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一號引擎的轟鳴聲漸漸消逝，聚集在北京機場的人們都把目光投向了機艙門，尼克松將從那個門裡面走出來。美國總統在1972年乍暖還寒的2月天來到北京，開始了他的“和平之旅”，尋求與這個美國在冷戰中的死對頭進行和解。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但是有一隊觀眾與眾不同，他們總統乘坐的那架波音707飛機的關心遠遠超過了對總統本人。他們是中國艱難起步的飛機制造工業中的最高層官員，被邀請來檢查駐在停機坪上的飛機。他們急不可耐。尼克松早一步走下舷梯與周恩來總理握手並坐進汽車，他們就能早一步登上這架光滑閃亮的飛機。 中國的航空工業在很多年裡面都處於極度落後的狀態，在早已過時的蘇聯技術上使用原始的機器製造搖搖晃晃的飛機。由於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技術轉移實行嚴格的限制，他們能得到就是這些。他們在這些年中唯一得到的一次突破就是1971年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飛機在中國西部墜毀。中國政府的工程師很小心的拆除了它。利用逆向工程技術，他們在設計上覆制了兩架飛機，中國人稱為運-10。唉，原始的製造技術，鬆懈的質量控制，再加上缺少先進的航空電子裝置，這架飛機就像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製造的俄國飛機一樣粗製濫造。 現在他們有機會檢查用錢買得到、用技術造得出的最好的商用客機。更何況這架飛機剛剛把美國總統載到中國。他使用的東西肯定都是最好的。中國航空工業的官員們被工藝和技術深深地震驚了。 飛機的內部空間非常舒適，但並不豪華。但是駕駛艙，那簡直讓人目瞪口呆！艙裡配備了一名飛行員能夠想得到的所有東西：無線電、導航裝置、以及能夠測量任何你能想象得到的引數的尺度表，所有這些東西都整齊有序的列在駕駛員、副駕駛員和飛行工程師的面前。機艙外面是光滑的機身和沒有一絲縫隙的整流罩，這些都說明了在製造過程中執行的嚴格的偏差和精準的加工。 尼克松的訪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多年的敵意被擱到了一邊，外交關係開始解凍，貿易關係得到了鼓勵。在幾周時間的訪問中，中國的高層領導在航空工程師的推薦下，定購了十架波音707客機，並承諾從相當緊張的國家外匯儲備中用美元支付。 概述最初十架飛機的訂單引發了一系列複雜的事件。它標誌著中國開始拼盡全力、堅持不懈地利用先進的西方技術修復和重振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基礎。它也觸發了世界飛機制造企業為爭奪這個巨大的潛在市場的商業競爭。緊跟它們的是來中國尋找新的利潤來源的世界頂級的衛星製造企業和航天公司，這個市場的增長是如此之快，在這裡的成功和失敗將決定著公司的未來。在中國竭力建立現代化的航空航天工業時，美國和歐洲公司即希望提供幫助，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在佔領中國市場的競爭中，冷戰時期的技術出口控制協定瓦解了。中國對獲得先進技術的競賽引發了美國政府內部的政治衝突，一方是想要嚴格限制中國的購買範圍，另一方則支援在高科技領域擴大與中國的交易和合作，這即是政治上的、也是商業上的戰略。很多公司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 這個故事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的是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竭盡全力挽救其商用客機業務，它在中國組裝飛機，同時還要盡力滿足中美兩國政府往往相互矛盾的要求。第二部分講的是休斯公司、勞拉公司和其它美國衛星製造商怎麼落入第二十二條軍規的陷阱。由於美國政府限制在本土發射衛星，他們被迫在中國發射衛星。當中國的火箭發射失敗，他們的衛星在發射平臺上爆炸，這些美國公司感到有義務向中國提供技術協助，同時也不得不面臨被華盛頓指控為向潛在敵人提供援助的風險。 麥道公司的失敗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公司忽視了商業中的基本常識，未能趕上中國持續和快速
73 的變化步伐。相比之下，衛星公司在商業和政治上都做了正確的事，但是在華盛頓卻遭到了猛烈的抨擊，因為保守的共和黨需要一件武器來攻擊克林頓政府。 今天的美國政府正在重蹈麥道公司的覆轍，無法跟上中國持續而快速的變化。很多美國政客和政策制訂者並沒有意識到全球技術領域中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如飢似渴的中國市場現在可以決定哪家公司能在全球取得勝利。冷戰已經讓位給商業競爭，但在華盛頓並不是每個人都明白這點。 中國專家張鎮中收到了一份邀請，參加由道格拉斯航空公司總裁John Brizendine在加州長灘召集的會議，他對此頗感訝異。張先生是一名三十六歲的工程師，在麥道公司的聖路易斯總部工作。他知道 Brizendine剛去了中國，為麥道商用客機尋找市場機會。自然，他出生在中國，在公司上下也被當作一名神童看待，但是他還在孩童時代就離開了公司，他的聲譽也大部分是由於他在深奧的軍用勘測技術領域中做出了一些重要的革新，這和商用航空根本不搭界。 Brizendine很激動。他告訴自己的經理團隊，中國問起麥道公司是否有興趣在中國建廠，每年生產一百二十五架商用客機。這比長灘工廠的產能還要大！類似這樣的交易將徹底扭轉麥道公司的命運。而公司的命運正急需一次逆轉。二戰結束後不久，道格拉斯生產的飛機佔到了美國和歐洲近百分之九十的客機市場。但是在Brizendine從中國回來的那年，道格拉斯的市場份額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麥克唐納飛機公司於1939年由James Smith “Mac” McDonnell成立，公司製造軍用飛機，並於1967年收購了道格拉斯公司進入商用飛機市場。在麥克唐納聖路易斯總部工作的中西部美國人從來沒有喜歡過管理道格拉斯的加州人。他們認為道格拉斯的經理人生活太優越，管理太鬆散。 Brizendine對聖路易斯的疏忽深惡痛絕。他已決心要解除經理們的束縛，給道格拉斯公司注入新的活力。 經理當中和Brizendine一樣興奮的人寥寥無幾。他們頂多是被激起了興趣，但依然充滿擔心。尼克松乘坐波音707前往中國的破冰之旅立刻就讓波音公司成了中國商用客機市場中的首選供應商和市場領先者。在中國成立合資公司也許可以突破波音對這塊市場的封鎖。在所有的懷疑聲中，有一個聲音充滿了熱情。中國有充足的科學和工程人才，張鎮中告訴其他經理，它的飛機制造工業遠未成熟。他說合資公司的想法非常有前途，但同時警告大家不要過於樂觀。“我們每年能造十架飛機就運氣很好了。”他預測道。 這對Brizendine來說已經夠好了。張鎮中很快就成為公司的中國專家。他在六歲時離開中國， 當時他的國民黨父親在上海擔任警察，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隨家人逃到了香港。