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報閥魯斯我和字利-魯斯（Henrg Lace） 並沒有特別的交誼，他從未邀消我到他的家。我只和他吃過兩次飯，一次是在我們初次相見的時候，另一次則在30年後的一個大型餐會上，之後再也沒見過面。但是，多年來魯斯和我一直有“眉目傳情”的舉動—一通常是他主動，我則每每一開始有點動心，然而談到進一步發展，卻發現基本上我們是格格不人的兩個人。 正如前述，我在1937年春來到美國，擔任英格蘭和蘇格蘭幾家報社的駐美記者，也為一些以英國為主的歐洲金融機構提供財經方面的諮詢服務。那幾年正是魯斯所創辦的雜誌獲得空前成功的時候，其影響力和財富也達到了巔峰。那時，《時代》已有15年的歷史，仍然沒有任何競爭對手，也是唯一全困性的新聞來源，說其是“輿論的喉舌”也很確切。創刊於1930年的《財富》，寫作方向完全不同，以美國企業和美國經濟為報道的主體；其中“美國企業的故事”就是現在所謂“深度報道”的先驅。 《財富》的版面設計，更有著長遠的貢獻：他們的插圖，特別是他們為客戶做的廣告設計，使得視覺設計成為美國經驗的一部分。在我抵達紐約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
•第12章美國報同魯斯• 219 時，《生活》雜誌雖然才創刊幾個月，但已經在美困新聞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象徵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身為記者的我，必須為3000英里外的讀者報道美國方面的訊息，自然而然地會對這些雜誌感興趣，想在英醫報紙上報道有關這些雜誌的故事。我在報道前下了很多準備工夫，最後還是被編輯打了回票。那時，他們還抱著相當守舊的態度，認為報界不該報道自己的故事，並以這規則為菜。 但是，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機會遇見魯斯。 我的書《經濟人的末日》是在1939年春天出版的，之後我收到魯斯寫給我的親筆信。他說，他讀了以後，非常欣賞，希望和我討論書中的理念。所以，他和他的夫人克菜爾•布思•魯斯（Clare Boothe Luce）—當時百老匯最成功的劇作家，就帶我到紐約一家高階餐廳用餐。關於那本書，魯斯提出的問題相當有深度，顯然他細讀過了。他的夫人在一旁好像很無聊的樣子，她一定沒看過那本書，也不想看。就在我和魯斯的討論到一個段落時，她轉過頭來，給我一個甜美的微笑，說道：“德魯克先生， ‘經濟人'（Economic Man）將會被‘性感男人’（Physical Man）取代，不是嗎？” 其實，魯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感興趣的不是那本書，而是我。 “我們想撤換幾個《時代》的困外新聞編輯。” 我並不驚訝他這麼說。在新聞界，大家都知道《時代》的國外新聞編輯戈德伯勒（Laird Goldsborough）有病纏身，而且多年來因為大力讚揚佛朗哥並提倡對納粹的姑息，已經名譽掃地。 “你是繼任他最好的人選，” 魯斯繼續說，“過幾個星期可否來公司， 看看這個工作適不適合？如果那個職位不合意，你還可以為我們做些別的。” “但是，魯斯先生，除了這本書，你對我可說是一無所知啊。” “這麼說就錯了，我可是很用功的人。” 於是他從公文包裡拿出兩個檔案夾，一厚一薄。 “這裡面⋯⋯”他指著厚厚的那一疊，“是你抵達美國前在英國報紙上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20 •旁觀者• 發表的東西，還有你每個月為銀行客戶寫的經濟通訊。而那個⋯⋯”他指著薄薄的檔案夾，“是你來到這兒後，在美國雜誌上寫的文章。”他把所有的資料交給我，我一翻，發現每一篇文章、報告，他都讀得相當仔細，在邊緣加上不少註解和評論，這些眉批顯然就是他本人的手筆。 這真是一大引誘。那時，成為《時代》的國際新聞編輯，是每個年輕作家的美夢。待遇更是出奇的優厚，魯斯手下的資深人員，在經濟蕭條的當年還拿得到天文數字的薪水，幾乎是駭人聽聞的事。而那時的我，還沒有什麼地位可言，所得更是非常非常的微薄。不過，我心中存有疑慮。我研究過《時代》的行事方式，並不覺得可取。那種“團隊新聞作業”，也就是所謂的“魯斯風格”，並不合我的脾胃。 我所知的每一個一流編輯，無不細讀、修飾，或是重寫將由自己手中發出去的文章。《紐約客》（New Yorker）的羅斯（Harold Ross）是如此，在1910 年到1930年間創立《週六晚間郵報》（Saturday Ewening Post）的洛裡默 （Horace Lorimer）也是，還有《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斯科特（Scott）、《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nt）的沃爾夫（Theodore Wolff）以及19世紀70年代倫敦《經濟學人》（Economist）的編輯貝奇哈特（Bagchot）等都是。好的編輯並不凡事“寬容”，他們不會讓同僚來做 “自己分內的事”，他們必須注意是否報社裡的人都“善盡職責”。好編輯，特別是偉大的編輯，有如一個點子奇多的獨裁者，文章到他手裡，無不一再地修改、重寫、剪裁或是大幅刪改，直到他認為“纖稱合度”為止。佈雷斯福德告訴我，《曼徹斯特衛報》的那個老斯科特，不只細讀、 修改每一篇社論，連每一則小廣告，包括尋找寵物的啟事都親自校閱，修改其中的文法、標點，並注意是否文思清晰，風格優雅。 然而，魯斯的“團隊新聞作業”用意在使報道超然、客觀，文章卻有機械呆板、同質化的危險。我想，這麼一來必定會造成偏見和錯誤。魯斯引以為驕傲的就是該雜誌社沒有“研究人員”（在那個年代，通常是由女性來擔任）做查核事實的研究工作；這表示作家（當年，多半是男人）自已並不去查證。結果就是，作家並不一定知道事實的細節，而研究員則不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vww Si Kaoli.com）——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 章美國報閥魯斯• 221 明瞭整件事。