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人的商業技巧中國人和中國人的交往，必須正確地掌握彼此間某種程度的商業氣質。 一般地講，中國人重視信用、人際關係，以及面子等問題。和日本的商人相比較，中國人更富有耐心，有先見性， 善於運用技巧，有華麗的應付能力。中國人習慣以家族為單位或是同鄉為團體，他們最重視一般的說法，這些和日本人相比，有著很顯著的差別。但是，中國人的商法技巧，比起歐美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更接近於日本人。 一位東南亞華僑的大人物曾經在報紙上發表這樣的言論：“日本人非常精打細算，重利害關係，對於口頭約束的事情，常爽約而不在意。”也就是說，中國人重視約束，重視信用，而日本人則不能。可以想像，這種華僑的直言，必定是他在與日本人交往中不愉快的經驗之談。 從事商業交易的人，不可能不認識“信用”的重要。誰喪失了信用，誰也很快就會喪失顧客，以至最終完全被商業圈所排斥，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而重視信用並將它積累起來，這才是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則。這點無論在中國人的社會 = 章還是日本人的社會，都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一一比較的話，中國人大多守信用，而日本人爽約的人多，這實在是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批評。 從日常的貿易狀況來看，中國人在商業道德上，並沒有特別優異的表現。以中國所具有的龐大企業來說，一旦簽訂合同之後便絕對遵守的情形，已成為過去。尤其是自從能源危機以來，商業道德完全變樣，這才是現實的情況。當然， 日本商人的狡詐，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但是信用畢竟還是很重要的，這點並沒有改變。目前的問題是，對於不斷急速變化的世情，應該如何加以應付，如何將合同配合現實來實行。所以，我們對中國各省的人的研究就很有用處。 陳舜臣所著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書，對中國人的經商才能有以下的敘述。 某個外國的貿易商是位公認的中國通，他以自己多年的經驗，談了他對“中國人是商業天才”的感想。他認為這是因為外界只看到中國人小小的一部分而引起的誤會，也就是說，中國開放的港口及海外的華僑，只是中國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不要忘記其他大部分地區的平民和純樸的農民。 實際上，印度商人、黎巴嫩商人和猶太商人，都擅長經商，並不是只有中國人才是商業天才——這就是陳舜臣先生的論點。 外國人對中國商人還有這樣的評價：有理財的觀念，對金錢十分執著，善於經商等等。比如國外的華僑大多數是白手起家，在海外赤手空拳打天下，儲蓄財富的例子不少，人們才會產生這種評價。那麼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
在政權交替頻繁、社會局勢混亂的情形下，生命隨時隨地會遭到威脅，所以依靠金錢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道理。最懂得金錢寶貴的，就是生活於亂世之下的平民。而在封建制度下的社會，在不能不認定政治的力量時，能夠帶動政治的只有金錢，這種想法也正是商人的立場。因此，為了賺錢，他們開始研究各種經商的技巧。 但是在近代商業貿易的世界中，玩弄手腳的技巧已經行不通了。利用組織的力量活躍於世界的商場，進而在世界的經濟中產生力量則是事實。從結果來看，兩國的商人誰更會做生意，恐怕難以馬上判斷。而在商業交易的技巧上，研究中國各地人所具有的特殊色彩倒是相當重要和有趣的。 2. 被個人好惡所左右的交易在中國商界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供銷員不經過科長，只與名義上具有權力的經理商量，以促成生意，但是最終卻因不顧科長面子的緣故，而使本來可以談成的生意歸於失敗。而在有些場合，甲為了顧及對方的面子，先行讓步， 而乙在以後的機會中，也對甲讓步以示對甲面子的回報。對於這種現象，歐美的商人恐怕無法瞭解。就如“腹藝”，也就是以心傳心，彼此氣脈相通。 因為交易的雙方能互相顧及面子，所以才能做到“腹藝”。換句話說，價錢和交易的條件，並不是談成生意的重要的條件，而顧及對方面子，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所以條件的差異、價格的高低有時候並不是造成洽談結果的因素。像第章這樣的貿易關係，是歐美、印度、猶太商人最無法瞭解的。 歐美等地的商人從來不考慮彼此間交情多麼深厚，也不計較昨天曾經發生過什麼爭論，只要條件符合，就可以做買賣，而這也是中國、日本和朝鮮的商人所無法企及的。 在中日間的貿易往來上，即使談判破裂，也不能有傷於對方的面子。儘管彼此間條件不合，也應儘量避免非難對方或中傷競爭物件，這些是不破壞洽談物件面子的方法。總之， 在貿易中，不留下不愉快的事情，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個商人在與同行競爭時，拉破了對方的面子，那就將受到嚴厲的報復。 如果一個經理當眾譴責自己的下屬，那就等於使其無顏面，結果就再也無法任用他了。有效的辦法是，將下屬帶到安靜的地方，耐心婉轉地開導，只有這樣才能駕馭屬下。也就是說，與其當眾責難，還不如施以恩惠，給予機會使其改過。 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最後總是以“惜名”、“保留面子”、“名比命重要”等等的安慰作為共同點，這也是儒家思想的影響。 以浪花節式—情緒性的條件來進行貿易活動的情況， 在中日兩國人民中間都可以看到。商業行為應以合理的、冷酷的方式來進行，大多數的商業手段，也與此方式相同，然而事實上，商業行為往往被個人好惡所左右，以情感濃淡來決定。 如“老朋友”在貿易中就佔有重要的位置。因為對方是老朋友，正遭遇困難，所以生意就成功了。 受恩得義，與將來要報恩的約束，互相牽連，長時間彼此互相幫助，尊重對方的面子，協調雙方的貿易，這就是朋友的作用。像這樣情感式的貿易，在歐美或不懂內行的人來看，是無法理解的。 3.中國商人重視血統在中國的商人中，因為經歷過亂世而採用冷酷的貿易法的也有。從地方色彩來看，較早從事國際化的歐美貿易的上海系商人，他們並不熱衷重感情的貿易。另外，由於上海、 天津和香港是最早港埠都市，所以這三城市中歐美化的中國商人也不少。 