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見到這些靠政府石油資助建立的超大型大學的建築就讓我反胃，這些政府似乎認為， 只要聘請名牌大學的教授，並讓他們的孩子送入學校（或等他們的孩子產生上學的慾望，因為阿布扎比的許多學生來自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或馬其頓，都能獲得免費教育）就能將這些石油儲備轉化為知識了。更妙的是，政府可以用一張支票，把整所學校從海外進口過來， 如巴黎大學和紐約大學（還有其他更多大學）。這樣，再過幾年，社會成員就能從巨大的技術進步中受益。 如果一個人相信大學知識能產生經濟財富，那麼這確實是一個合理的投資。但是，這一信念更多地來自迷信，而非經驗主義。還記得第5 章中有關瑞士的故事嗎？這是一個正規教育水平很低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感到反目是不是因為感覺這些政府的錢花得不得其所——它們被騙取了資源，一部分錢落入了西方大學行政管理者的口袋。這些政府的財富來自石油，而非來自行業知識，所以我敢肯定，它們在教育上的支出將毫無效果，只是在進行資源的大規模轉移（或者應該說是強迫它們的公民靠大自然賺錢，從而傷害了反脆弱性）。 壓力在哪裡？ 阿布扎比模式中似乎缺少某種東西，我們從中看不到壓力。
在對干預主義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某些系統是如何在缺乏壓力的情況下被削弱，而在遭受壓力時變得更為強壯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人體。我們必須回到古代才能找到能概括這一發展原則的有智慧的人——現代人總是有嚴重的智慧領悟障礙。回想一下塞內加和奧維德的話，他們認為，精明源於需要，成功則來自困難。事實上，源於中世紀的很多類似的話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用語中，比如“需要是發明之母”（選自伊拉茲馬斯的書）。但是， 最經典的格言還是來自於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作家著名格言大師普布里亞斯·塞勒斯的格言： “貧困帶給人經驗。”這一表達和理念出現在眾多經典作家的著作裡，包括歐里庇得斯、偽忒俄克里託斯、普勞圖斯、阿普利烏斯、芝諾比厄斯、尤維納利斯，當然，現在它被稱為“創傷後成長”。 我在阿布扎比看到，古老的智慧和正好相反的情況同時在運作。我在黎凡特的故鄉阿密歐村在戰爭期間遭到洗劫，居民被迫背井離鄉，流亡到世界各地。25 年後，這裡重新煥發活力，以驚人的速度恢復往日的繁華：我的房子在戰爭中被炸燬，但新修建的房子面積比以前更大。我的父親在向我展示了在鄉間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小別墅，並表示了他對這些新貴們的不滿後，平靜地告訴我：“你也一樣，如果你一直住在這裡，現在也會成為海灘邊遊手好閒的人，阿密歐的人只有在動盪的日子中才能成就自己。”這就是反脆弱性。 為了學習而學習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錶明因果箭頭方向的證據，也就是說，看看靠課堂授課而增長的知識是否能夠帶來經濟繁榮。嚴謹的實證調查顯示——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蘭特·普里切特， 以及後來的一位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沒有證據表明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就能夠提高國家的收入水平。但我們知道，反過來說這句話倒是真的，即財富的積累推動了教育的發展
