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孩子無法平等地與父母談判，妻子也無法與丈夫公平地談判，但社會的發展得益於家庭所有成員對於資源的公平分享。這種契約的不完整性或許反映出了強化較為複雜的事物的艱難性。誰也無法保證父母會餵飽自己的孩子，對於那些不負責任的父母，社會或許只能對其採取制裁或譴責措施。 靠社會準則對規則進行強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準則會慢慢地改變，因此那些規則就會面臨完全與現實脫鉤的危險，有時甚至會帶來悲慘的結果。2008年，我們在印尼一個家庭中見到了一對中年夫婦，他們的家是一座綠白相間的竹樓，旁邊還有一間更大的水泥房，那是他們女兒女婿的家，女兒在中東做女傭。這對夫婦顯然很窮：丈夫總是在咳嗽，頭疼也很嚴重，因此很難去找工作。不過，他看不起醫生。夫婦倆的小兒子從中學輟學，因為家裡無力承擔他去市裡的公共汽車費。還有一個4歲大的孩子，她看上去很健康、 營養充足，穿得也很漂亮，腳上穿著一雙閃閃發亮的鞋子。這是夫婦倆的外孫女，女兒不在時由他們負責照顧孩子。女兒會寄回孩子的生活費，但沒有給夫婦倆贍養費。他們似乎是某種傳統準則的受害者—結婚後的女兒不負責贍養她的父母，雖然這明顯是不公平的，但祖父母仍然認為有責任照顧他們的外孫女。 儘管家庭中存在很多明顯的限制，但社會也並沒有提供撫養孩子的其他有效模式。而且，雖然終有一天，社會養老金計劃及醫療保險會解放當今貧窮國家的老人，使他們不再依靠自己的孩子養老，但這並不一定會使他們（或他們的孩子）更快樂。政策的恰當地位並不是完成取代家庭的作用，我們有時還應避免政策的濫用。這對如何發揮家庭的功能是極為重要的。 例如，目前人們普遍認為，一些公共支援計劃向婦女提供資金，如墨西哥的PROGRESA計劃，這些計劃或許有利於將資源分配給兒童。南非在種族隔離結束後，實行了一種慷慨的公共養老金制度，主要針對那些無個人養老金的65歲以上的男人和60歲以上的女人。在這些老人當中，很多都與他們的兒女及孫子孫女住在一起，家裡的錢是公用的。然而，只有在祖母與孫女住在一起時，孫女才會受益—那些女孩一般都發育得很好。但獲得養老金的祖父則不會起到這樣 113
的作用。還有，只有當女孩的外祖母獲得這筆養老金時，這種效果才會顯現。45 筆者傾向於認，男人比女人要自私得多。然而，這或許恰恰體現了那些準則與社會期望，也就是我們認為在家庭決定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素。或許， 人們期望女人能將自己獲得的意外錢財用來貼補家用，而並不期望男人這樣做。 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那麼不僅誰掙錢很重要，怎樣掙錢也很重要：女人或許還未察覺，她們自己付出勞動所賺的錢“屬於”其家庭或孩子。有些矛盾的是， 或許恰恰是由於女性在家庭中的傳統角色，公共政策才會傾向於她們。 現在，我們回到窮人是否想建立大家庭的問題上來。帕克•蘇達諾想要9 個孩子，他的大家庭並非由於缺乏自控力或避孕措施而形成的，也不是社會強加於他的一種準則（不過他曾做出的決定或許是基於這樣的準則，而他的妻子並沒有告訴我們她自己的想法）。同時，他相信，撫養9個孩子使他陷人貧窮。 因此，他並非真的想要這麼多孩子。他之所以需要9個孩子，是因為他不知道到底哪個孩子將來有能力給他養老。在一個理想的世界中，他寧願少要幾個孩子，好好地將他們撫養長大，而且他將來也不一定要依賴孩子們。 儘管美國很多老年人都願意多花一點兒時間，同自己的孩子、孫子孫女在一起（如果電視劇中所演的值得相信的話），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選擇—這要歸功於社會保險及醫療制度——這種選擇對於他們的自尊心及自我認同感很重要。這也意味著，他們不需要生很多孩子，從而確保將來有人照顧他們。他們想要幾個孩子就可以要幾個，如果孩子們都不願或不能照顧他們，公共福利制度則可以完成這一任務。 因此，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許就是，讓人們覺得沒必要生很多孩子（特別是兒子）。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如醫療保險或養老金）或金融業的發展使人們能夠受益於退休金，這會導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或許還會減少歧視女性的現象。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將探討怎樣做到這一點。 114
第二部分慈善機構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iobal Poverty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對，於窮人來說，冒險不可避免，他們常常自己做著小生意，或是經營農場，或是做零工，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就業保障。在這樣的生活中， 一場不好的突變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2008年夏，在印尼萬隆省的城市貧民區，伊布•蒂娜和她的殘疾母親、兩個兄弟及4個孩子（3~19歲）住在西卡達斯的一間小房子裡。三個小一點兒的孩子偶爾還會去上學，但最大的那個孩子已經輟學了。