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ary Rodham）①是她的同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希拉里是溫蒂的競爭對手。溫蒂是 1969級班聯會主席，希拉里則是學生團體主席。 1968年，保爾森以優等生身份從達特茅斯畢業，主修專業是英國文學。 1970年，保爾森從哈佛商學院畢業來到華盛頓，那時他連一套正式西裝都沒有。憑藉達特茅斯一位教授給他寫的推薦信，保爾森找到給助理國防部長做助手的工作。他很快在工作中展現出了超強的能力，也正是這些能力使他日後成為了高盛的一名高效推銷員。僅僅過了兩年， 保爾森就被提拔為白宮國內政策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主任是約翰•埃利希曼（John Bhrlichman），他後來被證實在水門事件中充當了同謀，提供偽證，妨礙司法公正。當時，保爾森為財政部及商務部做外聯工作。“縱覽保爾森從五角大樓一個低階職員晉升到白宮高階官員的歷程，你一定會發現：他有非常強的形勢預判能力，”保爾森的朋友、高盛前行政主管肯尼思•布羅迪（Kenneth Brody）回憶往昔這樣說道，“保爾森絲毫沒被捲入水門事件。 大而不倒（二）（6） 1973年，溫蒂懷了第一個孩子，保爾森急需多賺點錢。他決定不再為尼克松政府工作，離開白宮並積極在金融界找工作—當然，如果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要到紐約生活的話。他參加了芝加哥一些金融公司的面試，在眾多接收單位中，他對兩家在總部在曼哈頓的金融公司 ——所羅門兄弟和高盛最感興趣，這兩家公司均在芝加哥設有辦事處。高盛合夥人、後來任美國財長的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高盛傳奇人物格斯• 萊維（Gus Levy）以及約翰•懷特黑德都力勸保爾森選擇高盛，而且許諾他不必搬到紐約。因此保爾森最終選擇了高盛，他當時年薪為3萬美元。 1974年1月，保爾森把家搬回到他小時候生長的地方、芝加哥西北部一個人口不到4000人的小鎮一—巴杯頓山（Barrington Hil1）。保爾森從經營珠寶批發生意的父親手裡買了英畝農場。在父母家門前一條彎曲小路往北一點的地方，他用木頭和玻璃建了一座簡樸的房子。房屋坐落在一條半英里長的馬路盡頭，四周環繞著高高的橡樹。 在高盛，保爾森被賦予的重任遠超過一個初級投資銀行家所應承擔的職責。高盛高階合夥人吉姆• 吉爾德（Jim Gelder）看著保爾森快速後移的髮際線說：“你知道的，亨利，我們通常不會讓像你這樣年輕的小夥子擔負如此重任。不過，你看起來要比你的實際年齡老多了。” 透過西爾斯公司（Sears）和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等重要的中西部客戶，保爾森迅速證明了自己的價值，他很快被曼哈頓總部視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1982年，他成為了公司合夥人，躋身公司精英團隊，擁有獲得更多紅利的資格。成為負責投資銀行業務的聯合主管及芝加哥子公司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後，他每天把大量時間花在電話上，不停地透過語音郵件發出種種指令，他的這種習慣做法漸漸被公司上下所熟知。 然而 4年之後，1994年9月，高盛陷入一場風暴。全球範圍一次始料不及的利率大幅上升重創公司，使公司當年上半年的利潤暴跌60%以上。公司行政主管史蒂文• 弗裡德曼 （Stephen Friedman）突然宣佈辭職，36名高盛合夥人跟著離開，帶走了大量資金和業務關係。 為避免損失擴大，公司董事會任命說話向來柔聲細語的固定收益部主任喬恩•科爾津擔任董事長。董事們認為保爾森是理想的二號人物人選，因為他不僅能很好地輔佐科爾津，還能向外界傳遞出一個資訊：保爾森所擅長的投資銀行業務仍將是高盛核心業務。他們希望科爾津和保爾森會像弗裡德曼和羅伯特•魯賓以及之前的約翰•懷特黑德和約翰•溫伯格（John Weinbery）一樣成為配合默契的搭檔。 整個計劃中只存在一個問題：他們都不太看得上對方。 在弗裡德曼位於貝克曼的公寓中舉行的會議上，保爾森反對在科爾津手下工作，更反對搬到紐約——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盡力避免遷到那裡。科爾津公認在一對一面談中極富說服力，會後他提議與保爾森一起散散步。 “亨利，再沒什麼能比與你密切合作更讓我高興的了，”科爾津真誠地說，“我們一定會成為真正的合作伙伴。”不到1小時他們就達成了協議。 保爾森一到紐約就迅速行動起來。幾天工夫他和妻子就看了好幾套公寓。備選公寓很快縮減到兩個，保爾森到兩套公寓快速看了看，把自己的意見用手機告知妻子，就匆匆趕向飛機場。 大而不倒（二）（7）
