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遠古以來，縱論兵法的經典，實可謂一個豐富的兵庫，至為驚人。居其首者，當屬《孫子兵法》。 在今日世界經濟舞臺上，日本、韓國、美國等商海勁旅們，竟然紛紛奉《孫子》為其經營的圭臬，競爭的法寶。 本書將其《孫子兵法》與當代商略相結合，有原文、譯文、評析、兵經商例等，鑑古論今，道出了兵法商用的神韻、妙詣。舉凡策略規劃、競爭導向、經營管理、情報蒐集等，盡在其中。
人類兵學寶典 ——代前言 《孫子兵法》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裡一顆珠寶，千百年來，世代的繼承和發揚，不但被中國人所推崇，而且越來越被世界所公認。被奉為人類兵學寶典。 孫子的兵法思想，既自成體系，獨放異彩，又與其他各家互相融通，相映成輝。在政治上，繼承了先王們治國御眾的統御策略；在思想方法上，又與道家、懦家有許多相通或相似之處；在軍事上，基本承襲了姜尚、管仲等謀略家用兵制服之策，如：奇正、利害、陰陽和神速、戒備等等。一部《孫子兵法》之所以千古不衰，正是因為孫子集中了中國古代先皙們的智慧，同時也與孫子本人的經歷分不開。 一孫子，名武，字長卿。生於春秋時代的齊國，孫武的家鄉位於今山東東北部，瀕臨渤海，有漁鹽之利。在諸侯列國中是一個物產富庶，實力強盛的東方大國。 孫子原是陳國陳完的後裔。公元前672 年陳國發生內亂，陳完避難奔齊， 改稱田完。田完的五世孫田書因攻打宮國功勳卓著，齊景公賜姓孫氏。田書就是孫武的祖父，不僅能征善戰，而且著有《司馬穰苴兵法》，加之齊國鼻祖呂尚的《大公兵法》，以及《管子》等優秀的軍事文比典籍，都為孫武學習和繼承前人的兵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當時的齊國，新舊勢力極力複雜，舊貴族內部發生了“四姓之亂”。正是這種縱橫撣閻的鬥爭，在客觀上為孫武提供了洞察統治集團上層鬥爭的機會，鍛鍊了他善於應變的機智才能。後來，由於“四姓之亂”，他離開了故土齊國，去到南方新興的吳國。 孫武來到吳國後，他一面潛心研究兵法，觀察吳國政治動向；一面與他的好友伍子胥一起，親密合作，協助吳王修運河，建城都。經國治軍，發展生產，加強戰備。他和伍子胥共同擬定了“三分疲楚”的持久消耗策略，把吳軍分為三部，第一部出兵擊楚，等楚軍集結反攻時，即刻退走；楚軍一解散，第二部又出擊，逼得楚軍再度集結，如是再三。“三分疲楚”策略的機變運用，僅一年時間，便令楚軍不勝煩擾，戰力消耗，士氣低落。以至用來牽制各國的重要據點也被一一擊破。 孫子將這種“三分疲敵”的消耗戰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吳王本有意乘勝迫擊，長驅直搗楚國，但孫子阻止吳王這樣做。他認為：士卒征戰經年，需要休息，況且大別山區附近尚有夷族和若干小國未服，南面來自越國的威脅未除，勝利的態勢還未形成，此時不宜出兵。 直到四年之後，吳國逐步攻佔了大別山麓以東及漢水、淮河一帶，使附近的小國和夷族全部臣服。而原先楚的屬國唐、蔡也因故與楚交惡，蔡遭楚討伐，轉而向吳國求援。 正是在這一有利形勢下，孫子抓住這一用兵的時機，奏請吳王攻楚。伐楚決定下來後，孫子便親率吳軍，先結納唐、蔡兩國軍隊，一舉突破桐伯山這一大別山的天險，迅速深入到楚國境內。同時，另一支部隊從北面由淮河西上，越過三隘口，與南路軍會合。
孫子的規劃，大出楚國意料之外。楚國的判斷是：吳軍的主力必在北面， 且北路軍行動趨緩，楚軍完全可以先將吳軍留下的舟船破壞殆盡，斷其退路， 然後趕到三隘口，堵住吳軍去路，使吳軍進退不得。 不料，人算不及天算。楚軍尚未抵達淮三內，吳軍的北路軍便已神速般地透過三隘口，與南軍會師。 更不為楚軍所料想的是，未加防備的南路軍竟然是主力。這更顯出孫子的高明之處。 吳軍越過大別山，宛如行於無人之徑，未遭任何抵抗。當楚國發覺，吳軍早已到達柏舉，以逸待勞，擊潰倉促來襲的楚軍。 楚軍將帥之間本來彼此勾心鬥角，競札邀功，整體戰力無以發揮，柏舉一敗後，士氣更見低落，自此兵敗如山倒。吳軍在孫子指揮下，從柏舉直入郢都，一路迫擊楚軍，前後達十日之久，逼得楚王棄城，吳楚爭戰七十年， 至此終告一段落。 孫子作為一應統兵元帥，理應為此次的勝利引以為傲。然而，孫子此時的心境卻是萬分的沮喪和失意。他目睹吳軍攻入郢都後，從吳王到文武大臣， 個個都是貪戀於楚王室的美女財寶，軍隊則恣意搜刮，打殺劫掠，紀律蕩然無存。