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89 名接受紐約市醫生檢查的兒童中，174 名被建議切除扁桃體。剩下的215 名兒童再次經過醫生檢查後，又有99 名被認為需要手術。剩下的116 名兒童又被帶去看醫生，其中 52 名也被建議做手術。注意，扁桃體炎的發病率的範圍為2%~4%（今天，不是當時，而且那時候手術的風險比較高），每15000 名手術患者中就有一人會死亡，兩相比較一下，你就可以理解這種醫療方式的收益和損害之間的平衡點了。 這個故事讓我們見證了機率殺人的現象。對於每個遭受一場不必要的手術的孩子來說， 你可能就此縮短了他的預期壽命。這個例子不僅讓我們意識到了干預所帶來的傷害，更糟糕的是，它展示了人類是多麼缺乏在損益之間尋找平衡點的意識。 讓我們將這種“提供幫助”的衝動稱為天真的干預。接下來，我們將考察它的成本。 干預和醫源性損傷扁桃體切除手術給那些實際上不必做手術的兒童帶來了傷害，而這項手術給其他一些兒童帶來的所謂康復的益處卻被大肆鼓吹。這種淨虧損或超過治療益處的損害（通常被隱藏或延遲）被稱為醫源性損傷，從字面上來看就是“治療師所造成的”損害，iatros 在希臘語中是治療師的意思。我們將在後文中指出，每次你去看醫生並接受治療，你就要承擔治療損害的風險，這與我們權衡其他利弊的方式一樣：機率收益減去機率成本。
一個典型的醫源性損傷的例子是：喬治·華盛頓總統在1799 年12 月死亡，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的醫生使用了當時的標準療法，包括放血（放掉5~9 磅血），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或至少加速了他的死亡。 治療師的傷害風險可不可以忽略，這取決於你如何衡量它，在青黴素誕生之前，藥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弊大於利的，接受醫生的治療反而增加了你的死亡機率。但是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醫源性損傷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知識的增長而逐步增加，在19 世紀後期的某個時候達到高峰。感謝現代化：正是“科學的進步”，讓診所取代了家庭治療，導致死亡率直線上升，當時的人們認為是染上了“醫院熱”——難怪萊布尼茨曾稱這些醫院是“死亡的溫床”。死亡率上升的證據顯而易見，因為所有的受害者都聚集到了一類地方：人們在這些醫院中紛紛死去，而不進醫院的人卻能活下來。曾因遭受很大不公平待遇而出名的奧匈帝國醫生伊格納茲·塞梅爾維斯觀察到，在醫院死於分娩的婦女數量甚至高於在大街上分娩的婦女。因此，他將職業醫生稱為罪犯——他們也確實如此。那些導致患者死亡的醫生不能接受塞梅爾維斯的言行，認為他的觀察“沒有理論依據”。塞梅爾維斯因而陷入了抑鬱狀態— —無力阻止那些裝作救死扶傷的職業醫生謀殺病人，所以痛恨醫院。最後，他被送進精神病院，並在那裡去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死因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醫院熱”，一種他一直在警告人們警惕的疾病。 塞梅爾維斯的故事是可悲的：一個人為挽救他人而說出了真相，卻遭到懲罰、羞辱，甚至殺害，最糟糕的懲罰莫過於他在風險和不公平面前的無助。但是，這個故事也有積極的一面——真相終於大白，他的使命獲得了回報，雖然是遲到的回報。最後的一個教訓是，人們不應該指望在揭示真相後都能獲得鮮花和掌聲。 在產生醫源性損傷的領域中，醫療領域的情況還算相對較好的，也許是唯一情況較好的領域。我們看到了問題，因為它獲得了關注和處理。事情如今已逐漸得到了控制，只不過我們還要承受“做事的代價”：在美國，醫療失誤所導致的死亡率仍是車禍死亡率的3 倍（醫生所接受的資料）到10 倍。人們普遍認為，醫生誤診（不包括在醫院交叉感染的風險）導致的死亡率超過任何單一癌症所導致的死亡率。醫療機構所使用的決策方法仍然無視適當的風險管理原則，但是，儘管其對風險的態度非常幼稚，醫療領域還是在不斷進步。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製藥公司、遊說者和特殊利益集團引誘人們接受過度治療的傾向，以及由此產生的一些隱性的甚至不能算作“錯誤”的傷害。製藥業隱匿醫源性損傷，並將它們分散出去， 而且這種情況還在加劇。如果外科醫生給病人截肢時選錯了腿，或者手術時切錯了腎，再或者病人死於藥物反應，這些無疑是醫源性損傷的典型例子。但是，當你因一種無中生有或杜撰出來的精神疾病，比如說多動症、抑鬱症等，給孩子用藥，而不是開啟桎梏他們的枷鎖時， 其長期的危害是不可想象的。醫源性損傷會因所謂的“代理問題”而進一步加劇。代理問題通常也被稱為“委託代理問題”，它是因一方（代理人）的個人利益與使用其服務的另一方 （委託人）的利益相脫節所造成的。代理問題常見於股票經紀人和醫生的身上，他們的最終利益是自己的支票賬戶，而不是你的財務或健康狀況，他們給你的建議也僅僅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考慮。當然，代理問題也可以從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奮鬥的政治家身上看到。 首先，不要造成傷害醫學上關於醫源性損傷的認識至少始於公元前4 世紀，“以不傷害病人為前提”是古希臘內科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的第一原則，並被寫入“希波克拉底誓言”，成為每個醫生在執業前都必須唸的誓言。醫學界花了24 個世紀才開始妥善執行這一絕妙的理念。儘管說“不傷害”說了那麼多年，“醫源性傷害”一詞只是在近期，也就是幾十年前才出現的——在已然造成了那麼多傷害之後。