中國人具有很強的國際性，擅長出入海外，有語言的天才，而且大多以個人或家族為單位行動。 有些歷史學家也曾經這樣評說：中華民族有同化外來民族的偉大力量，從周朝以來，他們一直吸收和融合著外來民族的文化。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閉關鎖國的江戶時代，中國的鄭芝龍與長崎的日本小姐田川結婚，生下了鄭成功，日後鄭成功為了反清復明而作戰，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這很容易使人聯絡起中日兩國人民血統親近的史實。所有這些學者現在在重新論證日本人的國際性時認為，在日本人的血統中，具有國際性的因素大多是從中國人的血緣來的，而長崎和大孤的商人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國際性，與中國人的混血不無關係。 中國人的團結是以家族或親族的團結為中心，成為企業活動的中樞；相反的，日本的企業是由非血緣關係的人組成的——這就是兩者的基本差異。也就是說，中國人集體行動章的單位是家族，日本人集體行動的單位是企業。 確實，在臺灣、香港及東南亞的華人企業，大多是以家族為中心活動的。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由於在交易時彼此不用支票，僅以賒賬來替代。所以，彼此雙方的信用關係， 必須超過普通朋友的親密程度，而最合適的則莫過於家族成員了。這種貿易實際上只是親屬間的財產轉移而已。以通常的支付手段來說，假如在香港的父親以高於市場的價格買進兒子企業的商品，就僅僅是父親贈送財產給兒子。 為增強家族的力量，中國人喜歡多子多孫，尤其重視兒子，在團圓時，父母親是極端寵愛兒子的。實際上，中國父母對子女的親情和教育上的責任感，有時甚至導致把子女當作財產，在這方面，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心態的確十分接近。 過去，在中國大陸，企業越龐大，有才能的職員也越容易得到培養，領薪化已是許多企業的普遍現象，在這些企業裡完全沒有家族關係。但是在改革以後，一些個體的私營企業又開始為家族的事業而奮鬥。然而，很多企業家、業主、 職業經理等越發地重視海歸派，而不重視本土文化。 4. 坦誠派與技巧派山東與山西籍的實業家，他們厭惡玩弄技巧，而重視整個形勢的發展，重視信用，也更重視人際關係，既不過危橋，也不做氣派的宣傳以及與身份不相稱的活動。誠心誠意地做有內容的交易，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他們屬於商法的坦誠派。 曾經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有個上海系的企業和山東系的企業合作經營，上海系的人採用主動的姿態獲得了成功， 事業發展得很順利，但是一段時間後，山東系的人宣佈從合作中退出，理由是他們無法容忍上海人在董事會上說話的腔調，上海腔的普通話使山東人十分反感。我認為僅僅因為是說話的腔調而從強有力的股份中退出，未免有點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山東人是在發現他們與上海人的交易手法、經營構想完全不同後才退出的。山東人腳踏實地，講究沒有華麗裝飾的經營，而上海人既喜歡冒險，又熱衷於領先時代的事物；同時上海人好像是在玩生意遊戲，利用技巧，玩弄策略， 而山東人卻喜歡錶露真實、開懷、坦誠，以誠意作為生意的原則。因此，上海人的經商之道是純屬於技巧派的。 5.上海人與福建人的比較上海人喜歡講排場，即使家中沒有一分錢，也會借了錢將客人帶到豪華的餐館，表面上遵守信用，實際上是藉此起死回生，當然獲得成功的也是有的。這是中國人之間比較確實的說法。 至於祖籍福建的華僑，雖然有相當的財富，但是總習慣在自己的財力範圍內從事新事業，對於超過實力的事，絕對不願插手，對商品的價格，他們習慣於一直殺價。與福建人合作，除非彼此十分信賴對方，能夠說服對方，否則要想發展龐大的事業是很困難的。 因此，同樣是中國人，你在與上海人做生意時，必須首先調查對方的財經實力，考慮萬一不測的後果。上海人雖然第二十章各她業氣質有優異的先見性，在創意上也出類拔萃，但有時往往無法依照他們的計劃進展，經常事出意外，到那時即使遵守信用也是無可奈何，所以常常會發生半夜潛逃的情形。 但是福建人就不同。他們雖然喜歡討價還價，但是做事保守，這方面可以保守信用，比你期望的更能發揮實力。 6. 客家人、四川人和河北人的比較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的，客家人大多數的祖先是中原的貴族，但是近幾百年來，一直受著壓迫，成為苟且偷生的一群。無論遇到什麼挫折都要克服，這已成為人生的信條。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鄧小平就是四川客家人，他一生經歷幾起幾落，海外報紙稱他為“不倒翁”，其中的原因很多， 但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鄧小平先生具備了客家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不輕易退卻，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敬佩。但是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具有這樣的性格。“沒有法子”、“沒有辦法”等等，也是常常可以聽到的口頭語。中國人也有灰心放棄的一面。 這種“沒辦法”的精神，常常在巨大的權力之下和有獨佔性的企業中表現出來。在非常乾脆地放棄自己的原則的同時，卑屈地低聲下氣地遵照對方的意思去做—具有這種特徵的，大多是河北人、陝西人，因為他們長期一直受著北方其他民族的蹂躪。 河北人與其說是有耐心，還不如說具備了機靈敏捷的應變能力的特徵。所以，如果你要改變與客家人交往的態度， 首先必須考慮如何應付這樣的人。讓對方看到自己的弱點或謙讓的美德的想法必須放棄，而應努力表現出自己對對方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1872 年~1894年間，美國傳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中國傳教。他將中國人的缺點列舉出幾項：忽略時間，缺乏公德， 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猜疑嫉妒，不誠實。 以上的批評似乎不適合客家人。 在中國，由於長期的貧困，所以大多數人都依靠著技巧生活，一旦考慮他人，遵守約定，自己也就無法謀生。這是大多數人的想法，也是他們祖祖輩輩遺留下來的處世經。 