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飢餓問題。 在這個村裡，當前經濟蕭條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業的衰落。 經濟蕭條並非由於產品的質量低劣或數量下降。如果農民生產同等品質和同樣數量的蠶絲，他們卻不能從市場得到同過去等量的錢幣。蕭條的原因在於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係何題。蠶絲價格的降低是由於生產和需求之間缺乏調節。 由於家庭手工業的衰落，農民只能在改進產品或放棄手工業兩者之間選擇其一。正如我已說明的，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政進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甚至於這些也還是不夠的。農村企業組織的成功與否，最終取決於中國工業發展的前景。目前的分析對那些低估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改革者來說，是一個警告。 如果農村企業不立即恢復，衣民只得被迫選擇後者。他們將 236；
失望地放棄傳統的收人來源，正如紡織工業已經發生的那樣。如果從衰敗的家庭手工業解除出來的勞動力能用於其它活動，情況還不至於如此嚴重。必須認識到工業發展中，某些工業並不一定適合留在農村。但就目前來說，尚無新的職業代替舊職業，勞力的浪費將意味著家庭收人的進一步減少。 當他們的收人不斷下降，經濟沒有迅速恢復的希望時，農民當然只得緊縮開支。關於中國農民的開支有四類：日常需要的支出， 定期禮儀費用，生產資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稅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農民已經儘可能地將禮儀上的開支推遲，甚至必要時將儲備的糧食出售。看來，農民的開支中最嚴酸的一種是最後一種。 如果入民不能支付不斷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稅，他不僅將遭受高利貸者和收租人、稅吏的威脅和虐待，而且還會受到監禁和法律制裁。但當飢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農民起義便發生了。也許就是這種情況導致了華北的“紅槍會”，華中的共產黨運動。如果《西行漫記》的作者是正確的話，驅使成百萬農民進行英勇的長征，其主要動力不是別的而是飢餓和對士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在現在這個研究中，我試圖說明單純地譴責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貸者為邪惡的人是不夠的。當農村需要外界的錢來供給他們生產資金時，除非有一個較好的信貸系統可供農民借貸，否則不在地主和高利貸是自然會產生的。如果沒有他們，情況可能更壞。目前，由於地租沒有保證，已經出現一種傾向，即城市資本流向對外通商口岸，而不流人農村，上海的投機企業危機反覆發生就說明了這一點。農村地區資金缺乏，促使城鎮高利貸發展。農村經濟越蕭條，資金便越缺乏，高利貸亦越活躍——一個惡性迴圈耗盡了農民的血汗。 237 - 一中國的土地問題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國民黨政府在紙上寫下了種種諾言和政策，但事實上，它把絕大部分收入都耗費於反共運動，所以它不可能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和措施來進行改革，而共產黨運動的實質，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於農村對土地制不滿而引起的一種反抗，儘管各方提出各種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農民的境況是越來越糟糕了。自從政府重佔紅色區域以來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 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並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但這種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緊迫的，因為它是解除農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驟。它將給農民以喘息的機會，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團結一場力量尋求工業發展的道路。 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人。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中國的傳統工業主要是鄉村手工業，例如，整個紡織工業本來是農民的職業。目前，中國實際上正面臨著這種傳統工業的迅速衰亡，這完全是由於西方工業擴張的緣故。在發展工業的問題上，中國就同西方列強處於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決這個矛盾是一個問題，我將把這個問題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學家和政治家去解決了。 但是有一點，與中國未來的工業發展有關，必須在此加以強調。在現代工業世界中，中國是一名後進者，中國有條件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在這個村莊裡，我們已經看到一個以合作為原則來發展小型工廠的實驗是如何進行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相對照，這個實驗旨在防止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儘管它遇到了 238
很多困難甚至失敗，但在中國鄉村工業未來的發展問題上，這樣一個實驗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最後，我要強謂的是，上述問題自從日本人侵以來並未消失。 這種悲劇在建設我們的新中國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我們遲早必然面臨的國際問題的一部分。只有經歷這場鬥爭，我們才有希望真正建設起自己的國象。在鬥爭過程中，土地問題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更加生死攸關的問題。只有透過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除衣民的痛苦，我們與外國侵略者鬥爭的勝利才能有保證。 現在日本人侵，給我們一個機會去打破過去在土地問題上的惡性迴圈。成千個村莊，像開弦弓一樣，事實上已經被人侵者破壞，然而在它們的廢墟中，內部衝突和巨大耗費的鬥爭最後必將終止。 一個嶄新的中國將出現在這個廢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來的一代會以理解和同情的態度稱讚我們，正視我們時代的問題。我們只有齊心協力，認清目標，展望未來，才不辜負於我們所承受的一切犧牲和苦難。 239
附錄關於中國親屬稱謂的一點說明由於對人類學中親屬稱謂問題具有特殊的興趣，我想為本書增寫一個附錄，作為“親屬關係的擴充套件”這一章的補充。 必須弄清楚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至多隻能作為研究整個親屬系統問題的一部分，如果僅僅提供一個稱呼表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因為這不能說明它們的社會意義。過去的有關研究都用這種方法處理，從摩爾根和哈特的舊著直至馮漢驥①最近的出版物都是如此。這是由於對語言的概念謬誤，把詞語看作是表現現實的結果， 因此才相信對親屬稱謂的分析就足以瞭解親屬關係的組織情況。 像其它一切語言資料一樣，親屬關係的稱謂應該結合其整個處境來研究。它們被用來表示某人身份或對某物享有某種權利，表達說活人對親屬的感情和態度，總之是說話人對親屬的部分行為。我們必須直接觀察稱謂究竟是如何使用的，然後才能充分地分析。②但 ①D 我對用歷史書面語言研究中國親屬制度的批評，參見《中國親屬關係制度問題A（The Pruhien of C'hinese Relatiea kshig Systera），《華裔學志）（Monumenta Scrica），第日卷，1936一1937年；我對馮漢驥的《中國親屬制度》（'I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的評論，《人類》（Man），1938年8月，第135頁。 2 語言理論，參見馬林諾夫斯基《珊瑚園和侖們的巫術》（Malincxki,Coral Ciardens and Their Magic），第I卷： 240；
在本說明中不可能詳盡地研究這一問題，我只想為今後的進一步調查研究提供一個提綱。 中國親屬稱謂從語言處境來說大致可分為四類： （1）某人直接與親屬說話； （2）某人說話時間接提到親屬； （3）某人用通俗口語描述親屬關係； （4）用書面語表達親屬關係。 1.對話時的稱呼對話時的稱呼是個人生活中最早使用的⋯套親屬稱呼。人們教孩子用親屬稱謂稱呼他所接觸的不同的人。孩子最先接觸要稱呼的人便是他家裡的人——父母、父親的雙親、有時父親的兒弟和他們的妻子、孩子以及父親的未婚的姐妹等等。在多數情況下母親抱孩子，母親的家務繁忙時，她便把孩子交給別人抱，這時孩子的祖母、父親的姐妹，孩子的姐姐以及父親兄弟的妻子將代替母殺擔任起照看孩子的功能。 家中的男性成員對照看孩子負較少的直接責任。但當孩子長大時，父親作為孩子的紀律教育者，他的作用便逐漸顯得重要起來。（孩子與親屬的關係，參看第三章第4 節和第五章第1、2節。） 父親方面的親屬稱謂見下表。 表中所記載的有時只是實際生活中所使用的稱謂的基本詞。 對講話的人來說，每一個稱呼代表一個確定的人。如果與講話人有同樣關係的有兩個以上的人，例如他父親的兩個哥哥，則須在基本稱呼詞前面加修飾詞，以表示特指的關係。他將稱父親的大哥 241；；
父系親馬稱謂表： TAGON = tata 父親的父親父親的父親的的父親母親 i： GONGON= bubu 父親的父親的兄弟 >或父親的父親 DJADJA = njanjan 父親的父父親的母親親 bubu = GONGCN 父親的父親的姊妹 ＞或＜父親的父親與父親的父親的孩子相同標呼依人的居住地或取代的姻親關係而定 PAPA mara 父親的兄＞父親與父親的孩子同 APA= mma （JAJA%ama） 父 28u = TCHINPA 父親的姊妹＞或＜ 父親 P'AP'A= sensen 父親的弟 ＜父與父親的孩子同 GAGA = 8500 兄＞自己 tziao = TZIAOFU 自己 mere - tiao （GAGA） DID！（MEFU） 姐＞自己妹＜自己 DIDI = aSaO 弟＜自己說明：=代表婚姻關係；＞代表年長的； ＜代表年幼的；（）表示近來用的稱謂。下同。 242 •.-•
為“DA PAPA”（“DA”意思是年紀大的或年長的）。稱父親的二哥為“N'1 PAPA”（“N'1”意思是第二）。修飾詞有兩種：數詞和個人名字。一般說來，對近親或親屬中年紀大的，如父親的兄弟姊妹及自己的哥哥、姐姐加數字。對遠親和弟弟妹妹則加個人的名字作為稱謂前的修飾詞。 所有下代的親屬均用個人名字或以簡單數字稱呼。 對父系親屬分類時可從.上表看出幾個主要規則： （a）性的區別：這一規則沒有發現例外。在這一頁中，語言區別與社會關係方面的區別兩者之間的相關關係大。在家務勞動、 其它社會功能、權利和義務方面的性的區別在上面已有描述。 （b）親屬關係級別的區別◎：根據親屬關係級別而分化的社會義務和權利，在親屬關係社會學中已有很好的表述。例如，祖父對孫子往往不像父親對兒子那樣行使他的權威，相反還經常姑息孩子，在父親和兒子之間充當調停者。只要父親還活著，孫子對祖父沒有特定的經濟義務。但上二代上三代的男性稱謂，除父親的父親外有同一個基本稱謂詞 GON;TA 是修飾詞，意思是大。實際上，TAGON 這個稱呼在直接對話中很少用，因為罕見有四代同堂的。 （c）血親關泰與姻親關係之間的區別：由於婚嫁而產生的姻親與由於生育而產生的血親總是有區別的。譬如，父親的姊妹與父親的兄弟的妻子有區別。在日常生活中就保持這種區別。父親的兄弟的妻子，即使不住在一所房屋內，但也住得不遠，而父親的妹 — Q 根據雷蒙德•弟思，親國關係級別在下述意義上與世代不同，即”前者根據出生，含有生物學上分類的意思；後者根據家譜等級，屬子社會學上的次序。《我們提科皮亞人X（We The Tikopia），第248頁。 243 --—- •；
妹出嫁後通常便住到另一個村子裡。前者，在需要的時候便接替母親的任務，後者則多數在逢年過節，走親戚時才見面。 《d）自己同代中，年長的或年幼的親屬的區別或自己直接的男性上代中，年長的和年幼的親屬的區別：這種區別只存在於自己的一代或自己的上一代。但稱呼後者，發音區別不大，因為父親的哥哥和弟弟都用PA這個音，只是稱呼哥哥的音長一些，稱弟弟的音短一些，然而區別還是有的。對父親的姊妹和她們的丈夫用同樣稱呼，大小沒有區別。 哥哥和弟弟的區別可與長子的特殊權利和義務聯絡起來（第四章第3節）。上代親屬的社會關係區別較少，從稱謂的融合來看也反映了這一點。 （e）家庭群體的區別。這一規律不影響自己這一代。自己的上一代，父親這個稱謂與稱呼父親的兄弟用同一個主要詞素PA。 而近來又有一種新的稱謂JAJA。用於描述這種關係時，JA 是父親的稱謂。母親和父親兄長的妻子用同一個主要詞素 mao雖然如此，保持的區別說明了同樣一個事實，即在較大的親屬關係單位的家中，家庭核心並未完全被淹沒。 從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看出親屬關係的語言與親屬社會學之間大體上是相關的。這種關係只能在分類的普遍規律中找到，而不能在具體稱呼中找到。 第二類親屬是孩子母親方面的親屬，他們通常住在鄰近的村子裡。雖然，孩子的外婆在他母親生孩子時就來幫忙，但她呆得不長；女兒出嫁以後，母親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偶爾在女婿寮朵一夜。 但是孩子卻常常和母親一起到外婆家去，每年數次，每次住十天或十多天。在外婆象，他是客人而且是受嬌寵的（第五章第2節）。 244 •…
他在這個環境中學到了母親一方的親屬稱謂，其含義與他在父親一方學到的自己的親屬稱謂不同。 母系親屬與父系親屬在稱呼上的區別主要存在於上一代，母親自己的父母例外。正如我已在上面說明的，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母系親屬限於母親的父母，母親的兄弟和姐妹以及他們的兒女。 特殊的稱謂也限於他們，與自己同一代的親屬除外。年長的和年輕的區別僅在對母親的姊妹的稱呼。這種區別是在稱呼前加修飾詞來表示。他們和自己在社會關係方面沒有區別。 通常一個人，在童年時便學會了全部親屬稱謂，有時弟弟妹妹的稱呼除外。成婚後再加上的新稱謂很少。 已婚婦女在她的婚禮結束後，人們便把他丈夫一方的親戚介絡給她。在介紹時，她同她丈夫一樣稱呼他們，公公除外，她稱公公為“親爸”。稱丈夫的兄弟的妻子，同她稱自己的姊妹一樣。結婚初期，她是一個新來的人，不便於同她丈夫一方的親屬有過多密切的接觸。她甚至不稱呼自己的丈夫。因此，彼此間沒有特別的稱呼。例如，她燒好了飯，便招呼“大家”，意思是大家來吃飯。這種無名的稱呼是大家認可的做法。她要提起丈夫時，用一個簡單的代名詞就足夠了。但如果她必須稱呼親戚時，她用丈夫所用的稱謂。生下了孩子後，她代表著孩子，與丈夫—方親屬的接觸增多。她也有義務教育孩子稱呼長輩。親屬關係稱謂是這種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代孩子問詢或問到孩子並教孩子認識親屬關係時，她用孩子應該用的稱謂。例如，在這種情況下她叫孩子的祖父為DADIA。但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在別的場合用TCHINPA 的稱謂。事實上她可以根據不同情況選擇她自己專用的，她丈夫用的以及孩子用的稱謂。母系親屬稱謂見下表： 245 ……：
TAGONV - tata 母親的父母親的父親的父親親的母親 WAGON - wabu 母親的父母親親 GONGON = bubu 母親的父親的兄弟＞或＜母親的父親 bsbu= GONGON 母親的父親的姊妹＞或＜母親的父親 APA=mr 父親母親 NJANDIU = djim ajanji = JFFU djoi = JIFU 母親的兄弟 ＞或< 母親的！ 妹妹＜ 母親 「母親的姊姊＞ 母親自己 ］ 與 ］ 父親= 母來的孩子相同一個男人稱他妻子的父親為TCHINPA，稱妻子的母親為 tchinm。TCHINPA 的稱呼也用於父親的姊妹的丈夫。它既然也被媳婦用來稱呼公公，這表明了兩種表親婚姻—“上山”型和“回鄉”型（第三章第8節）。在實際生活中“回鄉型“不受歡迎。因此， 稱謂的識別不能只用婚姻方式來理解。 對子他妻子的其他親戚，根據不同的場合用他妻子或孩子用的合適的稱呼。 實際使用的稱謂，其數目取決於親屬關係群體的大小。在農村，家的規模小，所以稱謂數目不會大。此外，一個孩子的母親如果是透過“小媳婦”制度成婚的，則整個母系親戚群可能就消滅了。 246 m
2. 間接稱調如果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談起某一個親戚，對這個親戚用什麼稱呼呢？牽涉到三個人。A，說話人；B，同A談話的人；C,A和B 談及的人。 A對B談及C時可用： （I）他招呼C時所用的稱謂，或 （II）用B招呼C時所用的稱謂，或 （皿）用口語或書面語描述A和C之間的關係或B和C之間的關係時所用的稱謂（見下節），或 （N）用提及非親屬時所用的稱謂（第五章第4節）。 應用這些原則還須視 A、B和C之間存在的關係而定—他們是否屬於同一親屬群體，在親屬級別和社會地位方面哪一個是長者。 一般的規則可列公式如下，但沒有篇幅一一舉例說明並播述特殊例外。 （1）A、B和C屬於同一家： （a）C<A和B，用C本人的名字 （b）C=A和B，用（I） （c）C>A和B,A<B，用（J） A=B，用（I） A>B，用（I） （2）A、B 和C屬於同一個擴大了的親屬群體： （A）C在A的家中： 247 —！ -
（a）用（皿）或個人名字， 《b）用（皿）或個人名字， （c）A<B，用（I）或（舊） A=B.用（咀） A>B用（I） （B）C在B的家中： （a）用C的個人名字 （b）用（日）、〈皿）或（I） （c）A<B，用（I） A=B，用（I）或（皿） A>B.用（I）、（皿）或（N） （3）A 和B之間沒有系屬關係（哪一個是長者系按年齢大小和社會地位高低來計算的）： （A）C是A的親屬， （a）用（皿）或個人名字， （b）用（皿）或個人名字， （c）A B，用（I）或（皿） A=B，用（I） A>B，用（皿）或（N） （B）C是B的親屬， （a）用（日）或個人名字， （b）用（皿）或個人名字， （cA<B，用（I） A=B，用（舊）或（W） A>B，用（I）、（皿）或（I） 248 —.•----：
在上述情況中，A和B是直接對話，C是閏接地被談及。另一種情形是A和C對話，B作為涉及的中心。我已經指出，孩子由別人作為代言人的例子。孩子的母親代孩子說話稱公公為 DJADJA，即祖父。在這種情況下.A並不是作為他或她自己在說話，而是替別人說話。這不能同直接對話時用的稱呼混淆。 3.描述親屬關係用的稱調這類稱謂與上述稱謂不同，後者指特定的人，前者指這種關係。一個孩子叫母親ma，但兩者之間的關係被描述為 NITZE（兒子）和 njian（娘）。 如上節所示，這種稱謂在間接提到時也使用。例如，一個大人問小孩“你的 njian 怎麼樣了”？或“他njian好嗎？“在這種情況下， 除非完全不可能混淆，一般要加一個代名詞。 描述關係用的一般稱謂是可以“歸類的”，因為可能有一群人與自己有同一類關係。例如，父親有兩個弟弟，他們同自己的關係是一樣的，即 SOSO（叔叔——父親的弟弟）和 ADZE（阿侄—一兄弟的兒子）的關係。 對話時用同一個基本稱謂表述的親屬分類與描述親屬關係時用的稱謂的分類不同。例如，稱母親的兄弟的兒子與稱父親的兄弟的兒子用同樣的稱呼。但在描述關係時，前者為PIAOGA（表哥）後者為AGA（阿哥）。稱呼所有下代的親戚用個人名字或用數字，但描述關係的稱謂則分類了，自己的兒子叫 NITZE（兒子），兄弟的兒子叫 ADZE（阿侄），姊妹的兒子叫 WASEN（外甥）等。 在這一類稱呼中，口頭語言和書面語之間可能不一致。口語 249
和書面語的總的區別在於前者系當地人口說的，後者為所有有文化的中國人寫的。當然兩者都可以口頭說和用文字寫，在實際運用中，總起來說，一直保留著這種區別。雖然近來有一種發展口頭文學的賞試，換句話說，就是寫成口說的形式，即白話，實際上是 “北京話”。另一方面，幾千年來有文化的中國人用的書面語言是以書寫的文字表達的，可以根據地方的特有語音，讀法不同。但總是寫在紙上，隨時可以讀它。由於書面語的語法與口語語法不同， 將前者讀出來，普通人聽不懂。書面的詞語僅在特殊的情況出現於口語中。書面表示一件東西或一種關係與口頭表達所用詞語可以不同。這種區別可以用親屬稱謂舉例說明。例如，描述父親的關係：書面詞用Fu《父），但口語，在村莊中用JA（爺）。此外，在書面語中分類別的親屬在口語中可能就沒有區別。例如，父親的兄弟的兒子這一親屬關係和父親的父親的兄弟的兒子的兒子，在口語中都叫 Z-ZOSHONDI（自族兄弟—我本族的兄弟），但在書面則分別稱 TONSHON（堂兄）和 ZETONSHON（族堂兄）。 我不能在此充分闡述書面的和口頭的親屬稱謂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已在別處扼要發表了我的觀點。“在稱謂的書寫系統中，理論家系統地、完全地實現了分類原則，這些分類原則是在親屬關係系統變化的實際過程中注意到的。每一代用同一主幹定名，垂直分裂成兩組，年長的和年輕的，然後在這個‘家庭’（父母子女這個團體）的稱謂前加修飾詞以此表示它不同於其它‘家庭’；其侖‘家庭’又根據其與這個‘家庭’的親疏加以區別。這種邏輯結構不僅模糊了年長和年輕的類別的存在，特別是年少的一類失去了特殊的稱呼，而且還錯誤地表述了這些原則實際應用時的現實性。這種結構的結果是，書而語的稱謂系統與實際上實行的稱謂系統相 250！
