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0 章的內容中，我們將呈現塞內加的斯多葛學派，這是我們理解反脆弱性的起點， 反脆弱性的應用將從哲學和宗教領域延伸到工程領域。第11 章引入了槓鈴策略，解釋為什麼混合高風險和高度保守行動的方法明顯優於簡單的中等風險的方法。 首先，我將以我的兩個朋友的故事作為第三卷的開端，他倆從識別脆弱性和利用脆弱推手的弱點中獲得極大樂趣，甚至以此為生。
尼羅生活中的主要活動就是讀書，間或夾雜一些雜事。而胖子託尼讀的書很少，以至於有一天，當託尼提到自己想寫回憶錄時，尼羅不禁開玩笑道：“如果你要寫出這本書，那麼你寫的書恰好比你讀過的書多一本。”而胖子託尼早就料到尼羅的態度，就拿尼羅的話反駁他：“你不是說過，如果你很想讀一本小說，你就會寫一本小說嘛。”（尼羅曾經援引英國準首相兼小說家本傑明·迪斯雷利的話，雖然本傑明喜歡寫小說，卻不喜歡閱讀它們。） 託尼在布魯克林長大，後來搬到新澤西州，他說話的口音跟你想象的一樣。因此，在不必花很多時間去看書（而且對他來說是“無用的”），以及對按部就班的辦公室工作極為反感的情況下，胖子託尼在大部分時間裡什麼事情也不做，偶爾會做做商業交易。當然，他不會忘記大吃大喝。
午餐的重要性雖然他們周圍的大多數人都在努力抗拒各式各樣的不成功表現，但尼羅和胖子託尼卻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害怕無聊，尤其是害怕一早起床腦袋空空，無事可幹。因此，他們在那場經濟危機爆發之前聚在一起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共進午餐”。如果你生活在像紐約這樣生機勃勃的城市，又天生個性友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些意氣相投的人一起吃晚飯，以一種幾乎完全放鬆的方式談論一些比較有趣的話題。但要找人一起吃午飯就十分困難了，尤其是在如今這樣的高就業率時期。當然，要在同一家公司找個同事共進午餐並不難，但是相信我， 你不會想接近這些同事的。他們每一個毛孔中都滲透出液態的壓力荷爾蒙，一旦把話題從他們所謂的“工作”中岔開，他們便會顯示出焦慮情緒，或者剛談得興起，他們就會說一句“我得走了”或者“我在下午2 點15 分還要開會”，馬上讓你覺得掃興透了。 此外，胖子託尼在某些地方贏得了尊重。尼羅深思熟慮的哲學成就掩蓋了他的社會地位， 連服務員都對他視而不見，而胖子託尼則不同，他在義大利餐館一出現就受到熱烈的歡迎。 他進入餐館後，餐館服務員和員工熱烈地歡迎他；據說餐館老闆還熱情地擁抱了他，飯後， 老闆（有時還有他的母親）在門口目送著託尼離開，還送上禮品，比如家釀的格拉巴酒（或者其他沒有標籤的瓶裝液體）、更多的擁抱，以及下個週三再來吃精選午餐的承諾。 因此，當尼羅人在紐約時，就不必再為午餐而焦慮了，因為他總能找到託尼相伴。尼羅可以在健身俱樂部與託尼見面，在那裡，我們的兩個主角會做3 項“全能運動”（桑拿浴、 按摩浴和蒸汽浴），隨後，他們會出發去某個餐館，享受老闆的熱烈歡迎。因此，託尼曾對尼羅說，尼羅晚上對他來說“沒什麼用”——因為他可以找到更好的、更幽默的、更多義大利裔的新澤西朋友，他們與尼羅不同，他們可以給託尼帶來一些“有用的”主意。
圖書館的反脆弱性尼羅過著一種混合的（臨時的）禁慾生活，每天儘量在晚上9 點鐘上床，冬天甚至睡得更早。當人們在酒精的作用下開始向陌生人談起自己的個人生活，或者更糟的是，開始口若懸河地闡述他們形而上學的理論之前，尼羅就早早地離開了聚會的人群。尼羅更喜歡在白天活動，儘量在清晨的陽光溫柔地透進臥室的窗簾，在牆上留下斑駁的光影時起床。 尼羅的時間都用於從網路書商那裡訂購圖書了，當然他也常常閱讀書籍。在結束像水手辛巴德和威尼斯旅行者馬可·波羅經歷的那種動盪的冒險生活之後，他最終開始享受寧靜而慵懶的時光。 