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人都會回答，“易碎”的反義詞就是“強韌”、“堅韌”、“結實”，諸如此類。但是強韌、結實的物品雖不會損壞，但也不會變得更牢固，所以你無須在裝有它們的包裹上寫任何字——你何曾見過有哪個包裹上用粗重的綠色打上“牢固”兩字的？從邏輯上說，與 “易碎”包裹截然相反的包裹上應該標註“請亂扔亂放”或者“無須小心”的字樣。包裹裡的東西不但不會受損，還會從顛簸和各類撞擊中受益。總而言之，對“易碎”的包裹來說， 最好的情況就是安然無恙；對“牢固”的包裹來說，安然無恙是最好的，也是底線的結果。 因此，易碎的反義詞是在最糟的情況下還能安然無恙。 我們之所以將此類包裹冠以“反脆弱性”之名，是因為《牛津英語詞典》中找不到一個簡單的非複合詞來描述“脆弱”或“易碎”的對立面，不造新詞難以準確地表述這一概念。 或許，我們通常並未意識到“反脆弱性”的存在，好在它天生就是我們祖先行為的一部分， 是我們生物機制的一部分，也是所有迄今能生存下來的系統的普遍特徵。
圖1–1 郵寄包裹的人在包裹上寫上了“請亂扔亂放”的字樣，主動要求製造壓力和混亂要了解這個概念在我們頭腦中有多麼陌生，不妨在你的下一次聚會、野餐、暴動前的集會上問上一圈，看看有多少人瞭解“脆弱”的反義詞（不要忘記反覆說明你指的是確切的反義詞——具有截然相反的特徵和結果）。你聽到的答案除了“強韌”之外可能還有堅不可摧、 結實、牢固、復原力強、堅固、防某些東西（比如防水、防風、防鏽）——除非他們聽說過本書。事實上，不僅是個人，許多學科領域也未將此概念弄清楚。這是我看到的所有同義詞和反義詞字典裡普遍犯的錯誤。 換種方式來看。因為正面的反義詞是負面，而不是中性，那麼正脆弱性的反義詞就是負脆弱性（所以我們稱其為“反脆弱性”），而不是強韌、堅固、堅不可摧等中性詞。事實上， 用數學公式來寫，反脆弱性其實就是在脆弱性前面加了一個“負號”。 這個盲點似乎普遍存在，在我們所知的主要語言，無論是現代語、古語、口語或術語中， 並沒有“反脆弱性”一詞。甚至俄語（蘇聯時期）和標準的布魯克林英語中似乎也從未提到過“反脆弱性”一詞，而是將其與強韌性等詞混為一談。 可以說，我們生活中的一半事物——非常有趣的一半事物——都還沒有被妥善命名。
請砍我的頭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詞來表達反脆弱性，那麼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神話來說明問題， 用一個很有說服力的隱喻來表現歷史的智慧。有一則流傳於羅馬的古希臘神話，說的是西西里島的暴君狄俄尼索斯二世命令阿諛奉承的朝臣達摩克利斯參加奢華的宴會，但在他的頭上懸著一把劍——劍是用馬尾上的一根毛懸於房梁之上的。要知道，馬尾毛在壓力下終會折斷，接下來的一幕無疑是鮮血四濺、慘叫驚天，還有古代的救護車火速趕來。達摩克利斯是脆弱的——那把寶劍當頭落下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還有一則古代傳說，是希臘流傳的古閃米特族和埃及傳說，說的是鳳凰，傳說中霓裳羽衣的鳥兒。每次它被焚燬，都會從灰燼中重生，並恢復到新生的狀態。鳳凰正是我的家鄉貝魯特的古代象徵。根據傳說，貝魯特斯（貝魯特的歷史名）在其近500 年的歷史中曾被摧毀過7 次，也重建了7 次。這個傳說還是可信的，因為我自己就見證了它的第8 次重建。 當時我已到了懂事的年齡，殘酷的內戰將貝魯特中區（貝魯特斯古城）第8 次徹底摧毀， 而後，我也親眼看到該城的第8 次重建。 重建後的貝魯特新城比以往更美了。有趣也很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公元551 年的貝魯特大地震中被埋葬的羅馬法學院在這次重建過程中也被挖掘了出來，就好像是歷史的一個賞賜（當然，期間不乏考古學家和房地產開發商的公開對罵）。貝魯特城不是鳳凰，但它印證了有超越“強韌”概念的存在。這就引出了第三個神話隱喻：九頭蛇怪。 在希臘神話中，九頭蛇怪是一種住在阿爾戈斯附近勒拿湖中的生物，長著數不清的頭。 每次有一個頭被砍，就會重新長出兩個頭來，其危害可想而知。九頭蛇怪就是反脆弱性的代表。 達摩克利斯之劍代表了權力和成功帶來的副作用：只要你想攫取重權就不得不面臨這種持續的危險——必定有人會積極致力於推翻你的統治。就像懸在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劍一樣，