1994年秋，保爾森和科爾津二人分別作為總裁和營運長，整天在世界各地會見客戶、看望僱員，他們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努力解決高盛的諸多問題。保爾森還有一項艱鉅的任務： 削減25%的支出。他們的辛勤付出終於有了回報：1995 年，高盛的情況開始好轉，1996 年和1997年獲利頗豐。透過這次危機，科爾津和高盛其他一些高管認識到，未來公司如想抵禦種種衝擊，就必須學會利用公開資本市場，應用之道就是進行首次公開募股。 但1996 年科爾津向合夥人陳述高盛公開上市的理由時，卻遭到了強烈反對。當時科爾津對公司並沒有足夠的控制力。合夥人擔心此舉會傾覆公司合夥人體制並可能摧毀公司傳統文化。 1998年6月，保爾森成為公司的聯合行政主管。在他的大力支援下，科爾津最終贏得了勝利： 高盛宣佈於 9月進行首次公開募股。但同年夏天爆發了俄羅斯盧布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瀕臨倒閉，高盛的交易損失了數億美元。此外，根據紐約聯儲的要求，它還不得不拿出3億美元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實施救助。手忙腳亂的高盛在最後時刻取消了首次公開募股的發售工作。 與保爾森關係密切的朋友都知道，他已厭倦科爾津，厭倦紐約，也厭倦了公司的內部鬥爭， 他正考慮退出公司。然而 1998年12月，情況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科爾津的重要支持者羅伊 •扎克伯格（Roy Zuckerberg）從高盛的權力機構——執行委員會退休了，該委員會只剩下五名成員：科爾津、保爾森、約翰• 塞恩、約翰 •桑頓（John Thornton）和羅伯特•赫斯特（Robert Hurst）。由於科爾津背地裡與梅隆銀行進行併購談判，高盛董事會越發對他感到失望。 一系列秘密會議在不同地點緊鑼密鼓地召開，曾在羅馬帝國和克林姆林宮裡發生過的政變最終在高盛上演了。董事們說服保爾森留下來管理公司，同時，保爾森和執行委員會的其他三名成員一致要求科爾津辭職。科爾津在獲悉這一決定後傷心不已，潸然淚下。 保爾森成了公司唯一的行政主管，塞恩和桑頓則分別擔任公司的聯合總裁和聯合營運長， 他們都是董事長的後備人選。1999年5月，高盛股票開始上市交易，發售總額為億美元。 2006年春，保爾森任執行長的時間已遠遠超過自己的預期，他也早己攀登上了事業的巔峰。僅半年時間他就拿到了 1 870萬美元的現金紅利；2005年，他是華爾街收入最高的執行長，總共獲得了3830萬美元的報酬。在高盛，他沒有遇到挑戰者，他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勞埃德貝蘭克梵則在耐心地等待時機。高盛已成為大規模併購交易的首選顧問，此外， 它還是主要的商品及債券交易商。高盛在為對沖基金提供服務方面獲利頗豐，同時自營私募股權業務也嶄露頭角。 高盛已成華爾街上競相效仿的賺錢機器。 保爾森在高盛工作了32年。為適應新的政府生活，他不得不經歷一段艱難的調整期。比如， 財政部語音郵件系統的記憶體很小，他無法像在高盛時那樣給員工留大段的語音郵件，因此只能打電話。有人建議他使用電子郵件，他卻始終用不慣。有些電子郵件會透過保爾森的兩名助理轉達，保爾森讓其中一人專門負責把郵件列印出來。他還很少讓保安隨行。有些執行長身邊總有許多保安人員，但保爾森覺得這種做法不過是在向世人顯示傲慢自大而已。 大而不倒（二）（8） 財政部很多工作人員都不知道如何去適應保爾森的獨特個性，他們去請教羅伯特•斯蒂爾 （Robert Steel）。斯蒂爾是副財長，之前也在高盛工作過。大家問他如何才能更好地與他們古怪的新上司進行溝通，斯蒂爾提到了三點：“其一，亨利很聰明，異乎尋常地聰明，他能做到過目不忘：其二，他工作非常努力，令人難以想象地努力，他將是你們所見過的最努力的上司，他也期望你們能夠同樣努力；其三，漢克沒有一點情商，他的社交情商為零。這可不是人身攻擊，他會在上衛生間時半開著門。 上任伊始，保爾森邀請了部分員工到他位於華盛頓西北角、價值 430 萬美元的住所去做客。 非常湊巧的是，這棟房子過去曾屬於喬恩•科爾津。大家聚集在客廳裡，從客廳窗戶向外看去，滿眼都是鬱鬱蔥蔥的樹木，他們彷彿置身於一片奇幻的森林之中。客廳四周的墻上貼著很多鳥類照片，大部分都是溫蒂自己拍攝的。 保爾森正沉浸於熱切地向大家介紹自己對公司的一些想法，溫蒂想，這樣一個炎炎夏日，丈夫竟然忘記給客人們拿些飲料喝，這可真夠古怪的。於是，她打斷了他們，詢問客人們想喝點什麼。 保爾森的話頭被打斷了。他有點心煩意亂地說，“不，他們什麼也不想喝，”接著又開始說正事。 