雖然努力遵守時間，但由於客觀因素——社會的、自然的條件，所以就無法保證遵守。以同一原則相比，它與具有完整地形的社會結構的國家的人民不同，有時為了保身，不得不快速改變立場，縱然有些不誠實，但否則就無法生存的情形也很多。如果不充分考慮國情，而只是單方面的議論—那些被稱為中國通的人，他們對中國人的批評，有許多是不正確或有失偏頗的。 比如客家人，他們不僅有耐心，而且不屈不撓，在道德和能力方面，水準極高，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 7.晉商的氣質及其特性現代中國商人當首推溫州人、廣東人和福建人，山西人只能屈居後列。然而，山西人自古以來就有經商的傳統。在第二 + 章各地人的商業氣貭明清兩代，山西商人（史稱“晉商”）是國內三大商幫（晉幫、 徽幫、潮幫）之首。世界經濟史學者把山西商人與義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的評價。從綢緞、茶葉到當鋪、錢莊， 山西商人無所不經營，西至阿拉伯國家，東到日本，北到莫斯科，南至香港、加爾各答，山西商人的足跡遍佈天涯。他們驕傲地自稱：“凡是有麻雀能飛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設莊貿易，成為商品集散之地，逐漸由普通的村鎮發展為城市。在東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 在內蒙古“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在青海“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晉商稱雄明清兩代，興盛數百年，到了 19 世紀末，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壓榨，加之現代交通的發展，海上貿易和沿海、沿江商路擴大，原經山西的陸路貿易逐漸冷落，終於使山西晉商的輝煌走向了衰落。 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曾經紅極一時，該片最吸引人之處除去妻妾成群的家庭劇情之外，那個佈局奇特、 建築精美的大院落也是引起觀眾興趣的焦點。那不是電影布景俗稱“喬家大院”的房子，電影裡的建築確是真的，而且哪些“大紅燈籠”也是真的。 喬家大院在山西省會太原西南約七十公里的祁縣喬家堡， 是清末山西著名富商喬致庸家族的故居，目前喬家人已四散， 房子也收歸公有，並改為民俗博物館，公開供人參觀。 故事本身與喬家毫不相關，而且相去八千里。《大》片中的主人有四五個妻妾，而喬致庸家族家規極嚴，富甲山西， 但在哪個封建時代卻不準子弟納妾。“大”片中男主角宿於那一房侍妾院中，院門口的一對大紅燈籠就點亮了，那真是小說中才出現的事。喬家故居各院門確也各有一對大紅燈籠， 紅燈籠除年節之外，特別是在喬家企業有新發展時，就會點亮了以示慶祝，這與喬家極重企業經營的理念密切相關。知道了這一情形，不禁為喬氏家族叫屈，喬家大院也許因“大紅燈籠”一片而更有名了，卻也因電影而損了其值得稱道的家風，張藝謀拍電影也許有其追求惟美的一面，但對喬家來說，總是頗有不公之處。 現喬家大院的房屋建築固然精美奇巧，但是其家風，特別是他們的企業精神與理財傳統實在不遜於建築的特色。他們家族在精緻的外殼之下，並不是像“大紅燈籠”片中所刻畫的那樣腐敗，而是有一個值得現代管理文化研究者加以深入探討的“理財文化”在作為支柱的家族。 喬氏家族經營商業成功的原因，就像喬家大院的建築一樣，可以從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去了解。先從喬氏家族本身來說，他們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始終維持興盛，一直到1953 年，因為政治形勢的改變，以及現代金融業的普遍，才完全歇業，但其家族的倫理規範與教養精神值得探究。喬氏家族發跡之初，以勤、儉、誠、義起家，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經過好幾個世代，仍然能維持其家風，這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除去子孫中絕不允許納妾外，他們家中也絕對禁止賭博。為了使家人有所娛樂，大院中不但花園廣闊幽雅，而且有各種運動裝置，包括現代化的網球、籃球場，甚至有電影放映室、各種遊樂室設施。喬家人治家至嚴，家長具有很大的權威，對子孫有嚴格約束，並且非常注重子孫的教育。 喬家大院的六院之中，就有一院稱為書房院，即是聘請著名業師來專門對子女進行教育之處。喬家教師中，很有幾位後第二十章各她人的業氣質來都是頗有成就者。喬家富甲晉省，飲食自然很講究，但是全家每日只供正餐兩頓：上午十時及下午四時，目的即在表現其節儉家風。喬家對待傭僕至為寬厚，所以下人對主人都很感戴，甚至有僕人自願為頂罪者，這方面已經進人喬家人對人對事的經營理念範疇了。 喬家大院各院的門前都有一對大紅燈籠，這些大紅燈籠亮著的機會很多，這是因喬家的生意很興旺，每一分店新開張，每有一新創業，大紅燈籠就亮了，告訴家人行業興旺的情形，而不是主人到哪一院留宿的標誌。 喬家有幾十個糧油店，有二百處票號錢莊，所以大紅燈籠常常要亮著。喬家的企業如此興旺，除去傳統式的家規嚴格外，最重要的是有一套理財與管理的哲學，這也許就是現代管理學中所說的管理文化了。 喬家的理財經營哲學說不定是一項很值得深加探討的寶庫。若僅粗略而言，有幾點是較為重要的。首先是他們在那個時代已懂得財東（也就是資方）與經營分開，他們的企業中每一行號都有一個“掌櫃”，也就是現在的總經理，生意一且交給掌櫃以後，喬家財東的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盈虧賠賺都由掌櫃者負責，每三年為結賬期，到期由掌櫃到祁縣喬家大院報告經營情形，此時財東才可以提出原則上的意見。因此掌櫃者都能充分發揮才能，把生意經營得很好，喬家因而在商業史上出了不少有名的銀業家，如高鈺、閻繼藩、賈繼英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據說當初閻繼藩在福州為原主所不容，幾乎失業，喬家“在中堂” 主人聞訊親往迎聘， 閻氏感其誠意，終身全力為喬家效勞，所以喬家錢莊能成為全國之翹楚。從這情形看來，喬家大院的人不但有現代資方與經營嚴格分開的理念，而且有知人善用的眼光，這應該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致。 喬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現代企業經營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後交給經營者去運作。 