現在的張鎮中英俊自信，能說會道，儼然一副年輕的中國大使或管理人員的氣勢。如果他在麥道公司的同事認為他是一名中國專家，那他就是一名中國專家。 麥道公司發給中國的建議主要是一份關於麥道如何生產飛機的大概介紹。它建議一家中國的合作製造工廠可以先從組裝成套配件開始，所有配件都從長灘直接發貨。起草這份建議的小組知道他們必須關心兩個現實：中國必須承諾購買足夠數量的飛機才能實現經濟效益，麥道公司必須準備好向中國授權大量的技術。 這份建議書很快就消失在中國政府官僚主義的迷宮之中。在兩年的杳無音訊之後，中國發來了一份傳真，要求開始對話。突然之間一切都忙亂起來。鄧小平總理於1979年開闢性地來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標誌著中美兩國恢復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各種想法在兩邊來回交流。中國剛剛定購了三架波音 747客機，鄧小平要求參觀747客機在西雅圖龐大的生產線。這對張鎮中來說彷彿五雷轟頂。波音公司在中國市場中的根基更深了。 在鄧小平訪美后，中國派出了一個由三十名官員和工業幹部組成的代表團，對美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尋找商業機會並考察美國的資本主義。張鎮中巧妙地把自己安排成了第二次訪問的協調
74 人，詳細地安排了國務院、商務部、聯邦調查局和華人組織之間的各項事宜。中國代表團原來天真的計劃讓麥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相互競爭，然後拿著一份合作製造飛機的意向書回國。他們沒有意識到美國公司在此類複雜交易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因此他們兩手空空的回國了。但是，他們也得到了張鎮中的保證，麥道公司非常想要成為合作方。 張鎮中相信中國有著巨大的機會，他親自來到這裡推動事情進展。他受到了熱情的接待。當時大部分中國，尤其是軍事基地和工廠，依然不對外國人開放。但是張鎮中得以訪問十幾個軍事工廠。這些工廠都一摸一樣，有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工業風格的不中用的模具。在由衛兵把守的高牆之後，張鎮中看到毫無規劃可言的廠區中散佈著學校、醫院、工人家屬樓，還有幾十座高大的廢棄建築物，裡面是落滿塵土的加工車間和飛機組裝線。 在張鎮中訪問這些工廠期間，他很高興地發現有大批說英語的工程師，1949年前，這些人都曾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哈佛和其它頂尖學校受過教育。他們對製造現代化飛機的前景都激動不已。在中國高層官員中間，張鎮中還成為了一名受人歡迎的有關美國體制的教導員。在經常開到深夜的討論會上，張鎮中坐在掛著毛澤東照片的會議室裡向高階將領們解釋五角大樓是怎麼和美國國防部的承包商合作的，或者回答高階政治領導人關於美國人家庭生活細節的問題。他的收入是多少？怎麼交稅？花在食品、醫療和其它必需品上的開支是多少？官員們做了大量的筆記。這一切令他們歎為觀止。數十年來的反美宣傳讓他們相信在美國，政府控制著一切。張鎮中不僅僅成為了一名中國專家， 他還在中國精英階層中成為了一名受信任的自己人。 張鎮中回到了長灘，他報告說他找到了一家可以合作的企業，即國有上海航空工業總公司 （SAIC），這家公司在距離上海二十英里郊外的二戰時期的飛機場裡有一間飛機工廠。工廠沒有什麼與航空有關的事情可作。工廠四千名工人中很多人在製造公共汽車的鋁製外殼。張鎮中建議道格拉斯公司從小做起，先讓對方承包製造MD-80飛機的起落架艙門，測試一下中國工人的能力。麥道公司的律師起草的這份價值一百萬美元的合同書足有五百頁之厚，中國人對此迷惑不解、憂心忡忡。上海工廠的廠長在簽署合同的時候無助地看著張鎮中，他說：“我簽字是因為我信任你。”1979年底，張鎮中被提拔為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亞太區總裁，在北京飯店設立了中國事務所，有兩間房。但是他並沒有移居中國，而是選擇了往來於加州和北京兩地之間。 敲實鉚釘雙方關於更大規模的合作製造專案的正式談判始於1979年，談判持續了六年之久。麥道公司的董事們非常擔心在中國做生意的風險。而且，波音正在向中國銷售越來越多的飛機，而他們在那裡並沒有製造工廠。為了讓董事們放心，張鎮中告訴他們透過在中國製造部件，預計中國將幫助麥道公司削減成本。他還說服中國人購買了五架在長灘製造的MD-82客機以表誠意，這也能讓中國的航空公司有機會習慣麥道客機。最初每年製造125架飛機的夢想最後縮減成了1985年的一份合同，由上海航空工業總公司（SAIC）和麥道公司在上海合作生產二十五架MD-82飛機，它將與波音公司風頭正健的737 飛機直接競爭。SAIC有權再增加二十五架。麥道將授權SAIC組裝MD-82的成套配件。飛機將和所有其它MD-82一樣在長灘的同樣的生產線上生產。但是在它們到達總裝區域前，飛機的前端、機身、機翼和其它主要部件將裝箱運往上海進行總裝。 雖然說事實遠未達到幾年前想象的情況，這份價值十億美元的協議是當時美國和中國公司之間最大的一筆商業買賣。它建立了一種模式，中國在此後的數十年中一直都遵循這個模式，即：為了換取市場，外國公司轉移技術，並製造把一些部件的製造放在中國。張鎮中立刻成為了名人。財富雜誌稱他為“十億美元的男人”。 上海的工廠就是一片廢墟。最早它是用來生產一種簡單的噴氣教練機的，現在基本上都被閒置在那裡。荒廢的廠房，堆滿汙垢的地面，這塊有十個足球場大的地方必須進行重新改造才能容納麥道的高科技組裝線。幾個月後，工廠變成了長灘的翻版，從編號工具到安全標語一應俱全。在專案開始後
75 不到兩年時間中，第一架合作生產的MD-82飛機獲得了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合格證書。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這都是一次壯舉。中國工程師和生產工人學習得非常快。在中方的迫使下，麥道進一步傳播其技術，和其它中國飛機製造廠簽訂了生產一些MD-82飛機部件的合同。 中方管理人員逐步佔據了生產流程中的重要崗位。他們非常好的適應了美國“全面質量管理”的製造技術，這是一套非常苛刻體系，包括了量化評估、問題解決和持續的質量改善。但是製造成套配件的成本很高，因為它在包裝和運輸中需要額外的環節。事實上，在長灘生產一架MD-82飛機的成本和生產一套配件並運到上海的成本是一樣的。為了讓上海公司放心長灘不會搶他們的生意，麥道同意不在中國銷售長灘完工的MD-82飛機。事實上，它以不合理的溢價向上海工廠出售成套配件。由於上海這邊的手上握著一份鐵板釘釘的協議，規定中國民航總局將購買工廠生產出來的第一批二十五架飛機，因此上海也自己加了價。張鎮中並不擔心民航總局購買MD-82飛機的成本。畢竟，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合作製造協議的全部目的是為了改進中國的飛機工業，而不是提供一些便宜的飛機。 削減成本，討好客戶到八十年代後期，發生在中國航空界的變化和中國廢除由前蘇聯規劃的工業部門一樣迅速。