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利益。在母女兄妹之間存在著一條作為利益分界線的國籍界限是嚴酷的事實，但是忘了這一點，對國家則永遠是危險的。 第十二頁。“最後一次樞密院會議”（3日）並非樞密院會議，只是大臣們事先不知道應召去見國王陛下。 第十三頁。向大臣們通報會給報告書以一種官方檔案的性質，而王位繼承人的言論並不具有這種性質。 - 299-
202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 （一） 在導致1879年與奧地利結盟’的道路上邁出的最初幾步是發生於萊希貝格伯爵擔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9年5月17日至1864 年10月27日）之時。我和他在邦聯會議供職期間建立的私人關系可能對這最初幾步起了促進作用，而且有一段時期也曾起到了促進作用，所以在這裡我要敘述兩件我和他在法蘭克福經歷的事情。 在一次會議上我觸怒了萊希貝格，會後他和我單獨留在大廳裡，他激烈地譴責我不好相處，說我是個難於共事和愛爭吵的人，他並提到我曾保衛自己反對會議主席的侵犯作為例子。我回答他說，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發怒呢，或者僅僅是外交上的一著棋，但是他那生氣的表示無論如何是帶有個人性質的。我說：“我們畢竟不能在博根海姆小樹林裡用手槍來解決我們兩國的外交問題。”他暴跳如雷地說：“我們立刻上那兒去，我願馬上奉陪。” 這樣，對我來說，事情已經越出外交範圍，我鎮靜地回答道：“我們為什麼要走呢，邦聯大廈花園裡有的是地方，對面住著普魯士軍官，奧地利軍官也住在附近。十五分鐘就能安排好，我僅僅請您允許我把爭吵的起因用三言兩語寫在紙上，並希望您和我一起 - 300-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在這張記錄上簽字，因為我不願意在我的國王面前顯得是一個用比劍來進行君主的外交工作的好爭吵的人’。”於是我便開始寫， 這時我這位同行在我身後急步走來走去。他的火氣漸漸平息下來，便冷靜地考慮起由他造成的這種情況。我離開他時告訴他說，我要派梅克倫堡公使馮•厄爾岑先生作我的見證人到他那裡來商量下一步。厄爾岑後來排解了這次爭端。 同樣有意思的值得提到的是當我們都當了大臣之後我是怎樣獲得了這位脾氣急躁、卻又追求榮譽的先生的信任和友誼的。在一次我因公事去拜訪他時，他正走出房間去換衣服，離開時給了我一份他剛剛收到的本國政府的電報，並請我閱讀。根據內容我相信，萊希貝格弄錯了，他交給我的是一份檔案，雖然涉及的是討論中的事情，但卻是隻供他一人閱讀的檔案，顯然還附有另一份可以公開的檔案。他回來時，我把電報還給了他並說明他弄錯了，而我將會忘掉電報的內容，事實上對於他的疏忽我的確做到了守口如瓶，無論在我的報告還是談話中對這份機密檔案的內容以及萊希貝格的疏忽從來沒有即使間接地加以利用過。從此以後他便信任我了。 在菜希貝格內閣時期的努力如果卓有成效，就能在二元政治” 的基礎上建立全德同盟，在中歐建立起雙頭統治的七千萬人的帝國，而施瓦爾岑貝格的政策的出發點與此類似，但要由奧地利為統一的首腦和把普魯士降低到一箇中等邦國的地位。1863年的各邦君主大會便是這種企圖的最後一次行動。如果施瓦爾岑貝格的政策終於以君主大會這種身後遺留的形式獲得成功，那麼可以預料首先放在前面的就是按照邦聯在漢諾威、黑森、盧森堡，裡佩、漢堡等地已著手進行的憲法修改的標準，利用邦聯會議在德 - 301-
