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投資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美國的某些公共基礎設施的破敗，隨即聽到應該立刻採取行動的呼籲。美國經濟分析局估計，高速公路和普通街道的平均建成年齡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已提高了16~25年。當然，對我們這些經常在日益坑窪不平的道路上開車的人而言，那些數字純屬多餘。 排水系統和公立醫院建築也同樣在老化，我們的國家公園也嚴重缺乏維護和保養。 不過，政府資產中老化最明顯、後果也可能最嚴重的是我們的軍隊。“二戰”爆發時，假如美國沒有超強的製造能力和基礎設施，那我們可能無法依靠壓倒性的生產能力去戰勝敵人。戰爭期間政府赤字的規模，反映出我們動員了多少私人部門的儲蓄去購買戰爭資源。為了抑制消費、提高儲蓄，還必須實行配給制。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軍用建築和其他裝置的平均年齡已提高了3倍。如果要評選老式武器裝備中的模範，那絕對是B–52遠端戰略轟炸機編隊。這種飛機的漫長曆史極其罕見，我早在1952年就曾寫到，“遠端洲際轟炸任務將交給目前正在測試的新型後掠翼八引擎轟炸機——B–52”。[1] 1964年已停止生產的最新B–52H型轟炸機2003年還在伊拉克做出過卓越貢獻，並且計劃服役到2040年。我確信，在現有的操作B–52飛機的飛行員中，許多人的父親甚至祖父曾經駕駛過早期型號的這種飛機。在今天美軍的現用庫存中，仍有85架改裝了現代航空電子設備的H型B–52飛機。 美國海軍艦艇的老化更受媒體關注。我們的航空母艦的預期服役年限為50年，其中許多正處於艦艇的壯年期。當然我有些猶豫要不要把“憲法”號護衛艦包括進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現役戰艦。這艘木製護衛艦因為在1812年戰爭中的輝煌戰績而享譽世界，它從1797年10月開始服役，目前屬於獨立序列，毫無疑問是美國武器庫裡最具知名度的軍事裝備。海軍方面非常嚴肅地把“憲法”號護衛艦的動力系統標記為：3
根桅杆，共計42 710平方英尺帆面。 這艘老式鐵殼船是美國最古老的海軍艦艇，最年輕的則是即將在 2015年交付的“福特”號航母。它將是第一艘福特級航母，用以替代過去的尼米茲級和企業級航母。用福特總統的名字為美國最尖端的軍事裝備命名，對我而言，毫無疑問是獻給我的這位老上司的最恰當不過的禮物。 美國陸軍的主戰坦克艾布蘭坦克已有30多年的歷史，布拉德利裝甲車也一樣。不過由於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動的需要，陸軍的大部分裝備還是較為新式的。其中某些裝備，比如可以在許多敏感戰區抵禦路邊地雷的大型特種卡車，在未來或許不再那麼重要。 不過我們依然無法確定，這些老化現象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多大影響。那完全取決於我們對未來5~15年誰會是主要敵人的預測。大多數分析家相信，出現“二戰”之後40年那種超級大國的迎面對抗的可能性很小，但似乎沒有人有十足的把握。美國的軍事結構不可能很快發生顯著改變，因為從訂購到交貨存在很長的延遲期。可是，美軍未來數年將獲得的軍事裝備的型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大國格局的長遠認識。 裝備老化問題使軍事和政治戰略家之間出現了分歧，爭議有可能在近期延續下去。我只希望這樣的討論不要以美國軍事力量在下次衝突中的慘重損失為終結。 私人部門同樣面臨老化問題私人部門也同樣受到基礎設施老化的侵蝕，例如，製造業工業資產的平均使用年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從不足11年提高到16年以上。批發貿易、公用設施和機場等也出現了類似的老化現象。