早先與張鎮中籤訂MD-80客機交易的獨家政府機構被分成了眾多部門，責任也隨之分散。一個結果就是地方和省政府成立了大批新的航空公司。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廈門市於1984年成立了廈門航空。遠在西北內陸，新疆航空公司於1985年成立。上海南邊的浙江省也在1986年急不可待地成立了浙江航空。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國有十一家分立的航空公司，都由政府所有，但是均為獨立的財務核算單位。 波音對這些地方航空公司大為討好。事實上，如果沒有波音公司，很多地方航空根本就無法成立。波音慷慨地向飛行員、飛行工程師、技師和地勤人員提供培訓計劃，它還投入大量資金在中國建造零部件倉庫和飛行模擬器，所有這些正是航空公司得以起飛的基礎。波音還要親航空公司的領導們出國去波音在西雅圖的總部購買飛機——這些人都是當地政府的官員，大多數人連在中國國內都很少旅遊，更不用說出國了。銷售訪問還包括中途在夏威夷和其它旅遊熱點做長時間的逗留。到1989年底，波音向中國航空公司總共賣出了十架707，三十四架737，三十三架757，十架767和三架747。同樣在這段時間中，麥道在上海生產了大約十二架MD-82。 張鎮中對這些航空公司視若無睹，他對自己在中國領導層中的靠山的力量相當自信。最早的合同要求民航總局購買飛機，因此民航總局一直在努力，它試圖強迫國內航空公司購買MD-82。但大家都在抵制。如果飛機是在中國製造的，那麼顯然它要比美國製造的波音飛機要次一等。價格也是一個問題。由於麥道公司對上海廠超額收費，而上海廠對民航總局又加了價，在上海生產的MD-82比相當的波音737還要貴數百萬美元。而且麥道公司能夠提供的最好的銷售訪問也不過是去上海，而波音公司能請客戶出國。 雖然銷售疲軟，張鎮中依然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在上海組裝的MD-82飛機和長灘生產的飛機一樣結實可靠。張鎮中認為一旦其它航空公司認識到這點，他們就不會那麼不願意購買了。同時，他還致力於麥道利用其中國合作伙伴削減公司成本。他的目標是聘用低成本的中國工程和製造人才來降低道格拉斯公司的生產成本。畢竟，這是當年最終說服麥道公司董事會接受這項計劃的根本理由。 1987年，中國要求波音、麥道和正在快速發展的空中客車工業公司提交一份方案，與中方合作生產一種專為國內航班設計、將旅客運送到主要城市的航空樞紐的中程客機。計劃的第一階段要建造150 架名為“幹線客機”（Trunkliner）的飛機，價值四十五億美元。中方的目標是這種幹線客機的機身部分有75%在中國生產。這項計劃和張鎮中將道格拉斯大部分全球配件生產移到中國以降低成本的長遠目標不謀而合。這很自然就成為了現有的合作生產專案的第二階段。這次，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將幫助合資公司生產的飛機與進口的波音飛機爭奪市場。張鎮中使勁全力要贏得幹線客機的合作機會。 但是，一夜之間，美中關係的蜜月期被天安門大屠殺中斷了。美國人腦海中憨態可掬的中國大熊貓變成了腐敗邪惡、從不尊重人權的共產黨獨裁者。老布什總統凍結了所有與中國的軍事技術轉移、
76 武器銷售和軍隊之間的聯絡。一直以來都擔心中國成為未來威脅的軍方官員突然有了大張旗鼓的機會。國會要求任何流入中國的先進科技都必須經過嚴格審查，以確保它不會被中國“雙重利用”於提高其軍事力量。 在中國人民屈服於鎮壓、而國家領導人又在馬克思和開放市場之間猶豫不決之際，麥道公司也在商用客機領域之中舉步為艱。這家公司在全球市場中已經落到了老三的位置，排在波音和空客之後， 負債四十八億美元，剛剛裁員一萬七千人。相反，波音公司剛剛向白宮交付了一架改裝後的747-200 客機，以替換當年把尼克松送到中國的707客機。1990年，中國與波音簽訂了公司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客機訂單，共計九十億美元購買三十六架飛機，此外中方有權再購買三十六架。為了贏得這筆訂單， 波音同意將貨艙門和其它非核心部件放到中國生產。 即便如此，中國在1991年還是選擇了麥道公司進行幹線客機專案的談判。就在幾個月後，鄧小平這位雖已退休但依然在黨內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北京公開責備其接班人放棄了經濟改革的道路，他重新點燃了改革的火把。中國回到了正路上。1992年3月，麥道與中國國家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CATIC） 簽訂了一份初步協定，合作生產四十架改進後的MD-82飛機，即MD-90。MD-90飛機是到MD-95的過渡性機型，後者是能搭載一百名乘客的更小型飛機，在幹線客機的計劃中，中國將在麥道的技術支援下自行生產這種飛機。與此同時，中國剛剛得到了第一百架波音飛機。 幹線客機是一項極其複雜的專案，它要求對中國現有的航空工業進行大規模的技術和製造升級。 它將利用四家中國工廠的產能，其中有一些已經開始為波音或MD-82生產配件。1993年，在MD-90 的生產工作還在準備階段，張鎮中接到了休斯電子公司CEO麥克阿姆斯特朗的電話。阿姆斯特朗透過媒體的報道知道了張鎮中在中國的成功，他希望請張去領導休斯電子國際公司，負責在日本發展 DIRECTV業務並在亞洲建立衛星業務。巧合的是，張鎮中剛剛完成了一項麥道公司戰略研究，研究表明公司的商用客機業務前途不佳。他接受了阿姆斯特朗的邀請。 大個子希特張鎮中的離開讓幹線客機專案落到了鮑勃希特的肩上，他是一名專注的道格拉斯生產經理。希特於1982年加入麥道公司，在生產管理的崗位上一步步地升上來，最終在張鎮中負責的中國合作生產專案中擔任美國業務經理。一開始他監督為上海生產MD-82的成套配件，但是很快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中國，負責幹線客機專案的生產、物流和組裝等環節。 張鎮中走之後，希特所面臨的工作令人望而卻步。他的任務是在幾家鏽跡斑斑的中國工廠裡生產完美的零部件，這些工廠的領導都是剛脫離了軍隊的優柔寡斷的官僚分子。他必須教會這些人像芭蕾舞一般精緻的有關零部件交付和系統整合的工作，而對他們來說，協同合作根本就是外星概念。這些人以前從上級那裡接受命令然後再傳達給下級。要和另外一家工廠的平級廠長進行合作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比如說，最大、最先進的西安廠的廠長怎麼可能會去傾聽一名傲慢自大的上海人的要求？ 但是鮑勃希特正有著承擔這項工作的秉賦和氣質。而且，他熱愛中國，中國人也熱愛他。他身高六尺四（譯者注：約合一米九三），帶著厚厚的眼睛，挺著個大肚子，站在中國同事中顯得鶴立雞群。但是他的特點深受中國人的喜愛：嗜煙如命，嘴裡總是冒出不太文雅的口頭語，在延續到深夜的酒宴上和任何膽敢挑戰他的人大杯大杯的對拼啤酒和茅臺。他是一名真正的領袖，有著其中國夥伴所渴望的真正的知識。當他乘坐小車或公共汽車在鄉間行進，離開或前往偏僻的飛機製造廠的路上，他總是能被中國的形形色色所吸引。當看到一個人搖搖晃晃地騎著腳踏車，車把上架著一頭活豬，後座上綁著十幾只嘰喳亂叫的雞，希特會爆笑不已。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在中國的每一天，你都能看到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 希特研讀過《中國人的談判技巧》一書，這本書由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學家和政治心理學家盧西恩派伊專為美國軍方所寫，書中研究了中國官員的行為模式和談判技巧。希特在和中國經理或政府官員談判期間，對他所觀察到的行為一一對號入座，樂此不彼。一次酒宴進行得非常晚，在經過數十輪