喬在商業行號中對職工的管理極嚴，不準接眷來店、不準娶妾、宿娼、賭博，不準自開商號、儲私放款等等。但是對工作人員也有其鼓勵、優厚的一面，他們行號中有所謂“頂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階職員可依其任職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權，每三年結賬期可取得優厚的股份紅利，這可以說已是現代企業員工參與經營的理念了，使職工們視公司如自已的事業，能夠盡心盡意去做，不僅結帳期可分得應有的紅利，逝世時也可以得到長期的撫卹。另有更特別的設計，那就是分紅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餘都照股均分，而是保留相當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資之意，這樣既可以擴大資本，又避免職工因紅利分得多而私自發展自己的企業， 這種瞭解中國人“寧為雞頭、不為牛後”的性格，給予防堵的設計，確是很有“文化與性格”學者的洞察力。 喬家的人除去懂得建立經營制度之外，也有他們一套商業倫理，表現了相當細緻而有長遠眼光的經營精神，而不是現實、功利、巧取豪奪的作風，這種倫理包括瞭如下幾項他們的座右銘：準備充足、謹慎將事；人棄我取、薄利多做； 維護信譽、不為虛假；小忍小讓、不為己甚；對待“相與”、 慎始慎終等。其中所謂“相與”，也就是互有交往的行號，也許用現在臺灣的術語，就是有“交陪”者，都給予非常寬容的待遇，破產者有時不索賠且給予資助，最終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擁戴與遠播的商譽。 章質今天，商品大潮洶湧，市場經濟競爭激烈，山西人決心重振晉商雄風。在晉中的介休，那裡的四個農民企業家把焦炭大批次地打人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市場。擁有數億元資產的李安民，還在美國、日本、香港等地成立了辦事處，業務擴大到服裝、房產和鍊鐵等領域。1991年李安民成立安泰焦化有限公司之時，布什總統的助手代表布什發來了賀信， 美國眾議員等政界商界要人發來了賀電。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山西城鄉居民的一些傳統習俗正在逐漸打破。中外許多名吃、小吃紛湧太原、大同、陽泉等地，林立的高、中、低檔商店和飯店、旅館把這些黃土高原上的城市裝扮得五彩繽紛，山西人開始講究吃、穿、住了。 小夥子、鄉鎮企業家和鄉村幹部穿起了西裝，打起了“易拉得”領帶。儘管不少人把領帶打在毛衣外面，但那種走出黃土地、樹立現代人形象的心情躍然而出。山西人爭先恐後地走出了昏暗的土窯洞，架起了四通八達的航空、鐵路和公路交通網。衝破四關的交通網和活躍的現代傳播媒介，與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活躍，血脈中隱埋著的祖先遺傳的商品意識， 正在以新的面貌浮溢而出。 8. 徽商的氣質及其特性徽州，亦稱新安，地處萬山之中，在古代，徽州人外出， 通常只能沿著山間的羊腸小道，動輒走上十幾裡、幾十里路。 故而，走慣了山間鳥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當車。 清儒顧炎武在《肇域志》中曾經談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骨幹，芒鞋跣足，以一傘自攜”，徒步跋涉數千裡晉京趕考， “而吝輿馬之費”，旁人一打聽，原來家中都是擁貲幹萬的巨富。這在其他地區的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對徽州人而言，卻實在是一種習慣成自然。 在歷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園”的說法。由於地狹人稠，本地每年生產的糧食僅能維持三個月左右的口糧。因此，徽州人頗像希羅多德筆下的希臘民族，“一生下來就是由貧窮哺育的”。為了彌補生存條件的映陷，他們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就這樣，大批的徽州人懷揣幾兩碎銀，夾著《士商要覽》、《天下路程圖引》，呼朋引友地外出經商了，以致於“無徽不成鎮”的俗諺在長江沿線盡人皆知。 在生意場上，徽州人生性儉樸，吃苦耐勞，又善於經營， 所以“徽州算盤”的名氣蜚聲遠近。各地的鹽業、典當、木材、糧食、茶葉和海外貿易等許多行業，都被徽州人所壟斷。 其中，鹽、當、木商人號稱“閉關時代三大商”，獲利最巨。 由於無遠弗屆，見識多廣，徽州人的性格特徵也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賈，矜富壯，子弟裘馬廬食， 輻輳四方之美好以為奇快。” 徽州人或許並不比歷史上出現過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嗇。 從總體上看，他們“雖為賈者，鹹近土風”，是一個素質較高的地緣性商人群體。根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當時，儒家的道德規範已深深地影響著徽商的實際行動——文化水準較高的徽商直接從宋、明理學中汲取道德的啟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則依賴通俗化的儒家倫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無欺是“天理”，短斤缺兩是“人慾”，因此“存天理，滅第二十人慾”，買賣上的絕對公平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能做到這一點，在相當程度上亦即所謂的“良費”，也就稱得上是“良賈而仁義存焉”，更可以理直氣壯地發出“良賈何負於閎儒”的吶喊。這恰好印證了王陽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異業而同道”、“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的主張。這樣，在 “道”的面前，士農工商也就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並沒有高下之分。不知這是否就是“商”字形圖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蘊？ 