可想而知，這樣會造成非常離譜的錯誤。 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一個例證：1950年拙著《新社會》出版，《時代》 因此以我和我的書做封面故事。不料，這篇報道卻因朝鮮戰爭爆發而被抽換下來，未能面世。但是，後來我還是看到了這篇文章，發現家裡那隻老邁、眼睛半瞎又跛足的小獵犬搖身一變成為“兇猛的德困牧羊犬”，而飯廳那架供孩子練習的老舊的二手直立鋼琴被記載為“德魯克家音樂室裡的平臺型大鋼琴”。其實，研究員本來已經注意到家裡那頭雜種狗，也問過我是什麼血統的。我告訴她是一種獵犬，作家一看研究檔案裡的註解“獵犬”就自行解釋做“兇猛的德國牧羊犬”。由於研究與寫作分家，也讓我們家中飯廳擺的老鋼琴變了樣—這就是“團隊新聞作業”必然的後果。 那時，我已耳聞魯斯手下那班人馬之間鬥爭得相當激烈，常常互相誹謗。因為魯斯的管理方式就是讓編輯互相作對。 不過，我還是無法抗拒魯斯對我的誘惑，答應他就有一份豐厚的待遇了，於是我決定一試。 而魯斯卻無法履行對我的諾言。《時代》的資深編輯當然是想除掉戈德伯勒，但是他們希望由內部人員來繼任。戈德伯勒本人也不想辭職，而魯斯也無法請這麼一個資深人員辭職或是隨便撤換他的工作。一直到那可憐的老戈精神崩潰（最後，他從時代生活大樓一躍而下，自殺身亡），那個職位才得以空缺。然而，也輪不到我來繼任。《時代》的成員有一些已加人美國共產黨活動小組，而且非常堅貞，我已名列在他們黑名單之上。 1939年春，拙著《經濟人的末日》出版，我在書中預言，希特勒和斯大林可能會有所妥協，6個月後才成為事實。但是，此言一出，我立刻變成美國共產黨人和其同路人的敵人。《每日勞動者》（Daily Worker）以我為題，刊了一大篇，“證明”彼得•德魯克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個筆名，是納粹高階軍官和華盛頓困務院官員聯手圖謀不軌之作。而蘇聯官方新聞機構，塔斯社（Tass）在華盛頓的負責人託德（Larry Todd）個人更組織、策劃了一項以我為攻擊物件的運動，封殺我投給雜誌社的每一篇文章，並阻止報社或學術界僱用我這個人。大家都知道託德的一舉一動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22 •旁觀者• 都是遵照克里姆林宮的命令。 多年後，魯斯才親口告訴我，當初的我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作家，出了一本書居然會引起這般軒然大波，完全是因為丘吉爾的強力推薦。當時的丘吉爾雖然已不再得勢，而“姑息政策”正方興未艾，但丘吉爾也不是毫無希望的“失敗者”。幾年前，他還是風雲人物，因此，他大力推薦的書必然不可小覷。 在麥卡錫（McCarthy）主義盛行時，在好萊塢名列於“反共黑名單” 上，的確可恥。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把所謂的“黑名單”引進美國學術圈、新聞界和媒體的，正是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共產黨人，而且因為同情者眾多而發揮力量。就麥卡錫而言，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不過是以“反共”為名，用的策略還是當初美園共產黨那一套。 即使我對加人《時代》沒有很深的疑慮，但一想到他們的內部鬥爭就倒胃口，或許我還有一場漫長的戰爭要打：一方面要對抗想繼續留任的戈德伯勒，一方面有《時代》編輯們對自己的排擠，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公司里人多勢眾的美國共產黨人。於是，我告訴魯斯，請把當初的約定拋到腦後。 我早就知道寫作是一種暴露自我的行為。出書就是自找苦吃，免不了遭人攻擊，而我在書中揭示的，必會引起論戰。然而，過了幾個月後，我才不得不承認，《時代》裡的共產黨人即使沒有給我天大的恩惠，也算是有助於我—沒有他們，我可能會接受那份工作，這麼一來，我若不被毀了，也不能再有什麼作為。魯斯招募了很多天分很高的人來為《時代》、 《生活》和《財富》工作，結果這些人一旦加人，一生就寫不出什麼著作了，甚至在離開之後也是。魯斯的善意，他給的高薪和禍愛，簡直是對才智的謀殺。若是為魯斯工作，我懷疑自己是否有那份能耐，能成熟到抗拒那些誘惑。很少有人做得到吧。我之所以有這種了悟，並不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我因為曾和魯斯手下的人共事過，才下此結論，更何況我還不知道是否他們真有一份工作要給我。 魯斯見我居然有排拒之意，乾脆給我一份高薪的閒差，就當做是他的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章美國報閥魯斯• 223 幕僚。我已學乖了，於是謝絕了他。 他並不是那麼容易打退堂鼓的人，一年後，他又提出一個令人心動的提議。這可是我寫作生涯中最有趣、刺激，又有教育意義的工作，也就是一—拯救《財富》1940年的10週年特刊。 在魯斯創辦的那些雜誌中，《財富》才是他的摯愛。1923年創刊的 《時代》，並不是他一手創立的，而是和他在耶魯的同學哈登（Briton Hadden）合作的事業。然而，連對魯斯多有貶抑之辭的傳記作家斯旺堡（A. W. Swanberg），在他的著作《魯斯和他的帝國》（Luce and His Empire） （1972年）中也強調，真的立下汗馬功勞的是魯斯，他從一開始就親自負責編輯和出版的作業。但是，形式上，哈登和他還是平起平坐。在眾人眼裡，外向、爽朗、注重外表的哈登的確要勝過羞澀的魯斯。魯斯也有自己的情結，他一直無法忘懷他是個赤貧的傳教士之子。一直到1929年哈登死後，魯斯才得以坐擁整個王國，成為《時代》名副其實的大老闆。 但是，1930年向世的《財富》，從構想到誕生，都是出自魯斯一人之手。頭兩年他親自編輯，組成班底，定出版面設計風格、社論方針和發行辦法；這一切都是在最艱難的時期，也就是經濟大蕭條的谷底完成的。 