蒂娜的兩個兄弟都未成家，一個是按日掙工資的建築工人，另一個是計程車司機，他們掙的錢供一家人的花銷， 但似乎永遠也不夠交學費、不夠給孩子買吃的穿的，也不夠照顧生病的母親。 然而，這並不是蒂娜生活的全部。她年輕時在一家服裝廠上班，婚後便幫著丈夫打理服裝生意，他們手下曾有4個員工，生意也做得不錯。但他們信任的一個生意上的熟人給了他們一張2 000萬印度尼西亞盾（購買力平價3750美元）的空頭支票，從此他們的麻煩就來了。他們報了警，而警察卻向他們索要250萬印度尼西亞盾的好處費，說是給了錢才同意著手調查。付了錢之後，警察的確逮捕了詐騙者，由於這個人承諾償還欠款，因此只入獄一週便獲釋了。在償還了蒂娜 400萬印度尼西亞盾之後（警察後來又要走了200萬），詐騙者承諾將慢慢償還餘下的欠款，但此後他便杏無音信。蒂娜和丈夫交了450萬的好處費，卻只追回了400
萬的欠款。 在接下來的三四年裡，夫婦倆努力工作，試圖東山再起，最終透過政府的一個借貸計劃，從PUKK貸款了1 500萬印度尼西亞盾（購買力平價2800美元）。他們用貸款做起了服裝生意，第一批大訂單是短褲。於是，他們從服裝廠購置了短褲，將短褲熨平幷包裝好，但這時訂購商取消了訂單，結果上千條短褲沒人要，他們陷人了手足無措的境地。 一連串災難給他們的婚姻造成了巨大壓力，在第二次禍事之後不久，他們便離婚了。蒂娜帶著4個孩子搬到了孃家，還帶去了一大堆短褲。我們見到她時，她仍在努力平復自己內心的創傷，她說自己真的沒有精力再做生意了。蒂娜認為，等她覺得好一點兒，她會利用母親房子的一部分，開一家小的雜貨店， 或許專賣一些穆斯林節日穿的短褲。 更糟糕的是，蒂娜的大女兒需要特殊的照顧。4年前，大女兒曾遭到綁架， 綁架她的是住在她家旁邊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這個人幾天後便放了她，但大女兒因此留下了心理陰影，從此便待在家裡，既不去工作也不去上學。 蒂娜是否太倒黴了？從某種程度上看的確如此。她認為，女兒遭到綁架是一次意外事件（不過這還與她們家離鐵路很近有關，那裡常常住著很多無家可歸的人），但她同樣堅信，她生意上的厄運其實就是那些小企業主生活的寫照。 貧窮的風險一個國際金融領域的朋友總說，窮人就像對沖基金經理一樣——他們的生活充滿了風險，而唯一的不同點就在於二者的收入水平。實際上，他對於這個問題的估計過於保守了：與幾乎所有的小業主及農場主不同，對沖基金經理不需要承擔自己全部的損失。此外，窮人常常要為他們自己的生意籌集所有資金， 這些資金要麼來源於家裡的積蓄，要麼是從別處挪借的，而這種情況是大多數 118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對沖基金經理無須面對的。 很多窮人都經營著自己的小生意或農場。在我們針對18個國家的調查數據中，平均50%的城鎮窮人從事著非農業工作，而從事農場生意的鄉村窮人在 25%~98%之間（南非是一個例外，黑人人口有史以來一直被排擠在農業之外）。 此外，很多這樣的家庭也做非農業生意。而且，大部分由窮人耕種的土地都缺乏灌溉，這使耕種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天氣。一場旱災或是雨下得遲一點兒， 都會導致未經灌溉的土地農作物歉收，半年的收入也成了泡影。 並非只有業主或農場主才需要承擔收入風險。對於窮人來說，按天計算工資的零工也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在農村地區極度貧窮的人之中，半數以上是這樣的零工。在城鎮地區，零工的比例約為40%。如果這種零工夠幸運的話，他們可以在建築工地或農場找到能持續幾周或數月的工作，但通常只能找到幾天或幾周的工作。零工永遠都不知道，手頭的活兒幹完之後還能不能找到別的活兒。如果生意上出了問題，這份工作立即就會消失，比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帕克•索林，他沒過多久就失業了，其原因在於化肥價格和油價的上漲，以及農民勞動力人數的減少。因此，與固定工人相比，零工的工作日更少，很多零工一年也幹不了幾天活兒。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項調查發現，零工平均每年工作254天（上班族354天，個體戶為338天），三分之一最底層的零工只工作137天。' 農業領域的大災難，如1974年孟加拉的旱災（工資相對於購買力下降了 50%，而且據估算，多達100萬人死於這場災難2），還有非洲的糧食危機（如尼日2005~2006年的旱災），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但即使是在正常年份， 農業收人每年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孟加拉任何一個正常年頭，農業工資可以高出或低於其平均工資水平的18%。3而且，國家越窮，這種變數就越大。例如，印度農業工資的變化幅度是美國的21倍。這並不奇怪：美國農民都有保險， 他們可以獲得補貼，並受益於規範的社會保險計劃；即使在收成不好的年頭， 他們也不需要解僱自己的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資。 119
