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巴倫，《理性和智力》，1985 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常常過度關注智力，而低估了理性思維的重要性，這樣的做法極具諷刺意味，也讓像我一樣的認知科學家感到憤怒。在本書中，我已經闡述了幾種不同的理性思維和知識庫是如何影響人們生活的。然而，我們的學校並沒有教授這些思維工具，社會也不願對這個問題給予關注。與之相對應的，從高檔昂貴的私立幼兒園到研究生院，各個等級的等教育機構一直都在使用智力作為選拔工具。企業和軍隊中的情況也很相似，都過度關注 IQ，把它當成重要的評估標準[1]。 想想看美國的常春藤大學，這些學校選拔的是未來社會的精英。他們使用的選拔機制 （例如SAT）滿足了什麼樣的社會目標呢？社會批評者認為，這些測試只不過為社會遴選出了經濟精英。可是，社會批評者沒有繼續追問“為什麼只按智力來選拔，而完全忽視了理性？”真是錯失了痛批當前選拔機制的絕佳機會。 簡而言之，我們一直以來都很關注對演算法心智的評估，卻忽視了反省心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事件的機緣巧合造成的。我們先有了評估演算法層面加工效率的衡量標準，過了很久之後，才出現了理性思維的衡量標準以及對反省心智的操作化。早期智力測驗的主導性和普遍性使人們除了關注演算法水平效率之外，不關注認知的其他方面。我們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致力於消除這個歷史淵源造成的錯誤（高估了心智的演算法部分）。 相對於智力，理性受到嚴重的低估。為了闡明這一現象，我想援引認知心理學家喬納森 ·巴倫在1985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思維實驗，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闡述。巴倫要我們設想一下， 要是我們能給每個人服用一種無害的、又能增加他們的演算法水平能力（例如，區分速度、工作記憶、去耦能力）的藥，結果會是怎樣呢？正如我們在這本書中所討論的，這種藥會增加他們的智力水平。試想一下，要是北美洲的每個人在睡前都服用這種藥，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他們有了更強的記憶力，處理資訊的速度也變快了，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呢？我和巴倫都認為，如果從提升人類幸福感的角度來看，發生戲劇性變化的可能性很小。人們不可能在服用了這種藥之後的第二天就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願望。事實上，人們很可能只是做著平時做的事，只不過效率更高罷了。如果人們有了更強的記憶力和更快的處理速度，大概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由於沒有想到備擇原因，而繼續接受無效的治療（第10章）；由於過度自信而一直做出糟糕的金融投資決定（第8章）；受到資訊生動性的影響，不斷地錯誤評估環境風險（第6章）；成為龐氏騙局和金字塔傳銷騙局心智程式的宿主（第11章）；因為關於機率的證詞是錯的，而使得陪審團做決定時受到錯誤的影響（第10章）。智力提高之後，人們繼續做著前幾章所討論的那些差強人意的決定。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做這些事情的速度變快了！ 我將這個思維實驗作為直覺泵（intuition pump），希望藉此引起人們的思考和討論： 使用這種特定的認知屬性評估方法，我們的社會會損失什麼？這個實驗有著明顯的警示意義。在第9章討論的例子中，更多的認知能力有助於增加人們的理性反應——在這些例子中，演算法心智沒能改寫自動化心智的加工傾向。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當次優理性思維傾向出錯了，它也無濟於事。 在“IQ之辯”中，另一個讓研究推理和理性思維的認知科學家感到憤怒的問題是關於智力可塑性的無休止爭論[2]。沒有人否認這是一個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但是，它使得其他與智力同等重要且可以被傳授的認知技能黯然失色了。同樣地，我們也沒有重建人們容易犯理性錯誤的環境，進而改善理性思維困難造成的糟糕後果。倘若我們繼續只關注智力而忽視其他的認知技能，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我們會錯失教會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理性思考的機會；也會錯失透過重建環境以減少因心智程式問題和認知吝嗇鬼傾向而付出代價的機會（有益於個體自身，或是有利於整個社會）。 鑑於人們完全忽視了理性思維心智構件和程式（這一組與智力有同等社會影響的心理技能），在這種情況下，將大把的注意力花在智力上（培養智力、讚揚智力、擔心智力不夠高等）似乎是在做無用功。暢銷書告訴父母如何養育出更聰明的孩子；教育心理學教科書在討論如何提高學生的智力；聽到某一身體缺陷不會損害智力時，人們常會長舒一口氣。父母不是很關心他們的孩子能不能成長為理性的人，學校也沒把相應的注意力放在學生能否進行理性推理上。