我自己就不知道這個確切的術語，直到作家布賴恩·阿普爾亞德把這個詞介紹給我（我曾用“有害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來描述這個概念）。因此，讓我們把醫療領域留到十幾個章節之後再討論，並將這個誕生於醫學領域的概念運用到生活的其他領域。由於不干預意味著沒有醫源性損傷，因此我們說，傷害來源於否認反脆弱性——我們總有這樣的錯覺，即認為人類總是有必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萬物正常運轉。 要讓人們廣泛地認識醫源性損傷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醫源性損傷的概念在醫學界之外幾乎不為人所知（就算在醫學界，這個詞也是經過了很長時間才得以普及）。與“藍色”一詞本來沒有名稱一樣，給某樣東西命名顯然有助於人們對它的認知。我們將把醫源性損傷的概念推廣至政治學、經濟學、城市規劃、教育及更多領域。我在嘗試與這些領域的顧問和學者討論這些問題時，他們沒人知道我在說什麼，或者沒人認為他們可能成為某種傷害的罪魁禍首。事實上，當你與持有懷疑態度的人討論這一問題時，他們往往會認為你是在“反對科學的進步”。 但是，其實這個概念在一些宗教文獻中可以找到。《古蘭經》中就提到：“自以為正確的人其實偏離了正軌。”。 總而言之，在任何遭受了天真的干預，或者只是一般干預的地方，都會產生醫源性損傷。 醫源性損傷的對立面雖然我們現在有一個詞可以用來描述試圖幫助別人卻造成傷害的情況，但我們卻缺少另外一個詞來闡述相反的情況，即試圖傷害別人結果反倒提供了幫助的情況。請記住，攻擊反脆弱性系統就會導致與預期相反的結果。例如，駭客的進攻會使系統更加強大。或者以安·蘭德的例子來看，持續的激烈批評反而讓一本書的知名度更高。 無能是具有雙面性的。在梅爾·布魯克斯自編自導的電影《製作人》中，兩名紐約劇院的戲劇編劇惹上了麻煩，是因為他們的新劇成功了，而不是像預期的那樣失敗了。他們把一部百老匯戲劇同時賣給了多個投資者，他們的計劃是，只要該劇失敗，他們就可以把多餘的投資資金據為己有。因為如果該劇失敗，投資人將不會得到任何回報，他們的詭計也不會被戳穿。但問題是，雖然他們竭盡所能地呈現一部糟糕的戲劇——這部劇被稱為“希特勒的春天”，但由於他們不按常理進行編劇，他們炮製出的戲劇效果反而極為有趣。在證券交易所，我也常常遇見這種諷刺的事情：一個傢伙不滿自己的年終獎金數額，因此用僱主的錢下很大的賭注——結果卻掙了一大筆錢，比他特地這樣做掙得還多。 也許資本主義背後的支援理念就是一種反醫源性損傷效應，得到一種意料之外但也並非意想不到的後果：這個系統將個人追求私利的目標（確切地說，不一定是良好的目標）轉化為對集體有利的結果。 更高層面的醫源性損傷由於缺乏對醫源性損傷的認知而受影響最大的兩個領域是：社會經濟生活和人類的身體 （正如我們在塞梅爾維斯的故事中所見）。這兩個領域一直以來都是低能力和高干預並存的領域，人們往往無視自發運作和痊癒的存在，更別提自我成長和改進了。 正如我們在第3 章中所看到的，有機體（生物或者非生物的）和機械體之間是有區別的。一個有工程導向的人往往會將周圍看到的一切問題都視為工程問題。這在工程領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是貓出了問題，最好是請一名獸醫而非電路工程師來治療，更好的方法是，讓寵物自行痊癒。 表7–1 羅列了各個領域內一系列旨在“改善問題”的嘗試及其後果。請注意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所有例子中，這些做法都是在否認反脆弱性。
表 7–1 各領域中讓系統變得更為脆弱的干預及其產生的影響領域干預的例子醫源性損傷的成本醫療健康過度治療否定人體的隨機性，如穩定進食、 恆定溫度等增加而非減少藥物脆弱性醫療錯誤身體更弱（但壽命更長）的人類， 更有錢的製藥公司，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細菌生態對森林火災的微觀管理日益惡化的總風險 —— 更大的“森林火災” 政治中央計劃、美國“為了穩定”而支援腐敗政權資訊不透明、革命之後的混亂經濟 “不再有繁榮與蕭條的迴圈” [格林斯潘（美國），工黨（英國）]，大穩健（伯南克）、國家干預、最佳化、為罕見事件定價的錯覺，風險價值法，規模經濟的錯覺，無視二階效應脆弱性危機一旦發生，影響更大對親政府的老牌公司的支援壓制了新創企業的發展易受攻擊，偽效率大問題爆發商業積極的建議（江湖騙術），關注收益而不關注風險（規避風險） 騙子牟利、公司破產都市城市規劃市場衰敗、市中心沒落、犯罪增加預測無視過去糟糕的預測記錄，仍企圖預測“黑天鵝”事件（第四象限） 隱性風險（人們根據預測結果行事，結果將冒更大的風險）
文學編輯試圖更改你的文字討好讀者的，更具《紐約時報》 風格的商業化文字子女教養足球媽媽（或爸爸），消除孩子生活中的所有隨機性孩子思維的觀光化教育整個概念建立在干預的基礎上荒謬——兒童思維的轉型科技新事物狂熱症脆弱化、異化、鈍化、媒體、高頻率的無趣資訊、噪聲/訊號篩選機制被打亂干預鯨魚能像鷹一樣飛嗎？ 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頭腦中並沒有關於醫源性損傷的認識，當然也不知道該如何稱呼它，當我決定教學生認識經濟和金融模型中的錯誤時，沒有人把我或者我的想法當真，偶爾有人試圖與我爭辯，也只是要求我說出“理論依據”（這就像塞梅爾維斯的故事一樣），卻從未意識到，我所針對和討論的正是理論的錯誤，或者不考慮理論的可能誤差所產生的影響， 就盲目地使用理論。 其實，擁有理論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們當然可以脫離理論進行嚴謹的科學研究。科學家們所稱的現象學就是指對實證規律性的觀察，並無明確的理論支援。在我的三元結構中，我將理論歸入“脆弱類”，將現象學歸入“強韌類”。理論是極其脆弱的，它們興起又消亡，迴圈往復；現象學則更經得起推敲， 我不相信人們會意識不到，現象學是“強韌的”、可用的，而理論往往言過其實，在物理學領域之外決策時並不可靠。