在魯斯自己一生的計劃中，《財富》的角色也相當特殊。《時代》使他不到30歲就致富。他一直想富有，但是不會用錢，直到他姿了克菜爾• 布思，才知道如何享用金錢。《生活》使他在40歲以前成名，但是我想他一直不太習慣成為名人。《財富》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希望藉由這份雜誌發揮自己的影響力，這也就是他心中真正的渴望。《財富》也比較符合他的風格。魯斯從來不會使用“時代人”這種字眼，那種徑異的語言是哈登對《時代》的貢獻。魯斯自己文筆不錯，也喜歡寫作，偏好的是長篇的、 閒適自然的、《財富》風格的文章。為《財富》寫作、編輯一直是他的樂趣。最後，他想出《財富》的版面設計，對他來說，設計風格和內文是一樣重要的。他和美術部門一起投人，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和美術主任及藝術家商討。編務已經夠繁忙的他，仍不得抽身而出。 因此，《財富》的10週年特刊，簡直有如他親生的孩子，也是一個裡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24 •旁觀者• 程碑，他認為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個人成就。他思考再三，擬定詳盡的計劃，就開始著手。然而，這10週年特刊卻差點難產，原因在於：他無法把老朋友撤換掉，即使這個朋友顯然疏於職守。時代公司很多次失敗也都肇因於此。 當時《財富》的主任編輯達文波特（Russel Davenport）可說是惠特曼 （Walt Whitman）再世—一個見解遠大、對美國的未來懷抱著樂觀態度的作家；可寫出人心絃、情感熾熱的散文；他也是傑出的文字編輯—為了搜尋一個最完美的字眼、重整一個句子，或是從一堆撲朔迷離的字詞中找出意義，他都有耐心花上好幾個小時來思考；他更是個好人—機智， 待人熱誠，常激勵別人，而且很慷慨。但是，他卻完全不適合做月刊的編輯主管。他不能做好計劃，不知如何授權，更不會監督部屬。截稿日期對他來說，無異於嚇嚇頑皮小孩的“狼外婆”；他也不會定進度表。 魯斯是第一個把“甘特圖”（Gantt Chart）運用在雜誌編輯的人。這種圖表，始自完成日期，再一步步地往前計劃。不這麼做，魯斯的雜誌根本不能定期出刊。當時，他們所做的這種進度表可說是前所未有的精細、 複雜。引進這種新的進度計劃系統可說是一大創舉，也是魯斯對公司的貢獻。《財富》當然也用這種進度表，但是達文波特卻從來沒用過，他解釋說：“我把進度表放在腦子裡。”顯然，進度表是不可能放在腦袋裡的。但是，達文波特已經跟了魯斯多年，儘管不勝任做主管，魯斯還是把他留了下來。 而《財富》10週年特刊卻是《財富》有史以來最有野心的計劃，而且和以往大不相同：將有20篇論及美國經濟的文章，12篇是主要論文， 其他8篇則是次要的文章。魯斯和編輯群商量出這個偉大的設計後，就交給達文波特執行。6個月後，離送廠印刷只有幾星期時，魯斯來查核進度一一幾乎一無所成。有一些主要的文章還沒找人來寫。就在此時，魯斯找我來做“救火員”。關於我過去做過的研究、分析，他已經瞭如指掌， 手中就有幾本剪貼簿，專門用來收集我的文章。他請我寫兩篇主要的診文：一篇論美國農業，一篇則是有關美國的勞動力。還希望我編輯幾篇當期預定選用的文章，並從未來幾期預備刊登的文章中找幾篇出來編輯一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 美國報閥魯斯• 225 下，讓這10週年特刊得以順利出刊。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最後終於趕上截稿期限。 我從未來幾期的文章找出來加以編輯、刊登的文章中，有一篇是有關 IBM 和沃森（Thomas Watson，Sr.）的故事。這篇是剛加入《財富》的一個年輕人寫的，也是他為《財富》寫的第一篇。但是，因為大家忙，沒有人幫他做研究工作，結果，這篇文章慘不忍睹，錯得非常離譜。 現在的《財富》可說是相當支援企業界，但在當年只是做“有關”企業的報道，他們的描述不一定是“正面的”。魯斯眼中的《財富》是想以很嚴正的態度來看企業，將企業視為美國生活和美國社會的一大特點，並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加以分析。他開創了《企業的故事》這種報道方式，頭三四篇都是他本人自己動筆，就是現在“深度報道” 的始祖，而他的故事卻偏向黑暗面。當時，自己的公司若被《財富》刊登出來，主管階層無不覺得是一大困擾，可比擬為遭受帶狀皰疹襲擊。有一次我問加勒特（Paul Garrett），斯隆聘他做通用汽車第一任公關主管時，他的首要任務是什麼。 他答道：“離《財富》遠一點。”那時，《財富》才剛起步而已。聽說，有些企業主管私底下說服或是賄賂《財富》的編輯或記者，要他們取消有關自己公司的報道。 但是為IBM 那則報道執筆的年輕人並不瞭解“深度報道”和“抹黑” 是有所不同的。由於這種混淆，使得這種報道很容易受到其他條件的影響。在那電腦還未普及的年代，IBM還不是一家大公司，剛達到中等規模而已，然而他們卻有與眾不同之舉：比方說不裁員，在蕭條的20世紀30 年代，甘旨破產的危險，也不願將員工解僱；該公司的藍領階級領的是周薪或是月薪；提供員工持續的訓練課程；還有，他們沒有所謂的“監工”， 而是由“助手”來協助團體工作。而IBM 得以熬過經濟大蕭條，全靠那毫不起眼的產品—時鐘，還沒有什麼科技成就可言。但是，IBM 還是希望營造出大而重要的形象，於是創辦人沃森大舉運用“思考”這個口號—發出數萬張特別設計的、印著“思考”的貼紙。沃森自己還編出一些有關這口號的笑話，並使之廣為流傳。另一方面，他們為了吸引眾人的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26 •旁觀者• 目光，在紐約世界博覽會把自己的攤位設計得光彩耀眼。 那時，還沒有幾個人聽過或用過IBM 的產品。由於這些特質，IBM 實在是個特殊、有趣的好題材，正符合魯斯當初想報道這個企業的構想。但是，那個年輕人卻忽略這些，反而對沃森進行無法無天的人身攻擊，稱他為“美圍的希特勒”、“新集權頭目”等。沃森不準任何人在辦公室飲酒， 甚至在供員工休閒的鄉村俱樂部也絕對禁止。