去甚遠。當然，上面提到的變化方向曾受到了書面稱謂系統的很大影響。然而中國社會組織的新變化，如族的部分瓦解，母系親屬的日益重要，婦女社會地位的變化等，正如對吳江情況分析中所顯示的，已經形成了一種變化的趨向，這些是過去的理論家所末預見到的，同時也是在已編纂的書面稱謂系統中找不到的。故新的社會變化將促使實踐中的稱謂系統更加遠離書面的稱謂系統。”① ①《中國親屬關係制度問題），第148滅。在上述引語中，實際上實行的稱謂系統措口語的稱謂，書寫的稱調系統指書面稱謂。書面稱謂的詳單可見陳和施賴奧克 〈Chen and Shryock），《中國親屬稱清》（Chinese Relationship Terms）-•文，《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s）1932年，第34卷第4期；或馮漢驤，同前引文，&哈佛亞洲研究雜誌）（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7年，第2卷第2期。 251 -• -
褌者鍰明為了滿足社會學研究工作者和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利用業餘時間完成了本書的翻譯工作。初稿供當時去吳江縣調查的研究人員參考。後來，譯稿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潘乃穆同志幫助校閱，又承豪費孝通先生親自過目修改，謹在此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有關譯文中的一些技術問題，說明如下： 一、對度量衡單位未作換算，如 mile 直接譯作英里（1英里= 1.609公里），Bushel 譯為蒲式耳（1蒲式耳〔英）=36.36升）。 二、修正了原文中的一些數字。農業用田改按該村土地總面積的90%計算，戶數政按274戶農業戶計算，每戶按平均四口人計算；這樣，對第三章第3節、第七章第5節、第十章第4 節以及第十二章第2節中的其它有關數字也作了相應的修改。 三、附錄中關於中國親屬稱謂仍用原音符表示，僅譯出其解釋部分。 此外，我根據費老的意見又將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人類學系主任W.R. 格迪斯著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生活》-文附錄於後，以供讀者參照閱讀。① 限於譯者水平，譯文有不妥之處，望讀者指正。 1985年4月 ① 因篇幅有限，本書未收人此文。——編者 252 氵；
重訪江村費孝通著 •……
重動漢村 （其--） 我前天才離開開弦弓，在村裡住了有20天。 開弦弓是一個農村的名稱。這個村子是在蘇州南邊，吳江縣境肉，靠太湖不遠，可說是在水鄉深處，從附近的震澤鎮搖船進去， 還要二個小時。 21年前我曾經去過這裡一次，是1936年的夏天。那時我剛從廣西回鄉，在瑤山裡躍傷了，到家養病。我有個姊姊在開弦弓幫助農民辦了一個合作絲廠。她約我到村裡去住一個時候。我在村子裡順便訪問了老鄉們的生活。後來寫成了一本“中國農民的生活”，也稱“江村經濟”，在英國出版。 抗日戰爭時期，這個村子論陷後，音信斷絕。解放後，我雖則常常想去望望這裡的鄉親們，但事與願違，一直沒有去成。今年春天毛主席號召知識分子“下馬看花”，我才下了個決心，到這個比較熟悉的農村去受受教育，這樣住下了20天。 《新觀察》的編者一定要我報道一些關於這個農村的情況，我不好意思推託。但是提起筆來，卻好久寫不下去；真是千頭萬緒， 從何說起才好。擺擺21年來變化的情況罷，幾天也擺不完。這 21年是個多麼不平凡的時代，變動太大了。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歷史。講起淪陷時的痛苦使我眼痠聲啞；不說別的，我那本書 255
裡所附第一張照片上的那個女孩子，河娜，就是一個被惡霸迫害自殺的例項，講起了解放前後的鬥爭，令人可歌可泣；協助我們調查的農業社監察主任周富林同志就是一個生動的典型。從一個貧僱農怎樣母死父病說起，講到解放後怎樣參加農民代表大會，躲開地主的毒手，一直到翻身，搞合作社。他足足為我們講了一天一晚。 再說合作化運動的經過吧，從春助夏散的互助組起，講到去年高階社成立時，滿村爆竹的景象，都是一段一段令人難忘的故事。 我應當把這些寫下來，講給大家聽。但是我這支筆不聽使喚， 白費了許多稿紙，還是傳達不好。從小沒有學文藝，辜負了這樣可貴的題材。 那麼我還能寫些什麼呢？ 如果一定要我寫，我只能向讀者彙報-一些我在這20天裡看到的一些衣村裡的問題。 不用說，這個村子和千萬個其它的農村一樣，這21年裡發生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那麼嚴重和巨大的變化，從人剝削人的社會變成了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誰看不到這個變化，或是低估了這個變化的意義，那他一定是個瞎子。這個巨大的變化⋯定會帶來繁榮幸福的生活，受過這幾年來現實教育的人，是絕不會有絲毫懷疑的。 在我們中國，現在已經不是選擇哪條道路的問題了，而是怎樣更順利地在這條大家已經選擇定了的道路上前進。問題這樣提出來，就要求我們去觀察在這條道路上還有什麼障礙和怎樣消除這 256
些障礙。只看見障礙而不看見道路是不對的，但是隻看見道略而不注意障礙也是不好的。我下面將在這個前提下提出一些問題， 所以得先交代這一筆。 二我的姊姊，她是江蘇省人民代表，陪同我一起下鄉，村子裡30 歲以上的人可以說全都認識她。 我們的船剛進村柵，兩岸己經傳開了我們到達的訊息。許多許多老婆婆在岸上叫著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攏來，握著她的手說：“我們老是想念你，你怎麼老是不來呀。 你瞧，我已經老成這樣了，你還是那樣。”“不，你們也還是那樣！”真像姊妹們久別重逢。有些老年人也還記得我，笑著說：“你一個人來，我們不會認識了，你發福了。”鄉親們這樣親奶，使我們感動得眼睛發酸。 拉著手不肯放。說什麼好呢？問大家生活吧：“日子過得可好？許多老婆婆搶著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糧食——”說到這裡就有人播口了，“剛見面就講這個，改天再談吧。”接著問我們：“你們老先生可好？——-” 許多孩子向著我們擠，我突然覺得奇怪，在這時候，這些孩子怎麼會都在河邊看熱鬧？今天怎麼不上學？他們都衝著我笑，有的拉了個鬼臉說：“我們不上學，割羊草。”旁邊一個老年人補充了一句：“哪裡有錢唸書，吃飯要緊。” 雖則就是這幾句話，我們被糧食兩字吸住了。坐定，老鄉們散後，我悄悄地何農業社幹部：“是不是糧食有問題？”他點點頭：六百 257 •-- I--•：I•••- |
多戶的村子裡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糧食有點緊張。他接著說：“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我們走馬看花，沉不下氣，一定會想這地方合作化出了問題了。幸虧我們住得長一些，算算賬，才體會到天下事原不是那麼簡單的，要說清楚這裡的情況，還得花一些筆墨。讓我從頭談起吧。 農業社辦得有沒有成績呢？ 成績是不但應當肯定，而且可以說很大。 水稻單位面積產量：1936 年每宙平均是350斤，合作化後， 1956年達到了559斤，增產200多斤。 農業總產值也有違善增加：我們替這個社的第二大隊算了一筆賬，1936年折米25.9萬多斤，而1956年達到了41.8萬多斤， 增產61%。 這樣的增產是不是合作化帶來的呢？是的，分析一下增產原因，第一是擴大了複種面積。1936年這個村子可以說是不種春花的，而現在普遍的種了春花，我們在村裡就看到他們種雙季稻。第二，在水利上有了改進。這地方是水鄉，地面很低，水漲的時候，水面可以比田面高，過去有許多田，一碰到水漲，就排不出水，收成很低。合作化後有力量開了溝，又包了抽水機抽水，使得過去的壞田變成了良田。第三，肥料增加了。首先是由於開了溝，可以用船載了河泥輸送到過去送不到的田裡。基肥一般已沒有問題。又由於農業社的領導，積肥也比以前多了。其它的因素且不多舉，只有這 258
三條，從350斤提高到559斤已是完全可能的了。 農業顯著地增產是不是提高了農民的收人呢？那卻是另一何題了。農民的收人來源如果只是農業，農業增了產，那就會提高收人；如果不然，收人來源不只是農業，還有許多副業，那就得看農副業的比例和副業是否增產增值了。開弦弓原來是副業發達的農村。21年前我常聽老多們說：這裡種田只圖個口糧，其它全靠副業。這次我們又比較細緻地估計一下，農業收人在當時大約佔 55%左右。因此，這地方農業雖則增產了大終60%，但還抵不過當時的全部副業收人。農民收人是否增加的關鍵就在副業了。 像開弦弓一類的衣村，過去副業的比例比較高，有個基本道理，就是人多地少。每個人平均只有兩畝左右的耕地，以過去水稻 350斤計算，所有耕地全部種水稻，每人也只有700斤。那時各項剝削重，至少打去四分之一，餘下來做為一個人的食糧還是很勉強的。只是吃飽，生活還是不行，於是想出了許多活路，開展了副業。 在地少人多的農村裡，這可能是一般的現象。以蘇州專區9 個縣的情況說，平均每人只有1.8畝耕地。我看，要顯著地提高這類地區的農民收人，單純的從農業人手是絕對不夠的。如果忽視了副業的多種經營，那就會發生嚴重的問題。 四要進一步弄明白這裡的經濟情況，我想我們首先得求出一個 21年來農副業總收人的比較。但是一進人副業收人的計算，碰到的困難卻不少。即以當前情況來說，凡是農業社經營的副業，還有賬可查，家庭經營的副業，已經不容易摸清。要對21年前的情況 259 ⋯！…'
進行估計，不但專案多，而且變化大；產量、價格都不穩定，如果稍具成見，離開實情就可以很遠。但是，如果不求出這個比較，憑印象來說話，自己就沒有把握。在這20天裡，我們可以說主要是在摘清楚這個問題。白天黑夜的找人談，聚集了一些老鄉，展開爭鳴。好幾個一同去協助我工作的年青朋友打算盤，搖計算機，開夜車，我們花去的燈油平均是每晚一斤。在我離開時，最後大家能接受的估計還沒有確定，我們留著人在繼續調查，但是大體上心中是有了個數：1936年，除去成本的農副業總收人是平均每人合谷800 斤左右：1956 年，是850 斤出頭，有了50斤左右的增加。如果只算農民的純收人，就是可以用來傲消費的部分，這兩年度的差額還要縮小一些，大約只有30斤左右的增加。 -這個數目說明什麼呢？1936年在這個村子來說是個比較好的年份，接近過去曾經達到過的最高水平。淪陷後，這個村子的經濟每況愈下，直到解放之後，我們才扭轉了這個趨勢。在農村合作化過中，超出了過去這個水平。但是我們計算的是平均數，實際情況是不平衡的。過去的貧僱農翻了身，提高得快，早已遠超過他們當時的水平。而過去的中農卻相反，大多是沒有多大提高，有些甚至下降了。感覺到日子沒有過去好過的戶數也不在少數（農戶分類計算，現在還沒有做完，所以我還說不出具體數字）。 為什麼農業增產了60%，而還是有人感覺到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呢？ 同題出在副業上。 260 •：
五這個水鄉原是個有名的生絲出產地。過去在國際上具有突出. 地位的“輯裡絲”就出在這個地區。當21年前我到這個村子裡去的時候，是家家戶戶養蠶，他們所產的蠶繭，基本上可以供給一個小型絲廠所需的原料。我們這次曾抽了農業社的一個大隊作比較細緻的估計，當時132戶人家要養650張以上的蠶種，以出售鮮繭作價計算，每年可以得到9.6萬斤稻米。但是1956年只養了 130 多張種，由於蠶種單位卵量增加，集體經營後技術提高，每張種蠶產量加了一倍，繭價也提高了一些，但總收入卻只有過去的60%， 合5.7萬斤稻米。總的說來是減產了。 為什麼減產呢？關鍵是在桑葉供應減少了。減少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本村的桑樹在淪陷期間因為敵人怕游擊隊襲擊，鏟去一部分，大水時又淹了一部分，留下的不少又是老了，沒有更新； 而且過去幾年沒有注意培養，肥料下得少，自給的桑葉比過去減少了。另一方面是過去太湖裡的東山一帶和浙江的山地，專門植桑， 把桑葉供給這個養蠶區，現在這些地方都養蠶了，停止了供應。如果去年不是因為浙江的蠶出了毛病，這個村裡買不到一批桑葉，有不少蠶，不到結繭就會倒掉，收人還不會有這個數字。 如果分析一下，這裡問題就是一大堆。我們且不細說，只提出兩點：第一是為什麼讓本村可以種桑的地閒掉呢？為什麼不把桑地上的缺空補足呢？為什麼不用新苗來代替老桑呢？答覆是缺桑苗。我聽說江蘇省去年已開始注意這個問題，現在正在大力培植桑苗。但是桑苗的分配上是不是合理，調配是否及時，似乎還是問 261
題。最近江蘇省人代會上就有人提到1956年無錫配到的多少萬枝桑苗沒有栽種的情況，報紙上這個訊息，曾引起了這個村裡許多老年人的惋惜和長嘆。 第二是產桑和養蠶過去存在過地區分工的情形。這種在一定區域肉，按當地具體條件進行專門化的生產，是否合乎經濟原則， 是值得研究的。現在的趨勢卻是有飼料的地方自己育蠶，各個農業社勢必在飼料上都須自給，那就使飼料觖乏，而有養蠶傳統的農業社閒空了許多有技術的勞動力，一時要轉業是困難的。打一筆總賬，是否值得確是問題。 單以這個村目前情況來看，如果不能供應桑苗，不能供座桑葉，要俠復過去養蠶的副業，一時還看不出路子。即使桑苗的問題解決了，也要三年到五年才能見效，而桑地面積究竟有限，我們粗粗計算，增加現有產量的一倍還有可能，再要多就會和農業發生矛盾了。能增加一倍，在產值上可以達到過去的水平，但是有技術的勞動力還不能全部發揮作用。 六上而所談到的只是養蠶，養的蠶結了繭把苗賣出去，可以告一段落。現在這個村裡的農民也只做到這個段落為止。但是過去都不然，一直要繅了絲才出賣。原來是察家戶戶自己繅的，到21年前，由於制絲工業的發達，他們所出計程車絲，在質量上落後了，價錢下降。如果賣繭，一般商人總是要殺價，農民又會吃虧。就在那個時候，江蘇的蠶桑學校在農村裡推廣技術改革，我的妹姊參加這個工作，把機器繅絲輸人了農村，在這個村裡幫助農民辦了一個小型 262 —
合作絲廠，提高了生絲的質量，使繅絲這一個生產過程還是留在農村裡。這個絲廠在淪陷期間給敵人拆成了平地。 這件事在外邊似乎是已經被人遺忘了，但是在村裡，農民們起還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為村子裡有一個小工廠，好處是太多了。單說這個小工廠裡經常的工人就有80多個，每個人的工資在每月10元左右。還有許多零星和臨時的工作，即使年老的婦女都可以參加。第二，這種小工業等於是一個開設在農村裡的技術學校，不斷地培養出技術工人來，當時向外輸送的就有20多個。他們工資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裡100多元。第三，這是一個合作絲廠，經營的辦法是農民交繭，制了絲，算出成本，按供給原料和入股資金分紅。原是學校協助下建立的一個集體所有的合作事業。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剝削，另一方面農民得到了繅絲過程中的利益。這許多方面加起來，對農民收人的提高是很顯著的。 自從這小工廠被敵人拆平之後，在淪陷期間，許多熟練技工在鄉間，除了做做家務，還能生產什麼呢？土絲沒有了市場，機器樂絲沒有了工廠。解放之後，蘇州的絲廠開了工，在村裡招去了有 40多個工人，但是還有60 多個有技術的婦女，沒有機會進廠。這 40多個工人大多是以前培養出來的，但是村裡沒有了這個小工廠，現在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就沒有學習技術的機會了。大家念念不忘這個小工廠是有理由的。 這裡提出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有很重大的意義的，就是這一類在農村裡，也就是在原料出產地，建立的小型輕工業工廠，在今後是不是還有出現的可能和必要？談起了這個問題，我也有一段心事。因為21年前我看到過這種小工廠對於提高農村經濟的好處， 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寫過不少文章，提倡所謂“鄉土工業”。 263
也許由於我道理講得不清楚，又過分強調了這種小型輕工業在圓民經濟裡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時，曾被當做資產階級思想，狠狠地被批判過一陣。現在平心靜氣的想來，我當時的想法不是沒有錯誤，錯誤是在輕視了重工業，這是應當批判的。但是所提出關於多村工業的問題，我依舊覺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覺得很適合於我們中國的具體情況。最近聽到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說明，更打動了我的心。這次我重訪江村，我這段衷曲又湧上心頭。 在百家爭鳴的今天，我有了勇氣，再度提出來，誠懇地要求領導上能注意這個問題。 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並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數都市中去， 才能提高技術的。以絲繃而論，我請教過不少專家，他們都承認， 一定規模的小型工廠，可以製出品質很高的生絲，在經濟上打算， 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著很多便宜。不但如此，這種小型工廠還是促進農村技術改革的動力，許多屑物都是最好的肥料，工農業在技術改進上都可以聯絡得起來。何況工業過分集中到城市裡去，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無利的。當然，我從來就沒有主張過把所有工業都分散到鄉村裡去。但是我至今還願意肯定有些加工工業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經濟和技術上都有好處。絲廠只是一個例子。 我提出這個主張和當前的趨勢是不合的。至少過去這幾年， 似乎有農業社只摘農業，所有加工性質的生產活動，都要交到其它系統的部門，集中到城鎮裡去做。甚至像礱糠加工這樣的事都不準在農業社裡進行。在開弦弓我就看到有個奢谷機，很可以把奢糠加工成為養豬的飼料。但是鎮上的奢谷廠不准他們這樣做，寧可讓村裡大批奢糠當燃料燒掉。以蠶繭說，烘繭過程也要劃歸商 264； §
• 業部門去做，結果實在不很妙。但是看來國家遭受損失事小，逾越清規卻事大。我希望在農業社經營範圍這個基本問題上，是否可以放開來爭鳴一下，多從實際研究研究，農業和工業之間究竟怎樣配合聯絡，才最有利於我們在這個人多地少的具體情況中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如果領導部門覺得這種建議值得在實踐裡試驗一下，在開弦弓恢復這個合作絲廠，我相信群眾的積極性是一定很高的，而且我也願意鼓勵我的姊姊和一些專家們一起來提出個具體方案的。 話說遠了，關於這個問題，讓我另找機會申說吧。 七再提一項在過去比較重要的副業，那就是利用船隻在農閒期搞販運。 船隻是水鄉人民所不能缺少的工具，這一帶農村都靠河建屋， 河道就是大路。有些田地四面圍水像個小島，沒有船隻就接近不了。 這個600 多戶人家的村子，一共有大小船隻160條。這些船隻除了做交通工具，在農業裡的用處是河泥，但並不佔很長的時間。在過去一到農閒，老鄉們就利用這些船隻去販賣和運輸了。 據說利用來做販運的船隻有140條左右。他們活動的範圍也很廣，幾乎包括整個太湖流域：東到上海、浦東，南到杭州，北到長江， 西到宜興、句容。這些老鄉對於這個流域水道摸熟了，而且會走捷徑，兩天可以搖到上海，速度也是驚人的。販運的貨物種類很多。 因為這個地區各地有特產，比如靠山地區出產毛竹、杉木、硬柴和 265
炭，靠海地區出產海蜇，靠太湖地區出產蔬菜，而且還有些地區出產特有的手工業品，比如竹器等等。他們就在這些地區之間互通有無。 這個經濟網路看來由來已久，這個村上的老鄉和產地的老鄉具有傳統的關係，有了交情，因此他們可以從甲地賒了貨，到乙地賣走了，再把現款帶回給甲地，一方面看來帶有信貨性質，另一方面，我看主要是利用船隻來做運輸，當然其中也有些商業性質在內。透過這些船隻活動，使各地區都能發展他們的特點。 限於船隻，並不是每家都有機會參加這種活動，各人販運的日子也不一律，每次掙的錢也不一樣。如果估計一下，每隻船一年掙 750斤米，是並不困難的。 農業社建立之後，販運活動全部停止了，因為這種活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性質。政府的運輸部門雖則也曾設法想利用農村裡船隻的運輸力量，但是農民對此並不積極，1956 年參加運輸活動的只有10條船。 為什麼運輸活動幾乎全部停頓了呢？其它同類村子情況是否相同？對於這個地區的經濟影響怎樣？這些問題牽涉的面較廣， 我們住在一個農村裡無法全面瞭解。但是從農民收入這個角度看去，這些可以利用的船隻閒空下來，並不很妙。我們不相信摘社會主義了就不能利用這些生產資料，應當是可以利用得更好，但是事實還不是這樣。 八我在上面已提到過孩子們養羊的事，這種家庭副業在21年前 266：