物理學享有特權，它是一個例外，這使得其他學科模仿它就如同鯨魚想要像鷹那樣飛翔。 在物理學領域，隨著理論的發展，誤差越來越小，所以，說“牛頓錯了”顯然很抓眼球，是一些聳人聽聞的科學小報的絕好素材，但最終這只是捏造事實；更中肯的說法是：“牛頓的理論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並不準確。”牛頓力學原理的預測驚人地準確，除了當物體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運動時，你不會指望自己在下一個假期的旅途中達到這個速度吧。我們也經常在一些頭版頭條上看到虛假資訊，聲稱愛因斯坦有關光速的理論是“錯誤的”，而用以證明他錯了的工具是那麼複雜且精準，以至於他們所闡明的觀點在或近或遠的未來對你我來說都無關緊要。 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理論卻似乎多有分歧。在冷戰期間，美國芝加哥大學推崇“自由放任”理論，莫斯科大學所講授的卻正好相反——但兩國的物理系所講授的內容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大體一致。這就是為什麼我把社會科學理論放在三元結構圖的左欄，因為對現實世界的決策來說，它們超級脆弱，在風險分析方面也不穩定，說它們是“理論”實在讓人感覺不妥。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應該稱這些闡述為“幻想”，而不是理論。 我們必須構建一種方法來處理這些缺陷。我們不可能再等上24 個世紀。在醫學領域， 醫源性損傷會因人口基數大而分散（因而是平均斯坦），而社會科學和政策所帶來的醫源性損傷則不同，由於權力的集中，其產生的傷害可以一舉摧毀我們所有人（也就是極端斯坦）。 不要什麼事情都不做 2007 年經濟危機的主要來源就是，超級脆弱推手艾倫·格林斯潘（回顧歷史，他無疑是最高階別的創傷源了）旨在消除“經濟繁榮與衰退的週期”的各項舉措，導致所有風險藏於地下且不斷積聚，最終摧毀了經濟，引發了“醫源性損傷”。最讓人鬱悶的是，格林斯潘竟然還是一名自由主義者，表面看來他本該確信經濟應該按照自己的方式運轉；人啊，總是在無休止地愚弄自己。脆弱推手戈登·布朗領導下的英國政府，也運用了同樣天真的干預工具。 布朗是啟蒙運動的支持者，他的宏大抱負之一就是“消除”經濟週期。脆弱推手布朗同樣也是一個“醫療性損傷”大師，雖然未必能與格林斯潘平起平坐。目前，布朗正在向世界宣揚他的“道德的”和“可持續的”金融——但他實行的偏偏是資訊科技集中政策（導致鉅額的成本支出和實施的延遲），而非藉助於分權化的小單位來推進經濟發展，這已被證明難以扭轉局面。事實上，英國醫療衛生服務部門的原則是，某個偏遠地區醫院的一枚別針落地的聲音也應該讓白廳（倫敦地區政府大樓集中的建築群）聽到。我們將在第18 章中對集中的風險進行技術性評論。 這些旨在消除經濟週期的努力，是所有脆弱性的根源。正如森林裡的小火災會燃燒掉森林中的可燃材料一樣，經濟中的小傷害也會盡早地淘汰弱勢企業，讓它們“儘早失敗”（從頭再來），並儘量減少對系統的長期損害。 當某人負責主管某件事時，就會有道德問題出現。格林斯潘的行為是有害的，即使他知道這一點，並且選擇無為而治，但要為這種行為辯解還是必須有點兒英雄主義氣概的，因為在這樣一個民主國家，人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承諾能拿出比其他人更好的業績，而不管實際的延遲成本是多少。 天真的干預在各個領域都很普遍。正如扁桃體切除手術一樣，如果你向文字編輯供稿， 他會提出一些修改建議，比如每頁約修改5 個地方。好，接受他的“修改”建議，把這個文稿提交給另一個干預率（編輯往往有不同的干預率）差不多的文字編輯，你會看到，他也會提出差不多同樣數量的修改提議，有時甚至與前面一位編輯的修改建議相悖，需要把前一位編輯修改的地方再改回來。再找第三個編輯，情況也是一樣。 順便說一句，有些人在某個領域干預過多，但在其他領域卻又幹預太少，文字編輯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例子。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我多次注意到，那些過度編輯文稿的編輯往往遺漏真正的錯別字（反之亦然）。有一次，我從《華盛頓郵報》撤回了我寫的文章，因為通篇文章都經過了完全沒有必要的編輯，彷彿每一個字都被詞庫中的詞替換了。我轉而將該文投給了英國的《金融時報》，《金融時報》的編輯只做了一個修正：把1989 年改成了1990 年。 《華盛頓郵報》做了那麼多努力，卻漏掉了這唯一重要的錯誤。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干預耗盡了我們的精神和經濟資源；當人們最迫切需要它們時，卻又無從尋找 （小心事與願違：不管需要做什麼事，小政府最終可能都更有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較之大政府，縮小了規模和管轄範圍的小政府反而更強大）。 非天真的干預請允許我在此告誡大家，不要誤解本書所傳遞的資訊。我的論點並不是反對干預，事實上，我用上面的例子揭示了，我同樣擔心在需要干預的情況下卻干預不足。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天真的干預，以免因為對其危害缺乏認識而接受它。 可以肯定的是，我要傳遞的資訊起碼在一段時間內會被人誤解。