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鵝》，2007 實際上，所有動物在嚴酷的自然選擇法則重壓之下，都愚蠢到只殘留了可以快速逃生的智慧。 ——彼得·理查德&羅伯特·博伊德，《只靠基因是遠遠不夠的》，2005 若想找出一個理性障礙的例子，可謂不費吹灰之力。在個人理財領域，我們在第2章中討論過的約翰·保羅斯（John Paulos）和大衛·丹比（David Denby）的案例並不鮮見。現在我們已大概知曉了為何像保羅斯和丹比這樣絕頂聰明的人也會在市場低迷時嚴重虧損，而在市場繁榮時卻會錯失賺錢良機。試想我們現在正身處股票市場極其動盪的1998年年初到 2001年年末這段時間。在這4年間，第一手技術價值共同基金（Firsthand Technology Value mutual fund）表現良好，公司公佈的年盈利率為16%，也就是說，這隻基金在這4年中平均每年淨賺了16%。但是，這隻基金的投資者在這4年間的平均虧損率約為31.6%[1]。 1998~2001年，當第一手技術價值共同基金的年均盈利率是16%時，投資者在這隻基金上總計虧損了19億美元（是的，19億！）。為何會發生這種事情？為何一支年盈利率為16% 的基金，能夠讓同期的投資者損失如此慘重？ 反思片刻，即有答案。年平均16%的投資收益率對那些1998年買入，之後一直持有該基金，直到2001年賣出的投資者來說是成立的。但是，多數投資者在這4年間並非一直持有該基金，而是在不同的時間點認購，並在不同的時間點贖回——投資者常常會反覆多次認購、贖回。第一手技術價值共同基金在那段時間的表現非常不穩定。當它盈利時，盈利率很高；而當它虧損時，虧損率也很高。現在，上述悖論就很容易解釋了（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理性障礙發生的廣泛性）。投資者之所以在這隻基金上虧損鉅額資金，是因為他們恰巧在錯誤的時間認購和贖回。換句話說，他們通常會在基金的高價位點上買入，並在低價位點上賣出。加之這隻基金的波動幅度較大，當它升值時會升至非常高，而當它跌價時會跌至非常低，所以導致了這隻基金投資者的鉅額虧損。 這類“被自己打敗”的行為並非僅僅發生在第一手技術價值基金這一則案例中。例如，同時期的駿利墨丘利基金（Janus Mercury Fund）的年均盈利率為13.9%，但是，這支基金的投資者卻是虧損的（年均虧損率7.4%）；富達積極成長基金（Fidelity Aggressive Growth）年均盈利率為2.8%，而他的投資者年均虧損24.1%；景順動力基金（Invesco Dynamics fund）的年均盈利率為7.0%，但是它的投資者卻每年虧損14.4%。財經記者賈森 ·茨威格（Jason Zweig）在研究了1998~2001年間700家共同基金的表現後，他注意到“很顯然，基金投資者的實際收益通常遠低於基金公佈的預期收益，有時縮水率甚至高達 75%”（2002）。茨威格告訴我們，他研究的這700家基金的平均年收益率為5.7%，但是， 投資者的平均年收益率僅為1%。茨威格引用福特基金會的勞倫斯·西格爾的話說：“如果基金投資者的盈利率真的如基金公佈的利潤資料一般，他們早就已經賺得盆滿缽滿了。為何並非所有的投資者都有盈利？因為人們不斷地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那些“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人無疑是不理性的。由於多數股票投資者都來自於高收入群體，而高收入與高學歷有密切關聯，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類大規模的投資表現欠佳行為（投資者在面對潛在盈利機會時，卻總計損失了2000億餘美元）表明了理性障礙發生的廣泛性。 對於這類非理性行為的心理過程，心理學家已進行了很多探索，並初步瞭解了這類行為發生的心理機制。例如，許多人對他們的知識儲備量過度自信。他們自認為知道的事實，遠比真實知道的要多，這些人認為自己處理資訊的速度和效率優於他人。對於一個股票市場投資者來說，這是一種非常糟糕的心理特質。大盤指數的變化是基於極其複雜的技術分析運算產生的，大盤的點數和股票的價值變化是對各種資訊進行充分、全面的分析後得出。對於“週末投資者”來說，他們認為自己可以發現在分析過程被忽視的資訊，並試圖從中牟利。
