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給金融市場製造了不確定氣氛（參見第五章）。毫無疑問，激發網際網路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狂熱情緒帶來了大量欺詐事件， 我認為其中很多至今尚未被檢測出來。但我們永遠也不能完全阻止此類錯誤，因為其罪惡根源深埋於人的本性之中。[16]我們也有內在的正義感，試圖懲罰犯錯者。不過對泡沫中不當行為的監管處罰，除確認存在欺詐犯罪的案例外（這些當然應該被嚴厲追究），並沒有對經濟恢復理想狀態起到太大作用。復仇可能會在精神上令人感到滿足，但對經濟發展沒有太多好處。 競爭資本主義的基礎發動機是競爭。中國在最近幾十年、亞洲四小龍在一代人之前以及聯邦德國在“二戰”之後連續獲得成功發展的案例，都主要歸功於消除了競爭障礙。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的偉大貢獻在於，展示了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價格體系，
把資源輸送到對消費者來說最有價值的地方。誠然，這些經濟學原理的證明背景是個人對於長期利益的追求。18世紀晚期以及後來，並沒有人百分之百信仰這個假設，然而我們依然認為它與現實世界足夠接近，18 世紀創立的這些經濟學原理仍然是可信的。 彈性市場的自由進入給供給帶來了很高的彈性，價格的小幅變化會帶來供給量的劇烈反應。供給彈性高甚至會給壟斷廠商（單一賣家）帶來威脅。[17]單個賣家的市場力量的削弱可以增強市場調節價格的能力，以便使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組合能達到消費者最需要的狀態。 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基礎發動機的理論，可以得到充分的實證材料的證明。我在第十章指出，競爭與世界上實現經濟成功發展的最廣泛指標 （實際人均GDP）之間存在高度的統計相關性。競爭主要是透過市場彈性發揮作用，此外也依賴於部分市場參與者的信念，他們認為，透過競爭達成的交易結果（即價格和工資水平）同時是“公平”的。 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不同彈性在私人機構中，我們經歷的創造性破壞的一個方面，必然是為了獲得利潤增長而必須經歷的痛苦的成本節約過程，它們沒有其他選擇。然而，公共機構不會受到破產的威脅，不像私人機構那樣關心最大可能地壓縮成本。公共機構可以直接或間接獲取主權債務和稅收收入的支援。 私人機構對價格變動的反應從高度敏感到一般水平，而政府的反應則是從一般水平到完全失靈。 我曾親眼目睹這種案例，美國各聯邦儲備銀行曾經按照規定向美聯儲理事會提交了更新辦公樓的建議，替代1914年聯儲體系建立以來就啟用的老樓。我記得在1989年的那場經濟衰退中，大批商業地產以相當優惠的價格拋售。然而各聯邦儲備銀行的建議無一例外都是新建辦公樓， 完全不顧其高昂得多的成本。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它們認為聯邦儲備銀行大樓與眾不同，應該有超大空間的地下室。最後，各地的聯邦儲備銀行也的確都新建了造價昂貴的辦公樓。 我經常在想，如果是私人機構來處理此類事務，過程是否會有所不同。我們在美聯儲時刻談到要節約納稅人的錢，然而公共預算專案的節約壓縮是選擇性的，而私人部門的預算壓縮則是因為資源有限而必須進行。[18] 這是個典型的由於供求缺乏彈性而導致價格被抬高的例子。我特別介紹這個案例是因為，制定這些決策的人身上確實希望控制好成本，然而它們潛意識裡又知道政府與私人部門有所差異。私人企業必須接受現實，這樣的專案不可能在任何市場環境中都獲得資金支援。 如果美聯儲的需求僅限於新建辦公樓，這些新樓相對於老樓的價格就會上漲。由於選項有限，公共機構對辦公樓需求的價格彈性將小於私人機構。私人機構如果受到資金限制，可能會考慮之前沒有列入的其他選項，如重新裝修帶有地下室的老建築，消耗的實際資源會更少，供給彈性就將提高。我的經驗表明，一個接一個案例都顯示，政府專案的價格彈性遠遠低於私人市場競爭下的類似專案，付出的消耗與花費的資源均高於私人機構的普遍水平。與此同時，相對於私人機構的實際效果而言，公共機構的選項對社會資本存量的利用率卻有輕微的提高作用。 市場的調節過程與受管控的市場相比，自由市場通常能否更快地對經濟衝擊做出反應？由於可用資料缺乏，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根據我的經驗，有幾個典型的案例表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1. 1973~1974年的石油危機[19]導致被逼到牆角的企業努力削減能源需求，其幅度之大遠遠超出大多數分析師的預期，尤其是與這些企業以前對於石油價格變動表現出來的彈性不足相比。 2. 