77 的茅臺攻勢後，一名中方人員可能會要求希特多透露一點細節。 “啊哈，這是對疲勞戰術的靈活應用。”他會這麼宣佈。 中方談判人員可能會透過吹捧，希望希特能夠透露一些他們需要的技術資料。 “嗯，這看上去像是‘連哄帶騙’的花招。” 而當中國人終於開始慷慨激昂地講述中國的問題而且將它們歸罪於西方人時，希特會暗笑道： “哦，別又是帝國主義罪惡的那一套。” 永無止境的宴會是中國商業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它也成為了希特的歡樂之源。很多中國航空工業的管理人員都能說英語，希特總是給他們講各種各樣的故事和笑話逗他們樂，期間少不了他的口頭語。他總是願意嘗試吃各種各樣的東西，所以中國人把越來越稀奇古怪的食物放在他面前。他最喜歡的一道菜叫“驚奇湯”。第一次吃的時候，希特掀開湯碗上的銀質蓋子，說道：“操！起落架忘放下了。驚奇湯裡有隻鳥！” 一名中國同事哈哈大笑道：“不，那還算不上驚奇。真正驚奇的是這隻鳥肚子裡還有一顆棗和一顆花生。” 希特就喜愛這些東西。 第五家工廠麥道在幹線客機協議中的直接中方合作伙伴是中國國家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CATIC），它是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的進出口部門。CATIC將幫助麥道協調在四家工廠在幹線客機專案中的工作。當四家工廠已經全部到位準備生產幹線客機後，CATIC開始在市場中尋找裝置。碰巧麥道公司在其它地方辦砸了一件事，但對CATIC來說卻成了好事。在削減成本的過程中，麥道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收購了一家舊的Rockwell工廠，但是後來又覺得不需要了，因此宣佈準備將其關閉。工廠內巨大的拉伸機、衝壓機和加工、壓軋車床都將配拍賣出售，能賣多少算多少。大部分機械裝置都是六十年代製造的，即便是最新的也有十多年曆史了。 CATIC很快就聽到了裝置出售的風聲。中國人對討價還價極其精通，這正是一次討價的絕好機會。 1993年9月，中方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前往哥倫布市檢查機器，結果遭到了當地工人的侮辱，因為這些人知道他們很快就會失去工作了。有些工人甚至向代表團投擲螺栓，其它人則努力擋住代表團員的攝像機鏡頭。中國人決定購買裝置，但是交易談判持續了半年，因為中方力爭取得最優惠的價格。 1994年2月，CATIC同意以五百四十萬美元的價格一攬子買下了278項裝置，包括大到能將一架飛機的機翼衝壓成書桌的金屬衝壓機，手持工具，甚至裝廢品的筐。中方必須在7月5日前將所有商品裝箱上船，清空工廠。麥道原本希望CATIC在購買了這些裝置後，關閉工廠的工作會更簡單一些，但是他們低估了機械產品銷售出口方面的相關法規的複雜性。美國商務部在簽發出口許可證前需要了解大量的情況。 許可證還只是美國政府部門為了控制技術在全球的擴散而實施的漫長而煩人的工作中的一部分。 在冷戰高峰期，出口限制極其苛刻，美國、歐洲和其它非共產主義聯盟相互配合防止先進技術和武器流入蘇聯陣營和中國。但是隨著矽晶片、超級計算機和衛星的出現，技術變得越來越複雜。美國公司抱怨說出口限制損害了他們的對外銷售。在尼克松訪問中國之後，美國放鬆了對該國的技術和武器出口控制。到1987年，美國軍方允許出口導火索和雷管組裝線、反炮兵雷達和反潛魚雷。Grumman公司甚至贏得了一份五億五千萬美元的合同，對中國仿製蘇聯米格的戰鬥機上的電子裝置進行升級。 TAMDTS改變了一切。即使中國在九十年代重新加強經濟建設，美國軍方在技術出口方面與美國商務部幹上了。商務部官員認為國防部的傢伙都患了妄想症；而國防部的傢伙們則認為商務部幼稚可笑，過於關心企業利益。1994年，歐洲和日本公司開始向任何買家銷售任何對方想要的技術和裝置——除了武器。而美國公司依然受到對華技術出口政策的嚴格限制。 希特讓約翰布朗斯負責拿到出口許可證，後者是一名在臺灣長大的能說漢語的美國人。布朗斯
78 三十歲，精明而又謙遜，前額掛著一縷頭髮，臉上總帶著一絲壞笑。他對中國的興趣和希特一樣強烈。1986年，他還是麥道公司中國銷售團隊中的一名實習人員，後來一路提拔最終成為了希特在中國合作製造專案中的得力干將。 布朗斯和希特不停地要求CATIC提供美國政府想要的詳細資訊。最敏感的裝置是六臺大型五軸機床，這些機床可以進行非常複雜的同步動作：除了典型的水平、橫向和縱向運動，還能圍繞兩條相互垂直的軸旋轉。這些計算機控制的五軸機床可以用於生產許多複雜產品，包括潛艇上的大型推進器， 它們可以在水下幾乎無聲地轉動。一點不奇怪，五角大樓一般都會反對向中國出口這類加工裝置。 CATIC向美國人保證說馬上就會提供資訊，但是它也轉達了另一個決定。由於害怕失去運營一家中國工廠能帶來的發財和回扣機會，CATIC官員決定將最複雜的裝置留給自己，這將是第五家工廠，它生產最複雜的配件然後分銷給其它四家工廠。 希特很贊同這個想法。這會比四家工廠都複製相同的產能要更高效。但是他也擔心改變計劃會延長出口許可證的申請過程，因為現在有些裝置的運送目的地和當初定的不一樣了。他提醒CATIC說在裝置獲得許可證並出口到中國之前，所有的倉庫保管費用都是由中方承擔的。CATIC突然醒過味來，立刻就把所有必需的資訊都傳真了過來。 1994年5月，麥道公司為三十二件裝置填寫了二十四份出口許可證申請。美國政府內部的爭論把申請又向後拖延了幾個月。最終，商務部透過在許可證上附加條款的做法取得了大家的一致，這其中包括了一條尤其麻煩的要求：麥道公司必須每個季度向美國政府彙報這些裝置的所在地點以及它們的使用情況。CATIC立刻就停止了討價還價。與此同時，中國的航空工業從歐洲和日本進口了二十四臺最先進的計算機控制五軸加工車床。 1995年3月24日，布朗斯開始對CATIC購買的裝置進行第一次政府委託的季度檢查。他給裝置包裝箱的號碼拍照，在自己的清單上一項一項核對，但是有六臺機器找不著了。他問CATIC的陪同這些裝置在哪裡，對方避開他的目光，咕噥道：“不太清楚。”這句話從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太清楚，但是它的真實含義是“我不能告訴你。”布朗斯得和他們的老闆談談了。 布朗斯勃然大怒。為了申請許可證，他花了四個月向CATIC的官員催要資料並把這些資料彙總編集。他親自領著他們完成了整個過程，處理那些往往模糊含混、遞交不及時的資訊。從他加入麥道中國業務的那一天起，他的腦子裡就堅信美國政府的所有法律和許可證都必須得到嚴格的遵守。布朗斯第二天就衝進了CATIC在北京的辦公室當面質問專案經理。對方一直在迴避他的問題，他越來越生氣。 起先，他們也都咕噥著“不太清楚”。