這種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數以千計的投資者（多數擁有較高智商）飽受這種非理性思維特質的折磨。結果，他們的這種過度頻繁交割的投資行為拉低了總的投資回報率。頻繁交易增加了額外成本，由於他們的交易行為並非基於什麼高深的知識，他們希望把握最佳“市場時機”（表現為反覆地進出市場）的企圖反而減少了投資回報。諷刺的是，不那麼自信的投資者傾向於固守“購入並持有”的保守策略，而這恰恰被私人金融專家認為是最為明智的選擇。 這種對投資行為影響較大的心理特質被稱為過度自信傾向。心理學家已開發出一些測評工具對其進行評估。 第二種致使人們犯投資錯誤的心理特徵，在多數情況下是非常有用的。人類大腦透過進化發展出不斷地搜尋各種既定模式的認知方式。我們不斷尋求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物間的相互關係、究其原因並尋找其意義。這種思維特徵無疑是極具適應性的，但是它帶來的副作用會讓人們給隨機事件賦予意義。這種行為模式時常發生在股票投資者身上。股票大盤以及各只股票的走向不斷受到一些不可預知事件的影響，但這些隨機事件對於公司的分紅（股票長期價值的主要決定性因素）並無影響。投資者試圖對這些隨機事件進行解讀並做出反應，這種做法無疑是非常錯誤的。有一些投資者對訊息的反應閾限非常低，任何風吹草動就會讓他們過度反應。這種為隨機事件尋求解釋的心理傾向導致投資者頻繁交易，進而減少了長期收益。 導致過度頻繁交易的第三個因素是“短視損失厭惡”（myopic loss aversion）。這個理論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認知科學家丹尼爾·卡尼曼的獲獎成果是判斷與決策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的組成部分。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人們對預期損失的主觀評估感受大約是預期收益的兩倍。也就是說，損失100美元導致的痛苦強度，是獲得100美元誘發愉悅感的兩倍。“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的概念就源自這種現象[2]。“短視”是說人們監控投資的時間尺度與投資期限的時間尺度出現不同步的現象。例如，一位40歲的投資者在進行退休投資時，如果他每小時、每天，甚至每週都檢視自己的投資狀況的話，這就是“短視”。金融專業人士建議這位投資者以每月一次的頻率檢視自己的投資狀況即可，最理想的狀態是每年四五次。
等一下，通常意義上講，不是獲取的資訊越多越好嗎？為何頻繁地對財務狀況進行監控卻成犯錯誤了？對，大錯特錯。股票市場風雲莫測，漲跌不定。人們害怕損失（請回憶“損失厭惡”），因此，會對股票市值下降做出更為強烈的行為反應。每一次股票下跌，都誘惑著投資者將股票賣出變現，進而避免或減少損失。那些頻繁監控投資狀況的投資者，他們在一次次地檢視自己的投資賬戶時，面臨著更多的誘惑，有更多的“機會”將股票賣出。相對比那些不經常檢視投資情況的投資者來說，對自己賬戶狀況瞭如指掌的投資者更容易臣服於賣出誘惑。當投資者將股票賣出變現之後，那些勤於監控賬戶狀況的投資者常常能第一時間注意到跌勢已止，價格開始上漲，簡而言之，局勢安全了，於是投資者又開始躍躍欲試。一旦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買入，那麼，他們就完成了股票市場上最忌諱的事情：高買低賣。 上述探討的3個因素——過度自信、對隨機事件的過度反應以及短視損失厭惡，是已被廣泛接受的用於解釋個人金融領域不良行為的理論。