智力對於不能適應社會的孩子而言是毫無用處的，這一觀點卻並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 我認為，社會沒有意識到如果不將非理性作為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將會引發怎樣的後果。這些技能和思維傾向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生活的世界。由於沒有發展出完善的理性思維能力（即本書所討論的加工偏見和心智程式問題），醫生選擇了效果更差的治療；人們未能準確評估環境風險；在法律訴訟中，資訊被誤用；政府和私營行業在不需要的專案上花費了數百萬美元；父母沒有給孩子注射疫苗；病人接受了不必要的手術；動物遭到掠殺，瀕臨滅絕；數十億資金被浪費在無效的醫療方案上；人們為糟糕的金融決策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代價[3]。扭曲的信念形成過程體現在多種形式的民族優越主義、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以及對同性戀的憎惡中。 由於未充分發展的理性思維傾向和知識所帶來的廣泛社會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現代世界中，部分地區的非理性思維和決定的影響會透過資訊科技在全球範圍得到傳播並被放大， 進而影響更大範圍的人群。也就是說，即使你自己沒有做出非理性行為，你也會受到其他人非理性思維的影響。舉例來說，偽科學觀念的傳播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例如，儘管有大量研究表明巫師根本無法協助警察開展調查，但警察部門還是會僱用巫師參與調查。有的陪審員被發現依靠占星術做出決定。儘管有大量證據表明筆跡與人格無關，但是一些大型銀行和世界500強企業在招聘時還是會聘用筆跡學家幫助他們做出人事決定[4]。偽科學判斷得出的筆跡線索使僱主忽視了更有效的評價標準，最終造成經濟上的低效和人為的不公正。你願意僅僅只是因為寫豎彎鉤時不夠標準而失去一份你很想要的工作嗎？你願意因為星座運勢而被判有罪嗎？
不幸的是，這些例子不在少數。當這種汙化心智程式在社會中瀰漫時，儘管我們自己想免受汙化心智程式的影響，但事實上無人可以倖免，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響。諸如占星術之類的偽科學現在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涉及報紙專欄、電臺節目、書籍出版、網際網路、雜誌文章等多種傳播手段。美國眾議院人口老齡化特別委員會預計，全美花費在醫療騙術上的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醫生也開始越來越關注醫療騙術在網上的傳播及其健康成本。 偽科學信念源自於思維傾向、心智程式缺陷和汙化心智程式的複雜結合。偽科學信念與確信偏差傾向、忽略備擇假設、忽視結果隨機的可能性、認同某些信念而不去批評它們和各種機率思維謬論都有關係[5]。在本書中，我已經討論了這些理性思維屬性和智力水平關係不大。但是，我們對這些心智屬效能做什麼呢？我們暫且將數十年來關於智力可塑性的爭論擱置一旁，試問關於理性思維傾向的可塑性我們又知道什麼呢？ [1] 過去10年中，各大公司都想盡辦法完善對員工的評估計劃。他們開始使用各種人格測試以及所謂的忠誠度測試，而這些問卷測試的信度、效度都尚存疑問（Paul，2005）。 [2] 某項心理特質有50%由遺傳決定，這是非常常見的。毫無疑問，智力是具有可塑性的， 但是這種可塑性具有一定的界限，並非是無限可塑的（Ceci，1996；Hunt and Carlson，2007；Neisser，1998；Neisser et al.，1996；Nickerson，2004）。 [3] 這些例子來源於多篇不同的文章（Arkes and Ayton，1999；Baron，1998，2000； Bazerman，Baron，and Shonk，2001；Camerer，2000；Chapman and Elstein，2000； Gigerenzer，2002；Gilovich，1991；Groopman，2007；Hastie and Dawes，2001； Hilton，2003；Kahneman and Tversky，2000；Lichtenstein and Slovic，2006； Margolis，1996；Myers，2002；Reyna and Lloyd，2006；Sunstein，2002，2005； Sunstein and Thaler，2003；Taleb，2001，2007）。有關仇恨的研究，請見： Sternberg，2005。 [4] 有關警察心理學、筆跡心理以及金融管理和司法領域中的偽科學信念的文章請參考： Hines，2003；Reiser，Ludwig，Saxe，Wagner，1979；Ben-shakhar，Bar-