——這不是一種錯覺。我們並不需要藉助世界銀行的資料，我們僅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推斷出這個結論。讓我們弄清楚箭頭的方向： 教育→財富和經濟增長，或者，財富和經濟增長→教育證據很容易檢驗，它們就在我們眼前。只要看看既富裕，教育水平又達到一定程度的國家中，哪一個條件在另一個條件之前即可。以流氓經濟學家張夏準強而有力的“少即是多” 式的論點為例。1960 年，中國臺灣的識字率比菲律賓要低得多，人均收入也只有後者的1/2； 而今，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後者的10 倍。同期，韓國的識字率要比阿根廷低得多（後者是世界上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人均收入是後者的約1/5；而今，前者人均收入是後者的3 倍之多。此外，在同一時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顯著地提高了識字率，但生活水平卻不斷下降。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普里切特的研究非常全面），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意識到這個簡單的真理，為什麼會被隨機性效應所愚弄：將僅僅存在相關關係的事物視為存在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從富有國家受教育水平高的現象就立刻推斷教育會使一個國家繁榮， 甚至不去檢驗一下這個觀點。這裡又牽扯副現象的問題。（這種錯誤的推理有點兒一廂情願的味道，因為教育被認為是“好事”；我不懂為什麼人們不將國家的繁榮與一些“壞事”（比如頹廢）之間作副現象的聯想，並從中推匯出頹廢或者其他財富病，比如高自殺率，也會產生財富。）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教育對個人來說是沒有用的：教育可以為我們的職業生涯帶來有用的文憑，但這種效果在國家層面上將被沖淡。教育可以穩定家庭各代人的收入。一個商人賺了錢，那麼他的孩子可以上巴黎大學，成為醫生和法官。家庭之所以能維持財富，是因為文憑幫助家庭成員在祖輩的財富耗盡後還能長久地處於中產階層。但是，這些影響對國家並不起作用。 很多人僅僅根據沒有先進的知識很難想象微軟或英國航空航天公司會存在，就推匯出教育水平更高將帶來更多財富的觀點。艾莉森·伍爾夫批駁了其中的邏輯。“這種讓政治家和評論員如此著迷的簡單的單向關係——投資教育就能促進經濟增長——根本不存在。此外， 教育部門越大越複雜，並且與生產力之間的關係也越不明顯。”與普里切特類似，伍爾夫觀察了埃及等國家的情況，並展示了為什麼教育水平的巨大飛躍並沒有轉化為受人矚目的 GDP 增長，從而使國家在國力排行榜上顯得重要一些。 這種說法並不是反對為降低人民的分配不均，讓窮人有機會接觸優秀的文學作品，閱讀狄更斯、雨果或朱利安·格拉克，或在貧窮國家中提高婦女的平等、自由等崇高目標，而採用政府資助教育的政策。但是，我們不應該在這些事情上以“促進增長”或“財富”為藉口。 有一次，我在一個聚會（聚會真是一個體現可選擇性的好地方）上遇到了艾莉森·沃爾夫。當我讓她向其他人解釋資助正規教育的效果並不明顯的證據後，有一個人對我們的懷疑論感到非常沮喪。沃爾夫指著滿屋子聊天的人回答道：“真正的教育就是這樣的。”我不是說知識不重要，這個討論中懷疑的是商品化的、預先包裝與粉飾過的知識，也就是在公開市場上能買到的並用於自我推銷的東西。此外，我想提醒讀者，學問和有組織的教育不是一回事兒。 再說另一個在聚會上發生的故事。有一次，在一個正式的時尚晚宴上，有個人在一次簡短髮言中對美國的教育程度表示了遺憾——陷入了一種對美國數學成績落後帶來的恐慌中。 雖然我同意他的其他意見，但我還是覺得有必要澄清一點。我打斷了他，並聲稱美國的價值觀是承擔凸性風險，而且我很高興我們與直升機媽媽時代的文化已經不同了。我的話讓所有人都驚呆了，有的人感到困惑，有的人不敢苟同但也不發表意見，只有一個人對我表示了支援。後來我知識，她是紐約市學校系統的負責人。 