24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國內政方面進行鎮壓。如果國王考慮得不周密，那麼普魯士憲法也會遭到類似的命運。 在本來可以達到的以普魯士和奧地利為首的兩國權利平等的二元政治——如同作為我接近萊希貝格所努力爭取的可能的結果—下，我國內部合乎憲法規定的發展也就不一定受到邦聯會議中的反動泥潭和個別邦國單方面追求絕對專制主義的威脅，兩大國的猜忌本可成為對憲法的保護。在二元領導的情況下，普魯士、奧地利和其他中等邦國本應從事於爭取整個民族和個別邦國輿論的競爭，而由此產生的摩擦將可能防止我國社會生活發生類似美因茨偵訊委員會”時期以來的那種停滯狀態。奧地利自由派新聞工作同普魯士的新聞工作相競爭之時，即使僅僅是在措辭方面，在五十年代初期就表明，尚未決定的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對於活躍我們的民族情感和促進合乎憲法規定的發展是有益的。 但是，奧地利藉助於1863年各邦君主大會想要爭得的邦聯改革會給普魯士、奧地利和議會制之間的競爭留下狹小的餘地。憑借各王朝對於普魯士和對於議會鬥爭的恐懼，奧地利在當時有意設計的邦聯改革中將會獲得統治地位，利用的是它在邦聯中有保證的持久和有組織地建立起來的多數。 在二元領導和奧地利領導的兩種制度下，德國對外的威望取決於兩種制度之中哪一種會使整個民族達到鞏固的統一的程度。 丹麥糾紛”的全部過程表明：只要奧地利和普魯士聯合起來，在歐洲就沒有一個強國敢於輕率地向它發動進攻。只要普魯士單槍匹馬地處理這個問題，儘管有包括中等邦國在內的德國人民輿論的強烈支援，也不能把事業推向前進，而只能導致如馬爾摩’停戰協定和奧爾繆茨協定”那種的結局。只要萊希貝格領導下的奧地利 - 302-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能夠和普魯士採取一致同意的行動，那麼這兩個德意志大國的分量就具有足夠的威力來制止其他國家可能的干涉企圖。在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英國一直需要和某一個大陸軍事強國結成同盟， 英國根據自己的利益，時而在維也納，時而在柏林力圖達到這一目的，像在七年戰爭”期間那樣從一個支柱突然轉向另一個支柱， 並不在乎由於拋棄老朋友而招致譴責。如果我們這兩個宮廷聯合起來並結成同盟，那麼英國的政策就未必認為和兩個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國家——法國和俄國—之一結盟來反對我們兩國是明智的。但是，只要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友誼遭到破壞，那麼接踵而來的便是當時那種以英國為首的歐洲首腦會議”對丹麥問題的幹涉。因此，為避免我國政策重又出軌，至緊要的就是要保持同維也納的協調一致，這可以成為我們抵禦英國一歐洲干涉的保障。 1862年12月4日，我向和我關係密切的卡羅利伊伯爵攤了牌。我告訴他說： 我們兩國的關係應該變得或者比現在更好，或者比現在更糟。我準備作出共同的努力來改善我們兩國的關係。如果此舉由於您的拒絕而遭到失敗的話，那麼您就別指望我們會被友好同盟之類的詞句所束縛住。您必須要像對待一個歐洲大國那樣來對待我們，維也納最後檔案的條文不能阻礙德國歷史的發展。 卡羅利伊伯爵是一位正直的、有獨立性格的人，毫無疑問他把我們單獨懇談的一切情況作了十分準確的彙報。但是，在維也納，從奧爾繆茨協定和德累斯頓會議“時期以及施瓦爾岑貝格的顯 -303245