尼羅是審美疾病的受害者，只要是穿著拖鞋的人、電視、銀行家、政治家、新澤西州、 來自新澤西州的富人（如胖子託尼）、坐遊輪（在威尼斯停留，還穿著拖鞋）的富人、大學管理者、拘泥於語法的人、攀龍附鳳的人、流行樂、衣冠楚楚的銷售員或商人，都會引起他的反感，甚至恐懼。至於胖子託尼，令他覺得反感的東西完全不同：他最討厭徒有虛名的人， 也就是事無鉅細都要插手但往往卻錯過事情本質（自己卻意識不到）的人，因為他們的談話永遠都不著邊際、不知所云，無法切中要害。 胖子託尼能夠敏銳地嗅到脆弱性的氣息，這一點毫不誇張。託尼聲稱他可以從走進餐廳的某個人的步伐看出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而且基本上每次都能猜中。但是，尼羅注意到， 胖子託尼在與首次見面的人交談時，往往會非常接近他們，並煽動鼻翼嗅來嗅去，就像一隻狗，對於這個習慣，連託尼自己都沒有覺察到。 尼羅加入了一個60 人組成的志願翻譯協會，這些人曾為法國出版社翻譯過若干從未發表的希臘語、拉丁語或亞拉姆語（古閃米特語）的古代文獻。這個團體以自由主義為原則， 他們的規則之一就是，不要在辯論中憑藉大學裡的頭銜和名譽倚老賣老。另一個規則就是， 每年必須在巴黎參加兩個“莊嚴”的紀念日，一個是11 月7 日的柏拉圖祭日，另一個是4
月7 日的阿波羅誕辰日。尼羅還參加了當地的一個舉重俱樂部，他們每個週六在一個經過改裝的車庫裡聚會。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主要是紐約的門衛、搬運工，還有一些一到夏天就穿著無袖T 恤衫到處閒晃的人。 唉，無所事事的人總是無法駕馭內心的不滿和好奇，從而成為它們的奴隸。尼羅越是空閒，越是覺得有必要填補自己的自然興趣（也就是希望瞭解更多的東西）中的缺憾，充實浪費的時間。而且尼羅還發現，越是深入地研究某事，就越是覺得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瞭解此事。 借用威尼斯的一句諺語就是，越是深入海底，海就越深。 好奇心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就像上癮症一樣，你越是滿足它，這種感覺就越強烈—— 書籍有一種神秘的傳播使命和能力，這一點對於整個房間滿是圖書的人來說並不陌生。尼羅在寫作的時候就處於15000 冊圖書的包圍中，同時還因為不知如何丟棄每天訂購圖書拆包後留下的各種空箱和包裝材料而頗感苦惱。最能給尼羅帶來閱讀快感，而不僅僅是為了博學而閱讀的書籍就是醫學文獻，對此，尼羅有著天生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來源於他與死神的兩次遭遇，第一次是癌症，第二次是直升機墜毀，從這兩次遭遇中，尼羅意識到技術的脆弱性與人體的自愈力。因此，他會花些時間閱讀醫學教科書（不是論文，而是課本），或者一些專業文章。 尼羅曾正式接受過統計學和機率方面的課程學習，他將其作為哲學的一個特殊分支來看待。他傾其一生在寫一本哲學類的技術書籍，題為“機率論與形而上學”。尼羅總是每寫兩年就放棄寫作計劃，過了兩年又重新恢復寫作計劃。他認為機率的常用概念過於狹窄，不足以表達在現實世界的生態體系中進行決策的真實本質。 尼羅很享受在古老的城市中徜徉穿梭，隨身不攜帶任何地圖。他用以下方法弱化自己的遊客身份：他會在一個地方待上足夠長的時間，才會選擇下一個目的地，這就給他的旅行日程注入一些隨機性，當然，旅行社也被他氣得發瘋。比如，如果他在薩格勒布，那麼下一站何時出發就取決於他在薩格勒布的心態。從很大程度來說，吸引他前往下一站的是那些地方的氣味，氣味是無法透過旅遊產品廣告來傳遞的。 如果在紐約，那麼大多數情況下尼羅都會端坐在靠窗的寫字檯前，恍惚地看著哈德遜河對岸的新澤西州，並提醒自己沒住在那兒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因此，尼羅對胖子託尼說的 “我對你沒什麼用”這句話是雙向的（也並非外交辭令），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句話並不正確。 