就有的。草原上的牧民聽到了也許不會相信，像這樣水道縱橫，阡陌棋佈的水鄉里，怎能放羊呢？一個到這村子“走馬看花”的人，也可能根本看不到這項副業，因為，一眼望去，一隻羊都有。但是過去全村卻養有近千隻羊。這些羊終年關在小棚裡，並不需要自己找草吃，而是人們找到了草來餵它們的。 養羊的收人也不壞，一隻羊可以賣10元，出的肥料值20元， 還可以剪毛，自己紡了絨線結成毛衣。我就看見過不少老鄉穿著絨線衫。起初還以為他們學時髦，有點浪費，後來才知道是自給的手工業品。 從養羊這件事更可以看出這地方的農民對土地利用真是無微不至，寸草不留。這許多羊吃的草是由孩子們一棵一棵地割來的。 在田旁、路上、水邊，孩子們三三兩兩地在割草。為了要割羊草，很多孩子學也不上了，這是下邊我還要談到的。 合作化過程中，過去許多不能種田的土地現在開成了良田，耕地面積擴大，長草的面積減少。提高了生產力卻難為了孩子。他們為了割羊草，要坐船外出，愈接愈遠，時間耗費得也愈來愈多，而所得到的草卻愈來愈少。羊的數目現在只有200多隻了。 不但如此，過去幾年裡又發生了養兔這項副業。兔子也要吃草，羊兔之間產生了矛盾。而兔子卻佔了優勢。原因是買小羊來喂，成本高，搭個羊棚更不是易事。一隻羊如果沒有長成就瘟死了，賠本多，風險大：小兔子只要幾毛錢的成本，養兩隻兔子，連肉連皮毛連肥料一起也有10元左右的出息。現在全村至少有 1,000 多隻兔子。 我小時候也養過兔子，那是養來玩的，到處打洞，滿地糞穢，搞得全家反對。想不到這裡的兔子卻會乖乖地住在缸裡，終年不出 267 - -
來散個步。沒有親眼看見，誰也不會相信，動物的習慣這樣容易改造，兔子的糞穢很值錢，農民積極積肥是個合作社後的新氣象。 我對於養羊養兔還是有意見的。它們為農民創造財富那是很好的事，但孩子們上不了學，花的成本似乎太大了。當然，如果他們能另闢飼料來源，情況也不同了。為了孩子上學，我特別關心養殖業的飼料。當然，如果飼料問題不解決，羊也好，兔也好，總是繁殖不多的。 過去這個村子很少養豬，平時吃的肉大多從外邊運進來。最近幾年才開始提倡，應當說是有成績的，現在已經有200多隻，每戶平均三分之一隻。養豬的困難，除了這地方缺乏經驗外，主要也是飼料問題。豬比羊兔吃得要考究些，多少要吃些調味的米糠，這一項就很不夠。我在上面也說到過，原來是有條件可以利用谷機把襲糠碾成細末，加上一點米糠，就能成為豬食的佳品，但是由於農業社和谷廠的矛盾，奢糠都當燃料燒了，我看見了真心痛。 清規戒律之為害有如是！去年農業社曾為養豬戶留出飼料地， 但是這裡的土地太珍費，留下的地上長出的東西不去餵豬，而給人自己吃了。豬當然爭不過人，結果今年連飼料地也收回去了。這也任不得社員們沒有紀律。想在土地上打注意，看來是打不通的了。 飼養業的好處，不用我說，實在很大，且不說可以解決肉食供應的緊張，就是從進一步提高農業的產量來說，沒有豬、羊、兔這些動物的協助，困難就不小。我們一再和老鄉研究各項生產的潛力。 首先是農業，不論副業多麼重要，當前還得承認農業的老大哥地位。老鄉們一致的意見，從現在每畝500 多斤再要提高到600~ 700斤是不應該說有很大困難的，但是缺少一個寶貝，那就是肥 268 ---
料。在肥料方面用河泥做基肥，這個地方的供應很充足，不發愁， 所缺的是追肥。追肥的供應除了化學肥料工廠之外，就是要把動物看成自然的肥料工廠。而這種工廠都可以分散到鄉間去的，發展起來可以比重工業快得多，在這種肥料工廠裡，豬是頭等的。 要把耕地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到700 斤，必須增加追肥供應。 化學肥料一時還供應不上，就得養豬、羊、兔。要建立這些自然肥料工廠，就得解決飼料問題，這是當前開展副業的關鍵所在。 九這個村子的副業還不只上面所講的那些，如果再要一項一項地講，文章會拖得太長了。但是重要的幾項上面都已提到了。總的看來，副業方面現有的水平是沒有21年前高了。作一個大約的估計，1936年，副業佔農副業總收入的40%幾，而1956年，卻不到 20%，這使農業增產增值是一個原因，副業收入的下降也是一個原因。 副業收入下降的原因，正如我們上面分析的，是很複雜的。但是哪一條也不能算到合作化的賬上去，相反地農村合作化提供了發展副業的有利條件，問題是在子領導農村工作的部門對於這種原來副業比例特別高的地區，沒有很好貫徹關於多種經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這裡存在著許多值得注意的內部矛盾。 今後如果能很好地執行了這個方針，副業發展問題一定是能解決的。；：； 269 --
以開弦弓這樣的農村來說，副業既然是如此多種多樣，相互間關係又如此複雜紛紜，應該抓什麼？怎樣抓呢？這是我想最後談談的問題。百家爭鳴不應當停於揭露矛盾，還應當講道理，出主意。主意不一定出得對頭，但是這樣試試是有益的。 開弦弓的鄉親們對我們這樣親切，他們看見我們來了，抱著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寫篇論文，出本書，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這不是太對不住他們了麼？但是要拿出主意來，遍索枯腸，半夜不寢， 還是不得其門。翻外，春雨連綿，看來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響。白天雨稍停，我徘個田畝閥，東張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連走道都狹小得叫人舉步維艱。再在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麼辦呢？ 有一天居然雲散天晴，我看同去的朋友們一連工作了10天， 也該休息休息了，所以建議搞條船，到附近去蕩蕩，這—-蕩卻盪出個主意來了。 這是個水鄉，到處是河道，湖泊。水的面積不下於陸地。我在船上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這片水能利用，那多美呀！這一說觸動了和我同去的幾位青年朋友的靈感：“為什麼不能利用呢？土地要肥料，豬要飼料，水面上就可以長飼料呀！” 這竅門一開，很自然的引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我說水比陸地強，水有底有面，中間還有個休積，立體發展，地有一，水有三，水底的河泥已經利用了，水中可以養魚，水面可以種水草作飼料。不是一舉三得麼？ 270 -
“不但三得，還有一得，就是孩子們可以從割羊草裡解放出來， 上學學文化了。”一位年輕朋友補充了一句。 我們回到村裡就召集社員老鄉們一起來研究，靠水吃水的方針大家覺得很對頭。看個遠景：如果一片水面都能利用起來，農民收人不是增加百分之幾的問題，而是增加幾倍的問題了。但是具體地殲究起來，困難是不少的，當然，如果沒有困難，這片水面早就利用上了。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也不是都比不上我們聰明，為什麼這片水老是閒著，當風景看呢？再想一想我們比祖先有一條是強了，我們集體化了，過去做不到的事，現在做得到了。以前克服不了的困難，現在有力量可以克服了。老鄉們說，現在有個毛主席，水面可以長出錢來，一點不錯。於是主張來了。有人想出了水浮蓮，有人提到了去年種的菱角。水面上可以長的東西多著哩。 就是認為過去誰都沒有力量來管理這不能上門、又不能圍墻的湖泊，誰種了東西保不住自己能收得到。現在有社，就可以管理得來。 大家再討論有哪些困難。技術上有困難，比如去年種了菱角， 颱風一刮都吹了，怎樣防得了風？又比如水浮蓮沒有根，水一流隨著會聯走，又怎麼辦？ 這是件大事情，我們這些教條主義成習的知識分子，不應當自作聰明，亂出主意。但是，把這個問題放進了老鄉們的腦筋裡，幫會長出花朵來。老鄉開始找我們談這個問題了，我說：你們多研究研究，道理合不合，做得通做不通，如果有些苗頭，是否先小規模試試看。 在我們離開之前，又和鄉里的党支書和社裡的千部同志們討論了幾次。聽說他們已派船去搞水浮蓮去了。 271
副業和農業不應當是矛盾的，農副業之間安排得好又是可以互相支援的。在資源、勞力、資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個有利的迴圈：水面上長飼料，養豬、羊、兔子，增加肥料供應，提高地面作物產量，包括田裡的稻麥豆菜，地上的桑樹瓜果，積累了資金，投到漁業裡去，滿河滿蕩的魚，就是帶年，這樣的村子也不愁衣食了。 關於農副業暫且說到這裡為止，但是進村時所遇到的糧食問題還沒有說明，且聽下回分解吧。 1957年5月18日 272
重訪江村 （其二） 從鄉間回來，碰到那些知道我下鄉調查的朋友們，一見面就常用這樣的話問我：“離開了21年，再去訪問你過去熟悉的農村，面貌一定大不相同了，農民的生活改善得怎樣了？” 如果這是一種寒喧，我估計對方早就料到我會說什麼。如果要我認真答覆，那就得看所謂面貌是指什麼了。 如果面貌是指社會性質，特別是生產關係那-方面，21 華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級社會，現在是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取消了剝削的集體所有制的社會。在這方面這個農村的面貌已起根本變化，和過去完全不同了。 如果面貌是指那靠水人家、四圈桑稻的鄉園景色，那𨚫依然是舊時相識，鄉音俚語更難辦今昔。 如果面貌是指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我還有點猶豫，不知怎樣說好。過去確有一種看法，認為社會主義了，人們生活必然要提高，提高得和過去大大不同了。有關農民生活的調查不強調一下生活的改善，似乎就是不擁護社會主義。你這樣說，我這樣說，他也不能不這樣說，彌遺著一片農民生活改善的喜訊。 社會主義一定會給我們，不論在城裡，在鄉間，帶來繁榮幸福 273；
的生活；而且事實上的絕大部分是農民生活改善了。強調一下農民生活的改善，在合作化高潮前後也可以起加強信心、擴大影響的作用。這些我都沒有懷疑。我有點猶豫的卻是：再這樣宣傳下去好不好？把農業上的四十條當作包票一般交給農民，把社會主義遠景放進望遠鏡，變得那麼迫近，一似垂手可得。這裡說生活怎麼好了，那裡也說日子怎樣好過了，改善的風四面吹。而事實上，人民生活要和生產關係一般發生迅速地和根本地變化，恐怕不是短時期內做得到的，那末這陣風吹起來對社會主義有多大好處是很值得考思的。 在鄉間的20天裡，我自己也常常被各色各樣的矛盾所迷惑。 作為人民代表，自應關心人民生活，正如我在上篇所提到的； 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們訴說糧食緊張，沒有錢買米。心裡想不是老鄉不說實話，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 我們坐下來算賬，算來算去，農業增產誰都不能否定，副業是孩產了，但是農副業總收人至少也已趕上了戰前比較高的水平。 再看這村子裡農民的收人，在全國範圍裡都可以名列前茅。每家平均分得的糧食又不低，怎麼會鬧糧食緊張呢？老鄉不說實話麼？ 又不然。有一天，我們銷悄地到附近的一個村裡去訪問一個21年前我在這村裡住的時候照顧我生活的保姆。我們到達這村裡時， 老鄉們還以為我們是種牛痘的醫生；但找到熟人，一坐下來，我們又被糧食問題所包圍了，甚至我這個肥胖的外形都成了打通她們思想時的障礙。 懷疑合作化的優越性是不對的，承認合作化的優越性而以為什麼問題都已解決了的，我想，也是不對的。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我們腦筋搞得簡單了當然更會對不上頭。請原涼我，說起話來 274
不能不嚕嗦一些；更希望讀者不要挑出一兩句話來，說我又在歐冷風了。 = 還是先算算賬。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雖則誇大一些，但還是反映了一些現實的。全國農民每個人平均一年的收人在50元左右，蘇州專區平均是78.6元（家庭副業和小的經濟作物不算在內），這個村子裡農業社去年集體收人的分配每人平均是82元，加上家副業和家屬寄回來的錢，總的平均收人，我們估計在100元左右，單就這些數字來看，這個村子還要喊窮，實在難於令入相信的了。 糧食是不是不夠呢？這幾年農業一直是增產的，上面已經說過，去年平均每畝糧食生產是$59斤，雖則不能說很高，但是絕不能說低了。那麼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穀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麥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應當說是夠吃的。 當然，夠不夠吃的標準原不是簡單的。我們小小工作組裡就有一位小夥子，他比我多吃3倍，和他討算一下，一天至少要吃2 廳。如果放手讓他儘量吃，還可以超過這個數目。用這個標準計算當然不太合理，但也可以說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來，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個人在一年裡也滿可以吃得完。 吃多少才夠，一方面是營養問題，一方面也是可慣問題。可慣不同，各地認為足夠的標準多少可以有些相差。因此，我們請了兒位老鄉一起來評，依他們多年的實踐，怎樣才算吃夠了。我們得到 275 ---
的數字是男全勞動力一人一月50斤（這個數目似乎高一些，那是因為在做重活時，吃得多些，平時沒有這樣多）。女半勞動力35 斤，10歲以下兒童20斤，零兒不算。一家開伙，老少可以搭配。 以平均四口計算，一男一女兩兒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 斤，和分配給每人380斤的總數恰恰相合。這樣看來，即以當地公認標準來說，現在留下的糧食應當是夠的，但是也應當說，要滿足這樣的標準，並不寬裕；必須精打細算，按勞動的需要來調劑，才不致出問題，特別是搭配了少量豆麥，而這地方原來沒有把豆麥當主食的習慣，吃起豆麥來就不知道飢飽。 說到這裡，讀者一定可以看得到，這個村子糧食會不會緊張， 將決定於農民怎樣吃法了。如果心中有數，把緊了吃，糧食就不致於緊張，如果放鬆些，很容易在青黃不接時就鬧饑荒了。放得愈松，鬧得也一定愈早，愈兇。 當地農民的習慣是多年在具體情況裡養成的。算算過去的賬就可以看得出上面這些數字大致是不錯的。比如說21年前每個人平均兩畝土地，每畝350斤穀子，四口之家共得2,800斤，除去四分之一被剝削的部分，再合米，大約就是1,500斤。當時我在這村子裡調查時，一般都說這個村裡所出產的糧食只夠口糧，其它要靠副業收人。這種說法和我們的計算也合得上。多年來在這個水平上生活，對糧食必須抓緊，量人為出，一跨出這條界線就會跌入高利貸的圈套。在這種歷史條件裡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一一般說比其它地方似乎高一些，但是不能說他們原來就是心中無數，吃多少算多少的。 當這個村子進入社會主義時，按照可慣來定口糧是正確的。 但是必須注意守得住這個習慣。這個關口守不住，問題也註定免 276
不了的。果真，出了毛病了。 當合作化高潮捲到這個村子裡的時候，熱烈的場面真是動人。 高階杜成立前幾天，號召大家積肥獻禮，每隻船都出動了，罱得滿船的河泥，把幾條河都擠住了。幾村的人都穿上節日的衣服，一隊隊向會場裡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產積極性的奔放，使每個人都感受到永珍更新。 合作化發動了生產積極性，生產積極性又化成了農業增產。 肥料加到地裡，青青的水稻那樣得意地長起來，使農民們心花怒放。這是去年夏天的事，農民們從田裡回家誰都懷著興奮的情緒， “700斤”沒問題，接下去的口頭禪是“一天三頓乾飯，吃到社會主義”。你想，如果一畝田真是一年收到700斤穀子，每家2,000多斤的米是把穩的。放手吃吧。 誰知道天不成人之美，8月裡颳起了颱風，好大的颱風。又吹在稻花開放的時候。這一陣風吹來了今年的糧食緊張。一天三頓乾飯離開了我們國家當前的具體情況來說，也不能算過分的享樂。 勞動積極，看到從來沒有過的豐收在望，興高采烈，多吃一頓乾飯， 也應當說是人之常情。如果當時我去視察，看到這種光景，還不是要大書特書作喜訊來傳報麼？當然，現在我們還是可以這樣說，颱風是偶然事件，偶然發生的災害所引起的結果，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細細想來，過分樂觀並無好處。且不說，現在我們在農業裡還得靠天吃飯，災害還不能看作太偶然，合作化高潮裡吹起那一陣生活改善的風，不能認為是陣順風。 277 -
四強調這個村裡糧食緊張的情況是不對的，因為事實上並不是絕對鮫糧。這個村裡只是吃空了定量，附近還有些村子不但不鬧緊張，還有餘糧可以調劑。是的，這裡糧食緊張情況一發生，支援的米就調撥來了，但是，米是要錢買的，大家又鬧沒有錢了。 怎麼會沒有錢呢？按我們的計算，就是以每人從農業社得到的82元來說，除去547 斤穀子，值46.5元，還應當有35.5元，一家四口，還有142元。何況還有些家庭副業？這筆錢是怎樣花法的呢？ 零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得進行家計調查。詳細的數字還沒有算出來，依我們初步估計說：一箇中年婦女一年衣著約25元，一箇中年男子一年衣著約35到40元，四口之家除了糧食和自給部分外伙食費每年約35元。日常雜費每年約60元。社交費20元，燃料折價40元。這筆賬就要超過200元。加上孩子衣著、房屋修理、工具等，一箇中等家庭實際現金支出在250元左右。這些數字不能認為很正確的，等將來調查材料經過分析後，再作校正。但是以此作大體估計，可以看到幾點： 第一，在這個農村裡，單靠農業社的收人是不足以維持上述那樣的水平的。他們在家庭副業裡還要設法得到大約每個人20元的收人。這和我們上面對收入的估計是相符的。換一句話說，如果四口之家不能在農業社收人之外另外開源得到大約一年80元左右的收人，就不能達到中等水平。 第二，這種水平應當說比較高的。說說它的內容：衣著方面每 278
年要漆布衫布褲兩身，夏天穿洋紗衫，冬天穿棉襖。一般說已看不到衣衫襤樓的人，相反的，老年人都有一件結實的棉馬甲，青年人男的不少有制服，女的有花布衫。婦女一般不再赤足，下雨天都穿上了膠皮鞋，青年男子很多有了球鞋。成年人兩年要穿三雙線襪， 每年穿四雙布鞋和一雙棉鞋。到人家房裡去看，床上一般有蚊帳和棉被。吃的方面，單說豬肉，一般一年要吃20斤；去年有顯著增加，過年時有不少人家吃了20 多斤肉，聽說有吃到80斤的，因為養蠶得到了一些獎金買了苗豬養到過年，都宰來自己吃了。雜用方面，他們原有喝茶的習慣，一年一家至少要10元，煙的消耗由於早煙改為香菸支出也增加了，牙刷牙膏中等人家都已有了，晚上出門已多用電筒。 毋膚再列舉了，這樣還說是中等水平，在當前全國的農村裡可能是不多見的了。比21年前怎樣呢？我沒有具體材料在手上，只憑我的印象來說，過去在這個水平以下的人家現在趕上這水平了。 襤樓的衣服現在看不到了，而出現了不少新事物，特別是青年人穿起了“司威脫”、球鞋和用制服來做罩衫等等。社裡的幹部還有呢帽、棉大衣，從城裡回來的女工，還有穿呢褲的。全村沒有建新的房屋，但是前年就有不少人家把破漏的房屋翻修了。他們說規律是這樣：前兩年修理房屋，買水車和棉被的多，去年是添置衣服的多，過年時肉吃得多。總的說來，生活改善是相當快的。 第三，生活改善已超過了增產的速度。我在上篇裡已經算過一筆總賬，這個村子農副業總收入可以說剛剛趕上21年前的水平。在生活方面雖則我們還沒有算出指數，肯定是比21年前提高了；而且在21年中，他們的生活曾一度下降，是這幾年裡衣食住各方面都要添補一些，加起來就開支大了。收人依然，支出多了，結 279
果是有多少，用多少，手上存不住錢，談不上積蓄。從一家一家說， 生活有點打算，普通日子還好過，但受不起風險。奶果手面寬了些，收入不及時，手邊就會緊起來。我們去訪問時，正巧碰到這個時候，身上穿得相當整齊，來了客人還是煮水沏茶，而口上都鬧著沒米下鍋。這樣看來，這一個時候的糧食緊張不能說是合作化化出來的，也不能說是統購統銷統出來的，主要是生活沒有按比例地提高提起來的。如果去年夏天不那麼放手吃三頓乾飯，過年不放手吃豬肉，平時不買司威脫、球鞋、雨鞋，我看這個時候就不會發生這個緊張情況的。換句話說，會得做人家的，這時也就不會沒有米，即使米不夠，也可以買得起。 五今年的糧食緊張是區域性性的，本身並不嚴重，但是這裡提出了一個令人思索的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積累問題。社會主義的積累固然可以透過國家的機構來進行。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歸根結底還是在每個人生產和消費間的差額，是一個勤和儉的問題。 勤可以多生產，儉是少消費。勤和儉加起來，增加了積累。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農民佔絕對多數，多吃一斤米和少吃一斤米，積少成多，相差的數目是很大的。因此，農民消費多一點和少一點，對子社會主義積累影響很大。我們司以想一想，一個每年每個人的收入在百元左右的農村，如果收支相抵沒有剩餘，那末我們怎能指望農村來積累呢？如果這樣的農村還要鬧饑荒，唱窮，其它收入低的地方怎麼辦呢？如果每年每人可以分到547斤穀子的農村還會發生缺糧，還要國家來調劑，我們國家的糧庫又怎能維持呢？所以， 280