24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赫權勢起就有了一種錯誤觀念，他們已經習慣於把我們看得比實際更為軟弱，特別是更為膽小怕事，而在國際政治問題上就過分看重各君主的親戚關係和親屬之情。以往的軍事上的推測確實是，假定1866年的戰爭已在1850年”進行，那麼我們的前途就值得懷疑。但是在六十年代還指望我們軟弱可欺，那就錯了，因為沒有考慮到王位"變更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許會像在1850年那樣和像他的繼位者在1859年那樣輕易地決定釋出動員會，但他很難決定去進行戰爭。在他統治下存在類似 1805年像在豪格維茨”領導下那樣的巧妙藉口把我們引入一種錯誤處境的危險。就是在真正破裂之後， 奧地利也會不顧我們的猶豫和尋求調解的努力，而決心付諸議事日程。威廉國王就像他的哥哥一樣，不願同他父親的傳統和沿襲下來的家庭關係決裂，但是如果他一經在他的榮譽感的支配下（這種榮譽感的感覺存在於普魯士的刀劍上的纓帶和君主的意識中），認為不得不作出良心上很困難的決定的話，那麼追隨他的人就可以放心，決不會有國王拋棄他們的危險。對於最高領導方面性質上的這種變化，維也納估計不足，而過多估計了那種影響，即人們透過報界的代理人和給報界的津貼而造成的所謂輿論能夠更早地對柏林的決定所施加的影響和透過君主親屬的調解和王室的通訊更進一步對柏林決議所施加的影響。 此外，維也納還過高估計了我們的內部衝突“對我國對外政策和軍事上的領導能力所起的正在日益減弱的作用。在各界人士中間，厭惡用刀劍劈開德國政治的戈爾迪之結”的情緒十分強烈， 這種情緒在1866年有過多種徵兆，從布林德的行刺”和進步黨的 - 304-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傳單*對這種行刺的評價直到巨大的自治團體的公開遊行集會和選舉揭曉就是證明。但是，這些潮流並沒有波及到我們的團隊及其在戰場上的戰鬥，而問題的最終解決則正是在戰場上。在第一次波希米亞戰爭期間，前外交大臣和當時的宮廷大臣馮•施菜尼茨曾同各宮廷之間進行了許多外交活動，這一有徵兆意義的事實也仍然沒有影響軍事行動的程序。 如果奧地利內閣對於我在1862年對卡羅利伊伯爵作的推心置腹的談話不作錯誤的評價，而是正確地認識其現實的價值，如果它相應地改變自己的政策，與普魯士協調一致，而不是透過多數派”和其他勢力來壓制普魯士，那麼在德國我們本來是很可能經歷或試行一段時期二元政治的。當然，如果沒有1866 年和1870年” 使我們得到啟發的經驗的影響，這種二元政治是否能夠以一種德意志民族感情可以接受的精神，持久地防止內部的分裂，和平地發展下去，這是值得懷疑的。在維也納和一些中等邦國的宮廷中，相信奧地利的軍事優勢十分強烈，以致和普魯士在平等的基礎上的一種生存方式成為不可能。在維也納方面，對此之證明就是奧地利士兵揹包中除了準備進入柏林時穿的新的軍裝之外，還發現了宣言，這些宣言的內容洩露出他們有把握勝利地佔領普魯士的省份。拒絕由馮•加布倫茨將軍的兄弟提出的普魯士的最後和平提議，以財政大臣需要普魯士的賠款”作為拒絕的理由以及當時宣佈願意在第一次戰役之後進行談判”—凡此種種都證明他們對於在戰役中取勝是有把握的。 •柏林的畫店中掛著一幅石印面，畫中把行刺事件描繪成：魔鬼拿著射向我的槍彈說：“它是屬於我的！”——德文字注 - 30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247 （二） 這些向同一個方向發生影響的觀念所帶來的總的結果是與維也納內閣準備允許的二元政治傾向相反的東西；奧地利不顧普魯士1862年的提議便把發起召開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這種截然相反的建議提上議事日程，8月初在加施泰因，威廉國王及其內閣才吃驚地突然得知此事。 