不一會兒，溫帶拿來一罐冰水和幾隻玻璃杯。可老闆已經發了話，沒人敢喝了。 保爾森接手的是一個混亂的部門。他的前任約翰•斯諾已經被邊緣化了，斯諾曾是CSX鐵路公司的前執行長。員工們士氣低落，意志潰散，他們感到自己根本不受重用。保爾森認為他能改變這一切。不過出乎他意料的是，財政部真正的工作人員是如此之少，他原以力政府的低效率會使他不得不應對數幹名冗員。雖然保爾森如今管理著 112000人，但這對財政領域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他覺得自己將不得不招募一些經驗豐富的華爾街老手，他們才真正懂得什麼叫努力工作。 保爾森離開高盛後一直非常注意與高盛保持距離。他很清楚，每當高盛高管到政府任職，高盛對華盛頓有特殊影響力的陰謀論調就會鬧得沸沸揚揚。比如，羅伯特•魯賓到克林頓政府擔任財長，喬恩•科爾津競選新澤西州的參議員（儘管科爾津是被趕出高盛的）時，都曾出現過這種情形。魯賓現在就職於花旗，他在保爾森上任前也提醒他要處理好與高盛的關聯關係。 保爾森到財政部工作的頭幾個星期裡，經濟形勢已很糟糕，但沒人預料到一場大風暴即將來臨。保爾森仍集中精力致力於提升財政部計程車氣，他走訪了一些部門，這些部門都多年未有內閣成員光顧了。他還下令重新裝修財政部大樓的地下健身房。保爾森非常重視健身，只要溫蒂能夠讓他放下電話，他就會騎上腳踏車在華盛頓轉一會兒。 保爾森早就對市場情況感到非常擔憂。2006年8月17日，在戴維營向總統及其經濟班子通報情況時，保爾森就警告稱經濟危機其實早該發生了。他說：“當大量易燃物堆聚在一起時， 情況非常危險，你不知道什麼東西很快就會把它們點燃。我們一般每6年、8年或10年就會來一次危機，現在早就超過這個週期了。 保爾森明確指出，政府必須直面一個嚴酷的事實：次級抵押貨款市場一片混亂，並且已經開始向其他市場擴散了。貝爾斯登和其他一些機構都深深地被這項業務所拖累，保爾森需要繞開他任職時所籤的相關契約，充分行使權力來拯救這些陷入困境的投資銀行。傳統的商業銀行受美國存款保險公司和美聯儲的保護，可以有效的避免破產；根據相關過渡性計劃安排， 加入存款保險計劃的銀行中請破產時，美國存款保險公司和美聯儲等可以對其進行接管並將其拍賣。但是，對於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貝爾斯登和雷曼這樣的投資銀行，美國存款保險公司則不擁有此類權利。保爾森在一次會議上表示，除非美國存款保險公司也為這些機構提供保險，否則市場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混亂。 大而不倒（二）（9） 2008年3月27日，上午8點30分，貝爾斯登的廉價出售交易剛過去三天，保爾森與他的副手又聚在一起開會。他剛從幾個街區外麗思卡爾頓酒店的運動俱樂部趕回來，他平時常去這個俱樂部健身。他的智囊團，羅伯特•斯蒂爾、詹姆斯•威爾金森（JamesWilkinson）、戴維•內森（D*id Nason）、米歇爾•戴維斯（Michele D*is）、菲利普•斯瓦格（Phillip Swagel）、 尼爾•卡斯卡里（Neel Kashkari）等人，全都擠進他那位於財政部大樓三層的辦公室裡。 那裡能夠俯瞰白宮的玫瑰花園，還能欣賞到華盛頓紀念碑的美麗景色。 辦公室的天花板很高，四周牆壁上貼著許多他妻子拍的照片，主角都是些鳥兒和爬行動物。 保爾森在辦公室一角坐了下來，一些下屬坐在藍色天鵝絨沙發上，另一些則在紅木桌子旁站著，辦公桌上的4臺電腦螢幕還在不停地閃爍著彭博網站資料。 每天早上8點30分，保爾森都要與他的核心團隊成員一起開會，只有逢雙週的星期五才會停開一次，因為這一天保爾森要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一起吃早飯。保爾森本想早上早一點兒開會，不過對於政府工作人員來說，8點 30分開會就已經夠早的了。核心團隊的成員大多年薪為 149 000美元左右，如果私人部門服務，他們應該可以賺得更多。 保爾森一邊思索著貝爾斯登收購案，一邊來回踱步，最終，他在戴維• 內森面前停了下來。 38歲的內森是主管金融機構的助理部長，他於2005年加入財政部，是制定居民政策的智囊團成員。內森是共和黨人，同時也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堅定擁護者。在最近幾個月的會議上， 他一直提醒大家要警惕出現另一個或幾個貝爾斯登。內森以及其他財政部官員已經意識到， 華爾街的經濟自營模式就是個炸藥桶。在這種模式中，銀行高度依賴其他投資者所提供的隔夜拆借。貝爾斯登已經讓他們領教了一家銀行一旦要崩潰，會來得有多快。投資者的信心是這個行業的命脈，有一點出現問題的苗頭就會導致銀行迅速倒閉。但不管情況多危急，內森都堅決反對政府實施救助。 內森認為財政部應該集中精力先解決兩個重大問題：首先，要獲得授權，引導投資銀行經歷一場有組織的破產，從而不至於引發整個市場的恐慌；其次，更為緊迫的是要敦促這些銀行進行融資。