我們想，儘管我們所看到的情況並不是普遍的，但是應當看作一個警報，在這裡取得教訓。勤而不儉，只是一時的虛假的繁菜，不是創家立業的道理。 我的歷史知識很差，不知道從奴隸社會進人封建社會時那些封建主的生活怎樣，但是我讀過一些描寫資本主義初期那些企業家的傳記。這種人面對著新的生產關係所開闢出來生產力提高的可能性，發生了很強烈的積累資金的要求。他們簡直成了一個積累的機器，什麼都要打算一下，值得不值得，把盈餘作為—-切活動的標準。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勞動者生活是極痛苦的，強迫著生產剩餘價值，而那些企業家卻也是極端吝嗇的、斤斤計較的人物。他們的生活是清苦的，很多是清教徒，反對生活上的揮霍，就是這種人物把人類社會從封建社會提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允許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實現了。人類在資本主義階段是痛苦的，因為它是透過剝削來實現積累的。 社會主義取消了剝削，為人類生產力的提高開闢了更遠大的可能。要實現這種可能，還是要積累，而且要比資本主義更多更快的積累。這種積累要依靠勞動者的自覺，而這種自覺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積累下來的財富是屬於勞動者自已的。在社會主義的早期也必然要出現強烈的積累要求，不是資本主義早期那些少數企業家，而是廣大的社會主義勞動者。這些勞動者不但是積極的生產者，而且是會做人家的儉樸的消費者，沒有這樣的廣大群眾，社會主義的積累怎樣能實現出來呢？沒有積累，生產力又怎樣提得高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開弦弓這個村子裡所發生的糧食緊張，儘管我們說是區域性的，短期的，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和警惕。 281
六這地方的農民原來就不會做人家的麼？不可能是這樣的。在解放以前，農民們即使小心翼翼地過日子，災難也是會尋上門來， 誰敢大意。那麼這幾年在這方面是不是起了些變化了呢？我想多少是有些的。為什麼呢？ 第一是苦盡甘來，生活上各方面都需要充實充實，而且心情也鬆了些，手面也不免寬了。這地方從滄陷到解放，其間有十兒年。 這十幾年的生活不是好過的。農業上有過荒年，副業一般都下降了，以蠶絲一項而論，原來那個小型工廠就成了平地。這些且不多說，最令老鄉們痛恨的是敵偽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敲詐勒索。他們說，開弦弓被看成了一塊肥肉，那些狗永遠是吃不飽的。一次又一次，整的零的，要錢要米，沒個完。這樣把許多原是富裕人家抽乾了。這一個原來可以說得上般實的農村，糟蹋得憔殘了，空虛了， 窮困了。好容易盼到了共產黨，見了天日，農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興修了水利，又來了合作化，田裡穀子一年比一年長得好。這種日子過去是沒有過的。房子漏了的該修理了，農具不夠的該添置了，床上沒有蓋的該買條棉被了，這是第一年。接著棉衣服得添得結實些了，夏天做身洋紗衫，赤腳不好看買雙雨鞋，青年人更愛體面，新的制服做罩衫；過年了，豬已養壯了，不用花錢買的肉宰了醃醃，打打牙祭。來個客人留個飯也體面些。這樣一步步在生活上向前走，滑溜溜的錢就這樣花出去了。 要說老鄉們多穿了，多吃了，實在也不好出口。這些改善看來也不能說過分。添添補補哪項不是需要的？但是東一樣，西一樣 282
加起來卻也可觀了。要增加10塊錢收入得費不少心思，要花去這 10 塊錢，卻那麼容易。底子薄了，這一關更難守得住。 第二，社會主義是大家沒有見過的新東西。四十條打動了心。 一上來就好得很。過去做不到的事，合作化了就做得成。最動人的是農業增產，這是最現實也沒有的了。老輩子種了幾十年田，沒有看見過田裡的稻長得這樣好過。去年春天，樂觀空氣蓋滿了整個村子。很多人來參觀，都是贊聲不絕。大家沒有想到社會主義道路上還是有困難的。幹部們也用了預開支票的方法來鼓動群眾生產積極性。“一天三頓乾飯，吃到社會主義”，成了大家的口頭禪。8月裡一場少見的颱風刮傷了莊稼。但是還沒有扭轉那種育目的樂觀，“反正有毛主席，餓不死人”。 第三，土地交給農業社了，有啥事就找社裡去解決，似乎把農業社看成了個大家庭，幹部是當家人。過去人人都要動腦筋，想辦法，現在一有困難就叫喊，不能解決問題就是幹部不好，有些幹部捱了罵，想不通。要群眾想辦法，也不容易。我也向老鄉提出過： 這是大家的事，要大家出主意。他們回答說：現在主意出不來了， 這個也做不得，那個也不準做。原來他們熟悉的是過去的老辦法。 比如說做絲吧，現在不成了，蠶結了繭就得賣給國家。他們說，我們要做絲，沒有繭子。老婆婆們原來都會打棉線，織綿綢（利用生絲的屑物打成絲綿，紡成線，織成綢），而現在沒有了原料。再比如，很多老鄉還懷念利用農閒和船隻去販運，現在又不成了。事實是這樣：很多副業沒有安排好，要他們自己出主意對不上頭。好像什麼事都有個“上頭”在管，於是出了問題也不免要“上頭”來解決了。 我從鄉下出來，補看了近一個月的報紙。這個月裡有不少社 283 —- ——！；
論和訊息提出了“動儉建國”。我們覺得這次在農村裡學習到的主要也是這一課。我們覺得勤儉兩項中，勤字容易辦到，而儉字比較困難。為什麼原來有的那種省吃儉用的習慣現在發生了變化呢？ 這個問題分析研究得還是不夠深刻的。我們出來之後，曾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向人請教，很多人只看到過去宜傳有片麗性，過分強調了合作化的優越性，沒有充分講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難。這個意見， 我們是同意的。但是似乎還不止這一條，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提高有賴於勞動人民自覺的積累。這種覺悟也許不只是靠口頭上多講兒邊社會主義建設怎樣好就提得高的。關鍵問題在哪裡， 我們還不十分清楚。我們很希望關心這個問題的朋友們能多給我們一些指教。 1957年5月 284；
三訪江村費孝通著三訪江村① 從青年時代踏進這門學科，我就已經嚮往的榮譽，經過了半個世紀坎坷的道路，到了垂著之年，突然落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欣慰愧椒可能是形容此時內心感受最適當的語詞。去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通知我要我在今年冬季到倫敦來接受赫胥黎紀念獎章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古人云，“人遺有自知之明。”以我學術上的成就來說，我決不敢妄想和從這個世紀開始時起接受這獎章的任何一位著名學者相提並論。但是我一想到這個光榮榜上開始列人中國人的姓名時，我感到衷心喜悅。這表明了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學者們怎樣重視這門學科。今後的發展將有賴於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學者們的共同努力。我在這個體會的驅策下，欣然就道，來到我的母校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經過了35年，再一次站到這個講臺上來，雖然使我不勝遺憾的是已經不能再見到主持我那次大學演講的湯乃數授（R.H.Tawney）了。 提到湯姆斯•赫胥黎（Thomes H. Huxley），這是我們中國知識界熟悉的名字。早在1895年，我出生前的15年，他的名著《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已經由英國海軍學校畢業的中國清代學者嚴復用當時優美的古文翻譯出版，書名《天演論》。1976 年，又有人改譯成當前通行的白話文的版本行世。到今天來說，在 ① 英國皇永人類學會1981年赫膏梨紀念演講。 287 -
中國至少已經有四代人受到這位英國學者的影響了。為紀念他而設的講座名單上列人中國人的姓名，可以認為是對這位人類學的 •先驅者在全世界人民思想上所起的促進作用的歷史肯定。榮譽屬於這位先哲的本人。 坦率地說，使我發愁的倒是我自已能在這個莊嚴的講臺上講些什麼來報答同人們對我這樣殷切的期待？在這裡我不能不感謝今天在座的我的老師雷蒙德•弗思爵士（Sir Raymnond Firth）。他在今年6月裡，遙感到我的困難，伸出了援引的雙手。他來信說： “我看到你還沒有決定在你的赫黎講演裡將對我們說些什麼。…•在我心中湧現的各種意見中，有一種也許更突出一些的是講講你對開弦弓村1938年以來所發生的變化的看法。”開弦弓村是我在1936年調查過的一個靠近我出生地江蘇吳江縣的農村， 想用它來代表這一型別的農村，我給它一個“學名”叫“江村”。後來我到這個學校來上學，就在馬林諾夫斯基教授（B. Malinonski） 的指導下，根據這個農村的調查材料寫成論文，1938年出版，書名 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文稱《江村經濟》。 在我收到這位老師的來信之前，我早已有意想在我的餘生中寫一本書，敘述這個農村的新而貌。今年10月我有機會借同我在上述書中提到的那位姊姊，現在已經78歲，一起去開弦弓村走了一趟，當然說不上什麼實地調查，事實上只可以說是回鄉探親。多親們的熱情是難於形容的。我完全沉浸在友誼的海洋裡。這種感情的餘波，也使我忘記了今天我是在一個學術的講座上。我懇求你們的寬容，讓我講一些只適合於朋友間茶餘酒後的談話，為大家擺一擺這個已經為西方學者熱悉的開弦弓村半世紀來的變化、當前的問題和今後的前景。 288 -—- •；
莫里斯•弗裡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生前曾告誡進行微型調查的人類學者，不要以區域性概論全體，或是滿足於歷史的切片，不求來龍去脈。所以我必須首先指出，開弦弓村只是中國幾十萬個農村中的一個。（全國有大約500 萬個生產隊，江村現在包括兩個生產隊或兩個村。）它是中國的農村，所以它具有和其它幾十萬個農村的共同性，它是幾十萬箇中國農村中的一個，所以它同時具有和其它中國農村不同的特殊性。我認為只要把它在中國農村中所具有的共性和個性實事求是地講清楚，也就可以避免弗裡德曼所指出的錯誤了。 開弦馬村處於蘇杭之間，太湖之濱。古語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指出了在經濟上這是中國的一個富繞地區。不僅因土地， 肥沃，水源充足，農產較高，而且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副業和手工業也較為發達。這個特點已有很長的歷史，一直維持至今。按1979 年全國抽樣調查了70萬個生產大隊，該年個人平均年收人不到 100元。①而開弦弓村所在的蘇州地區1980年個人平均年收人約 250元。這地區在經濟上佔先的地位是明顯的。開弦弓村在蘇州地區幫處於中級，個人平均年收人接近300元，略高於這個地區的平均數。我們抓這個在全國居上游，上游中又居中級的農村進行解剖，就可以和比它好的和比它壞的農村相比較，從而看到當前中國農村經濟正在怎樣變化，要致富上升應採取什麼道路。 用開弦弓村作為一個觀察中國農村變化的小視窗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有近五十年的比較資料。我本人在1936年夏季蒐集過一些基本資料已如上述。1956 年5月現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 ①《中國衣業年鑑》，衣業出版社，1980年，第＄頁及第383 頁有關數字計算。 289 ---
任教的威廉•格迪斯（W.R. Geddes）教授訪問過這個農村，1963年出版了 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生活》）一本專刊。我本人在1957年夏季又去重訪江村。這次調查的資料在過去動亂時期中己經散失，正在訪求中。今年9月， 美國馬利蘭州立大學的南希•岡薩勒斯教授（Nancie Gonzalez）訪問了這個農村。我本來打算同她一起去的，因病延期到10月才去成。我的訪問時期雖短，但還是蒐集了一些基本資料。 開弦弓村在這近半個世紀中所經歷的道路基本上是和中國的其它農村一致的，但是也有它的特點。我離開這村子以後兩年， 1938年日本侵略軍佔領了這個地區。我在1936年說當時中國的農民問題是個飢餓的問題，在經濟方面如果確是如此的話，從 1936 年到1949年農民的生活不但沒有改善而是更為貧困了。當時全村的土地已有56.5%被地主所佔有，75%的人家靠租田和借高利貸過日子。水利無人關心，太湖洪水一發，這些濱湖地區立即受災。農田的糧食產量逐年下降，畝產稻穀大約只有300斤，蠶絲副業幾乎停頓，加上苛捐雜稅，盜賊橫行，真是民不聊生。造成這悲慘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在上述書中歸結於土地制度和維持這種制度的政治權力。正如格迪斯教授書中所敘述的，1949年的解放，改變了政治權力的性質，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變了土地私有制，農民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從此中國進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必須在這裡指出，中國人民能取得政治權力和改變士地制度，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 土地改革後，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積極性空前高漲。若以土改完成後的1952年和1949年相比.全國平均糧食生產增長了42.8%，農民購買力提高了一倍。以開弦弓村來說，1936年的 290
糧食畝產量是300斤，1952年據格迪斯教授的數字是500斤，增加了 66%。如格迪斯教授所記下的，這個村子完成了合作化後， 糧食產量繼續上升，到1955年已達畝產560斤。1956年就是合作化後一年，當時農民給格迪斯教授的預算該年畝產量將達700 斤，那就是比會作化1955年增加 28%；比1952 年增加42%。 這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52年只增加14%，①像現在一樣，開弦弓村當時在全國範圍內是屬於上游的。 1958年開弦馬村像中國的其它許多農村一樣建立了人民公社。由於當時在生產上提出了過高的指標，經濟上搞平調，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使生產受到挫折，糧食反而減產，社員收人減少。 到1960年加上了若干其它原因，全國陷入困難時期。在最嚴重的時刻，像開弦弓村這樣的農村也發生了人口外流的情況。但是在開弦弓村這種情況扭轉得比較快，1962年已經糾正了一些過左的措施，規定了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和實行了計件工分制。同時還開展了農田基本建設：平整土地，開通溝渠；又推廣機電排灌，基本上消滅了我在上述書中所描寫的那種用人力踏水車的傳統方法。 從1962年到 1966年，全國大動亂開始前的4年中，開弦弓村糧食產量平均遞增率是8.25%，又因恢復和發展了蠶桑生產的傳統副業，個人平均收人在1966年達到119元。社員們至今把1962年作為生活進人富裕的轉折點，他們用最簡單的話來表達說：“從那年起我們每天吃三頓乾飯”。“三頓乾飯”是說一個壯勞動力一天要吃 2市斤糧食。 1966年到1976年，這個全國大動亂時期，農村經濟受到的破 ①《中國農業年鑑》，1980年，第34 頁有關數字計算。 291；
壞看來並沒有城市裡所受的那樣嚴重。但是由於強調以糧為綱， 集體副業和家庭副業都受到了限制，加上管理上強調統一指揮而不考慮各地區的差別，即所謂“一刀切”，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所謂“吃大鍋飯”，衣村經濟進人了停滯狀態。以開弦弓村來說，1966 年到1978年的12年中，糧食總產平均增率是3.95%，不到大動亂前的一半。由於單打一抓糧食，忽視了工、副業生產，與糧食生產上忽視了節約成本開支的重要性，加上人口增長，個人平均年收人一直徘徊在114元上下，也就是停在1966年的水平上。 這次全國大動亂在農村中的消極影響到1978年底才得到全面糾正，中國的農村經濟又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我繼續講到這幾年在開弦弓村見到新氣象和新問題之前，我想插進一段講一講影響著農村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它就是人口問題。 從1949年解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顯著的改善，面同時人口也有較快的增長。1917年，中國人口有4.4憶人，32年後（1949年）人口增加了1億，達5.4億。 又經過了32年，1980年末估計中國人口已近10億，約佔世界人口的22%，在這段時期裡，中國人口增加81%，每年平均增長 19%。這樣多的人口，分佈又極不均勻，90%以上分佈在中國的東南半壁，東南一半的人口密度10倍於西北半部，其中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00到500人，是世界人口最密樂地區之一。 開弦弓村就在這人口最密集地區。我在1939年得到當時這個村子的人口數字是1,458人，格迪斯教授得到 1956年的數字是 1.440人。雖則由於該村行政地區劃分略有改變，在比較人口數字時還需要加以校正，但已有的數字可以說明在這一段時間裡，開 292：
弦馬村在抗戰時期可能由於戰爭的影響人口有所下降。而且解放後在全國人口開始暴漲的最初8年（1954-1957年全國出現第一次人口高潮，每年平均增長24%），開弦弓村人口卻比較穩定。我至今還沒有找到1957年1965年這段時期的人口資料，而這正是它的人口開始上升的時節。1966年開弦尋村人口已達到1,899 人，比1956 年增加459人，即31.9%，增加率甚至超過了全國的平均數，出現了人口暴漲。 對於開弦弓村這個特殊現象的解釋還有待於令後的研究。但是現在可以提到的是，我在上述書中已經講過的，這個村子的農民長期以來存在著人口控制的習慣。我在這次訪問中曾追問他們為什麼後來拋棄了這個習慣而讓人口暴漲呢？他們給我的解釋首先是政府禁止溺嬰，所以兒童多了，後來群眾有了節制生育的醫學方法之後，兒童還是比較少。這種解釋是否可靠還待調查。但是這表明這村的農民並沒有改變對人口需要控制的傳統觀念。 當前開弦弓村的人口 2,308人，和1936年或1956年相比，只增加約60%，和全國在相同時間裡的增加率相比應當說是比較低的。在這個增加率中除了出生數增加外，還有死亡數降低的一方面。這方面在我這次訪問中印象很深，不僅是我還能找到許多30 年代相識的老鄉，而且從人口資料中看到在70 歲以上的人數， 1936年是17人，而現在卻有114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科醫療衛生事業的改善改變了過去多生多死的控制人口的公式。在早就意識到人口壓力的開弦弓村，用科學方法進行的計劃生育正符合人民的需要，這使得這村的幹部在答覆我問到最近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情形時，很有把握地說：“這在我們這裡是沒有多大困難的。”人口統計也證實了這一點，自從 1977年以後不僅增長率已經 293
降低，而且已出現過負號的年頭。 我不敢說在開弦弓村所見到的人口現象在全中國有多大的代表性。從已有的資料看來，開弦弓村的歷年人口的變化和中國全部的人口變化兩者之間的差距是相當大的。但是即以開弦弓村的情況來看，中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夠嚴重的了。在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從個體經濟進入集體經濟的過程中由於社會安定，生活有了保障，人口激增如果不及早預防是不容易避免的。 由於人口增長過快，影響了個人平均佔有農產品的數量。儘管解放以來，我國農業生產有相當大的增長，它的增長的速度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但是由於人口畢竟增長得過多，個人平均糧食配額就不容易提高。例如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000多億斤，比1949年增長了 169.2%，但按人口平均，僅增長52%。①經過解放以來的三十多年到1980年，中國穀類的個人平均配額僅約有580斤。一部分農業落後地區還不能自己解決糧食問題。然而，開弦弓村由於土地相對肥沃，人口相對增加得慢一些，情況就顯然不同。1962年已實現了“三餐乾飯”，1980 年個入平均實際得到的糧食（包括口糧及副業的糧食津貼）已接近1,000斤；除了自已充飢之外，已有餘糧眼養豬、雞等家畜，提高家庭收人。從這個小窗戶裡去看全國形勢，且不論入口壓力對教育和就業的影響，單是為了解決賴食問題，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也是很顯然的。 然而，無論我們現在採取任何有效辦法來控制人口，以全國來說，10億人口這個數目決不容易在短時期內有所減少。據最樂觀的估計，到本世紀末，中國入口將達到12億。此後，如果政策對 （D《中國農業年鑑》，1980年，第34 頁有關數字計算。 294 -一頭，也許可以開始穩定和下降。現在這10億人口中有80%住在農村裡。因此，我們必須從這個基本事實出發來考慮今後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回想起我自己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認識，《江村經濟》確是一個重要的起點。在這本書裡我注意到中國農村裡農業、家庭副業、鄉村工業的關係。我的姊姊用了她--生的歲月想從改進農村裡的副業和工業，來幫助農民提高他們的生活。1938年我從倫敦回國，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雲南省的內地農村進行社會調查，使我進一步看到在一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的國家裡，要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重點應當放在發展鄉村工業上。我在Earthbound China（《鄉土中國》）一書裡明確地提出了這個見解。1957年我重訪江村，看到當時農業上有了發展，我感到高興，但是為那種忽視副業和沒有恢復鄉村工業的情況而憂心仲仲。現在，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我當時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這次短短的幾天訪問，由於激動人心的巨大進步以及令人陶醉的家鄉情誼，使我擔心我的觀察是否會超越了科學的界限。中國有句諺語：“旁觀者清”，我高興地知道在我回鄉前大約10天，親自到開弦弓村觀察的岡薩勒斯教授將有機會用她所觀察的事實來講述她的見解。但是我也不願意錯過這個機會，把我在這次訪問中得到的一些看法，在這裡傳達給關心中國農民生活的朋友們。 我在這個講演開始說明開弦弓村在全國的地位時，已經說過 1980年這個農村個人全年平均收人已接近300元，位於全國的前列，大約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所以它在中國可以稱作屬於富裕的一類。但是開弦弓村達到這個水平還只有3年。3年前，1978 年個人平均收人還只有114元。為什麼在這幾年裡這個村子的農 295