弗呂貝爾*自稱是君主大會的倡議者，毫無疑問參與了會議的準備工作，根據他的說法，其餘德意志各邦君主在接到日期為 7月31日的請柬之前，根本不知道奧地利的計劃。不過人們可能在一定程度向後來任符騰堡大臣的馮•萬畢勒透露了秘密。這位精明強幹的政治家在1863年夏天表示願意和我恢復關係，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先前透過共同的友人馮•畢洛夫•霍亨道夫的介紹而建立起來的。他要求我和他會見一次，會見是按他的願望於7月 12日在卡爾斯巴德以西的波希米亞一個小地方秘密進行的，從這次會見中我得到的印象不過是他想試探我的想法，而不是就德國問題向我提出什麼建議。1878年他以他的知識和才幹曾協助我解決過經濟和財政問題，當時在他的觀點中這些問題已佔突出的地位，確實是以有相應的統一關稅的大德意志政策為支援的。 1863年8月2日，在加施泰因我坐在位於小河河谷盡頭的施瓦爾岑貝格的庭園的樅樹下。上面有一個山雀窩，我手裡拿著 * 弗昌貝爾：《一生》，斯圖加特，1891年，第二部，第252、255頁。（根據萊希貝格的說法，宮廷顧問馮•皮格菜本是這一想法的倡始者。——德文字注） - 306-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表，觀察那鳥兒一分鐘給小鳥叼回幾條毛蟲或其他害蟲來。我在觀看這個小動物的哺育活動時，發現在河谷對岸威廉國王一個人獨自坐在席勒廣場’的長凳上。去國王處共進午餐的時刻到了， 我回到寓所，看到陛下留下的便條，內容是說他準備在席勒廣場上等我商談會見皇帝的事。我儘快地急忙趕去，可是當我到達國王寓所時，兩位國君的談話已經開始了。如果我觀察大自然少耽擱一點時間並能早點見到國王的話，那麼皇帝的建議給國王的最初印象就可能會不同。 起初他並沒有察覺到在這次突然襲擊的邀請或者可以說期限短促的邀請中所包藏的貶抑。他喜歡奧地利的建議可能是因為其中包含了君主們團結起來同議會自由派進行鬥爭這一因素，因為他本人當時在柏林正受到議會自由派的逼迫。在從加施泰因到巴登途中我們在畢爾巴德遇見了伊麗莎白王后，她也切望我前往法蘭克福。我回答說：“如果國王不改變決定，那麼我就去，並在那裡料理好他的事務，但是我不再作為大臣回柏林了。”這種前景使王后感到不安，就停止了在國王面前反對我的見解。 如果我放棄反對國王前往法蘭克福的意向，順從他的願望陪同前往，在各邦君主大會上把普奧間的競爭轉變為反對革命和立憲主義的共同鬥爭，那麼普魯士在外表上會依然一如既往，自然有可能透過邦聯會議的決議在奧地利主持下，以類似漢諾威、黑森、梅克倫堡以及裡佩、漢堡、盧森堡已實行過的方式修改自己的憲法；但是這樣一來也就關閉了民族德意志的道路。 我費了不少力氣，才說服國王不去法蘭克福。我是在從畢爾 • 應讀作“席勒高地”。——德文字注 - 307248
249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巴德到巴登的途中說服他的，當時我們坐在一輛小敞篷車上用法語商談德國問題，因為有好幾個人在我們前面坐在馬伕座上。到達巴登時，我相信已經說服了國王。可是在巴登我們見到了薩克森國王，他受全體君主的委託再次邀請國王前往法蘭克福（8月 19日）。他好不容易才抵制了這步棋。他多次說重複這一想法：“三十位執政君主和一位國王當了信使！”他既喜愛又敬重薩克森國王，這位國王在君主之中是最適合完成這一使命的人選。 直到午夜，我才成功地請國王簽字拒絕薩克森國王的邀請。當我離開國王時，我們兩人都因為情況急迫而神經緊張、疲憊不堪， 在我隨即對薩克森大臣馮•博伊斯特所作的口頭通知中尚帶有這種激動心情的跡象。危機總算克服了，薩克森國王沒有再次會見我們的國王（這是我擔心的）便起程了。 