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似乎是通向繁榮的必要（雖然並非充分）條件。除非把部分生產活動創造資本“工具”，而不是用於即期消費，否則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將不可能實現。從經濟學家的視角來看，這或許是民主社會需要做的最重要的選擇之一。
一國的國民能夠在多長時間和多大程度上節制即期消費？[18]的確，最近這些選擇的後果就體現在歐元區國家儲蓄率的排名上。我們發現，奢侈的希臘排在儲蓄榜的末位，而質樸的奧地利位居榜首，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不過，儲蓄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還是比較微妙的。例如，美國的小時產出率和人均GDP絕對是主要發達國家中最高的，然而其儲蓄率在過去 40年的平均值卻接近於葡萄牙。處於另一極端的中國則有著50%的儲蓄率，但多數儲蓄卻被浪費在建造空置的寫字樓和地方專案上，這些並不能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圖10-3最好地展示了儲蓄與經濟增長的聯絡的複雜性。在散點圖的上半部分分佈著所有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其全國總儲蓄率[19]與實際人均GDP（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計算）的關係具有顯著的統計相關性。[20] 散點圖的下半部分則是二十國集團中的新興經濟體，其人均GDP與儲蓄率之間沒有顯著的統計相關性。 圖10-3 資料來源：IMF
只有當我們把金融因素考慮進公式之後，謹慎態度與生活水平的關聯才會變得更加明顯。如第五章所述，金融中介機構的目標是促進（包括國內和借入的）儲蓄資金的投資，特別是用於高回報率的先進技術的投資。美國的金融體系儘管時有動盪，但歷史證明依然是非常高效的經濟工具，有助於最大化利用儲蓄資源，建立起美國無可匹敵的生產性基礎設施。圖10-3表明，儲蓄率同發達國家接近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其人均GDP水平僅大體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3~1/2。[21] 創新除謹慎與節約外，文化還在資本投資上發揮著其他的關鍵作用。例如，美國歷史上有著促進創新的創業冒險文化，有助於將稀缺的儲蓄最大限度地利用到推廣實用技術的創新用途，結果是形成了高生產率的資本資產。相比之下，中國儘管也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但其社會體制卻容易打擊那些不循規蹈矩的、迎合部分上層領導意志的思考。前文已經談到，創新從定義上講就是突破傳統思維，因此也是對現有勢力集團的潛在威脅。根據2011年的湯森路透社對全球100家最具創新力的企業進行排名，其中有40家美國企業上榜，中國卻一家都沒有。因此，儲蓄對於實現高水平的人均GDP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創新的企業家精神和謹慎態度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決定的。 對智慧財產權保護、勞工自由結社等定性指標進行嚴格的資料分析，是讓經濟學家們感覺頭疼的領域。在測算這些資料時，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定的主觀判斷。然而，世界銀行似乎找到了較為可靠的手段跨越這些障礙，並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分析辦法，使一些定性分析得以量化。如圖 10-4所示，人們在文化的若干方面與人均實際GDP水平之間成功地找到了聯絡。這些散點圖描述了世界銀行的統計分析結果。[22]圖中的所有相關係數都為0.79~0.81，對這些定性聯絡來說算是很高的統計相關性了。發達經濟體的相關關係更為緊密，二十國集團中的新興經濟體較弱。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也編制了全球競爭力指數 （Global Competitive Index），[23]其2012年的資料與人均GDP呈現高度相關性（參見圖10-5）。美國儘管在近幾年有所下滑，但依然是較大的發達國家中競爭力最強的。 圖10-4a
圖10-4b 圖10-4c ×代表新興經濟體。 ●代表發達經濟體。 資料來源：IMF; World Bank