這點在那個執筆人眼中，簡直是罪大惡極，因此義憤填膺，大加撻伐，忘了應客觀地來報道這家公司。他以一支生花妙筆，寫盡了沃森之惡，後來還成為《財富》最佳撰述。 那篇報道本來有人稽核，但是審閱者太忙，又因時間緊迫，沒有看就讓它過關。《財富》在每一則企業報道出版前，都會先把文稿送給該企業過目，並請他們指陳其中有違事實之處（但不保證一定會更正）。這篇文章雖然也送到了IBM，但已經是付印前一刻的校樣。因此，實在是太遲了，無法不登這篇稿子，或是再重寫。看完這篇文章後，我跟魯斯說這次的事情無法挽回，不過我們可儘量改正文中寫得最愚蠢的部分。我當然不怕該公司的抗議，或是沃森的威脅—他的確可以因此控告我們誹謗。但是，我還是會先保護這篇文章的執筆人，並加以修改一番。我要求魯斯下令，把IBM的電話轉給我來處理，不要讓他們接觸原來的執筆人。 一兩天後，IBM終於打電話來了。恰巧，原來的執筆人正坐在我對面，和我討論那篇稿子。 “我是沃森，我想和有關IBM 那篇文章的執筆人談談。” “對不起，他不在。您可以跟我討論。我是德魯克，負責那篇文章的編輯。” “我不是要討論那篇報道。我想和執筆者本人談一談。” “可否先告訴我？我一定會代為轉告。” “你跟他說，我希望他加入IBM，做我們公關部的主任。薪水多少由他自己定。”我想，這大概就是我從前聽說的“利誘”吧，藉以說服執筆者不登有關自己公司的報道。 “沃森先生，您該瞭解，不管執筆人是不是仍舊在本雜誌服務，那篇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 章美國報閥各斯• 227 文章還是會刊登出來。” “我當然知道這點。如果你們不登，他也不用來 IBM了。” “對不起，沃森先生，您看過那篇文章了嗎？” 聽我這麼一問，他不禁火冒三丈：“有關我自己和我公司的報道，我怎麼會放過？” “那麼，您還想讓執筆人做你們的公關主任嗎？” “當然，至少他對我很認真。” 那時，在《財富》有不少有趣的人物，但是以魯斯為最。那次的10 週年特刊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和他合作，儘管為時短暫，但是我們卻是親密的工作夥伴。從很多方面來說，他是和我合作過的最隨和的人。 常聽人說，他既固執己見又傲慢，其實不然。當然，他是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點子奇多，我不得不一再地提醒他，幾乎不可能在截止期限前完成， 別再想打什麼主意了。即使是最年輕、生嫩的員工也敢跟他爭辯，而且不管這同仁是男是女，魯斯一概洗耳恭聽。（他和其他編輯不同，認為女性也是人。）因此，在討論一些想法和意見時，魯斯一向不分階級、年齡或是性別，即使他不總是尊重別人，卻一定看重每一個想法和意見。假若部屬事前下過工夫，說得有理，他絕對願意和他好好討論一蕃。我不只一次見到他否決一個人的看法，過了幾天或幾個星期以後，他又肯低下頭來打電話給那人，或是送一張那有名的便條給他，上書：“你說得很對。我們決定照你的方式來做。” 作為老闆的他，相當支援年輕人。我初次看到那篇有關IBM 的稿子時，就拿去給魯斯看，他勃然大怒，想把這篇抽掉。我跟他爭辯說，太遲了，篇幅都已經預定好了，打字版也完成了，我們只能更改一下。魯斯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之下，只好讓步。不過，原來的執筆人卻向他抱怨說，我改動了一些他最得意的詞句。魯斯聽了，表示同情，就叫我改回來。他對我說：“只要不是扭曲，他有權堅持自己的意見。畢竟文章是以他的名字， 而不是以你我之名刊登的。”我實在很懷疑那個執筆人是不是體會得到魯斯不喜歡那篇文章。就在定稿後，魯斯告訴我：“他的文采實在是太好了， 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Si kaoLi.con）一一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28 •旁觀者． 卻把報道寫成這樣子，讀了之後讓我覺得自己口臭。” 儘管魯斯本人有點嚴肅拘謹，卻有一種很特別的幽默感，而且很能容忍別人。在我和他見面之前，就聽過這麼一個故事。他曾僱用一個非常傑出的作家來為《生活》執筆。就在這本雜誌發刊後幾個月，研究部門的主管氣急敗壞地來跟他投訴。這個主管是個一本正經、動不動就大驚小怪的英格蘭老處女。 她說：“您一定要管管這個作家，他的作為實在令人無法想象。”魯斯又勸又哄，她才說出真相。原來那人赤裸地躺在辦公室地毯上工作。 “那他的文章怎麼樣？”魯斯問道。 “噢，很好，沒問題。” “他追你手下的女研究員嗎？”眾人皆知那作家是個同性戀者，因此我可以想見魯斯在問這個問題時，眼中必閃爍著好奇的光芒。 “他當然不會追她們。我也絕不容許這種事發生。” “那我就不懂了。我想，你手下的研究員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女生一 _” “沒錯。” “那麼，她們應該知道該關上自己的門吧。” 於是，這件事就這麼不了了之。 這就是他這個人的態度：如果作家和編輯表現得好，要怎麼做是他們的事，別自以為是地去幹涉別人。 但是，魯斯也是個很可怕的老闆。我懷疑達文波特是否知道，或者感覺到魯斯已經接手特刊的編輯作業。魯斯下了很大的工夫，讓達文波特置身事外，而不解除他的職務。魯斯甚至連編輯會議都不參加，但是他會在事前小心翼翼地指示我們幾個人應該負責的文章為何，而且總是在他自己位於另一層樓的辦公室裡私下一一告知。所以，我們是意外地，或是從研究員的飛短流長髮現“受詔的”還有誰，以及他們的任務。魯斯要我們守口如瓶，不可讓達文波特或任何人知曉我們跟他合作的事。這麼做，部分的原因是不想傷害達文波特。魯斯無法做出傷害老友的事，如果不得不， 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Si kaoLi.con）一一收聽《芳觀者》有聲課程！