在國王從巴登一巴登返回柏林途中（8月31日），儘管多麼靠近法蘭克福但是不顧而去，不參加會議的堅強意志已十分明顯之後，大多數或者至少是最強大的君主們被一種不愉快的心情所籠罩，他們會想到，在普魯士拒絕的情況下，改革方案就會把他們單單和奧地利聯合起來，兩大強國的敵對就再也不能為他們提供掩護了。看來維也納內閣一定認為，其他的邦聯君主即使在改革後的邦聯關係中最終單單與奧地利站在一起的情況下，也可能會同意8月17日向大會提交的提案。否則，就不會向留在法蘭克福的君主們提出在即使沒有普魯士的同意的情況下也要接受奧地利的提案並付諸實施的過高要求。但是，中等邦國在法蘭克福既不想要普魯士的單方面的領導也不想要奧地利的單方面的領導， 而是想按照三位一體”的精神獲得影響儘可能大的仲裁人的地位， 使兩大國都要爭取中等邦國的支援。對奧地利的沒有普魯士也結 -308-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盟的奢求所作的回答是：必須和普魯士重新進行談判，並聲稱他們自己就準備進行這種談判。對奧地利的願望的回答的形式不夠得體，因而不可能不引起維也納的惱怒。由於我和萊希貝格伯爵在法蘭克福擔任外交職務而建立了良好關係，由此而有所準備， 這件事對他的影響是：他說，通往柏林的道路對於奧地利並不比對於中等邦國更遙遠更艱難。 維也納內閣不顧邦聯議會的意見而去和普魯士達成協議， 依我看主要是由於奧地利提案被否決而產生的惱怒所引起的。 這個新方針假如也能保持更長的時間，是符合奧地利的利益的。為此，至關緊要的就是萊希貝格繼續當政。如果從而確立了對德意志邦聯的二元領導（只要其他邦國深信這兩個強國之間的協議是公正而持久的，它們就不會拒絕），那麼個別南德意志的大臣組織萊茵同盟”的慾望面對奧普協議也就會煙消雲散（不管博伊斯特在回憶錄裡說什麼，這種慾望在達姆施塔特表現得最為強烈）。 （三） 法蘭克福大會之後幾個月，丹麥國王弗里德里希七世逝世（1863年11月15日）2。奧地利的突然襲擊的失敗，其他邦聯中的國家在普魯士拒絕之後不願意單單和奧地利建立較為密切的關係，加上由於什列斯維希一霍爾施坦問題的發生和繼位問題， 這一切都促使維也納對一種兩個德意志大國的二元統治的政策加以深思，而且與1862年12月相比，實現的前景要大得多。萊希貝格伯爵由於邦聯夥伴表示沒有普魯士就要拒絕承擔義務而惱 - 309250
251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怒，便簡單地轉個彎說，同普魯士達成協議對於奧地利比對於中等邦國更為容易。就當時來說他是正確的，但從長遠看，如果也要保持正確的話，那麼，只有奧地利準備把普魯士當作是德國範圍內的一個具有同等權利的大邦，而且要允許普魯士的勢力至少能在北德意志自由地行動，以作為它支援奧地利在義大利和東方的歐洲利益的酬謝。二元政治的開頭就在石累河畔的聯合鬥爭中、在聯合進攻日德蘭和在同丹麥締結共同的和約”中提供了輝煌的證實。 普奧同盟即使在由於其他邦國的不滿而削弱的情況下，也依然顯示出可以作為重要力量，足以遏制其他大國的反對和不滿，正是由於這些大國的壓力，丹麥才敢於向整個德意志世界發出挑戰的。 我們同奧地利的進一步合作最初由於軍界人士對國王的強烈壓力而受到威脅，他們想鼓動國王即使沒有奧地利也要越過日德蘭邊界。我的老朋友陸軍元帥弗蘭格爾向國王發出一份不用密碼的電報，充斥著對我的最粗暴的誹謗，在這些涉及到我的誹謗中說外交官們都應該送上絞刑架‘。 當時，我還是成功地說服了國王，我們絲毫也不超過奧地利，特別不給維也納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由於我們的牽扯而使奧地利違背自己的意志。