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一個普遍看法是，壓低通貨膨脹率將導致非常嚴重的失業率劇增的後果，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3. 公共醫療計劃中的D部分要求開放藥品競爭，結果證明，藥品價格遠遠低於過去經驗顯示的水平。當然也有人認為，以前的成本估算可能過高了。 醫療服務，尤其是在政府補貼下提供的服務，值得重點討論。醫療服務的供給和需求對價格的反應似乎不像街邊的雜貨商店那麼靈敏。主要原因在於，加入醫療服務職業隊伍並不容易，需要長時間的昂貴的學校教育和認證，因此醫療專業人士的供給不能對意外的需求增加快速做出反應，結果導致價格提高。類似的是，在醫療服務費下降時，醫生們也不會很快放棄這個職業。總之，醫療服務的供給彈性相對較低。市場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同樣高度缺乏彈性，甚至比供給更嚴重。在罹患重病的時候，人們可以為了治病放棄其他一切。如果像公共醫療制度那樣為醫療提供補貼，需求方對價格的敏感程度就更低，因為對受益者而言， 醫療服務成了事實上的免費品。價格通常不能抑制病人的需要。 各種產品和服務，只要其供給和（尤其是）需求受到依賴於政府的私人企業的影響，都會或多或少出現類似的趨勢。結果導致，在政府試圖幫忙的市場中，供給和需求的彈性都在下降。對政府有依賴的企業和服務還容易受到由政治決定的產業進入條件的影響，如補貼、擔保、特許權、價格保護、管控、政府土地租約以及其他政府支援行動等，這些都會干擾市場的靈活運轉。而在市場具有充分彈性時，即便是壟斷廠商也不能隨便提價。 當然，並非所有的政府政策都會增加非市場決定的產品或服務的使用量。政府在偶然情況下會制約市場的需求，例如，鼓勵戒菸、減少各種藥品和食品的濫用現象等。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的支援會增加產品和服務的使用量，加上對政治庇護物件的選擇（裙帶資本主義）， 會降低供求彈性，人為抬高價格、壓低產量，最終導致生活水平降低。 創造性破壞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在於，只有在過時的技術和企業能夠被淘汰和取代時，才能創造出新財富[20]。經濟增長、失業減少和新的工作崗位的出現，能夠部分緩解人們的經濟焦慮，但沒有辦法完全消除因創造性破壞而在市場中受到傷害的人所經歷的痛苦。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須提高生產率。但這要求不斷以新的資本資產來替代舊的資本資產，以及與之相關的就業崗位。政府如果試圖用政策來限制經濟調整過程中的痛苦和緊張，為遭受創造性破壞壓力的低效率企業提供支援，最終反而會制約經濟增長，減少失業者急需的新工作機會。近年來，太多本來應該允許破產、重組或收縮的企業，得到了監管措施或納稅人的錢所支援的救助計劃的幫助。 新的工作崗位的最重要來源是經濟增長。企業招募員工並非出於慈悲心理，而是在經濟增長時期沒有其他選擇。經濟增長要求有足夠的經濟彈性來改變企業的資源構成，這就關係到創造性破壞過程。在競爭中獲勝是為了生存下去，但競爭結果有倖存者，也必然有傷亡者。痛苦是創造性破壞過程與經濟進步的令人遺憾的副產品。經濟增長能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可以緩解失業的傷害，然而不能完全撫平。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在尋找辦法來遏制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伴隨的痛苦，這方面最常見的建議莫過於為失業者提供就業再培訓。不過，克林頓總統在1992年指出，當時的這些公共培訓措施是“政府出資的各類培訓專案的大雜燴”。[21]遺憾的是，我的經驗也表明，人們所關注的政治議題並不是就業培訓專案的效果如何，而是支援這些專案的政治家能獲得多少選票。正是此類原因導致許多內容重複的就業培訓專案使用的是已過時多年、早該拋棄的教材。社群大學在這方面的表現似乎要好得多（參見 《動盪的年代》）。 資本主義的“公平” 南北戰爭以後，隨著得到大量補貼的新建鐵路延伸到西部大平原和西海岸，沒有得到補貼的競爭對手（馬車和輪船）受到打擊，無力爭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農場生意，對市場的“公平性”的批評者開始浮出水面。此外，鐵路的壟斷導致農民不得不負擔高昂運費，他們對此也非常不滿。這種情緒最終導致《州際商業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於 1887年透過，這是美國監管私人產業的第一部聯邦法律。[22] 總體來說，19世紀早期的市場以農業為主導，其定價過程基本上是地區性和競爭性的，幾乎都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東地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正如第六章所述，基本限於合同的執行，以及在後期進行反壟斷、食品和藥品監管等。