我曾寫過《隨機漫步的傻瓜》一書，表達的資訊與此相關，即我們傾向於低估隨機性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我將此概括為“比你想象的更隨機”，但是媒體上傳遞的資訊卻變成了“這完全有賴於隨機性”或者“這完全有賴於該死的運氣”，這種斷章取義是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的又一種寫照。在接受電臺採訪時，我試圖向記者解釋這兩句話之間的細微差別，結果卻被告知，我說得“太複雜”了；所以我乾脆拂袖而去，讓他們自己去收拾殘局。令人沮喪的是，那些犯下這樣錯誤的人都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記者，被委以向我們這些“門外漢”闡述這個世界的責任。 同樣的，在這裡我要說的是，我們需要避免對系統的自然反脆弱性，即對它們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視而不見，並剋制自己拒絕給它們自然發展的機會的衝動，以免傷害到它們，讓它們更為脆弱。 正如我們在過分熱心的編輯身上所看到，過度干預一定與干預不足並行。事實上，和醫療領域一樣，我們傾向於在一些收益小（而風險大）的領域實施過度干預，而在有必要干預的領域（如緊急情況）卻干預不足。因此，我在這裡的觀點是，贊成某些領域的堅定干預， 如生態領域，或限制大公司造成經濟危機和道德風險。 我們應該控制什麼呢？通常說來，透過干預來限制（公司、機場或汙染源的）規模、集中度和速度都有利於減少“黑天鵝”風險。這些行動有助於消除醫源性損傷，但是，我們很難說服政府限制其規模。例如，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就有人認為，在高速公路上限速（並切實執行）能極大地提高交通安全性。這應該是可信的，因為交通事故的風險往往隨著速度的提高而陡然（也就是呈非線性）上升，而人類天生並不具備這種直覺。有人喜歡駕駛著大型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橫衝直撞，這顯然危及你的安全，在它撞到你的敞篷跑車之前，有必要及時制止它——或者換種結果，讓這個人而不是你最終退出基因庫。速度來自於現代化， 而我總是懷疑存在來自後自然時代的、隱藏的脆弱性——我們將在第18 章和第19 章提供技術性證據支援。 但是，我也接受相反的論點，那就是管理街道的交通標識似乎並不能降低風險；街道上有了標識，司機們就會比較容易掉以輕心。實驗表明，當人們將控制權拱手讓給系統時，警覺性就會減弱（這是缺乏過度補償的又一個例證）。駕駛員需要由危險感帶來的緊張和壓力幫助提高他們的注意力和風險控制力，這不是增加外部監管可以替代的——例如，管制行人過馬路要比允許行人隨意穿馬路導致的死亡人數更多。一些自由主義者使用了荷蘭的一個小鎮德拉赫滕的案例來說明問題，這裡進行過一個假想實驗：所有的道路標誌都被拆除了。 但這種放松管制的做法反而提高了交通安全狀況，證實了人們注意力系統的反脆弱性的作用，
展示了它是怎麼被危險性和責任感所激發的。因此，許多德國和荷蘭的城鎮都開始減少路標。 我們在第2 章討論飛機的自動化飛行時，其實就談到了德拉赫滕效應。但我們要小心的是， 不可擴大德拉赫滕效應的應用範圍，因為這並不意味著消除所有社會規則就會有助於效率的提高。正如我剛才所說，在高速公路上限制開車速度對應的是另一種情況，而且它的風險是不同的。 可惜的是，我很難將有關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想法放入當前美國的政治體系，也就是兩黨制中。在大多數的時間裡，美國的民主黨陣營偏好超級干預、無條件調控和龐大的政府， 而美國的共和黨陣營則偏愛大公司、無條件的放松管制和軍國主義，兩者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在債務問題上，它們的立場更是毫無區別，雙方都傾向於鼓勵公民、公司和政府負債（這帶來了脆弱性，扼殺了反脆弱性）。我相信無論哪個政黨上臺，其市場和政府都會愚蠢地招致“黑天鵝”的攻擊——而大自然則不會，這多虧了它的構造以及更古老的市場模式（如露天市場），完全不同於我們現在的模式。 讓我再簡述一下我對干預的認識。我的主要提議是形成一套系統性準則，以決定何時可以干預，何時讓系統自行運作。我們可能需要透過干預來控制現代化的醫源性損傷，尤其是對環境的大規模破壞和潛在（雖然並不明顯）傷害的高度集中，這些事情的後果往往在我們意識到時已經不可收拾了。我在此表達的並非政治理念，而是風險管理理念。我不屬於哪個政治派別，也從未效忠於某個特定政黨，我只是想以恰當的方法引起我們對危害和脆弱性的關注，以確保我們不會摧毀這個星球和我們自己。 讚美拖延——像費邊社那樣在一個專業化的社會中，干預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但是干預還有一些欺騙的成分在裡面。
聲稱“你看，我為你做了些什麼？”遠比“你看，我幫助你避免了什麼？”更能讓人感恩戴德。當然，與獎金掛鉤的績效制度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我回顧了一下歷史，想尋找那些因為“無為”而成為英雄的人，但事實上，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如果一名醫生剋制了給病人背部開刀的衝動（這可是一臺價格不菲的手術），給病人自行痊癒的機會；而另一名醫生故意讓手術顯得不可缺少，讓病人感覺動手術會更放心，讓病人面臨手術風險，自己卻賺取巨大的經濟回報。這兩者相比，後者將名利雙收，甚至開得起勞斯萊斯轎車。企業裡也是一樣， 企業經理人努力避免公司發生損失，自己卻不會得到回報。事實上，在“黑天鵝”的世界中， 真正的英雄是防止災難發生的人，但是，當然，因為災難沒有發生，他的義舉也無人認可， 更別提拿到獎金了。我會在第四卷中深入探討這一問題，探討倫理道德、獎金制度的不公平， 以及這種不公平如何被複雜性放大了。 但是，古人似乎總是比我們現代人有更多的智慧，而且是簡單得多的智慧：羅馬人尊敬懂得抵制和延遲干預的人。