•第12 章美固報閥魯斯• 229 他總會讓這人“更上一層樓”，給他加薪，並另行指派一份名聲響亮卻沒什麼意義的“特別任務”。這種運作的手法，目的在於掌控一切，雖然在這個時候，他看來已經慢慢從社務中淡出了。 10年後，大約在1950年左右，魯斯幾乎成了個長年不在的老闆，大半時間不是在國外，就是在他南卡羅來納和亞利桑那的私人農場或牧場。 他找來很多人為他工作，名義上各有主管加以管理；他和主管階級磋商， 也會直接去找他們的部屬；雖然常公開地和一些編輯、執筆或是記者交談，也會揹著他們的主管與之密談—這一切，就是為了不讓任何一個編輯或發行人控制大局。他幾乎不會干涉內部作業，也從未下過任何命令， 但總是可以興風作浪，讓內鬥愈演愈烈。然後，他必須做的，而且做得相當漂亮的，就只是半年露一次臉，帶來許許多多的想法、問題、建議、疑惑以及爭論，即使是最有能耐的主編都被迫居於守勢，內心因此不能平衡。 這足以解釋為何他手下的雜誌派系問題如此嚴重，瀰漫著鬥爭、不和以及互不信任的氣氛；也可看出為何魯斯集團的編輯中有那麼多人酗酒成性，而時代公司為何有那麼多怨言。魯斯的闊氣，給人過分優厚的薪水使得原本糟糕的人文氣氛更為惡劣。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每家報社都在勒緊褲帶，每人所得都少得可憐，時代公司給的卻是大把大把的銀子。我懷疑魯斯是否存心如此。有一次，我質問他這件事，他答道：“我們賺這麼多，給少一點我良心會不安。”結果，他手下的人無不愈陷愈深， 而無法自拔。他們已經習慣奢華的生活方式—在高階餐廳吃午飯、出門坐頭等艙、在第五街擁有氣派的公寓、在康涅狄格州還有一個度假的“小地方”，此外，生日時還得到魯斯和他的夫人送的小獅子當寵物。我在一次《財富》辦的生日派對上，親眼看見達文波特的前妻馬西亞獲贈這項禮物。 就在這個派對上，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我下定決心，不管魯斯如何利誘我，絕不進時代公司當編輯。後來，他來找我，希望我加人《財富》 “支援”達文波特，意味著我將接管所有的計劃、進度，以及監督雜誌作業的工作，而達文波特仍然是名義上的“主任編輯”。我則不為所動。好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Si kaoLi.con） 一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30 •旁觀者． 萊塢的生活方式不適合我，於是我毫不遲疑地謝絕。 然而，我也明白魯斯並不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裡，他其實是更耐人尋味的人物—他可說是個中國人。我想，魯斯並沒有注意到他處理人際關係的模式。他辦雜誌那一套簡直是出自東方傳統政治，製造黨派鬥爭，在位高權重的人士間桃撥，鼓勵年輕人來找他但不可讓他們的上司得知—讓內鬥愈痍愈烈，互相猜忌、對立。 魯斯會成為這樣一個人，和他的出生背景有關。他是派駐到中國的傳教士之子，在中國內地長大，同伴都是中國小孩。因此，塑造魯斯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他回到美國，進人耶魯就讀時，已經是成人了。不知他是否自知（或許不知道，因為這人不善於追憶），他的人際關係、管理風格和那一套體系，正是中國統治者的權謀—雖然不直接視事，卻不斷地制造官員間的摩擦、分化以及互相對立的人際關係，以保障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受任何人的威脅。我認識的美國人或歐洲人，若是像魯斯一樣成長於中國農村，和他實無二致。有時候，我不禁驚異羅斯福總統的管理風格也是如此。這該歸因於他的外公—一個在中國行商的美困人，也是羅斯福那喜歡弄權的母親最崇拜的人。 1940年以後，我很少見到魯斯。他再度來找我合作，則是有個特別的計劃，希望我提供一些建議。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魯斯很想辦一本有深度、高格調的雜誌，以季刊或雙月刊的面目出現，主題包括哲學、宗教、藝術、歷史、科學和文學等。企劃書已經由他手下的資深編輯擬好了，正是到了決定要不要投注人力和資金的時候。他預料這種雜誌一定沒有利潤可言，把錢花在這樣的計劃上是否合理？這是他在1952年、1953 年的疑問，於是他來找我，問我的意見。 在那個時候，我已經做過很多類似的工作。事實上，我的第一份顧問工作就是在1940年、1941年分析某家報紙的創刊計劃：《時代》有一群編輯，在主任編輯英格索爾（Ralph Ingersoll）的領導下，決定在紐約辦報—辦一份“認真嚴肅、具有革新意味的小型報紙”，希望我的朋友提供財力上的支援。而這幾個朋友在投資之前也請我分析這項企劃案。那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章美國報閥魯斯• 231 時，我已經知道，任何一種出版刊物是否能成功，第一個要考慮的，不是資金，而是編輯作業—編輯方向是否正確？如果是，提出這個企劃的人是否能勝任編輯的工作。之後，再來看數字方面的問題。所以，我那一群財力雄厚的友人請我看一下英格索爾的企劃案並分析將來的財務前景。我則以他們的編輯計劃作為分析的重點，回去跟他們報告：“編輯方向大抵正確，但是提出企劃案的人無法實現目標。”我的友人於是決定不支援該辦報計劃。於是英格索爾和他的同事另找了一些支持者，並以《午後》 （PM）為名發行。不管是就編輯還是就資金方面而言，這份報紙後來都成了報史上的一大失敗。 幾年後，同一批人又找上我了，這次的企劃案是《科學的美困人》 （Scientijfic American）。編輯方針很對，就創刊時機而言，正是再好不過了， 除了魯斯早期辦的雜誌，我還沒見過什麼刊物像這樣合乎閱讀大眾需要， 並能迎合他們新覺醒的意識。提出企劃的人很清楚自己想做什麼，而且有能力實現。我因此建議友人可以大膽投資，取得比原來預定更多的股份。 很快地，《科學的美國人》在編輯和財務方面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 因此，魯斯上門請我幫忙時，我已經有相當經驗了。如同往常，他已經對我研究一番，知道我為《午後》和《科學的美國人》做的分析。他跟我說：“我之所以請你協助，正是因為知道你在審查一份新的刊物時， 是不看財務數字，而是看編輯方針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希望你能提供我一些意見。” 