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上述思維特徵具有個體差異性，並可透過在實驗室中完成特定的認知任務進行測量。由於這些思維方式與智力水平無關，因此導致了理性障礙的大規模爆發案例：數以百萬計的高智商投資者在原本該盈利的情況下，痛失數十億美元。毫無疑問，理性障礙隨處可見。為什麼發生率如此之高呢？ [1] 該資料來自茨威格（Zweig，2002）。 [2] 損失厭惡是一種情感預測偏差（參見Kahneman&Tversky，1979）——當損失或收益真實發生時，損失厭惡的效價並非是收益的兩倍（Kermer，Driver-Linn，Wilson，and Gilbert，2006）。更多關於短視損失厭惡的文章請參見Thaler等人的文章 （Thaler，Tversky，Kahneman，and Schwarts，1997）。想了解更多關於隨機事件，尤其是發生在貿易市場中的隨機事件相關研究請參考Malkiel等人的文章（Malkiel，2004； Nickerson，2004；Taleb，2001，2007）。
人類是認知吝嗇鬼大腦有兩個特徵致使人類不夠理性。一個是處理資訊方面的缺陷，另一個是內容缺陷。 對於這兩種認知缺陷，智力均未提供讓人類能夠不受影響的免疫力。 人類在思考問題時，大腦對認知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極為吝嗇，我們稱為“認知吝嗇鬼”。 圍繞著認知吝嗇鬼開展的研究是過去30年間心理學和認知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主題[1]。當遇到問題時，我們的大腦有多種可用的資訊計算機制。但是，這些機制各有利弊，都需要在功率和消耗之間有所取捨。有些認知機制有強大的計算功率，它們可以非常準確地解決大量問題。但是，這種高功率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即佔用大量的注意資源，執行緩慢，並且會干擾到同時進行的其他想法和行為。相比來說，另一種資訊加工機制的功率較低，但優點是低能耗。有很多問題難以使用這一類機制進行解決，並且這類加工機制在處理資訊時的準確性無法得到保證。但是，它們的加工速度快，與同時進行的其他認知任務互不干擾，僅需要極少的專注力即可。它們就是我們在第3章討論過的型別一加工，也稱作啟發式加工。 由於人類大腦預設的加工模式是低能耗的型別一加工，因此，人類在多數時候都是認知吝嗇鬼。當人類同時加工處理兩個任務時，其中一項任務佔用的認知資源越少，意味著可被用以完成另一項任務的認知資源越多。這種機制看似是具有適應性的。然而，這種對簡單認知機制（認知吝嗇鬼）的預設偏好，意味著人類通常是不夠理智的。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多的決策需要我們做出精確的反應，這種精確性遠非啟發式加工可以達到的。型別一加工過程所能夠提供的通常是與最佳反應接近的快速解決方案。但是，現代生活對於資訊加工的準確性有著越來越高的要求。對於那些依賴自動加工機制的人來說，現代科技社會可謂危機四伏。蓬勃興起的廣告業，正是利用了這種加工機制的缺陷。市場經濟體制下，到處都潛伏著試圖利用人類的認知缺陷賺上一筆的陷阱，自動化加工機制日益威脅著人們的幸福生活。認知吝嗇鬼將嚴重阻礙個體目標與理想的實現。 [1] 很多心理學經典文獻都曾提及人類是認知吝嗇鬼的觀點（Dawes，1976；
Simon，1955，1956；Taylor，1981；Tversky and Kahneman，1974）。