這種危險將是無聲的、無情的、突如其來的。它會在長時間的平靜後突然降臨，也許是在人們習慣於甚至忘記它的存在時出其不意地降臨。當你擁有更多的東西以致失敗的成本更高時， “黑天鵝”事件便會與你不期而遇。這或許是成功（成長）的成本，或許是對你過分輝煌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懲罰。到頭來，重要的還是懸掛寶劍的那根繩子的牢固度，而非享用盛宴的人的財富和權力。不過，幸運的是，對那些願意傾聽忠言的人來說，還是有機會的，因為有些弱點是可以識別、可以衡量，也是可以追蹤的。關鍵在於，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是可以衡量那根繩子的牢固度的。 此外，想想這種榮衰會給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達摩克利斯之劍落下後，享用饕餮盛宴的賓客倒下了，隨之將帶來所謂的連帶損害，危及他人。這就好像一個大型機構的崩潰將會對社會造成影響一樣。 複雜精密的機制，特別是某些型別的精密機制，也會帶來脆弱性，從而使社會受到“黑天鵝”事件的傷害。由於社會往往會從複雜性中受益，逐漸積累起越來越“尖端”的精密機制，社會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強，但恰恰是這樣，社會也變得更加脆弱和更易崩潰。考古學家約瑟夫·泰恩特就對這一理念進行了出色且令人信服的闡述。不過，事情並非如此，只有那些不願多邁出一步來了解事實真相的人才會這麼認為。為了對抗成功帶來的脆弱性，你需要更高的強韌性，甚至更高的反脆弱性。你需要成為鳳凰，或者是九頭蛇怪，否則達摩克利斯之劍便會當頭落下。 命名的必要性我們知道的事情其實比我們認為的要多，比我們能說清楚的要更多。即使我們正式的思維體系總是詆譭自然，我們對反脆弱性也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而且我們對這一概念總是充滿牴觸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行動也忽略了這一概念。從我們的行為中反映出的感覺和直覺，會超越我們的所知和所記，以及我們的討論和課堂內容。我們將用否定法（用我們當前的詞彙無法明確表達或直接描述的）專門對這一點進行充分的討論，就目前而言，請先接受這一奇怪的現象。 在《透過語言的玻璃》一書中，語言學家蓋伊·多伊徹表示，許多原始族群雖然並非色盲，卻只能用語言表達兩三種顏色。但是，在一個簡單的測試中，他們卻可以成功地將繩子與相應的顏色匹配。他們能夠識別組成彩虹的各種色彩之間的差異，但他們卻沒有相應的詞彙來表達這些色彩。所以，這些族群雖然在生理上並非色盲，在文化上卻是色盲。 這其實與我們在思想上而不是在生物機制上，選擇無視反脆弱性的存在是一樣的。要了解思想與行動上的差別，只要想想，你在闡述時可能需要使用“藍色”這一名稱，但你在選擇這一顏色時並不需要。 長期以來，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顏色都沒有名稱，在西方文化的主要文獻中也沒有名稱， 這一點可能並不為人所知。包括希臘和閃米特族在內的古地中海文獻中，也只有極少量的詞彙被用來描述黑暗與光明之間的過渡色。荷馬及其同時代的人所用的色彩詞彙僅限於大約三四種主色調：黑色、白色，以及組成彩虹的一些不確定的顏色，這些顏色常被納入紅色或黃色的範疇。 我聯絡了蓋伊·多伊徹。他非常慷慨地給予我幫助，還向我指出，古希臘文中沒有一個詞是用來表述藍色這種基本顏色的。古希臘文中缺少“藍色”一詞的事實解釋了為什麼荷馬會反覆使用“酒暗色的大海”這種對讀者（包括我）來說令人費解的詞彙。 有趣的是，英國前首相威廉·格萊斯頓在19 世紀50 年代最早發現了這一現象（他因此遭到不少記者不公正且輕率的辱罵）。格萊斯頓是一個博學的人，他在換屆的間隙洋洋灑灑寫了1
700 頁研究荷馬的著作。在著作的最後一個章節中，格萊斯頓揭示了古代色彩詞彙有限的原因，將現代人對色彩更多細微差別的感受力歸因於一代代人對眼睛辨色能力的培訓。但是，無論不同時期的文化中有關色彩的詞彙有何變化，人們在生活中總是能夠識別色彩的細微差別，除非他本身就是色盲。 格萊斯頓在許多方面都令人歎服。除了他的博學、他的人格魅力、他對弱者的尊重以及他充沛的精力這4 個極具吸引力的特徵（對弱者的尊重僅次於他的學術勇氣，對其讀者來說他對弱者的尊重是他的第二個最有吸引力的特徵）外，他還表現出了非凡的先見之明。他認識到了他那個年代的人不敢想象的事實：“伊利亞特”實際上源自真實的故事（當時特洛伊城尚未被發現）。此外，他的著作中更有預見性也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他堅持平衡財政預算的觀點。如今，財政赤字已被證明是社會和經濟系統脆弱性的主要來源。 反脆弱性的原型下面，我們會提到兩種初級的反脆弱性的概念，它們有自己的名稱。