但是布朗斯絕不妥協。公司誠信命懸一線。他就是要找到這些失蹤的裝置。突然，中國人發現這些裝置被運往了南昌，一座位於中國東南的城市。 “我們沒有倉庫了，所以把它們運到南昌去了。”一名CATIC官員說道。 狗屁，布朗斯想，這其中一定有問題。把他真正惹毛的是這些中國人對所有這一切滿不在乎的態度。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對待出口許可證上的條款。在中國，獲得許可證和批准的藝術就在於告訴政府它想聽到的一切，而在獲得允許後就可以為所欲為。在中國，你總是可以繞著體制走。真是一團糟， 布朗斯想。 布朗斯和希特對出口許可證條款的公然違反深感焦慮，他們立刻把這個問題向麥道出口控制辦公室做了彙報。麥道公司於4月4日致信美國商務部，通知對方有六臺機床在麥道公司不知道的情況下被運到了南昌飛機製造廠。 希特和布朗斯直到8月份才獲得中國政府的批准前往南昌。在那裡他們看到了另外一座毫無規劃、 荒廢破舊的中國工廠。五臺裝置依然在包裝中，但是第六臺，一臺有十年曆史的拉伸衝壓機已經被拆除了包裝，正在安裝。巨大的金屬彎曲裝置太大了，以至於中國人必須打掉舊工廠的一面磚牆才能把裝置運進去。安裝過程並不順利。在俄亥俄拆解機器的中國工人小心翼翼地做了記錄和圖紙，並把每個部分和零件都做了標號，方便回國後的重新組裝。但是他們把這些紙質檔案和機床都打了同樣的箱子裡。在運輸過程中，水浸入了這些箱子，所有細緻入微的記錄都成了黏糊糊的紙漿。看著這臺安裝
79 了一半的裝置，希特和布朗斯只能苦笑。 “有誰能把這個和高科技聯絡在一起？”布朗斯問道。 中國人沒有笑。他們購買這些裝置是要建立自己的飛機制造工業，而他們收到的是一堆垃圾。南昌廠的廠長在9月份寫了一封信給希特，向他道歉違反了美國的法規，但是他也表達自己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對二手裝置都有如此嚴格的規定。他們從歐洲買過遠比這先進的裝置，但是從不需要什麼許可證。 希特和布朗斯推測CATIC和其它四家工廠的官僚人員們也陷入了在中國政府所有的公司中常見的內部派系鬥爭和草率的商業規劃之中。CATIC迫不及待地想要獲取鉅額利潤，因此它對由它進口再向四家工廠出售的產品加了大價，但是工廠經理們拒絕了。他們想要的是一流的裝置，而不是美國人的二手貨。同時，CATIC計劃的第五家工廠一直都沒能實現。這批機床砸在CATIC手裡了。 希特和布朗斯一直都沒有真正搞清楚這些機床怎麼跑到南昌廠去的。但他們最後也鬆了口氣，因為這件事看上去並不是非常嚴重。商務部顯然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商業詭計，而並非麥道公司對國家安全法規的嚴重侵害。麥道公司最後強迫CATIC把那臺金屬衝壓機重新裝箱，並與其它機床一起運到上海的幹線客機工廠。1996年2月，商務部修改了出口許可證，麥道公司可以在上海使用這些裝置。但是麥道公司的工程師認為這些機器已經過時，無法使用。在離開哥倫布市的十幾個月後，這些裝置在它們的箱子裡慢慢生鏽。 火箭科學當鮑勃希特和約翰布朗斯在為機床問題焦頭爛額時，張鎮中在休斯也遇到了他自己的技術難題， 這些問題其實早在他加入公司之前就開始了。1992年12月，一枚中國的長征運載火箭搭載著休斯公司生產的Optus B2衛星在中國西部內陸西昌發射中心發射，火箭升空48秒之後爆炸。 休斯把目光轉向中國是因為沒有其它途徑發射公司生產的衛星。為了支援超級昂貴的太空梭計劃，美國政府決定淘汰一次性的火箭而改用太空梭運載衛星和其它貨物上天。但是後來挑戰者號在 1986年爆炸了。就在對衛星的需求隨著數字時代衛星電視、電信和全球資料傳播的進步而飛速增長的時候，NASA下令禁止使用太空梭運載商用貨物。美國在全球商用衛星市場中的份額將近百分之九十，但是如果休斯、勞拉和洛克西德馬丁公司不能把它們的鳥放上天空，它們的生意就得完蛋。俄國還有一些發射能力，但是美國政府不會允許美國衛星在蘇聯上天的。歐洲的發射服務商阿麗亞納空間公司也沒有多餘的發射能力。但中國有足夠的火箭，也在尋求更多的商機。 衛星發射和其它複雜的技術一樣，都受到了美國妄想症的迫害。TAMDTS後，國會禁止由中國火箭運載美國衛星，除非總統簽署一份“國家利益”豁免書。在後來幾年中，豁免書或簽發或扣留，取決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政治關係狀況。 休斯公司對Optus B2衛星的發射失敗進行了調查，發現問題是用來保護衛星的火箭頭錐體在設計上有缺陷。它裂開了。這一發現導致了很多問題。中方官員拒絕承擔任何責任。他們可不能讓共產黨領導認為他們建造的火箭都是次品。錢也是個問題。中國為火箭購買了保險，休斯公司為衛星購買了保險。火箭和衛星各值一億美元左右，保險公司不希望自己的客戶遭到追究。此外，還有更多的衛星在等待著發射日期，中國想要保住自己的搖錢樹。 在經過反反覆覆的相互指責後，休斯公司最終同意簽署一份備忘錄，宣告“發射媒介或整流罩並沒有設計或製造或整合方面的缺陷……”。這份挽回面子的檔案一經簽署，中方火箭發射公司——長城工業公司就立刻開始修理前端整流罩，他們按照休斯公司的建議採用了強度更高的鉚釘。負責監督整個調查的美國空軍上校書面批准將休斯公司的事故調查分析報告經過簡化和刪節後移交給中方。1994 年8月，休斯Optus B3衛星在中國發射成功。 但是成功很短暫。1995年1月，一枚搭載著休斯公司亞太2號衛星的中國長征火箭在升空後五十秒爆炸。監測儀器表明問題再次出在火箭頭錐體上。長城公司並沒有完全按照休斯公司的建議對方案
80 進行全面的修改。這一次，中國人再次拒絕了休斯的結論。長城公司竭力想要掩蓋長征火箭的任何瑕疵，他們害怕保險公司可能不願意為將來的發射承保。最後，雙方把事故歸咎於風引起的切變。發射當天的確有很大的風，休斯公司的工程師也願意擔保如果天氣溫和的話火箭頭錐體不會有問題。中方還把原因部分歸咎於火箭和衛星的連結處，這樣兩邊都承擔責任。 1995年7月，中方和休斯衛星的官員聯合釋出了一份新聞宣告，指出“兩個可能的原因導致了失敗。”休斯說大風影響了火箭頭錐體，中方則說在火箭和衛星的連結處有問題。在獲得商業部的批准後，休斯公司將其自己的調查報告轉交給了中國火箭製造商，那份報告指出問題處在頭錐體上。 在妥協的那幾個月中，一枚長征火箭搭載著一顆勞拉太空系統公司的衛星升空，在發射時火箭倒翻了下來。它橫著飛向了附近的一個山坡，落在了一個村子裡，有上百名農民死亡或受傷。保險界炸開了鍋。政治妥協和要面子的解釋都不起作用了。如果勞拉和長城公司不能查明原因並修理妥當，保險公司不僅會拒絕賠償，它們以後也不會再為中國發射火箭承保。中方很快解釋說他們的調查發現在導航系統中有一根電線斷了，因此導致發射失敗，但是保險公司並不買賬。他們需要一次獨立的調查。長城請休斯和勞拉共同領導調查工作。調查小組的報告指出電子飛行控制系統中的缺陷導致了火箭墜毀。委員會向中國火箭發射方提出了大致的建議，包括改進設計，質量控制，以及發射安全流程。計劃在六月份與長城公司開會討論這些建議的細節。 政治問題突然之間，休斯和勞拉公司發現自己陷入了五角大樓和國務院針對商務部的激烈的官僚鬥爭中。 這場戰爭早在三年前就開始了，當時克林頓總統將國務院對一些商用衛星出口控制的管理許可權轉交給商務部。後來他又將所有衛星的出口權都給了商務部。國務院手裡剩下的就只有對外國政府提供火箭和衛星技術支援的出口控制權。