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可能很少有美國人會考慮整個經濟的執行狀況，思考這個問題的那些人恐怕也傾向於贊同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的傳統觀點，即市場總是在進行自我調節，失業率的波動是暫時現象。所有經濟作用力將不可避免地促使一個國家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如果供給過剩，價格將會下跌，從而喚醒沉悶的需求。人們也的確十分關注經濟週期，但企業界有關整體經濟執行狀態的討論都是採用定性描述的普通術語， 如“商業不景氣”或者“資金很緊張”之類。一個世紀之後，研究者把年度資料追溯到了1790年。[1]我們掌握的某些資料是可靠的，如10年期的人口統計普查，其中包括的經濟資料越來越多，使分析師們對調查年份的整體經濟規模與構成有了基本瞭解。然而，對美國經濟整體的實時資料的掌握，在20世紀之前還是非常罕見的。 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政府在經濟中沒有發揮多少作用，只是防範戰爭和犯罪以及建立法治體系，尤其是保護財產權利等。在南北戰爭之前，支撐政府職能的財政收入幾乎都來自關稅和公共土地出售。所得稅的引進需要等到美國憲法第十六條修正案的透過，那已經是1913年的事情了。 當時並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官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人們不認為政府負有指導宏觀經濟發展的責任。當然，在個別情況下，美國財政部尤其是美國第二銀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似乎參與了與今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類似的活動。可這些行動並不是系統性的， 與今天對於經濟執行理想狀態的任何偏離都可能引發的政策反應相比， 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私人企業的經濟預測在美國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上，經濟預測活動主要是私人企業的事情。南北戰爭之前，其內容多數與農業和航運業相關。商人們最需要的是對自己有直接影響的競爭對手的資訊。最近幾十年來，我們非常習慣於獲得實時新聞報道，似乎已將其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在19世紀上半葉，及時的資訊還是非常寶貴的，需要透過極其昂貴的渠道來獲得。當時的人們尤其是金融界人士對於資訊的強烈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在那個世紀，人口稠密的美國東海岸的進口貨物量很難預測，進口量會改變供給和價格，因而經常導致意外的走勢。為應對這種壓力，作為航運資訊重要來源的《商業日報》（Journal of Commerce）[2]明智地在遠海佈置了兩艘縱帆船，以便隨時偵察進港的船隻，搶在市場之前捕獲寶貴的貿易資訊。情報帆船在當時屬於資訊高科技。由於資訊傳遞不及時導致的浪費情況在以前廣泛存在。例如在1850年前，相同型別的大宗商品在不同的市場中進行交易，某個市場的參與者並不清楚其他市場正在發生的情況，這樣的定價過程肯定不符合最優結果。 美國的重大資訊科技突破發生在1844年，塞繆爾·摩斯（Samuel Morse）推出了可商業化的電報服務。[3] 10年之後，摩斯的電報網路就覆蓋了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大部分國土，很快又在加州的人口稠密區扎根，然而他的網路在中部地區留下了空白。在19世紀50年代後期，還需要3個多星期的時間，透過電報和驛站馬車的共同努力，才能把一個海岸的訊息傳遞到另一個海岸。從1860年開始，富有傳奇色彩的小馬快遞 （Pony Express）採用捷徑把這個傳遞時間縮短到了10天以內。[4]然而，小馬快遞的資訊創新服務在1861年11月15日突然失寵了，因為橫跨美國大陸的電報網終於貫通，幾分鐘之內全國的商業界就可以互通消息。 在1844~1861年這17年間，資訊傳遞技術為促進全國生產率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是毫無異議的。但從金融市場的視角來看，資訊的越洋傳送不暢依然是個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1850年9月18日的《紐約時報》頭版就是那個時期的典型代表，當時正是在跨越大西洋的電纜鋪設之前。《紐約時報》在那天的報道中說，“皇家郵輪‘歐羅巴’號於昨天抵達波士頓，它搭載的9月8日的信件也是在昨天傍晚時分才送達該市…… 這條新聞真的很有趣”。 