私人非住宅建築業佔實際GDP的比率自1981年以來長期下滑，很多建築都沒有更新，這或許是因為工作年齡段的人口增速放緩（工人越少，建築越少），以及自2008年以來對超長期資產的預期收益的折現率大幅提高。 未來的任務我們的基礎設施現代化被拖延了太長時間。公路運力增長未能跟上汽車數量增加會造成交通擁堵，我們很容易估算由此浪費的時間和燃料。不過修補公共基礎設施並不是件輕鬆的任務，最主要的障礙是資金。美國的財政狀況令人沮喪，為尋求預算平衡，我們需要增加1/4的稅收收入，或者削減1/5的支出，或者兩種手段相結合。不過，我們依舊很難在10年之內實現預算平衡。增加聯邦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支出將導致赤字（負儲蓄）擴大，並且在事後必然造成私人家庭和企業的淨儲蓄（儲蓄減資本投資）增加，或者對外借款增加。由於赤字增加會影響對其他部門的資本投資，短期的經濟增長和長期的生產率增長必定會受到壓制。當然，這裡沒有考慮基礎設施對生產率的促進。基礎設施投入的擴大必然會增加名義GDP，繼而提高國內的私人總儲蓄水平，但效果或許不夠顯著。 我們已不再是“二戰”剛結束時的那個國家，當時的美國興建公共和私人基礎設施，同時還把GDP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於冷戰防禦。做到這一點的背景是，美國的家庭儲蓄率維持在10%的水平。而今天，如前文所述，儲蓄率已降到很低的個位數。 更宏大的議題基礎設施的低效只是美國面臨的更宏大議題的一部分，即我們用於防備不測事件的資源數量的問題。我們保留的某些存貨多年來未曾使用，例如戰略石油儲備。我們生產的某些資源會閒置很長時間，最後可能永遠沒有使用的機會，例如傳染病疫苗儲備與河流堤壩等。當然，我們最大的預備資產還是美國的軍事力量。 這樣的資產是用於防備意外事故，如外國入侵、流行疾病、海嘯和火山等，此類事故難以預測，也可能根本不會發生。然而這些意外的可能性還是要求我們把閒置資源積累起來作為緩衝手段，而不是把它們用於生產可消費的產品和服務。只有在危機爆發時這些資源才會投入使用。此類緩衝手段要應對的緊急情況包括不確定但重複發生的型別，以及非常罕見又難以預測的型別。前者可以靠保險來應對，因為保險人可以找到較穩定的回報率，後者則不然。 個別的火災很難被預測，但火災經常發生，這就使所有城市都需要設立和維持消防隊，其成本大約等於保險費收入。緊急醫療事件也不能準確預測，但有一定的重複發生率，因此我們需要設立醫療保險、醫院和救護車。此類緩衝手段可能包括昂貴的建築材料，如特種鋼材，其抗地震彈性在每半個世紀中可能只需要發揮一兩分鐘的作用。還有高質量的避雷針，它可能每個月會被閃電擊中一次，也有可能每10年才被擊中一次。 最常見的投保物是生命和財產。我推測，人們的生活水平越高，私人保險在GDP中的比重會越大。長期的不確定風險有著模糊的機率分布，因而不能投保。只有精算師們能夠推算出量化機率的風險才可以投保。高度變化的風險意味著回報率非常不確定。 給緩衝手段的投資選擇是人類社會必須做出的最重要的決策之一， 無論是透過有意識的政策還是無意的預設選擇。如果私人部門或公共部門的決策者決定為所有可能發生的風險準備緩衝手段，這個國家現有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為此類投資籌備資金要求提高儲蓄率，並相應減少即期消費。資源可以被直接使用，或者為緊急情況而儲備起來，但不可能同時用於這兩者。緩衝手段可謂一種休眠式的投資，它可以在大部分生命週期中處於閒置狀態，似乎不具有生產性。不過，這些投資是我們的全部實際固定資產（和實際淨財富）的一部分。例如，日本所採用的地震防護標準，並沒有被地震風險度類似但較貧困的國家採納，這並非偶然現象。這些較貧困的國家都明確選擇或者預設，拒絕犧牲太多的即期消費來防備地震之類的不測事件。於是我們看到，世界最貧困國家之一的海地迄今尚未從2010年的地震中完全恢復過來，這個國家既沒有建立日本那樣的防護地震的基礎設施，也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實現自我康復。緩衝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富裕國家才有的奢侈品，只有富裕國家才有足夠的資源用以保護民眾免受極端小機率事件的傷害。 一個社會願意把多少現期產品用於防範50年乃至100年一遇的危機？這樣的決策應該如何制定，由誰制定？應該承擔何種風險的決策在多數情況下取決於私人決策者，[2]不過，對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嘯那樣的極低機率事件的應對則主要由政府負責。雖然目前還缺乏較為正式的資料來測算緩衝手段的深度和質量，但美國的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固定資產存量的老化與惡化已充分說明，這些資產中的一部分——緩衝手段——同樣陷入了衰敗狀態。 [1] 參見：Alan Greenspan, “Economics of Air Power”; the Conference Board Business Record; Vol. IX, No. 4; April 1952。 [2] 例如私人鐵路的路基維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