這項決定做出後不到兩個月，在臺灣首次總統大選的前夜，中國向臺灣外海試射了東風-15型[1]導彈。這是在旗幟鮮明地警告臺灣誰才是老闆。中國的導彈和火箭在華盛頓突然成為了一個敏感話題。 握著手上那點剩下的監管“技術支援”的全力，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及中央情報局一起對勞拉針對衛星發射失敗的檢查開展了調查。五角大樓國防技術安全管理局的一名出口分析員認為勞拉和休斯公司的調查人員應該先從國務院那裡得到一份“技術支援”出口許可證才能展開檢查工作。國務院下令兩家公司立刻停止對長征火箭故障的調查工作。 1996年，一股反華情緒開始蔓延開來，當時出現了一些新聞報道宣稱幾名華裔掮客在克林頓1996 年總統改選期間為他募集了大量資金，這些錢來自海外和大陸華人。國會的共和黨為了給克林頓製造麻煩，質問他是否因為勞拉公司的執行長伯納德施瓦茨和休斯公司的執行長麥克爾阿姆斯特朗都為民主黨捐了大筆錢，而給美國衛星在中國發射開了綠燈。在國會發言人紐特金裡奇和他的盟友藉此事拷問白宮的情況下，五角大樓於1997年決定“勞拉和休斯嚴重違反了出口控制，因為它們在未獲得許可證的情況下提供了國防服務……”。兩家公司被指控幫助中國發現了導致導彈事故的真正原因 （導航系統中的一個能量放大器），以及將西方的診斷流程洩漏給中國，從而有助於中國提高所有導彈和火箭專案的可靠性。1997年5月，該案被移交到司法部等待可能的刑事判決。 就在報紙還在頭條報道特別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對克林頓與莫尼卡萊溫斯基私情的調查時，金裡奇在1998年6月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中國是否從克林頓特別照顧的公司那裡非法獲取了美國導彈和太空方面的敏感技術。國會委員會由五名共和黨和四名民主黨人士組成，主席是來自加州的保守的共和黨參議員克里斯托夫考克斯。麥道公司的機床案也被捲入到調查中來，其它還包括所謂的美國核武器實驗室安全問題和可能的間諜活動。委員會收集了一百五十多名個人證詞，詳細查閱了數萬頁檔案，整個華盛頓籠罩在中國間諜的狂熱氛圍之中。 1998年12月30日，考克斯委員會透過了一份七百頁的機密報告。雖然金裡奇和考克斯未能如願在克林頓面臨參議院彈劾動議前向公眾釋出報告的非機密版本，但考克斯和其它共和黨人士非常盼望著
81 告訴記者，委員會認為中國在一點點的竊取美國的技術秘密。 “捐款門”醜聞的真實情況是四名不誠實的華裔低階掮客，他們利用1996年克林頓戈爾非常激進卻又缺乏監管的資金募集活動大飽私囊，他們把大部分錢裝入了自己的口袋，或者向中國官員和亞洲商業界自我標榜為在白宮內部的人。但是這一醜聞引起了人們對華裔出賣自己國家的恐懼。從考克斯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洩漏出來的內容進一步引發了大眾的情緒。一名能源部情報分析員告訴委員會，中國在1995年進行的一次地下核試驗說明中國可能已經從美國武器實驗室獲得了微型核彈頭設計，他還暗示一名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能源部國家實驗室工作的華裔科學家是頭號嫌疑人。 紐約時報詳細報道了此次指控，兩天後，能源部長比爾理查德森解僱了於臺灣出生的科學家李文和，原因是“未能妥善保護機密材料……”。聯邦調查局並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李文和參與間諜活動， 但是從聯邦調查局不斷透露出來的資訊和克林頓的反對者們精心炮製的理論引發了媒體大規模的口誅筆伐，報道中巧妙地糅雜了政府批准在中國發射衛星、“捐款門”大選捐款以及對李文和的指控等事件。其寓意路人皆知：克林頓政府不能保護美國的秘密，為了乞討大選資金而給美國和中國公司以特別照顧。 [1]原文為M-9型導彈。M-9是中國出口時使用的名稱，解放軍自用的導彈稱為東風-15。 付出代價 1999年4月，鮑勃希特被召到華盛頓，聯邦檢察官對他進行了長達六個小時的質詢，調查為什麼六臺機床未經批准就轉道南昌。司法會議結束後，質詢希特的美國律師對他說他並不感到擔心，希特算是鬆了一口氣。 “你和這件事的確沒有任何關係。”檢察官告訴他。 一個月後，非機密版的考克斯報告被公佈了。報告中關於勞拉、休斯和麥道等個案的陳述部分都中規中矩、事實充分，但報告的分析和結論對任何一個稍微瞭解一些現代中國的人來說都是非常可笑的。這份報告將中國政府描繪成鐵板一塊，共產黨政治局控制著工商業的各個方面，其目的就是為了在全世界範圍內向美國的利益發起挑戰。報告說“國民經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支援建立現代化的軍事武器和支援人民解放軍的目的。”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夏天，一個新的司法部檢察官小組接受了麥道公司一案。1999年10月19日，小組對麥道公司和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提起了十六項罪名的起訴。希特本人在第一項起訴中，指控他和兩名CATIC員工——採購人員胡伯儒（音譯）和曾前往哥倫布市檢查裝置的閻立人（音譯）—— 同謀違反了美國的法律。一夜之間，希特將面臨著可能高達二十五萬美元的罰款和五年監禁。麥道和希特都否認有罪。 草草完成的起訴書充斥著事實上的錯誤和生造出來的法律理論。比如說，希特本人從未見過他所謂的同謀者閻立人。調查人員只是簡單地從前往哥倫布市的人員名單中撿出這個人來。檢察官還在一起編織了一套“集體認知”和“自覺迴避”的理論。就算麥道公司任何一個單獨員工都沒有對法律 “蓄意的明知故犯”，但是由於公司有“集體認知”導致了對出口法律的“蓄意的明知故犯”。除此以外，檢察官還說，麥道公司忽視了CATIC可能不會建立北京製造中心的跡象，因此做出了對資訊的 “自覺迴避”。這樣就導致公司在填寫出口許可證申請表格的時候提交了錯誤資訊。很顯然，這份起訴書是為了討好五角大樓和國會中保守的共和黨派，而不是執行法律。麥道公司的律師申請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他們利用起訴書中的缺陷強迫政府披露了出口控制體系中一些從未披露、相互矛盾的做法。 2001年5月，聯邦上訴法院撤銷了對希特的起訴，希特得到解脫。他的律師為他進行了成功地辯護，由於希特被指控與中國官員的同謀本應在1994年9月份獲得出口許可證被批准後就已經結束了， 而這離1999年10月份對他的起訴正好超過五年，因此五年的法律追溯期已經過期。起訴撤銷後的三個月，希特被診斷出患有肺癌，他於2002年12月退休。 克林頓政府換屆後，對總統的仇恨終於煙消雲散了，當初正是這種仇恨對調查工作起到了推波助