hillel，Blui，Ben-abba，and Flug，1989；Neter and Ben-shakhar，1989； Krantz，2000；Wilkinson，1998；Shermer，1997；Stanovich，2004； Sternberg，2002b。 [5] 已有一些研究試圖探索偽科學信念和思維屬性之間的關係，其中多數都是間接證據 （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Nickerson，1998；Shafir，1994；Stanovich and West，1997；Toplak et al.，2007；Waganaar，1988）。
好訊息：理性是可以習得的無論圍繞著智力可塑性的那場曠日持久的爭辯結果最終是什麼，令人驚訝的是，心理學領域並沒有對理性可塑性表現出絲毫的關注。已有的種種跡象表明了理性可能比智力更具有可塑性這一現實，考慮到這個現實，理性可塑性被忽視的狀態真是極具諷刺意味。 心智程式缺陷引起的非理性是最容易被治癒的，因為造成這種心智缺陷的原因是缺少某種策略和可以透過學習掌握的陳述性知識[1]。自主心智思維傾向通常依賴於習得的心智程式進行壓制，當壓制失敗時，主要原因在於缺乏例項化的心智程式。在這種情況下，只是瞭解但還沒有充分掌握的心智程式是造成問題的根源所在。例如，完全析取推理（disjunctive reasoning）指的是在解決推理任務時，當需要做出判斷或選擇解決方案時，充分考慮到所有可能的選項。這是一種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理性思維策略。人們由於無法弄清當前問題的所有備選方案而做出了許多欠佳的決定。完全析取推理思維傾向的計算成本並不高昂。正因如此，已有研究發現完全析取思維能力同智力關係不大，並且，它是可以透過學習獲得的。 同完全析取推理一樣，思考備選假設的傾向也是一種具有高度普遍性的心智程式策略。 同樣地，它的實施方式也很簡單。許多研究試圖教會人們思考P（D/~H）（即考慮到備選假設時觀測資料發生的可能性）或者給予簡單的指導使人們形成思考備選假設的習慣。在相關情境下，人們大量練習對自己說“想一下事物的對立面”。這種心智程式策略不注重計算能力，因而對很多人而言，它是很容易學會的。一些研究表明，練習“想一下事物的對立面”的思維有助於防止許多啟發式和偏見文獻中提到的思維錯誤，包括但不侷限於：錨定偏見、過度自信效應、後視偏差、確信偏差和自利偏差[2]。 機率論思維各方面的特點意味著它是一種具有高度普遍性和應用效力的心智程式。然而，正如任何教過統計學課程的人（包括本書作者）可以證實的那樣，其中有一些觀點是反直覺的和不自然的——尤其是在應用的時候。雖然比起完全析取推理和考慮備選假設等策略，學習過程可能要花更多的努力，困難也更大一些，但是，還是有一些證據表明它們是可以傳授的。推導因果關係所需的科學思維當然也是可以習得的[3]。其他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策略可能更容易學習，尤其是對低智商人群而言。例如，心理學家彼得·格爾維茨（Peter Gollwitzer）討論了一個具有極高普遍性的行為策略——使用執行意圖[4]。個體有意識地說出某一行為序列的順序（“當X發生時，我就做Y”），這時執行意圖就形成了。通常來說，在語言固定情境屬性的幫助之下，哪怕只在少數場合誘發這種思維，也足以使其在自主心智中建立起來[5]。最後，研究表明形成心理目標（無論這些目標是否有執行意圖）的認知策略， 就算很簡單也是行之有效的。例如，人們如果被要求設定一個心理目標（“為自己設定一個具體的、有挑戰性的目標”）而不是一般的鼓勵性指令（“盡你最大努力”），那麼他們在任務中會表現得更好[6]。 因為我們很難預測什麼東西會讓自己幸福，所以我們常常做出降低自己幸福感的選擇。 例如，人們常常會低估自己適應幸運和不幸事件的速度。我們的想象力無法預知未來。心理學家丹·吉爾伯特（Dan Gilbert）引用證據表明，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干預策略就是使用代理人物（surrogate）——那些正在經歷一些事的人，你正在模擬他們的快樂（或悲傷）。例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對“空巢綜合徵”是什麼反應的話，你只要問問那些家裡最後一個孩子都外出上大學的人，而不是想象在這種情況下自己會有什麼反應。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支援的隊伍在比賽第一輪就被打敗你的感受會是怎樣的話，你只要問問那些隊伍剛剛被打敗的人就知道了，而不是獨自想象。人們往往不願意用這一機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獨特性會使內心的猜測比那些正在經歷這些事的人的實際體驗更準確。人們只是懷疑別人的經歷是否同樣也適用於自己。這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類似於我之前討論過的我方立場資訊加工。吉爾伯特告訴他的讀者：“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的話，那麼和大多數人一樣，你不知道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2006） 許多迄今為止討論過的心智程式代表了工具理性（實現某人的目標）中可以透過學習掌握的策略。知識理性（擁有真實反映世界的觀點）常常受到汙化心智程式的擾亂。但是，即使是知識理性，也可以透過學習一些宏觀策略，以減少人們染上對自己有害的心智程式的機率。例如，可證偽性原則可以很好地預防許多無用的觀念。它是一種極具普遍性的工具。