民會這樣富裕了起來呢？ 開弦弓村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於1979年以來貫徹了黨的三中全會決定的政策，改變了農村經濟的結構。那就是糾正了片面地發展糧食生產，而落實了多種經營的方針，大力發展多種多樣的副業，不僅包括已納入集體經濟的養蠶業，而且擴大了各種家庭副業。在我30年代到的養羊和50年代見到養兔，現在已成了家家戶戶經營的副業，並且已是家庭收人的重要部分。以養兔為例，養一隻長毛兔，每年可以出售兔毛10元以上。面很多人家養五六隻甚至10只以上。全公社一共養兔10萬隻，一年總收人超過100萬元。各種家庭副業合在一起，個人平均收人1980年約 120 -150元，佔個人平均總收人的一半。 開弦弓村有一家，共三入，1980年出售肉豬9頭，養羊2只， 養兔8只，加上賣給集體的肥料和自留地所種的能出售的油菜籽等等，一年得到1,087元，他們從集體勞動工分（包括農業和集體副業）收人660元，每人平均收人是582.3元。這一家在開弦弓村還並不是突出富裕的人家：另一家，共五人，其中四個勞動力，1980 年收人2,429元，人均485.8元。這家全年日常生活費用是960 元，儲蓄 1,469元，預備添蓋房屋。 開弦弓村的老鄉一致同意，吃和穿，也即是溫飽，已經不成同題。現在主要的同題是住，也即是房屋和傢俱。岡薩勒斯教授能用她在農民家親自吃過的伙食來說出他們的水平。她會告訴你們所嚐到的使她稱賞不已的飯菜，並不是特地為她的訪問而準備的。 她常常在人家家裡談話到了吃飯的時候，主人按當地的習慣一定要留客共餐，那就可以吃到各家日常的飯菜了。 至於穿著，已經超過了保溫的要求。對於年輕人來說，時行的 296 - - •：
式樣成了主要的考慮。手錶對他們計時的用處可能還不及裝飾的功能；上一代的手鐲已讓位給上海牌的手錶了。在這一方面還是讓岡薩勒斯教授所攝的相片來替我說話為生動。 岡薩勒斯教授的相片也會告訴我們，我上述書中所附相片上的一些房屋至今還在，只是陳舊了一些。人口增加60%而房屋的增建卻遠遠落後。該村幹部提供我們關於住房的數字從1948年到1980年每人平均增加不到一平方米，全村增建一共不到100 間。我參觀了一個生產隊，十多家，擠在三個大門內，在30年代這裡只住三家人。建築房屋的困難，比如土地少，建築材料不容易買得到等等，我不在這裡多說。要說的是這個村子的老鄉手邊有錢能想到建築房屋，還是近幾年來的事。建造一間房要1,000元，一家至少要三間。在1978年前有多少農民的積蓄能達到3,000多元呢？而這幾年來，情況變了，農民現金收人多了，一年上千元的儲蓄已經不希奇。這些錢怎樣花呢？絕大多數的衣民的答案是居住更新。 這次訪問中特別引起我興趣的是農村中居住更新的過程一般是透過青年一代結婚的機會進行的。新婚夫婦需要單獨的臥室。 在房屋緊張的情況下，不是延期結婚，就得把老房間分隔。在開弦弓村老一代中確有一生娶不起老婆的人。這幾年農民具備了蓋新房屋的經濟條件時，凡是有兒子要結婚的就急於要擴建住所。過去一年中，靠河邊大約有250戶人家的幾個生產隊一共建造了50 間新房子，幾乎全是擴建舊宅的性質。因之，這村子房屋的佈局更見麥亂。新建房屋內床櫃箱桌等等用具也是大多在結婚過程中添置的。從訂婚到結婚這段時間裡，男女雙方的家長忙於張羅。由於開弦弓村是父系父居社會，所以提供房屋是男家的責任。些 297
無力提供房屋的男方，也有采取入贅方式，住到女方提供的房屋裡去。新房內的用具事實上是男女雙方合湊的，比例以女方經濟水平決定。名義上，男方要給女方一筆禮金，而這一筆禮金實際上是給女方準備嫁妝的津貼。這幾年經濟好轉後，女方提供的嫁妝，一般說來都超過禮金所能購買的東西。我們曾參觀過一家新房，凡是女方提供的嫁妝上都掛著—-條紅色絲棉，所以很容易看出男女雙方貢獻的比例。在這個新房裡，雙方的貢獻幾乎相等。我們得到的解釋是這地區女兒少，特別疼愛，所以出嫁時總是要盡力推備 —份豐盛的嫁妝。我們當場估計了一下全部用具和衣服的總值大約2,000多元。這個數字曾經引起結婚費用太高的批評。過於講究排場固然不好，但是也應當看到事實上這正是農村裡生活資料更新的重要過程。至於為了取得對男女間新的夫婦關係的社會承認而採取宴請親友的方式，由於傳統的好客風尚，有時末免花費得過分一些。 如果容許我過早地做一個估計，這三年來開弦弓村農民收人的增加，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透過結婚的過程而消費在家庭生活的物質更新上的。而這個更新過程又是從進入結婚年齡這一代開始的。就在我們參觀的新房屬間是老一代的臥室。在這間臥室裡我看到的是我幼時所熟悉的我祖母房裡的陳設，我祖母是太平天國時嫁到我家的。我直覺地感到過去農村裡生活物質基礎更新率是這樣緩慢，使兩代臥室的對比如此之鮮明。 上面所敘述的這段話，當然還要在今後進一步核實，並用正確的數字來表達，現在還不能說是科學的觀察，但是當我向老鄉們指出了他們正在進行生活基礎的物質更新時，卻接觸到了一個當前的實際問題。這兒年農村經濟從復甦到繁榮提出了許多新的問 298 -- -；
題，其中之一就是用普通的話來說，農民手上的錢怎樣花法？從全國來看，每年流人農村的貨幣達到幾百億元。用什麼商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呢？因此我們有必要去調查研究農民需要什麼，怎樣可以去指導他們的正當消費，這裡社會主義制度可以發揮它的優越性。 就在我們參觀新房的下一天，在一個和本村幹部的座談會上， 大家提出了許多問題：怎樣有計劃地進行農民生活資料更新？怎樣透過民主討論的方式制定各種房屋的結構和佈局？怎樣根據本村農民的財力，分期分批地按大家同意的規劃來有步驟地更新全村的面貌？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根據人民的需要來發動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來為人民群眾辦事。在這件事上，大家要我們人類學者幫助他們進行系統的社會學調查。我本人是心甘情願做這種能直接滿足人民需要的人類學工作的。 最後我想講一講中國農村中集體經濟的發展的前景。自從中國農村建立集體經濟以來，它一直是農村經濟的主要部分，至今還是這樣。1956年正當格迪斯教授去開弦弓村調查時，合作化運動已進人高階社階段，提高了集體經濟的地位。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農村中的個體經濟已微不足道。直到 1978年開弦弓村和中國的其它農村一樣，農民的收人幾乎全部依賴集體分配所得，按各人在集體經濟中所貢獻的勞動摺合成工分計算。但是一度在平均主義的左傾思想支配下，農民所得的工分並不能正確反映他所付出的勞動，所以出現了違犯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的所謂“吃大鍋飯”的偏向。在這個時期，作為個體經濟的家庭副業受到極大的限制，甚至遭到禁止。1978年才改變了這種抑制農民積極性的錯誤政策，恢復和發展了農民的家庭副業，因而使農民的收人有了 299
顯著的增加。 但是這種承認農民個體經濟的作用並不是否定了或削弱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相反的，由於農民生活的改善，生產積極性的提高， 同時也促進了集體經濟的發展。中國的農業和鄉村工業主要是屬於集體經濟的部分，它們的性質一直沒有改變。1981年起所實行的責任制也只是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根據各地生產技術和群眾的覺悟水平，改善經營方式和貫徹接勞分配的原則罷了，並不是經濟制度性質的改變。 在這裡應當說明的，上面所提到的農民收入中副業部分的增加，並不反映這個農村結構的全部情況。列人農民收入中的副業部分，只是指從個體經濟中得到的副業收入，農民從例如開弦弓村的養蠶業等集體副業中所得到的收入是包括集體分配部分之內的。集體經濟的總收入中只有一部分按勞分配給個人，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作為集體事業的經費、社群公益費用和用於更新、擴充套件生產的投資以及公共積果等。因此，我們不能直接從農民個人收人中家庭副業和集體分配所得的比例，得出在農村裡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重。當然，總的看來，這三年農民家庭副業收人的增加是可以說明農村經濟結構變化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個體經濟的增長。至於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相對比重，還需要進一步計算。 農村經濟結構另一方面的變化是農村集體經濟部分本身的結構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比重下降，副業有所增加和工業激增。 開弦弓村自從抗日戰爭時期起，合作絲廠被毀，桑田被破壞之後，蠶絲業就一暖不振。一直到1966年才恢復了集體養蠶的副業，使該村每入平均收人突破百元大關。但是農業和副業的比例還是懸殊，1966 年是87.8%比11.9%。 300
1968年開弦弓村開始重建繅絲廠，但是裝置和技術由於條件太差還趕不上抗戰前的合作絲廠。1975年鄉村工業受到重視後才擴充裝置和技術。1978年以後逐步發展，現在已成為一個有 200多工人的小型現代工廠，而且在出絲率上正在趕上日本的先進水平。1979年開弦弓村開辦了兩個豆腐坊和一個絲織廠。鄉村工業的發展使這個農村的集體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這村南部的那個大隊來說，1979年農業收人佔50%，副業收人佔 23%，工業收人佔 27%；1980年農業佔41%，副業佔 19%，工業佔 40%。這個結構變化是衣、副、工三方面都在增產中發生的。由於發展了鄉村工業，這個農村的農民 1980年每人平均集體分配達到了150元，比1978年前增加約三分之一。蘇州地區農村中集體經濟結構 1980 年是農業佔 19.6%，副業佔 13.2%，工業佔 67.2%，①所以開弦弓村在這地區鄉村工業發展上還是比較落後的。 在開弦弓村所見到的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在中國並不是個別的特殊現象。即使不能說中國幾十萬個農村都已發生這樣的變化，但是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村的共同趨勢。據瞭解，到1979年底為止，全國已有98%的人民公社辦起了集體企業，包括糧食生產之外的種植業、養殖業和工業。單以社隊工業計算，估計產值已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3%。 現在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窮隊和富隊之間相差的距離相當大。按人口平均最好的富隊已超過千元，而大約 ①《中國衣業年鑑》，1980年，第13頁。 301！！
還有四分之一的隊不到50元。①分析富隊之所以能富，最普遍的原因是開展了副業和工業，凡是單打一種糧食的大多屬於窮隊。 糧食價格過低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農業產量的提高在像開弦弓村這樣地區已經感到成本太高，以致出現增產不增收的現象。 中國糧食產量在過去30年中的不斷增長，以佔世界7%的耕地， 養活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認為是人類歷史的奇蹟之一，但是還要繼續增長，如果不改變經營方法至少是相當困難的了。開弦弓村在每人平均只有1.1畝水田的面積上，1980年生產1,510斤糧食，只留下660斤作自己的口糧，一半以上的產品提供給城市居民消費。這樣的負擔確實不輕。在耕地面積不能增加，單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辦法來解決供應糧食的任務，就開弦弓村來說可供挖掘的潛力，在近期內似乎已經不大了。要使該村經濟繼續繁榮起來就只有向副業和工業方向發展了。 開弦弓村副業的前途固然還很開闊，但是凡是要利用農業原料的副業，如豬與家禽的餵養需要糧食，養蠶需要桑葉，都已受到限制，而且這限制也將越來越大。開弦弓村蠶業的復興和增長主要是由於利用電力排水把原來被水淹的和易的土地開闢成肥沃的桑田。比如從絲織廠樓房上一眼就看得到的那片桑田，1936年我初訪該村時是一塊廢地，總面積在百畝以上，現在靠這片桑田養蠶，蠶繭收成每年達到3萬斤。但是今天還要增加桑田面積至少將和糧食產量一樣困難。 開弦弓村發展副業的前途看來是在尚沒有大量利用的湖泊和河流，1936年我見到的漁家現在已集中到太湖邊上，和這公社的 4《人民日報》，1981年10月22日，“蘇州地區選擇適宜本地的生產責任制”。 302：
其他民一起組成了專業的漁業生產隊。本村作為副業的業並沒有發展。近年試殖產殊的蛤蚌，已告成功，但尚未推廣。因此到目前為止開弦弓村副業增產的幅度並不大。 從農村經濟新結構中農、副、工三個方面來看，發展前途最大顯然是工業。鄉村工業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用本地區所產的原料加工製造，例如從養蠶、制絲、織綢、刺繡，到製成消費品，直接在市場上銷售。這在中國稱作“農工商一條龍”。另一種農村工業是為都市裡的大工廠製造零件。例如上海有一些縫紉機廠，腳踏車廠把零件包給社隊工廠。現在這種方式的鄉村工業還只發生在大城市的附近，而且還只是個開始，但是發展的前途是很大的。由於鄉村工業的發展，蘇州地區有些突出的農村已經出現農村居民職業結構的重大變化，就是主要從事工業的人口在比例上超過了主要從事農業的人口，或是說在農村裡用在工業上的勞動力已超過了用在農業上的勞動力。最高的記錄已達到4:1的比例。當然，這種例子的社群還稱它為農村顯然不太合適了。 我覺得特別興奮的是在這裡看到了我幾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標已在現實中出現，而且為今後中國經濟的特點顯露了苗頭。在人口這樣眾多的國家，多種多樣的企業不應當都集中在少數都市裡， 而應當儘可能地分散到廣大的農村裡去，我稱之為“工業下多”。 工業下鄉同樣可以在國家經濟結構中增加工業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佈上卻不致過分集中，甚至可以不產生大量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在這個意義上，為具體實現工農結合，或消除工農差距的社會開闢了道路。 雷蒙德爵士為我這次講演出了這個題目，要我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裡講述開弦弓村近半個世紀的變化，我在時間的控制上和 303
內容的選擇上，顯然都沒有能遵守我老師的指示。如果還能給我補救的機會，那將在離開我開始在開弦號村調查之後的50年，到那時候（1986年）即使我不能再在這個講臺上做一次補充演講，希望一本《江村經濟》的續篇可以在那個時候送到在座的朋友們的手上。我這個希望的根據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研究所在我出發來倫敦之前已經作出決定，將在開弦弓村建立一個社會調查基地，一個可以進行繼續不斷地觀察的社會科學實驗室。如果這個社會調查基地能順利地建成，透過年輕的研究工作者的集體努力，我相信剛才許下的願是可以實現的。 我感謝皇家人類學會同人們對中國農民的關切，並給我機會就我自己所看到的事實，敘述他們怎樣在30年裡建成安定、繁榮的社會主義農村。開弦弓村的父老們知道我要來倫敦作這次演講，特地叮囑我，把他們向你們的問候親自帶給你們。謹祝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不斷增長。 304： 附錄：重讀《江村經濟•序言》 去年在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召開的高階研討班上我許下一個願，要在90年代餘下的幾年裡對自己—-生中“已經寫下的東西多看看，反思反思，結結賬”。 ”。而且還說“我想結合《江村經濟》寫一篇關於馬老師論社會和文化變遷的文章”。許下的願還得及早還清。半年多來心上老是掛念著這篇欠賬。人世紛擾，抽空下筆的閒暇不多。說實話，我送出該書中文版的清樣以來的10年中， 還沒對這本書從頭到尾重讀過一遍。在1986年中文版釋出會上， 曾說“槐赧對舊作，無心論短長”，這種心理長期來尚未克服。這次為了已經當眾許下了願，不能不硬著頭皮，重新讀一遍。 一重讀舊作，開卷就是馬林諾夫斯基老師為這本書寫的序言。 這篇短短8頁的文章裡觸及到社會人類學裡許多至今還應當反覆琢磨的基本問題。我想就在這些問題中挑選一些出來，談談我經過60年的實踐後的思考。我原想用《重讀《江村經濟》》作為本文的題目，現在既把範圈縮小了，題目也得改為《重讀〈江村經濟•序言》。 關於我寫這本《江村經濟》和馬老師為此書寫序言的經過，我在1962年寫喲《留英記》（收入《芳草天涯》第一篇）中已有交代，在 305
此不必再重複，於是發生了我這篇文章從何下筆的難題。正在勝躇中，我突然想起不久前有一位朋友送我一篇 1962年倫院（L.S. E.即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紀念馬老師的演講會上宣讀的一篇講詞的複製件。講員是英國人類學者弗裡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講詞的題目“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這篇講詞正好給了我-•個下筆的人口。 先交代一下這位作者和這篇講詞。 我沒有見過這位弗裡德曼教授，但80年代我又獲得出國訪問的機會時，在國外一路聽到許多同行朋友談到關於弗裡德曼的話。 語氣中都為我沒有見到這位對中國社會文化研究具有突出熱情的社會人類學家而惋惜，甚至有人聽我說還沒有讀過弗裡德受的著作感到奇怪。事實是這樣：我於1948年暑期離英返國後，由於戰爭的原因，我和國外的學術界已無法繼續來往。大概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這段時間裡，弗裡德曼在英國人類學界初露頭角，而且名聲日著，1962年已在高規格的倫院紀念馬老師的會上發表講話。聽說後來1968—1970年曾一度當過倫院人類學系主任，成了馬老師的接班人之一。他極力提倡研究中國社會文化，而且身體力行，做出成績，獲得“漢學人類學家”的名聲。他培育了一批對中國社會文化有研究興趣的社會人類學者，甚至有人認為他實現了馬老師曾表達的願望，開創了一代用社會人類學方法研究東方有悠久歷史的國家的社會文化的風氣。但不幸他在1975年過早逝世了，享年55歲。那時正在“文革”末期我剛從幹校回到北京不久，還帶著“脫帽右派”的帽子尚未恢復正常的社交生活。如果他能增壽10年，有機會來華，想來我們雙方都會感到知已難逢，相見恨晚了。但天不作美，良緣難得，交臂錯失，只能說具天意了。 306； ••" '