在幾次失敗的嘗試之後，美國和歐洲的資訊融合最終在1866年7月 28日實現，跨大西洋電纜正式投入使用。從那天開始，紐約、舊金山和倫敦的市場參與者幾乎可以實現實時交流。資訊流極大地促進了不同地理位置之間的有效定價機制，改善了全球範圍的資源配置。[5] 在這些偉大技術革新的影響下，金融資訊終於在南北戰爭之後普及到全美乃至全球範圍。《華爾街日報》在1889年誕生，最終成為商業新聞界的標杆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創立者。 位置的重要性金融市場參與者能得到實時資訊，發現儲蓄資金的有利投資途徑， 這促進了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資訊的改善能給經濟產出增加價值外，交通成本的節約也能發揮作用，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在20世紀中葉，從匹茲堡附近的鍊鋼廠剛鍛造出來的鋼板，其經濟價值顯然低於即將進入底特律汽車廠的同一塊鋼板。如果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將產品運至終端使用者的成本，就能提高附加價值。 鐵路的擴建和南北戰爭期間及之後的《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6]掀起了美國中西部大平原的移民浪潮，使全國的小麥產量提高了1倍以上。由於貝塞麥轉爐的發明（1856年）和明尼蘇達州的米薩比山脈鐵礦的發現（1866年），美國工業在19世紀後25年的支柱——鋼鐵 ——的產量大幅提升。到1890年，美國的鐵礦石產量翻了兩番。1855年開通的北密歇根蘇聖瑪麗運河連通了蘇必利爾湖和休倫湖，使米薩比的鐵礦石能夠用船隻輸送到中西部的新興鋼鐵廠，同時也使大量的穀物能夠透過埃利運河輸送到人口稠密的東海岸。
一個世紀之前，除了沿海和河流的船運外，陸地運輸主要是靠馬車。當時的馬匹是國民經濟資本存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匹、牛和騾子是旅行和運輸的關鍵工具，直至被鐵路和汽車取代。在19世紀最後幾年，經濟資訊的實時交流和運輸的改善大大普及，顯著降低了全國的生產成本。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的修建（1869年竣工）把東西海岸的行程從6個月縮減到6天。電報對於通訊的重要性非常類似於鐵路對於大眾和貨物運輸的意義。 在全球實時通訊和噴氣式飛機已經普及的今天，我們不容易看到祖先早已明白的事實：產品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合適的時機和位置，以及生產商獲得價格、利率和匯率等資訊的速度。這些開拓性聯絡還將在本書第八章進行詳述。 大資料時代的誕生進入20世紀，人們有了足夠的資料對國民經濟產出的規模和變化進行估計。鐵路運輸量成為判斷產值的一個普遍指標，我至今依然採用這些資料來追蹤每週的工業活動。到20世紀20年代，經濟分析師們很快都採用每週的銀行結算資料（不包括以金融業為主的紐約市）來估算全國的非金融業發展趨勢。定期推出的“銀行經濟報告”成為解讀經濟活動的重要資訊來源，那是今天常見的經濟趨勢評論資料的前身。喬治·羅伯茨（George Roberts）在1914年創辦的《城市國民銀行報告》（The National City Bank letter）以及在本傑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 指導下於1920年創辦的《大通國民銀行報告》（Chase National Bank letter）成為當時的主流。倫敦出版的《經濟學人》雜誌包含了越來越多關於美國經濟的文章。美聯儲則從1919年開始記錄經濟活動的指標， 1927年的連續改進使這個體系不斷升級。 20世紀30年代，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西蒙·庫茲涅茨
（Simon Kuznets）滿足了對國民經濟發展進行更深入測算的需要。在國民經濟研究局的資助下，庫茲涅茨收集了自1869年以來的有關國民收入的時間序列資料，並根據產業、最終產品和用途等進行了分類，這比此前的任何研究都要細緻得多。這些研究成果為美國商務部在日後開展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測算制定了標準，最終使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估算成為可能。由於人們希望更好地瞭解大蕭條期間經濟收縮的程度和性質，在“二戰”期間又需要進行經濟規劃，這些歷史背景都有力地推動了國民收入測算工作的進步。 在庫茲涅茨設計出國民核算賬戶體系之前，大多數宏觀經濟測算都只是對商業週期進行可以自圓其說的定性描述。這一工作與韋斯利·克萊爾·米歇爾（Wesley Clair Mitchell）的關係最為密切，他是1920年成立的國民經濟研究局的首任負責人。