另外，請注意，我不是說大學不產生知識，或對經濟增長毫無益處（當然不包括那些令我們倒退的標準經濟學和其他迷信）；我要說的是，它們的作用被過分誇大了，學校成員似乎僅憑膚淺的印象，利用我們的輕信，建立起錯誤的因果關係。 晚餐的最佳搭檔除了穩定家庭收入，教育還有諸多好處。教育可以讓人成為舉止更得體的晚餐夥伴，這一點不可忽略。透過教育來改善經濟的想法還是比較新穎的。早在50 年前的英國政府檔案中，就提到了與我們今天的教育目標所不同的目的：改善價值觀，培養好公民，促進“學習的內在價值”，而不是經濟增長（那時，他們還沒有那麼愚蠢）——艾莉森·沃爾夫也提到了這一觀點。 同樣的，在遠古時代，學習只是為了學習，希望使人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值得交談的物件；而不是增加城市裡戒備森嚴的金庫中的黃金存量。坦率地說，創業者，特別是科技行業的創業者，並不一定是吃晚飯的最佳夥伴，他們在本職工作上做得越好，就越不是晚飯的好夥伴（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我記得我在以前的公司招聘人時會用一個啟發法（即“如何區分那些去博物館欣賞塞尚和那些關注垃圾桶的人”）：談話越有趣，越有文化的人，越是會以為自己在實際事務中效率較高（一些心理學家稱之為暈輪效應，即人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技能，比方說，滑雪的技能一定能轉化為管理陶器作坊或銀行部門的技能，或者一個優秀的棋手在現實生活中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家）。[30] 顯然，將做事的技能等同於談話的技能是不嚴謹的。談到優秀的實務工作者，我的經驗是，他們有時可能是我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他們無須花費很大力氣去把他們的見解和內部的條理以優雅的風格說出來。創業者往往是實幹家，而不是思想家，實幹家重行動，而不是語言，因此用談吐來衡量他們未免不公平，甚至是錯誤的，是徹頭徹尾的侮辱。技術工人也是如此，我們應該以他們的產品，而不是表述能力來衡量他們的手藝——實際上，他們很容易產生錯誤的觀點，這些錯誤的觀念會產生副作用（反醫源性損傷），促使他們做出更好的產品，所以一切又有什麼關係？另外，對於政府工作人員，由於缺乏衡量成功的客觀標準與市場力量，他們往往會因膚淺的外表和優雅的“暈輪效應”而當選，副作用是使其更加擅長交談。我敢肯定，與一位聯合國官員共進晚餐一定比與胖子託尼的某個親戚或者一位痴迷於電路設計的計算機創業者更容易找到有趣的話題。 讓我們深究一下這種想法的錯誤。 綠色木材謬誤在為數不多的有真知灼見的金融書中，有一本名為《損失100 萬美元教會我什麼》的書中描述了主人公的一大發現。他提到了一位名叫喬·西格爾的人，做“綠色木材”生意做得相當成功。綠色木材指的是剛砍下的木材，稱為“綠色”是因為木材還沒有幹，但是，此人竟然一直以為“綠色木材”就是漆成綠色的木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竟將買賣綠色木材當作自己的職業！此外，書中還詳細闡述了是什麼導致了商品價格的波動和下跌。 這位成功的木材專家不僅不懂諸如“綠色”等關鍵問題，他還對很多外行人認為並不重要的木材知識瞭如指掌。我們認為什麼都不懂的人，可能未必那麼無知。 事實上，預測木材的訂單流量與這個行業所使用的日常用語，與外行人所認為的重要細節毫無關係。在某個領域工作的人並不受制於一系列考試；他們之所以受到僱用與伶牙俐齒毫無關係。進化不依靠敘述故事，只有人類才需要；進化也不需要為“藍色”指定一個稱謂。 因此，讓我們將這種情況稱為“綠色木材謬誤”，也就是人們將一種必要知識（木材的綠色）的來源錯當作另一種來源，後一種來源對外行人來說，更不可測、更難捉摸、更難闡述。