魯斯的企劃案很有意義。當時所有主要的知識領域，已有很多第一流的研究工作，但是旁人卻難以得其門而人，偷窺一點名堂。那時，受過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對所謂的“美國心靈”（American mind），大家也越來越感興趣。但是，我看了一下大約5本樣本的大綱後，發現這份刊物強調的特點—“從美國人思考角度出發”，卻消失無蹤。有一本看來像是模仿1850年的《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o），另一本則類似1913年的《法國文學評論》（Nourelle Retue Francaise），還有一-本像是1925年的 《新德困評論》（Neue Deutsche Rundschau）。 這幾本不只是模仿之作，簡直是19世紀歐洲的刊物，一點美國的特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32 色都沒有。過了幾天，我不禁思索起這個現象—所謂大眾的“自由主義的文化”這個基本概念是不是根本和美國特質格格不入，或是已在20世紀中葉失去意義？從另一方面來說，《科學的美國人》、《今日心理學》 （Psychology Today）、《紐約書評》（Newo York Review of Books）、《科學》雜志（Science）和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的雜誌之所以能夠成功，不就說明魯斯企劃案中那受過教育的讀者群確實存在嗎？但這些讀者有興趣的卻不是一般的“大眾文化”，而是特殊的“小眾文化”。因此，以上那些刊物的讀者群會重疊，或者說大抵上是同一群人。從美國開辦公共電視（Public Television）的經驗，我們也可發現：其立意和魯斯想創辦的“高格調” 雜誌差不多，以同樣的人為觀眾群，但“文化”和 “教養”的意義已有巨大的改變—所謂有教養的人將不只是在業餘涉獵幾個領域，而是個專家，且是能使自己的專長和知識互相貫通的通才。對這樣的讀者來說，《愛丁堡評論》、《法國新聞評論》、《新德國評論》，或者是魯斯想創辦的雜誌、美國公共電視，以及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的三號廣播網（Radio 3）都過於業餘、矯揉造作。 於是我跟魯斯說：“這份企劃案很棒，不過晚了50年。此外，《時代》 的人也無法勝任。我猜，你想尋找、鼓勵一些外面的作家來為這本雜誌執筆，並以一般大眾為讀者群。但是你的專長卻是叫自己手下的人搞定，因此大有不同。” 魯斯仔細地聽了我的建言，說道：“我來向你請教，正因為我猜想到你會這麼說。但打從一開始，我就夢想辦這麼一本雜誌。於是我想從《時代》那裡撥出經費來辦一本美國前所未有卻應該擁有的文化雜誌。不過， 你說的沒錯⋯⋯”於是，他放棄了這項計劃。 過了幾年，他又來找我了，而且來往得相當頻繁。那時，《生活》首次顯現出老態。雖然整體的營業額還在往上躥升，但是他們得付出越來越高的代價才能找到訂戶。由於拉到新訂戶和保住老訂戶越來越不易；花費急劇增加，因此廣告收入和營業額一定要不斷地創下新高，才能生存。魯斯請我研究一下《生活》的編輯內容，看看能有何種改善。我的報告根本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Si kaoLi.con）一一收聽《芳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章美國報間魯斯• 233 不為《生活》的人採納，因此不知道他們是否轉告魯斯我所下的結論。我論道，《生活》早已失去了實用價值，如果基本編輯概念能有所改變，還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但是說到這點，大概沒有一本雜誌可以輕易辦到。 《生活》已經敗給電視了，若要保住領導地位，一定要從一本以圖片為主的雜誌，變成一本有插圖，以文字為主的雜誌。但是，這麼一來，不但不可行，而且還是難以成功。 在20世紀30年代，使《週六晚間郵報》成為全美最叫好、又叫座的洛裡默不斷宣揚雜誌一定要以廣告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訂戶則是用來刺激廣告客戶的成長。然而，《週六晚間郵報》卻一直未能符合這條“洛裡默法則”。直至30年代晚期，他們之所以有正常的營收主要還是靠一般訂戶，廣告收人只能算是一筆“意外之財”。但是洛裡默的話卻讓很多美國出版業者和雜誌投資人信以為真，奉之為“金科玉律”，也被這句話害慘了。訂戶不多、等售情況不好，連最起碼的收支平衡都做不到的雜誌，只有倒閉一途。要拉到訂戶很簡單，開出個令人心動的價格即可。《週六晚間郵報》、《展望》（Look）和《生活》這幾本雜誌在垂死前，都曾以低價創下發行量的最高峰，但只是迴光返照而已。編輯因此大聲怨嘆，已經編得“內容紮實、可圖可點”，為什麼得不到有錢大爺和廣告客戶的支援？ 如果一本雜誌是以“流血價”來拉訂戶，用種種“特價”、“優待”和 “雙重大贈送”等來招攬客戶，終會得不償失，不能算是 “編輯成功”。 在《生活》結束前°，為了從一個訂戶那兒賺到八九塊，必須花上15 塊錢。這就是“編輯失敗”—雜誌社要賄賂讀者，才能說服他們把自己編輯的產品帶回家。登廣告的商家通常不知道廣告會不會成功，但是大家都曉得，如果讀者不想看，再怎麼打廣告都沒用。事實上，如果雜誌不受歡迎，廣告根本沒有辦法把產品推銷出去，也就沒有人會想登了。因此， 創下高峰的發行量若是買來的，而不是自己掙來的，總是表示這樣一本雜志已經日薄西山。《生活》也是如此，之前的《週六晚間郵報》和《展望》就是前車之鑑。 ◎《生活》本為圖片週刊，1972年停刊，1978年復刊時，改為月刊發行。 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34 •旁規者• 美國的雜誌，事實上整個雜誌的概念會有相當大的變革。麥克盧漢 （Marshau McLuhan）一直強調印刷的文字已死。實則不然，死去的是經田郵件運送的文字。