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技讓人類免受飢餓、寒冷、疾病的折磨，甚至遠離了無聊乏味的生活，然而，個體違抗自己意願的矛盾卻越來越突出。在多數情況下，這些非理性行為並非是無心之過，而是在人們能夠意識到行為後果的情況下，依然執意而為。 ——喬治·安斯利，《意志的崩潰》，2001 1999年7月的一個夜晚，小約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 Jr.）與妻子及妻姐乘坐一架小型飛機前往瑪莎葡萄酒莊園，在距離目的地僅有幾英里時，飛機因在夜晚的薄霧中迷失方向而墜入深海。記者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認為肯尼迪的這次失誤是壓制失敗的一個典型例子[1]。肯尼迪未能讓型別二思維戰勝並取代型別一思維，也就是說，他未能讓自己在飛行學校學習並掌握的儀表引導飛行技術戰勝思維傾向。給他帶來致命一擊的是，當他找不到標記水平線的燈光時，全然沒有意識到飛機正沿著海岸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沒能保持機翼平衡，最終導致飛機陷入死亡螺旋，俯衝入海。 當地平線不可見時，飛行員無法透過重力感判斷河岸的位置，也無法感知到飛機的非水平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大腦的無意識子系統會發出一個只能夠勉強應對當前情境的劣質指令，意識需要察覺到這個指令，並用後天獲得的知識技能取代這個無意識的自動化反應。在肯尼迪的案例中，這個劣質指令就是操控飛機上下翻飛，試圖飛離雲霧，尋找到地平線。而後天習得知識所教的正確做法是使用儀表資料來保持飛機水平，慌亂之中的肯尼迪未能做到這一點。根據格拉德威爾的說法：“在那種情況下，肯尼迪需要打破在能看到水平線時所依賴的直覺飛行思路，將注意力集中於儀表引導上。”聯邦運輸安全委員會對這起飛行事故進行了深入調查，公佈了飛機在失事前最後幾分鐘的飛行路線，揭示了飛機不顧一切地尋找可視地平線的各種嘗試和努力。尋找地平線是一種人類本能，但是，夜間飛行需要的並非是依賴直覺和本能，而是要執行後天學習到的飛行知識與技巧。 在前面幾章，我們討論了由於認知吝嗇鬼未能做到有意識地加工資訊，不假思索地使用預設資訊加工方式，進而導致了對某些情境的非理性反應。然而，上述理論不能為肯尼迪的墜機事件提供合理的解釋。他既沒有被動地受到給定框架的影響（第7章），也沒有像解決第6章的萊維斯克難題（傑克正看著安妮，而安妮正看著喬治。傑克已婚，喬治未婚）一樣，輕率地對新異問題做出反應。從是否進行主動的思考這個角度來看，肯尼迪在面對當時的情境時，並不是認知吝嗇鬼。另外，他知道正確處理危機的方法。肯尼迪學習過在當時那種情境下的處理方法，當他和另外兩位乘客命懸一線時，很顯然，他的顧慮太多了。在某一瞬間，正確的應對方式也許曾閃現在肯尼迪的腦海中，但是，正確的行為模式最終還是輸給了錯誤的行為模式。那一刻，肯尼迪進行著緊張的思考，但是，正確的思路卻已慘敗出局。 這讓我們不由得想問，輸給了誰？考慮到我們所有的想法都源自於同一個大腦，正如第3章中所提到的三重加工心智模型理論，大腦中可能有若干種不同的心智。大腦中的無意識子系統經常會打敗反省的、有意識的心智[2]。在肯尼迪的例子中，他輸給了古老的關於平衡、知覺和方向定位的進化適應模組。這種現象很常見。然而，日常生活中更為我們熟知的，是與情緒管理有關的進化適應模組戰勝理性反應的行為傾向。 [1] 參見格拉德威爾的文章（Gladwell，2000）。 [2] 關於認知的多種心智以及認知壓制的概念，請參見第3章和埃文斯等人的研究 （Evans，2003，2007；Stanovich，2004）。
電車難題：壓制情緒為了能夠更好地討論情緒這一話題，現在，讓我們先做一個熱身活動：想一想如何殺掉一個人。別恐慌，這是一起完全出於善意的殺人預謀。這是一個在道德哲學領域中得到廣泛討論的假設性情境——電車難題。電車難題在學術文獻中有很多不同的變式[1]，它的基本形式是這樣的：假設，你看到一輛因剎車失靈而失控的電車正從山頂上往下急速行駛。這時， 不遠處山下的電車軌道上站著五個人，如果他們被這輛電車撞到，將必死無疑。唯一可以避免這場悲劇的做法是你扳動一個開關，使電車駛入另外一條軌道，而在這條軌道上僅有一個人，也就是說，將有一個無辜的人遇難，而另外五個人獲得了生存機會。你是否會扳動這個開關？