1946年，米歇爾與阿瑟·伯恩斯 （Arthur Burns）合作撰寫了《測算商業週期》（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一書，他們分析了經濟擴張與收縮的大量統計資料，目的是找到過去危機中的轉折點。米歇爾在1913年發表的廣受讚譽的論文中就已經探討了商業週期，1946年的著作是他36年不懈努力的最高成就。 1950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曾經受教於阿瑟·伯恩斯，他也是在我之前上任的美聯儲前任主席之一（1970~1978年）以及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之一（1953~1956年）。我們保持了近40年的密切聯系。1946年，我曾機緣巧合地上了傑弗裡·摩爾（Geoffrey Moore）講授的本科統計學課程，他是伯恩斯在國民經濟研究局的同事之一。摩爾後來把伯恩斯與米歇爾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商業週期領先指標”系列，該系列直到今天還在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釋出。[7] 到今天為止，商業週期的轉折點依然是由國民經濟研究局指定的委員會釋出的“官方”資料來決定，當然經常會晚於實際情況。這些轉折點的界定被私人部門和政府的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 直到1947年，18%的美國人依然生活在農場中（今天只剩下2%），
那時的經濟預測還非常關注穀物和牲畜的產量前景。預期穀物產量取決於當時還很難預測的天氣，而預期牲畜產量則取決於飼料價格。19世紀後期，隨著美國與英國在世界經濟霸權上的角力，工業產值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但農業產值依然重要。對美國的大部分民眾來說，每天的經濟事務仍與穀物、牲畜和天氣等地方性問題有關。 美國的勞動分工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依舊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大規模的鐵路建設（在1930年達到頂峰）促使分工格局拓展到全國範圍。汽車產業的發展給工業活動帶來了又一次巨大推動。由快速增長的石油工業支撐的汽車，把我們帶到了“二戰”之後的美國。必須承認，在不斷加快的旅行和運輸所提供的價值背後，也需要付出各種貨幣和非貨幣成本。超聲速客機的短暫輝煌就表明，在技術上可行的方案在經濟或政治上未必可行。 戰後歲月在羅斯福新政時期以及“二戰”時期大量膨脹的統計部門，在“二戰”後改組為多家政府統計機構。私人研究組織（如20世紀20年代顯赫一時的美國產業協商委員會和國家經濟研究局）的資料收集體系對美國經濟趨勢的描述，逐漸被政府統計取代。而此前的政府統計主要侷限於 10年期普查中收集的部分資料。美國憲法要求開展的普查最開始主要限於對人口資料的估計，在幾十年後逐漸擴充套件到與經濟相關的問題。計算機以及後來的網際網路的普及極大地促進了美國詳細統計記錄的發展。 初次經歷 60年來，我參與經濟預測的職業生涯大體上與這項工作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興起時期重合。我曾經在1959年成為全國產業經濟學會的創始會員，並在1970年擔任主席。我還於1974年擔任產業經濟學家學會的主席。如果沒有加入美聯儲的話，我本來計劃於1987年出任紐約經濟俱樂部的主席。在早年的產業界經濟學家們嘗試宏觀經濟預測時，我們大多數人都更加關注對企業或行業的微觀預測。宏觀預測主要由學術界和政府負責。 宏觀預測我在宏觀經濟預測方面的最初經歷比較混亂，不具有太多啟發意義。隨著“二戰”的結束，信奉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研究者預計，由於軍事開支縮減，一個“成熟”的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的說法——將陷入長期停滯，可以與戰前的大蕭條歲月相比。[8]漢森的說法得到了廣泛支援，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也認為他的見解很有說服力。然而，當我讀到同樣有說服力的非學術界微觀經濟研究者——機械及同類產品研究所的喬治·特伯格（George Terborgh）——撰寫的小冊子時，初次接觸到了反方的懷疑。這本《成熟經濟的怪物》（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在戰爭一結束就出版了。事實證明，美國經濟在戰後確實維持了繁榮，但繁榮的原因可能位元伯格的論述更復雜，對漢森的觀點的否定也可能不像表面上那麼絕對。至於我本人從中獲得的教訓則是，在涉及宏觀經濟預測時，聰明人也可能犯大錯。 