費邊·馬克西姆斯將軍有一個綽號，名為“拖延者”。雖然漢尼拔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但費邊透過避免和延緩交鋒幾乎快把漢尼拔逼瘋了。漢尼拔的軍國主義恰恰就像某種形式的干預（這點很像小布什，只有一點例外，漢尼拔實際上要親身作戰，而不是在舒適的辦公室裡開會），與“拖延者”的智慧相對立。 英國有一個非常聰明的革命社團發起了一項政治運動，這個社團被稱為費邊社，就是根據“拖延者”命名的，其主旨就是抓住一切機會拖延革命。費邊社成員包括喬治·蕭伯納、 威爾斯，倫納德和弗吉尼亞·伍爾夫夫婦，拉姆齊·麥克唐納，甚至有一段時間伯特蘭·羅素也加入了進來。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策略，不是實現自己的目標，而是接受一個事實，他們的目標就是轉移對方的目標。拖延可以讓事件自行發展，讓積極分子有機會在制定不可逆的政策之前改變想法。 拉丁語中有一個諺語：“欲速則不達”。羅馬人不是唯一尊重自願放棄行動的古人。中國的思想家老子也創造了無為（即消極成就）的學說。 很少有人知道，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禦本能，是讓事情順其自然地發展、行使其反脆弱性的本能；它源於某些生態或自然的智慧，結果也並不總是壞的。在生存層面上，這是我們的身體自然地反抗任何強加的桎梏和束縛的方式，這是我們的靈魂在與現代化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作鬥爭。當然，在現代世界中，我的納稅申報不會，但是，我可以推遲一個小病的就醫時間，或者推遲一篇文章的寫作時間，直到我的身體告訴我，我已經準備好了。透過這種方式，我可能在使用一個非常強大的自然過濾器。我只在自己有寫作慾望的時候寫作， 而且只寫我喜歡討論的主題，要知道，讀者可不是傻瓜。所以，我往往用拖延的方式等待內心的自我呼喚，用這種慢慢進化而來的本能來抵抗對我寫作的任何干預。然而，一些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卻似乎認為，拖延是一種疾病，是需要糾正和治癒的。 由於拖延的好處並未得到充分證明，因此，有人將其與柏拉圖討論的意志力薄弱，即一種缺乏自制力或者意志薄弱的表現聯絡起來，還有人認為它與一種被稱為缺乏意志的“病理” 相關。我相信製藥公司也許有一天會為此研製出某種治療藥物。 拖延的好處，同樣適用於醫療程式：我們看到，拖延可以避免你犯錯，因為它給予自然按自己的規律行事的機會，要知道，自然比科學家更不容易出錯，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 研究“非理性”的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並沒有意識到，在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人類有一種拖延的本能。如果看到獅子走進我的臥室或鄰近的圖書館起火，我是絕不會拖延的。如果嚴重受傷，我也不會拖延就醫。此時，我遵循的是非自然的職責和程式。有一次，我背部受傷，但卻將手術一拖再拖，後來，我去阿爾卑斯山遠足度假了一次，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舉重鍛鍊，我的背部就自行痊癒了。我的自然本能讓我推遲了一次可有可無的手術，並將侵害我身體反脆弱性的風險降至最低，而這些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卻要我扼殺自己的這種本能 （內在激勵機制），泯滅身體的反脆弱性。由於拖延源於我們的自然意志，傳遞了我們自身動力不足的資訊，因此解決方案就是換個環境或者換份工作，讓自己不要那麼糾結或者壓抑。 很少有人可以領會這樣的邏輯，人們應該過一種視拖延為有益工具的、基於自然風險進行決策的生活。 其實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也是運用了拖延的方式。如果我在一個章節上一再拖延，那麼它肯定會被淘汰。這只是簡單的道德問題：如果我在寫一個話題時感覺不到一點兒自然衝動的話，那我為什麼要寫出來糊弄人呢？ 用我的生態學推理來說，一個人做事拖拖拉拉不是因為他不理性，而是他身處的環境不合理。稱這個人不理性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其實才是不理性的。 事實上，人類是非常不擅長過濾資訊的，特別是短期資訊，而拖延則是幫助我們篩選資訊的較好方式，它能避免我們由於衝動而輕信某個資訊，我們下面還會就此做出詳細討論。 “自然主義”的概念現在有點兒混亂。哲學家常提到一種被稱為“自然主義謬誤”的錯誤，暗指自然的事情在道德上並非正確，這一點我也同意，我們將在第4 章討論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應用到現代社會的問題，以及保護一些失敗者的必要性，這些都與自然的意志相悖。但問題是，現在有些人在道德以外的領域濫用自然主義謬誤的概念，比如在一個人有所懷疑的時候，將它誤用到依賴自然主義本能的觀念上。不管你怎麼批駁，在涉及風險考量時， 這一謬論並不成立。時間是考察脆弱性的最佳測試，它包含了大量的混亂無序，自然是目前為止唯一能在時間的磨礪下堪稱“強韌”的系統，但一些哲學家卻不瞭解，風險和生存的問題比哲學問題更關鍵，那些人最終應該退出基因庫——真正的哲學家都同意我的陳述。還有一個更糟糕的謬論：人們會犯相反的錯誤，認為自然主義就是謬論。