這樣做對嗎？ 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扳動開關，犧牲一個人而拯救五個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種電車難題的變式，這是由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約書亞·格林研究設計的，用認知神經科學視角研究道德判斷。該變式稱為人行天橋難題。與電車難題的基本形式相同，一輛剎車失靈的電車正衝下山，站在前方軌道上的五個人命懸一線。此時，你站在橫跨軌道的人行天橋上，天橋的位置剛好處於電車與行人之間。在你的身邊，站著一位膀大腰圓的陌生胖子。如果你將他推下天橋（沒有人會看到），他的身體可以阻止電車繼續前行， 而他也將命喪車輪下，但是，前方軌道上的五個人卻可以因此獲救。你是否會將這位陌生人推下去？多數人說他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都心知肚明為何在第二種情境中人們拒絕將這位陌生人推下去。人們普遍認為第二種情景讓人為難、很討厭，而第一種情境就不會給人帶來不愉快的困擾。人們普遍對這兩種情境有相似的直覺判斷，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有些人試圖去論證這兩種直覺反應的合理性，也就是說，認為在第一個情境中犧牲一個人去拯救五個人的做法是對的，而在第二個情境中犧牲一個人救五個人的做法是錯誤的。正如格林所說：“每當有人試圖為這兩種直覺反應提供前後一致的原則性辯護理由，這些辯詞通常是漏洞百出的……這些直覺反應難以評判……如果這些結論並非是基於某些公認的道德準則得出的，那它們一定是基於直覺。問題是，這些直覺源自何處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格林和其同事開展了一系列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研究人員讓被試嘗試解決各種兩難問題，例如電車難題（親身難題，涉及較少的個人困境）、天橋難題（非親身難題，涉及較多的個人困境），等等。在被試解決問題的同時，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掃描結果顯示，被試在解決親身難題時，與情緒和社會認知有關的腦區（後扣帶回、杏仁核、內側前額葉皮質和顳上溝）會被啟用。與之相對應的，當被試解決非親身難題時，更多地啟用了大腦的兩個認知腦區，即與工作記憶功能息息相關的頂下小葉和背外側前額葉皮質。這兩個腦區與壓制人的無意識決策密切相關。 在研究天橋難題的過程中，研究者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不按常理出牌，決定要把無辜胖子推下天橋的被試，也就是在親身難題中決定犧牲一個人去拯救五個人的被試， 他們在做決策之前的思考時間格外得長。格林和同事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比較了在解決天橋難題時艱難給出肯定答案（拯救五個人）和快速給出否定答案（不做任何反應，不救那五個人）的兩組被試的腦成像結果。透過比較後發現，當被試做出肯定回答時， 大腦中壓制情緒腦的部位，即頂下小葉和背外側前額葉皮質，表現出更多的啟用。這說明肯定答案組的被試在決策過程中使用了型別二資訊加工，壓制了與情緒調控密切相關的型別一資訊加工。這些被試意識到，如果透過扳動開關改變軌道的方式拯救五個人犧牲一個人是正確的事情，那麼，把身邊的陌生胖子推下天橋以拯救五個人的做法也同樣正確。 然而，多數人並不像這些肯定回答組的被試一樣，可以在面對天橋難題時戰勝自己的情緒。雖然這些被試也陷入了苦苦的認知掙扎，但是，他們的高階智慧最終輸給了情緒。在實驗結束後，當研究人員詢問被試是基於怎樣的原則最終決定不犧牲一人以換取更大的收益 （五個人）時，他們常常無言以對。對於這個結果我們早就有所預料，因為這些被試在做決策時，壓根兒就沒有考慮到原則二字。他們的大腦中處理“原則”類資訊的心智，早已輸給了情緒。這些人試圖為自己前後不一的行為尋求解釋框架，思前想後，唯有“他們思考時沒走腦子”這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通了。