對編輯或讀者來說，重要的是資訊，而不是傳遞的方式。把墨水印在重磅的紙上送到遠方，要比用電子媒介傳送到讀者的家， 價錢貴上100倍，卻慢1000倍以上。為了運送1/10 盎司願水的資訊，用了3磅左右的紙來印刷寄送是不是不合經濟效益？除非沒有其他方式可行，否則沒有必要如此。更何況今天電話和電腦相當普及，是傳送資訊、 排印檔案的好幫手；如有需要，電子資訊自然可在紙上排印、存檔，這些紙張也可再回收。從科技的層面來說，彩色電子影象也是可能的。現在的阻礙只是立法和政治方面的問題，比方說受到“新聞自由” 的限制。付費電視已經被接受了，電子雜誌終將成為事實。用郵件運送的方式太浪費人力，電子傳送不但合乎經濟效益，而且更有彈性，更多樣化，更可以展現編輯的特性。英困郵局已經開始做電子影象傳送的服務，這種創意實在讓人眼睛為之一亮，而美國 IBM 的子公司也在1980年開始這項業務。 像《生活》這種以圖片為主的雜誌，和一般以文字為主的雜誌一樣， 用人工運送，因此不能長遠。在1950年左右發行量創下新高的同時，採用昂貴的生產、郵寄方式，生存必定會受到威脅。 然而，我個人給予這份雜誌的評價極高。《生活》可謂現代文化的重要成就，特別是其中表現出的無窮變化和個性。但是，我所讚賞的是這雜志本身，而不是那傳統印刷用的纖維，也不是機器印在那纖維上的黑點。 我衷心希望這份雜誌能長久，也願那古老的傳送媒介早日作古。魯斯的雜志，就本質而言，可說是舊日科技最後的大眾雜誌。若是要寫雜誌史，可以題為—- “從愛迪生的《觀察者》到魯斯的《生活》”。 但是200年後，也有可能出現另一段歷史——“從魯斯的《生活》 到…⋯”因為魯斯的雜誌不僅是舊時代的最後一個，也是新品種的第一個。 在政治家的傳記中，很少提到魯斯這個人。和他同時代的共和黨巨人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參議員塔夫脫（Tafl）就是典型的例子。論艾森豪威爾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vww Si Kaoli.com）——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章美國報閥魯斯。 235 任內表現，寫得詳盡的是帕梅特（Herbert S.Parmet）的《艾森豪威爾與美國十字軍》（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s）（1972年）。在這長達650頁的鉅著中，只提到魯斯兩次——一次說魯斯是第一個公開和麥卡錫唱反調的人，那是在1953年6月。過了一年多，艾森豪威爾的內閣才有人敢宣告反對麥卡錫。另一次是論及艾森豪威爾援外計劃，他集合了30 位卓越的領導人，魯斯也名列其上。同年帕特森（James T. Patterson）出版的《共和覺先生—塔夫脫傳》（Mr. Republican; A Biography of Robert A. Taft）提到幾次“魯斯的雜誌”，幾乎沒有提及他這個人，如果有的話， 也只是一筆帶過，而不認為他是有政治勢力或影響力的人。另一本較早出版的政治傳記，由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所著，有名的《羅斯福和翟普金斯》（Rooserelt and Hopkins）（1948年），同樣地也提到魯斯兩次而已，且是“完全不重要的人物”，一次說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反對孤立主義的“白色委員會”成員，另一次是說他在1944年的一篇社論中正確地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孤立主義不會再度興起。這三本書都有根有據，參考了當事人詳盡的日記、檔案，沒有一個認為魯斯在政壇上舉足輕重。 但為魯斯立傳者，不管友善或敵對，都把他描繪成美國政治的重要人物，且不論他有無正面的貢獻，他對美國的政策相當有影響力。因此，從 20世紀30年代到1967年他辭世為止，在這一段美國政治史中，魯斯即使不是呼風喚雨的人物，也不可小覷。有關魯斯生平的專著，最有名的、在一出版就炙手可熱的是斯旺堡（Swanberg）的《魯斯和他的帝國》（Luce and His Empire）。根據斯旺堡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孤立主義、幹涉政策、反共產黨，以及美國支援蔣介石等多項政策，魯斯都有份。斯旺堡認為，美園從杜魯門到約翰遜，只有一個有力的政治人物—亨利•魯斯。 顯然，以上兩種對魯斯的評價，不是失之不及，就是失之太過，因此都不正確。 不管魯斯的出版事業聲勢是多麼壯大，以傳統的角度來看，他對美國政壇完全沒有影響力，而且一點分量都沒有。他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36 •旁觀者來完成自己一點小小的政治野心。大家都知道魯斯對駐倫敦大使一職垂涎已久，因此自己的出版王國幫助艾森豪威爾順利登上總統寶座時，就提出該項要求。然而，老謀深算的艾森豪威爾想讓他出局，又不能給他難堪， 於是巧妙地指派他的妻子克萊爾，前周作家，後來為康涅狄格州的議員， 出任駐羅馬大使。 魯斯在政壇的影響有限，原因之一就是他旗下的雜誌很少反映出他自己的立場。在編輯方面，魯斯非常積極地參與，直至20世紀50年代的早期或是中期。但是他並不在乎這些刊物所透露的政治資訊。他本人雖然堅持某種政治主張，但是他允許編輯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並自由發揮。打從一開始，魯斯就是激進的“干涉主義者”，早在1935年他就和丘吉爾有過接觸，似乎已參與大西洋聯盟對抗希特勒的計劃。但是一直到歐戰爆發， 在他旗下還是有大聲倡導孤立主義、對希特勒姑息的人，也就是《時代》 的國外新聞編輯戈德伯勒。魯斯本人非常保守，但是《時代》、《生活》 和《財富》的主任編輯都是自由派的，還有一些如20世紀40年代在《時代》的英格索爾，還是自由派的左翼人士。