POOR ECONOMICS 變化莫測的因素還不只這些，農產品價格的波動也很大。2005~2008年， 糧食價格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期，這一價格徹底瓦解， 過去兩年來只是漲到了危機前的水平。高糧食價格原則上會受到生產者（農村窮人）的歡迎，卻會傷害到消費者（城鎮窮人）。然而，2008年夏，糧食及化肥的價格都破了紀錄。與我們在印尼和印度交談過的人都覺得，他們快撐不住了： 農民們認為，成本漲得超過了價格；工人們抱怨說，他們找不到工作，因為農民們都在省錢；同時，城鎮居民幾乎買不起糧食了。問題並不僅在於價格水平， 而是這種不確定性。例如，農民要花很多錢買化肥，但他們無法確定，農作物豐收時的價格是否還能保持較高水平。對於窮人來說，風險並不僅限於收入或食品，我們在前一章談到的健康問題也是風險的一個主要來源。此外，還有政治暴動、犯罪（如伊布•蒂娜女兒的案例）及腐敗的問題。 窮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滿了風險。矛盾的是，有些事件在富裕國家被認為是災難性的，但這些事件似乎很少在這些國家發生。2009年2月，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警告全球首腦們：“全球經濟危機將成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類危機，除非他們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保護社群中的弱勢群體。儘管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都在專注於拯救銀行及激勵方案，我們不應忘記發展中國家的那些窮人，如果這些國家的經濟發生變動，那些窮人受到的影響會大得多。”“世界銀行發言人在談到這一主題時還說道，隨著全球需求的下降，窮人將失去他們的農產品市場、在建築工地的零活兒，以及他們在工廠裡的工作。由於觖乏外部援助，並伴隨著稅收減少的壓力，窮國政府將會削減對學校、健康設施及援助劃的預算。 2009年1月，我們和索米妮•森古普塔—當時《紐約時報》駐印度的記者來到印度孟加拉邦瑪爾達農村地區。她想寫一篇關於全球危機怎樣影響窮人的報道。森古普塔生長在加利福尼亞，但能說一口流利的孟加拉語。別人告訴她，德里很多建築工地的大量工人都來自瑪爾達。而且，森古普塔瞭解到， 德里的建築業發展得很慢。因此，我們來到了一個又一個村莊，問一些年輕人他們的遷移經歷是怎樣的。 120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每個人都認識遷移過來的人。很多人是為了回家過穆哈蘭姆月①，印度很多的穆斯林都過這個節。每個人都很樂意和我們談起他們的移居經歷。很多母親告訴我們，印度南部或北部的一些遙遠的城是什麼樣的，如盧迪亞納、哥印拜陀和巴羅達，他們的兒子和侄子目前就在那兒生活和工作。當然，我們也聽到了一些悲慘的經歷— —一個女人談起，她兒子因患一種神秘的疾病而死在了德里——但她的口吻卻很樂觀。森古普塔問：“市裡能找到工作嗎？”“是的， 市裡有很多工作機會。”“你聽說過裁員嗎？”“沒有，孟買沒有發生裁員，一切都很好”⋯⋯我們還來到了火車站，想看看是否有人因丟掉了工作而返鄉。在那裡，我們見到了三個正趕回孟買的年輕人。其中一個人從沒來過孟買，其餘兩個人都是老手，他們向那個沒來過孟買的人保證，他一定能在這兒找到工作。 直到最後，森古普塔也沒寫出窮人如何受到全球經濟萎縮影響的文章。 關鍵並不在於，孟買的建築工作在危機時期沒有減少—有些工作的確減少了—對於大多數年輕人來說，目前最重要的現實問題是機會。他們仍然可以找到工作，工資是在村裡幹活兒的兩倍多。相對於他們的痛苦經歷——每天都擔心找不到工作—流動建築工人的生活似乎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當然，全球經濟危機的確增加了窮人的風險，但對於他們每天需面對的全部風險來說，這並不算什麼。即使沒有令世界銀行擔心的全球危機，情況也會是這樣。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盾貶值 75%，糧食價格上漲 250%，國民生產總值下跌 12%。然而，種植大米的農民（一般是最貧窮的人群之一）實際購買力卻提高了。°只有政府僱員及工資相對固定的人，才陷入了糟糕的境地。1997~1998年，泰國爆發金融危機，經濟下滑10%。即便如此，在接受調查的約1000人中，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他們的工資下降主要是因為一場早災。7只有26%的人說主要原因是失業，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失業並不是完全由這場危機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對於窮人來說，事情似乎並不比往年更 ① 穆哈蘭姆月，意為“聖月”，是伊斯蘭曆的第一個月，相當於其他曆法中的元旦。本月不許打鬥。—編者注 121