科學課程中的初級方法論和哲學課程都有講授過這一工具，但是，應該有更多的課程參與進來[7]。許多偽科學信念都證明了汙化心智程式的存在。高中課程應該講授這種批判性思維技巧，從而幫助人們更好地識別出偽科學信念系統。 最後，模因學語言也是有幫助的——它是一種可以透過學習掌握的工具，幫助我們更好地意識到自己有可能擁有汙化心智程式。模因概念幫助認知自我改善的一種方式就是：透過強調信念的傳染性，它間接地向很多人（對他們而言，這將是一種新視角）暗示信念的偶發性。透過為所有文化單位提供一個通用術語，模因科學為評估信念是否滿足人類利益提供了一箇中性的環境。模因概念向越來越多的人表明：我們需要檢查自己的心智程式。 在這一部分，我列舉了一些可以傳授並習得的理性概念案例。有一些宏觀策略可以透過學習掌握，並用於避免汙化心智程式。執行意圖形成、心理捆綁和目標形成代表了工具理性 （實現某人的目標）領域中可以透過學習掌握的策略。這些策略與透過學習掌握的心智程式相輔相成，推動了對證據（機率和科學推理技能）的最佳認識。儘管對該問題尚未有準確的量化實證研究，但目前來看，理性思維傾向至少同智力一樣具有可塑性。 [1] 教育領域中，圍繞著“授之以魚”還是“授之以漁”的爭論可謂永無休止。由於理性心智程式同時腳踏兩方陣營，也許它可以為這場論戰畫上一個休止符。析取思維傾向更像是一種思維策略，而機率推理原理則傾向於屬於陳述性知識。 [2] 這些研究包括：Arkes et al.（1988）；Koehler（1994）；Koriat，Lichtenstein，and Fischhoff（1980）；Larrick（2004）；Mussweiler，Strack，and Pfeiffer（2000）；and Tweney et al.（1980）。 [3] 相關的研究還有：Nisbett，1993；Fong et al.，1986；Lehman and Nisbett，1990； Sedlmeier，1999；Sedlmeier and Gigerenzer，2001；Leshowitz，Dicerbo，and Okun，2002；Leshowitz，Jenkens，Heaton，and Bough，1993；Larrick，2004； Zimmerman，2007；Kuhn，2005，2007。 [4] 參見格爾維茨等人的研究（Gollwitzer，1999；Gollwitzer and Schaal，1998）。 [5] 語言輸入所發揮的作用被稱為在連線網路中的快速“情境固定”（Clark，1996；
Rumelhart，Smolensky，Mcclelland，and Hinton，1986）。聯結主義者可能需要經過數十次嘗試，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抽象出一個原型，而語言交換可以透過一次溝通就啟用一個已有原型。卡拉克稱其為迴圈語言輸入連線網路中的情境固定功能。情境固定是“伴隨著正常輸入發生的額外輸入，這種輸入會啟用已有原型”。卡拉克認為：“語言交換可以被視為一種提供快速、高度聚焦、情境固定資訊的方式”。 [6] 關於與心理目標形成的研究有很多（Heath，Larrick，and Wu，1999；Locke and Latham，1991），關於情感預測的研究詳見吉爾伯特等人的文章（Gilbert，2006； Kahneman et al.，2006）。 [7] 關於低層次的可證偽性教學，參見斯坦諾維奇的研究（Stanovich，2007）。關於批判性思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偽科學的討論，參見：Lilienfeld et al.，2001；Marek et al.，1998。
改變環境以幫助認知吝嗇鬼或許正在做的不是擺脫我們身上的人性；我們需要的是技巧，而不是一些華而不實的說教。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隨機致富的傻瓜》，2001 在前面幾章，我討論了認知吝嗇鬼處理資訊的傾向如何威脅到個體的自主性。如果認知吝嗇鬼容易受框架影響，對最生動的刺激做出反應，接受給定的預設值，那麼世界上任何有能力決定這些因素的人都會影響認知吝嗇鬼的行為。或許這麼說，事態似乎有點嚴重。但是，事情也許有積極的一面。是的，控制著我們環境的惡人可能會利用認知吝嗇鬼。然而， 控制著環境的善良人會幫助我們——使我們避免做出非理性行為，又不必改變認知的基本觀點。積極的一面是，對某些認知問題而言，或許改變環境比改變人類更容易些。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我們的環境，我們理應決定重建社會環境，使得環境中的人更加理性。 例如，在關於器官捐獻率的一個跨國研究中，埃裡克·約翰遜（Eric Johnson）和丹尼爾 ·戈德斯坦（Daniel Goldstein）發現瑞典有85.9%的人同意捐獻器官。然而，在英國這一比例僅為17.2%[1]。瑞典人和英國人之間有什麼不同之處可以直譯器官捐獻態度上如此大的差別呢？是不是瑞典是一個集體主義更強的國家，而英國的個人主義更強呢？是不是瑞典人比英國人更無私呢？也許看看美國的器官捐獻率我們就能找到引起差異的線索。美國的器官捐獻率大約是28%，和英國的捐獻率很相似，比起瑞典就差遠了。這種差異會不會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和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之間的差別呢？ 想必現在你已經在猜測這個問題的答案了。這些國家器官捐獻率的差異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心理差異無關。瑞典、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差異與對捐獻器官的態度也無關。這些差異是由於不同國家關於捐獻器官的政策差異造成的。瑞典、比利時、法國、波蘭、匈牙利同意捐獻器官的比例高達95%以上——器官捐獻的預設選項是“同意”。在制定了這種政策的國家裡，