而伍子胥為了報仇，竟將死去已十年的前楚王（平王）從棺木中挖出鞭屍。種種惡行惡狀，令孫武不禁自問：六年來的策劃、部署、訓練、征討、 枕戈待旦，步步為營，到如今轉戰千里，完成破楚大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難道是為了個人的報仇洩憤，逞縱私慾嗎？嚴酷的現實，使孫子的境界突然躍出了兵法的迷宮之外。 當秦國應楚國之請，派兵前來救楚，將吳軍擊敗後，伍子胥尚企圖反攻， 力保江山。而孫子卻勸他應適可而止——既已破楚國都，逐走楚王，且又掘屍洩恨，夫復何求？ 孫子在吳軍班師回國後，即隱退離去，不知所終，惟留下兵法十三篇， 傳誦人間。 二孫子留下的十三篇兵法，即《孫子兵法》，也稱《兵策》、《吳孫子》、 《孫子十三篇》，全書五千九百餘字。孫子在伍子胥的極力推薦下，終於受到了吳王的召見，也就是在第一次召見時，孫子向吳王獻上了那本蔚為大觀的兵法十三篇。 這部《孫子兵法》，在當初晉見吳王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以後又經過在吳國的治軍、整軍、用兵、戰爭生涯中，不斷積累經驗，不斷總結新的戰略戰術，從而更加完備了這部兵學專著。 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引證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上的《孫子兵法》是目前看到的最古的抄本。北宋時的《十家注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在漢朝以前， 《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史記》在孫武列傳中記載的是：吳王對孫武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可是，西漢未年劉白《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而晚於《史記》 一百多年的《漢書·藝大志·兵權謀家》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圖九卷。
恢復十三篇原形的工作，直到距《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軍事家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孫子》古本。他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這在《隋書·經籍志》 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曹操十分重視古籍的整理，並且十分偏愛《孫子兵法》。他曾經派專人協助蔡文姬回憶整理其父蔡巨所藏古籍，是人們熟知的故事。曹操作為整理 《孫子兵法》第一人，在《孫兵序》中讚譽《孫子兵法》：“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升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三 《孫子兵法》不但千古不衰，而且被人們應用於現代商戰，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其中之訣竅，就在於孫子的用兵法則，是一種全勝的法則，先知的原則，先勝的原則，主動的原則，機動的原則。 打仗就是為了勝利，但是孫子以為，所謂勝利，並非殺得天崩地裂，血流成河，將敵人趕盡殺絕。相反的，應該保全戰力，不費上兵一卒即可獲勝。 孫子在整部兵書中再三強調，出兵務必謹慎，不可輕率，因為戰爭是“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始計篇》）賢君良將， 必須牢記“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的道理，不是對國家有利， 就不行動：不能取得勝利，就不用兵；不是非常危險，就不作戰；萬一非要開戰，孫子則主張一個“全”字，主張不經血戰，便能獲得最完美的戰果， 全軍凱旋而歸，下受任何損傷。