遭，因為他們的境況一直都很糟。他們正在面對一些非常熟悉的問題。在窮人看來，每一年都過得像身處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一樣。 窮人不僅過著風險更大的生活，而且同樣一場災難，可能會對他們造成更大的傷害。首先，對於手裡本來沒有幾個錢的人來說，削減消費是極為痛苦的。 如果一個不太窮的家庭需要削減消費，家庭成員或許就要少打電話，少買點兒肉，或是將孩子送到更便宜點兒的寄宿學校。顯然，這都會令人感到痛苦。但對於窮人來說，大大削減收入可能就意味著一些必要開銷的削減：去年，我們在烏代布林農村地區對一些極度貧窮的家庭進行了調查，其中45%的成年人常常吃不飽飯。這是窮人最憎恨的一件事：與那些能吃飽飯的被訪者相比，吃不飽飯的被訪者表示，他們過得很不快樂。 其次，當今天收入與未來收人之間的關係呈S形時，與目前的不愉快相比， 一場災難對於窮人的影響或許會更糟。在圖6-1 中，我們畫出了印尼女商人伊布•蒂娜今天收人與未來收入的關係。 我們在第一章中看到，對於幾乎沒有投資能力的人來說，如果投資回報相對較小，那麼就可能會產生一個 “貧窮陷阱”。而對於投資能力較高的人來說，投資回報也會更高。伊布•蒂娜顯然就屬於這種情況。在這個案例中，明天收人與今天收入的關係呈S形，因她的生意要具備贏利所需的基本規模（在第九章，我們會看到，這是窮人做生意的一個主要特徵，因此她的情況很常見）。在災難之前，她和丈夫手下有4個員工，有足夠的錢購買原材料，僱用員工製作服裝，這是一個非常贏利的模式。在這之後，他們能做的只是買進成品短褲並進行包裝，這種生意相對來說不怎麼賺錢，或者根本就不賺錢。在支票被退回之前，伊布•蒂娜和她的丈夫處於“貧窮陷阱”之外。如果跟隨他們的蹤跡，我們會看到，他們正沿著最終實現高收入的軌道前進。然而，那場災難捲走了他們全部的資產，並使他們掉進了“貧窮陷阱”。後來，他們賺的錢越來越少，變得越來越窮：當我們見到伊布•蒂娜時，她已經淪落得需要靠她兄弟的接濟生活的地步。因此，這一“S” 形世界的一場災難會產生永久性後果。如果今天收入與明天收入的關係呈“S” 122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劫難之後劫難之前伊布．蒂娜今天的財產圖6-1 一次衝擊對於伊布•蒂娜財產的影響這種情況常常會受到一種心理過程的強化。失去希望，感到沒有出路，這會大大降低人們渡過難關所需的自控力。我們在第二章看到，帕克•索林就屬於這種情況，他曾在農場工作，但現在只是偶爾釣釣魚。伊布•蒂娜也是一樣。他們似乎都不具備振作起來、從頭再來的心理素質。我們在烏代布林見到了一個人，他在回答一個標準的調查問題時說，他曾經感到“擔憂、緊張和不安”，這甚至影響了他一個多月的日常活動，如睡覺、工作和吃飯。我們問他為什麼會這樣，他說因為他的駱駝死了，從那以後他就一直哭泣，並總感到緊張。 我們接著問他，是否曾想辦法治療這種抑鬱症（比如找朋友、醫療保健人員或傳統醫生談談心），他似乎很不耐煩地說：“我失去了我的駱駝，當然會傷心了， 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123
POOR ECONOMICS 貧窮的本質，Fao 這種影響或許還來自於其他一些心理因素：面對風險（不僅包括收人風險， 還有死亡或疾病的風險）會使我們為此擔憂，而擔憂會給我們帶來壓力，產生抑鬱情緒。在窮人當中，抑鬱的症狀更為普遍。我們在感到壓力時更難集中注意力， 這可能會降低我們的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貧窮與身體所分泌的皮質醇水平密切相關，因為皮質醇水平標誌著壓力的大小。相反，當家庭成員接受某種援助時，他們的皮質醇水平就會有所下降。例如，與母親未接受墨西哥現金轉移計劃的孩子相比，受益於該計劃的孩子的皮質醇水平要低得多。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皮質醇會直接損害人的認知及決策能力。由壓力釋放的皮質醇會影響大腦的部分區域，如前額皮質、類扁桃體、海馬區，這些都是認知功能的重要區域；特別是前額皮質，該區域對於抑制衝擊響應很重要。因此，將實驗物件置於實驗室的壓力環境之下、面對不同的經濟選擇時，他們不太可能會做出理智的決定。8 障礙窮人怎樣應付這些風險呢？在面臨工資或收入下降時，窮人的一個自然反應就是，增加工作量。然而，這有時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果在時局不好時（例如一場旱災或成本價格上漲），所有的窮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他們會相互競爭，導致工資水平進一步下降。如果他們不能在村外找到一份工作， 這種情況會變得更嚴重。因此，在印度那些較為封閉的村莊裡，勞力們更難走出去尋找工作，同一類旱災會對這裡產生更為消極的影響。在這些地區，在解決工資降低的問題上，增加工作量並不一定是一種有效的方式。” 如果災後增加工作量並非一個好選擇，那麼最好的辦法常常是，透過業務多元化來縮小風險範圍，就像對沖基金經理一樣。很明顯，窮人為此投入了大量的智慧。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窮人選擇了多樣化的活動，而不是金融工具。一個關於窮人的顯著事實就是，一個家庭似乎會涉足多種職業：在對孟加拉邦27個村 124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莊展開的一項調查中，即使那些聲稱以耕作為生的家庭，也只是花了40%的時間從事耕作。1調查中的一般家庭都有三個成員在工作，涉及7種職業。儘管大多數農村家庭都從事農業方面的工作，但這往往不是他們唯一的謀生方式。這可能是一種降低風險的方式—如果一項活動賠了錢，其他活動還能讓他們維持生計。 不過，我們將看到，這其中或許還有其他一些原因。 在一個村莊的不同位置有很多塊地，這也會使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散。 當村裡的一個區域遭受病蟲害時，其他區域則可能安然無恙；如果不下雨，在更容易吸收地下水的地裡，莊稼存活的機率更大。