類的創造力引導到提高生產率水平上。18世紀的約翰·洛克、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等傑出人士設計的這套社會執行體制在當時的西方國家迅速傳播，促進了此後兩個多世紀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 根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42]的估計，西方國家的人均實際GDP在經歷過18世紀前的千年停滯期後，年增長率自1820 年起加速到1.7%。對未來的生活水平而言（例如2030年），生產率的變化趨勢依然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統計附錄8–1 為了給生產率和專利發放數量確定一個可比的基礎，我把每年的小時產出率（流量資料）視為累積技術的存量資料。從本質上看，生產率水平完全可以理解為對歷史上積累下來的知識的反映。[43]
接下來，我假設可以用經濟分析局估算的實物資本存量的折舊率來替代累積技術存量（小時產出率）的年折舊率。於是，經濟分析局估算的實物資本存量折舊率加上技術存量的淨增長，就能得到技術存量的總增量。這一資料序列以及每年的專利發放數可以參見圖8-8。兩個資料序列都是對提高生產率的基礎設施總增量的估測。 正如我之前所述，專利發放數與生產率存量的總增量保持同步增長，但並非領先指標。 圖8-8 資料來源：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uthor’s calculations [1] 製造業、採礦業和貿易業的綜合利潤率（美國人口普查局資料）在1993~1994年翻了一番以上，到2000年達到峰值。 [2] 價格=（平均小時工資 / 小時產出）– 其他單位產品成本 = 單位產品利潤/價格：1 –[平均小時工資 / （小時產出×價格）] –（其他單位產品成本 / 價格） =利潤率。 [3] 美國經濟分析局的非金融公司生產率增速更快，但結合可靠的非農業企業資料後，表明整個非公司類企業的生產率增速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長期深度下降。該資料因此未被採信。 [4] 當時的美聯儲首席經濟學家。 [5] 參見：Laurence H. Meyer, A Term at the F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4),p. 125。
[6] 實際GDP在衰退期間其實有所增長，在2001~2003年維持了1.8%的增速。 [7] 這些5年期預測與此前10年的平均數在統計上等值。 [8] 參見第十章有關政治文化和生產率增速水平的議題。 [9] 當然，更寬泛的歷史測算值可以包括美國的農業勞動力和產出，這是20世紀早期以前美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選擇非農產業的長期趨勢進行分析有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農業生產率水平比非農產業低很多。第二，美國的勞動力中從事農業的比率已下降至2%左右（參見第六章），非農業工人快速取代小時產出率較低的農業工人，會引起全國的生產率水平提高，被勞動力的部門轉移因素扭曲。但這種現象已經在2004年終止，並且再也沒有出現過（參見圖82）。因此，經濟預測者們會更喜歡跟蹤非農產業的長期無扭曲因素的趨勢。 [10] 對1870年的估計藉助了安格斯·麥迪森對1870~1913年的年均增長率（1.92%）的研究， 獲得的資料與約翰·肯德里克（John Kendrick）和美國勞工統計局關於1889~2012年的研究結果一致（參見：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ECD, 2001）。 [11] 我推測，這種長期的驚人穩定程度部分反映了平均使用壽命在20年以上的資本存量的大規模卻緩慢的增長。很顯然，平均使用壽命越長，週轉率就越慢，資本存量的貢獻變化相對於其他增長因素就越穩定。這種貢獻來自我們的資本基礎設施——建築物、生產裝置、高速公路以及水利系統等——每天發揮的作用。相對穩定的平均投產年齡本身也反映著人類的時間偏好這種關鍵的動物精神的高度穩定性。 [12] 幾乎所有被戰爭摧毀的歐洲國家的廠房和裝置都在1950~1973年被最新的技術替代。 [13] 各個國家的資料參見：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ECD, 2001。 [14] 人類對現實世界的適應過程彷彿說明，我們這個物種越來越聰明。但這也可能表明，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正變得越來越複雜，對一兩千年前的人類來說，自然界肯定會更加陌生。然而，今天最高水平的智慧同我們先祖的時代似乎沒有太大區別，這方面的爭議可參見：James R. Flynn’s Are We Getting Smar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 這個方法的開發主要應歸功於約翰·肯德里克（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喬治·華盛頓小學）和羅伯特·索洛（麻省理工學院）。 [16] 參見：Stephen D. Oliner, Daniel E. Sichel, and Kevin J. Stiroh, Explaining a Productive Decade.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Washington, D.C., August 2007。 [17] 幾乎所有此類測算都會根據勞動力素質的估計值來調整勞動投入量，其替代指標通常是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與勞動力素質有關的其他因素。 [18] 這是對生產過程中消耗的資本數量的測算，單位美元短期固定資本支出（在經濟損耗方面）的權重要大於長期固定資本支出。