82 瀾的作用。檢察官現在想要儘快清理出口控制案的爛攤子。對CATIC的起訴在2001年5月和解了，中國公司請求不對違反出口法律進行辯論，並支付了二百三十萬美元的罰款。2001年11月，所有針對麥道公司的起訴都被撤銷了。政府承認公司並未參與任何不當行為，也沒有向政府提供錯誤資訊。作為單獨的民事訴訟的和解方案，公司同意支付二百一十萬美元的罰款，作為其承擔中方行為和宣告中的部分責任。 對勞拉和休斯公司並沒有任何刑事訴訟。2001年1月，勞拉公司支付了一千四百萬美元與政府達成了民事和解。公司不承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但是也同意支付六百萬美元加強公司對出口法的遵守。 2003年3月，休斯公司同意支付三千二百萬美元罰款對民事訴訟進行和解。公司表示“對未獲得本應獲得的許可證一事表示遺憾”。 為了和麥道和休斯公司達成和解，政府不得不和波音公司進行談判，波音當時已經成為了這兩家公司的新主人。這家飛機製造業的巨人在1997年8月收購了麥道公司，稍後便宣佈關閉MD-82 和MD-90的生產線，因為這兩種機型和波音737有直接競爭。公司表示願意遵守向中國提供四十架 MD-90飛機的協議，但是中國政府提出了異議。他們可不想購買已經停產的飛機。最後在中國只生產了兩架MD-90飛機。在上海的生產工廠，中國人開始建造他們自己的幹線客機，使用的技術來自巴西。2002年，波音為進入中國三十週年進行了慶祝，公司宣稱有超過三千家波音飛機在使用中國製造的零部件飛行。公司還預計中國市場在未來二十年中將新容納2300架飛機。 2000年1月，波音公司從休斯電子（該公司自1985年起成為通用汽車的下屬子公司）那裡收購了太空和通訊業務部門，支付37.5億美元。當時，公司手上還積壓著價值40億美元的三十六顆衛星的訂單。但是在90年代後期的網路泡沫期間，光纜鋪遍了全世界，就在波音收購休斯之後不久，衛星市場就崩盤了。美國的機械製造工業也遭受了打擊，日本和歐洲企業取代美國公司主導了這一行業。 對不起在考克斯委員會的指控洩漏給媒體九個月以後，聯邦調查局於1999年12月逮捕了李文和。他被指控五十九項罪名，對機密資訊處置不當，並違反了原子能法案中的保密條款。他被單獨監禁，在放風時間裡也被迫帶上腳鐐。由此發生的對中國間諜的無端猜疑讓無數在美國大學、政府研究機構和私人公司中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和研究人員陷入窘境。考克斯眾議院和其它共和黨人士參與的調查工作導致美國爆發了這場反華種族歧視運動，但他們並未採取行動來制止這場混亂，因為中國間諜的幽靈給克林頓的臉上抹了黑。 2000年8月，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組長承認他在李文和的聽證會上做了偽證，針對李文和的起訴開始瓦解了。尷尬的檢察官們急急忙忙想要達成一項和解。9月13日，李文和在承認一項重罪之後被釋放了，該項罪名指控他將檔案從一臺機密計算機上複製到了一臺非機密計算機的磁帶上。事實的真相就是李文和把一些工作拿回了家。李文和同意停止他對政府種族歧視的起訴。在接受李文和的請求後， 美國地區法官詹姆斯帕克說美國政府的最高官員們由於他們對李文和的可恥行為“令整個國家都感到難堪”。 對於張鎮中和其它華裔美國商業界人士、以及新移民到美國的大陸中國人來說，中國間諜狂躁症是一次警鈴，提醒他們必須更加積極地參與美國的政治生活。在考克斯議員的家鄉加利福尼亞州，華裔商界已經進行了猛烈的回擊。很多華裔美國人對考克斯利用種族歧視當作政治工具深惡痛絕。考克斯在2001年5月付出了代價。布什總統當時放棄提名他擔任聯邦法官的職位，因為此前一些華裔領袖向他們在國會中朋友表示他們會強烈反對對考克斯的任命。 考克斯曾試圖進行和解。他的工作人員在2002年底和2003年初安排他與華裔商界領袖進行了一些非正式的會晤。考克斯跟他們說他很抱歉，因為他的委員會的報告導致了反華的種族歧視活動。他指責中央情報局和克林頓政府在最終公佈的非機密級報告中對內容進行了歪曲。他說他意識到中國正在透過經濟改革而發生變化，他還暗示說在國會中站在打擊中國的陣營這邊已經在政治上無利可圖了。
83 華裔美國人對考克斯一直都保持著禮貌和尊重。但是考克斯已經給自己掘好了墳墓；正如一名與會者後來所說的：“我們根本不買他的帳。” 這對你意味著什麼自從1979年美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來，兩國之間的關係就像精神分裂症一樣。當一架中國戰鬥機在中國海面上和一家美國EP-3間諜飛機相撞時，美國駐華商會的會員們紛紛前來請我和其它兩名前美國商會主席去了解此次事件對政治的影響。 在北京，我們看到老老少少的中國人，甚至包括在美接受過教育的我們自己的員工，都指責這次事件再一次例證了美國想要削弱中國的政策意圖。在TAMDTS之後，中國政府在民眾當中培養了一種愛國情緒，它並不關注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集中在對“外國因素”的憤恨上——主要就是美國這個陰謀讓中國繼續保持貧窮落後的國家。當美國國會抨擊中國的人權問題、反對中國主辦2000年奧運會、或威脅使用貿易制裁時，中國的媒體駕輕就熟地把這些行為歸納為美國企圖“遏制”中國。 1999年5月美國戰鬥機轟炸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三名中國記者死亡，這給中國宣傳機構送上了一個悲劇性的禮物。雖然美國政府把災難歸咎於中央情報局的錯誤目標，但我至今從未遇到過一個相信這種說法的中國人。間諜飛機事件對反美的愛國情緒不啻火上澆油。 華盛頓的情況也沒有太多的不同。來自加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黛安費因斯坦氣憤地拿出一篇新聞報道，該文指控她是一名“同情中國的人士”，因為她的丈夫在中國做生意。曾在國防部和國務院任職的一名高階官員告訴我，間諜飛機事件發生的時間，正是在美國將沿中國海岸線偵察飛行的次數從一個月幾次增加到幾乎每天一次。他說，間諜飛機的任務就是時不時地故意侵犯中國領空，從而觸發中國的雷達和其它電子防禦系統。間諜飛機會記錄下它們的位置，一旦與中國發生戰爭，就能幫助美國的轟炸機和戰鬥機找到盲點。我們聽說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有一種“打擊赤色分子”的對華態度。 一名白宮人員告訴我們說布什政府認為中國在亞洲是一個“二級優先國家”，而日本、韓國、泰國、 菲律賓和澳大利亞這些與美國有著共同的“目標和優先順序別”的國家會得到更多的重視。一名情報人員告訴我們說轟炸貝爾格來德大使館事件成了一個分水嶺。在那之前，他說，中國購買武器是為了讓外人看著很堅決。現在，他說，“他們正在組織可立即投入運作的戰爭系統，目標就是臺灣。” 我們帶著一份非常悲觀的報告回到了北京——我們意識到在華盛頓其實有相當多人依然想要“遏制”中國。我們預計還要再過好幾年布什政府才會緩和下來。然後9/11來了。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摧毀了世貿中心大樓，這給了布什政府樹立了新的頭號全民公敵，突然間，中國成為了美國最好的朋友之一。 這在中美持續緊張的關係中是最快、最徹底的一次逆轉。大部分美國公司能夠預測到這些政治風暴的到來，防止中方利用這些政治武器來取得商業上的有利條款，從而避免嚴重損失。但是技術行業是一個例外。美國的技術公司，從飛機制造到軟體設計，都直接身處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兩國之間相互猜疑的十字路口。 中國知道技術是其實現軍事和商業現代化的關鍵。但是考克斯報告中荒唐拙劣的描繪——全能的共產黨領袖把全中國的官員、商人、科學家和學生組織起來，像一支機器人軍隊一樣在訪問或旅居美國時收集美國的秘密——揭示的更多的是美國人的想法而非中國人的行為。當然，中國在美國和其它地方不乏對先進技術觸手可及的間諜和科學家。但是像考克斯報告所寫的那樣斷言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是“國民經濟的主要目標”就是在炒作克里姆林主義了。今日中國已非昨日蘇聯。 考克斯報告揭示了華盛頓由舊的冷戰時期戰士和年輕的新保守主義者組成的強大同盟的想法和態度。而北京也有著與此相類似、一樣活躍而強大的陣營。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的技術公司將繼續兩頭受氣，而那些以不同於美國眼光看待中國的國家，它們的公司將不斷威脅到美國公司的全球競爭力。 讓我們忽略考克斯報告的誇大其詞，而單看其中的事實，我們就能很清楚的發現任何真想“遏