我的理性世界因此粉碎，就好像我學習的一切不僅是無用的，還是一個規劃縝密的騙局。 當我第一次從事衍生品交易或“波動性”職業（我善於應對非線性）時，我專注於匯率，這是我學習多年的領域。當時我不得不與外匯交易員共事，但這些人對技術性金融工具遠不如我那麼熟悉，他們的工作僅僅是貨幣買賣。貨幣兌換是非常古老的職業，有著悠久的傳統和技藝；記得耶穌基督的故事裡就已經提到了兌換銀錢的事。從聲名顯赫的常春藤盟校來到這樣的環境中，說實話我有一點兒震驚。你可能認為，專門從事外匯交易的人一定了解經濟、 地緣政治學、數學、貨幣的未來走勢，以及各國貨幣的價差，又或者他們會努力研讀各類研究院釋出的印刷精美的經濟學報告。你可能會聯想到戴著領結在週六晚上聽歌劇，吃飯時有葡萄酒侍酒師戰戰兢兢地在一旁服務，週三下午練習探戈，或者說一口標準英語的光鮮的都市金領。可是，你完全錯了。 我做這份工作的第一天，因為發現真實的世界與我想象的完全不同而大為震驚。外匯交易員最初主要由新澤西/布魯克林的義大利人構成。這些人大多是市井平民，在銀行辦公室從事外匯往來業務起家，隨著市場擴張的甚至膨脹，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加之貨幣匯率的自由浮動，他們慢慢成為貨幣交易商，並在該行業中嶄露頭角，從而繁榮發達。 與我談話的第一位專家是一個名叫巴索的人，他穿著手工製作的布萊奧尼西裝。有人告訴我，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瑞士法郎交易商，是他所處時代的傳奇——他曾預測到在20 世紀 80 年代的美元大崩潰，並控制了鉅額的頭寸。但透過與巴索的簡短談話，我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瑞士在地圖上的位置——與我一樣愚蠢，我以為他是瑞士裔義大利人，但是他竟然不知道瑞士還有說義大利語的人，他也從未去過瑞士。當我意識到他並非交易員中的特例時， 我開始害怕我這些年接受的正規教育在我眼前蒸發。從那一天開始，我停止閱讀經濟報告。 在這個“去知識化”的過程中，有一陣子，我甚至對知識性的東西感到噁心，事實上，我可能到現在都沒有恢復過來。
如果紐約是藍領階層的發源地，那麼倫敦則是次藍領階層的發源地，甚至更成功。交易員們是純粹的東倫敦人，甚至與說標準英語的階層格格不入。他們是市井平民，帶有自己獨特的口音，使用自己的一套數字系統。比如，5 在他們口中是“高迪瓦小姐”或“叮”，15 是一個“海軍准將”，25 是一匹“小馬”等。我學習東倫敦語主要是為了溝通，大多數是為了在我休閒時間與同事喝酒時使用；當時，倫敦的交易員幾乎每天都在午飯時喝得醉醺醺的， 特別是週五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市之前。“喝杯啤酒會讓你變成一頭獅子。”一個交易員在開市之前匆匆喝完他的酒之後，這樣對我說。 最熱鬧的場景莫過於從揚聲器中聽到紐約本森赫斯特的居民和東倫敦的經紀人跨大西洋的對話了，尤其是當布魯克林的傢伙們還企圖帶上一點兒東倫敦腔（這些東倫敦人有時候說不出標準英語），以便讓對方聽懂他在說什麼。 這給我上了一課，讓我知道，經濟學家所說的價格與現實不是一回事兒。一個數字可能是另一個數字的函式，但是這個函式太複雜，很難用數學方法表示出來。它們的關係中可能存在可選擇性，這是那些不擅長理論闡述的人所深知的東西。 胖子託尼是怎麼致富（以及變胖）的在科威特戰爭之後，胖子託尼成了（真正的）胖子託尼，變得更有錢且體重更重了（仍舊是這個順序，即首先富有，然後肥胖）。1991 年1 月，美國襲擊了巴格達，拯救了被伊拉克侵佔的科威特。 社會經濟中的每一個聰明人都有自己的理論、運氣與好壞年景，諸如此類。但託尼除外， 他甚至不知道伊拉克在哪裡——它是摩洛哥的一個省，還是東巴基斯坦某個吃辛辣食物的酋長國。託尼也不知道伊拉克人吃什麼食物，所以那個地方對他來說並不存在。