當無意識心智左右了被試的行為反應時，個體常常覺察不到，反之，他們還常常為此而爭辯，認為他們做出的決定是經過審慎思考的、有理有據的選擇。我們傾向於為自己的各種行為尋求一個前後連貫如一的解釋，全然不顧多數決定與選擇其實是由大腦無意識的資訊加工過程所產生的這一事實。這種做法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會為無意識行為編造出虛構的理由，以證明它們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做出的理性選擇。這種現象已被大量研究報告所證實[2]。人們為無意識行為虛構解釋理由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阻礙認知方式發生改變。因為，只有當人們意識到大腦正在使用自動化子系統時，認知方式才有發生改變的可能。 [1] 更多從哲學和心理學視角對電車難題進行的討論，參見富特等人的研究（Foot，1967； Hauser，2006；Mikhail，2007；Petrinovich et al.，1993； Thompson，1976，1985，1990；Unger，1996；Waldmann and Dietrich，2007）。更多格林的研究，參見（Greene，2005；Greene，Nystrom，Engell，Darley，and Cohen，2004；Greene，Sommerville，Nystrom，Darley，and Cohen，2001）。 [2] 凱爾文等人的研究討論了意識心智的虛構傾向以及利己主義歸因（Calvin，1990； Dennett，1991，1996；Evans and Wason，1976；Gazzaniga，1998；Johnson，1991； Moscovitch，1989；Nisbett and Ross，1980；Wegner，2002；Wilson，2002； Wolford，Miller，and Gazzaniga，2000；Zajonc，2001；Zajonc and Markus，1982）。
戰敗“冷”啟發式思維傾向心理學家區分了有情緒負荷和相對來說無情緒負荷的想法，認為壓制情緒對思維的汙染效應是“暖加工”的一個例子。但是，即便在沒有情緒捲入的情況下，即心理學家所謂的“冷加工”，有意識思維也常常會被無意識思維所取代[1]。事實上，即使是在我們清晰地意識到何為最佳答案的情況下，依然有可能讓無意識資訊加工過程肆意控制行為。舉個例子來說， 你會選擇10%的機率贏得1美元，還是選擇8%的機率贏得1美元？不需細緻的計算也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如果你身處在西摩·愛潑斯坦（Seymour Epstein）等人的研究中，你很有可能會選擇8%贏錢機率的賭局[2]。 沒錯，愛潑斯坦發現，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人們會傾向於選擇8%機率獲得1美元的機會，而非10%。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他們的實驗。在研究中，被試看到兩隻裝有橡皮糖的碗。在第一隻小碗中，有9顆白色橡皮糖和1顆紅色橡皮糖。在第二隻大碗中，有 92顆白色橡皮糖和8顆紅色橡皮糖。接下來，被試可以選擇任一隻碗，從中隨機摸出一顆糖。如果拿到的是紅色橡皮糖，那麼，被試將贏得1美元。雖然兩隻碗的贏錢機率顯而易見，第一隻是10%，第二隻是8%，但是，依然有很多被試選擇從裝有100顆橡皮糖的大碗中抽取，人為地降低了自己的贏錢機率。雖然多數被試做出了理性的最佳選擇，但依然有相當數量的被試（30%~40%）選擇了8%贏錢機率的大碗。絕大多數選擇大碗的被試都意識到，從統計角度來看，選擇100顆橡皮糖的碗意味著較低的贏錢機率，但是，這隻大碗中卻有更多的紅色橡皮糖啊！這8顆誘人的紅色糖果迷惑了他們的心智，很多人在明知道贏率較低的情況下，仍然無法抗拒地選擇了盛有更多紅色糖果的大碗。在實驗結束後，有一位被試說：“我選擇了盛有更多紅色橡皮糖的碗，因為它看起來有更多的獲勝機會，雖然我意識到它同時也盛有更多的白色橡皮糖，贏的機率較小。”也就是說，在明知道哪一個是最佳選擇的情況下，被試對絕對數量的偏好戰勝了理性規則（選擇有最佳贏錢機率的碗）。 也許，你認為自己會選擇那隻小碗，做出正確的選擇（也許你是對的，實驗中多數人都選擇了小碗）。也許，你認為這個冷認知問題並沒有難倒你。