圖10-5 ×代表新興經濟體。 ●代表發達經濟體。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Forum 共識一個國家的整套核心文化體系能夠被全體國民全然認同，這是非常罕見的特例。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社會中的絕大部分人會形成共同的觀點，這種觀點可能與社會其他成員的選擇存在較大差異。一個有效運轉的社群或國家必須擁有大多數居民都認同的某些基礎價值觀，否則可能陷入長期的內鬥，甚至導致全面內戰。像軍隊這樣的組織通常有成文的著裝和行為規定，其他很多組織則沒有。 從更廣闊的國家層面看，美國人所擁有的憲法中的《權利法案》 （Bill of Rights），從建國之初起就獲得了國民的近乎一致的擁護。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有較正式的憲法，約定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包括一系列必要的行為規則。某些國家（如英國）則不存在正式的成文憲法。
還有些國家的憲法內容與其實際治理狀況無關，例如已經成為歷史的蘇聯。 社會交流一個社會需要有可靠手段來促進成員之間的交流。通用的語言是重要的，但並不是必需品，如瑞士和加拿大就有多種官方語言。社會交流過程中很少討論到的一個方面不只是通用語言，而且還有相似口音的價值，它可以傳遞社群情感，給人以慰藉和依靠，並且藉助從眾行為向整個社會普及共同價值觀，從而協調和促進公共政策的討論與制定。 在十多歲玩音樂時，我到美國各地旅行。當時的一次特殊事件讓我明白，美國文化在過去的70多年裡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變。我當時登上一列從伯明翰到亞特蘭大的火車，發現旁邊坐著一位年輕的南方女性，然後與她攀談了幾個小時。老實說，她講的內容我有一半都聽不明白，我相信她也同樣難以聽懂我的紐約口音。我知道她在講英語，但聽上去卻像是一門外語。 如今，美國人在口音和方言上面的巨大地理差異迅速消失，這令我頗感興趣。我記得年輕時收聽著名的廣播節目，其中有一位語言專家將隨機採訪聽眾，然後準確判斷他來自美國的哪個地方，甚至精確到縣級。我非常懷疑今天是否還有人有這樣的本事。1927年誕生的有聲電影 （《爵士樂歌手》）以及在同時期覆蓋到全國的廣播，開始壓縮各地口音的差別，電視更是大大加速了同化程序。我們喜歡彼此模仿的本性使各地方言最終融合為統一的美式英語，地區之間的差異已經很小，而且還在繼續同化。 政治美國的政治制度反映著我們的文化習俗。除憲法中包含的共同價值觀外，我們對於重大政治議題從來就有廣泛的分歧。分歧的程度很容易從國會的政治版圖中看出來。在圖10-6中，我描述了第112屆國會成員的政治傾向性，並根據議員們的投票記錄（感謝VoteView.com網站收集的資料），把他們從“自由派”到“保守派”逐一分類。結果顯示，“中間派”的人數非常少。這種立場分化在眾議院表現得尤其明顯，相當大一部分共和黨多數派議員表現出了茶黨的氣質，他們主張恢復19世紀的主流文化——嚴格的個人奮鬥和自立精神。民主黨則以羅斯福的新政為思想根基。 圖10-6 第112屆國會的政治傾向分佈（2011年1月3日——2013年1月3日） 注：包括所有在第112屆國會中任職的議員。 資料來源：Voteview.com 四個政治黨團——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參、眾兩院中的黨團——的分布，至少從20世紀初以來就一直維持著和今天類似的格局，例如圖10-7 所示的第56屆國會的黨團分佈（1899~1901年）。
圖10-7 第56屆國會的政治傾向分佈（1899年3月4日——1901年3月4日） 資料來源：Voteview.com 不過，今天的政治氣候與美國歷史上的多數時期似乎有些不同。早年國會成員之間也像今天一樣存在重大分歧，但他們還是願意攜起手來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這樣的共治精神甚至影響到了白宮。我很清楚地記得，福特總統和國會發言人托馬斯·奧尼爾（Thomas O’Neill）會從早上9點激烈爭論到下午5點。但是到6點時，奧尼爾又回到白宮西翼的辦公室，與他的國會老搭檔傑瑞一起喝兩杯。關於政府的事情就做完了。 雖然參議院和眾議院黨團總是反映著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根本分歧， 但這似乎完全不同於選民的分佈形態。調查表明，大量選民處於中間地帶。g這種表面的反常或許反映出，民主黨的勢力在地理上集中在人口稠密的東西海岸地區，而共和黨則在山地和南部各州佔優勢。我將在第十四章討論這種分佈趨勢的影響。 f 自2012年中期達到頂峰以來，約有5 000億歐元的資產擴張被重新壓縮。 