與這種圖案相映成趣的，則是一幅相當惹人注目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讓人聯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22回講兩個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揚州河下（徽商聚居區） 鹽商萬雪齋家中： 當下走進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 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著一個大匾，金字是 “慎思堂”三字••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著—大塊不曾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峨卵石砌成的地，循著塘沿走，一路的硃紅欄杆。走了進去， 三間花廳，隔子中間懸著斑竹簾⋯…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目一看，裡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著一個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個字。 《儒林外史》中這家徽商的室內佈局，令人頓生似曾相識之感。而西遞的這幅對聯，則更為直觀地揭示出徽州獨特的鄉土習俗。明代著名學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
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馳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 做生意是為了牟取鉅額利潤，讀書則是為了追求功名。 讀書博不到功名，就應當“下海”。賺了一筆錢後，為子孫後代考慮，就應當讓他們讀書。以商養文，以文傳家，形成了儒賈之間的良性迴圈。這裡的“畢事晃效，則弛儒而張賈” 可能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涵義，那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如果幾位兄弟都從事舉業，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風，所以還必須有所分工。這種家庭成員的分工，在徽州地區可能相當普遍。而西遞的“桃李園”就是這種分工的一種體現，桃李園建於清咸豐年間，宅院由一賈一儒兩兄弟構想、營造而成，分為前、 中、後三進，背向序列三間，前進是兩兄弟共用的空間，二進為做生意的住居，三進則系儒者所居。跨進居室，那屋樑上的斗拱、雀替、駝峰，樓層的欄板、柱棋、蓮花門，天井四周上方的簷條，石墻旁的屏門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臺、 欄杆等處，目之所見，處處都是雕鏤精細的木、磚、石三雕。 二廂房用屏門組成，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漏窗上的圖案，稱為 “冰梅圖”—相當多的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紋上，除了令人歎為觀止外，它還寓意著“梅花香自苦寒來”，嚴冬將盡，讀書人“十年寒窗”，終於金榜題名，一鳴驚人。這種“冰梅圖” 在徽商住宅中所見極多，處處烘托出“賈而好儒”的氣氛。 在徽州，“十戶之村，無廢誦讀”，是個一點也不誇張的說法。在明清兩代，徽州人在科舉上的建樹令人刮目相看。 據不完全統計，從1647年至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第二章商業氣貭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同時的180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59 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徽州當地，“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之類的科舉故事，多得不勝列舉。在現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閥閱的舊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臨村街牆上，懸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瓏的亭閣式建築。這座懸閣危樓，上書“山市” 樓額，原本是主人怡情養性、憑欄觀景用的。據當地村民告知，每當春天，遍野的映山紅煞是好看，於此遠眺，真有 “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數月前，不知是誰心血來潮，將之改建成“拋綵球，選佳婿”的“古繡樓”。據說，這是為了開展“民俗旅遊”。古為今用，原本亦無可厚非，只是先前古樸典雅的亭閣，竟被漆成猩紅色，在粉牆黛瓦的西遞古巷道間，多少顯得有點不協調，彷彿小鎮美人的招搖，頗令人聯想起方鴻漸所痛恨的那種 “落伍的時髦”。 在歷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樓，有的是女祠，卻絕不會有臨街的繡樓。在明清時期，徽州是個高移民輸出的地區，根據徽州俗例，男子到16 歲就要出門做生意。因此，年滿十二三歲就得完婚，然後外出經商。從此，萍飄蓬轉，有時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返鄉省親。績溪人胡適先生曾回憶說，徽州當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諺，說的就是這種情形。據說，曾經有一對夫婦結婚才三個月，丈夫就出遠門做生意，婦人以刺繡為生，每歲積餘羨易一珠以記歲月，稱為“記歲珠”。後來丈夫還鄉，婦人已經死了三年。啟視其篋，積珠已二十餘顆。年屆青春的少婦，丈夫長年外出，“茫茫長夜何由徹？”寂寞的婦女，每當夜幕降臨， 面對空蕩蕩的深宅大院，有的將一把銅錢拋在地上，然後再一個個撿起來；再把它們撒開，再一個個拾起，如此往復， 直到精疲力竭，直到東方泛出魚肚白，直到青春少發熬白了頭。迄至今日，在昔稱“程朱闕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著許多錯落有致的大小貞節牌坊，歷經數百年的悽風苦雨， 似乎仍在無聲地訴說著很久以前思婦的寂寞與辛酸。 