愚蠢的人和不愚蠢的人 2008 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尼羅和胖子託尼顯然有了更多的共同點：他們都預測到愚蠢的人的脆弱性會造成危機。他們在一起的原因是，他們都相信，如此嚴重的、以滾雪球的方式和前所未有的規模摧毀現代經濟體系的危機是註定要發生的，原因就在於那些愚蠢的人。 但是，我們書中這兩位主角可是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 胖子託尼認為，那些書呆子專家、行政管理人員，特別是銀行家們，才是最愚蠢的人（雖然在那時，許多人都認為他們是天才）。而且，更重要的是，胖子託尼認為，他們整體比個體更愚蠢。胖子託尼天生就有一種能在這些愚蠢的人失敗之前就識別出他們的能力。胖子託尼就是靠這個能力賺錢的，同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過著一種悠閒的生活。 尼羅的興趣與託尼類似，只是看上去更知性一些。對尼羅來說，建立在自以為理解了事件發生機率的錯覺之上的系統註定要崩潰。 因為賭的是愚蠢的人們的脆弱性，所以胖子託尼和尼羅贏得了反脆弱性。 託尼從危機中大賺了一筆，他的積蓄從七八千萬美元一下子上升到了兩三億美元—— 當然，不能讓託尼大賺一筆的事情對他來說都是“空談”。尼羅也賺了一些錢，雖然金額遠低於託尼，但令他滿意的是，他贏了——正如我們所說的，他已經在財務上實現獨立，對他來說，賺錢就是浪費時間。坦白地說，尼羅的家庭財富在1804 年達到巔峰，所以他不像其他探險者那樣具有社會不安全感，錢對他來說不可能是社會地位的象徵——目前來說， 博學更重要，等到年老時，博學就會成為智慧。如果你不需要的話，多餘的財富，無異於沉重的負擔。在尼羅的眼裡，沒有比過度精緻更可怕的了——無論是衣服、食物、生活方式還是舉止，而且財富是非線性的。錢一旦超過了一定數量，就會將人們的生活無限複雜化， 讓我們不得不憂慮我們在某國房產的看守人是否翫忽職守，以及惹上諸多隨著財富增長而成倍增加的麻煩。 我們將在第七卷中從道德層面討論對愚蠢的人們的失敗下注的問題，但是這分為兩種思路。對尼羅來說，應該先警告大家切勿成為愚蠢的人，而託尼反對這種想法。“你會被人恥笑的。”他說，“會被人當作膽小鬼。”基於口頭警告的系統，將主要由不承擔風險卻信口雌黃的人所主宰。這些人不會給予你和你的想法任何尊重，除非你拿了他們的錢。 此外，胖子託尼堅持認為尼羅對戰利品的物理形態的看法過於死板，比如我們所說的銀行賬戶對賬單，這與你所買商品的經濟價值，乃至你的購買能力，都毫無關係，這只是商品的象徵性價值。託尼能夠理解為什麼尤利烏斯·愷撒要不惜代價地把他的戰俘——高盧叛亂的領導人韋森蓋托里克斯押送到羅馬帶著鐵鐐遊街示眾，這只是為了用實實在在的血肉之軀來昭示他的勝利。 我們之所以需要將重點放在行動上，避開言詞，還有另一個因素要考慮：依賴於外部的認可有損健康。人們在給予認可時是殘忍和不公平的，所以最好跳出這種遊戲。在別人的態度面前保持強韌性。尼羅曾經與一位有傳奇地位的科學家交友，對這位科學巨匠無比尊重。 雖然這個人幾乎是其所在領域中最知名的人了（在他人的眼中），但他還是花時間查詢每週自己在科學界所擁有的地位。哪個作者要是“沒有引述”過他的文章，或者哪個委員會把他從未得過的獎授予某個他認為不如他的人，（哼，就那個騙子！）都會讓他義憤填膺。 尼羅認識到，不管他們對自己的作品有多麼滿意，這些依賴於文字的“大人物”都被剝奪了託尼所擁有的那份寧靜；一旦他人得到了讚美而自己卻沒得到，或看似不如他們的人從他們手裡奪取了讚美，那麼他們就會受到傷害，變得脆弱。所以，尼羅對自己承諾，要透過一個小小儀式來逃離這種模式，以防哪一天自己也一不小心染上這些“大人物”的惡習。尼羅在與“胖子託尼對賭”中獲得的戰利品，除了一輛新車（寶馬迷你轎車）和一塊價值60 美元的斯沃琪牌新手錶之外，還有一筆天文數字的投資基金，基金對賬單中有一張是每月從新澤西州的某個地方發出的，其他3 張則來自海外各國。