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們，只要掌握了用以檢驗其陳述有效性或真理性的客觀標準，就可以充分發揮科學方法的作用。科學家們的理解從來就不是完美無缺的，但客觀標準的存在令錯誤的理解得以糾正。 科學的方法是一種人際過，其中每一成員的貢獻都要接受所有其他成員的批判性評價，只有參與者們接受相同的評判標準，才可能經過批判的過程獲得被稱為知識的成果。在這裡，客觀的標準對於科學方法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一項客觀的標準裡充斥著各類事實，同事實致的陳述是真的，那些不一致的則是錯誤的。不幸的是，事實並不像上面那個 299
金融練金術簡單陳述中所暗示的那樣可靠，只有當它們完全獨立於有關的陳途時，它們才可能成為項客觀的標準，這正是白然科學所要求的：在那裡，事實一項接著另一項，與任何人的想法無關。但是社會科學則不然，因為有關事件體現了參與者的偏好。應當強調的是，干擾不僅來自科學家，它們同樣也來自參與者。實際上， 如果參與者的思維不能在過程的實現中發揮作用，那麼觀察者的陳述也就同樣毫無影響，這樣一來，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處境也就不會有什麼不同，問題就出在參與者的思維上。 沒有思維主體參與的過程，其結構是簡單的：一個接一個的事實排列在無窮無盡的因果鏈條之上。思維主體的介人使這個結構大大地複雜化了，參與者的思維影響了事件的程序，而事件的程序又反過來影響參與者的思考。更槽的是，參與者之間還要相互影啊。如果參與者的思維同事實之間存在著決定性的聯絡，那當然沒有問題，科學的觀察者可以忽略參與者的思維而集中注意於事實。然而這種聯絡不可能是精確的，原因很簡單，參與者們的思維於事實無關，只同所參與的過程有關，而這些過程只有在參與者的思維已經發生影響之後才能成為事實。因此，因果鏈條並非從一項事實聯絡到另一項，而是從事實到認知，又從認知到事實，中間經過各式各樣的參與者之間其他的聯絡渠道，這些都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在事實之中。 這種複雜的結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觀察者做出有效陳述的能力？顯然，他的陳述必須更加精緻。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它們必須考慮到存在於過去事件與未來事件之間的根本性的差異：過去的事件只是記錄，而未來的事件則在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在這裡，解釋比預測要容易得多—歷時實驗已經表明了這一點。 概括適用於過去但不能約束未來，科學演繹模型 （D-N）（deductive nomological moel）中優美的對稱遭到了破壞。這同科學歸納的精神是格格不人的，後者被認為具有獨立於時間的有效 300
第四部分•第十十六章社會科學的窘境性。 也許有可能建立起一個普遍有效的歸納——例如，我曾經給出有關自由浮動匯率的歸納—然而不可能應用它們去預測事件的程序。更糟糕的是，這些事實並不能作為用以判斷歸納有效性的充分的標準，因為事件更多地取決於主觀因素而不是事實。一個預言得到證實並不必然證明賴以作出預言的理論的有效性，反之，一個有效的理論並不必定給出可以由事實加以檢驗的預言。 實際上，如果拘泥於事實，我們不可能很好地理解社會過程的因果序列。參與者們的思維是他們所參與過的整體的一部分，將這種過程視為由單純的事實所構成就會擾亂主題。我們在第一章中討論過的科學方法的D-N模型，是以事實與陳述的嚴格區分為基礎的，於是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D-N模型不適用於社會過程的研究。 將D-N模型等同於科學方法，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甚至科學理論也承認其他的模型，像統計或機率模型以及經濟學中同理想狀態相關的一些規律。此外，科學的實踐同理論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區別，自D-N模型提出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大大地深化了關於科學的理論。儘管如此，D-N模型體現了科學方法所追求的理想：普遍有效的歸納，同解釋能力相對應的預測能力，能夠接受檢驗。自然科學有許多值得榮耀的成就，無需理論模型提供信譽上的支援，便可以組織任何方向上的探索，而社會科學，正因為它不那麼成功，所以更需要D-N模型來支撐自己的威信。放棄D-N模型意味著放棄科學活動中最有價值、最具說服力、最有吸引力的部分。 然而問題並未就此結束。如果承認事件的程序受到參與者偏見的影響，那麼就意味著觀察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擺佈未來，在自然科學中這無疑是不可想像的，這也正是我力圖透過鍊金術的形象化說法來加以證明的。由於鍊金術不可能影響自然現象，社 301