他只知道愚蠢的人是存在的。 如果你向當時任何一個聰明的“分析師”或新聞記者打聽，他一定會預測，一旦戰事爆發，油價就會上漲。但是，託尼恰恰對這種因果關係不以為然。所以，他反向打賭：如果人們都對戰爭推高油價的情況做好了準備，那麼油價必定會據此做出調整。戰爭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上漲，但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預訂好日期的戰爭中——因為價格會根據預期進行調整。“我們一定會看到石油跌價的。”託尼說。 聽聽戰爭期間的新聞就知道，油價果然從每桶39 美元左右狂跌幾近一半，但託尼的30 萬美元的投資卻已經升值到1 800 萬美元。“人的一生中只有少數幾次你絕對不能錯過的機會。”他後來在與尼羅共進午餐，試圖說服尼羅對金融體系的崩潰投注時說道：“千載難逢的投機機會來找你了，不要以為關注新聞就能找到機會。” 請注意胖子託尼的重要陳述：“科威特和石油不是一回事兒”。這是混為一談的一個重大領域。對託尼來說，這個局面利大於弊。 事實上因為油價大跌，許多人連自己的襯衫都輸掉了，雖然他們正確地預測到了戰爭。 他們只是認為戰爭和石油漲價是同一件事。但事實是，石油囤積太多，庫存太多。我記得， 我當時曾到一個大基金經理的辦公室轉悠，牆上掛著伊拉克地圖，他的辦公室簡直像作戰指揮部。這個基金小組成員對有關科威特、伊拉克、華盛頓和美國的情況都瞭如指掌，只除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戰爭與石油沒有一丁點兒關係——它們不是一回事兒。他們做好所有分析，但與任何事情都沒有關係。當然，這個基金經理在石油價格下跌後慘賠，據我所知，他後來去法律學校讀書了。 除了看問題要排除敘述性謬誤，我們還要接受另一個教訓。大腦中裝滿太多複雜的技巧和方法，往往會使人忽略基本的東西。但是，現實世界中的人是絕對不能忽略這些事情的，
否則他們會遭遇失敗。與研究人員不同，他們被置於生死存亡的境地，而不只是面臨一個難題。所以，少即是多：一方面，研究得越多，就越容易忽略基礎但根本的事情；另一方面， 行動能將事情剝絲抽繭，直至剩下儘可能簡單的模型。 混為一談當然，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回事兒”。讓我們歸納一下混為一談的情況。 這種“不是一回事兒”的教訓是相當普遍的。當你有可選擇權，或一些反脆弱性，而且能夠識別有利因素大、不利因素小的賭博機會，那麼你所做的就跟亞里士多德認為你會做的事情毫無關係。 世界上存在著某種東西（在此指感覺、思想、理論）和某種東西的函式（在此指價格、 現實或一些真實的東西）。混為一談的問題就是指錯把一個當作另一個，從而忘記了存在“函式”的情況，而事實上函式有不同的特性。 某種東西和某種東西的函式之間的不對稱性越大，兩者之間的差異就越大。最後，它們之間可能會毫無關係。 這看上去微不足道，卻有重大意義。科學——不是“社會”科學，而是智慧科學—— 往往能領會它。擺脫混為一談問題的人中有一個人名叫吉姆·西蒙斯，這位偉大的數學家設計了一臺巨型機器來進行跨市場交易，並因此賺了大錢。這部機器能夠仿效次藍領人士的買賣方式，因此統計顯著性高於地球上任何一個人。他聲稱自己從來不僱用經濟學家和金融人士，而只用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這些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懂得模式識別，能洞察事物的內在邏輯，又無須創立學說。他也從不聽經濟學家的講座或閱讀他們的報告。 偉大的經濟學家阿里爾·魯賓斯坦就領會了綠色木材謬誤——這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誠實才能看清這個問題。魯賓斯坦是博弈論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博弈論中涵蓋了假想實驗；他也是你能在咖啡館裡遇到的最傑出的專家，在世界各地進行思考和寫作。魯賓斯坦拒絕聲稱他的有關理論問題的知識可以——由他——轉化為任何直接實用的東西。對他來說，經濟學就像寓言，寓言作家需要激發人們思考，或許間接啟發了實踐，但肯定不能指導或決定實踐。理論應該與實踐保持獨立，反之亦然——我們不應該把經濟學家從校園裡請出來，放在決策者的位置上。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不應該為政策建言。 