而且，最令人驚訝的是，同一村莊的不同區域可能會有不同的小氣候，這是由暴露程度、坡度、高度及溼度所決定的。 臨時性遷居也可以從這一層面來加以解釋。一家人全都遷居城裡較為少見。 通常情況下，選擇遷居的家庭成員大多為印度或墨西哥的男人或十幾歲男孩， 還有中國、菲律賓及泰國的女孩，其他人則留在家裡。這可以確保一個家庭的財富並未全都押在去城裡工作的人身上，還可以保持這個家庭在村裡的人際關系。我們將看到，這種人際關係常常是非常有用的。 窮人降低風險的另一種方式是，保守地經營他們的農場或生意。例如，他們或許知道有一種新型農作物的產量更高，卻不去耕種這種作物。固守傳統方法的一個好處就是，農民不需要去買新的種子——他們可以再種植上個季節省下來的種子—新種子常常要花費很多錢。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農民們能賺到幾倍於投資新種子的錢，但作物歉收情況還是有可能出現的（比如不下雨）， 到那時，農民就會賠掉用來買新種子的額外投資。 家庭還會利用一些富有創意的方式來分散風險。印度的農戶利用婚姻作為一種分散大家庭“風險組合”的方式。一個女人婚後搬到婆家所在的村莊，娘家與婆家之間就建立了一條紐帶，在遇到麻煩時，兩個家族便可以尋求對方的幫助。"農戶一般會將自己的女兒嫁到不遠不近的村莊，既方便與親家建立關係，氣候格局又不會完全相同。這樣一來，如果一個村莊受災，另一個村莊沒受災，他們就能 125
向對方伸出援手。另一種保險的方式或許就是，生很多個孩子。別忘了，帕克•蘇達諾有9個孩子，就是為了保證至少有一個能他養老。 窮人應對風險的所有方法一般都很昂貴。在農業領域就有很好的證明：在印度，有些貧窮農民住在年均降雨量不太正常的區域，他們利用農業投人來獲取利潤的方式較為保守，且效率較低。12如果這些農民住在年均降雨量可預測的地區，那麼他們的利潤率就會上漲35%。此外，受這種風險影響的只有窮人； 對於較為富有的農民來說，農作物利潤率與雨水變數之間並無關聯，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承擔得起作物歉收的損失，因此他們願意承擔這份風險。 貧窮農民常常採用的另一種策略是，做某人的佃農。也就是說，地主支付部分耕作成本並收取部分成果。這種方式以激勵為代價降低農民風險：由於知道地主將拿走地裡所種任何作物的一部分，農民努力工作的熱情就會減少。印度的一項研究表明，與享有自己地裡作物所有權的農民相比，佃農所付出的耕種熱情將減少20%。”結果，這樣的土地耕種得較為粗糙，利用率也較低。 很多窮人都身兼數職，但這同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不夠專業的話，他們很難成為任何一個領域的專家。在城市裡，有些女人會涉足三種不同的職業，而有些男人卻無法專注於一項工作，因為他們想每隔幾周就回到村裡。這些人會放棄學習其主業方面的技能及經驗的機會，進而錯失專門從事其擅長領域的收益。 因此，一旦遭受某種衝擊，窮人不僅會面臨很大的風險，擔心壞事的發生， 他們充分認識自己潛力的能力也會受到負面影響。 互相幫助另一個處理風險的方式是，村民們相互幫助，渡過難關。大多數窮人都住在村莊或社群中，他們有一個範圍廣泛的熟人網路：基於宗教或種族的大家庭及社群。儘管有些災難會影響到關係網中的每個人，但有些困難則更為具體。 如果目前處境好的人幫助了有難處的人，那麼當前者有難處時一樣可以得到對方的幫助，這樣每個人都會過得更好：助人為樂並不僅限於慈善機構。 在克里斯托弗•尤拉所作的一項調查中，這種非正式保障的成效與侷限得 126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到了體現。尤拉在奈及利亞鄉村地區住了整整一年，他讓村民們記錄下互相饋贈的每件禮物或每筆非正式借款，以及還款的具體條件。14每個月，他都會問村民們是否發生過什麼壞事。他發現，無論在任何時候，每個普通家庭都與平均 2.5個其他家庭存在借貸關係。此外，貸款條件會根據借貸雙方的情況進行調整。當借款人遭遇一次災難時，他會償還得少一些（通常少於原始借款量），但如果貸款人遇到難事時，借款人實際上會償還比借款更多的錢。對於減少每個人所面對的風險，這種密集的相互借貸網路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然而，這種非正式互助也存在一定的侷限性。即使關係網中所有人的總收人沒有改變，但在有些家庭遭遇一次災難時，他們仍然需要縮減開支。 一個較大的研究機構對這一非正式保險現象進行了調查，透過對象牙海岸、 泰國等一些國家的調查，他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儘管傳統的互動網路的確有助於分攤災難的影響，但這種網路所提供的保障並不是完美的。如果風險有了很好的保障，一個家庭的消費水平就應根據其平均收入能力而定，始終保持一個大致的水平：在一個家庭處境不錯時，它會幫助別的家庭；，而在其境況不好時，別的家庭也會幫助它。然而，我們常常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 特別是健康危機，窮人在這方面極度缺乏保障。在印尼，如果一個家庭成員得了重病，那麼這個家庭的消費水平就會下降20%。'一項在菲律賓展開的研究表明，在涉及非致命重病的情況下，村莊內部的互助程度非常糟糕。16當一個家庭收成不好或家裡有人失業時，村裡的其他家庭會向其伸出援手。遭遇困境的家庭會收到禮物、無息貸款及其他形式的援助。然而，當個人患上某種疾病時，情況顯然就大不相同了，人們普遍認為他的家庭應對此負責。 這種醫療保障的缺乏非常令人驚訝，因為各個家庭的確在其他方面相互幫助。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談到了伊布•艾姆塔特，她是我們在爪哇島一個小村莊見到的女人，她的丈夫患有眼疾，孩子不得不輟學，因為她負擔不起治療孩子哮喘病的醫療費。伊布•艾姆塔特向當地放債人借了10萬印度尼西亞盾 （購買力平價18.75美元），用於支付丈夫眼疾的醫療費。當我們見到她時，她 127