取得“全勝”的方法，無非“伐謀”“伐交” ——以謀略，以外交手腕，不戰而屈敵之兵。因此，孫子說：“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敵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百戰百勝固然神勇，但造成的損傷必然相對增加，對國家的整體發展有礙。攻城略地，實在算不上最高的境界，惟有兵不血刃而退阻敵人，才是高人一等的將帥。 孫子最反對的，是不分青紅皂白，不問勝負成敗，不計算可能付出的成本，便輕起戰端，貿然出兵，孫子主張，在戰前即應衡量敵我實力，比較雙方勝算；敵人的動態，戰場地形的特性與天候、鄰國的反應和態度，都應在事前有充分的瞭解。此即孫子提出的第二個原則——先知。 “先知”首先須知的是研究、判斷勝算。 孫子在開篇《始計篇》中提出“五事”“七計”，作為比較敵我實力、 評估勝算的準則。 五事是指：道、天、地、將、法；七計是指：“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五事和七計把政治措施、領導統御、天時地利、士氣、紀律、訓練與戰力等條件一一攤開比較，即可知出兵交戰，能有幾分勝算。多做比較，精心計算，對敵我憎勢的把握就愈充足。 孫子在《謀攻篇》中也提到五項預知獲勝的先決條件，這五項是：1、知道什麼情況下可以戰，什麼情況下可以下戰；2、知道在這場戰役中需要配備多少兵力；3、上下一心，同仇敵汽；4、自己準備充分，而敵人準備不足；5、 將帥有能，且獲君王信任與授權。 如果這五項都不及格的話，出兵打仗，必遭失敗。
先知的第二個內涵是掌握敵情。 孫子認為，明君賢將所以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正是因為“先知”； 相反一個昧於敵情的將領或國君，簡直是“不仁之至”。當然先知不是靠求神問卜，也不能憑過去的戰例依此類推。而只能有賴於間諜的作用。所以， 孫子以《用間篇》作為整部兵書的壓軸，與首篇《始計篇》相互呼應。 孫子對兵法中的間諜活動非常重視，對此，作過一段精闢的論述：“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年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 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宮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問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問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幹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問之實。微哉！ 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除了展開間諜活動以外，觀察敵人動態，分析、判斷其虛實，也是獲得敵情的方法。孫子在兵法中反覆強調，對敵我態勢都有充分了解，出兵才有得勝的把握。所以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百戰不殆”與“百戰百勝”是略有區別的。孫子認為，只知己、不知彼，和只知彼，不知己一樣，都僅有一半勝算，就算知己知彼，也不能拿下完全的勝利，還要了解天時地利，才能保證萬無一失。 孫子所謂：“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但是，“全勝”必須建立在“先勝”的基礎上。“先勝”指的是在用兵作戰之前，先創造有利的態勢，使敵人無可乘之機，並且伺機而動，一舉得勝。 孫子在“軍形篇”中講得很清楚，他指出，善於用兵作戰者，必先立於不敗之地，使敵無機可乘，且不放過任何可以襲擊敵人的機會；勝利者都是創造必勝的條件，然後再與敵人作戰，只有失敗者，才是先和敵人開戰，再企求僥倖取勝。那種“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所謂“船到江心補漏遲”即是說事先無準備的交戰是被動的。 孫子說：“善戰者，致人而下致於人。”