再說他在那篇講詞的題目坦率指出了社會人類學門學科的 “Chinese Phase” ’。這個提法怎樣譯作中文？據《英華字典》phase 有兩解：一是方面，一是時期。用方面來譯，意思是在社會人類學中有研究中國的一方面，那是比較普通的譯法，因為一門學科可以有多個方面。如果譯作時期，意思就有中國研究可以成為這門學科在一定時期裡的主流，那就有一點自負的味道，至於譯成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代，那麼這個味道更重了。我傾向於用“方面”，但用 “時期”也不能說超越了弗裡德曼的本意，因為我讀了他的講詞，覺得他是有點想把馬老師在序言裡所提出的“社會學的中國學派” Chinese School ol Sociology 提高一下，把研究文明國家的社會文化作為社會人類學的奮鬥目標。這是弗裡德曼的“預言”。他們兩人都壽命不夠長，沒有看到所預言的“學派”或“時期”實現於世，令人遼憾。 有人稱弗裡德曼為“漢學人類學家”，我也想加一點註釋。這個名字是最近我從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王銘銘同志的一篇《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一文（《人類學與民俗通訊》，第 20—21期）看到的。原文是：“後來，弗裡德曼成為了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或稱“漢學人類學家”）共同推認的學術導師” o 漢學人類學的英文對譯我沒有見到過，這可能是由於我和外文資料接觸太少所致，如果在英國此詞現已流行，則弗裡德曼所說的 Chinese Phase 確應譯作“中國時期”甚至“中國時代”了。 這裡插入一段有關掌故可能會有些啟發。西歐各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已有好幾個世紀，一般包括在東方學 Oriental Studies 內，研究中國的東方學稱 Sinology，這類學者稱作 Sinologist。漢學或東方學來源於此。記得我在《留英記》裡說過，我在接受博士考 307；
試時，有一位考官是羅斯（Sir Denison Ross），就是一位當時有名的東方學者。馬老師事後曾為我解釋說，關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有需要得到東方學者的認可。可見直到30年代中國文化的研究在英國還屬於東方學者的“領地”。但是馬老師取得羅斯的同意把社會人類學跨進了這種學術王國裡的傳統界線。弗裡德曼接著在 60年代就在這塊園地上撐起了“研究中國的人類學”甚至有人稱之為“漢學人類學”這面旗子了。如果東方學者不出來抗議，就表明英國學術界裡發生了變化。 二弗裡德曼是想緊緊抓住了馬老師在《江村經濟•序言》開始就說的該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這句話作為在社會人類學的領域裡開創-個新風氣的根據。這個新風氣就是從過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蠻人”的牢籠裡衝出來，進人開闊龐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 不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社會或文化人類學在30年代前一直是以當時破歐洲人稱為“野蠻人”作為研究物件的。他們把“人類學” 實際上等同於“野蠻學”，但並不覺得這是對人類學的諷刺。馬老師是在這陳舊的空氣裡薰染成長的，當他發表他的成名之作時，竟也把“野蠻人”這個我們現在聽來十分刺耳的汙辱人的名稱用在他所著的書名裡，但他醒悟得比別人早些，並公開發出了預言說：“未來的人類學不僅對塔斯馬尼亞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亞的特羅布裡恩德群島人和霹靂的俾格米人有興趣，而且對印度人、中國農民、西印度群島黑人、脫離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樣關注。”他在 308！ 給《江村經濟》寫序言時，就引用了這句預言，並表示終於看到了這預言開始實現的喜悅。至於這創預言原來的出處，在序言中並未註明。 其實他這句預言是用了極為溫和的口氣表達的。只希望人類學對當時被劃分為文野的兩類人等同“關注”。這種口氣相當於為人類學開闊一個研究的“方面”。60年代弗裡德曼用的 phase 一-字就注人了“新時期”甚至“新時代”的意味了。這30年裡怎樣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我不能不想起就在這30年裡發生過解動全人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大戰使大英帝國瓦解了，世界各地被殖民主義壓迫下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類學者還想用過去那種氣勢凌人地到原來殖民地上的人民中間去進行所謂調查研究的田野作業，免不了要吃閉門羹了。這是大勢所趨，人類學這門學科要能繼續生存下去，就得另闢路徑，開拓新的研究園地。這時自會有人想起馬老師的預言。當時在倫院人類學系後來接班當主任的弗裡德曼反應得比較迅速，跟著馬老師指導的方向， 看到了中國，想一舉而抹掉“文野”之別。現在又過了30多年回頭看，他未免急躁一點，在當時要樹立起“社會人類學中國時代”或 “漢學人類學”，條件似乎不夠成熟，以致壯心未酬，齎志而歿。文野這條人為的鴻溝仍未填平。 馬老師在序言裡提到這預言時，心裡明白要跨過這文野之別並不是那麼輕鬆容易的。他在序言裡接著說“這一段引語中包含著對現代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提出了重要基本要求，研究文化變遷、文化接觸的現象、現代文化的傳播”。他在寫序的當時自己就在非洲研究現代各民族的關係、觸及現代文明和土著文化中間這條文野鴻溝，也而對著一系列對他原有實地調查方法和理論的挑 309 •'
戰。他也明白自己的探索就會在這條路子上爬上一個臺階，他要為人類學更上這層樓，從對野蠻人的研究過渡到對文明人的研究， 築好一頂樓梯。但是由於壽命的限制，只遺下了一大堆殘稿，後來，雖經他的門生於1945年整理成了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一書，但他想建立的這頂樓梯還只是一個初步設計的圖稿，留下許多空隙沒有填實。 馬老師看重《江村經濟》的原因，到現在我才有了進一步的體會，可能是他在我這本書的骨子裡看到了一些所希望培育的苗頭。 也許他曾考慮過，吳文藻老師所帶領的這個小小隊伍有可能就是實現他的宏圖的一個先遭隊，為人類學跨過“野蠻”進人“文明”進行一次實地探索。我當時實在不太能領會他說“社會學中國學派” 時的期待心情。我曾多次坦白地說過，這本《江村經濟》在我是一棵“無心種下的楊柳”。當時我哪裡會有這種本領看出了馬老師的用心？經過了30年的坎坷境遇之後，才如夢初醒，在1985年不自覺地吐出“愧赧對舊作”這句話。今天又過了10年才進一步發覺當時感到愧赧的原因是辜負了老師當時的這片心願。能有此悟， 還得感謝弗裡德曼這篇演講的啟發。 三弗裡德曼在這篇演講裡，講到了馬老師離英後海外人類學者研究中國的企圖和困惑。馬老師這一代人在社會人類學裡奠定了著重“田野作業”的傳統，就是要從人們的實際生活中去觀察他們的社會和文化。這個“田野作業”的調查方法雖不能說是從馬老師開始，但他以後的社會人類學者都以他在特羅布裡恩德群島上士 310；
人中的實地研究作為範本。馬老師研究過的特羅布裡恩德群島上的土人是世世代代在這小島上生活的人，為數不過幾千人，長期和外界隔絕，往來稀少，有一點像陶溯明所描寫的桃花源裡的人物。 像馬老師這樣有經驗的人類學者在這島上住上幾年，用當地土語和當地土人親密往來是不難做到的，可以說具備親自接觸和參與當地土人生活的條件，這就是為社會人類學者採取田野作業佈置下的理想環境。馬老師充分利用這些客觀條件結合了主觀的才能和努力，為社會人類學提升了一個階段，走出書齋進人田野。 現在要從這種對過去曾被稱過“野蠻人”的研究所用的田野方法去研究“文明人”行得通麼？這是一個想把社會人類學再提高一個階段必須解決的問題。馬老師在《江村經濟》的序言裡一開始就列舉若干他認為本書的優點，其中，第一點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多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他加上一句提醒西方的讀者說，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 上面的引語，我是用了中文版的譯本。原文中前一句是“It is the result of work done by a native among natives”。他寫完這篇序言後，特地打電話要我去他家吃便飯。在飯桌上邊吃邊談，談話中提到序裡的這句話時著重說明“native”意思是指“本地人”。我當時覺得這位老人家心眼兒真不少。他怕我見徑，因為在西方 native一詞通常帶著貶意，用來指殖民地上的野蠻人。當時我徑這位老師連這一點也值得要當面向我特地說明一下的麼？隨後我想起這次談話時，發覺西方殖民主義確已深人民間的語言感覺之中。我覺得這位老師還不明白我們中國人的心態。我們也有野蠻這個詞，不過只指粗無禮，並不是人格的區別，更不觸及人的尊 311 ⋯—：
嚴，不等於說“你不是人”。而西方把文野區別提高到了人和不是人的界線。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能看到至今還十分嚴重的西方種族矛盾的心態根源。說不定這個以種族絕滅到種族奴役為手段起家的現代西方文明會被這段歷史在人們心態裡的沉澱物所顛覆。 天道輪迴，報應說不定還是歷史的規律。 話似乎說遠了。但這次飯桌上的談話，還是可以和社會人類學的發展主題聯絡起來。我在這次讀這篇序育時，又深一層考慮到這位老人家既有用 native 這個詞來指我和我所調查的家鄉父老而怕我見怪之意，為什麼偏要用這詞，說這句話呢？看看前後文就不難明白這是有意說給有種族歧視的西方人聽的，尤其是西方人類學者聽的。這句話的前文是“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後文是“如果說人有自知之明的話，那麼，一個民族研究自己的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鉅的，同樣，這也是一個實地調查工作最珍貴的成就”。重讀生新意，聯絡著弗裡德曼的演說來看，馬老師死後，英國的人類學者中間對馬老師這預言的反響就真使我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最令人深思的：馬老師在上引這些話中明確反對的是“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提倡的是“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這樣明確的態度卻沒有灘人他的一些學生耳中。由於我長期沒有與國外社會人類學者有過深人接觸，對國外文壇不應憑傳說任意作出議論。事實是我實在還沒有聽說過國外的人類學家中有對自己民族或國家的人民進行過嚴肅的研究。我希望我這樣說是出於我的孤陋寡聞。但是反對研究自己社會文化的人卻是有的，比如利奇 （Edmund Leach）教授在1982年出版的“Social 312 …-—-—
Anthropology”裡明白表示，他根本不贊成一個初學人類學的人從研究自己的民族人手，就是說他懷疑本民族的人從餅究本民族能進人社會人類學的堂奧。我實在不明白他這種成見是否能說還是歐洲人的種族優越感在作弄他，連人類學者都跳不出這個魔掌？ 對此我們可以不去深究了。重要的是既然排除了自己的民族作為研究物件，而英美的人類學到他們這一代已面臨過去出人無阻的 “野蠻人世界”對他們關了門，除了回到書齋裡去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迫於無奈，這一代英美人類學者不能不轉向自己國土之外的文明世界了。 四弗裡德曼在那篇講演中提到了一系列在30 和60年代研究中國的英美人類學者，這些都是1938年我離開倫敦之後所發生的事。當時我已是西方社會人類學界的局外人，看了弗裡德曼這篇演講的複製件才得知有些西方人類學者把研究物件指向了中國。 我特別注意到弗裡德曼首先提到的是現在還和我通訊問好的倫院的老師弗思（R.Firth）教授，現在已是雷蒙德（Sir Raymnond） 了。他是最早賞識我這本《江村經濟》的老師。我在《留英記》裡已講過，我初到倫院時，他是系裡為我指定的導師。他和我商量寫論文的內容時，我先提出“花藍瑤的社會組織”，後來補充說我在來英之前又調查了一個家鄉的農村。他看了我兩篇節略後，建議我寫 《江村經濟》，我一直不明白他作出這個選擇時的考慮。現在聯絡了當時社會人類學的處壇來說，可以猜測他已看到這門學科正面臨從研究野蠻人轉向研究文明人的起點上。他這個選擇可以說是 313
扭轉方向盤的第一手。 弗裡德曼的演講裡提到一段我過去不知道的事。他說1938 年，應當是我在離英之後弗思曾寄了一篇論文給燕京大學出版的 《社會學界》，這一期還標明專門獻給“L.S.E.的人類學”。在這篇論文裡他提出了“微型社會學”的概念，用來專指馬老師所說“社會學的中國學派”的特點。馬老師的那篇序言裡曾說過“透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中文版第4頁）。六年後（1944），弗思又在倫院的講壇上再一次說微型社會學是人類學在戰後可能的發展方向。微型社會人類學是指以小集體或大集體中的小單位作研究物件去了解其中各種關係怎樣親密地在小範圍中活動。他加重了口氣說我想社會人類學者可以做出最有價值的貢獻或許依然就是這種微型社會學。他在 1952 年又強調了侷限於小單位的觀察有多種好處。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下面還要提出來討論。這裡要指出的是弗思把研究中國的社會人類學提高到了社會人類學發展方向上來了。從馬老師的 “社會學的中國學派”到弗思的“微型社會學”是一個飛躍，併為弗裡德曼後來提出的“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期”開闢了道路。 弗思教授不但在理論上作出先導，而且就在這時候準備在行動上付諸實踐，就是打算到中國來做“微型社會學”的試驗。他開始學習漢文漢語，據說後來他發現文漢語不容易在短期內掌握， 所以不得不改變計劃，半途在馬來西亞停了下來。1939年他選擇了馬來半島東北角沿海的吉蘭丹（Kelantan）地方的一個濱海的漁村開始用社會人類學方法進行微型社會學的田野工作弗思教授這次亞洲之行並沒有同我和吳文藻聯絡，當時我國對外通訊渠道已經斷絕。他改變計劃的原因可能並不完全是弗裡德曼所說的在語 314； i
言上的困難，而是當時的國際形勢。他啟程時日本侵略軍已攻佔了半個中國，前鋒已到達桂黔邊境，而日本還沒有發動太平洋戰爭，馬來西亞尚未進入戰時狀態。弗思教授就利用這短短一年多平靜的時期取得研究一個亞洲的漁村的機會。在日軍進入馬來西亞的1941年返回倫敦，編寫他那本 Malay Fisherman 的初版。大戰結束後，他於 1946 和1963年又兩次重訪這個漁村，改寫了這本微型社會學的代表作，正是在弗裡德曼發表那篇演講的下一年出版。 說來也很有意思的是，一向不主張人類學者從微小社群入手研究一個文明的大民族文化的利奇教授，自己卻利用參加英國軍隊進入緬甸的機會，大概在1940年前後，在中緬邊境開始研究緬甸境內的景頗族的山官制度（所著的書是1954年出版的）。他在英軍潰退時，靠我們的軍隊掩護，從滇緬路撤退，到達昆明時，我還在雲南大學教書，他的臨時住所就在翠湖邊，和我只隔了一條街。 可是他沒有通知我，以致我們兩人失之交臂，沒有見面。 在弗裡德曼的演講中提到的西方人類學者在1938年之後到中國來研究的還有牛津（Oxford）的紐厄爾（W.H. Newell），科內爾 （Cornell）的斯金納（C. W. Skinner），哥倫比亞（Columbia）的弗裡德 （M.H. Fried）和L.S.E 的克魯克（I.Crook）。在北京解放前不久， 芝加哥（Chi∞ogo）的R.Radfield，應邀來清華講學。他是繼R.Park 和A.R.Radcliffe-Brown 極力主張中國社會學和入類學者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有力支持者，不幸都沒有看到他們所催生的嬰兒的成長而逝世了。中國大陸解放之後，以上提到的這些西方學者除了克魯克之外都離開了中國。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才又有一些人類學者來華做研究工作。 315 -；
令人遺憾的是弗裡德曼在世時，至少在他發表這篇演講前，並沒有看到我1945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介紹我們抗戰時期在雲南內地農村調查的 Earthbound Chira —書，在他這篇演講裡只能說到我返國後在左右兩堵政治牆壁上撞破了頭，似乎從此休矣。這不得弗裡德曼，當時國際資訊遠不如當前這麼發達，曾有一個時候西方曾盛傳我已不在人世。但是馬老師讚揚的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在西方固然沒有得到響應，我們中國學者卻還守著他的遺訓，而且有所發展。他如果在世時能看到我們在中國做出的探索，也許對他所主張的“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期”可以提供一些有的支援。 我覺得抱歉的是在這篇文章中對弗裡德曼本人用人類學方法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成績不能多說幾句。一是因為我們並無一面之緣，第二是因為除了這篇演講的複製件外，我還沒有機會讀到過他的著作。我只能借上引王銘銘的文章裡的話來說，他是現在英國“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寂（或稱“漢學人類學象”）共同推認的學術導師。其影響至今不衰，他的後代現在已成為西方漢學人類學的中堅力量”。他在社會人類學歷史上的地位，這凡句話已足夠定論了。希望有一天我還能向弗裡德曼的原著認真學習，提高我對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科學認識。 下面接著我想就我自己實踐中得來的思考，對用人類學方法研究中國社會所需解決的幾個理論問題發表一點意見，我倒並不急於和西方人類學者對話，更不想抬槓，還是為了推進我們中國人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用此餘生作出一分努力。 316
五馬老師在《江村經濟•序言》中重提他的預言，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物件應當包括文明人，又鼓勵本民族人研究本族的社會文化。 如我在上節提到的，第一個在他指導下得到博士學位後來又成為他接班人的Firth教授曾依他所指出的方向，在馬來西亞用馬老師一貫強調的田野作業方法和功能主義理論，研究了一個海濱的漁村。他在實踐中提出了“微型社會學”的概念。微型社會學是以一個人數較小的社群或一個較大的社群的一部分為研究物件，研究者親自參子當地的社會活動，進行親密的觀察。在研究方法上還是等同於馬老師在特羅布裡恩德群島土人中和弗思自己在提科皮亞（Tikopia）島土人中所用過的田野作業方法。弗思的實踐認為可以證明這種微型社會學是可行的。實際上他是想在人類學領域裡一步直接跨過了我在上邊所說的“文野之別”。 他這樣一步跨越的試驗，基本上消除了西方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物件被困住在“野蠻人”裡的傳統桎梏。但是這也引起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方法上和理論上的問題。這些問題的來源首先是出於 “文野之別”的別在哪裡。我們不應過於簡單地以西方的種族成見一語把這區別子以抹掉。特羅布裡恩德群島土人和中國農民以及倫敦的居民存在著相同的一面是基本的，因為他們都是人，所以應當都是人類學的研究物件。這一點我在那篇講馬老師的文化論中已經說清楚了。我認為馬老師和功能論就是要想以一切人類文化都是人類依據自己的生物需要和集體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這種基本認識，來消除人文世界中本質上文野的差異，比如他批判了把理 317
知思考作為文明人所獨具的特性等，就是為“文野一致”論找根據。 但如果我們只講文野一致也會導致文野無別的錯覺，也就是忽視了人本身在文化上的演化，忽視了人的歷史。所以我們既要根本上肯定人類的一致性，也要注意到人類本身還是處在自然的演化過程之中。這個過程首先表現在人在發揮它生物遺傳的底子上創造的人文世界，因處境不同存在著各種不同的選擇。所以不同民族在社會文化上可以有差別。這種差別也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這種差別也曾引起了不同民族在過去的歷史裡產生了不平等的地位。我們不應當因為反對這種不平等而把差別也根本否定掉。我們既要承認文化本質的一致，也要重視文化形式上的差別。 • 我並不同意文化的發展是有一定不移的階段，但不同意完全是偶發的和無序的。從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看去總的來說大體上是，一個社群裡共同生活的人是由少而多，人所能支配的環境是由小而大，人和人的關係是由簡而繁等等，這些基本上都是日常可見的實際情況。即以 Firth 自己研究過的 Tikopia 人和馬來西亞漁民相比較，我想也會看到兩者在這些方面的差異。 人口既有多少，社群既有大小、社會既有繁簡，有人提出對“微型社會學”的責難就值得我們認真對待。責難是一個包括人數眾多、歷史悠久、文化複雜的民族或國家，只研究其中的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小社群，能不能瞭解這個民族整體的社會文化？這正是利奇教授在1992年所寫的 Social Anthropoloyh⋯•書中向研究中國農村的社會人類學者提出的責難。 利奇教授責難我們從一個小小農村人手研究中國社會文化時提出了的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群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我在1990年所發表的《人的研究在 318 §. i ^. -..