再說一遍，重要的不是錢的數額， 而是其行為本身——對賬單上的錢即使是現有數額的1/10，甚至1/100，其效果也是一樣的。這樣，透過開啟那個裝著對賬單的信封，尼羅就會忘記是否被人認可的問題，然後繼續過他的日子，不再理睬那些殘忍而不公平的人所說的話。 但如果遵照這種道德觀，那麼自然得出的結論便是，即使信封裡裝的對賬單表明的是虧損，尼羅也應該有種自豪和滿足的感覺。一個人所受的尊重是與他為了自己的理念而承擔的風險（換言之，就是他面對了多少不利結果）成正比的。總而言之，尼羅相信博學、美學和冒險，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至於他的投資基金，為了避免慈善陷阱，尼羅遵從胖子託尼的系統性捐款原則，但絕對不向直接索要捐贈的機構捐款。尼羅也從來沒有給過任何慈善組織一分錢，除了那種由不領薪水的志願者組成的慈善團體。 孤獨再說兩句尼羅的孤獨。對尼羅來說，在2008 年經濟危機前的黑暗日子裡，孤零零地與自己的理念相守，有時讓他感覺非常痛苦，尤其是週日的晚上，他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或者是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與胖子託尼共進午餐就像是口渴後看見了水源；他焦慮的心情馬上得到了緩解，他意識到自己沒瘋，或者至少不是自己一個人瘋了。外界有些事情出了問題，可是他沒有辦法說給別人聽，尤其是那些自認為聰明的人。 想想看，在涉足經濟活動的近100 萬專業人士中，無論他們是在政府（從喀麥隆到華盛頓特區）、學術界、媒體、銀行、企業中，還是為個人需求進行經濟和投資決策，只有少數人看見了危機的到來——預測到其破壞程度的人就更少了。 即使是在那些看到危機即將到來的人中，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意識到，這場危機正是現代化的產物。 尼羅站在紐約前世貿中心附近，他可以看到，對面那些高樓大廈中進駐的大多數是銀行和經紀公司，每天有數百人在樓裡跑來跑去，他們僅僅從新澤西往返通勤，便耗費掉10 億瓦的能源，消耗掉數百萬個奶油乳酪麵包圈，胰島素反應（在理論上）刺激著他們的動脈， 透過說話、交流、寫文章製造出千兆位元組的資訊。但他們根本不知道：所有這些都只是噪聲而已。 確實是噪聲：被浪費的努力、不和諧的聲音、缺乏美感的行為、增加的熵值，導致紐約經濟區區域性升溫的能源產量，以及將會蒸發的泡沫視為“財富”的錯覺。 你可以把書摞起來，堆成一座大山。可惜的是，對尼羅這位專家來說，不管這些書的內容是什麼，無論是關於機率、統計還是數學模型，也不管是否有證據，所有的一切都如空氣一般。就算你花了3 300 萬個小時，也就是差不多9000 年的時間用於讀書，讀完了哈佛大學圖書館社會科學分割槽[24]中近200 萬本書籍和研究論文，你所學到的東西還不如跟胖子託尼吃幾頓飯學到的多。
讓我們來談談一個騙局。 非預測者能夠預測什麼胖子託尼不相信預測。但他進行了一個龐大的預算預測，讓某些人——那些預測者們 ——相形見絀。 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在研討會上，尼羅常常會遇見來自美國聖塔菲研究所的物理學家，他們篤信預測，使用新奇的預測模型，但同時，他們根據預測模型所進行的商業交易卻屢次失敗——而胖子託尼，這個不相信預測的人，卻從預測中發了大財。 通常說來，你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但你可以預測到，那些依靠預測行事的人往往會承擔更多的風險，遇到一些麻煩，甚至可能失敗。為什麼呢？因為預測者在預測誤差面前是脆弱的。過於自信的飛行員最終導致機毀人亡，而資料預測則導致人們承擔更多的風險。 胖子託尼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僅僅因為他與他那些脆弱的手下敗將有著相反的命運。 胖子託尼使用的模型很簡單。他識別脆弱性，在脆弱事物的崩潰上下注，之後就開始對尼羅發表長篇大論，在社會文化問題上與尼羅相互攻擊，或者反駁尼羅對新澤西生活的冷嘲熱諷。然後，在他下注的事物如期崩潰後，大賺一筆，接著，他便去享用午餐。 [24]社會科學圖書館中唯一的例外是少數幾個認知科學領域內的文獻，其中一些確實有用。