然而，這個接近於完全自由市場的世界被大蕭條和新政改變，特別是《國家工業復興法》對價格和工資的廣泛幹預，直至1935年被最高法院廢止。不過在那些年裡，大量監管機構組建起來並延續至今，很多縮寫符號為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如SEC、FDIC、 CCC（美國版權結算中心）、NLRB（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 FHA（聯邦住宅管理局）、FCC（聯邦通訊委員會）等。 人們普遍認為，南北戰爭之前的美國是完全自由的市場，按照當時的社會觀點來看也是“公平”的市場。即使在今天，當我們在一家明碼標價的商店購物時，我們可以選擇買，也可以選擇不買，或者選擇討價還價。最終，交易完全是自願性質的，在尊重財產權和人權的社會中，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對“自由市場”的定義是，其中的大多數交易是由買賣雙方自願達成的，而非屈從於壟斷者或政府的壓力。如果我們的資金不夠，我們可以不買，但我們不能奢望零售商或者其他任何人免費滿足自己的需要。來自街邊零售店的這種原則也適用於購買住房和企業。幾乎沒有人認為此類自願交易是“不公平”的。[23],[24] 許多人認為，自由市場的確使消費者的物質利益得到了最大化滿足，但這個制度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因此這個價值體制有利於富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市場體制就是“不公平”的。然而按這樣的邏輯，恐怕沒有任何一種制度既能實現公平又能促進效率。資本主義的財富分配不均，當然反映著人與人之間經濟能力的差異以及繼承財富的重要性。正如第一章所述，人們更偏愛自己的後代與親屬而非外人，這種心理傾向導致財富在家族內部代際傳承。此外，富人更喜歡捐助那些支援自己價值觀的組織。 自資本主義在18世紀後期興起以來，很多人就一直認為這是不公平的制度。從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和威廉·布賴恩（William Bryan）到20 世紀的拉丁美洲經濟民粹主義者，批評家們向來認為是經濟強權造成了生活水平巨大差異的惡劣後果。然而，這些批判人士並沒有找到一個能夠（在實踐中）提供與資本主義相當的生活水平的制度，哪怕是與美國的最低收入水平相當。 社會協作我們現有的關於美國政府規模（福利國家規模）和經濟公平性的政治爭論，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時期。有關經濟公平性根源的討論其實很少超出學術界的範圍，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主要是關於在資本主義充滿複雜聯絡的生產過程中的各類經濟參與者，對最後的生產成果分別有哪些合理權益。迄今為止，這個議題仍然爭執不休。19 世紀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或多或少認為，市場經濟的成果是由社會成員聯合生產出來的，每個人所生產的部分不可能從整體中割裂，所有生產者在整體的創造過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某些人獲得的高收入缺乏合理性。於是他們主張，合法選舉的政府應成為國民收入的管理者和負責分配的裁判。這就是威廉·布賴恩的“黃金十字架”演講的核心內容。卡爾·馬克思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認為很多國民收入非但不合理，而且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雖然很多人已經不接受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執行方式的解釋，但收入分配公平性依然是激烈爭議的話題。 古典經濟學家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主張，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所有參與者在聯合生產過程中獲得的收入都反映著他們各自對淨產出的邊際貢獻的大小。市場競爭會確保人們的收入達到他們在總產出之中的“邊際產出”的份額，這也是他們應得的部分。從19世紀直至“一戰”， 此類觀點在多數發達國家盛行。作為一種潛在的有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手段，所得稅直至1913年才在美國出現。 法國前保守派總理愛德華·巴拉迪爾（Edouard Balladur）曾對自由放任式市場競爭表示鄙夷，把這個過程比喻為叢林法則——輕蔑但生動的描述。