由歙縣到深渡的公路，這在歷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經商的一條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圖引》中被列為“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程”。當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從這裡走向前途莫測的商場。據說，徽州人所做的買賣相當之多（當時有“無徽不商”的說法），但有兩樣東西是最為忌諱的——一是茴香，二是蘿蔔乾。因為“茴香”諸音是 “回鄉”，“蘿蔔”則意味著“落泊”。所以直到今年，徽州地區仍然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徽州商人心裡慌，怕賣茴香蘿蔔乾。”當然，或許是有太多太多的徽州商人在異鄉賣起了蘿蔔乾，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還設計出獨特的女祠，將守節的婦女牌位供奉其中。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區發現了大批的契約、文書，其數量空前。現存於國內各研究機構的十多萬件（冊） 徽州文書，成了研究宋至民國（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珍貴歷史文物。特別是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對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為中外學者關注的熱點，“徽州學” （或稱“徽學”）可望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 契約文書更是受到學者們的青睞。國外有的漢學研究者甚至斷言，這些徽州原始資料，是“研究中華帝國後期社會和經第二章各地質濟的關鍵”。故此，原本一錢不值的契約、文書洛陽紙貴、行情看漲。與此同時，隨著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古董鑑賞之風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無孔不人，即便是西遞這樣的僻野鄉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們光顧過。於是乎，粉牆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攤主（西遞村民），在他們純樸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絲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攤上的契約、文書數量著實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間，最晚的則到民國。通常是將一張標著道光年號的租佃文書與民國時期鉛印的契約粘在一起，中間加蓋一枚看上去不算太舊的大印。其真贗也只有天知道了！ 或許是歷史的一種迴圈吧，數百年前，當徽州人因經商而囊豐篋盈之餘，他們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價值。擁貲鉅萬的徽州人憑藉鉅額的資產，大量收購金石、古玩和字畫。最初，那只是對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種盲目模仿。他們認為：“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因此，不惜重價，動輒成百上千件地收購。這種舉動，曾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笑。例如，在萬曆前後，江南一帶的兩漢玉章紛紛被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有人就認為，這是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甚至還刻薄地喻之為官印墮於毛廁。顯然，在他們的心目中， 新安商人不過是些附庸風雅的暴富財佬。當時，不少窮困潦倒的文人也挖空心思地騙取商人的錢財。明清兩代，在蘇州一帶就出現了大批以製造假古董謀生的無行文人。據錢泳描述，書畫、法貼的贗品當時稱為“充頭貨”。作偽的方法很多，例如，買得翻板法貼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 用新紙染色拓之，加蓋收藏名家的圖章，以充作宋刻，再用舊錦作裝潢，外面套上檀木匣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冒充真宋拓了。故此，當我看到上述的契約文書時，就不由地想起了《履園叢話》中的這段描述。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古董攤上全是贗品。在徽州地區， 原先每年八九月份都在寺廟前集售各地古物，“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接觸的贗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鑑賞水平也日益精進，湧現出不少賞鑑名家， 收藏精品也多“海內名器”。於是，至16世紀，在東南的文化市場上，新安商人儼然成了操執牛耳的盟主—“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譜”。明代徽州人詹景風的《東圖玄覽編》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萬曆成子夏，王司馬算山公、方司徒採山公， 邀其飯於瓦官寺，寺僧舁—石刻升元閣圖來觀，圖中有七指頂許小字及諸佛相，目：“此鑿池地下所得，吳中諸名公皆以為唐時石刻。” 子曰：“不然，畫法比北宋似過之，說唐都又不是，宇法非北宋能，比唐又不及，殆五代人筆也。” 已而，算山公記憶目：“升元是五代李主年號， 會閣成，僧來請名，後主遂以升元名之。” 採山公大喜曰：“昔者但稱吳人具眼，今其眼非吾新安人耶！” 弇山公默然。 