人們預先假定同意捐獻自己的器官，但也可以採取一些行動選擇退出器官捐獻（通常是在駕駛證上做個標記）。相反，在美國、英國、德國、丹麥與荷蘭，同意捐獻器官的比例不足 30%，在這些國家器官捐獻的預設選項是沒有明確同意即不捐獻，要想在身故後器官捐獻必須做出明確的說明。 簡言之，瑞典和英國之間的巨大差異不是由人民造成的，兩國人民都是認知吝嗇鬼，或許認知吝嗇的程度都差不多。最大的差別是政策形式的差異。作為認知吝嗇鬼，兩國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預設啟發式的影響。預設的選擇黏性很大，因為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約翰遜和戈德斯坦得出結論：人們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又沒有受到政策預設選擇的影響時， 大約80%的人更願意成為器官捐獻者，這一比例非常接近瑞典和其他預先假定同意捐獻器官的國家的比例。1995年以來，美國有超過45000人死於等待獲得器官移植的過程中。我們只需要對捐獻者做決定的環境進行一些不傷害任何人的改變（預設同意的國家人民都可以選擇不參加器官捐獻），就能拯救成千上萬人的性命。認知吝嗇鬼的傾向已經造成上萬人丟失性命。然而，這種悲劇是可以預防的。在這種情況下，最佳的預防措施就是改變環境而不是改變人，因為改變環境更容易些。 正是許多和器官捐獻類似的例子促使法律理論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提倡一種他們稱為“自由專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新政策[2]。他們認為的專制是政府應該努力引導人民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自由指的是確保任何政策變化都保留了完全的選擇自由。怎麼可能做到既引導人民的選擇又不干預選擇自由呢？答案就是利用認知吝嗇鬼的傾向。更確切地說是控制環境中操縱認識吝嗇者行為的那些因素——預設選項和框架。 現在讓我們看看一則實施了自由專制的案例。美國人並沒有為他們的退休準備好充足的資金，他們沒有儲存足夠的錢。許多人沒有參與現有的401（k）和其他的退休儲蓄計劃。塞勒和同事什洛莫·貝納茨（Shlomo Benartzi）推廣了一系列養老金計劃改革，可以拯救數百萬人退休後的生活——否則退休生活很可能被早年因理性障礙做出的決定毀掉。他們的改革正在走向立法階段，許多企業也開始採用他們的改革計劃[3]。 塞勒和貝納茨的改革包括幾個步驟，每個步驟都涉及繞過人們做401（k）決定時常犯的思維錯誤。第一個步驟是針對大多數大型企業的員工必須要先選擇參不參加養老金計劃這一情況。如果他們什麼也沒做（沒有填相關的表格）的話，那麼他們就沒有參加這個計劃。問題首先出在這兒，許多員工沒有報名參加。然而，在塞勒/貝納茨的計劃中，所有員工都預設參加這個計劃，如果要退出的話，必須選擇填一份表格。因此，他們的計劃利用了認識吝嗇鬼的預設偏差。 員工在做401（k）決定時犯的第二個錯誤是他們（和僱主）出資額的分配。塞勒/貝納茨計劃再次利用了預設偏差，該計劃自動平均分配共同基金裡僱員的出資額，從而確保了初期分配的多樣化。塞勒和貝納茨建議的另一種改革涉及讓員工增加他們在401（k）計劃中的出資額，他們要求員工提前同意把未來工資上漲的部分作為額外的401（k）出資額。這個策略確保了員工不會因為多交了錢而損失了什麼，因為他們的工資不會減少。當然，在兩種情況下出資額都是一樣的，但是根據前景理論，這種方法讓員工不那麼厭惡該計劃。 塞勒和貝納茨推出了一項名為“明日多儲蓄計劃”（Save More TomorrowTM，簡稱 SMarT），該計劃把文中討論的許多改革方案都付諸實施了。惠普和飛利浦等大公司已經採用該計劃。我們討論的關鍵意義在於，該計劃表明可以透過改變環境而不是改變人，進而預防不理性行為。SMarT計劃說明因認知吝嗇鬼傾向而產生的一些難題可以透過改變環境加以解決。 即使是在缺少某種心智程式的案例中，我們有時候也能透過改變環境使得有嚴重心智程式缺陷的人覺得輕鬆點。例如，認知心理學家格爾德·吉戈倫澤爾（Gerd Gigerenzer）證明了許多人在處理單一事件機率時都遇到了困難（例如，經濟有40%的可能性會陷入衰退）。 在一次調查中，吉戈倫澤爾和同事發現，在紐約接受調查的參與者中，超過25%的人誤解了這句話：“明天有30%的可能性會下雨。”這些人沒能理解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在許多類似明天的日子裡，有30%的可能性會下雨。但是他們卻理解成：明天有30%的時間會下雨或明天有30%的地區會下雨。 在醫療界，類似於這種對機率術語的誤解很常見。醫生理查德·弗裡德曼（Richard Friedman）描繪了一位病人在聽到“抗抑鬱藥有60%的可能性會奏效”之後的反應。