這兩種初級概念涵蓋了一些特殊情況。反脆弱性還有一些較溫和的形式，僅限於醫療領域。這兩種概念有利於我們開啟對反脆弱性的闡述。 傳說小亞細亞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四世在其父被暗殺後被迫東躲西藏，期間由於持續用藥而攝入了尚不致命的有毒物質，隨著劑量逐漸加大，竟練成了百毒不侵之身。後來，他將此演化為一項複雜的宗教儀式。但這種對毒性的免疫力後來也給他帶來了麻煩，由於“抗毒能力增強”，他曾試圖服毒自殺卻難以做到，後來只得要求一位盟軍的軍事指揮官殺死他。 這種對毒藥免疫的方法被稱為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得到了古代著名醫生塞爾索斯的追捧，一個世紀後在羅馬甚為流行，一度還給尼祿皇帝弒母的企圖增加了難度。尼祿一心想殺害他的母親阿格里皮娜，戲劇化的是，她是卡里古拉的姐姐，更戲劇化的是，據說她還是哲學家塞內加的情人。然而，知子莫如母，尤其是尼祿還是阿格里皮娜唯一的孩子，因此阿格里皮娜預測到了兒子的行為。再者，阿格里皮娜對用毒也略知一二，因為她至少有一任丈夫是被她用毒藥毒死的（我說過，事情相當戲劇化）。因此，在懷疑尼祿會殺害自己後，她便採用了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使自己對兒子的下屬所能搞到的任何毒藥都產生了免疫力。但是，與米特拉達梯一樣，阿格里皮娜最終死於冷兵器之下：她的兒子（據說）派刺客殺害了她。這則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小小的但很有意義的教訓，人再強壯也不能抵禦一切。即使兩千年後也沒有人能發現一種可以讓我們在刀劍的殺戮中變得更為強壯的方法。 讓我們這樣界定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當人們不斷地接受小劑量的某種物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額外的或更大劑量的同類物質逐步產生免疫力的結果。這是在疫苗接種和藥物過敏測試中使用的方法。這還不能稱作完全的反脆弱性，仍處於較溫和的強韌性階段，但已經逐步接近反脆弱性了。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暗示，一旦被剝奪了攝取毒物的權力，我們將變得脆弱，強韌化的道路常始於一點點的傷害。 現在考慮這樣一種情況，攝取一定劑量的有毒物質使你變得更為強壯，即在強韌性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藥理學家創造的一個詞——毒物興奮效應——說的就是小劑量的有害物質實際上會有利於機體健康，起到藥物的治療作用。一點點的危害，只要不是很多，只會造福於機體，使其成為更好的整體，因為它會觸發一些過度反應。當時的人們更願意將其解釋為 “危害的作用與劑量相關”，或者“藥物的作用與劑量相關”，而非“從危害中受益”。科學家們的興趣在於劑量與反應之間的非線性關係。 古希臘人熟知毒物興奮效應（不過就像藍色一樣，他們能意會卻不能言表）。直到1888 年，德國毒物學家雨果·舒爾茲才對這一效應進行了“科學”的描述（雖然仍未對其命名）， 他發現，小劑量的毒藥能夠刺激酵母發酵，而大劑量的毒物則會造成傷害。還有一些研究認為，蔬菜的好處可能並不在於提供我們所說的“維生素”，或像其他一些試圖自圓其說的理論闡述的那樣（也就是說，這些理論說出來貌似有理，卻並未經過嚴格的實證論證），而是在於以下事實：植物往往用體內的毒素來保護自身免遭傷害並抵禦食草動物的侵害，如果我們攝入適當數量的植物，那麼這些毒素可能會刺激我們的肌體發展——這與上文的故事一脈相承，再次強調了有限的低劑量毒素有益健康。 許多人聲稱，（永久性或偶發性地）限制卡路里的攝入量，能夠激發健康肌體的反應和交換，從而帶來諸多益處。在實驗動物身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做法延長壽命的可能性。 相較實驗而言，人的壽命更長，因此要驗證這種做法能否延長我們的預期壽命頗有難度（甚至測試物件可能會比研究人員活得還要久）。但至少看起來，限制卡路里的攝入量能使人類活得更健康（也可能提高他們的幽默感）。由於卡路里的攝入量過多會產生危害，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偶爾限制卡路里攝入量的方法：定時攝入過量食物對你有害，剝奪了人類的飢餓壓力源，從而可能阻止人類的肌體充分發揮其潛力；而毒物興奮效應所做的就是重新建立人類飢飽的自然劑量。換句話說，毒物興奮效應才是常態，缺乏毒物興奮效應則對我們有害。 