半年來，美國和歐洲的投資銀行，如花旗、美林、摩根士丹利等，透過向中國、 新加坡和波斯灣地區的國家管理的投資基金（即“主權財富基金”）進行股權融資的方式，籌集了約800億美元的資本。但這還遠遠不夠，這些銀行不得不竭盡全力繼續融資。 貝爾斯登的事情似乎已經告一段落了。這天早上，保爾森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雷曼身上，他覺得雷曼會成為下一個大麻煩。投資者的注意力或許會被埃琳•卡倫主持的雷曼收益情況的電話會議所轉移，但保爾森不會：“他們或許也已經沒有償付能力了。”他冷靜地告訴在座的人。他擔心雷曼評估資產的方法有問題，評估結果太過樂觀：他更擔心雷曼無法籌集到資金， 實際上，可能一分錢也籌不到。保爾森認為富爾德的決策非常愚蠢，因為富爾德本人便持有兩百多萬份雷曼股票，他因不願稀釋公司的股權而堅決反對融資。 當年保爾森在高盛時，高盛上下普遍對雷曼持有這樣一種看法：無論地位還是稟賦，雷曼都達不到高盛的層次。這個看法至今仍深深影響著保爾森。當年，保爾森曾不止一次地稱雷曼是“一群暴徒”，不過保爾森也非常欣賞他們勇於進取的公司文化和雷曼銀行家們敢做敢為的精神。此外，他們還很忠誠，幾乎到了愚忠的地步。 大而不倒（二）（10） 富爾德還有一些特點讓保爾森感到極為擔憂。例如，富爾德從不懼怕風險，保爾森認為他簡直到了不顧身家性命的地步。保爾森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曾評價說：“他就像是一隻貓，有九條命。”1995年初墨西哥發生比索危機，保爾森在高盛的老同事、時任美國財長的鮑勃•魯賓決定向墨西哥提供援助。保爾森認為，魯賓此舉無意中救了富爾德。雷曼當時在沒有進行風險對沖的情況下豪賭了墨西哥比索的走勢，而事實證明雷曼的預期是完全錯誤的。有人指責魯賓之所以要組織國際援助，實際上是為了盡力拯救高盛，保爾森對當時的這些情況記憶猶新。 在保爾森看來，富爾德與肯•蘭貢（Ken Langone） 和戴維•科曼斯基（D*id Komansky） 這樣的金融家是一類人。這些人經常在曼哈頓的聖彼得飯店大吃大喝，與理查德•格拉索 （Richard Grasso）稱兄道弟。保爾森曾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人力資源和薪酬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曾批准向該所主席格拉索發放億美元的薪酬。富爾德也是薪酬委員會的一員，蘭貢則是委員會的主席。在格拉索的鉅額薪酬引起一片譁然之後，保爾森決定想辦法把他趕走。在他看來，格拉索不僅貪婪，還很不誠實。當時已聲名鵲起的紐約總檢察長艾略特•斯皮策 （Eliot Spitzer）很快插手此事，對格拉索和蘭貢兩人都提起控訴。正是從這場鬥爭開始， 保爾森極度憎惡格拉索及其親信。他非常明白，這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不猶豫地將保爾森置於死地。 不過，作為美國財長，保爾森必須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官，他需要與華爾街所有執行長保持良好的關係。這些人會成為保爾森的巨大財富，是他在市場上的耳目。如果他需要，他希望能直接從這些執行長處獲取有關“交易流”之類的最新資訊，而不是從財政部工作人員那裡獲得過時的二手資訊（儘管這些工作人員的主要職責就是把這些事情搞清楚）。 2006年夏天，保爾森上任一個月就親自給富爾德打了電話。當時富爾德正和一個朋友在太陽谷打高爾夫球，他在太陽谷有一套房子。富爾德正打算在第七洞發球時，手機響了起來。雖然高爾夫球場不允許使用手機，他還是接了電話，也沒人對此提出異議。 “我知道這個電話會讓你感到意外，”保爾森開口道，“你我多年來一直努力置對方於死地啊。” 富爾德大笑起來，能被保爾森看做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他感到很得意。“我希望今後能經常給你打電話，”保爾森繼續說道，“聊聊市場、交易、競爭，瞭解一下你關心的事。 ” 富爾德對保爾森的姿態感到滿意，保爾森後來從他那裡瞭解到很多事。那次通話後，他們保持了密切聯絡。保爾森非常重視富爾德提供的各種市場資訊，當然，他也會與富爾德分享他對市場的看法，他的觀點被富爾德看做是對市場的官方權威解讀。保爾森當年任高盛執行長時，曾不遺餘力地辱罵、詆譭富爾德，可現在讓保爾森感到意外的是，他發現富爾德不僅頗有個人魅力，而且極富實幹精神。雖然保爾森還不能百分之百地信任富爾德，但他知道兩人可以共事。 鑑於當前特的市場環境，他們已經好幾次在電話中鬥智鬥勇了，接下來這個電話更是如此。 