大規模的神經過敏想象一下，我們一般稱之為神經過敏的某個人——長得瘦削，整張臉看起來扭曲著， 說話語調時高時低。每當他試圖表達自己的意思時，脖子便不自覺開始扭動。每次臉上長顆粉刺，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臆想自己患了癌症，而且是致命的癌症，已經擴散到他的淋巴結。 他的疑心病還不僅限於身體健康方面：他的生意一旦遭遇一個小挫折，他的反應就好像自己肯定破產在即了。在辦公室裡，他會關注每一個可能的細節，系統性地小題大做。這個世界上你最大的噩夢可能就是與他同坐一輛車趕赴一個重要約會，結果卻遭遇了堵車。“反應過度”這個詞就是為他而造的，他不僅是有反應，而且是反應過度。 將神經過敏的人與不動聲色的人比較一下，後者有臨危不亂的能力，這被認為是領導者、 軍事指揮官或黑手黨教父的必要素質。這樣的人不會一有風吹草動就亂了陣腳，他在困境中的自我控制力讓你歎服。要知道什麼是沉穩、冷靜和深思熟慮的聲音，只要聽聽對“公牛桑米”薩爾瓦託·格拉瓦諾的採訪，他曾參與謀殺了19 人（都是匪徒火拼）。他說話慢條斯理， 就好像討論的問題“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這類人只有在必要時才會做出反應；他要麼不生氣，一旦生氣可謂雷霆震怒，每個人都得陪著小心，這類人與神經過敏那類人完全不同。 現代化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資訊，這些資訊卻把人類從從容鎮靜的那類人變成神經過敏的人。出於討論的目的，我們暫且把從容鎮靜的人視為懂得對真實資訊做出反應的人， 而神經過敏的人則大多在對噪聲做出反應。兩類人之間的差異讓我們看到了噪聲和訊號之間的差異。噪聲是你應該忽略的，而訊號才是你需要注意的。 事實上，我們在本書前幾章已經零散地提到了“噪聲”的問題；現在是對其進行準確闡述的時候了。在科學上，噪聲已經超出了實際聲音的範疇，被用來概括性地指代沒有任何目的、不起任何作用的隨機資訊，你需要清除噪聲，以正視聽。比如一條加密資訊裡有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元素，它們只是一些用來迷惑間諜的隨機字母，又比如一條電話線上聽到的嘶嘶聲，你總是要盡力避免它，以專注於對話。 因個人能力或智力的欠缺無法區別噪聲和訊號，往往是過度干預背後的原因。 殺人的合法方式如果你想加速一個人的死亡，就給他請一位私人醫生。我的意思並不是為他提供一個蹩腳的醫生，而是給他錢讓他自己選擇中意的醫生——什麼樣的都行。 這也許是唯一可能合法的殺人方式了。我們可以從扁桃體切除手術的故事中看到，獲取更多資料增加了干預的理由，導致我們的行為更像那個神經過敏的人。羅裡·薩瑟蘭曾向我暗示，給員工配備私人醫生，實際上更容易受天真的干預的影響，也更容易遭受醫源性損傷： 醫生需要證明，他們無愧於你所付的薪水，也要向自己證明，自己還有那麼一點兒職業道德， 這靠“無為”是不足以體現的。事實上，歌手邁克爾·傑克遜的私人醫生被起訴的理由就相當於過度干預，即扼殺了病人的反脆弱性（法院得花些時間才能熟悉這個概念）。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國家元首和非常富有的人雖能方便地獲取醫療保健服務，卻並不比普通人活得時間更久呢？嗯，看來這正是過度服用藥物和過度獲取醫療服務的後果。 同樣的，那些在公司裡制定政策的人（如脆弱推手格林斯潘）由於有一個先進的資料採集部門的支援，因此得到了很多“及時”的資訊，結果卻往往反應過度，將噪聲當作訊號， 格林斯潘甚至會關注克利夫蘭真空吸塵器的銷售狀況的波動，“以便掌握經濟的確切走向”， 當然，他的微觀管理將美國經濟拖入混亂的泥潭。 在商業和經濟決策中，對資料的依賴導致了嚴重的副作用。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資料空前豐富，你在資料中陷得越深，錯誤資料的比例就越高。我們很少討論資料的一個屬性，即大量資料實際上是有害的，即使是中等數量的資料也是有害的。
前兩章的內容展示瞭如何使用和利用噪聲和隨機性；但噪聲和隨機性也可以使用和利用你，特別是在完全不自然的情況下——依靠網路或者媒體獲取大量資料的情況下。 你越頻繁地尋找資料，你會發現，你找到的噪聲（而非被稱為訊號的寶貴資料）的比例就越高，噪聲–訊號比就越高。噪聲和訊號的混淆並非心理問題，而是資料本身所固有的問題。假設你每年檢視一次資料，比如股價、你岳父工廠生產的化肥的銷售情況，或符拉迪沃斯託克的通脹資料。再假設，當你觀察資料的頻率為每年一次時，訊號–噪聲比為1∶1（一半噪聲，一半訊號），這意味著，大約有一半的變化是真正的改善或惡化，而另一半的變化來自隨機性。這個比例是你每年觀察一次會得到的比例。但如果你每天檢視一次同樣的資料， 那麼這些資料的構成就會變成95%的噪聲和5%的訊號。如果你觀察資料的頻率以小時為單位，就像如今人們整日被新聞和市場價格變動的資訊包圍一樣，那麼這個構成就是99.5% 的噪聲和0.5%的訊號。也就是說，噪聲的比例是訊號的200 倍以上——這就是為什麼愛聽新聞（除了有非常重要的事件發生）的人離愚蠢的人也就一步之遙了。 看看報紙產生的醫源性損傷。報紙每天都需要用一堆新聞填滿各個版面，尤其是其他報紙會報道的這些新聞。事實上，要把事情做對，它們就要學會在缺乏有意義的資訊素材時保持沉默。報紙篇幅有些時候寫兩行就夠了，而必要時則可以寫上200 版——與訊號的強度成正比。不過，當然，報紙要賺錢，需要向我們出售垃圾資訊，而垃圾資訊無疑製造了醫源性損傷。 這個故事還可以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我一直在重申，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中，壓力源就是資訊。因此，資訊過多意味著壓力過大，超過了反脆弱性的臨界點。在醫學上，我們發現絕食有幫助身體自我康復的功效，因為這避免了因攝入食物而分泌過多的荷爾蒙。荷爾蒙會將資訊傳遞給我們身體系統的不同部分，但荷爾蒙過高會導致生物機能的紊亂。就像接受新聞的頻率過高會產生問題一樣，過多資訊有害無益——每日接受過多的新聞和攝入過多的糖都會讓系統紊亂。