中國》-文中答覆了這個問題。我在當時的答覆中首先承認他的 “區域性不能概括全部”的定式，即方法上不應“以偏概全”，而提出了用“逐漸接近”的手段來達到從區域性到全面的瞭解。 後來我又提出在雲南內地農村調查的實際中採用的“型別”的概念，和在90年代城鄉經濟發展的研究中提出了“模式”的概念， 對區域性和全面的關係作了進一步的修正。我認為：“把一個農村看成是一切都與眾不同，自成一格的獨秀，Sui generis 也是不對的。 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條件下存在的，如果條件相同就會發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條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個型別。”（《人的研究在中國》，第6頁）以江村來說，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國所有的農村，但是確有許多中國的農村由於所處條件的相同，在社會結構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國全部農村的“典型”，但不失為許多中國農村所共同的“型別”或“模式”。 我這種思考，使我進一步擺脫了利奇的責難。我認為有可能用微型社會學的方法去搜集中國各地農村的型別或模式，而達到接近對中國農村社會文化的全面認識。 最近我在重溫馬老師的文化論時，又有所啟發。在人文世界中所說的“豁體“並不是數學上一個一個加起而成的“總數”。同一整體中的個體有點像從同一個模式裡印刷出來的一個個糕餅，就是這個別是整體的複製品。生在社會里又在社會里生活的一個個人，他們的行為以至思想感情的方式是從先於他存在的人文世界裡學習來的。學習基本上就是模仿，還加上社會力量對個人發生的規範作用，即所謂教育，社會用壓力強制個人的行為和思想納人規範中，一個社群的文化就是形成個人生活方式的模子。這個模子對於滿足個人生活需要上是具有完整性的，每個人生活然要的 319 -—！ -
方方面面都要能從這個人文世界裡得到滿足，所以人文世界不能是不完整的。關於這層意思我在關於學習馬老師的文化論的體會那篇文章裡已經說過，這裡不再重複了。 這樣看來，如果能深人和全面觀察一個人從生到死一生生活各方面的具體表現也就可以看到他所處的整個人文世界了。在實際田野作業裡，要觀察一個人從生到死一生的行為和思想是做不到的。所以實際研究工作是把不同個人的片斷生活集合起來去重構這個完整的“一生”，從零散的情境中，見到的具體鏡頭編輯成整體的人文世界。他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每個人在一定社會角色中所有的行為和感情都不應看作是“個人行為”，而都是在表演一套規範的行為和態度。我們都知道每個當父親的人在他當舅舅時就不是一個面孔。社會人類學者首先要研究的物件就是規範各個個人行為的這個“模子”，也就是人文世界。從這個角度看去，人文世界裡的“整體”必須和數學裡的“總數”在概念上區別開來。這是 “微型社會學”的基本理論根據。 利奇認為我們那種從農村人手個別社群的微型研究是不能概括中國國情的，在我看來，正是由於混淆了數學上的總數和人文世界的整體，同時忘記了社會人類學者研究的不是數學而是人文世界。其實利奇也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在自己的 Political Systerns of Highland Burma 一書裡所分析的克欽人的社會結構時， 也只根據他在緬甸的一部分被稱作克欽人的景頗族中所調查到的資料。他根本沒有對跨越中緬兩國的景頗族全部進行調查，而敢於下筆把在其中一部分克欽人中觀察到的政治關係著手分析解放前在景頗族裡廣泛實行的山官制度。他在社會人類學研究實踐中實際也是採用了“微型社會學”的理論根據：只要在一部分克欽人 320
中深人細緻觀察他們政治生活中所遵守的規範就可以用來概論跨， 越中緬邊境的景頗族的整個山官制度了。如果他有機會在解放後看到在我國境內的景頗族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他就可以說歷史的條件變了，所以兩地發生了不同的政治結構，而且進而可以用緬甸境內克欽人的山官制度來作了解我國境內景頗族區域自治的參考體系了。這種研究方法，我是可以贊同的。我也同意在人文世界裡不必去應用“典型”這個概念，道理是在人文世界有它的特點。 但是他在對待我們中國人研究農村時卻忘記了這一條研究人文世界的基本原理。 六既然我對利奇教授翻了一筆舊賬，對他提出的微型研究是否能概括中國國情的問題上發了一通議論，補充我在《人的研究在中國一文中未盡之意，不妨接下去對他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像中國人類學者那樣以自己的社會為研究物件是否可取？”也附帶說幾句。雖然不免是炒冷飯，炒炒熱可能也有好處。 利奇公開認為中國人類學者不宜從本國的農村人手進行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工作。這是他用委婉的語氣反對馬老師所讚賞的 “本地人研究本地文化”的主張。他批評若干本中國學者出版的研究中國農村的著作用為例證之前，有一段他自己的經驗之談。他說：“看來似乎是很可怪的，在親自具有第一手經驗的文化情境裡做田野作業，比一個完全陌生的外客用天真樸素的觀點去接近要觀察的事物困難多得多。當人類學者研究他自己社會的一鱗一爪時，他們的視野似乎已被從公眾的甚於私人的經驗得來的成見所 321：
扭曲了。”（第124頁） 他的意見簡單地說是自知之難，知已難於知人。這一點可以說和我國常說的“貴有自知之明”頗有相同之處。但這是一般印象的總結，並不是經過了實證性的分析推考得出的定論。 利奇也許心裡也明白他這樣說不一定站得住腳，所以翻過幾頁，在他逐一批評過了中國學者的著作之後，又把已說過的調子收了回來。在第127頁最後一段裡，語氣改了，“儘管我對直接對本人自己的社會作人類學的研究採取消極的態度，我依然主張所有人類學者最重要的見識總是植根於自我的內省。研究‘別人’而不研究‘自己'學術上的辯解是雖則我們起初把別人看成是乖僻，但到頭還得承認人們的‘異相怪樣’正是我們從鏡子裡看到自己的模樣”。這段話我覺得他說到點子上了。利奇畢竟還是馬老師的及門弟子，他儘管可以另有所好，但是功能派的一條基本“律令“他是丟不掉的，那就是“眾出於一，異中見同”。 利奇說人類學者的見識根源還是在自我內省。我想就這句話補充一些自己實踐的體會。我很贊同利奇從人類學者在田野作業切身的體會說起。我生平說得上人類學的田野祚業，只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廣西金秀瑤山，第二次是在江蘇江村，第三次是在雲南祿村。這三次都可以說是中國人研究中國社會文化。但是第一次我是漢人去研究瑤人。既不能說我是研究本土文化，又不能說完全是對異文化的研究。實質上我研究的物件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如果按我主觀的估計，同多於異，那就是說漢人和瑤人固然有民族之別，但他們在社會文化生活上在部分已十分接近相同的了。這是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一個特點，各族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同和相異之處，似乎不能簡單地以“本文化”和“異文化”的區 322
別來定位。 江村離我出生的吳江松陵鎮只有十多公里，同屬一個縣域，兩地居民說是同鄉，沒人會提出異議。但是我和江村的“鄉親”們能不能說在社會文化生活上只有“同“而沒有“異”呢？我覺得沒有人會看不到“異”的存在，甚至江村的居民也並不真的感覺到我是他們所說的“自家人”。即以語言說，儘管都是吳語，但是他們講的話我很多聽不太懂。我所說的，他們更不容易一下就明白。若說《江村經濟》是本土文化研究的代表作，我總覺得還不夠格。這裡所包括的複雜性，在下文還要細說。 再說祿村。祿村是我一位燕京大學同學的家鄉。他和祿村的關係有點近於我和江村的關係，但也不盡然。無論如何我和祿村居民又隔了一層，本村人間用本地話進行的親談雜語，我根本聽不懂。他們和我說話時也要改口打“官腔”，異於他們日常的用語。 《祿村農田》的本土性比了《江村經濟》又少了些。所以嚴格說兩者都還不能說是十足的“土生土長的人在本多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結果”。 如果我自己把這三次田野工作互相比較，我對所接觸到的人、事、物能心領神會的程度確是不同的。在江村，基本上我不必透過第三者的幫助就能和對方交往，在祿村就不能那麼隨心所欲了，在瑤山裡我離不開能說漢話的人的幫助。如果社會人類學的田野作業離不開語言作為取得認知的工具，我實在不能同意利奇所說的在熟悉的田野裡工作比在不熟悉的田野工作更困難的說法。 更進一步來推考，我們怎樣去認識一個和自己文化不同的所謂“異文化”的兜？我在學習馬老師文化論的體會中已經講過我怎 323 •. i
樣開始我在瑤山裡的“田野工作”的情形。我曾說：我記得最初在瑤山裡住下已是晚上，我們進入一間為我們準備下的小樓，頓時被黑黝黝的一群人圍住了，我們進入了一個“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這正是我們要認識的物件。怎樣辦？首先我們只有依靠在自己社群裡待人的經驗積他們作有禮貌的接觸。在和他們接觸中逐漸發覺這一群人對我們的態度，行為、感情都有差別。而且這群人之間相互對待也不相同。我們透過這些差別，用自己社會里看到過的關係，分辨出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和他們在這群人中不同的地位。我們首先看出了他們之間也存在母子關係，從母子關係再看出了夫婦關係等等。我把這段回憶在此重述，目的是要說明， 我是從比較自己熟悉的文化中得來的經驗去認知一個不熟悉的文化的。這是我認為就是利奇所說“反省”的一種具體表現。 當然這個認知過程並不是套取已知的框架，而是依靠已有的經驗和新接觸的事物相比較，起著參考體系的作用。兩者不同之如是作為參考體系的只引導在比較中注意新事物的特點，由相同引路，著重注意其樹異，就是作為認知的依徬，而不作為範本。如果遇到軼出於已經驗範圍的完全新鮮的事物，作為參考體系的已有經驗正可肯定其為新事物，而作為完全新的經驗來接受，擴大已有知識的範圍。用已有經驗作爹考體系，在心理過程上我認為就是利奇所說的“反省”。如果把這種參考體系本身有系統地綜合起來也可能就是馬老師所說的“文化表格”。馬老師是根據他本人的和其他人類學者的田經驗歸綜成一個可用以幫助田野作業的比較完整的參考體系。這個體系的原料是田野作業者的個人經驗， 個人經驗要個人反省才能表達出來。 社會人類學田野作業的物件，以我以上的思路來說，實質上並 324 -—…
沒有所謂“本文化”和“異文化”的區別。這裡只有田野作業者怎樣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別人的經驗作為參考體系，在新的田野裡去取得新經驗的問題。我們提出“社會學中國化“或本土化是因為當時我們中國學者忽視了用田野作業的方法去研究我們自己的中國社會和文化。我們絕沒有拒絕出生於異文化的學者來中國進行田野作業。如果要以研究者自己不同的文化出生來比較在工作上哪裡方便？根據我的經驗，只以傳媒手段的語言來說，本土人研究本文化似乎佔勝一些，當然還得看研究者革握當地語言的能力。至於利奇所提出的“私人的“或“公眾的“成見問題，我在《人的研究在中國》一文已經發表過我的意見。我認為這是個“進得去”—“出得來”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雙方各有長短。我不再重複申論了。 七用微型社會學的方法去調查研究像中國這樣幅員廣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的社會文化，不應當不看到它的限度。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弗思兩位前輩鼓勵我們的農村研究，以我現有的體會來說，其實不過是指出一條人手的門徑，並不是說要了解中國國情， 農村研究已經足夠。這一點無需我多作說明。如果要加一條補充的話，農村研究實在是瞭解中國國情的基礎工作，只從80%以上的中國人住在農村裡這一事實就足夠作為這句話的根據了，而且還可以說即是那小部分不住在農村裡的人，他們的基本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大部分還是等同於農民或是從農民的型式中發展起來的。因之至少可以肯定研究中國社會文化應當從農村研究人手。 到目前為止，對中國農村社群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還不多。這方 325 .
面工作自應更認真地繼續做下去。 如果再讀一下馬老師在《江村經濟•序言》裡所表達對“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所抱有的期待，就可以看到這種微型研究事實是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足之處。他說：“這本書，集中力量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方面。我知道，他打算在他以後的研究中說明關於崇祀祖先的詳細情況以及在村莊和城鎮中廣為流傳的關於信仰和知識等更復雜的體系。他希望終有一日將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綜合起來，為我們展示一幅描繪中國文化、宗教和政治體系的豐富多彩的面面，對這樣一部綜合性的著作，像這本書這樣的專著當是第一步。” 馬老師心目中我這本《江村經濟》只是一部綜合中國國情的鉅著的初步起點。他還為這部鉅著的內容做出了一個啟發性的提綱，就是除了我在《江村經濟》所勾畫的該村土地的利用和農戶家庭中再生產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基層結構和經濟活動之外還應當包括文化、宗教、政治等等方面的社會規範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敘述和分析，並且把這類研究成果綜合起來，成為一幅“豐富多彩的畫面”，其實他可能已看到要達到他的要求，當時我採用的微型研究的方法和理論是不夠的，所以像這本書那樣的著作只能是編寫這樣一部綜合的有關中國國情的長卷的起步工作。 如果把馬老師提出的要求作為我們的目標，我們不能不承認微型社會學的限度，承認限度並不是否定在限度內的成就和它的價值。以微型研究為“第一步”可以得到比較結實的基礎。我們應當從這基礎上走出去，更上一層樓。怎樣走，怎樣上，首先要在實踐中去發現“微型”的限制在哪裡。 我在上面各節裡已肯定了一個像農村一樣的社群可以作為社 326
會人類學的一個研究的適當物件，因為這個社群的人文世界是“完整”的，從功能上說能滿足每一個社群居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 Leach 說我這本《江村經濟》不失為一本功能主義的著作，雖則我並沒有把社會各方面的功能全面顧及，但是從整體出發有重點地敘述了這個社群的經濟生活，也就是馬老師所說的“農戶家庭再生產的過程”。我後來用建立型別來補充這種研究方法，用以區別於透過數量上的增加以取得總體的認識。 抗戰時期我在雲南內地農村的研究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型別這個概念，進行比較的研究工作。江村、祿村、易村、玉村等名稱就表示了我的研究方法。我認為可以從發現各種型別的方法逐步接近認識中國全部國情的目的，也就是透過“微型社會學”累積各種型別，綜合出馬老師所要求我做的那部有關中國文化和社會的鉅著。 直到80年代，我第二次學術生命開始時，才在總結過去的實踐中，清醒地看到了我過去那種限於農村的微型研究的限度。我在60年代提出的“型別”概念固然可以幫助我解決怎樣去認識中國這樣的大國對為數眾多、結構不同的農村的問題。但是後來我明白不論我研究了多少型別，甚至把所有多種多樣的型別都研究遍了，如果把所有這些型別都加在一起，還不能得出“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全貌，因為像我所研究的江村、祿村、易村，玉村等等的成果，始終沒有走出“農村社群”這個層次的社群。整個“中國文化和社會”卻不等於這許多農村所加在一起的總數。農村不過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基礎，也可以說是中國基層社群。基層社群固然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這基礎知識之外還必須進人從這基層社群所發展出來的多層次的社群，進行實證的調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層在內的多層次相互聯絡的各種社群綜合起來， 327
才能概括地認識“中國文化和社會”這個龐大的社會文化實體。用普通所熟悉的現成概念來說就是中國文化和社會這個實體必須包括整個城鄉各層次的社群體系。 在《江村經濟》中我早已看到江村這個村一級的社群並不是孤立和自給的。在這方面和太平洋島嶼上的社群比較，江村這一類中國農村的社群居民固然在本社群裡可以取得滿足他們基本的需要，但這些都不是封閉的社群，或封閉性遠沒有特羅布裡恩德群島土人或提科皮亞島土人那樣強。當然當前世界上絕對封閉孤立的人群已經可以說不再存在了，或是隻是極為個別的例外了，但在和社群外的聯絡程度各地方的情況可以差別很大。自從航海技術有了大發展以來，幾個世紀海運暢通。全世界的居民已拋棄了劃地聚居、互不往來、遺世孤立的區位格局，不同程度地進人了稀疏緊密不同的人和人相關的大網路。就在這個歷史的變化中，在農村社群基礎上發展出了若干農村間在生活資料上互相交換的集散中心的市鎮。 傳統市鎮的出現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在本世紀的近 100年裡，特別是近幾十年，中國傳統市鎮發生了巨大的變動。 城鄉關係已脫穎而出，成了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理論和實際問題。 城鄉關係不但把分散的自成一個社群的許多農村聯絡了起來，形成一種有別於農村的市鎮社群。它的社會和文化內容可以說是從農村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所以保留著許多基本相同的一面，但是又由於他作為一個社群的功能已不同於農村，因而也自有其不同於農村的一面，它屬於與農村不同層次的社群。 在研究方法上說，在研究農村這種基層社群時，只要不忘記它是有許多方面和本社群之外的世界相聯絡這一點，然後集中注意 328
力在本社群的自身，還是可以在既劃定的範圍內觀察到社群居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活動，並把本社群和外界的關係交代清楚，還是可以在這既定的空間範圍內把這個社群人文世界完整地加以概括。比如我在《江村經濟》中把居民依靠區外供應日常所需的油、 鹽、醬、醋、糖、酒，在“航船”的一節裡講清楚了，在江村的經濟體系中也不留下很大的缺漏。又比如在《祿村農田》裡把當地農業裡重要的勞力供應，說明是從附近各地集中到祿村來賣工的勞動市場裡得到的，而並沒有去追蹤這些出賣勞力的人的來源是外村的少數民族，也可以交代過去了。這些例子說了“微型社會學”雖則帶來了限制，如果說明把研究的範圍限於基層社群，這樣做法還是可以說得通的。但也必須承認這些“微型”資料是不可能綜合起來說明高一層次的社會情況。 如果我自己不滿足於完成一本不失為“功能主義的著作”或是還想沿著馬老師在該書序言中希望我能進一步完成一部有關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綜合性的著作，我就不能停留在這本《江村經濟》的著作上了，而且也不能只走“雲南三村”的老路，儘管這條路還應當走下去。為了更上一層樓，我就勢必走出農村社群這個範圍而從農村裡發展出來，為農村服務的市鎮社群拓我的研究領域了。 至於我怎樣從《江村經濟》裡走出來進人小城鎮的研究，這一段敘述，我覺得已超出了對《江村經濟•序言》的體會的範圍，儘管這一步還是從《江村經濟》的基礎上走出來的。我在去年年初寫了一篇《農村、小城鎮、區域發展》，可以作為本節的參考，在本文裡不再重複了。： 329 — -
八 “微型社會學”有它的優點，它可深人到人際關係的深處，甚至進人語言所難於表達的傳神之意，但是同時有它的限制。我在上一節裡指出了在空間座標上它難於全面反映和該社群有密切的聯絡的外來幅射，如我已提到的一個農村所倚賴的市鎮，和沒有提到而同樣重要的親屬和行政上的種種關係，這是因為社群是透過社會關係結合起來的群體，在這種人文世界裡謀取生活的個人已不是空間的一個點，而是不斷在擴大中的一堆堆集體的成員，就是在幅員可伸可縮的一堆堆集體中游動著的分子，這是很難用普通幾何學圖形予以表述的。 如果我們從空間轉向時間，社群的人文世界同樣是難用幾何形象來加以表述的。這正是社會人類學和歷史學爭論已久的問題的根子。時間本身，以我們常識來看，日換星移總是在一條線上向前推進，以個人生命經歷來說，從幼到老，不能倒流。這就是我們熟悉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後浪推前浪的程式。在西方拉丁語系的語言中的動詞還要用這個三分法來定式。這三分法就成了我們一般認識歷史的標尺。這種以時間裡執行的一切事物總是按照先後次序一幕幕地層次井然地推演的認識框架在社會人類學裡也就出現了所謂社會演化規律。把人類的歷史看成和其它事物的歷史一般像是一條流水線。這線又可以劃成若干段，一段接一段，如野蠻、未開化、文明等等。一個人不論生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根據他生活上一部分的表現，劃定他在歷史框架裡的地位，而推論他全部生活的方式和預測他的未來。這種方法的內容可以搞得很複雜， 330
其實把人文世界看得太機械化和簡單化了。 馬老師對這種機械的社會演進論是深惡痛絕的，但也由於他反對這種錯誤的歷史觀，又由於他主要的田野作業是在特羅布裡恩德這一個太平洋小島上居民中進行的，這些小島上的居民生活比較簡單而且看來長期沒有發生過重要的變動，以致他的著作給人一種印象就是研究這類居民的人文世界可以不必去追問他們的歷史演變，甚至誤解功能主義是非歷史主義的。功能主義確是主張一件事物的功能是它對人生活發生的作用，這裡所說的作用又被認為是這事物當地當時對個人需要的滿足。個人的需要持續的時間和包括的範圍也就威了人文世界的時間和範圍。因而被認為功能主義的社會人類學可以不講歷史。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馬老師在他的著作裡可以說確是沒有歷史的分析，但這是出於他所研究的物件首先是在他進行田野作業這段時間裡社會變動不大， 其次當地居民並沒有文字去記下他們的歷史和他們的歷史還是靠個人的頭腦裡記下的上輩人口頭傳下來的傳說。這就使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傳說分不清，以致這兩者之間在時間框架裡互相融合了。傳說有它當前的作用，滿足當前的要，並不一定符合已過去了的事物發生當時的實際。在瞭解當前的人文世界自應當把兩者分開而著重在當前發生作用的功能。這就出現了他強烈否定所謂 “遺俗”這一類“失去了功能的事物”，因而他被認為不注意在客觀時間中發生過的一般所謂“歷史“了。 以上是我個人的體會，就是說在功能的分析裡，一件人文世界中的事物都可以存在時間框架上的多重性，即我們習以為常的過去、現在、未來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上面我已說過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可以因當前的需要而和實際上過去的情況不相符合，而且在當 331