在魯賓斯坦的回憶錄中，他講述了自己如何試圖讓黎凡特露天市場的一個小販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應用博弈論的概念，而不是應用祖傳的技巧。但魯賓斯坦所提議的方法並未給雙方帶來一個可以接受的價格。隨後那小販告訴魯賓斯坦：“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用我們的方式討價還價，你為什麼嘗試改變它？”魯賓斯坦坦言道：“聽到這話，我羞愧地離開了他。”在這個地球上，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在這種職業領域多兩個像魯賓斯坦那樣的人，那樣地球上的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有時，即使經濟理論很有意義，其應用也並不能用某種模型、自上而下的方式來推行， 所以我們需要有機的自我驅動式試錯法來讓我們實現對經濟理論的應用。例如，讓李嘉圖（以及之前）的經濟學家如此著迷的專業化概念，在由政策制定者強制實施後，卻把國家弄得一團糟，因為它使經濟體更容易出錯；但透過進化的方式逐步地實施後，它卻非常有效。這是經濟學家可以啟發我們怎麼做，卻不應該指手畫腳地告訴我們怎麼做的另一個例子。 敘述與實踐（實踐是很難敘述的重要事情）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可選擇性——這種可選擇性往往會被忽略。“正確的事情”通常是反脆弱性帶來的回報。我的觀點是，去學校上學非但沒讓你瞭解可選擇性，反而讓你學會了無視可選擇性。
普羅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希臘傳說中有兩個泰坦人兄弟，他們是普羅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普羅米修斯的意思是 “先知先覺者”，而埃庇米修斯的意思是“後知後覺者”，相當於有人以事後敘述的方式尋找解釋過去事件的恰當理論，並導致回溯性失真。普羅米修斯給人類帶來了火種，代表人類文明的進步，而埃庇米修斯則代表思想落後、墨守成規和缺乏智慧。埃庇米修斯接受了潘多拉的禮物，一個大盒子，結果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後果。 可選擇性是普羅米修斯那類人所擁有的，而敘述性則是埃庇米修斯那類人所擁有的— —一個犯下的是可逆轉的和良性的錯誤，另一個則象徵開啟潘多拉的盒子後無可挽回的嚴重後果。 我們必須藉助機會主義和可選擇性來闖蕩未來。在第四卷中，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了可選擇性可以成為做事的替代性方式，擁有很大的力量，因為利多弊少的不對稱性造就了它的某些重大優勢。它是馴化不確定性，並在不瞭解未來的情況下理性行事的方式——唯一方式，而依賴於敘述的方式則完全相反，因為你會被不確定性所馴服，並往後倒退。你不能天真地用過去來預測未來。 這讓我們看到了行動與思想之間的差異。這一點從知識分子的優越地位來看，是很難理解的。尤吉·貝拉說道：“理論上說，理論和實踐之間是沒有差異的；但實際上，這種差異是存在的。”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熟悉了這樣的論點：知識總是與脆弱性相關，灌輸給我們一種與自由探索相沖突的方法。我們將選擇權視為反脆弱性的表達。我們將知識分為兩類 ——正式的知識和胖子託尼式的知識，後者深深地紮根於試錯和冒險帶來的反脆弱性中， 採用的是不利因素更少的槓鈴策略，即一種去知識化的冒險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獨特的知識方式）。在一個不透明的世界裡，這是唯一可用的方式。 表14–1 總結了敘述和自由探索之間的各個對立特徵，也就是以下3 章的主題。