第10 章塞內加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如何在聽取建議之後活下來——一無所失或一無所得——下次沉船時該怎麼做在胖子託尼出生的幾千年之前，還有一個人解決了反脆弱性的問題，他也是義大利半島的兒子。除此之外，他還比胖子託尼更聰明，擅長用出色的散文來闡述自己的大道理。此外， 在現實世界中，他做得也毫不遜色——事實上，他的生意比胖子託尼做得還要成功，而且他的知識水平也絕不輸給尼羅。這個人就是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塞內加，我們早先提到過他， 據稱，他還是尼祿母親的情人（當然，實際上並不是）。 他用斯多葛派哲學解決了反脆弱性的問題，以及三元結構之間的關係問題。 這是真的嗎？ 盧修斯·安內烏斯·塞內加是一位哲學家，同時也是羅馬帝國最富有的人，他的財富部分得益於他的經商頭腦，部分是因為他曾擔任充滿傳奇色彩的尼祿皇帝的導師。尼祿皇帝就是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企圖弒母的那個人。塞內加篤信斯多葛主義，同時也是斯多葛主義的一位優秀的詮釋者。他的書籍深深地吸引了我和聽了我的推薦而閱讀其書的朋友們，因為我們感覺到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心說給我們聽的；他身體力行，專注於斯多葛主義的實踐，甚至細化到如何旅遊、在自殺時（他曾奉命自殺）如何控制自己，或者如何面對逆境和貧困，甚至更關鍵的是如何理財。 因為塞內加專注於引導人們的實際決策，因此一些學者稱其思想不能上升到理論或哲學層面。然而，他的評論者中沒有一位能夠洞察到塞內加對“不對稱性”的看法，這種看法不但是本書的核心，也是生活的核心，是強韌性和反脆弱性的關鍵。真的沒人認識到。我的觀點是，決策過程中所用到的智慧比書面知識重要得多——不僅僅在實踐層面，也在哲學層面。 其他哲學家在做事的時候，總是以理論指導實踐。亞里士多德在打算提供實用性建議時， 以及幾十年前柏拉圖向統治者（尤其是錫拉庫扎的統治者）宣傳他的治國思想和建議時，都採用了這種方式，但不是效果不佳，就是造成災難。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哲學家之王，最好一開始就成為一個國王，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正如下面這個當代故事所講述的。 現代決策理論的擁躉，同樣也是遵循了以理論指導實踐的單向模式。非常典型的是，他們熱衷於解決最複雜的，但他們的理論卻最不適用的問題，還美其名曰“做科學”，下面一則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個故事說的是特里法特教授（名字是化名，因為這個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根據我的經驗，他的故事非常典型）。特里法特教授是決策理論領域中“被引述率很高”的一位學者，是主流教科書的編撰者，也參與開發了大而無用的“理性決策”理論， 這個理論中充斥著許多大而無用的“公理”和“偽公理”，以及更大並且更無用的機率論和偽機率論。特里法特教授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正在糾結於是否要接受哈佛大學的聘書去那裡任教——許多談論風險的人一生所遭遇的最大的風險，也不過如此。