金融鍊金術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就失去了可比性。作為科學工作基礎的批判性評價只有在所有參與者目標完全一致的前提之下才成為可能。探求真理是公認的科學目標，但是在人力能夠擺佈物件時，參與者們感興趣的將是如何影響事件的程序而不是怎樣去理解它，由於他們可以給自己的觀點披上科學的外衣從而加強其影響力，批判性的評價因此更加困難了。 科學方法如何保護自己免遭茶毒呢？首先應該承認這種威脅的存在，這就必須否定所謂 “科學統一性”的觀念。人們懷抱著不同的動機參與科學活動，就現時而論，我們可以從中區分出兩重主要的目標：追求真理與追求所謂“操作上的成功”。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這兩個目標是一致的，正確的陳述比錯誤的陳述更為有效，然而在社會科學中，情況則不然，錯誤的觀點也可能是有效的，只要它們能夠影響人們的行為，反之，理論或預言的成功也不能作為其有效性的結論性證據。我本人的“百年不遇牛市市場”的假說可以歸入第二類。 真理同操作或實驗成功之間的歧異大大削弱了科學方法的力量。一方面，科學理論的效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非科學的理論可以實現操作上的成功，更有甚者，鍊金術理論竟然打著科學的旗號招搖過市。 我們不可能改變前兩種侷限性，因為它們是問題本身所蘊涵的，但我們可以抵制第三者的侵擾，只要我們能夠認清科學方法運用於社會領域時的侷限性，我們就可以傲到這一點。我一再指出社會科學作為概念包含著錯誤的隱喻，其目的也正在於此。這意味著自然科學的方法並不適用於社會過程的研究。當然，絕不能由此得出在社會現象的研究中應該放棄追求真理的結論。 為動機進行辯護沒有多大意義，對理論的任何評價都必須基於其實際價值而不是它的傾向性，否則，作為科學方法核心的批判性評價將因此而受到動搖。在那些堅持根據其源起（動機）而 302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社會科學的窘境不是實際價值來評價理論的學派中，精神分析是一個佼佼者，它為白己所設計的科學方法的偽裝最為成功。 破除偽裝的最好方法就是確立一-項關於社會現象研究的特殊的公約，要求放棄為追求科學性麗將社會科學理論納人 D-N模型的僵化的努力，反之，凡是將自己打扮成符合D-N模型的理論都應該被看成是社會鍊金術的一種形式。這個公約並不能自動地判定某一自稱為科學的理論、預言或解釋，但卻可以藉此要求它們承擔起相應的舉證責任。它可以阻止濫用科學的名義從事鍊金術的勾當，同時，像我所給出的那種沒有任何約束條件的預言，則可以獲得有效性的認可。這一公約之所以有必要，還因為如果不然的話，我將不得不在每一個個別的場合下重複我在這裡所做的陳述，這至少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試想一想，怎麼可能向一個精神分析論者證明他所信仰的是偽科學呢？ 我迷戀於真理的追求，但我也同樣充分地意識到操作成功的價值，只有這樣，我的聲音才可能達之於公眾。正如我早先所承認的，這一考慮是歷時實驗背後的主要推動力量。我在股票市場上的成功鼓勵我公開地談論自己的思想。我的處境比較幸運，因為不必像科學家那樣汲汲於操作性的成功，作為一名市場參與者，我早已得到了這種成功。 然而學界中人可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不得不直接同自然科學家進行競爭，以分享地位與資助。自然科學已經證明它能夠給出普遍有效的歸納與無條件的預言，由於沒有相反的準則為其辯護，社會科學家們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他們被要求取得同自然科學家相當的成就，無乎會有那麼多貌似科學的方案。公開宣佈社會科學不過是一個錯誤的隱喻，我們就可以將他們從模仿自然科學的桎梏中解脫出來。 在學術界之外，還有許多其他領域，參與者可以透過將自己的觀點偽裝成科學的，進而取得操作上的成功。金融預測只是其 303
金融鍊金術中的一個，政治則是又一個。在人類的觀念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自由放任主義 laissea——faire 的政策即是從一個科學理論 —完全競爭的理論———中取得其力量源泉的，而弗洛伊德，則反覆強調其理論的科學本性。 我無意指責其他人的動機。畢竟，我只不過是希望人們能夠接受我的觀點，就像他們曾經接受別人的觀點一樣。我將組織一切可能的論據以支援我的觀點，此外，作為一名證券分析家，我經常發表自己的見解，儘管明知它們將會受到其操作效果的擾動。因此，我並不比其他任何人更神聖。 問題並不在於動機而在於操作的效果。對社會過程的結構所進行的思考表明，一切預言都要以參與者的決策為轉移，然而對操作成功的渴望常常會驅使人們去追逐堪與自然科學相匹敵的無條件的預言。這種做法無疑損害了在社會現象硏究中追求真理的信念，只要科學統一的觀念還陰魂不散，在真理與操作成功之間就始終存在著直接的對立，只有徹底拋棄舊觀念才能找到出路。 由於拋棄了科學統一的觀念，我可以就此宣佈退出這場追求 D-N模型的激烈競爭，甚至可以走得更遠，做出斷言：對真理的追求同無條件的預言水火不容。這是否意味著我自己的那種猜想就是能中最好的呢？當然不是，歷時實驗只能說是一次業餘的探索，它的提高還有待於專門技巧的進步。 304