就是強調戰爭的又一個重要原則——主動。支配敵人（致人），不被敵人所支配（不致於人），方能出師大捷。 在戰場上，如果受制於人，再高妙的兵法也無用武之地；反之，若能取得戰場主動權，即使兵力處於劣勢，也能以寡出眾，反敗為勝。 主動權是靠計謀爭取來的。孫子指出，凡是先期到達戰地等待敵人，就居於從容主動的地位；反之，必然倉促應戰，疲於奔命。因此，將帥應該不斷騷擾敵人，破壞其優勢，使敵人陷入疲憊、飢餓、害怕、疑惑，讓敵人的鬥志情緒都受我擺佈。 當然，要敵人隨我方設計好的圈套行動，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孫子舉例說，要讓敵人乖乖地照我計進入我方預定的決戰地點，便要以利誘之；要讓敵人不敢前來進攻，就要令敵人感受到貿然進攻的後果。若能掌握此中決竅，我軍行軍千里，即不勞累，也無危險，因為敵人勢必不敢攔截抵抗；我軍發動攻擊，必定得手，因為敵人根本沒想到要去設防；我軍採取守勢，萬無一失，因為敵人不敢或不易進攻。這樣控制敵人於股掌之上——要他攻， 不怕他來攻；不想開戰，不用擔心敵人冒犯。
在戰場上，只有掌握主控權，謀略才得以施展，才能以寡擊眾，才能轉敗為勝，才能把握機動多變。 機動——是孫子甲兵法則的又一原則。孫子認為，戰爭是鬥智手段的運用，必須發揮“攻具無備，出其不意”的奇襲效果。為達到奇襲的目標，機動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果自身不能保持高度的機動能力，則一切奇襲行動， 均屬盲目行動。 戰爭還要講求速度，拖拉戰事，不僅會拖垮國家財務，破壞社會建設， 軍隊也會出現厭戰心理，因此孫子說：“兵貴勝，不貴久。” 然而，戰力強大的軍隊，並不是只知快攻猛打，必須“懸權而動”。孫子說，作戰時應“以分合力變”，或集中兵力，或分散兵力，依戰場情況而變化；該動則動，該靜則靜，有時如處女般沉靜，有時如脫兔般迅猛。孫子以“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來形容這種機動力，此即“風、林、火、山、陰、雷”的中國功。 由此可知，一味求快求猛，下盡然為上上策。強行軍的結果，可能只有部分兵力得以抵達戰鬥位置，集結兵力愈少，戰鬥力愈低。孫子有鑑於此， 特別在“軍爭篇”中提出“迂迴作戰”的戰術，並將“以迂為直”當做大兵團作戰的指導原則。 以迂為直、就是作戰時的變通之道。“機變”，不僅止於行動上的爆發力，也包括用兵法則的“隨機應變”。“九變篇”所講的“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下爭，君命有所不受”，便是著眼於不同情況下的變通。 四總之，《孫子兵法》這部集兵法之大成的軍事寶典，所蘊含的軍事思想、 戰爭原理的用兵法則，包羅永珍，前述幾項原則，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如領導統御的藝術、士卒心理的掌握、地形地物的利用，以及以戰養戰、正合奇勝、火攻、欺敵等戰術運用，在十三篇兵法中均有詳盡生動的闡述。 歷經二千五百年的演變，戰爭早已從刀光劍影進步到今日的聲光科技， 但《孫子兵法》仍然是軍事指揮官必讀的兵書。1991 年爆發的波斯灣戰爭中， 聯軍高階參謀們人手一冊《孫子兵法》，並把兵法精義運用於實戰中，獲得輝煌的戰果，真可說是人不分今古，地不論南北，只要有戰爭，《孫子兵法》 就能發揮作用。 商場如戰場，商戰如兵戰。 在西方，賴茲和屈特喊出“行銷就是戰爭”的口號，他們視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為行銷寶典，在《行銷戰爭》一書中，把行銷和軍事戰爭的關系，扣臺得頗為貼切。 在東方，聰明的日本人，更把《孫子兵法》奉為不可或缺的商戰教科書， 以《孫子兵法》為教材的商業書及數量驚人。從日本開拓海外市場的豐碩成果來看，可知他們實已深得兵法之其中三昧。 孫子兵法與現代經商是根據我國企業界人士酷愛《孫子兵法》的需要， 希望能從商戰兵法中，鑑古論今，儘量做到趣味性、實用性，並以較完整的敘述，融合商戰及歷史例項，輔以企業經營的兵法啟示。 孫子是中國的孫子，孫子兵法是人類兵法的寶典，但願我國企業界在運用孫子兵學思想於商戰中，取得輝煌的戰績。 編者一九九五年三月於北京活用孫子兵法與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