魯斯幾乎從一開始就反對麥卡錫，使得艾森豪威爾政府相當困窘，但是他還是容忍《時代》裡擁戴麥卡錫的前共產黨分子，讓他們言所欲言，錢伯斯（Whiltaker Chambers）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然而，魯斯不會緘默，他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從他給編輯的便條或是他修改的社論就可以看出。不過，他也有百分之百堅持己見的時候，那就是論及中困政治時。在其他方面，他都可以允許不一樣的看法，但是談到中國，他可一點都不讓步。他對中國的主張和很多“中國的友人”一致，如小說家賽珍珠（Pearl Buck）和羅斯福總統。魯斯的情感反映出美國傳統那種對中國的移情。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對美國的興趣不大，不易接納美國的情感和價值，和美國幾乎沒有任何的共同點，不管這中國是在清朝、蔣介石還是毛澤東的統治之下。然而，美國卻以最迷濛、 多情而浪漫的眼神看著中國，像魯斯和羅斯福所憧憬的蔣介石的中國，或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之於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 就像所有同情中國的友人，魯斯鄙視日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Si kaoLi.con）— 一收聽《芳觀者》有聲課程！
• 第12章美國報洞魯斯• 237 束多年後，他的雜誌仍然表達出反日的偏見。時值20世紀50年代中期， 有一次我為《財富》寫了一篇文章，並受邀參加他們的編輯會議。魯斯突然現身，並提議以歐洲的恢復為題做一特刊。那時的歐洲才開始有一點發展。 他問道：“你們意見如何？” 大家都表示：“這個構想很好，現在正是時機。不過，我們是不是該有一篇討論日本戰後恢復的情形？” “你們真認為如此？”大家點點頭。 “那麼這個特刊的構想就作罷。”說完，他隨即起身離去。 除了對中國和日本，魯斯並不關切他的雜誌所表達的政治立場。他在意的是感覺，而不是概念。對他而言，編輯抱持著干預主義或孤立主義， 都不重要，但是他希望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和自己所創辦的雜誌跟他一樣， 對事件的看法和採用的方法也相同。魯斯是個道德感相當強烈的人。即使他偶爾會喝一點酒，但不會刻意擺脫自己是傳教士家庭出身的背景。他和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有同感，認為美學就是道德。遠在麥克盧漢之前，魯斯就已經斷言，媒介本身就是資訊。 就政治和政策而言，魯斯造成的衝擊力幾近為零。雖然他自己有所主張，但問他也是白問。然而，在美國對世界的認知方面，魯斯的影響卻十分深遠。或許，他並未創出一個全新的角度，但是他卻使之風行。 我想，魯斯一箇中困字也不認得。他小時候在山東煙臺就讀的教會學校只教英文。在1939年我們初相遇時，他拿一箇中國字來問我，看我知不知道。他說，這個字的結構流露出建築之美，不像西方字母只是無意義的排列組合，這樣的中國字能夠把意義和情感都傳達出來，他還說：“完美的《時代》報道就像如此。”他在創辦《財富》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成為企業喉舌，或是道出它們的黑暗面，他的著眼點在於企業終將變得重要，將越來越顯著。他覺得要了解企業這個中心主題必定要透過全新的圖像，如畢加索和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Bauhaus School）的作品。《財富》 有美國雜誌史上第一個現代藝術的美術主任。魯斯大膽地提議美術設計部思考力聽書商學院（www Si KaoLi.com）—聽『經典商業管理著作』，學習方式大革命！
238 •旁觀者• 門不但要負責版面設計，也得做廣告設計，這樣才能給讀者一個整體的視覺感受。《生活》終於也把電影新觀念從戲院搬到客廳。 以前當然也有“書報”，最成功的例子就是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 《柏林書報》（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rung）。魯斯從德國人那兒學到印刷技術。但是，德國人的出版物依舊以文字為主，插圖和照片雖多，卻還是配角。魯斯創辦了第一本用照相機說故事的雜誌，成就宛如最好的默片。 《生活》的精神導師可說是德米爾，而不是杜米埃°—一魯斯瞭解到，借由默片美國人可以看到攝影機所看到的，而不是透過插圖家的眼睛來看世界。 日後的電子雜誌等於是魯斯之子。他尊重美國憲法，因此不會說： “我不管國家的法律是誰定的，讓我為國家寫歌吧。”但是他可能會說： “且不論政策是誰制定的，不過讓我的靈感來引導吧。”而且，他真做到了。 最後見到魯斯是在他辭世前6個月，1966年9月紐約的國際管理大會的正式餐會上，魯斯就是主辦人之一。那時68歲的他，看起來已像85歲的高齡，而且病得很重。但是，他還是和以往一樣彬彬有禮，熱情地招呼我，請我在他身旁坐下，問我：“最近在忙什麼？” 我說：“我剛從日本回來。你無法想象日本成功的程度，他們在原本表現得不錯的地方又前進了一步。他們正努力把西方文化日本化。” 魯斯一聽，做了個鬼臉，站起來，離我而去。之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 ① 德米爾（Cecil B. DeMille, 1881—1959）：美國電影製片及導演，美國型別電影大事。 他的70部電影反映出改變中的美國品位及價鎮觀。特別以花費百萬的壯觀場麗著稱。 作品中最著名的為有史詩風格的《十該》。 社米埃（Honors Daumier，1806—1879）：法國石版畫家和雕刻察。以在許多自由期刊發表政治識料面和潮識中產階級的漫畫丙聞名。對平凡人的人性詩情和悲劇十分關奶， 又被稱為社會寫實主義者。 訪問思考力聽書商學院（vwSi Kaoli.com）一 -收聽《旁觀者》有聲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