前決定個人行為的心理因素裡還包含著對未來的希望和期待。早在《江村經濟》•書的“前言”裡我也說過以下一段話： “任何變遷過程必定是一種綜合體，那就是：他過去的經驗，他對目前形勢的瞭解以及他對未來結果的期望。過去的經驗並不總是過去實事的真實寫照，因為過去的實事經過記憶的選擇已經起了變化。目前的形勢追並不總是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因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關係的影響。未來的結果不會總是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因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它許多力量的產物。…•.” 我全部引用60年前的話，因為這段話裡我表明了我們可以為常的時間的三分法，不能簡單地運用在分析變動中的人文世界。 我當時所說的時間上的“綜合體”，其實就想指出我們單純常識性的時間流程中的三分法是不能深人理解人文世界的變動過程，我在《學習文化論的體會》一文中所說“三段直線的時間序列（昔、今、 後）融成了多維的一刻”也就是這個意思。在這個問題上我總覺得不容易說清楚，所以反覆地用不同說法予以表述。 馬老師在《江村經濟•序音》中已說明了他對歷史的態度。“正因為那個國家有著最攸久的沒有斷過的傳統，要理解中國歷史還必須從認識中國的今天開始。這種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於現代中國學者和歐洲的一些漢學家所進行的以文字記載為依據的重要歷史工作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補充，研究歷史可以把遙遠過去的考古遺蹟和最早的記載作為起點，推向後世；同樣，亦可把現狀作為活的歷史，來追溯過去。兩種方法互為補充，且須同時使用。”（見本書第3-4頁） 馬老師當時已看到中國社會的特點是在它有考古遺透和文字 332
記載的悠久文化傳統。這是和殖民地.上土人的重大的差別。但由於自己沒有在像中國這樣的地方進行過田野作業，所以他只能做出原則性提示，認為歷史學和社會人類學應當是兩門可以互為補充的學科。至於在具體研究工作上怎樣合作和補充，他並沒有詳細說明。但這卻直接涉及到是否能應用“微型社會學”的方法來究中國農村的問題，或“從農村社群能否全面研究中國國情”的問題了。 以《江村經濟》來說我在關於歷史材料方面應用得確實很少， 而且很簡單。像在江村經濟中起重要作用的蠶絲副業，我只查了賴特（A. Wright）的一本關於20 世紀對香港，上海等商埠的印象記，和用了他1908年在這本書裡所寫的有關“輯裡絲”的一段話 •（見本書第11頁）。有關江村的人口數字我只用了1935年的普查數字。當然我在許多地方講到開弦弓的傳統時，除了我從現場視察到實事外，也以我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來加以說明，而我的生活經驗最早只能推到 1910年。總括一句我在這本書裡並沒有如馬老師所說的結合了歷史來進行的。我自己也多次說所寫的這些記錄今後將成為歷史，時至今日這本書確可以說是一本記載了這個村子的歷史。當時是活歷史，現在只能是已過去了的歷史，所以決不能說是結合了歷史的社會學分析。 在實踐中我不能不懷疑像《江村經濟》一樣的村-級“微型社會學”調查、社會學和歷史學結合的田野工作是否切實可行？同時我是贊同馬老師所說的話，要讀這部歷史得有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從文字和實物中得來的有關過去情況的知識作為補充。至少我認為今後在微型社群裡進行田野工作的社會人類學者應當儘可能地注重歷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歷史學者合作，使社群研究，不 333；
論是研究哪層次的社群都須具有時間發展的觀點，而不只是為將來留下一點歷史資料。真正的“活歷史”是前因後果串聯起來的一個動態的巨流。 九寫完了上一節我總覺得意猶未盡，問題是在對馬老師的“活歷史”怎樣理解。序言裡的原文是“History can be read back, taking the present as its living version”。（原書 p. xxii）中文版的譯文是 “可把現狀作為活的歷史，來追溯過去”。我心裡對這句話反覆琢磨，想進一步體會馬老師的原意。從我所理解的馬老師對文化的分析中可以說他是著重從活人的生活中認識文化的。在活人的生活中他不能不看到很多行為和思想是從前人學來的，這裡見到了文化有傳統的一面。文化是在時間裡積累而成的，並不是一切都是現在活著的人自己新創的。如果從上節裡所說到的昔、今、後三段的直線延伸觀念來說，就得承認今日的傳統就是前人的創造和昔日傳下的“歷史”了。這樣的思路就會給馬老師一向反對的“遺俗”這個概念一個結實的基礎。為了否認從今日文化裡的傳統拉出這條一線三維的時間序列，他提出了“活歷史”的概念。“活歷史”是今日還發生著功能的傳統，有別於前人在昔日的創造，而現在已失去了功能的“遺俗”。傳統是指從前輩繼承下來的遺產，這應當是屬於昔日的東西。但是今日既然還為人們所使用，那是因為它還能滿足人們今日的需要，發生著作用，所以它曾屬於昔，已屬於今，成了今中之昔，至今還活著的昔，活著的歷史。 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在這個今中有昔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的 334 -
態度。歷史學者咬定歷史是一線三維的序列，對於文化的傳統必須回顧它本身的面目，那就是要追根求底。人類學者著眼於人們當前的生活，所以馬老師主張到活生生的生活中去觀察才能明白人們為什麼這樣生活。他不否認活生生的生活中有許多是從過去傳下來的，但這些傳下來的東西之所以傳下來就因為它們能滿足當前人們的生活需要。既然能滿足當前人的生活需要，它們也就是當前生活的一部分，它們就還是活著。這也等於說一個器物、一種行為方式之所以成為今日文化中的傳統是在它還發生“功能”， 即能滿足當前的人們的需要。凡是昔目曾滿足過昔日人們的需要的器物和行為方式，面不能滿足當前人們的需要時，也就會被人們所拋棄，成為死歷史了。 當然說“死了的歷史”並不正確，因為文化中的活和死並不同於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論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在對人們發生“功能”時是活的，不再發生“功能”時還不能說“死”，因為在生物界死者不能復生，而在文化界或人文世界裡，一件文物或一種制度的功能可以變化，從滿足這種需要轉而去滿足另一種需要， 而且一時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時又起作用，重又復活。人文世界裡自有其“邏輯”，不同於自然世界。關於這一點，我在這裡不去發揮和展開討論了。總之馬老師用“活歷史”這個概念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我在上一次研討會上講對馬老師文化論的體會時曾提“三維一刻”時間觀，可以參閱。 十我接著想聯絡到在去年暑期召開的那一次研討會上李亦園教 335 -- -⋯
授發表的關於“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講話。我受到的啟發是他對文化的層次分析。他指出了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區別，因為他在田. 野作業中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結構裡有著具有權威的一套經典性的以儒家為代表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另外還有一套在民間流行，表現在民俗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前者稱之為大傳統，後者稱之為小傳統，即伯格爾（Bcrger）教授所說的“李氏假設”。 我很讚賞李教授的分析，認為對中國文化宏觀研究或微觀研究都應當應用這個文化層次的分析，因為這種文化裡存在著經典的和民間的區別，的確可以說在研究中國文化時表現得特別清楚也影響得特別深刻。我想在這篇重讀《江村經濟•序言》文章後面加上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個人的體會，或說不成熟的假設，因為這也和上面我提到的馬老師的“活歷史”有關。 我認為這個特點在中國很可能和歷史上很早就發生了文字而且是用圖形作為符號，因而發展成一套和語言脫勾的文字型系有關。這個體系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是個歷史問題，留給歷史學家去講更為適合。我著眼的是由於這個體系所發生的社會和文化後果。 這個體系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很大很深，我只舉出其中一些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方而。首先是由於它和語言脫了勾，衝破了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限制。這個特點的意義只要和其它以語音為基礎的文字型系相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得清楚。我們普通所謂 “方塊字”在解放前後曾受到過很猛烈的衝擊，提出所謂“拉丁化” 或“世界語”的文字改革方案。儘管這種改革有權威的支援，但是群眾對此並沒有積極的響應，結果只成火•種“注音”性質的符號，作為學習“方塊字“發音的輔助工具。熱心於文字和語音結合 336
的人們沒有注意到“方塊字”在中國兒千年文化中所起的積極作用，那就是組擋了以語音差別為基礎，由方言發展不同語言而形成分割為不同民族的歷史過程。最清楚的例子是多語言和多民族的歐洲，到現在還不容易合成一體，在東亞大陸上我認為正因為產生了這個和語音脫勾的文字型系，漢族才能儲存地方方宵而逐漸統一成一個民族，而且掌握這“方塊字“作為資訊媒介的漢族才能起到不斷吸收和融合其它民族的作用以成為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同時還起著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核心作用。 “方塊字”在中國文化上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不應當忽視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它消極的一面，那就是和語音脫勾之後要學習這種文字是比學習文語合一的文字要困難得多。學會全部“方塊字“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比學會拼音的字要多好幾倍。而且如果不常使用這些“方塊字”，就會所謂“返盲”。這已成為當前“掃盲”運動中的一個嚴重問題，識字的困難限制了文字的普及性。在一個以小農為基礎的大國裡，在這樣長的歷史過程，能掌握這個資訊媒介的人數在開展掃盲運動和義務教育之前總是在全民中佔很小的比例，這就引起一個很基本和很嚴重的社會現象，那就是文字被少數人所獨佔。直到目前，為了要消滅這種獨佔性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這些識字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常有專稱，“士”可能是最早的名稱。從有文字以來直到我的幼年，20世紀初年，這種掌握文字的人在社會上還是佔有比一般不識字的人民高一等的地位。讀書門第是高出普通人一級，這一級的人在20世紀年代裡被稱作“知識分子”，在“文革”時期裡被稱作“臭老九”。這些稱號都反映了他們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337
我在30年代抗戰時期在西南後方進行農村調查時曾注意到這種在社會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知識分子，曾想作專題研究，但這個願望並沒有完成。以我記憶所及，我曾把這種人看成是城鄉之間的橋樑。這種人就是歷來被稱作士紳的人物，他們一般和基層農民是有區別的，但存在著血緣關係，許多是農民出身或和農民保持著親屬關係，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農村，住入鄉鎮和城市，成為具有政治權力的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或和統治階級相互溝通，特別是科舉時期各級政府的領導人大多出於這種人。這種人長期以來被稱為“土大夫”，土是指讀書人，大夫是指當一官半職的人。在鄉鎮和城市裡他們是頭面人物，儘管沒有官職，但是有社會名望，被稱為：紳先生。我曾根據初步的見解寫成過一些文章，後來被譯英文，用 China's Gentry 的書名出版，在這本書果我曾表述過中國士紳在城鄉間的橋樑作用。 這橋樑作用如果和“李氏假設“聯絡起來就找到了大傳統的載體和大小傳統之間的聯絡人物，或是把他們看作一個社會階層。 這些以掌握“方塊字”的技能，把上下雙方的文化嫁接調適在一起。 我有一個假設，就是在這些士大夫手上，廣大民間的基層思想和願望整理和提高出了一個頭緒，使它們能和過去在民間受到尊重的經驗和教訓，結合歷史上各代掌握有權力的統治階級所需要的維持其地位和擴大權勢的需要，編製成一套行為和思想規範。其實就是在民間的實際習俗中透過選擇使其能得到歷代帝王的支援， 用文字表達出來成為影響社會的經典。我這種想法是把小傳統作為民間廣大群眾從生活的實踐和願望中形成的傳統文化，它的範圍可以很廣，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和統治者的需要相牴觸的，在士大夫看來是不雅馴的，就提不到大傳統中去，留在民闊的鄉風民俗之 338
中。在我看來大傳統之所以能表現一部分中國文化的特點正在於它是以小傳統為底子的。它又不同於小傳統，因為經過了一道選擇和加工的過程。選擇和加工過程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雅馴與否是選擇的標準，也就是這些文人們看不人眼的風俗民情。孔子對鬼力亂神一字不提，因為他覺得這些民間信仰不雅馴，看不人眼。這些掌握著文字的人就透過“難言之”把這些不雅馴的東西排除在以文字為符號的資訊系統之外， 就是拔除在大傳統之外；但並沒有在民間把這些東西消滅掉，仍在民間用口頭語言口口相傳，這就成了“小傳統”，還可以傳給後來人。大傳統在民間還是發生作用的，因為它仗著這可以超越時間的文字構戚的訊息系統，從識宇的人傳給識字的人。這些人又憑他能接觸到歷代傳下來的經驗儲存了人們生活中有用的知識，利用這些傳統知識能幫助別人適應生活環境，成為“人師”，取得社會的信譽名望和特殊地位，大傳統也依靠他們影響著民同犬眾。 在小傳統裡還可以分出“地上”和“地下”兩層。在民間的生活中有種種思想信仰和活動，士大夫是看不人眼的，認為不雅馴，而沒有被採用，未成為大傳統。這部分依舊在民間活動，凡是到民間去觀察的人還能看得到，而且在民間是公開的，不受限制的，這些就是我所說地上的小傳統。但有一部分是犯了統治階級的禁例， 不能公開活動，但是在民間的思想信仰裡還是保留著，只在大人先生們不屑看或視而不見。這些我認為可以包括在地下的小傳統裡。 另外還有一部分由於受到社會上權勢的鎮壓，不得公開露面， 只能改頭換面，設法在民間的私生活中存在下去，久而久之甚至已打人了人們的潛意識裡，即本人也不自覺這種思想信仰的意義，只 339 •-
作為一種無意義的習慣盤踞在人們的意識裡，這種東西不去發掘是不易暴露它的本來面目的，我覺得可以稱之為潛文化。在被視為邪教等等名目下就有這種潛文化存在，而且當其發揮作用時，也常常以曲折和隱蔽的方式有力地暴發出來，所以更難提摸和正視。 我這樣的假設又暴屬了《江村經濟》這一類微型社會調查的又一種限制，可說這是文化的層次上的限制。農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屬於民間的範圍，這個範圍裡有多種層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傳統，而同時保持著原有小傳統的本身，有些是暴露在“地上”的，有些是隱蔽在“地下”的，甚至有些已打進了潛意識的潛文化。作為大傳統載體計程車紳在近代已有很多離鄉人鎮，而其社會活動和影響還在農村裡發生作用。當前的情況又有很大的變動， 士紳階層可說已經解體，在農村裡他的作用已由基層幹部所取代， 而基層幹部的性質和過去計程車紳階層又有差別，這個演變現在我還沒有追蹤調查，說不出來。由於文化差別形成的社會層次的原則我覺得在文育沒有掃盡，現代知識沒有普及之前還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因之如果以農村社群為範圍進行微觀研究，這方面的情況就難於作深入具體的觀察了。如果要了解農村的社會結構，這個文化層次的問題單靠微型研究方法看來還是不夠的，因之我把它列入微型社會學受到限制的一個方面。 †- 以上三節是想指出我認為“微型社會學”在空間、時間和文化層次上所受到的限制。我再回頭一看，我發現我所指出的限制實在是出於我對自己所研究的要求超過了微觀的範圍。我一直想闖 340；
出微觀的限制走出農村，逐步擴大我的研究範圍和層次，因為它已不能滿足我的要求。如果我像利奇教授一樣安心於他對社會人類學的要求，自然可以安身立命於微型社群的觀察了。 利奇教授代表了30年代英國人類學者的流行觀點。他們認為社會人類學的目的是在理解或發現不同人群組合社會以謀取生存及發展的基本原則，組成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結構中各部分有機配合的規範，即想從各地、各時、各類的個別人群中去找出集體生活的共同原理。如果以此目的來要求自己的研究工作，我想從任何一個正常活動的社群都可以作為取得這些原理的研究物件，因為它既然是個充滿生機的社群，必然具備其所以能生存和發展的必需的條件和必需的結構以及各部分必需的配合。我們把任何一個標本仔細地予以觀察和分析，都可以得出其所以能生存和發展的原理的。對一個單身進行田野作業的社會人類學者來說，為了觀察得更精細和深人，要求他能接觸到社群裡的一個個人，觀察他們的行為、感情、思想和希望，所選擇的研究物件就責在全而不在大了。我想這應當是強調個人進行田野作業的“微觀社會學”的理論出發點。正如弗思教授（1951 年）所說微觀社會學是“the microcasn to illumine the macroocsm, the particular to illustrate the general”，“以徽明宏，以個別例證一般”。這句話引起後來社會人類學的疑問的就在“以微能否明宏，以個別能否例證一般？” 如果研究者的目的不是在發現—-般的文化和社會結構原理， 而是在認識一個具體國家，一個具體地方或一個具體村子，即一個具體社群的情況，那就不同了。這些研究者就需要運用一般原理工具去理解和說明一個或大或小的具體社群里人們的生存情況和發展的前景。前者也許可說是純科學的研究，後者可說是應用科 341
學的研究，我回頭看我自己可能就屬於後者。這一點，馬老師在 《江村經濟》的序言裡實際上已經點明。介紹我時首先是他說我是 “中國的一個年輕的愛國者”，他同情我當時關心自己祖國“進退維谷”的處境，更同意我以我這個受過社會人類學訓練的人來進行為解答中國怎樣適應新處境的問題。從這一點出發我提出要科學地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的志向，為此我走上了這一條坎坷的人生道路， 一直堅持到暮年。實際上，真正瞭解我學人類學的目的，進人農村調查工作的，在當時—甚至一直到現在在同行中除了馬老師之外，為數不多。我在西方的同行中長期成為一個被遺忘的人。我有一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自稱是被視為在這個學術領域的一匹亂闖的野馬。野馬也者是指別人不知道這匹馬東奔西馳目的何在。 其實這匹四處賓士的馬並不野，目的早己在60年前由馬老師代我說明白的了。 作為一個應用社會人類學者並不輕視純學理的研究。如果不明白社會人類學的原理如何談得上應用這門知識來為人民謀利益呢？如何談得上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呢？關於這一點我在《江村經濟》的前言裡已講得很清楚，馬老師在序言裡引用了我的一段話來說明應用科學和純粹科學的關係。 “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並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緻的分析，而且要同它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它制度聯絡起來分析，以達到對情況恰當的闡述。這就是社會科學學者的工作。所以社會科學應該在指導文化變遷中起重要的作用”。（見本書第2頁） 他接著在下頁裡說：“他書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則，也是我過去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所主張和宣揚的，但可惜我自己卻沒有 342 ^
機會去實踐它。”在這裡他表白了內心的慨嘆。我自以為能明白他慨嘆的由來。可惜的是他生逢那個時代，他所出生的民族還沒有擺脫被統治的地位，他對此連紙上談兵的時代都沒有。他接著說： “我們中間絕大多數向前看的人類學者，對我們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煩，我們厭煩它的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雖則這也許是表面上的，實際上並不如此。”（見本書第3頁） 這是馬老師寫這篇序言來推薦這本我自認為還遠沒有成熟的果實的實在原因。他看到這書字後行外的意向，指向人類應當用知識來促進世人的幸福和美好社會的實現。這觸及了馬老師心中早已認識到的社會人類學的應用價值和它的使命。 我的“愧赧對舊作”也就是因為我並沒有完成老師在這篇序言裡表達的深厚的期待和明確的指向。我享受到的天年超過了我的老師，但是儘管生逢盛世，但在臨近謝幕之前，所能回報於世的還只有這麼一點說不上什麼成就的一堆不成熟的殘意淺見。可以告慰於自己的也許只是我這一生並沒有忘記老師的教益和親友的撫育，能在這條學以致用的道路，一直走到現在這垂暮之年。我更高興的是60年前所記下的我姐姐費達生所開創的“工業下鄉”的實驗，現在已經開花結果，並在祖國的工業現代化的事業裡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我想還是用我在《江村經濟》中文版釋出會上即席寫下的詩句最後兩句作為本文的結語：“闔卷尋舊夢，江村蠶事忙。”願江村的鄉親們，繼續不斷從勞動中創造自己的光輝前途。 1996年3月25日； 343 ⋯⋯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