20 世紀30 年代後，毒物興奮效應在學術界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分量，感興趣和熱衷於相關實踐的人變少了，因為有些人錯誤地將其歸類為順勢療法。實際上，這是很不公平的， 因為這兩者的機制截然不同。順勢療法依據的是其他原則，如細小的高度稀釋的病源介質（小到難以察覺，因而也不能引起毒物興奮效應）有助於治癒我們的疾病本身。順勢療法並無實證作後盾，其測試方法在當今屬於替代醫學，而毒物興奮效應作為一種現象，卻有充分的科學證據來支援它。 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剝奪了系統的壓力或重要的壓力源並不一定是好事，甚至可能是非常有害的。
領域獨立就是領域依賴系統可能需要一些壓力和刺激，人們可能會在某一個領域中體會到這一觀點，但在其他領域卻全然忽略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思維的領域依賴性，所謂“領域”就是某一類別的活動。有些人可以在某一個領域，比如醫療領域，很好地理解某一想法，但在另一個領域，比如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卻未必能理解同一個想法。或者他們雖然在課堂上理解了， 但在更為複雜的社會大課堂中卻未能理解。不知道為什麼，人類總是無法脫離他們通常熟悉的環境來理解事物。 我有一個有關領域依賴性的生動例證，在迪拜某家酒店的車道上，一位看上去很像銀行家的人讓一個穿制服的看門人扛行李（即使只有蛛絲馬跡，我也可以迅速告訴你誰是銀行家， 因為我對他們很敏感，他們甚至能影響我的呼吸）。大約15 分鐘後，我看到了這位銀行家在健身房裡鍛鍊自由舉重，試著用啞鈴來模仿自然運動，就好像拎著行李箱在那裡晃動一樣。 由此看來，領域依賴性甚為普遍。 此外，問題不僅僅在於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和毒物興奮效應在醫療領域內為人所知，但在其他領域，比如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卻不為人知。即使在醫療領域，你也會在某處意識到它們，在別處又忽略了它們。同一個醫生可能先是建議你作適當的運動“增強體質”，幾分鐘後又因為你身體的一個小小的感染給你開抗生素藥物，目的是讓你“不生病”。 再舉一個領域依賴性的例子：如果問一個美國公民，一個具有相當獨立性的半政府性質的機構是否有權控制其管轄領域內的汽車、報紙和馬爾貝克葡萄酒的價格（且不受美國國會干預）。他一定會憤怒地跳起來，因為這似乎違反了這個國家所倡導的每一項原則。好，那麼你問他，這類政府機構是否有權控制外匯，主要是美元兌歐元以及兌蒙古圖格里克的匯率。 他會做出相同的反應，告訴你：這裡不是法國。然後，你可以委婉地提醒他，美聯儲的功能正是控制和管理另一種商品的價格，即所謂的貸款利率，也就是經濟體的利率。自由黨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因為建議取消美聯儲，以及建議限制其作用而被稱為“怪人”。但他要是建議設立一個機構來控制其他商品的價格，那他也會被稱為“怪人”。 想象一下，一個人很有學習語言的天賦，但無法將一種語言環境下的概念轉移到另一種語言環境下來理解，因此每學習一種新語言，他就需要把“椅子”、“愛”、“蘋果派”等概念重新學習一遍。他沒法同時認識“house”（英語）、“casa”（西班牙語）或“byt”（古閃米特語）。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有類似的障礙，當同一種思想在不同的背景中出現時，我們就無法辨識了，就好像我們註定要被事物最表象的東西，比如包裝、漂亮的禮品袋等矇蔽一般。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反脆弱性很明顯甚至太明顯的地方，卻看不到它。我們很少將成功、 經濟增長或創新理解為對壓力的過度補償，我們也從未看到其他地方出現這種過度補償。 （領域依賴性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研究人員一直未能意識到，不確定性、不完全理解、混亂、波動性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 這種無法跨領域理解的情況是人類固有的缺陷，只有當我們努力克服和突破這一障礙時， 我們才能開始獲得智慧和理性。 讓我們進一步討論過度補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