參加工作 1948年大學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加入受到高度尊敬的產業研究組織——今天的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我在1953年離開那裡，與威廉 ·湯森（William Townsend）這位比我年長41歲的華爾街資深人士共同組建了一家小型諮詢企業——湯森–格林斯潘公司（Townsend-Greenspan & Company），開始了5年的美好合作時光，直至他在1958年去世。我然後繼續前行，不知道未來的命運。最後我進入了預測行業，雖然不是做宏觀經濟預測，但我的預測經驗很快就擴大到產業層面。 我喜歡回顧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我希望對某些產業進行微觀層面的預測，再加入一些金融知識。我非常享受去研究那些區域性市場的運行細節，這是宏觀經濟模型無法做到的。早年，鋼鐵行業還是一種特殊行業，我全文閱讀了厚達800頁的鋼鐵產業“聖經”——《鋼鐵的製造、 定型和處理》（The Making, Shaping and Treating of Steel）。多年以後的1997年，我在美國鋼鐵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斷言，自己應該是從頭到尾讀過那本書的唯一一位美聯儲主席，對此沒有人提出質疑。 多年過去，湯森–格林斯潘公司的業務逐漸多元化，採用微觀模型來協助分析各種型別的市場，如石油、天然氣、煤炭、製藥和汽車等， 有些還涉及全球市場，但不包括高科技，那些行業的興盛還是後來的事情。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越來越成功地樹立起在微觀經濟分析方面的招牌，獲得了繁榮發展。 我們最終覆蓋的產業範圍之廣，不可避免地使我們越來越接近對宏觀發展形勢的預測。然而在把區域性市場分析中的分析技術擴充套件到全球範圍時，效果總是無法令人滿意。例如，我們曾推測，由於世界市場對石油產品的需求從歷史上看缺乏價格彈性（也就是說對價格變動不敏感），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1973~1974年的石油禁運造成的價格上漲局面將會延續多年。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隨著石油價格的提高，需求繼續下降，這表明石油的價格需求彈性要比我和其他很多人之前的估計要大得多。每單位實際GDP的石油消耗量意外地下降了，減輕了通貨膨脹壓力。我在這個預測上錯得相當離譜。 競爭對手我們在預測領域的競爭對手也在不時地犯重大錯誤。回頭來看，我們犯下的某些重大的共同差錯表明，大家對金融業日益加深的複雜性的理解還不足。即使是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經濟學家們也未能成為經濟或金融市場的傑出預言家。兩家號稱擁有尖端計算機輔助宏觀預測技術的機構——1969年成立的資料資源公司（DRI）和沃特森經濟計量預測協會 （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Associates）——也都有過預測失誤，但它們還是發展為極其成功的以計量技術為基礎的機構。 資料資源公司和沃特森經濟計量協會幾十年來依然處於宏觀經濟預測行業的最前線。資料資源公司的領導人奧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是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遜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沃特森經濟計量協會的學術背景甚至比其競爭對手更強：由沃頓商學院的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9]建立，從沃頓商學院的經濟研究機構中成長起來。這個研究機構在短短數年內獲得了美國企業的大量捐助，以至於需要更精確的組織結構來管理大量的新研究專案。資料資源公司持續發展，直到2001年最終與沃特森經濟計量協會合並。[10] 在這兩家機構持續發展的同時，湯森–格林斯潘公司和我們的微觀預測工作也在向前推進。 為福特總統工作的歲月[11] 1974年9月，我離開湯森–格林斯潘公司，成為傑拉爾德·福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同時也帶上了統計分析技術。很快，美國經濟陷入了困境。產業界獲得的新訂單不斷減少，產量開始快速下降，失業率向上躥升。經濟將走向衰退，或者說已經陷入衰退，這已不需要再討論。