我與萊希貝格、卡羅列伊的良好關係使我能夠達成共同進軍日德蘭的協議。 儘管有這項成就，二元政治的嘗試在有兩國大臣萊希貝格和我參加的1864年8月22日於舍恩布倫召開的兩國君主的一次會 * 由於這一插曲，多年來我們個人之間的關係處於怨恨狀態，在官中互不理睬，在許多場合我們是餐桌上的近鄰，有一次陸軍元帥難為情地微笑著對我說：“我的孩子，你還完全沒有忘記嗎？”我回答說：“我親身經歷的事情，怎麼能忘記呢？”他沉默了好長一陣說：“你也不能寬恕嗎？”我回答說：“衷心願意。”我們握了手，重新友好如初。 - 310-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談上達到了極點和轉折點。在這次會談期間我曾對奧地利皇帝說： 歷史賦予了我們在政治上合作的使命，如果我們聯合起來，擔負起領導德國的重任（只要我們協調一致，這一領導就歸於我們），我們就能更好地處理雙方王朝的和政治的事務。如果普魯士和奧地利認為自己的任務不僅僅是促進它們共同的利益，而且還互相促進對方的利益，那麼兩個德意志大邦的結盟就將不僅在德意志而且在歐洲產生廣泛的作用。 奧地利國家對於建立丹麥的公國不發生興趣，反而對於它同普魯士的關係極感興趣。從這一確鑿無疑的事實中，難道不應得出結論說，對於普魯士懷有善意的政策是合乎目的的嗎？ 而正是這樣一種政策鞏固了兩個德意志大邦的同盟並喚起普魯士對奧地利的感激之情。如果我們共同的收穫不是在霍爾施坦而是在義大利，如果我們進行的戰爭使我們兩國得以支配的不是什列斯維希一霍爾施坦而是倫巴第，那麼我就不會想到去促使我國國王反對盟邦的願望或者在當時沒有現存的對等補償物的條件下要求盟邦給予這種補償物。但是，為了什列斯維希一霍爾施坦而把普魯士一個古老地區讓給盟邦， 這種做法即使當地居民願意，恐怕也未必能行得通，在格拉茨2，就連定居在那裡的奧地利人也表示反對。我覺得，德意志大邦友好關係的有益成果並不以霍爾施埋問題而告終， 如果說這些成果現在遠遠離開奧地利的利益範圍，那麼在另一情況下這些成果又可能大大靠近奧地利的利益範圍；所以，奧地利這次如果對普魯士表示慷慨和殷勤，則對奧地利 - 311-
25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來說也會是有利的。 在我看來，我所描繪的前景對弗朗茨•約瑟夫皇帝不是沒有影響的。雖然他談到面對奧地利的社會輿論，如果普魯士獲得了什列斯維希一霍爾施坦這樣的巨大戰利品，完全沒有同等補償物是難以擺脫目前的局勢的，然而，最後他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真正決定要求和合並這一領土。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今後同普魯士的鞏固團結及普魯士支援奧地利的類似願望的前景得到保證，那麼他終究認為，把他對於從丹麥割讓土地的這一要求轉讓給我們，不是不可能的。他建議繼續首先討論這一問題：普魯士是否嚴格決定要把這兩個公國變為普魯士的省份，還是我們將滿足於（像後來制定的所謂二月條件”中規定的那樣）在這兩個公國中獲得某些權利。國王沉默不語，我打破了這種沉默，對皇帝說：“陛下當著我的最尊貴的君主的面對我提出這個問題，正是我所非常希望的，我希望趁此機會聆聽我王陛下的見解。”這是因為直到那時，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我都沒有從國王那裡得到過有關他對這些公國的意圖的直截了當的說明。 在皇帝的堅持要求下，國王躊躇不決，有點窘迫地說：他對這兩個公國沒有什麼權力，因而也不可能對之有什麼要求。這一宣告使我在皇帝面前喪失了戰鬥力，從這一宣告中我感到國王是受了王親國戚和官廷自由派的影響。此後我還是保證要堅持兩個德意志大國的團結，我並且同萊希貝格一起擬訂了一個與這一方針相符合的簡短檔案，其中什列斯維希一爾施坦的前途仍然沒有決定，這份檔案得到了兩位君主的贊同。 - 312-