這位“默然”的弇山公，就是明代文壇上著名的“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面對著徽州人“採山公”的一番炫耀， 身為蘇州府太倉人的“拿山公”，除了“默然”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當時，由於徽州人席豐履厚，獨具慧眼，賞鑑精二章各地人的氣貭到，以至於整個社會的審美旨趣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王世貞就曾經說過，明初繪畫崇尚宋，但又自嘉靖後期以來忽重元人手筆，以致從倪元鎮到明沈周的畫幅，徒然間增價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諸窯為珍，隆慶末年以還， “忽重宣德以至成化，價亦驟增十倍”。他認為，究其原因， “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所謂“吳人濫觴”，指的是蘇州作為傳統上的文明淵藪，“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而隨而俗之”。而徽商作為後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從而為自己贏得了一個 “近雅”的評價。 有一部蟲蝕斑斑的古書，書名是《斷橋》，內容大概是曲劇之類的本子，旁邊用“徽字”（徽州的俗字）注著唱曲的節拍。類似的曲本，如《鳳求凰》、《秋聲賦》、《陋室銘》 之類，在屯溪的明代建築“程氏三宅”中也曾經見到過。在明清時期，花、雅之爭一直就存在。雅部即崑腔，士大夫都能清唱崑曲，形成一種時髦的風尚。李漁曾不無調侃地指出， 富貴人家，平日裡雖然聽慣了嘈雜喧闐的弋陽、四平諸腔， “極嫌崑腔之冷”，但因世人“雅重屁曲，強令歌童習之”，盡管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為苦難”，但為了附庸風雅，卻還是樂此不疲。乾隆年間，廣陵的徽州鹽商紛紛徵集蘇州名優，備蓄家班，一時間鋪張炫異，爭奇鬥妍，揚州儼然成了崑劇的第二故鄉，精諳工尺的徽州鹽商亦不乏其人。 在崑劇興盛的同時，花部也迅速在揚州崛起。花部亦即亂彈， 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臺戲。就是這種文人不齒的花部， 經過邗上聞人、徽州鹽商江春等人的提倡，而逐漸為紳商階層所接受。到19世紀前期，著名學者焦循就曾指出：“彼謂花部不及崑腔者，鄙夫之見也。”乾隆年間，徽劇藝人高朗亭和郝天青等，將徽劇帶到揚州演出，博得了徽州同鄉們的一陣喝彩。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朗亭等又進京獻藝，引起隨後四喜、春臺、和春等徽班進京。這就是戲曲史上著名的“四大徽班進京”。嘉慶初年，向習崑腔的揚州，已厭舊喜新，皆以亂彈為新奇可喜。相應地，在北京，嘉慶還以梨園弟子多皖人，吳兒漸少；到後來，純粹的昆班已不易在北京立足，南方名角北上，也只能搭徽班插演崑劇。這種變化， 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清兩代中國社會時尚的一個巨大變遷。它完全改變了雅俗以蘇州人為準的傳統，而以徽州人的好惡為風尚之所趨避，這顯然標誌著徽州文化的鼎盛發展和巨大的輻射能力。由此看來，類似於“聲名文物甲於東南” 的評價，對於徽州而言，絕不是一種過甚其辭的溢美之言！ ［附記］潮州籍商人李嘉誠李嘉誠以其創造的商業奇蹟而被香港社會譽為超人。他連續6年菜膺世界華人首富稱號，連續8年雄踞香港財閥榜首。1999年，美國《福布斯》雜誌評選出世界100位富豪， 李嘉誠位居第10名，是前10名中惟一的亞洲富豪。 關於這位亞洲首富創造商業奇蹟的文章和書籍，可謂汗牛充棟。 1928年7月29日，李嘉誠出生在廣東省潮州市北門街面淺巷的一個教師家族。父親李雲經，母親莊碧琴。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1940年冬天，李嘉誠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隨父母踏上了前往香港逃第二 * 各地人的商業氣難的旅程。經過十多天的山涉水，他們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來到了香港。 李嘉誠的舅父莊靜庵，是香港鐘錶業的老行尊。今日有關香港鐘錶業的著作，莫不提及莊氏家族的中南鐘錶有限公司。 當時的莊家已經算得上是香港華人社會的富裕人家了。 莊家的一切，都使來自貧窮老家的年僅12歲的李嘉誠感到新奇和拘束。 到香港後，父親李雲經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不同於內地的世界，是一個以金錢為上的商業社會。原來在內地做教師的許多價值標準在這裡都難以適應了。李雲經果斷地調整自已的心態，同時也明智地告誡李嘉誠兄妹，要在香港生存下去，就要學做香港人，而首先就必須過好語言這一關，改掉潮汕腔，學說在香港華人中流行的廣州話。於是，年幼的表妹莊月明便成了李嘉誠學說廣州話的老師。小表妹月明從吃飯、穿衣等日常用語開始一句一句地教，表哥嘉誠認真地一句一句地學。 月明幫助嘉誠學說廣州話，嘉誠也發揮自己的長處，教月明一些中國古典詩詞。香港的殖民教育，無視中國的傳統文化，眷戀中國文化而又忙於商務的莊靜庵，對小嘉誠的這一舉措深為讚許，常常把小月明和嘉誠牽到一起，敦促月明好好向嘉誠學念中國古典詩詞。 李嘉誠轉入香港的中學念初中以後，又深為英語而苦惱， 聽英語好比聽天書。因為他原來在潮州上學時，從來沒有接觸過英語，而香港的中學，大部分是英文中學，即使中文中學，英文教材也佔半數以上。在這種背景下，莊月明英語的程度與嘉誠便大不相同了，她在上學前就跟家庭教師學了一年英語，當嘉誠轉人香港的中學念初中時，她這時又已在英文書院上了半年學了，因此莊月明又自然而然地做了表哥的英語家庭教師。 1943年冬天，李嘉誠的父親李雲經因長年勞累、貧困、 憂憤，染上了肺病，終於在家庭最困難的時候病倒了。臨終之際，他告誡長子李嘉誠“求人不如求已”、“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失意莫灰心，得意莫忘形”，15歲的李嘉誠堅定地點了點頭，父親這才安詳地合上了眼。父親死了，弟妹還小，母親又是懦弱善良的家庭婦女，李嘉誠陡然覺得自己長大了很多。他明白，從今以後必須依靠自己瘦弱的雙肩， 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擔。 儘管舅父表示將資助聰穎好學、學業優異的李嘉誠完成中學學業，接濟李嘉誠一家，但倔強的李嘉誠仍毅然打算中止學業，謀生賺錢，養活全家人。到香港後三年的耳聞目睹， 已使15歲的李嘉誠看到：只要自己能吃苦、肯努力，在香港是能夠發達起來的。舅父對李嘉誠的決定也未表示異議，並對已毅然決定自己闖出一條路來的李嘉誠說，他也是讀完私墊後，10歲出頭就遠離父母家鄉，去廣州闖蕩打天下的。 從情理上來說，死了父親的李嘉誠作為莊靜庵的外甥， 進莊靜庵的公司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但像三年前李嘉誠的父親逃難到香港，莊靜庵未開口讓姐夫進他的公司一樣，這時他也同樣未開口讓15歲的外甥李嘉誠進他的公司。對舅父的意思，李嘉誠自然清楚不過。他明白誰也不會幫他，他必須完全靠自己赤手空拳在香港打出生存的天地。 李嘉誠在輟學自謀生路之後，做過茶樓的堂館，做過鍾表公司的學徒，也做過跑街串巷推銷商品的行街仔。 第二章人的商業氣質