貧窮的本質 TUR EECYMICS 已經欠款100萬印度尼西亞盾了（加上逐漸增多的貸款利息）。她非常擔心，因為放債人威脅說，如果她還不起錢，就要拿走家裡所有的東西。然而，我們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她的一個女兒剛剛給了她一臺電視機。女兒自己剛剛花80 萬印度尼西亞盾（購買力平價150美元）買了一臺新電視機，於是決定將那臺舊的（仍然很好用）送給母親。我們有些驚訝：如果女兒留著那臺舊電視機，給父母一些錢還款，這不是更合理嗎？我們問艾姆塔特：“難道沒有一個孩子能幫忙還款嗎？”她搖了搖頭，回答說孩子們也有自己的困難，他們也要照顧自己的家她的意思是說，她不願孩子們以饋贈的形式幫助她。她似乎認為，沒有人幫她解決醫療費是很正常的。 為什麼人們不向彼此提供更多幫助呢？為什麼某些風險未得到很好的規避呢？ 對此，我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或許我們不願向朋友或鄰居提供無條件的幫助。一方面，我們或許會擔心，保證向某人提供幫助可能會使人們產生一種惰性心理—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或者，人們可能會在沒有必要時提出需求。或者，相互幫助的許諾並未真正實現：我幫助了你，但輪到你幫助我時， 你卻總是在忙別的。 我們為何會不願幫助別人？這方面的解釋似乎有很多。但我們尚不清楚，這是否可以解釋不去幫助那些病重的人，因為患病並非一種選擇。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非正式保險來自於這樣一種情況，我們之所以幫助別人，是因為我們日後可能也需要別人的幫助。然而，情況並非完全如此。例如，或許我們會在緊急關頭向鄰居伸出援手，但當時我們可能並沒想過自己也會遇到這種問題。這可能僅僅是出於，看到鄰居捱餓而袖手旁觀是不道德的。貝奇•哈特曼和吉姆•博伊斯合著了一本關於孟加拉農村生活的書，書中的背景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 7書中描述了互為鄰里的兩個家庭，一個信仰印度教，一個是穆斯林，兩家的關係並不是很親密。印度教家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因此一家人都在捱餓；出於絕望，這個家庭的女人常常越過柵欄，到鄰居家的院子裡偷點兒能吃的樹葉。而那個穆斯 128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林家庭知道這一切，但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穆斯林家庭的男人說：“我知道她的人品並不壞，如果我陷人了她那樣的處境，我可能也會偷東西的。當我發現少了點兒東西時，我會努力做到不生氣。我總想：拿走東西的人一定比我更餓。” 人們會在彼此遇到難處時互相幫忙，這是出於一種道德責任感，並不是他們盼望著將來能得到回報。這一事實有助於說明，為什麼非正式的關係網不具備處理健康問題的能力。即使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如果家裡還有飯吃而鄰居卻在捱餓，他們也會給鄰居一口吃的。然而，幫助別人支付醫療費用這類情況已經超出了互助行為的界限：鑑於醫療費用極為昂貴，很多家庭將不得不因此傾家蕩產。因此，將健康問題列在助人為樂的基本道德責任之外，還是說得通的。因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一種更高的社會契合度。 互助保險是一種助人為樂的道德責任，這種觀點說明了為什麼在尼日利亞的一些村莊，村民們助人為樂都是從個人出發，而不是大家都去幫助一個對象，雖然以後面這種方式分攤風險會更有效。這或許還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伊布•艾姆塔特的女兒給了母親一臺電視機，卻沒有幫她支付醫療費。她不想為父母的健康承擔全部責任，也不指望其他兄弟姐妹能慷慨解囊。因此，她選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她的父母做一點事情。 窮人的保險公司在哪裡？ 鑑於非正式互助網路的保障有代價高昂的風險及侷限性，我們肯定會想， 為什麼窮人沒有更多的渠道獲取正式保險，也就是由一家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然而，任何形式的正式保險在窮人當中都很少見。醫療險、壞天氣險，還有牲畜死亡險，這些都是富裕國家農民生活中的標準保險產品，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多多少少是欠缺的。 既然小額信貸是人人皆知的，對於高尚又有創意的資本家來說，窮人的保險 129