1974年年底，零售額和住房建設依舊疲軟，我們所關注的許多最終需求專案也在下滑。到1974年聖誕節時，我們面臨重大的經濟政策考驗：我們正在經歷的到底是一次存貨型衰退（那意味著產業界需要清除多餘的存貨，產量和就業將出現急劇卻短暫的萎縮），還是由於最終需求的長期疲軟導致的嚴重得多的經濟衰退？這對福特總統來說是個非常急迫的議題，必須儘快給出答案，因為即將採取的經濟政策的型別要根據這個答案來確定。 對短期的存貨型衰退來說，最佳應對政策是在政治允許的範圍內盡量不干預，透過經濟自身的力量終止衰退。假如證據表明是最終需求下降，則需要考慮更為激進的政策措施。但問題在於，我當時感覺到手裡的經濟情報不足以對迅速衰退的經濟提供有效的監測。 各方的政治呼籲是毫不含糊的，其中以美國勞聯–產聯（AFLCIO）主席喬治·米尼（George Meany）的態度最為典型。他在1975年3 月舉證說：“美國目前正處於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經濟緊急狀態。當前形勢很嚇人，而且每天都有更多預兆。這不是另一次普通衰退，與‘二戰’之後的5次衰退沒有可比性。美國經濟已經遠遠超出了可以自我調整的範圍，必須採取大規模的政府行動。” 經濟顧問委員會起初甚至沒有月度國民生產總值資料作為政策指導，但是從1974年12月開始，我們開發出了相當於每週國民生產總值的指標。這個指標或許達不到商務部經濟分析局那麼嚴格的統計標準，但已經足以回答我們面臨的形勢是存貨型衰退還是最終需求型衰退或者二者兼有之類的問題，在實際操作中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幫助。 美國商務部後來放棄了統計每週的零售資料，但在那段時期提供的良好資料服務顯示，個人消費支出並沒有表現出下滑趨勢。經濟中的其他部門則必須透過更加間接的渠道來評估。產業交易資料加上建築許可和住房動工的最新資料，可以為我們提供每週的住房產業動態。廠房和裝置的調查預估、機械的月度訂單和發貨量、非住房建築的資訊以及
（稍有延遲的）裝置進口資料，可以構成資本投資的近似指標。從失業保險體系中，我們能獲得總工作小時數的近似指標，結合單位工時產值的估算（主要是靠合理推測），可以計算出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估值，然後再與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進行核對。 把以上所有統計指標結合起來，我們得到了有一定穩健性的結論， 即當時的存貨出清率（國民生產總值與最終需求之間的差額）從歷史標準來看非常大——我們到很久以後才最終確認這一結論符合事實。這個缺口反映的現實是，為了消化以前積累下來的庫存，產量必須下降到遠低於最終需求的水平。如果最終需求繼續保持穩定（在1975年年初的幾周時間裡確實如此），那場衰退的最低點很快就會到來，極可能出現有力的復甦。存貨的清理不可能一直持續，必然有減緩的時候，那時最終需求與產量的缺口將收縮。很快，每週失業保險資料和若干定性指標都清楚地顯示，最糟糕的時期即將結束。 到那個轉折點後我們可以總結說，進一步的擴張措施或許是不必要的，從長期來看反而可能具有破壞性。[12]同時，沒有必要繼續進行短期的緊急國民生產總值監控了，每週的國民生產總值報告的短暫歷史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13] 政治回顧那段時期，福特總統在1975年展示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氣：當傳統思維都支援採取更為激進的政策干預時，他只批准了非常有限的刺激措施。福特最終堅持了下來。羅納德·里根在1980~1982年對於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和美聯儲的緊縮貨幣政策也有過類似的支援，當時反對美聯儲的政治勢力非常強大。 在任何民主社會，總統、議員、中央銀行家和其他所有經濟政策制定者要想超越傳統思維都非常困難，這些傳統思維經常還會因為從眾行為而被強化。引領市場需要政府官員具備罕見的信念，因為走在市場前面必然意味著與市場中用真金白銀投資的參與者秉持相反的觀點。我的經驗表明，如果政策制定者選擇站在少數派一邊，在出現錯誤之後，他們會在政治上受到懲罰；如果選擇站在多數派一邊，在出現錯誤後則會被容忍，政治損失要輕微得多。福特總統和里根總統的政治勇氣比我當時的認識要大得多。 進入公共機構之後，我對於政治偏向的影響有了切身感受。政治家們容易採取這樣的立場：（1）政策效果很好，不需要改變政策立場 （這是種即使錯誤也總能被接受的樂觀假設）；（2）情況並不理想， 必須採取最激烈的反應，因為在情況繼續惡化時採取的措施力度不夠， 會被認為在政治上毫無作為。 在我看來，大多數非民選的公共政策制定者有能力抗拒這種政治偏向，但始終不可能完全不受影響。在1974年出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後，我曾經試圖讓自己絕緣。我告訴福特總統的辦公室主任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我不能讓顧問委員會主席繼續充當白宮的首席經濟發言人，因為我確信自己對總統的某些經濟政策（例如立刻消滅通貨膨脹）持有不同意見，因此不可能表示支援。在我的要求下，這個角色最後交還給了財政部部長。