1950年夏天，李嘉誠辭了塑膠褲帶公司總經理之職後， 在筲箕灣創立了長江塑膠廠。他取“長江”的廠名，來自 “長江不擇細流，故能浩蕩萬里”的雄心大志，深得18歲少女莊月明的讚許和欣賞。 但李嘉誠創業不久，就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因為產品質量不過關而導致客戶退貨，產品積壓。他一籌莫展，又一次陷人人生的大磨難之中。 倉庫裡堆滿了因質量欠佳和延誤交貨而退回的玩具成品， 這些客戶紛紛上門要求索賠，還有一些新客戶上門考察生產規模和產品質量，見這情形扭頭就走。 銀行得知“長江”廠陷入危機，也派職員來催貸款。 在危機之中，原來的一些親戚朋友，有的便對李嘉誠敬而遠之，生怕他開口借錢或帶來麻煩⋯⋯ 李嘉誠又一次體驗到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然而在危難之中，不變的是莊月明對錶哥的一片赤誠之心。當時在香港大學唸書的莊月明，每週至少都要來看一次表哥，功課緊張的時候，也總會給表哥打個電話。莊月明的爽朗、樂觀感染了危難之中的李嘉誠，莊月明對李嘉誠的未來所表現出來的信心，堅定了李嘉誠戰勝危機的勇氣。 愛情的力量，將歷經磨難的李嘉誠鍛造成了真正的男子漢。 1955年，長江塑膠廠終於出現了轉機，產銷漸人佳境。 李嘉誠把這一好訊息告訴遠在日本求學的莊月明，莊月明滿心歡喜地給李嘉誠發回了一封祝賀電報，並引用了李嘉誠歷經挫折和磨難之後為自己擬定的座右銘：“穩健中尋求發展， 發展中不忘穩健。”
1957年，李嘉誠赴義大利考察塑膠花生產，回港後，他率先推出塑膠花，隨即成為熱銷產品。其後，他又積極開拓世界市場，當塑膠花走遍世界之時，他由此贏得了塑膠花大王的桂冠。 1958年，甫得“塑膠花大王”美名的李嘉誠涉足地產業，在北角建立了第一幢工業大廈。1960年，又在柴灣興建了第二幢工業大廈。李嘉誠的事業正一步一步走向輝煌。 在李嘉誠的事業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按常理李嘉誠與莊月明的愛情也應該瓜熟蒂落了。 然而，事情似乎很難朝他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按照世俗的眼光，他們似乎並不是理想的一對。莊月明出身富貴名門，美貌而又有留學東洋的經歷；李嘉誠出身貧寒，又只有初中文化，雖然有了自己的事業，但將來的情況也還難以預計。 莊月明的父親莊靜庵和李嘉誠的母親莊碧琴也是堅決反對這對錶兄妹朝愛情、婚姻的方向發展感情的。這倒不是他們認為近親不能結婚。表兄妹結婚、親上加親，這一古老的粵東風俗，在當時香港的潮州人中還是很流行的。莊靜庵認為，莊月明完全可以也應該找個同樣有留洋經歷的世家子弟， 他也確實曾多次介紹女兒 “相睇”。莊碧琴則認為，在嬌生慣養的環境中成長的莊月明是很難做好兒子李嘉誠的賢惠夫人的。世俗難以認可，雙方家長不同意接受，但才貌雙全的大家國秀莊月明，卻鐵了心非她的誠哥不嫁。 一方面李嘉誠為了事業得日夜操勞，一方面他與表妹的關係得不到舅舅和母親的支援，因此他與莊月明的戀愛難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只有心心相印的勉勵。戀愛中的李嘉誠曾第 = * 商業氣廣經不止一次動情地對莊月明說：“不論將來我發達到什麼程度，此生我都只愛你。” 轉眼之間到了 1963年，李嘉誠這年已經35歲了，莊月明這時也已是31歲的人了，他們對愛情的執著和真誠終於感動了莊靜庵夫婦和莊碧琴，同時李嘉誠在商業上創造的奇蹟也越來越讓莊靜庵感到驚奇，他們終於同意李嘉誠、莊月明結婚。在一片祝福聲中，李嘉誠、莊月明幸福地踏上了紅地毯。 在商場上摸爬滾打、左衝右突了多年的李嘉誠是個非常注重實際的人，他為了使婚後的日子溫馨美滿，為了不使表妹像他過去那樣吃苦，於結婚的前半年，便投資63萬港元買下了一幢花園洋房。這就是李嘉誠至今仍在居住的深水灣道 79號的3層宅邸。在當時的香港，擁有獨立花園洋房的華人富翁，寥寥無幾，就是今日也不多見。李嘉誠年紀輕輕，就躋身豪宅階層，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其實，就李嘉誠自身的生活需求來說，他並不想“未富先聞”——居住這般豪華奢侈的洋房。他當時的事業雖然正蒸蒸日上，但還算不上富豪，拿出63萬元錢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既要擴大塑膠生產規模，又要投資地產。所以， 正像一位從50年代起就與李嘉誠交往的朋友所說的：“這幢花園洋房，是誠哥送給表妹的最好的禮物。” 新婚之後，莊月明立即參與李嘉誠的事業，進長江工業公司上班。她流利的英語和日語，謙和勤勉的作風，獲得了同事的尊敬。 1964年8月和1966年11 月，長子李澤鉅和次子李澤楷先後出生，莊月明漸漸退到幕後，但仍傾心傾力輔佐丈夫的事業。在她的悉心栽培之下，李澤鉅、李澤楷兄弟均勤奮好學，先後赴美國完成了大學學業。 1972年11月1日，長江實業集團公司上市，這是李嘉誠事業的重大轉折。莊月明任長江實業集團公司執行董事， 是公司決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李嘉誠不少石破天驚的大事， 均蘊含了莊月明的智慧和心血。但莊月明在公眾面前始終保沉穩是李嘉誠及其團隊的最大特殊性徵持低調，她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也不接受記者的採訪。在談到李嘉誠時，不少人總是讚譽這位商界巨頭如何以超人之術創立宏基偉業，卻鮮有人言及他的賢內助莊月明。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李嘉誠一生中沒有遇到莊月明，他的事業將又會是怎樣的情景？ 進入90年代以後，李嘉誠的事業與榮譽再攀高峰。他的長江實業集團公司如日中天，連續4年名列香港銀行大財團榜首。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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