那就請隨我一起看看下面這個例子，在這場認知戰役中，你也許會為之抓狂，沒準兒還會輸掉。 請看下面這則三段論推理。你認為該推論是否成立？也就是說，根據給定的兩個前提， 得出的結論是否符合邏輯？ 前提1：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水。 前提2：玫瑰需要水。 因此，玫瑰是生物。 怎麼樣？在繼續往下讀之前，請先判斷上述結論在邏輯上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呢？ 70%的大學生認為這個結論是合乎邏輯的，沒準你也是其中一員。如果你認為“玫瑰是生物”的結論在邏輯上是有效的，那麼你就犯錯誤了[3]。前提1說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水，但是並沒有說所有需要水的東西都是生物。因此，僅憑玫瑰需要水這一條，我們無法得出它是生物的結論。如果這樣解釋還不清楚的話，讓我們再來看下面這組具有相同結構的三段論推理，看過之後，也許你就明白上述結論為何是不符合邏輯的了。 前提1：所有的昆蟲都需要氧氣。 前提2：老鼠需要氧氣。 因此，老鼠是昆蟲。 現在，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根據給定的兩個前提，所得出的結論在邏輯上是無效的。 邏輯結構上相同的“老鼠”三段論和“玫瑰”三段論，為何在解決時一個易如反掌，而另一個卻令人困惑呢？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玫瑰三段論的結論（玫瑰是生物）是符合情理的，在現實世界中是真實存在的。難點就在這裡，邏輯的有效性並非等價於結論的可信度，
而是根據前提得出的結論判斷是否符合邏輯推理規則。使得玫瑰三段論難度升級與老鼠三段論難度下降的原因是相同的。“老鼠是昆蟲”在現實世界中是錯誤的，這使得我們很容易判斷出這個結論不符合邏輯推理規則。 在上述兩個三段論推理問題中，人們關於自然世界的已有知識（玫瑰是生物，老鼠不是昆蟲）理應獨立於待解決的問題，即對邏輯有效性的判斷，但事實上，卻對問題解決產生了干擾。在玫瑰問題中，已有知識阻礙了問題的解決；而在老鼠問題中，已有知識對問題解決產生了促進作用。玫瑰三段論是涉及自然反應與基於規則的反應發生衝突的冷認知的一個典型例子。即使你正確地回答了這個三段論問題，你依然會感受到這種衝突。如果你回答錯誤，那麼，你所經歷的正是這種情況：經過深思熟慮，但卻輸給了更為自然的加工傾向，即基於可信性而非邏輯有效性做出反應。 邏輯有效性與既有知識發生衝突的三段論推理可以用於評估一種重要的思維技能，即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專注於理性推理，抵抗加工簡單線索的誘惑（甘當認知吝嗇鬼的先天傾向）的能力。這些問題探測了人們在指導語告知要避免屬性替換的情況下，依然依賴它去解決問題的傾向。解決這些問題時，最簡單的線索是直接評估結論在現實世界中是否正確。相對來說，對邏輯有效性的評估較為困難。但在解決三段論推理問題時，人們必須專注於此， 與此同時，忽視或壓制對結果現實真實性的評估。 值得引起重視的是，在智力測試中沒有涉及“玫瑰”三段論這一類問題，這種型別的三段論推理問題更有可能會出現在評估思維傾向和認知風格的批判性思維測試中。這一類焦點開放式問題（焦點在結論的真實性或是推論的有效性上）在批判性思維測試中很受歡迎，因為這類測試的主要目的就是判斷個體的思維過程更依賴於推理還是語境。然而，這種開放式問題在智力測試中就不那麼受歡迎了，因為智力測試關注的是人在解決毫無爭議的問題時的原始推理能力。在智力測試中（或者其他任何的認知能力傾向測試），但凡涉及三段論推理題，都會把題目和語境剝離開來，比如，題目會以這種形式呈現：“所有的A都是B”。或者使用陌生的語境，比如與“玫瑰”三段論相類似的題目會以如下形式呈現：