我們為何成了認知吝嗇鬼人類總在想盡辦法減輕認知負擔，試圖讓自己儘可能地處理更少的資訊，然而，正是這種想法致使我們常常會深陷不理性的泥潭。人類為什麼是認知吝嗇鬼，而不是完全理性人？ 一言概之——進化。進化塑造了人類今日的認知機制，進化造就了人類的非理性。 進化為何沒有將人類塑造為完全理性人？[1]理性是基於“最大化原則”進行定義的（以工具理性為例，使行為的預期收益最大化）。而自然選擇是基於“更好”原則。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說：“自然選擇從當前可用選項中選出那個‘更好的’方案……進化塑造的動物並非是完美設計方案的成果，也並非差強人意的無奈選擇，而是歷史變更過程中同時期諸多選項中那個更為適宜的選擇”（1982）。簡單來講，進化論中變異與選擇性保留的邏輯是基於一個生物相對於另一生物體的繁殖優勢來說的，而非基於某一個特徵的完美最佳化（包括理性）。有一種說法認為，進化應該被描述為倖存的“適應者”，而不是優勝劣汰後的“最佳選擇”。 生物體在進化過程中不斷地增加基因的繁殖適應性，而非人類理性。適應性的增加並不一定會帶來理性的提升。以信仰為例，為了增加生物體的生存適應性，信仰無需引導人們精確的理解世界（參考本章引言中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觀點）。因此，進化並不能保證人類擁有完美的知識理性。例如，進化有可能不會選擇高度準確的知識性思維機制，因為這種機制會消耗掉太多的資源（例如，金錢、能量和注意力）。信仰形成機制並非以最大化儲存事實為原則的另一個原因是“相對比一個需要深思熟慮、證據確鑿才能做出的判斷來說， 膽小甚微、風險厭惡的推論策略，即基於少許的證據快速得出即將身臨大敵的結論，通常會帶來較多的錯誤信念，較少的真實信念。然而，自然選擇卻鍾愛這種不可靠、易出錯、風險厭惡的策略。因為自然選擇毫不在乎事實與真相，它只關心是否能夠繁殖成功。 ”（Stich，1990） 目標和慾望領域的情況與之類似。進化的目的並不是最大化人類的快樂與幸福。近些年情感預測領域的研究表明，人類其實並不擅長做出讓自己開心的選擇[2]。這個結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大腦中存在快樂神經迴路的原因是鼓勵我們做出有利於基因傳遞事情（例如生存、 繁殖、幫助親戚），而非為了使我們享受更多的快樂時光。 進化之所以不能確保人類具有工具理性，還有另外兩個原因。第一，由於環境的劇烈變化，原本根植於大腦中的許多基因設定的預訂目標已無法達成。例如，千百年前，人類需要積累儘可能多的脂肪以獲取更多的生存機會。脂肪越多，意味著可以活得越久。在遠古時代，人類的平均壽命很短，只有少數人類可以活到適於繁殖的年齡，更長的壽命意味著更多的基因傳遞機會。簡而言之，當儲存能量是一件對生存和繁衍有益的事情時，人類透過進化改進了儲藏和使用能量的生理機制。然而，在當今這個麥當勞隨處可見的現代科技社會，上述生理機制已經不能達到提高繁殖機率的既定目標，這種生理機制背後的目標已經與相應的進化情境剝離開來。最後，由於理性標準的文化變革速度遠遠快於人類進化的速度，因此， 提供了大量將效用最大化機制與基因適應最大化這兩者分離的機會[3]。我們的進化史並沒有提供給我們一個預設設定為理性的大腦。 第二，正如在第3章中討論過的，對心智多重加工理論的研究告訴我們，大腦的某些處理過程時常與另外一些處理過程發生爭鬥。我們的部分心智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致力於實現個人目標。反之，腦內另一些處理過程傾向於簡單粗暴取向——致力於實現遠古基因的目標，而非是當下的個人目標（比如，許多型別一加工）。進化使得一些認知吝嗇鬼資訊加工傾向成了預設選項。在千百萬年前，這些預設方式也許是非常棒的，但是，在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之後的今天，這些預設選項已不能很好地服務於人類需要了。 [1] 由於人腦是經由進化塑造的，因此漫長的進化過程可以確保字面意義上的理性，即“能夠進行合理推理”。此處我想說明的是：進化無法保證認知科學領域中定義的“理性”，即最大化主觀期望效用（Gauthier，1975）。有文獻討論了人類長期利益的本質，以及進化適應的短期策略備選項（Ainslie，2001；de Sousa，2007；Haslam and Baron，1994； Loewenstein，1996；Nozick，1993；Oatley，1992；Parfit，1984；Pinker，1997；Sabini and Silver，1998；Stanovich，2004）。