84 制”中國的做法都是愚蠢之極。中國市場浩瀚無邊，中國經濟強大無比，而曾一度可能做此舉措的冷戰時期的政治忠誠和盟友早已不復存在。考克斯報告表明中國可以購買到幾乎任何它想要的商業技術，賣家可以是日本、以色列、俄國或歐盟，這些國家從內心深處都不同意美國所謂的“中國威脅” 說法。歐洲把中國崛起看作是二十五年改革的自然結果，而且很多歐洲和其它國家都歡迎看到一個更為強大的中國，她能給這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帶來必要的平衡。 過時的觀念和政策對商業的寓意是不利的。正如麥道、休斯和華裔科學家李文和在克林頓任職期間體會到的那樣，華盛頓的政客們會不失時機地拿那些正好落在低下骯髒的政治鬥爭中間的任何公司或個人大做文章。只有當商業界幫助美國——以及歐洲、日本和其它主要國家——設計出清晰、明智的技術貿易政策並達成共識，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強大的全球化國家，美國的技術公司才不會為了保住自己的全球競爭力苦苦掙扎，而眼看著在冷戰思維指導下制定的政策讓別人去佔領中國市場。 在未來十年中，國防部門的承包商將越來越深的陷入這個泥潭。但是幾乎所有的技術公司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很多軟體公司可能有一天早上新來突然面對美國政府對在華銷售產品有了嚴格限制， 因為美國在政治上反對中國使用修改後的美國軟體來對中國網際網路進行審查。我們從麥道公司的故事中也可以瞭解為什麼美國在機械製造行業中落後了。我最近參觀了上海一家超現代化、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晶片工廠，所有的裝置都是日本或臺灣生產的，這就是美國出口限制的結果。 休斯和麥道公司的經理告訴我，他們學到的一課就是在華從事業務的技術公司需要有大量的投入、積極建設與華盛頓的政府關係。這麼做的目的不僅僅是交朋友，更重要的是教育那些官員。美國從上到下的官僚機構——以及依靠商業支援的立法者們——必須認識到封鎖美國的技術，而這種技術又可以很順利地從歐洲或亞洲國家得到，這將會損害美國公司的全球競爭力，因為中國的市場是如此之浩大。 在中國經營的美國技術公司必須意識到華裔員工的脆弱性。在公司內部開誠佈公的討論這些問題，以及如何解決的辦法。只有透過這種討論，公司才能制定出合適的企業政策和應急措施，保護其員工免受美國的政治迫害或中國官員的操縱。 毫無疑問，張鎮中和數萬名和他一樣的人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這麼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和祖國在情感上的紐帶。他們希望中國變得更好，但是他們這麼做主要是為了掙錢。中國這個市場讓他們覺得自己有競爭優勢。我所認識的在華工作的數以百計的華裔美國人都是我所見過的最愛國的美國人。新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是因為他們覺得這裡更適於學習、生活和繁榮。但是，和海外華人一樣，當他們回到中國的時候，他們並不被完全信任， 因為人們認為他們在西方時受到了感染。 最後一課是把你的業務建立在與中國政府的特別交易上是非常愚蠢的。中國政府提供一些特殊交易是因為你有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想要幫你把業務做大。除非有明確而具備競爭力的商業支柱，你都肯定會輸，無論政府向你承諾了什麼。培養與中國政府官員的關係很重要，但是把你的生意建立在這些關係上就是通向災難之路。在中國，市場總能取得勝利。親吻幹部，但是擁抱客戶，就像波音做的那樣。 商業紅寶書 “遏制”中國無論是作為國家還是企業戰略都是無稽之談。 技術公司如果不把政府關係和教育當作中國業務計劃中最關鍵的一部分， 那它的業務就會因為政治風暴而短路。 中國正在快速前進，變化更快，很少有西方公司能適應在這種環境下的競
85 爭。貴公司的在華業務必須能夠適應經濟和政治方方面面持續不斷的變化。 永遠不要把中國市場當作拯救貴公司業務的最後的避風港。中國人會聞到鋌而走險的味道，他們會利用你的虛弱。 充分利用你在中國的優勢。一個對資訊和思想實施控制的國家會扼殺創新。轉讓你必須轉讓的知識，把其它的留在自己手中。 如果中國人對獲得某項技術有戰略性的目的，那他們總會搞到這項技術。 當中國公司使用你的技術與你競爭的時候，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更快的創新。 培養與中國政府官員的關係，但是不要把你業務基礎建立在這種關係或與政府的特殊交易之上。你可以親吻官員，但是還要擁抱客戶。 不要把中國人規避規則的做事方式帶回家。嚴格遵守貴國政府的所有法律規定。走捷徑最終只會害了你自己。 如果貴公司或你所在的行業陷入了華盛頓有關中國的政治鬥爭、或是華盛頓和北京的分歧之中，立刻撤退，閉上嘴巴，然後給你的律師和參議員打電話。僅僅是事實本身並不能保護你。 政治在中國再不是決定一切的事情。要了解中國向哪個方向走，你必須專注於對這個國家商業和經濟的分析，而不是解讀《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 承認你的海外華人僱員可能會成為政治鬥爭的人質。開誠佈公的討論這個問題，決定合適的戰略，防止中國利用這些人，也避免美國指控他們的不忠。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處於冷戰和商業競爭之間。你要認識到兩國在彼此的外交和商業合作之下都各自有著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都把對方視為未來的敵人。 中國會不斷地豎起政治或法規上的障礙，其目的是為了限制外國公司的機會，幫助國內企業。不要把你在這些鬥爭中取得的行政管理上勝利和真正的商業成功混為一談。 給你自己買本盧西恩派伊寫的經典教科書：《中國人的談判風格》，仔細閱讀。書中的很多觀點在今天依然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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