保爾森在早間會議接近尾聲時，向下屬們佈置了一系列任務，其中之一是敦促尼爾•卡斯卡里和菲利普•斯瓦格儘快完成他們已著手撰寫的危機應對白皮書草案，其主要內容是如果金融體系開始崩潰，政府應該如何進行救援。 大而不倒（二）（11） 散會時，保爾森把鮑勃•斯蒂爾留了下來，和他討論起自己的想法。保爾森說：“我打算倚重富爾德。 ” 一小時後，他的助理克里斯托• 維斯特（Christal West）幫他接通了迪克•富爾德的電話。 “迪克，”保爾森用歡快的語調問道，“你好嗎？” 富爾德早就在辦公室裡等這個電話了，他回答：“還湊合。 貝爾斯登交易案發生後的這一個星期裡，他們兩人已透過數次電話，但都沒涉及實質性內容。 今天早上的電話則有所不同。他們談到市場上出現的波動及雷曼股票的表現。所有銀行都在遭受損失，但雷曼的股價卻遭受著最為嚴重的衝擊，跌幅超過 0%。更令人擔憂的是，空頭們嗅到了機會，他們認定雷曼的股價還會進一步下跌，紛紛加大了賭注，這意味著空頭頭寸還會繼續增多，儘管目前空頭頭寸已佔到雷曼股份的9%以上。富爾德一直在試圖說服保爾森， 希望他能敦促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出臺政策，禁止空頭再對他的公司發起攻勢。 保爾森很同情富爾德的處境，但他希望雷曼能改變原有觀點，考慮籌集資本。雷曼的一些主要投資方也一直提醒富爾德，進行融資是明智之舉，特別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公司雖然有壓力，但總體形勢還算比較樂觀。 “這是一次展示實力的良機。”保爾森希望能說服富爾德。 讓保爾森稍感意外的是，富爾德稱讚同他的意見並己著手此事了。 一些雷曼債券持有者一直在向富爾德施壓，要求他基於公司收益良好的相關報告進行新的融資。 “我們打算向沃倫 •巴菲特（Warren Buffet）尋求融資。”富爾德說，這是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決定。富爾德知道保爾森是這位傳奇的奧馬哈投資者的朋友。雖然巴菲特對投資銀行家公然表示蔑視，但多年來他一直透過高盛的芝加哥子公司來處理生意，保爾森和巴菲特也就漸漸成了朋友。 一項由巴菲特做出的投資，在金融界就相當於暢銷雜誌《好主婦》一樣，會受到整個市場的熱烈追捧。“你應該向他說明你的想法。”保爾森說。富爾德終於朝自己所希望的那個方向開始行動了，這讓他鬆了一口氣。 富爾德倒是同意了，不過他有個附加請求：“你能不能替我們先向巴菲特打個招呼？” 保爾森猶豫了，他認為作為財政部長牽扯進華爾街的一樁交易也許不是好主意，況且巴菲特又是高盛客戶，這會讓事情複雜化。 “讓我考慮一下吧，富爾德，我會給你答覆的。”保爾森說。 3月28日，沃倫•巴菲特這位傳奇的價值投資家坐在位於奧馬哈市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 （Berkshirellathaway）總部辦公室中，一邊在他父親用過的簡樸木質辦公桌上伏案工作，一邊等待迪克•富爾德的電話。一天前，雷曼的銀行家休•麥克吉（HughlcGee）透過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主席、擁有中美洲能源控股公司的戴維 •索科爾（D*id L. Sokol）安排了這個電話。巴菲特幾乎每天都會接到各種推銷電話，他認為這次電話也不會例外。 巴菲特並不太瞭解富爾德，和他也只見過幾次面，他們上次碰面還是在2007年華盛頓的一次財政部晚宴上，他當時坐在富爾德與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Paul Volcker）中間。 巴菲特身穿一套簡樸的西裝，戴著龜殼鑲邊的眼鏡。在甜點上桌之前，他到處走動，一不留神把一杯紅酒全灑在了富爾德身上。晚宴的客人們，如通用電氣的傑夫•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摩根大通的傑米•戴蒙、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等都看了過來，雖然大家態度友好，可巴菲特這位世界排名第二的大富翁（僅排在比爾•蓋茨之後）還是尷尬得羞紅了臉。 富爾德對這次意外的潑濺事故一笑了之，兩人之後再也沒有見過面。 大而不倒（二）（12） 長期擔任巴菲特助理的德比爾•波薩涅克（Debbie Wasniak）告訴巴菲特，富爾德的電話已經打進來了，巴菲特放下他的櫻桃味健怡可樂，拿起了聽簡。 “沃倫，我是迪克。你好嗎？我的首席財務官埃琳•卡倫和我在一起。” “你好。”巴菲特用他那令人信賴而友善的語氣問候道。 “我想你已經知道了，我們希望籌集一些資金。我們的股價被壓低了，這是個大好時機，市場並不瞭解我們的真實情況。”富爾德準備開始推銷了。他說雷曼正在尋找30億至50億美元的投資。