g 例如，《華爾街日報》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NBC News）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1995年以來就呈現出這種中部隆起的選民分佈態勢。 [1] 這個小群體的官方稱謂是G-10行長會議，但實際上是由11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行長組成： 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瑞士、瑞典和日本。 [2] 當時也存在不同意見，尤其是英國方面。英格蘭銀行的行長埃迪·喬治（Eddie George） 對此持懷疑態度，我也是。 [3] 對愛爾蘭和芬蘭來說，這個時期的溢價差變動幅度較小，分別為106個和112個基點。 [4] 黃金在1933年退出了美國的流通市場，但財政部給各中央銀行提供無限量的黃金兌換。 [5] 有兩個顯著不同的歐元區：北部國家和南部國家。2012年中期，整個歐元區的信用風險排名與單位勞動力成本（相對於德國的水平）排名幾乎一致，表明較高的勞動力成本和價格導致歐元區南部國家競爭力下降，因此信用風險較高。更有價格競爭力的歐元區北部國家的淨出口，實際上超過了南部國家的淨進口的增長幅度。簡單地說，自1999年以來，持續出現了產品和服務從北部國家向南部國家的淨轉移。從歐元在1999年1月1日啟動開始，北部國家就在給南部國家提供消費補貼，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 [6] 參見：Kieran Kelly, “Greek Default Crisis Is All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urozone,” Australian, September 24, 2011。 [7] 歐元區國家的中央銀行直接的債權和債務反映在清算系統TARGET2的賬目內容上。任何損失都是直接針對歐洲中央銀行，而非提供貸款的成員國中央銀行，然後按各國對歐洲中央銀行的資本金貢獻比例分配。參見：“The TARGET2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Eurozone” by Gerald P. Dwye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March/April 2012)。 [8] 當然，南歐國家的許多財政問題也反映了私人部門的槓桿率過高現象。 [9] 這些計算假設所有在1999年1月1日鎖定歐元匯率的歐元區國家的貨幣在當時都處於充滿競爭力的水平。 [10] 高儲蓄率（謹慎態度的測量指標）是高投資率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另外一個條件是，能夠把儲蓄引導到生產性資本投資的有效的金融體系。 [11] 當然，法國與南部國家和北部國家都有密切聯絡。 [12] 這是馬里奧·德拉吉於2012年7月26日在倫敦的全球投資聯合會（Global Investment Conference）上的講話。 [13] 這種反映類似於美國財政部在1994年後為防止墨西哥的特索（Tesobono）債券和貨幣被擠兌時所採取的援助行動。 [14] 很難判斷德國馬克在歐元區解體時相對於歐元的可能升值幅度。但毫無疑問的是，南部國家遭遇歐元區解體的打擊會更大。考慮到南部國家傳統貨幣的弱勢，北部國家必然會出現升值的對稱走勢，因為合併而成的歐元匯率肯定是各國貨幣價值的總和。 [15] 歐洲中央銀行的資產目前比美聯儲的還多。
[16] 在本章前面部分，我已提到其他國家的主權債券相對於德國的溢價率在歐元採納之後急劇收縮。 [17] 參見：Mure Dickie, “Fukushima Crisis ‘Made in Japan’ , ” Financial Times, July5, 2012。 [18] 對兒童開展的某些試驗頗有啟發意義，試驗檢測了兒童為將來的更大獎勵而放棄即期消費的控制力，表明自我約束與SAT考試成績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參見第一章。以今天的節儉換取明天的更大回報的選項，顯然是人類的內在利弊權衡的本性之一。 [19] 與國內總儲蓄率的計算方式差別很小。 [20] 相關係數為0.65，2011年的儲蓄率同人均GDP迴歸的t統計值為3.3。 [21] 當然，這個結論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 [22] 詳細資料資訊參見世界銀行網站：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23] 詳細資料資訊參見：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