POOR ECONOMICS 貧窮的本質《taaiRemree 似乎是一個明確的機會目標（《福布斯》專欄稱之為“穿不透的自然市場”）。18窮人面臨著大量的風險，如果保險費用合理的話，他們應該願意為自己的生活、健康、牲畜或莊稼投一份保。幾十億窮人都在等待著投保，即使每項政策只有微薄的利潤，這也是一樁大買賣。同時，這也會為全球窮人帶來很大的幫助。這一切似乎只缺少某個組織這一市場的人。因此，一些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及大型基金會（如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投資了數億美元，鼓勵窮人參與投保。 當然，這種保險的提供顯然存在很多難處。這是一些基本問題，並不僅限於窮人，但在貧窮國家較為突出，因為它們很難對保險公司進行有效管理，也很難對被保險人實行監督。我們已經提到過道德風險：一旦人們知道自己無須承擔全部後果，他們就可能會改變其行為（不那麼認真耕種、在醫療方面花更多的錢等）。以醫療保險為例，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沒有醫療保險，窮人也總會去拜訪不同類別的醫療從業人員。如果能夠免費看病的話，他們會怎樣呢？醫生是否還有理由讓病人做一些不必要的化驗、為其開一些不必要的藥品特別是在他們有自己的實驗室的情況下（美國和印度的很多醫生都有自己的實驗室）—然後到藥店去拿提成？一切似乎都表明：病人想看到行動，因此他們更喜歡會開藥方的醫生，而醫生開的藥越多，掙得就越多。在衛生保健服務管理不善的國家，任何人都能以 “醫生”的身份開家藥店，為門診病人提供基於報銷制度的醫療保險，這似乎是他們走向破產的第一步。 另一個問題是“逆向選擇”。如果保險是非強制性的，那些知道自己將來可能會出問題的人，參保的機率或許更大。這也無所謂，只要保險公司清楚這一點即可，因為這可以折算成額外的費用。然而，如果保險公司並不能確定人們是否因目前需要而參保，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提高每個人的投保費。不過，更高的費用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這會趕走那些覺得自己將來可能不需要保險的人。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更嚴重了。因此，在美國，人們很難以合理價格參加醫療保險， 因為他們無法說服自己的老闆為員工投保。所以，價格合理的醫療保險計劃一般都是強制性的—如果每個人都必須參保，保險公司就不會承擔高風險。 130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第三個問題是明目張膽的欺詐行為：怎樣防止醫院給保險公司提供大量虛假索賠證明，或收取病人不必要的醫療費？而且，如果一位農民為自己的一頭水牛投了保，怎樣才能防止他謊稱自己的水牛死了？印度工業信貸投資基金會的納奇凱特 •摩爾和賓杜•安納斯來自於印度的同一金融部門，該部門主要致力於為窮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他們略帶自嘲地對我們講，很多年前，他們第一次災難性的嘗試是提供牛險：首先，一大堆投保人都聲稱自己的牛丟了。 於是，他們決定，要想索賠死去的動物，主人必須提供死牛的耳朵。結果繁榮了牛耳市場：任何死去的牛無論投保與否，耳朵都會被割掉並賣給那些投保牛險的人。這樣一來，他們既可以得到索賠，又保留著自己的牛。2009年夏，在我們參加的一次會議上，印度IT巨頭印孚瑟斯公司創立者、前執行長南丹•尼勒卡尼對其獨特身份認證的計劃進行了說明，因為政府一直要求他為每個印度人提供一種“獨特身份證”。他向聽眾們保證，只需10個指紋及一張虹。 膜照片，就足以準確地對每個人加以認證。摩爾聽得很認真，當尼勒卡尼停頓時，摩爾突然說：“太遺憾了，牛沒有手指。” 某些險種比較容易投保，如天氣。如果附近氣象臺測量的降雨量在特定水平之下，農民就應估算一下保險公司支付給他的錢款數量（根據他所支付的保險費）。由於沒有人能控制天氣，而且人們無法判斷該為此做些什麼（不同於醫療的情況，人們必須決定需要哪種化驗或治療），因而不存在道德風險或欺騙行為。 在醫保範圍之內，為災難性健康問題投保（重大疾病、事故），似乎比為門診病人支付費用更容易。沒有人無緣無故地想做手術或化療，而且治療與否很容易得到驗證。雖然過度診治的危險仍然存在，但保險公司可以就支付哪項治療費用設限。但這仍然存在一個大問題，即保險公司並不想只有病人來投保。 避免逆向選擇的技巧就是，找到出於健康之外的原因集中來投保的目標人群—家大公司的員工、小額信貸客戶、公費醫療者••嘗試著讓他們參保。 正因為如此，很多小額信貸機構（MFI）想到了提供醫療保險的方法。他們有大量的借款人資源，可以向這些人銷售保險產品。而且，由於重大疾病問 131
題，有時原本信譽良好的小額信貸客戶也會變成違約者，小額信貸機構投保也將因此承擔一定的風險。此外，向客戶收取保險費會很容易，因為貸款負責人每週都會與他們見面—實際上，他們可以將保險費折算到貸款中。 2007年時，SKS小額信貸公司是印度最大的一家小額信貸機構。該機構引入了一種名為“Swayam Shakti”的試點醫療保險計劃，涉及生育險、住院治療險及意外事故險。為了避免一些群體進行逆向選擇，SKS強制為他們投保該計劃。為了解決潛在的欺騙問題，投保收益範圍被設限，該計劃鼓勵客戶們前往那些與SKS有長期關係的醫院。為了使其更加人性化，去這些醫院的客戶們獲得了一種“無現金工具”：只要他們的治療涉及一種投保疾病，他們就無須支付費用—SKS會直接向醫院支付。 當SKS開始引入這一保險產品時，該公司嘗試著強制客戶投保。