前提1：所有Hudon類的動物都很兇猛。 前提2：Wampets非常兇猛。 因此，Wampets是一種Hudon類動物。 “玫瑰”三段論推理的標誌性特徵是“多重心智衝突”，而這一類題目將心智衝突從三段論推理問題中剝離開來。不涉及心智衝突的三段論推理問題僅僅可以用來評估演算法心智，而不能對反省心智進行評估。例如，有研究發現個體在“玫瑰”三段論推理問題中的表現與智力水平之間僅有微弱的相關。但是，思維傾向可以預測人們在衝突性三段論推理問題中的表現， 而智力水平則不能。認知靈活性、思維開放性、語境獨立性等都是思維傾向的表現形式，是反省心智的重要組成部分[4]。 雖然“玫瑰”三段論推理問題看起來有些小兒科，但它卻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日益重要的認知能力的風向標。這種能力就是根據給定資訊進行推理，並且在思考過程中，暫時摒棄過去已掌握的資訊，不受其影響。例如，現代司法系統在對證據進行評估時，十分重視將已有的信念知識與當前的證據評估剝離開來。那些與法庭上呈現的證據無關，而是根據已有的背景知識和個人經驗所做出的離奇判決，勢必會引起人們的公憤。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兩起經典案件為此提供了絕佳的例證。社會調查資料顯示，大多數美國公民對於陪審團做出的辛普森無罪判決感到憤怒。同樣，人們也因警察毆打羅德尼·金案件的初審結果而感到震怒。在這兩起案件中，陪審團成員都未能將自己的既有信念與評估當前證據剝離開來。 現代社會的很多工作場所都需要員工具備將已有知識經驗與當前工作行為剝離開來的能力。比如，在零售服務行業有一句箴言，“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話被理解為，哪怕顧客對員工有不合理的言語侵犯時，服務人員也應該秉承“顧客是對的”這一理念。員工必須要遵循這種奇怪的零售行業邏輯，將常識所認為的顧客行為失範置之一邊，依然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不然他就有可能面臨被解僱的風險。服務行業從業者被認為應該謙恭有禮地提供服務， 並且應該意識到這種行為模式是基於市場經濟交換的社會建構。服務人員必須意識到，他們與顧客之間所發生的互動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際社會互動，而是處於一種非自然的特殊互動領域，在這個領域中需要遵守特殊的交往規則。 我並不是在宣揚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完全無視自己的已有知識。很顯然，在多數情況下，為了解決問題，我們需要積極調動已掌握的知識技能。在這裡，我僅僅是想指出一個現象，即現代化社會創造出了越來越多的非自然、去情境化情境。基於現代科技社會的科學研究常常要求人們“忽視已有知識和信念”。比如，在你認為控制組的表現一定會弱於實驗組的情況下，依然對控制組進行嚴格檢測，這就是忽視已有信念的一種形式。對摒棄已有知識的需求，並非僅侷限於科研和法律領域。現代社會透過日益強調公平公正、遵守規則、“一碗水端平”、制裁任人唯親、消除偏見、普世主義、包容、契約制強制性平權和消除家族、種族、信仰歧視等理念，以要求個體剝離既有的以個人化為中心的認知，達到去情境化。 [1] 最早提出情緒負荷“暖加工”概念的是心理學家羅伯特·阿貝爾森（Abelson，1963； Roseman and Read，2007）。所謂“冷加工”並非是在完成某項任務時完全沒有情緒的參與，只不過與“暖加工”相比而言，情緒的參與度較少。 [2] 愛潑斯坦使用該任務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詳見：Denes-Raj and Epstein，1994； Kirkpatrick and Epstein，1992；Pacini and Epstein，1999。兒童對該任務的完成情況，參見考克斯等人的研究（Kokis et al.，2002）。 [3] 更多關於三段論邏輯有效性與結論現實真實性發生衝突的研究，參見：De Neys，2006；Dias，Roazzi，and Harris，2005；Evans，2002b，2007； Evans，Barston，and Pollard，1983；Evans and Curtis-Holmes，2005；Evans and Feeney，2004；Goel and Dolan，2003；Markovits and Nantel，1989；S et al.，1999； Simoneau and Markovits，2003；Stanovich and West，1998c。 [4] 我的實驗室對完成衝突三段論難題的個體差異進行了研究（Kokis et al.，2002；S et al.，1999；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Stanovich and West，1998c，2008a）。