談了一陣後，巴菲特很快提議：自己有興趣投資紅利為 9%的雷曼優先股和 40 美元行權價的認股權證。而雷曼股票在週五時的收盤價美元。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的先知所給出的報價很苟刻，9%的紅利相當昂貴。舉例來看，假如巴菲特進行一筆40億美元的投資，那他一年就會獲得億美元利息，不過這是利用巴菲特的聲譽所要付出的代價。巴菲特說，雷曼答應這些條件後，他還要做些盡職調查，之後才會做出最終決定。他對富爾德說“我得看看資料，然後再回復你”，隨後便掛了電話。 在奧馬哈，巴菲特正在考慮是否再次把錢投向投資銀行。1991年，當所羅門兄弟處在崩潰邊緣時，他出手援助了這家歷史悠久的紐約投行，但很快他就意識到自己無法接受華爾街的文化。如果這一次他幫助雷曼，那麼全世界的眼光都會盯著他，他非常清楚，到那時受損的將不僅僅是他的金錢，還有他的聲譽。 雖然巴菲特做交易時經常運用衍生產品工具進行對沖，但他卻相當鄙視交易員。在巴菲特看來，儘管頗為豐厚的薪水讓交易員們變得很富有，但他們既沒有多少才智也沒有創造出多少價值。他清楚地記得，所羅門兄弟有一次發放了 9億美元的獎金，他對此深感不安。而更令他震驚的是，公司主席約翰•古弗蘭（John Gutfreund）把公司管理得混亂不堪，卻要求拿到3500萬美元后才走人。“他們拿了錢就跑，”有一次他曾這樣說，“其實是僱員創造了公司的一切。投資銀行家沒賺什麼錢，卻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上層人士。他們恨交易員，因為交易員賺到了錢並因此有了影響力。 巴菲特決定當晚待在辦公室裡仔細研究雷曼2007年年報。正當他一邊看著年報，一邊又開啟一罐櫻桃味健恰可樂時，電話鈴響了，是亨利•保爾森打來的。 保爾森寒喧了幾句，聽起來這只是個普通的問候電話，但其實他很清楚自己此時正遊走在監管者和交易撮合人這兩種身份之間。他很快就把話題引到雷曼面臨的問題上。他說：“如果你能出手，光是你的名字就會給市場帶來極大信心。”他很小心地挑選著措辭，同時委婉地表示自己不會為雷曼提供擔保。其實多年前巴菲特就聽說過，作為高盛的最高執行官，保爾森拒絕與那些他認為投資或賬目方面過於激進的公司進行交易。 多年的友誼使巴菲特很熟悉保爾森的行事準則，他是值得信賴的人，如果他真的迫切地想做什麼事，他就會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巴菲特知道保爾森現在還不是很迫切，於是兩人表示將繼續保持聯絡就互道晚安了。 巴菲特又開始研讀雷曼年報。每當他對某個具體數字或專案有疑問時，他就會在報告的封頁上記下相應的頁碼。還不到一個小時，報告的封頁上就寫滿了他隨手記下的頁碼。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訊號，因為巴菲特有一個簡單的原則：即使每個問題都能有答案，他也不能把錢投到一個讓他產生這麼多疑問的公司。年報讀完了，他也做好了決定：不投資。 週六早上，富爾德給巴菲特打了電話。富爾德和卡倫以為巴菲特要求的 9%紅利和“高出40” 的認股權證，意思是認股權證的執行價格比當前股價高出40%。然而，巴菲特認為他已經明確表示過，認股權證的執行價格必須是每股40 美元，比現在的價格僅高兩美元左右。一時間，他們一個接一個不停地講，這場面如同是艾博特（Abboot）和科斯蒂洛（Costello） 在表演“誰在一壘？”很明顯，他們在溝通上出了問題。巴菲特覺得，就這樣算了吧。談話就這麼結束了。 富爾德在紐約的辦公室裡惱怒不已，他告訴卡倫，巴菲特的出價高得離譜，他們應該向其他投資者尋求融資。 週一上午，富爾德以的利率及32%的轉股溢價從一家已持有雷曼股份的大型投資基金公司那裡籌集到40億美元的可轉換優先股。對雷曼來說，與巴菲特的報價相比，這筆交易要划算些，不過這筆交易卻無法像巴菲特的投資那樣激發市場信心。 當天上午晚些時候，富爾德打電話告訴巴菲特，融資已取得成功。巴菲特表示祝賀，不過暗暗懷疑富爾德可能是利用了他的名聲才促成融資的。 從週末開始，媒體就一直在大肆報道一條在巴菲特看來非常重要的關於雷曼的訊息，但富爾德在電話裡卻隻字未提，巴菲特也不好意思主動去問。這個訊息是“因被欺詐，雷曼遭受了億美元的損失”，雷曼被日本丸紅銀行（Marubeni Bank）的兩名員工利用偽造的證件和資料詐騙了億美元。 巴菲特回想起他在所羅門兄弟公司的往事，當時該公司捲入了一場數額巨大的國債投標拍賣醜聞，但約翰•古弗蘭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的法律團隊卻刻意向他隱瞞了這一訊息，而正是那場醜聞最後差點把公司拖垮。 真不能再相信這種人了。 大而不倒（三）（1） 2008年4月2日，星期三晚上，蒂莫西？蓋特納剛剛走下全美航空公司從紐約飛抵華盛頓里根國家機場的航班，乘自動扶梯來到機場大廳，他的神色非常焦慮，可屋漏偏逢連夜雨，通常會在安檢線外等候的司機這時也不知去向。 “該死的，司機哪兒去了？”蓋特納向緊隨其後的總助理加爾文？米切爾（Calvin Mitchel1） 責問道。 雖然身居紐約聯儲主席的要職，年輕的蓋特納卻一直表現得非常從容，不過這次他終於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所面臨的壓力了。不到三週前，蓋特納透過一項“最後一分鐘救援”式的交易計劃把貝爾斯登從破產邊緣拉了回來，明天上午他將首次向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及全世界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切都馬虎不得。 “電話沒人接。”米切爾一邊抱怨，一邊繼續撥打手機聯絡司機。通常美聯儲會特地派一輛安全轎車去機場接蓋特納，他也已經習慣了這種在世界最大銀行光環下的生活。蓋特納的日程安排精確到每一分鐘，這也恰好符合他守時、挑剔和高度程式化的個性。他早就考慮到可能會發生司機耽擱晚點之類的情況，所以在聽證會前一天晚上就飛了過來。 在飛機上，蓋特納已經仔細研究了一週以來反覆修改的提案。一遍遍地回顧相關內容，目的是想徹底明確一點—在他看來，貝爾斯登公司的問題不僅僅是大多數人所認為的一個孤立的問題。儘管這個觀點可能不受歡迎，但他仍然要強調這一事實：貝爾斯登幾乎每天都依靠借款來維持高槓杆率的經營，因此與其他數百家機構存在著錯綜複雜的交易關係，而這預示著美國金融體系可能面臨更大的問題。 蓋特納這樣寫道：“最可怕的是系統性風險：如果貝爾斯登這種情況有增無減，那麼很可能導致普遍的債務危機並對金融體系造成長期的嚴重破壞，最終將影響到整個經濟。而且，這不是理論上的風險，也不是市場自身能解決的風險。”飛機降落前，蓋特納一直在努力推敲、 提煉這些想法，並在座位前的小桌子上及時把它們寫了下來。 那個週末，3月15日，蓋特納向貝爾斯登提供了290億美元的政府擔保，並最終勸服摩根大通的總裁傑米？戴蒙承擔貝爾斯登公司的債務。儘管戴蒙並不太情願，但這一舉措確實保護了貝爾斯登的債權人以及數以千計與該公司進行交易的投資者的利益，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對全球金融體系的重創。至少蓋特納要向參議員們說明這一情況，實際上這一切都是他的功勞，並非媒體所報道的他的老闆本？伯南克。 銀行委員會的委員們卻不一定這麼看。他們沒有公然地蔑視蓋特納，不過暗地裡卻對他的做法表示質疑。他們認為貝爾斯登的這樁交易雖然很重要，但相關政策手段卻不一定受歡迎。 蓋特納顯然已經成為眾失之的，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這次政府幹預的規模實在太大了。 儘管蓋特納已飽受輿論批評，政客們還是不停地到處強調“道德風險”，生怕大家以為他們不知道這個詞。不幸的是，不光是那群不瞭解情況的人所組成的合唱團對這次交易表示譴責， 就連蓋特納的朋友和同事對此也頗有微詞。比如，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就非常不合時宜地將救助貝爾斯登與 20 世紀70年代聯邦政府拒絕救助陷入財政困境的紐約政府這兩件事作對比。大家普遍持有這樣的觀點：歷史上美聯儲從未將如此鉅額的貸款發放給私人機構。 大而不倒（三）（2） 政府為什麼非要干預這樁交易？畢竟，他們不是無辜的藍領工人，而是有著高收入卻無視風險的銀行家。難道蓋特納乃至廣大的美國民眾都是白痴嗎？ 當然，蓋特納也有自己的支持者，這些人已經非常清楚金融業所處的危急狀況。比如，他的同行，達拉斯聯儲主席理查德？費舍爾（Richard Fisher）就曾給蓋特納發過一封電子郵件， 裡面用拉丁文寫道：“不要讓那些畜生打倒你！” 儘管非常想向參議院表示自己也對危機感到十分震驚，但蓋特納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紐約聯儲是一座石頭城堡式的建築，看起來堅不可摧，蓋特納就在這座建築的頂層辦公，多年來他一直提醒大家要警惕信用衍生工具的爆炸式增長。投資者為了保護自己免受交易對手違約而造成損失，會去購買各種保險，而實際上這些衍生工具和保險最終會使投資者變得更加脆弱，因為一旦出現衝擊，便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他一再堅持認為，華爾街的繁榮不會持續，應該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蓋特納曾在演講中一次又一次地強調這些觀點，但是真的有人聽進去了嗎？事實上金融界以外的人們並沒有特別關注這位紐約聯儲主席的言論，他們知道的全部只是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以及後來的伯南克，伯南克，伯南克。 