一位同事建議他使用備受矚目的高階學術技術，比如“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來解決問題，並提醒他：“你總是在寫這些東西。”特里法特氣憤地回答說：“別鬧了，這可不是開玩笑！” 相比之下，塞內加所關注的只是他“當真的事”。他曾在一次海難中僥倖活下來，而其他家庭成員則不幸喪生，事後，他給他的朋友們寫了一些實用的建議。最後，當他奉命自殺時，他也出色地以有尊嚴的方式遵照自己文章中所闡述的原則結束了生命。哈佛經濟學家的著作，只有寫論文的人才會去讀，寫論文者寫的書又只有準備寫論文的人去讀，並最終（很可能）被無情地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塞內加寫的著作，卻仍為兩千年後現實世界的人所傳閱。
讓我們來探討塞加內所傳遞的思想。 生活中不利因素較少的事物讓我們先來看看以下這個矛盾。我們曾介紹過，塞內加在羅馬帝國是最富有的人，財富共計3 億迪納裡（我們可以做個比較，大約在同一時期，猶大只為了30 迪納裡——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就出賣了耶穌）。如果一個人一方面寫了貶低物質財富的文章，一方面又坐擁幾百張象牙材質桌腿的木桌，那麼這些文章可能就不那麼令人信服。 文獻中對斯多葛學派的傳統理解大多是，他們無視命運的捉弄（以及秉持宇宙和諧的思想，在此我不作贅述），始終貶低世俗的財富。當斯多葛學派的創始人芝諾遭遇了海難（在古代文獻中有很多關於沉船的記載）後，他稱自己十分幸運，現在了無牽掛，可以全身心地研究哲學了。而塞內加在遭遇不幸事件後，其作品中也反覆出現一個關鍵短語：一無所失。 斯多葛主義讓你渴望災難的挑戰，而且斯多葛學派看不起奢華，塞內加曾這樣描寫過一個過著奢華生活的傢伙：“事實上，他負債累累，無論他欠的是另一個人的債，還是命運的債。” 這樣看來，斯多葛學派是具有純粹的強韌性的，對外部環境——無論是好還是壞—— 都具有免疫力，不因命運的決定而變得脆弱，因而它是強韌的。隨機事件無論如何都不會影響我們（我們太強大了，以至於不會失去什麼，同時也沒有貪婪到想從中獲利），所以我們在三元結構中屬於中間的一類。 如果我們直接閱讀塞內加的書，而非透過評論者的文章去了解，就會學到完全不同的知識。塞內加的斯多葛主義在命運面前實際上具有反脆弱性。不僅沒有被命運打倒，反而還能從中獲益。 誠然，正如上文所述，塞內加寫文章的目的是為了宣揚他的哲學，試圖堅守斯多葛學派：
斯多葛學派關心的並非收益和好處，因此在字面上它並不屬於反脆弱性這個層面，只是降低了哲學層面的脆弱性，並賦予人對命運的控制力。但是，這裡也有一些評論家們完全忽略的東西。如果財富是一個負擔，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那擁有它又有何意義呢？為什麼塞加內又要擁有這麼多的財富呢？ 我在第2 章中曾提到過一些心理學家，他們只關注創傷後的危害，卻忽略創傷後的成長，同樣的，知識分子也不相信反脆弱性的概念，對他們來說，世界止步於強韌性。我不知道為什麼，總之他們不喜歡反脆弱性。這使他們逃避去相信塞內加希望從命運中獲益，當然， 他們的想法也沒有錯。 讓我們先來學習塞內加是如何緩解不利局面的，這也是斯多葛學派的標準原則——建立強韌性，避免情緒的傷害，擺脫三元結構的左欄，等等。然後，我們將展示他如何真正地提出了反脆弱性。之後，我們將在第18 章和第19 章內容中，把他的方式擴充套件成為洞察反脆弱性的一般方法。 斯多葛學派的情緒強韌法成功帶來了不對稱性：你現在失去的遠遠多於你得到的。因而，你會顯得脆弱。讓我們回到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故事。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好訊息，只有接二連三的壞訊息。當你成為富翁後，失去財富的痛苦要遠超你獲得額外財富的喜悅，於是，你開始生活在持續的情緒威脅下。