[19] 小時產出= MFP× [α(L/H) + (1–α)(K/H)]，其中，MFP = 多要素生產率，α = 勞動報酬 / GDP，L = 勞動投入，K =資本投入，H = 小時數。 [20] 公共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是實物型別的福利，因此根據定義，接受此類福利就等於消費。 [21] 20世紀30年代，還是兒童的我迷上了廣播和電影版的科幻片《25世紀的巴克·羅傑斯》 （Buck Rogers in the 25th Century）——我年輕時的《星際迷航》。當時所設想的未來技術從今天的視角來看會顯得太幼稚太天真。 [22] 參見：Herman Kahn, 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 Challenge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71)。 [23] 參見：Thomson Reuters 2011 Top 100 Global Innovator companies, November15, 2011, http://top100innovators.com/。 [24] 機器人的資本成本正在下降，將使其換算的小時工資率與發展中國家的低工資水平相當。美國可能會繼續失去製造業的工作崗位，但不會失去製造業。 [25] 然而，像電報這樣的技術突破不是連續性的，很多資訊科技的發展也是如此，最典型的是網際網路的出現。 [26] 我記得曾在20世紀60年代參觀一座19世紀、20世紀之交修建的高聳但狹窄的衝壓工廠，那種不尋常的建築形狀讓我很吃驚。直到數十年後我才意識到，那是僅存的幾座美國工業歷史上的那個型別的老古董之一。 [27] 借入的外國資金相當於我們的經常賬戶赤字。 [28] 如果由於市場缺乏效率或者監管的影響，競爭力不足，金融中介化的程度就會較低， 壟斷利潤在整個利潤中所佔的比重會更大。參見第十一章有關裙帶資本主義的討論。 [29] 這種由於相對資產價格帶動的調整過程將繼續下去，實現哈佛大學的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 [30] 對監管程度很高的經濟體或者裙帶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體也是一樣（參見第十一章），裙帶資本主義經常會導致儲蓄資源被用於並不能帶來足夠回報的投資，不能有效改善社會普遍的生活水平，而是為少數勢力集團服務。 [31] 參見：Stephen Oliner et al., Explaining a Productive Decade, August 2007。 [32] 參見：Stacey Tevlin and Karl Whelan, “Explaining the Investment Boom of the 1990s,” (Federal Reserve Board, March 2000)。 [33] 參見：America: The Story of Us (History Channel documentary). [34] 事實上，今天的很多存貨訂貨是透過計算機程式發出的，會自動給供貨商傳送採購訂單。 [35] 由於精簡的即時供應鏈減少了公司需要的閒置資源，其中的一部分會轉化為公司手中的剩餘現金，在供應儲備遇到麻煩時，這些現金可以提供幫助。參見： Gillian Tett, “Reality Not Politics Dictates Corporate Cash Hoarding,”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8, 2013, citing analysis by Finn Poschmann of CD Howe Institute。 [36] 礦石中的金屬成分可以在產出品和投入品之間雙向移動，因此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加復雜。 [37] 調整是針對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資料，將產品的名義價格換算為2005年的美元購買力價格水平。例如，小汽車的質量隨著技術進步而提高，美國勞工統計局（經濟分析局採用的價格的主要資料來源）就會在汽車價格的提升中考慮技術進步的因素，將其與通貨膨脹引起的提價因素區分開來。 [38] 最重要的是，衡量GDP總重的這兩個獨立指標在過去半個世紀都顯示出了較穩定的趨勢，它們的年度波動之間還表現出了很強的相關關係。但我們並不清楚為什麼原材料總重在全部產品的總重中所佔的比重那麼低。的確有許多實物投入品，如棉花、羊毛和木材沒有計算在大宗商品的重量之內，但現有的原材料與產出品的重量差依然大得離譜。 [39] 摩爾定律是指英特爾公司的創始人戈登·摩爾的預測，即晶片中整合的電晶體數量每過兩年就會翻番。 [40] 然而2008年之後，全球貿易額與全球GDP的比率保持平穩態勢。 [41] 大多數15世紀的農奴都是使用與祖先們同樣的工具和方法來耕種同樣的土地，因此在 2000年，產量也幾乎沒有變化。 [42] 參見：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ECD, 2001, p. 28。 [43] 我加入了鄰近的年份，以估算年末的生產率“存量”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