本能衝動與意志力：深思熟慮後的失敗我們在進行資訊加工時，通常並不知曉自己有著吝嗇使用認知資源的傾向。當個體面臨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時，他們常常想不到這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呈現框架。人們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思考時並沒有盡力而為。當人們深陷於我方立場思維時，常常並沒有察覺到自己也可以基於其他的立場去思考問題。當我們使用錨定和調整策略，或是思維方式受到資訊生動性的影響時，我們對其他可能的處理方式毫無覺察。這一點很好理解。認知吝嗇鬼之所以選擇走認知捷徑，其目的在於不佔用意識資源的情況下提供答案。如果我們意識到自己正面臨著不同策略可供選擇，這就不能被稱為認知捷徑了！如果我們在做決策和解決問題時意識到了多種可供選擇的途徑，那麼認知吝嗇鬼的詭計就無法得逞。 然而，本章所討論的情境有所不同。如果你在愛潑斯坦的橡皮糖任務中選擇了有8%贏錢機率的那隻碗，你多多少少都會意識到10%贏錢機率的碗也許是一個更好的選項。在天橋任務中，如果你認為把身邊的無辜胖子推下天橋是一件錯誤的事情，想必你一定經歷了一番思想鬥爭，因為你能夠意識到由於保全了一個人的性命，多犧牲了四條生命。在玫瑰三段論問題中，如果當你看到“玫瑰是生物”時，僅僅根據大腦對這句話的第一反應，就做出了“有效”的判斷，你也許能夠覺察到自己的大腦此刻有些偷懶，並沒有對給定的兩個前提進行審慎的思考。在上述這些問題情境中，人們能夠意識到在“深思熟慮”和“不假思索”之間所存在的認知衝突。人們在解決這些難題時，或許能夠覺察到“深思熟慮”和“不假思索”正在將你的思維拉向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 在有些情境中，人們可以很清楚地意識到多重心智的存在。實際上，個體在不同心智之間掙扎猶豫是這些情境所共有的顯著特徵。在這些情境中，人們必須抵抗住認知捷徑的誘惑。這就好比早上雖然很想賴床，但必須起床做早餐；很想花三美元喝上一杯午後咖啡，但由於本月預算捉襟見肘而必須放棄；減肥期間應該吃胡蘿蔔作為零食，而非薯條；雖然週末有密歇根-聖母橄欖球對抗賽，但知道自己必須利用週六的時間將車庫清理乾淨；週末有兩個聚會邀請，但自己必須為即將到來的期中考試做準備；在賭場給自己定下的止損額度是
100美元，現在已經輸掉了107美元，實在是該立即收手了，但是…… 在上述例子中，大腦的不同部分好像在打架一般，這一點我們再清楚不過了。人類的語言體系中甚至有一個專門的名詞，用來形容這場“深思熟慮”試圖戰勝“不假思索”的戰役。“意志力”並非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名詞。過去20年間，認知科學家對這一個概念進行了深入的科學探索[1]。 本章開始時提到的小肯尼迪飛機失事事件，是人類基本的知覺和認知加工過程需要被壓制的一個經典案例。可是，這並不是我們日常意義上常提到的意志力。口語中的“意志力”是指延遲滿足或是壓抑本能反應的能力，使得我們在做決策時不短視，能夠著眼於長遠利益。 缺乏評估即時獎勵與延遲獎勵的能力，是導致很多人非理性行為的來源，這些非理性行為阻礙了目標的最大化實現。很多成癮行為背後的邏輯都充分說明了這一觀點，比如酗酒、暴飲暴食、透支購物等。從長遠角度來看，個體毫無疑問應該更喜歡適度飲酒、節食、保持較低數額的信用卡欠費賬單。 心理學家使用延遲滿足實驗正規化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在這種實驗正規化中，人們常常會表現出一種稱為“跨時間偏好翻轉”的非理性行為[2]。這是一類關於偏好的非理性行為模式，它阻礙了個體獲得自己從長期視角來看最想要的東西。舉例來說，假設你現在面臨兩個選擇，一是立即可以獲得100美元，二是一週後獲得115美元（假設這筆錢由聯邦政府作為第三方機構暫為保管，延遲收款不存在任何風險）。當面臨這個選擇時，並非所有被試都選擇了一週之後獲得115美元這個選項。不知是基於什麼原因，有些人傾向於立即獲得100美元。接下來，同一批被試面臨著第二個選擇：52周後獲得100美元或是53周後獲得115美元。