他說：“市場是什麼？市場就是叢林法則、自然生存法則。文明又是什麼？文明就是對自然的抗爭。”我們不能忽略這個事實，即市場調節中確實存在斯賓塞哲學觀中的“適者生存”的一面。我們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就像無法改變其根源——人性——那樣。這樣的經濟世界觀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主導了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查爾斯·達爾文與赫伯特·斯賓塞對於人性的深刻洞察，成為19世紀下半葉的許多討論的核心話題，這絕非偶然。自我奮鬥與個人主義價值觀同經濟生活中的確定論觀點形成了共鳴。我們可以緩解競爭失敗者的極端痛苦，但無法消除競爭，因此必須在生產率和緩衝之間需求平衡。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必須做出的選擇可以簡述為：我們希望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一種社會是以自立為美德，政府主要負責以法律環境來保證政治自由，例如美國憲法最早的10項修正案確立的少數派的權利。在另一種社會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賦予公民憲法規定的個人自由之外的權益，提供各類轉移收入，以增進社會弱勢成員的平等機會（先不說平等的結果）。簡而言之，我們是要一個依賴於政府的社會，還是一個基於自立的個體公民的社會？考慮到人性的因素，哪個社會能最有效地服務於社會總體？以上正是福利國家與非福利國家的政治爭議的根源。 隨著19世紀和20世紀的經濟增長，與自立美德有關的對財政謹慎性的內在經濟約束開始減弱，演變為我們當前的權益時代。然而，我們每個人自身的依賴傾向與自立傾向的衝突，最終被無情的經濟現實更加尖銳地暴露出來。我們不能指望既把現有的所有產品都消費一空，同時又推動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這樣是行不通的。 政治應對：大而不倒如我們所見，2008年的危機是戰後最大的經濟衝擊，並導致某些類型的金融市場（貨幣市場基金、商業票據和貿易信貸等）的運轉能力出現前所未有的崩潰現象，於是引發了快速的政治反應措施。這些大規模救助和強化監管措施的假設是，如此極端的經濟形勢在今後將成為常態。此類空前激烈的應對措施雖然令人擔憂，但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自從保羅·沃爾克及其領導的美聯儲在1979年執行飽受爭議的貨幣緊縮政策並導致美國經濟陷入戰後最嚴重的衰退以來，經濟政策的特點已有了很大改變，美聯儲的目標是維護未來的經濟穩定。這個理由也同樣適用於重組信託公司的勇敢決定，該公司從1989年開始以極低的折扣拍賣剩餘的747家破產儲貸機構的流動性不足的存貨資產，惹怒了國會。不過，拍賣行動最終為美國的納稅人節約了數百億美元。 美聯儲和重組信託公司都付出了短期的重大政治代價，以追求美國經濟的長遠利益。但這種型別的權衡決策如今似乎不再能被接受，人們不再允許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以承擔短期風險來提高長期目標的成功可能性，其後果是在2008年之前，在經濟政策領域已沉睡了許久的現象重新抬頭，即大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可能獲得“大而不倒”的特殊地位。這種觀點認為，大企業同經濟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部門的關聯過於密切，其破產會波及其他很多經濟部門。再加上目前嚴重依賴政府的干預措施來解決各種現實或假想的經濟問題，大而不倒理論遂成為應對經濟停滯問題的一個處方。 後果如第七章所述，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的緊急而廣泛的應對措施，對於穩定遭受80年來最大結構衝擊的斷裂的金融市場具有必要性。不過我們在2009年早期並未回撤併讓市場自己恢復平衡，而是如《多德–弗蘭克法案》預示的那樣，賦予若干金融機構以系統重要性地位，這是非常不利於促進效率提升的。雖然該法案聲稱致力於消除“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實際效果卻不理想。[25]一個最近才出手救助了若干銀行的政府，怎麼會允許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倒閉？這條路最後只能通向裙帶資本主義。 為這些“殭屍公司”（人們對瀕臨破產的公司的稱呼）打氣，會把部分國民儲蓄從有前途的技術投資中撤出，轉向繼續保護那些效率低下的“系統重要性”企業的落後技術。