但讓我感到意外和高興的是， 福特總統後來採取的各項經濟政策，我幾乎都沒有強烈的不同意見。 回到私人企業福特的總統任期於1977年1月20日中午結束，我也是乘坐當天中午的航班返回紐約，下午兩點即回到位於湯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可以俯瞰紐約港的辦公室。我馬上又重操舊業，繼續追蹤和預測美國（後來還包括世界）經濟。實際上，我每天的活動與過去兩年半以來在華盛頓要做的事情沒有太大區別，唯一的創新是我花功夫構建了一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並首次創立了計算機輔助預測系統。湯森–格林斯潘公司依舊活躍在各產業的微觀預測業務中。之所以構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是由於我對整體經濟的執行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這也能給我們的產業分析工作帶來額外的幫助。 隨後，我加入了美孚石油、摩根大通、美國鋁業公司（Alcoa）、 通用食品、資本城–美國廣播公司（Capital Cities-ABC）以及美國自動資料處理公司（ADP）等多家公司的董事會，其中大多數都曾經是或者即將成為湯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客戶。在里根當選總統後，我被任命為他的外交情報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很多時間都在評估外國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尤其是蘇聯的資料。此外，在里根政府時代，我還擔任了多家總統下屬委員會的職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83年加入社會保障改革委員會（Social Security Reform Commission）。 在美聯儲我於1987年8月加入美聯儲，兩個月後就遭遇了股市大崩盤。1987 年10月19日，股市出現超過1/5的最大單日跌幅，造成市值的巨幅縮水。美聯儲相應地完全放鬆了貨幣供應。幾周過去，資本損失對經濟活動沒有產生明顯影響，這令我非常困惑。直到經歷過網際網路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之後，我才最終意識到，美國經濟之所以對1987年10月19 日的衝擊反應不大，原因在於當時遭受了巨大損失的股市投資者很少進行槓桿融資。[14] 成為美聯儲主席後，我很快認識到該組織內部有個核心群體，好比美國乃至全世界經濟學界最訓練有素的250位博士。在我的18年任期內，這個核心群體由邁克·普雷爾（Mike Prell）和戴維·斯托克頓 （David Stockton）擔任研究與統計部負責人，特德·杜魯門（Ted
Truman）和卡倫·約翰遜（Karen Johnson）擔任理事會的國際部負責人。在這個組織內部，我不愁找不到某個領域的專家。對國內經濟的預測由美聯儲的美國宏觀經濟模型直接或間接進行計算，當然對模型的運行結果有廣泛的修正，以反映那些沒有納入模型的影響因素。 雖然該模型也未能預見2008年的災難，但其歷史記錄功能卻強於大多數其他模型。 美聯儲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決定從法律上說不能被其他任何政府機構推翻，但人們很清楚，如果貨幣政策觸怒了國會或者總統，那麼美聯儲的獨立性有可能被他們透過立法來改變，從而削弱其政策效力。在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我收到過許多來自國會的要求放鬆貨幣政策的意見，卻從來沒有收到過一份要求收緊貨幣政策的呼籲。[15] 美聯儲在1991年8月變得非常警惕，參議員保羅·薩班斯（Paul Sarbanes）在當時提交議案，建議把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投票許可權制在理事手裡。這可能成為不可逆轉的長期放鬆貨幣政策的舉措，因為從我的經驗看，各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們確實比由總統任命並經參議院批准的理事們更傾向於“鷹派”立場。該提案最終未能得到足夠的支援票數。隨著經濟的擴張，在1991年中期到2008年這段較為輕鬆的歲月裡，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威脅下降到最低程度。 但正如我在本書引言中所述，美聯儲後來受到了更大的國會監督壓力。為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聯儲動用了很少啟用的《聯邦儲備法》賦予的無限制給任何人提供貸款的權力，無論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美聯儲在2008年3月借給摩根大通公司290億美元，以救助貝爾斯登公司。我把這次行動視為美聯儲長期以來充當美國財政部代理人的正常行為，並希望財政部能夠立刻用財政債券交換美聯儲對於摩根大通公司的債權。