無論在第一題中做出了怎樣的選擇，幾乎所有的被試都選擇了多等一週獲得115美元。 對於那些在第一題中選擇即刻獲得100美元的被試來說，存在著兩個題目中偏好排序不一致的情況。52周之後，他們所面臨的情境與第一題完全一致——即刻獲得100美元或是等待一週後獲得115美元。 為何一週的等候時間在一種情境中是至關重要的（重要到可以為此損失15美元），而在另外一種情境中（提前一年做決策）又似乎變得無關緊要了呢？人們之所以表現出這種前後不一，可以用雙曲線貼現曲線（hyperbolic discount curves）來解釋。該雙曲線是決定預期收益打折速度的函式，它的存在具有深遠的進化意義。問題在於，雖然這種功能有利於基因適應，但對於一個試圖將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個體來說，不應該讓理性也同時大打折扣（最理想的人類選擇函式應該是指數曲線）。雙曲線函式會讓人們高估近在眼前的獎勵，而忽視長期目標。它還會讓人們的偏好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對於任何專案或行動的策劃人來說，這樣的做法都會讓人抓狂。前期做的專案計劃，可能會在實施中途被推翻或放棄，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有可能會後悔當初的決定！ 雙曲線貼現曲線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為何會屈服於非理性的誘惑。深夜臨睡前，我們設定了早上七點鐘的鬧鐘，因為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早起一會兒可以保證一整天工作任務的順利完成。但是，當七點鐘鬧鐘準時響起時，我們在迷迷糊糊之中按下了“再睡一會兒”的按鈕，反悔了昨晚的決定，再過一會兒，又會因剛剛“再睡一會兒”的新決定而後悔萬分。我們會在冰箱裡裝滿減肥食物，預期未來一段時間將瘦身成功，然而，當快餐店的收銀員詢問：“請問您需要加大號套餐嗎？”我們幾乎都會本能地點頭，脫口而出“好”！在以上這些情境中，我們必須抑制住自己想要滿足眼前慾望的衝動，如果未能做到這一點，就會被大眾心理學貼上“缺乏意志力”的標籤。 讓我們看一則《新聞週刊》刊出的有關意志力的例子。在一篇描寫參議員喬治·愛德華的妻子伊麗莎白·愛德華的文章中，作者向讀者講述了愛德華夫人參加2004年總統選舉期間的一則軼事。當時，愛德華夫人正在艱難地實行南灘減肥法。在機場轉機時，空乘人員端著一隻裝滿甜點的托盤走過，詢問愛德華夫人是否想要來一塊布朗尼蛋糕。愛德華夫人回答道：“我的答案是‘好的，來一塊’。但是，如果你端著它們走開，從長遠來看，我會感到更開心。”在這個情境中，愛德華夫人使用了她的意志力。另外，這個例子也是使用認知工具的一個例子，在這個故事中，愛德華夫人使用了支援理性思維的心智程式（mindware）， 即“捆綁策略”。心理學家喬治·安斯理（George Ainslie）和霍華德·拉查林（Howard Rachlin）對捆綁策略進行了這樣的描述[3]。我們想要達成一個長期目標（例如，透過節食減肥），但是，眼前有個小獎勵在誘惑著我們（一塊布朗尼蛋糕）。我們心裡清楚地知道， 在節食期間每天吃一塊布朗尼蛋糕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情，這種行為勢必會阻礙我們長期目標（節食減肥）的實現。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在決策前的那個時刻，對當前即時獎勵的本能反應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他們甚至還有為自己開脫的說辭：為何不先把這塊布朗尼蛋糕吃掉，明天再開始減肥？然而，演算法心智和反省心智主導下的型別二資訊加工過程告訴我們為何不能明天再開始減肥：明天，你將面臨與今天相同的掙扎，到那時，你依然會選擇吃掉眼前的布朗尼。日復一日，都將如此。 現在，讓我們來認真思考一下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制定一條規則，以重新定義“今天吃一塊布朗尼蛋糕”這件事情：今天吃一塊布朗尼蛋糕，意味著未來的每一天我都會吃一塊蛋糕。依據這個規則，事情就很明朗了。“今天吃一塊蛋糕”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實際上威脅到了我們的長遠減肥大計。