運轉良好的高效率企業並不需要或想要政府的幫助，因此，為它們賦予重要性地位是多餘的，這樣的地位只有對那些效率較低的大企業才有意義。摩根大通銀行曾經在2008年受到壓力，拿走了它們本來不需要的救助資金，因為監管者擔心如果人們不把救助行動視為一視同仁的措施，那些失敗的企業或許會因擔心由此被永遠貼上次等企業的標籤而拒絕這一前所未有的救助。 破產法雖然有各種缺陷，但對於確保幾代人的經濟成果和彈性還是做出了極大貢獻。一旦金融市場穩定，破產保護融資具有可行性，這些殭屍銀行就可以納入正常的由時間檢驗的資產負債表重組過程，而脫離危機初期的政治因素較強的反應程式。主權信用的擔保是容易讓人上癮的毒品，尤其是在其成本（競爭力的下降）被推遲，而且很難清晰察覺的時候。聯邦政府近年來的信用擔保已經成為監管者處理大多數金融問題的選擇，但這種做法對經濟彈性的負面影響卻很少被記錄和重視。彈性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如第五章所言，美國有17家金融機構被至少一家主要監管方劃歸系統重要性地位的型別，這種大而不倒的身份有效賦予了它們聯邦政府的擔保。但我擔心，即使有競爭能力、足以憑自身力量度過最艱難時刻的優秀銀行，如果被賦予大而不倒的地位，也會逐漸感受到即使自己承擔了愚蠢的風險，也不會遭受市場的嚴厲懲罰。這就意味著，國家更為稀缺的儲蓄將被轉移來支援缺乏效率的金融業或非金融業機構，從而減少對具備更高生產力的技術的投資。我在第九章曾經強調過，在美國政府製造事後赤字[26]時，美國經濟中的其他某些部門得到的資源必然相應減少。或者我們只能向外國人借入同等數額的款項，繼續扶持那些大而不倒的機構。這些公司本來應該在必要時進行破產清算。 正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的危機那樣，市場已經為這些大而不倒的機構提供了融資優惠補貼，並充分表現在大銀行與沒有融資補貼的小機構在融資成本的差距上面。正如第五章所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者在近期的一份工作報告中估算，“全球具有系統重要性地位的金融機構的總體融資優勢，從2007年的近60個基點提高到了2009年的80個基點”。[27]該研究涉及的最大的45家美國銀行顯示出了全球平均水平的融資優勢幅度。我還參考了美聯儲的研究，估計房利美和房地美獲得的市場補貼約為40個基點。[28]在競爭性金融市場中，40~60個基點已經是非常大的優勢了。 這種源於市場的補貼可以使銀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將部分國民儲蓄吸收為融資來源，而在沒有這種補貼的情況下，該機構的投資策略和投資組合有可能失敗。更令人不安的是，市場參與者已開始推測，在下次危機來臨之際，大多數美國金融體系仍將得到美國政府的有效保護。 因此，應對金融危機的各項政策（尤其是《多德–弗蘭克法案》之類）產生的淨影響會長期制約美國的生產率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令人遺憾的是，生產率增長速度低於理想水平這種現象之前在政治上並未引起關注，直到美國在世界GDP中的佔比出現永久性顯著下降，這種現象才成為核心議題。 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救助貝爾斯登公司乃至後來的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和友邦保險集團之前，大型美國標誌性非銀行企業不允許破產這種理念是很少體現在任何人的風險管理模板中的。[29]很少有人認為，除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之外，還有哪些大企業能夠真正擁有“大而不倒”的特殊地位。幾乎所有風險管理者都認為，未來主要取決於法治基礎上的正常市場競爭。在2008年之前，情形的確如此。 但此後，即使在面臨中等程度的經濟衝擊時，我們也很難抑制採取系列干預政策的衝動。如果不進行足夠可信的政策方向調整，市場就不會相信政府在未來將保持克制的承諾。這一點非常充分地表現在，危機之後，長期流動性債務的風險溢價水平沒有降回2007年之前的水平。[30]不確定性及其為私人企業行動的可能結果新增的方差，導致世界的經濟風險顯著加大。 時代的確改變了 2012年5月10日，美國最大的銀行摩根大通銀行釋出報告稱，一次失敗的對沖操作造成了20億美元的損失。[31]這筆損失對摩根大通銀行的淨財富衝擊很小，該銀行的普通股東遭受了部分損失，銀行的儲戶和納稅人卻沒有受到影響。然而，摩根大通銀行的執行長傑米·戴蒙 （Jamie Dimon）卻被召集到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提供證言。作為 1978~1987年的摩根大通銀行的董事，我非常清楚很多鉅額損失會令股東們不滿，但我不記得有任何一位銀行監管人士公開評論過此類事務， 或者把銀行的執行長喚去做證。這種投資損失完全是摩根大通銀行的股東、董事會和管理層內部的事務。 