在第23 章的內容中我會闡述，太多的資料（特別是無效的資料）將導致統計資料毫無意義。 現在，讓我們再從心理層面梳理一下：我們不是天生就明白上述道理的，所以我們會在情緒上對噪聲反應過度。最好的辦法是隻看重大的資料或條件的變化，而忽略小的變化。 正如我們不太可能將一頭熊誤認為是一塊石頭（但有可能將一塊石頭誤認為是一頭熊）， 任何一個理智的、頭腦清楚、不人云亦云、不會淹沒在資料的人，是絕不可能將一個重要訊號、一個攸關生死的訊號看成噪聲的，除非他急於求成、過度敏感，而且神經過敏，從而被其他資訊干擾和迷惑了。重要的訊號總有方法觸動你。在扁桃體切除手術的故事中，最好的篩選方式就是隻給病得很重、經常喉嚨發炎的孩子動手術。 媒體激發的神經過敏媒體及其添油加醋描述的逸聞趣事傳遞了數不勝數的噪聲，由此，我們越來越多地生活在虛擬的現實中，與真實的世界隔離；距離一天天拉遠，我們對此的意識卻一天天淡薄。想想，美國每天有6 200 人死亡，許多人都死於可預防的疾病。但媒體只報道最聳人聽聞的事件（如颶風、 離奇的意外、小型飛機的墜毀），給了我們越來越扭曲的風險現狀。在古時候，逸聞趣事都是資訊；但今天不再如此。同樣的，在向我們提供解釋和理論的過程中，媒體制造了一種認識世界的錯覺。 記者對事件（和風險）的理解都是事後的，就好比登機後再安檢，或者像古人說的戰爭結束後再派援軍。由於領域的依賴性，我們總是忘記對照現實世界來檢視我們心中對世界的認識。因此，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脆弱的世界，同時卻認為它越來越容易理解了。
總而言之，減輕干預的最好方法是限量供應資訊，並以儘可能自然的方式來獲取資訊。 這在網際網路時代是很難讓人接受的。我很難對人解釋說，你獲得的資料越多，就越不瞭解情況，導致的醫源性損傷也會更多。如今，人們仍抱有“科學”就意味著更多資料的錯覺。 國家無能的時候反而大有益 1959~1961 年間導致3000 萬人死亡的中國大饑荒，可以讓我們體會到國家過度努力的後果。孟鑫、錢楠筠和皮埃爾·雅爾德研究了各地受災程度的不同，以瞭解饑荒的分佈情況。他們發現，在饑荒開始前，糧食產量更高的地區在饑荒開始時受災情況更嚴重，這意味著政府的糧食分配政策是導致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具體來說就是缺乏靈活的糧食採購系統。 此外，回顧過去一個世紀內發生的饑荒，中央計劃經濟所導致的饑荒在其中的佔比遠高於預期。 但事實往往是，國家的無能才能幫助我們擺脫中央集權和現代化的桎梏——實現反醫源性損傷。富有真知灼見的作者德米特里·奧爾洛夫闡述了蘇聯那種低效落後、無意識重複栽種的糧食生產，如何在蘇聯解體後幫助人民逃避災難，最終促進了國家穩定。斯大林想按自己的主張規劃農業，然而卻導致了饑荒。他和他的繼任者從來沒有成功地提高過農業的“效率”，即實現耕種的集中和最佳化，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所以，蘇聯的每一個城市周邊都種植主要的糧食作物。這當然提高了成本，因為他們無法從專業化中受益。但就是這種缺乏專業化耕種的局面使人們在國家機構嚴重解體的情況下也能獲取各種糧食。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美國（或歐洲）出現食品供應中斷事件的話會發生什麼情況。此外，由於蘇聯住宅建設效率低下，因此家族三代往往都住得很近，關係也很親密，從而確保了彼此鄰近、互通有無。 人們之間有真正的紐帶連線著他們，這可與社交網路不同，他們會給飢餓的朋友送食物，也希望當自己陷入困境時，有些朋友（不一定是他們幫助的那個朋友）能夠幫助到他們。 而自上向下管理的國家即使想幫助人民也並一定能做到這點，我們接下來還會看到另一個故事，告訴我們國家無能的益處。 法國比你想象的更亂下一步，我們將顛覆一種觀點，即認為法國治理得好是因為它是一個由笛卡兒式的理性主義者自上而下管理的國家。 過去20 年來，我一直在疑惑，為什麼由一個超級政府自上而下領導的法國，卻能在那麼多領域內都執行良好。這畢竟是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領導過的國家，這個偉大夢想家的思想滲透到了國家的諸多方面。事實上，目前法國的文化是超級干預式的文化，可以說“儘管東西沒壞，也要好好修理它”。許多事看起來在法國比在其他地方要做得好；所以，法國是不是可以用來證明，透過嚴格管理讓都市井井有條的中央官僚機構事實上有利於增進發展、 幸福、卓越的科學和文學、宜人的氣候、地中海地區多樣化的植物、高大的山脈、優越的交通、迷人的女郎，還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但直到我閱讀格雷厄姆·羅布的《發現法國》， 我才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讓我用全新的視角來看這個地方，並查詢文獻來修訂有關這個國家的故事。 對於這個故事實際上我們並不陌生：法國的集權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雖然路易十四、拿破崙的征戰，以及茹費理的國家教育計劃無不希望一統該國。早在1863 年，法國人並不說法語（只有1/5 的人說法語），該國有多種語言和方言（一個離譜兒的故事：1904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法國人弗雷德裡克·米斯特拉爾，但他寫作時用的卻是普羅旺斯語， 一種法國南部的語言，如今已經沒有人會說這種語言了）。這個國家缺乏語言的融合，就像該國五花八門的乳酪一樣（據說這裡有400 多種乳酪），這從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集權制管理方式在這個國家實行的難度。由於缺乏種族或語言的維繫，這裡只不過是國王或沒落貴族的資產。這裡的道路極其崎嶇，大部分地區遊客都無法進入。收稅是一個危險的職業，需要堅韌的精神和智慧的手段。