自然選擇的“擇優”機制，參見Cosmides和Tooby的研究（Cosmides&Tooby，1996）。Ridley獨闢蹊徑，稱之為進化“短淺”，因為它更關注即時利益而非長期策略。與此相反，人類理性必須關注個體的長期利益。 [2] 關於情感預測，參見吉爾伯特、卡尼曼等人的文章（Gilbert，2006； Kahneman，Diener，and Schwarz，1999；Wilson and Gilbert，2005）。 [3] 更多關於理性標準的文化相關內容，參見吉普森等人的文章（Jepson，Krantz，and Nisbett，1983；Krantz，1981；Thagard and Nisbett，1983）。
為什麼理性障礙如此普遍簡言之，人類大腦天生懶惰。在沒有具體線索提示個體需要避免最簡化資訊處理（比如，考試就是一種提示線索）的情況下，人們通常會成為認知吝嗇鬼，受困於非理性。不過，認知吝嗇鬼在資訊處理時的方法也並非千篇一律，他們會採取多種多樣不同的策略，這就意味著每個人的認知/行為特徵都有所不同，人類的理性程度存在著個體差異。另外，我們還會發現，策略多樣性與智力之間幾乎沒有相關關係。 在本章中我已提到過，人類大腦不理性的主要特徵有兩種：一是資訊處理過程問題，二是內容問題。所謂資訊處理過程問題就是受到認知吝嗇鬼的影響。內容問題是指我們在進行理性的思維和行為時，所必需的某些具體知識結構。當理性行為所必需的思維結構缺乏時， 我將其定義為“心智程式問題”，參考的是帕金斯對“心智程式”的定義，即個體在決策和問題解決時，能夠從記憶中提取出的規則、知識、程式和策略。在第10章和第11章中，我會具體討論導致人類不理性的心智程式問題。 評估人類行為的理性標準是社會和文化發展傳承的產物，獨立於基因得以儲存和傳承。 21世紀機率理論、經驗主義概念、邏輯和科學思維的發展，給人類提供了形成信念、修正信念以及行動推理的概念工具。它們以“心智程式”的形式安裝進人類大腦，代表著孕育了人類理性的文化成就，隨著社會發展，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理性文化工具，這些工具逐漸在人群中流傳開來。現代社會一名統計學專業大二學生，如果可以帶著他已學的統計學知識穿越到幾世紀前的歐洲，也許可以透過頻繁出入賭局而發家致富（或是涉足保險或彩票業）。 機率思維、邏輯、科學推理等理性工具，通常是個體沒有完全掌握或是根本沒有注意到的心智程式。由於未掌握某些心智程式而導致的不理性，我將其稱為“心智程式缺陷”。另外一類心智程式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心智程式本身是有害的、無用的，不能幫助個體實現目標 （工具理性）或是建立正確的信念（知識理性）。事實上，很多心智程式都是導致非理性行為，阻礙目標實現的直接原因。我將這一類問題稱為“汙化的心智程式”。
每個人在思維過程中都會受到認知吝嗇鬼的影響，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類心理特徵[1]。與之類似，心智程式故障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多數人思維特徵的一部分。簡單來說，所有人都是認知吝嗇鬼，都經歷過心智程式問題所導致的認知謬誤。非理性是所有人行為和思維的特點，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然而，不同認知吝嗇鬼處理資訊的方式不同、認知程式缺陷的程度不同、汙化心智程式對人的影響深度也存在不同。所有的這些差異都無法透過智力測試進行評估。高智商群體成為認知吝嗇鬼或是出現心智程式故障的機率僅比普通群體低一點點[2]。從統計學角度來看，理性障礙應該是一種不受智商高低影響的普遍現象。