想到這些，蓋特納就感到非常沮喪，現在更讓他惱火的是司機居然沒來，而自己正傻呆呆地站在機場。“坐計程車吧？”米切爾提議道。蓋特納可以說是美國央行除了伯南克以外最有權勢的人物，此時卻得站在二十個人後面排隊等計程車。 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一臉窘迫地望著米切爾說：“你帶現金了嗎？” 幾個月前，只要蓋特納稍微改變一下主意，他的人生就會完全不同，很可能他現在就是花旗集團的執行長，而非銀行的監管者了。 2007年11月6日，美國經濟開始遭受第一波信用危機的衝擊。當天下午3點30分，花旗帝國的締造者和大股東桑迪？威爾透過預約與蓋特納通了電話。11月 4日，也就是兩天前， 在宣佈了花旗創紀錄的虧損之後，執行長查爾斯？普林斯（Charles O. Prince） 被迫辭職。威爾深諳世事並善於籠絡人心，他曾因慧眼識珠並悉心培養出傑米？戴蒙這位青年才俊而聲名鵲起，如今他想跟蓋特納談談並邀請他加盟花旗。他問蓋特納：“你覺得由你來管理花旗怎麼樣？” 蓋特納已在紐約聯儲任職4年，加盟花旗的邀請起初聽起來讓人有點詫異，但他馬上就敏銳地覺察到了其中的利益衝突。他不假思索地立即答覆道：“我不是合適的人選。 儘管如此，在隨後的一週裡，威爾的邀請還是讓蓋特納對未來思考了許多：工作、收入、還有責任。他也和妻子卡羅爾討論過這件事情，甚至在拉契蒙特牽著愛犬奧多比散步時也想著這件事情。拉契蒙特是一個距紐約市區一個小時車程的富人居住區，蓋特納一家的生活看起來非常滋潤，他的年薪是398200 美元，對於監管部門的公務員來說已經相當可觀。但如果與住在楓樹山的鄰居相比，他們的收入則明顯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了。除了每月在Gjoko美容美體館（Gjoko Spa& Salon）花80美元理髮外，蓋特納再沒什麼奢侈的消費，但是上高二的女兒愛麗絲即將步入大學，小兒子本傑明也已經上初二了，儘管不至於提襟見肘，但孩子們的教育費用毫無疑問將是一筆大的花銷。 大而不倒（三）（3） 最後，蓋特納給他的老朋友羅伯特？魯賓打電話以確定自己沒有做錯決定。羅伯特？魯賓是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前美國財政部長，同時也一直是蓋特納的良師益友，他委婉地向蓋特納表不，自己正在推薦維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S.Pandit）管理花旗，並鼓勵蓋特納繼續留任現在的職位。但不管怎麼說，執掌花旗這種重量級的邀請至少說明蓋特納最近在金融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時這也表明他贏得了信任，得到了認可。 其實，在紐約聯儲工作的大部分時間裡，蓋特納都能覺察出華爾街對他心存不恭。部分原因是他的做派與傳統的央行官員不一樣，那些金融界的人不是很買他的賬。在美聯儲95年的歷史中，曾有 8人擔任過紐約聯儲主席，他們無一例外地在華爾街做過銀行家、律師或經濟學家，而蓋特納之前卻一直是財政部官員，是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羅伯特？魯賓的忠實追隨者。此外，蓋特納的威信還因其他一些因素而大打折扣： 儘管已經46歲了，他看上去仍然很年輕，並且鍾愛滑雪，講話還時不時地帶些髒字。 一些華盛頓的官員、記者，甚至一些銀行家被蓋特納的風格吸引住了，他那冷酷的表情和自嘲式的智慧幫助他在公眾面前樹立了一種決策專家的形象。儘管在開會時他常表現得心不在焉，但當其他人發表完意見後，他會對整個討論做入木三分的分析並加上流暢連貫的點評。 然而在不喜歡他的那些人看來，蓋特納的這些表現無非是在耍把戲，以彰顯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紐約聯儲每個月都要為華爾街的巨頭們舉辦一次午餐會，而這些巨頭正是紐約聯儲平時監管的物件。此時，蓋特納通常會懶散地坐在座位上呷著健恰可樂，一言不發，腳不停的抖來抖去。他就像自己的偶像格林斯潘一樣讓人提摸不透，但他缺乏一種能讓華爾街大亨們信服的莊重感。 “他看起來也就12歲！”2003年1月，當彼得？彼得森（）第一次見到蓋特納時，他吃驚地喊出這句話。彼得？彼得森是雷曼的前執行長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黑石集團的創始人之一， 當時彼得森作為顧問委員會的負責人，正在為紐約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多諾（Willi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