然而世界已經改變，近期的這種損失被預設為是對納稅人的威脅。 原因何在？因為市場上有一個公開的秘密：摩根大通銀行不可能被允許破產，就像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情形一樣。簡單地說，摩根大通銀行已經成為事實上的政府扶持企業了，儘管我確信該銀行自身對此會非常不滿。當負面事件導致摩根大通銀行的股東財富受損時，市場隨即認為其債務最終將轉化為納稅人的負擔。否則怎麼會在損失通報後引發政治上的憤怒情緒以及國會的聽證會呢？ 大多數擁有系統重要性地位的美國銀行在市場上依舊具有競爭力， 根本沒有即將面臨無法償還債務的危險。但歷史告訴我們，如前文所述，對於政府保護的依賴將弱化它們的競爭力，最終使其淪為政府的庇護物件。 裙帶資本主義當政府對市場管制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並給某些私人參與者提供別人沒有的優惠時，裙帶資本主義就會滋生。這些公司因此成為政府的利益安排工具，並且被保護起來，免受創造性破壞的衝擊。政府從中獲得的回報，則是私人企業提供的關鍵的政治支援。此類企業同時也擁有大而不倒的公司的所有重要特徵。 我對於今天所說的裙帶資本主義的最早印象，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著名的卸任演講中提到的新興“軍事–工業聯合體”的威脅。今天的裙帶資本主義對於全球市場的影響不容否認。此類企業控制了俄羅斯經濟， 企業對最高領導人的忠誠度至關重要。還有一些訊息稱，有些新興經濟體的政治領導人的親屬憑藉其政治影響力積累了鉅額財富，也令一些執政黨萬分尷尬。各種面具之下的裙帶資本主義在所有國家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世界銀行試圖對各國政府“控制腐敗”的能力進行測算和排名， 這是反映裙帶主義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2010年此類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包括：委內瑞拉、俄羅斯、印度尼西亞、中國、印度和阿根廷。表現最好的則包括北歐國家、瑞士、紐西蘭和新加坡。“裙帶主義”的說法在美國很少見，因為我們的媒體過於關注俄羅斯式的顯性裙帶主義的各種表現。事實上，我們自己也需要保持警惕。 權益經濟學帶來的僵化政府作用在美國的擴大與市場的日益僵化保持同步，無疑也是導致僵化的影響因素之一。競爭的靈活性是任何創新式增長經濟的必要特徵，而我們（美國）已很難繼續維持。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分析，自 2008年以來，美國的競爭力排名已從第一滑落到第七。過去累積下來的創新衝力仍然在很大一部分經濟部門中發揮作用，但我們越來越依賴過去攢下來的老本。如果不能扭轉政府作用無限擴張的勢頭，我們必將喪失世界經濟領袖的卓越地位。
在我為政府效力的20多年[32]中，美國依然是無可匹敵的“特殊國家”，其支配權顯而易見。我們的地位在眾多國際性場合表現得最為突出，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瑞士巴塞爾的中央銀行和財長會議以及世界各地的會議。但近年來參與這些會議的美國人感到，原有的支配權顯著縮水，只是還沒有能夠替代這個特殊國家的明顯的繼任者。我相信，如果我們能終結自己的破壞性政策，那樣就可以完全恢復領袖地位。這些將是後面幾章討論的主題。 h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測算資料。 [1] 參見：Tom Brokaw,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2] 美國在“一戰”之後提供給其盟國和敵對國的食品援助，在當時的食品管理專員赫伯特· 胡佛領導下開展，數量也相當巨大。 [3] 收入差距在1947~1968年其實有所縮小。 [4] 1944年6月透過的《退伍軍人法》為“二戰”老兵提供了若干福利，特別是為那些繼續參加高中、大學和職業教育的人提供學費和生活費。 [5] 不過，停工現象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仍大量增加。 [6] 只有22%的已婚女性在1950年參加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這個比率在今天則超過60%。 [7] 擁有兩年或3年試用期的機器人的分攤成本降低，使其在小時成本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威脅到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長期屬於中等收入性質的崗位。 [8] 私人企業中工會成員的小時工資率到2012年已低於非工會成員。 [9] 據自由經濟政策研究所（The Liberal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估計，執行長的薪酬相對於產業工人工資的比值從1978年的35倍增加到了2007年的250倍以上。 [10] 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在近年來，還表現在高收入產業與低收入產業的差距上，在 1990~2007年拉大，然後維持穩定，基尼係數也一樣。 [11] 參見：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New York: Penguin Press,2007), p. 426。 [12] 同11：pp. 425–426。 [13] 參見：“Special Report on America’s Competitiveness,” Economist, March 16,2013, p.11。 [14] 當然，每年2.5%的差距，在45年後的2012年會導致福利水平有3倍的差距。 [15] 參見：Economist, February 2, 2013, p. 9。 [16] 不過，社會規範已成功地在大多數人中間壓制住了這種罪惡本性。 [17] 需求彈性也會制約單一買家的行為。當然，單一買家的情形很少見，尤其是相對於各種型別的常見的賣方壟斷現象。洛克菲勒曾經是典型的單一買家，他在19世紀90年代強勢參與石油製品的運費談判。在受到對方挑釁後，他把石油運輸從鐵路轉移到自己新建的管道上來， 展現了對運輸市場的絕對控制地位。由於運輸中的自重損失減少，導致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雙雙壓扁。 [18] 銀行地下室的特殊規定要求新建大樓。找一傢俬人企業來負責地下室的管理更加省錢，但比較不方便，這樣的選擇都需要在安全和成本之間做取捨。但在我的記憶中，這樣的決策評估由於特殊規定的存在根本就不曾考慮。 [19] 那場危機實際上開始於1971年，即原油定價權開始從得克薩斯州轉移到波斯灣的時候。關於當時的經濟和政治權力轉移的詳細討論參見：The Age of Turbulence, pp. 444–445。 [20] 這裡沒有考慮尚未開發的自然資源（如石油儲量）的因素。 [21] 參見：Peter Baker, “Lost Amid Scandal: A Workforce Bill,”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2, 1998。 [22] 州際貿易委員會在1887年設立，是市場干預造成的競爭扭曲要求更多幹預措施的典型案例。考慮到這些壟斷企業在生產率上的巨大優勢，我必須指出，南北戰爭之後對密西西比河到西海岸的鐵路提供補貼是個完全錯誤的決定。早在20世紀60年代我就表達過這樣的看法。 [23] 在不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例如蘇聯）中生活的人們受到的教育是，自由市場是剝削性質的。 [24] 正如第一章所述，公平這種心理傾向要求人們進行評判。如果沒有何為“公平”的具體標準，每個人都必然依賴自己的價值觀傾向。 [25] 參見：Peter Wallison’s “Dodd-Frank’s Liquidation Plan Is Worse Than Bankruptcy” (Bloomberg, June 11, 2012)。 [26] 有關“事前”和“事後”的解釋，參見第七章註釋20。 [27] 參見：Kenichi Ueda and Beatrice Weder di Mauro, “Quantifying Structural Subsidy Values for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IMF Working Paper, May 2012。 [28] 參見：Wayne Passmore, “The GSE Implicit Subsidy and the Value of Government Ambiguity,” Real Estate Economics, 33, no. 3 (2005): pp. 465–486。 [29] 1970年的確發生過中央鐵路公司（Penn-Central）救助事件，但那次行動已逐漸褪色， 不能被視為可借鑑的先例。 [30] 在危機前，標準普爾的10年期BB+工業企業債券與10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差不足 2%，2011年9月擴大到5%，到2013年年初有所下降。 [31] 2012年7月13日，該銀行將損失調整為58億美元，並註明可能會由於之後的市場條件變化調高到70億美元。 [32] 在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兩年半（1974~1977）和在美聯儲的18年半（1987~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