如果我吃了這塊布朗尼蛋糕，會毀了整個減肥計劃。如果能夠這樣想的話，就放大了吃一塊布朗尼蛋糕帶來的損失，放大後的損失可以與被高估的強烈即時慾望滿足感相抗衡。 為了增強長期目標的動機性力量，我們對問題進行了重述，使得它有實力與短期的本能慾望搏鬥一番（並不是說重述後的規則必將勝出，而是僅僅增強了長期目標的力量，使得這成為一場勢均力敵的競爭。使用體育術語來說，試圖讓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之間進行一場加時賽，而非一上場長期目標就全線失守）。我們可以用語言為工具來設定規則，以將未來可能做出的所有行為都“捆綁”在一起，進而使個體可以獲得足夠強大的動機性力量，以壓制當前可能對長期目標產生威脅的行為。 這個例子也引出了我們在下一章中將要深入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壓制無意識心智做出的反應，其實是使用語言內容的過程。在壓制過程中，大量使用了陳述性知識和策略性規則 （這些策略都是語言編碼的）。這種心智程式是基於語言形式的論點或主張，具有可以啟動反應系統的動機性力量。這些資訊通常是朗朗上口、易於理解的，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口口相傳，比如“少花一分，就相當於賺了一分”“美貌只是皮囊”，這些是為了阻攔由本能或情緒模組啟動的反應。
問題在於，假如個體還沒有掌握與某個情境相關的心智程式，除本能反應之外的備選控制系統就不可能對當前的行為產生影響了。因此，在有些情境中，個體想要壓制自動化的反應，但苦於還未載入適用於當前情境的心智程式。這是導致非理性行為發生的一個心智問題，我稱它為“心智程式缺陷”。 [1] 參見安斯利等人的研究（Ainslie，2001，2005；Baumeister and Vohs，2003，2007； Loewenstein，Read，and Baumeister，2003；Rachlin，2000；Stanovich，2004） [2] 心理學領域對延遲獎勵正規化進行了大量研究（Ainslie，2001；Green and Myerson，2004；Kirby and Herrnstein，1995；Kirby，Winston，and Santiesteban，2005；Loewenstein et al.，2003；Mcclure，Laibson，Loewenstein，and Cohen，2004；Rachlin，1995，2000）。這個例子來自赫恩斯坦的研究 （Hernstein，1990）。哲學領域對所謂的“意志力薄弱”進行了大量研究 （Charlton，1988；Davidson，1980；Stroud and Tappolet，2003），心理學、經濟學和神經生理學領域對“自我控制”的研究也可謂汗牛充棟（Ainslie，1992，2001；Baumeister and Vohs，2003，2007；Berridge，2003；Elster，1979；Loewenstein et al.，2003； Mischel，Shoda，and Rodriguez，1989；O’donoghue and Rabin，2000； Rachlin，1995，2000）。以行為管理為主要特徵的某些症候群，也是被研究的主要物件 （Barkley，1998；Castellanos，Sonuga-Barke，Milham，and Tannock，2006； Tannock，1998）。 [3] “捆綁策略”還有若干個不同版本（Ainslie，2001；Loewenstein and Prelec，1991； Prelec and Bodner，2003；Read，Loewenstein，and Rabin，1999；Rachlin，2000； Khan and Dhar，2007）。
第三部分給大腦安裝好的心智程式 “心智程式”是指個體可以從記憶中提取出的規則、知識、程式和策略，以輔助決策判斷和問題解決過程。除了認知吝嗇鬼，心智程式出現問題也是導致不良決策的重要原因。有時，個人是因為沒有安裝足夠的心智程式，即心智程式缺陷，如忽略備擇假設、不擅長尋求證偽焦點假設；有時，是安裝了汙化的心智程式，如相信占星術和筆跡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