第十七章法蘭克福各邦君主大會 （四） 我所設想的二元政治本是同現成狀況相似的，其區別則在於奧地利對現在同普魯士一起組成德意志帝國的那些邦國將會保持與邦聯規則相適應的影響。萊希貝格贊成透過兩國達成這類協議的辦法來加強中歐的重要地位。這種結構與過去相比較並且正如當時的狀況那樣，無疑是向好的方向前進了一步，但是要期望這種結構保持長久，則只有對雙方的領導人堅信不移才行。我從維也納起程（1864年8月26日）時，萊希貝格伯爵告訴我說，他的地位受到了攻擊，內閣的辯論和皇帝對於內閣的態度都使他不得不但心，如果他不能為奧地利的同時也是皇帝特別關切的追求關稅同盟”的企圖至少提供保證：我們同意在一定期限中進行談判的話，那麼他的同事，特別是施梅林，就會拋棄他。我並不反對這類關於將來進行談判的協議，因為我確信，這樣的協議並不能從我身上獲得超越我認為可能限度的讓步，還因為這個問題的政治意義是首位的。由於雙方”經濟和行政狀況存在差別，我認為和奧地利的關稅統一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空想。構成關稅同盟北部的財政基礎的物資，在奧匈帝國大部分地區是完全不用的。在關稅同盟範圍內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之間由於生活習慣和消費的差別已經造成了困難，如果把這兩個區域同奧匈帝國東部地區包括在同一關稅界限之內，那麼這種困難就會是不可克服的了。對於一個與徵稅商品實際消費情況相符合的合理分配稅收的尺度也是不可能取得協商一致的意見的，任何一個尺度或者對關稅同盟不合理，或者為奧匈帝國的社會輿論所不容。以儉樸的斯洛伐克人和 - 313253
25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加里西亞人為一方，以萊茵人和下薩克森人為另一方”，從徵稅的角度來看簡直不能相比。除此之外，大部分奧地利邊境上的官員是否可靠，我也缺乏信心。 儘管我深信不可能同奧地利實行關稅統一，但是我毫不遲疑地準備完成菜希貝格提出的請求，以保住他的職位。我相信在前往比阿利茨時（10月5日）時可以肯定國王會贊同我的抉擇，我至今不明白的是，我的同事財政大臣卡爾•馮•博德爾施文格和貿易大臣伊岑普列茨伯爵以及他們的自由貿易派”的思想領導者德爾布呂克出於什麼動機，當我不在場時那樣堅決地在一個國王相當生疏的領域去誘勸國王，使得萊希貝格的地位，正如他所預言的，由於我們的拒絕而動搖，在外交部，他將被門斯多爾夫”所代替，此人起先是施梅林”的候補人，直至施梅林被反動的和天主教的勢力排擠掉為止。國王儘管在內政問題上十分堅定，卻還是受到他夫人所主張的學說的影響：人望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工具。 關於外交部和貿易部官員於1864年10月10日舉行的一次會議，馮•梯勒先生寄信到比阿利茨告訴我說： 今天的會議再次證實了一個早已眾所周知的事實；專家先生們儘管在處理專門業務方面具有高深造詣，為我欽佩， 但是他們太不注意政治方面，例如把維也納內閣更迭的可能性當作瑣事。伊岑普利茨對他自己的觀點還十分動搖不定。 我曾不止一次地使他認識到，第25 款“最終地和事實上不會讓我們承擔任何義務。但後來德爾布呂克的責備眼色又總是使他退回到專家們的立場上去了。 - 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