表14–1 目的論和可選擇性之間的區別敘述性知識反脆弱性：可選擇性驅動的自由探索和試錯法討厭不確定性（在變化面前極為脆弱，對過去有著火雞式的誤解） 馴服不確定性（對未知具有反脆弱性） 回顧過去，用過於牽強的理由解釋過去展望未來埃庇米修斯普羅米修斯目的論的行動機會主義的行動觀光客風格漫遊者風格脆弱，天真的理性主義強韌的理性主義心理上安逸心理上不安逸，但有刺激感和歷險感凹性（可知的收益，未知的錯誤） 凸性（已知的小錯，巨大的潛在收益） 受制於“火雞”問題（將缺乏證明某事的證據錯當成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 可以從愚蠢的人和“火雞”問題中受益受制於副現象和綠色木材謬誤避免了綠色木材謬誤在實驗室和物理科學之外學術的唯一機制實踐的唯一機制敘述是認識論的敘述是工具性的必須藉助於一個故事不必依賴於故事——敘述可能只是為了激勵領域有限，行動範圍鎖定領域寬廣，行動範圍開放需要了解事物的邏輯無須太多瞭解，只需具備比較兩類結果的理性 （行駛更好的期權） 不能從鍊金石（也即詹森不等式，參見第 19 章）中受益依賴於鍊金石這並不意味著自由探索和試錯法就不需要敘述：它們只是不過度依賴於敘述，以證明自己的真實性——敘述不屬於認識論的範疇，而是工具手段。例如，宗教故事作為敘述，可能沒有價值，但它們可以幫助你做一些你一般不會做的具有凸性和反脆弱性的事，比如減輕風險。英國的父母在孩子不守規矩或不吃晚飯的時候，會用一些虛構的故事來控制他們，比如波尼（拿破崙·波拿巴）或一些野生動物可能來把他們帶走。宗教也往往採用同樣的方法， 來幫助成年人擺脫麻煩或避免債務。但是，知識分子傾向於相信自己，他們把自己的想法看得太重了，這是非常危險的。 想想根植於傳統的啟發法（經驗法則）所扮演的角色。簡單來說，就像進化對個體產生了作用，它對這種代代相傳的不言而喻、無法解釋的經驗法則也產生了作用——卡爾·波佩爾稱之為進化認識論。但是，讓我稍稍改變一下波佩爾的思想（事實上改變得相當多）：我認為這種進化不是關乎思想之間的競爭，而是基於這些思想的人和系統之間的競爭。一個思想之所以能夠倖存，不是因為它在競爭中勝出，而是因為持有這些觀點的人倖存了下來！因此，你從你的祖母那裡學到的智慧（依據實證經驗的，因此也是科學的）要大大優於你從商學院獲得的經驗（當然也更便宜）。但讓我感到悲哀的是，我們離我們的祖母越來越遠了。 專家問題（即專家知道的東西很多，但知道的東西比他自認為的要少）往往會帶來脆弱性，而承認無知則會帶來相反的效果。[31]專家問題將你置於不對稱性錯誤的一邊，針對這一點讓我們檢測一下有關風險的問題。當你顯得脆弱的時候，你需要知道的資訊比你在具備反脆弱性時知道得更多。相反的，當你以為你知道的資訊比你實際知道的要多時，你（在錯誤面前）就是脆弱的。 我們之前發現的證據表明，課堂教育並不會帶來財富。而是有錢之後，人們才會接受教育（一種副現象）。同樣的，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反脆弱性的冒險——而不是教育和正式的、 有組織的研究——是怎麼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創新和增長的，而教科書撰寫者卻掩蓋了這一事實。這並不意味著理論和研究不起作用；只是說明我們被隨機性愚弄了，乃至高估了冠冕堂皇的理論所起的作用。我們將看到經濟思想以及醫學、技術和其他領域歷史學家的虛構行為，而這樣的行為，往往以系統性的方式，貶低實踐者，並且使其陷入綠色木材謬誤。 [30]暈輪效應很大程度上是領域依賴性的對立面。 [31]過度自信導致我們對預測過度依賴，從而引發借款行為，以及槓桿的脆弱性。此外，有大量證據表明， 經濟學或金融學博士學位導致人們建立更加脆弱的投資組合。喬治·馬丁和我列出了所有參與基金管理的主要金融經濟學家，計算了基金的破產數量，並觀察到，這種基金破產的情況在金融學教授中發生的比例比尋常更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它僱用了諸如羅伯特·默頓、麥倫·斯科爾斯和黃奇輔等脆弱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