在提出由財政部迅速接手中央銀行的債權的建議後，一位財政部高級官員告訴我，這可能需要政府向國會申請劃撥資金，這在政治上行不通。這是最令人遺憾的失敗，尤其是因為這樣的操作並不涉及實質問題，僅僅是財政記賬上的調整。這筆債權是登記為中央銀行的資產，還是財政部下屬機構的資產，對市場或者納稅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區別。財政部和美聯儲的負債都是可以互換的美國政府的主權債務。 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的獨立性一度面臨被嚴重削弱的風險。然而在那次事件中，國會對於美聯儲的反應一直保持沉默。美聯儲體系的基本架構和執行依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包括各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們的投票權。 [1] 參見：Willard Long Thorp, Business Annal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26。 [2] 該報首次發行於1827年。 [3] 《商業日報》的創始人之一是多才多藝的摩斯，他發明的電報（以及在1866年建成的跨大西洋電纜）動搖了早期的“帆船情報”的競爭優勢。通訊時間大幅精簡，從輪船跨越大西洋所需花費的10天時間縮短到短短幾分鐘。 [4] 1860年3月26日，《紐約先驅報》刊登了Central Overland California and Pike’s Peak Express公司的公報，提供8天送達的從紐約到舊金山的郵件服務：“小馬快遞的首趟送貨人將在 4月3日（星期二）下午5點離開密蘇里河，此後將每週定期出發，只負責送交信件。”紐約到密蘇里州的聖約瑟夫之間的頭一站傳送是透過電報進行的，再往西就沒有電報線路了。 [5] 1876年出現的電話和後來的無線電報及收音機增加了通訊的範圍和便利性，但對於通訊時間的進一步節約很有限。 [6] 1862年5月20日由林肯總統簽署的《宅地法》正式確立了任何美國公民（或有意向成為美國公民的人）都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聯邦土地上獲得160英畝的土地。到1934年，《宅地法》已經把全美10%的土地從政府轉移到私人手裡。 [7] 講講個人的經歷：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是我從紐約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家僱主。 [8] 參見：Alvin Hansen: 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1938)以及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W. W. Norton,1941)。 [9] 克萊因後來在198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對計算機輔助經濟計量模型做出的傑出貢獻。 [10] 合併之後形成了環球透視公司（Global Insight），後來又被IHS公司收購。
[11] 之後的很多內容引自《動盪的年代》（2007年版）。 [12] 福特政府也的確實施過一次性減稅，這可能不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強勁的推動力，但或許也不會造成什麼危害。 [13] 經濟顧問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的質量之高，總是令我印象深刻。這個顧問機構只有一位客戶：美國總統。伯頓·馬爾基爾（Burton Malkiel）是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並且負責該委員會的預測同美國財政部及總統預算管理辦公室的協調事務。這三個機構共同確定政府對經濟前景的官方立場，當然經濟顧問委員會有更大的話語權。馬爾基爾在1973年出版了暢銷書《漫步華爾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New York: W. W. Norton）]，2007年又出了修訂版。 [14] 參見：“Debt Matters” in Chapter 2, page 49。 [15] 有趣的是，美聯儲在危機後的某些季度又遭遇了指責其擴張政策力度不足的壓力，至少是與資產負債表擴張有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