這位病人說：“這也就是說服了這種藥之後，在60%的時間裡我會感覺良好，對嗎？”這正是吉戈倫澤爾和同事的研究揭示出的一種典型誤解。當然，人們應該學會如何使用這種機率術語的心智程式。但是，如果在涉及此類事件機率時，能夠輔以正確的解釋，將有助於人們對機率事件的理解。例如，明天有30%的可能性會下雨，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有100個像明天一樣的日子，這100天中，有30天會下雨。這種簡單的環境改變能防止沒有相關心智程式的人理解錯誤，也能幫助他們獲得相關的心智程式。吉戈倫澤爾和其他研究人員發現，透過澄清機率資訊指的是類別化例項，可以幫助實驗中的被試和執業醫生更好地處理機率資訊[4]。 這些例子都表明，只要對環境稍作改變就能預防理性思維出問題。需要環境幫助的一類更廣泛的問題是人們的自制力問題。人們飲食無節制、超支、喜歡拖延、抽菸和酗酒。解決這些自制力問題的辦法有兩種：改變人和改變環境。人們努力增強自己的“意志力”——也就是內在的自我控制力；或者，試圖改造環境，使得對自制力的需求減少了（自動化系統壓制）。一個常見的策略就是事前承諾。人們加入自動儲蓄計劃，那麼他們就不會超支。他們提前把飯打包，那麼就不會多吃。他們牢記最後期限，那麼就不會拖延。事前承諾代表了我們有意識地重建環境，從而使其更有助於我們的自制努力。 有證據表明事前承諾的方法是成功的——人們反省時會認為用這種方法產生的結果更理性。大量證據表明事前承諾對省錢很有效。在其他領域也有一些證據提示這種方法的有效性[5]。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克勞斯·韋滕布羅赫（Klaus Wertenbroch）發現，自願為自己設定最後期限的學生比那些不願設限的學生在學習上的表現更好。但是有趣的是，外部強加的最後期限比起自願接受的更能促進學習。 為什麼控制體重那麼棘手？原因之一就是人們找到各種方式不讓自己事前承諾一定會採取最有效的減肥方法之一，即攝入更少的卡路里（另一種當然是鍛鍊）。減肥食品業透過不斷暗示除了吃得少一點還有其他方式可以減肥，助長了這種趨勢。例如：只吃蛋白質不吃糖類食品；吃正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而不是錯誤的碳水化合物食物；避免食用高血糖食物；食用索諾瑪減肥餐中最有營養的食物中的前十種；只吃壽司，等等。所有這些方法都偏離了問題的關鍵：問題在於吃下去的每份食物的大小，傻瓜！正如《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2007年6月）給出的忠告：“減肥的準則沒有變，就是要少攝取卡路里，多消耗卡路里。” 在吃這方面，沒有人強迫我們，也和自由意志無關，只是外部環境讓我們陷入了病態。 這一點正是保羅·羅贊（Paul Rozin）和同事在嘗試研究法國悖論時所要重點說明的[6]。儘管法國人的膽固醇水平更高，他們的飲食中也含有更多的脂肪（飽和的和不飽和的），但是法國人的心臟病死亡率卻遠遠低於美國。美國人心臟病死亡率更高的原因可能是美國人更肥胖。的確，儘管法國人飲食中的脂肪含量比美國的要高，但相比美國22.3%的肥胖率，法國的肥胖率僅為7.4%。羅贊和同事認為美國人儘管食用更少的脂肪但卻更胖，原因之一就是每一份美式食物的尺寸都更大。 羅贊和同事從許多資料中找到證據證明事實就是如此。他們研究了兩國都有的連鎖店中每份食物的大小。例如，他們發現美國麥當勞的每份食物要比法國的大28%。美國必勝客的每份食物要比法國的大42%。在11種用於對比的食物裡，美國每份食物要比法國的大 25%。羅贊和同事研究了美國《烹飪樂趣》和法國《我會烹飪》雜誌中相同7道葷菜的菜譜。《烹飪樂趣》中菜譜配料比《我會烹飪》中的平均要多53%。他們還調查了家庭中每份食物的大小，發現美國晚餐中的烤寬麵條要多19%。美國雀巢Crunch巧克力比法國的大 41%，一瓶酸奶的容量要多82%。在參與調查這些食品中，美國每份食物要比法國食物平均大出37%。顯而易見，在美國，我們在減肥這件事上應該提供更多環境上的幫助。 羅贊和同事對單位偏見進行了研究：人們往往會吃掉某種食品的一份，不管這一份有多大，或者人們往往會吃掉某種食品的一個單位，不管這個單位有多大。在一些不同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在公共場所放了一些小甜點（如巧克力豆、愛心糖果、椒鹽脆餅乾）。當甜點份量增至2倍或4倍的時候，人們並沒有根據食物份量減少攝入量。相反，單位尺寸更大時，
人們吃得更多。一個簡單的環境解決方案——每份食物都小點——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幫我們解決美國的肥胖難題。 [1] 喬納森等人研究了器官捐贈問題（Johnson and Goldstein，2006；Sunstein and Thaler，2003）。 [2] 參見：Sunstein and Thaler，2003。 [3] 已有很多文章開始關注這些改革給司法機構和公司帶來的影響（Benartzi and Thaler，2001；Camerer et al.，2003；The Economist，2006；Quinn，2008：Sunstein and Thaler，2003；Thaler and Benartzi，2004；Wang，2006）。關於過多選擇的負面影響，參見施瓦茲的研究（Schwarts，2004）。 [4] 很多文章都對吉仁澤的研究進行了報道（Gigerenzer，2002；Gigerenzer et al.，2005；Todd and Gigerenzer，2000，2007）。有些研究對機率資訊的呈現方式進行了研究，提出特定的呈現方式可以使案例與種類之間的關係更為明晰，進而減小資訊加工過程的難度（Cosmides and Tooby，1996；Evans et al.，2000；Gigerenzer，1996，2002； Girotto and Gonzalez，2001；Macchi and Mosconi，1998；Reyna，2004；Sloman and Over，2003；Sloman et al.，2003）。外科醫生的例子來自弗瑞德曼 （Freidman，2005）。 [5] 關於存錢及相關領域的事前承諾，詳見泰勒等人的研究（Thaler and Benartzi，2004； Ariely and Wertenbroch，2002）。 [6] 羅津等人對法國悖論和單位偏見進行了研究（Rozin，Kabnick，Pete，Fishler，and Shields，2003；Geier，Rozin，and Doros，2006）。
社會選擇機制正如前面的簡短回顧提及的，許多由非理性思維導致的差強人意的結果本是可以避免的。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智力具有可塑性（正如我所認為的那樣），提高智力肯定需要一些更長期的訓練，而傳授已經廣為人知的理性思考技能則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1]。我們在沒有充分利用好現有的思維工具改善理性思考時，就迫不及待地尋找其他方法去改進另一個方面 （智力）（儘管不是不重要，但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因此，現如今我們的文化裡充滿了大量的非理性行為，這種現象也不足為奇了。 考慮到理性與非理性思維的社會影響，我們不會質疑理性思維的現實意義。那麼為何社會的選擇機制僅僅觸及演算法水平認知能力而忽略了理性呢？如果某人因為參加了智力（狹義概念）的測試就獲得認可，這似乎不合乎情理，這麼做好像他已經透過了更廣義概念的測試。 事實上，不同認知技能的重要性不同，這個問題更值得大家仔細討論。例如，有些哲學家認為在認知科學文獻中獲得的非理性實證結果並不合乎情理，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研究物件（主要是大學生）“未來將會成為頂尖的科學家、法官或者公務員”（Stich，1990）。我的確承認這些哲學家的“驚人發現”引起了我們的關注，但我從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啟示。以我的經驗來看，大部分法學家或公務員確實擁有足夠的演算法水平認知能力。然而除了這些，他們的行動卻常常被人認為不甚理想。他們的表現經常達不到預期，這並非因為這些人工作記憶容量有限或是記憶提取速度緩慢，而是因為他們的理性傾向遲鈍。他們也許智力水平並不低，但就是缺乏理性思維的能力。 這些大學生在實驗中推理和決策表現不佳，這一點並不自相矛盾。這些在實驗室中沒能透過決策和機率推理測試的大學生確實是未來的法官，儘管擁有不錯的認知能力，但他們的推理能力仍然很糟糕。這些學生在接受測試之前從來沒有專門受過理性方面的評估篩選，而且以後也不會有人對他們的理性程度進行考核。如果他們在頂尖的公立大學或者私立學校接受教育，未來他們會繼續參加一些評估演算法心智的考試（諸如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 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分級考試和績效模擬測驗）以求得在學術、職場、政壇和經濟領域的發展。理性測評永遠也不會取代這些考試。 不過要是理性測評真的取代了這些考試呢？這就成了一個有意思的開放性話題。舉例來說，衡量理性時是否要考慮種族和階級差異呢？這個問題在智力測試中也會出現。這使人想起，羅伯特·斯滕伯格發現在評估實踐智力時（在他的廣義智力理論看來，這是與理性最為接近的認知方面），人種和社會階層對結果的影響不如在智力測試中那麼明顯[2]。我已經構建的理論框架至少預測到，人們理性思維的優劣排名將會與智力排名不同。理由是，理性包含反省心智的思維傾向，而智力測驗沒有衡量這方面。 確切來說，也許為了引起對於理性思維能力的更多關注，同時指明智力測驗的侷限性， 我們需要對理性進行明確的評估。目前當然還不存在類似智力測驗的理性評價手段，即“理商”（理性商數，RQ）。不過這最起碼能幫助我們開啟對諸如此類話題的討論，當然我並不是說第2天“理商”測試就能構建起來。這樣的評價手段不是在信紙背面寫寫畫畫就可以構建的，正如建立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體系可能需要耗資數百萬美元。但是重點在於，從實際情況看來，基於現有的認知技術手段，“理商”測試是可行的，只是需求和成本問題可能會成為障礙。 與其爭論這項事業在組織方面的問題，我更想強調的重點是，在理論上或概念上，開發此類測試是沒有障礙的。我們掌握了一些思考過程的型別，可以運用到測試中去，同時我們也建立了一些測試任務模型，可以用於評價工具理性和知識理性。建立RQ測試在理性思維相關的能力評價技術方面是沒有限制的[3]，在概念層面上同樣沒有限制。 