換句話來說，如果非理性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並且與智商之間僅有微弱相關，那麼高智商群體中的非理性行為絕非罕見。 [1] 在自然條件下，做一個認知吝嗇鬼是預設的人類認識方式。當環境線索提示個體即將要付出大量的認知努力時，由於高智商個體有著更強大的計算能力，所以他們會更快地覺察到環境的認知需求，啟動認知吝嗇鬼模式。 [2] 此處額外需要說明幾點。首先，本書中引用的絕大多數研究都是以大學生作為被試。書中我所謂的“高智商群體”和“低智商群體”其實是研究樣本中智商較高和較低的兩組。因此， 他們並不算是絕對意義上的低智商群體，只不過和朋輩相比起來較低而已。第二，由於研究被試都是從大學生群體中選出的，智商波動範圍較小，因此，研究所得到的相關強度毫無疑問地會被削弱。話雖如此，美國大學生群體的智商範圍其實是很廣的。在過去30年間，美國 25～29歲的年輕人大學入學率已增至50%。截止到2002年，58%的年輕成年人已完成了至少一年的大學學業，有29%獲得了至少一個學士學位（Trends，2003）。最後，即使是受到被試來源的限制，得到的研究結果依然令人震驚：沒有想到在智商得分前2/3的群體中， 理性與智力之間的相關係數幾乎為零。
思維謬誤和理性思維雖然本書關注的是理性這種最優思維方式，不過接下來的幾章我將著重介紹幾種思維謬誤的產生原因。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理性概念的多維性，它要求個體具備多種不同型別的心智程式。為了避免非最佳化的自主心智自作主張參與思維過程使其走捷徑，需要多種反省心智傾向作為保障。現有的測量手段很難對思維成分的最佳化程度進行評估，也就是說，很難評價一個人是否具有“完美理性”。研究者發現，測量個體是否會違反某一理性規則，是否會犯某一型別的思維謬誤，比評估個體的思維是否優質容易得多。這就好比我們在觀看一場橄欖球比賽，四分衛在場上的技術細節表現完美時，我們通常很難察覺，但如果他傳出一記糟糕的拋球，觀眾立即就能識別出來。 事實上，很多領域中的優劣評估都與觀看橄欖球場比賽十分類似。相對於識別、分辨優秀的認知表現，別人的錯誤更容易被覺察到。評論家尼爾·博斯曼（Neil Postman）認為， 優質思維的教育家和倡導者所採取的立場與醫生或律師很相似[1]。對於醫生來說，確認某人擁有“完美的健康”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診斷某種疾病就容易得多。與之相類似， 律師很擅長指出不公正和有違民權的做法，但卻很難定義何為“完美的公正”或是“理想的公民權利”。博斯曼強調，教育家應該向醫生和律師學習，聚焦於識別思維謬誤，而不是試圖定義何為“完美思維”。理性心理學領域的實證研究所遵循的正是這樣的邏輯思路，聚焦於識別思維謬誤，就像外科醫生只關注疾病一樣。 接下來的幾章，我將依次介紹理性思維必需的多方面條件與要求。如果想同時具備知識理性與工具理性，要求個體必須表現出深思熟慮、自我行為約束力、審慎的決策、明智的目標優先順序設定並對證據進行合理校正。例如，知識理性（信念與客觀世界相吻合）要求個體具有機率推理和證據校正的能力。工具理性（最大化的目標實現）要求個體嚴格遵循各種理性選擇原理。由於認知吝嗇鬼、重要心智程式缺失和汙化心智程式影響等原因，會讓個體採用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出現各種思維謬誤。若想避免思維謬誤，可以透過獲取理性思維心智程式的方式避免過度使用認知吝嗇鬼的思維策略。
[1] 參見Postman的著述（Postman，1988，pp.86-87）。
第二部分人人都是認知吝嗇鬼大腦在使用認知資源時極為吝嗇，喜歡走捷徑，我們簡稱之為“認知吝嗇鬼”。人類在大多數時候都是認知吝嗇鬼。認知吝嗇鬼常常致使我們深陷不理性的泥潭，嚴重阻礙我們實現目標與理想。 提高理性有兩條途徑，第一條途徑是避免先天的資訊加工缺陷（即認知吝嗇鬼），第二條途徑是給自己大腦安裝好的心智程式，抵制壞的心智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