但由於客戶提出了抗議，SKS決定只在首次延期時進行強制性投保。結果，有些客戶決定不再延期貸款了，於是SKS逐漸失去了提供該保險地區的客戶。幾個月之後， SKS貸款延期率從60%左右降至50%左右。另一家小額信貸機構的執行長問起我們與SKS的合作時，我們回答說正在評估強制性醫療險對小額信貸客戶的影響，這位執行長聽後笑著說：“哦，這我瞭解！SKS在哪裡推出這種強制產品，我們在那裡的客戶就會增多。人們都離開SKS加入了我們的機構！” 約四分之一的客戶想繼續從SKS借款，但他們又不想參保，於是利用了這樣一個漏洞：他們在一年期保險快要到期之前預付貸款。這樣一來，當他們延期貸款時，他們仍然巧妙地處於投保期之內，因此不必支付更多的保險費。針對客戶的這一手段，SKS決定將這一保險產品變成自願性的。然而，只有少數客戶自願投保，導致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再次出現。用於每位投保客戶的費用迅速增長，由於處於虧損狀態，代表SKS提供保險的印度工業信貸倫巴德保險公司決定，要求SKS停止接受新的投保客戶。其他一些試圖推出類似計劃的組織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即客戶抗議強制性投保。 小額健康保險並不是唯一遇到麻煩的險種。包括我們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 132
第六章赤腳的對沖基金經理羅伯特 •湯森在內的一組研究人員，試圖對一種簡單天氣險的影響進行評估。 與我們前面描述過的險種類似，當降雨量少於特定水平時，保險公司會支付一定數量的理賠金給客戶。9這種產品在印度有兩個銷售區——古吉拉特邦和安得拉邦—都是幹早少雨的地區。在這兩個地區，該產品透過一家知名的小額信貸組織進行銷售。該組織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為農民提供並贈送保險服務。 總的來看，簽約率依然很低：最多隻有20%的農民購買了某種保險，而只有在這家小額信貸機構的工作人員上門銷售時，才能達到這一簽約水平。此外，即使買了保險的人也沒買多少：如果不下雨的話，大多數農民所買的保險只能彌補其 2%~3%的損失。 為什麼窮人不想買保險？ 投保需求低的第一個可能性就是，政府破壞了這一市場。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需求達人的觀點：當市場無法發揮作用時，政府或國際機構的供應過大可能就會受到指責。具體而言，當災難降臨時，那些善良的靈魂會伸出援手，因此人們實際上並不需要保險。 在發生大暴雨的年頭，印度一些地區爭相想被定為“旱災區”，因為這樣就可以得到政府援助。在政府的建築工地上，人們可以找到工作、分到食物等。 但有一點我們應明確，這不過是窮人需要的一小部分。一方面，政府只在大災發生時才會進行干預，而不會去管一頭牛死了或某人被車撞了這類事。而且， 在大多數情況下，救災物資分發到窮人手中也不夠及時。 另一種可能性是，窮人對保險的概念並不是很瞭解。的確，保險與窮人接觸過的大多數交易並不一樣。保險是你預先支付一定費用，為將來生活購買的一種保障，但希望自己永遠都不會用到。我們在與SKS客戶交談時遇到了很多人，即使他們在過去一年裡沒有遭遇過禍事，當他們的醫療保險費不能報銷時， 133
PUOR FCONOMICS 貧窮的本質。 他們仍然感到很沮喪。我們當然可以將保險的概念解釋得更清楚，但我們很難想象，這些人能夠巧妙地發現SKS系統中的漏洞，卻搞不清楚保險的基本原理。 為了銷售天氣險，湯森想弄清楚人們是否瞭解保險的執行方式，於是對此做了一個實驗。在拜訪每一位農民時，銷售人員會大聲地向他們簡要介紹一種假想的保險產品（溫度險），然後向潛在客戶提出幾個假想的問題，主要是關於這種保險怎樣生效的。被訪者答對問題的比率力75%。目前，我們尚不清楚，普通美國人或法國人是否能做得更好。因此，毫無疑問，將天氣險解釋得更清楚， 對於農民購買保險的意願並無影響。20 農民能夠理解保險的核心概念，以及保險是怎樣執行的，他們只是對買保險不感興趣而已。然而，他們還是會考慮買點兒小東西。在沒有任何銷售努力的情況下，一次簡單的家訪會將購買天氣險的人數提高四成。在菲律賓，有些家庭被隨機挑選出來，完成一份基本調查，其中包含很多關於健康的問題，相對於未填寫基本調查的對照家庭，他們最終更有可能會購買醫療險。據推測， 回答健康方面的問題提醒了他們可能會發生的情況。21 即使沒有這些小點撥，鑑於發生問題的機率也很高，窮人為什麼仍對保險的好處置若罔聞呢？ 我們認為，主要問題在於，由於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一些問題，市場所提供的險種只覆蓋了災難性的情況，這就帶來了大量的問題。 可信度始終是保險產品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保險合同要求一個家庭預付一些錢，而他們將來能否得到補償則是由保險公司決定的，所以這個家庭一定要完全信任該保險公司。以天氣險為例，產品銷售小組有時會與來自貝司克斯的人一起—貝司克斯是農民們非常熟悉的一個組織—有時則單獨開展工作。他們發現，與貝司克斯的人一起時，簽約率會受到很大影響，這表明信任是一個問題。 遺憾的是，這種可信度的缺乏或許是一種地方病，它取決於產品的性質， 以及保險公司應對任何欺詐可能的方式。2009年冬，我們訪問了SKS的一些客戶，這些客戶已決定不再續訂醫療險。一位女士說，她去醫院看胃病，但後來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