事實上，這個國家是逐步被巴黎“發現”的，在許多情況下還是在北非和其他殖民地建立之後被發現的。在一本很有意思的大部頭著作《叛逆的法國》中，歷史學家讓·薩科指出法國的叛亂文化博大精深，從歷史上看，這可以算作法國真正的全國運動。 巴黎本身幾乎不受法國控制——它的情況不比不聽巴西中央政府號令的、被稱為“野花”的里約貧民窟好多少。“太陽王”路易十四把政府搬到了凡爾賽宮，以逃避巴黎的民眾。 直到奧斯曼在19 世紀60 年代拆除了廉價公寓和狹窄的街道，修建了大道，並允許警察控制人群后，巴黎才變得容易控制。實際上，法國的核心就是巴黎，政府對法國其餘地區並不十分在意。這個國家經過長期規劃和修建道路、鐵路系統、公立學校和電視網路的“5 年計劃”，之後才實現了集權制管理，這也就是拿破崙一統江山的夢想。這個夢想的建設始於戰後的戴高樂時期，到20 世紀70 年代在瓦勒裡·吉斯卡爾·德斯坦統治時期才算完成，而隨後分權化又開始了。我們可以說，法國可能受益於這20 年左右的中央集權統治，但我們同樣也可以認為，它得益於這樣一種皆大歡喜的情況：大政府刺激了經濟增長，卻沒有逗留過長時間，未引起反作用。 瑞典和大政府除了法國，我不能理解的還有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比如丹麥，它幾乎成了大政府高效治理的代名詞，因為該國的經濟大部分是國有的。世界上怎麼會有像丹麥這種在龐大的政府的治理下還能夠幸福的國家（假如幸福是可衡量和美好的）呢？是因為這些國家都比紐約大都會的面積還小嗎？我始終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的合著者、政治學家馬克·布萊思告訴我， 這種敘述是錯誤的：瑞典的故事與瑞士如出一轍（只不過這裡的氣候更糟，也沒有好的滑雪勝地）。仔細看看：該國政府就像一個稅收機構，但收來的錢是各市自己開支的，用於開展各市認為必要的技術培訓，以滿足工人的個人需求。該國的經濟精英們比在其他大多數民主國家擁有的自由更多，遠超出外國人對中央集權制國家的預期。 此外，冷戰結束時，大約在1990 年，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但令人欽佩的是，它們實施了財政緊縮政策，有效地規避了20 年後洶湧來襲的金融危機的衝擊，這是我們能夠受益於混亂狀態的又一個例證。 將催化劑與起因混為一談當渴望自然波動性的系統受到壓制，它們最終會崩潰，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它們是脆弱的。我們從未將失敗視為脆弱性的結果，相反的，此類失敗往往被我們說成預測錯誤的結果。可是，如果大橋有一個搖搖欲墜的沙柱，那麼把這座脆弱的橋樑的倒塌歸咎於最後一輛透過的卡車是十分不明智的，更愚蠢的是試圖提前預測哪輛卡車會將大橋壓垮。然而， 這種事情我們已經做得夠多了。 2011 年，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將政府未能預測到當年春天在埃及爆發的革命的錯誤歸咎於情報失誤，卻獨獨忽略了這一點，即正是在統計“尾部”中的那些被壓制的風險產生了作用，而不是他們沒有看到最後一粒沙子的落下。我們可以對經濟進行類比，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機開始後，許多人認為，如果能夠預測到次貸危機（他們認為，似乎是次貸危機觸發了金融危機）就能夠避免金融危機。這根本不可能，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前者並不是後者的根本原因。同樣的，奧巴馬指責是“情報錯誤”導致了他的政府未能預測到埃及的起義，這是對複雜系統和糟糕政策的誤解。超級大國在這個故事中就是一隻“普通的火雞”。 奧巴馬的錯誤說明人們很容易在因果關係鏈條上產生錯覺，也就是將催化劑當作起因， 並以為大家可能知道哪些催化劑會產生哪些影響。所有觀察者，尤其是捲入其中的觀察者， 都沒有預測到埃及最近的那次動盪。因此，指責美國中央情報局或一些情報機構，與花錢資助它們來預測這些事件一樣，都是很不明智的。政府浪費了數十億美元，試圖預測相互依賴的系統所產生的事件，因而在個體層面上，無法透過統計手段去理解。 大多數對埃及騷亂的解釋都把催化劑和起因混淆在一起了。以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 為例。我們一開始將突尼西亞和埃及的騷亂歸因於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而不是令人窒息和不得人心的獨裁統治。但是，巴林和利比亞是富裕國家，還是買得起進口糧食和其他商品的。 此外，幾年前大宗商品曾出現過更離譜兒的漲價，卻未引起任何暴亂。即使我們的邏輯是撫慰一下民眾，我們的關注點也錯了。我們要研究的是系統和它的脆弱性，而非單個事件，這與物理學家所稱的“滲透理論”一樣，即應該研究岩層的隨機性特徵，而不是研究岩層單一要素的特徵。 桑提亞集團是向美國政府銷售預測分析的合同商之一（也就是未能對埃及革命的發生提出預警的公司），該集團的馬克·阿多拉希安指出，在埃及的問題上，政策制定者應該“把這想象成拉斯韋加斯的賭局。在撲克牌21 點遊戲中，如果你做到的比一般人強上4%，那麼你就能賺錢了”。但是這個比喻很有欺騙性，與我反對的所有東西一樣。要知道，在埃及騷亂的問題上，沒有什麼“強上4%”的說法。這不僅是在浪費錢，更是在錯誤的焦點上建立起虛幻的自信。很明顯，情報分析師與未能預測到經濟危機的風險管理系統犯了同樣的錯誤， 並且為他們的失敗提供了相同的藉口。政治和經濟“尾部”事件是不可預測的，它們的發生機率是無法科學地衡量的。無論花費多少研究經費，預測革命的發生機率與計算牌面還不是一回事；人類永遠無法把政治和經濟變成撲克牌21 點遊戲中有規律可循的隨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