在本書中，我討論了認知科學家測試知識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多種方法。在我引用的參考文獻中還有更多類似的測試，但是在文中沒有提及是出於許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因為那些任務很專業，難以解釋清楚，或者和我所列的例子有些重複了）。關於理性思維任務，本書有選擇性地列出了一些測評方法，但並未窮其所有。然而，我已經清楚地展現了心理學家是如何研究知識理性和非理性的方方面面。例如：不一致的機率評價傾向；知識評價中的過度自信傾向；忽視基礎機率傾向；不對假說進行證偽的傾向；試圖解釋隨機事件的傾向；自利性個人評價的傾向；用我方偏見評估證據的傾向；忽視備選假設的傾向，等等。 此外，我還清楚地說明了心理學家是如何對工具理性和非理性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 例如：決策過程中的完全析取推理能力；由於框架效應而體現出的不連貫偏好 （inconsistent preference）；表現出預設偏見傾向；用情感替代困難評價的傾向；過分看重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的傾向；選擇容易受到生動刺激影響的傾向；決策容易受到不相關情境影響的傾向，等等。 最後，有許多例子表明，理性和非理性思維的知識可被用於幫助人們過上更充實的生活。本書所引用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以下是一些例子。 ·心理學家找到呈現統計資訊的不同方法，從而使我們在醫療問題上和在任何涉及統計學的情況中，做出更理性的決定。 ·認知心理學家發現根據預設偏差對呈現資訊的方式稍作改變，就能大大增加器官捐獻率，從而拯救上萬人的生命。 ·美國人每年花數百萬美元諮詢如何投資股市，然而遵循決策理論的一些簡單原則就能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這些原則有助於人們避免會減少他們的投資回報的認知偏見，例如對機率事件過度反應、過度自信、痴心妄想、後視偏差、誤解機率。 ·研究決策的科學家發現，人們很不擅於評估環境風險。這主要是由於生動性偏見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人們的判斷。人們可以做出改進，小改進能夠帶來大變化，因為差勁的評估有可能會影響國家政策。例如，導致決策者實施政策A（每救一條性命耗費320萬美元）， 而不選擇政策B（每救一條性命只需22萬美元）。 ·不同專業領域的心理學家開始清楚地指出支撐病態賭博行為的認知幻想：偽科學信念得出的結論、信念固著、對機率事件過度反應、認知衝動、對機率的誤解——這些行為每年破壞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 ·認知心理學家研究了人類在判斷時的過度自信效應——人們常常由於過於樂觀而錯誤地估計自己今後的表現。心理學家研究了可以幫助人們在自我監控過程中避免這些問題，從而使人們更從容地規劃未來（過度自信的人會遇到更多令人不悅的意外事件）。 ·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控制生活中選擇的數量是獲得幸福的關鍵之一，限制選擇常常使人們更幸福。 ·對養老金計劃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稍作改變就能使數萬人的退休生活更加舒適。 ·在決策領域中，機率推理或許是最常被探討的問題，科學家研究了許多認知改革（如減少忽視基礎機率）對最佳化法庭決策過程的作用。對機率的欠佳思考，已經阻礙了司法公正。 這些只是一小部分，後天習得的理性思維策略和環境上的解決方案可以在很多方面改變人們的生活，而比起智力，它們和理性的關係更大。如果我們在思考和決策過程中更加理性，上述例子就描繪了可能會出現的結果。要是學校、企業和政府都能夠關注智力測驗沒有觸及的那些認知內容，這些效果就會隨之翻倍。然而，我們一直過多地關注智力而忽視了理性思維。似乎智力已成了我們文化的圖騰，我們選擇追求它，而不是追求可以改變我們世界的推理策略。 [1] 當我們討論智力的可塑性時，對智力的概念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到底是廣義智力還是狹義智力呢？這種混亂狀況令人十分懊惱。關於可塑性的討論因為概念定義不清晰而飽受詬病。然而，我認為弗林效應已經充分說明了MAMBIT的可塑性 （Flynn，1984，1987，2007；Neisser，1998）。過去一段時間，智力領域提升最為顯著的莫過於瑞文測驗成績，它是MAMBIT的認知操作基礎，即心理活動的去耦表徵能力。關於理性思維教學，請參考巴倫等人的研究（Baron，2000；Nickerson，2004）。 [2] 參見：Sternberg，2004。
[3] 有些大學致力於將批判性思維評估融入學校規定考試中，他們所做的嘗試也可以被看作構建評估工具的一種方式。可是，當他們試圖測量評估批判性思維時，常常會在理論上遇到困擾，其主要原因在於未能將批判性思維概念與本書中提及的認知科學領域文獻緊密地聯絡起來。簡而言之，未能將批判性思維概念與熟知的智力和理性思維聯絡在一起。
參考文獻[1]
[1] 本書參考文獻請見華章公司網站：http://www.hz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