富有的人容易受財富所累，因為他的財富會控制他，讓他失敗，導致他應激激素中的血清濃度升高，降低他的幽默感，甚至可能導致鼻尖上長出汗毛等諸如此類的不良反應。 塞內加認識到，財富會讓我們擔心不利因素，因此，依賴於它會讓我們自己背上沉重的負擔。 更糟糕的是，依賴於具體情況（或者說具體情況帶來的情緒），會讓我們成為身外之物的奴隸。 古人非常熟悉這種好與不好的效果、益處與害處之間的不對稱性。我在李維的文字中發現了這樣一句話：“壞事對人的觸動遠大於好事。”李維寫下這句話的時間比塞內加早了半個世紀。古人——主要得益於塞內加的思想引導——遠遠走在了現代哲學家與特里法特之類決策理論家的前面，後者只是圍繞“風險（或虧損）厭惡”的概念打造他們的理論，而古人的思想則更深邃、更實用，超越了庸俗治療學的範疇。 讓我用現代術語來複述這一概念。拿你可能失去的更多，得到的更少的情況舉例。如果給你一筆財富（比如1000 腓尼基舍客勒）並不能給你帶來很大的利益，但是如果失去同等金額的財富，則會使你感覺受到了更大的傷害，那麼你就處於不對稱之中。這不是一個好的不對稱：因為你變得很脆弱。 塞內加用以對抗這種脆弱性的實用性方法就是，透過心理練習來弱化財產在心目中的地位，這樣，當損失發生時，他就不會受到刺激，這是從外界環境中奪回個人自由的方式。比如，塞內加常在旅行時隨身帶著遭遇沉船的風險時可能會用到的東西，包括一塊可以鋪在地板上睡覺的毯子，因為當時的旅館很少（當然我也需要闡明，由於當時的背景使然，他在旅行中還有一兩個奴隸跟隨左右）。 為了表明這具有多麼明顯的現實意義，下面我將展示我是如何應用這種斯多葛主義奪回對生活隨機性的心理控制力的。我一直討厭受僱於人，討厭依賴別人隨機的意見來工作，尤其是大公司的許多行為都違背了我的道德感。除了8 年時間，我一直享受於自僱的狀態。 但是，在這之前，在我的最後一份受僱用的工作中，我在找到新的職位前寫了一封辭職信， 並把它鎖進抽屜，然後就感覺到一種自由感，儘管我還得上班。同樣的，在做交易員時，我也會做一種類似的精神運動，這種職業充斥著高度的隨機性，給我帶來持續的心理傷害。因此，我就假設每天一大早，最糟糕的事情就已經真實地發生了，那麼剩下的時間我會感覺好受一些。其實，這種把精神調節到應對“最糟情境”狀態的方法比一些心理治療方式更管用， 因為它讓我承擔的這類風險的最糟情境是清晰和明確的，其傷害是有限的和已知的。但當一切都很順利時，我們便很難堅持這種淡化式精神訓練法，而此時恰恰是我們最需要這種訓練方法的時候。此外，我偶爾也會按照塞內加的方式，在不舒服的環境中旅行（雖然我不像他還有一兩個奴隸跟隨左右）。 知性的生活關乎如何進行情緒定位，以消除傷害的刺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方法就是淡化你所擁有的東西在你心中的地位，這樣任何損失都不會給你帶來傷痛。世界的波動性也不能給你帶來負面影響。 馴化情緒這樣看來，斯多葛主義的主旨就是情緒的馴化，而不一定是情緒的消除。它不是要把人類變成植物，而是將他們對情緒的關注轉移到對產生情緒的核心根源的關注上，同時保持對情感的掌控力。在我看來，現代的斯多葛主義踐行者就是能夠將恐懼轉化為謹慎，將痛苦轉化為資訊，將錯誤轉化為啟示，將慾望轉變為事業的人。 塞內加提出了完整的培訓計劃，藉助於一些有效的小技巧來妥善掌控生命和控制情緒。 羅馬時代的斯多葛主義者已經懂得采用一些小技巧來避免自己被憤怒衝昏頭腦，做出傷害別人，乃至將來可能後悔的事情，比如遏制自己在奴隸犯錯的時候打他的衝動。現代人可能不一定認為這個決定有多麼偉大，但是請想想，在那個時代，就連原本做事深思熟慮的哈德良皇帝也在憤怒失控的情況下戳瞎了一個奴隸的眼睛。而當哈德良的怒氣消退後，他深感後悔， 但造成的後果已經不可挽回了。 塞內加也為我們展示了一種社會行為，即對善行進行投資。我們可能會被剝奪一些東西
——但是，善行和美德是不會被剝奪的。 如何成為主人到目前為止，塞內加的故事已經眾所周知了，我們也已經學會了從三元結構的脆弱類轉移到強韌類了，但是，塞內加的理論更進了一步。 塞內加曾說過，財富是聰明人的奴僕，愚笨者的主人。因此，他打破了一點兒斯多葛學派的傳統習慣，即保留了所有有利的因素。在我看來，如果以前的斯多葛主義者聲稱他們寧願貧窮也不願富裕的話，我們就需要對他們的態度表示懷疑，因為這可能只是空談。由於當時大多數人都是窮人，因此他們需要一些說辭來解釋他們的處境（從米利都泰勒斯的故事中， 我們就認識到了“酸葡萄”的概念——這種認知遊戲實際上就是讓自己相信，你摘不到的葡萄就是酸的）。塞內加是用行動來表達自己想法的人，我們也不能忽視他保留著所有財富的事實。關鍵是，他表現出愛財富，卻不讓財富傷害他的行為。 塞內加甚至在他的《論恩惠》一書中概述了他的戰略，並用了“簿記”一詞來明確指出， 這是一種成本效益分析：“收益的簿記很簡單，先將它們全部計為支出，如果有人歸還了， 則確認為利得（我強調這點）；如果無人歸還，那麼我也不認為這是損失，就當是我送給他了。”這是道德式記賬，不過也算是記賬。 這樣，他對命運耍了個花樣：保留好的、剔除壞的；擯棄不利，留住有利。可以說，他自私地將傷害從命運中消除，同時又以非哲學的方式留住了好處。這種成本效益分析不太符合我們對斯多葛學派的瞭解（研究斯多葛主義的人似乎希望塞內加和其他斯多葛主義者，都像研究斯多葛學派的人一樣思考）。這實際上是一種有利與不利結果的不對稱形式。 其實，這就是最純粹的反脆弱性。[25]
基礎的不對稱性讓我們用一個規則總結塞內加的不對稱性。 我之前闡述的理念是，財富會讓我們在逆境中損失得更多。如果在命運安排的事件中， 你失去的比能夠得到的更多，那麼就形成了一種不對稱，而且是不利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非常普遍，讓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給我們帶來脆弱性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第1 章中提到的郵包：它不喜歡被晃動，也討厭混亂家族的各個成員， 因此它是脆弱的（很脆弱，因為它不管遇到什麼事它都會一無所有，因此是非常不對稱的）。 而反脆弱性的郵包在搖晃中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最簡單的判斷測試：如果我“一無所失”， 我獲得的只有利益，那麼我就是具有反脆弱性的。 表0–1 中各個領域和方面的三元結構都可以用這些術語來解釋，事實上所有事情都可以這樣解釋。 要知道為什麼不對稱效能像波動性一樣帶來回報，只要想一下，如果你失去的比得到的少，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少，那麼你會喜歡波動性（波動性總體來說會給你帶來好處），你也是反脆弱性的。 因此，我的工作就是用基礎不對稱結構將以下4 個要素聯絡起來。 脆弱性等於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等於不利因素比有利因素更多，即等於（不利的）不對稱性。 反脆弱性等於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等於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於（有利的） 不對稱性。 如果潛在收益大於潛在損失，那麼你對波動源就具有反脆弱性（反之亦然）。
此外，如果潛在的有利因素多於不利因素，那麼你可能會因為波動和壓力不足而受到傷害。 現在，我們怎麼把增加有利因素、減少不利因素的概念付諸實踐呢？我想，從下一章的槓鈴策略中可以找到答案。 [25]有些人認為，斯多葛學派的創始人芝諾對物質財富完全持反對態度，對此我有一些不同的資訊：我意外地發現了有關他從事海上業務融資活動的記載，他是投資者之一，這種活動可能並非那些反對財富的空想家們所喜歡參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