第五部分前瞻第十七章自由市場與管制進一步地批判均衡的概念幾乎是多餘的了。早在第一章裡， 我就已經斷定這只是一個假定性的概念，它在同真實世界的合性方面是很成問題的。而在此後的各章裡，我考察了各種型別的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發展，結果表明，它們從未表現出均衡的趨問。實際上，斷言市場便向於走人過度的非均衡，恐怕會更有意義一些。這種不均衡遲早將發展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最後不得不進行修正。 據說均衡可以保證資源的最佳配置，如果市場不能自動地向均衡方向發展，那麼有利於市場機制的一個主要的觀點就會喪失其有效性：我們沒有理由再相信市場可以盡善盡美地安排好一壩。 這聽起來似乎是一個驚人的結論，但實際上也只不過是老生常談。從參與者不可能獲得完善知識的角度來看，最最佳化的觀念同均衡一樣都是違背現實的，正因為如此，兩者都預設了完備知識的存在。由此看來，它們同現實世界之間毫無切合性是絕不會令人感到奇坯的。 還可以給出其他一些有利於市場機制的證據。事實上，在第十五章的討論中就涉及到了一項證明，當時，我指出，金融市場的進展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科學方法的進展——這就是說，一個反覆探索嘗試的過程，實驗終結時的市場價格就是檢驗實驗的標 307
金融鍊金術準。但是這一標準並不符合科學方法的要求，因為市場價格不可能獨立於參與者們的決策，而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自然過程獨立於自然科學家所做出的陳述。儘管如此，它們仍然是一項有用的標準，因為同自然現象一樣，它是真實的並且可以接受科學觀察的檢驗的。此外，對於市場參與者來說，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市場機制的價值在於提供了一項客觀的標準，儘管不是沒有偏差的。 這項標準的價值有多大呢？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項標準，情況將會怎樣。為此，我們必須對中央計劃經濟進行考察：由於厭惡市場經濟的缺陷，他們已經避免使用價格機制了，產出只能用物理量來計算，經濟畸變較之市場機制下的過度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講過，民主制度是除了別的政府組織形式之外最糟糕的制度。市場機制也是如此， 它是除其他所有資源配置形式之外最糟糕的資源配置體系。實際上，在選舉機制同市場機制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相似性，很難說選舉一定能夠令國家的政治領導趨於最最佳化，吸引選票的技巧同候選人當選執政後治理國家所必須具備的素質之同也沒有很大的關係，儘管如此，畢竟他還要透過競選這一關，至少這樣可以有力地遏制其他更加惡劣的醜行。 一項客觀標準的價值也許可以在主觀世界中得到最好的體會。我們都生活在幻想的世界裡。出於對抽象觀念的愛好，我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一個自己營造的主觀世界之中。而市場則總是時時幫助我保持對於現實世界的清醒感知。這聽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對現實的感知居然根植於市場活動，而市場的活動又是如此的詭秘，常常被其他參與者視為非現實的。還應當進一步指出的是，作為市場參與者，我並不只限於意識到自己同現實世界之間的關聯，實際上我是在用本能來感知它，在市場上，我就像 308
第五部分•第十七章自由市場與管制叢林中的動物一樣地警覺。例如，過去我之所以能夠預測即將發生的不利事件，是因為到了這種時候我就會背痛。我當然不可能分辨出將會發生何種形式的不利事件，如果能夠分辨出來，那我的背痛也就痊癒了。有個時期我在市場上可謂如得水一甚至損害了我的人際交往，後來我拉開了自己同市場之間的距離， 市場感覺果然受到了損害。很多事件對於我來說就像聒噪聲一樣。無法從中體會出任何意義。例如，在歷時實驗中，市場程序的輪廓線十分清晰，而在控制對照階段，則出現了毛邊。 一個有趣的考察課題是參與者的市場融人程度同構造抽象觀念能力之間的相關性。一般認為，在市場中過分活躍將會阻礙寫作的進行，然而情況恰恰相反，必須做出投資決策的紀律有助於約束我避免過分偏離現實。在撰寫《意識的重負》（The Burden of Coneciousness）一書的三年時回裡，我喪失了從股票市場中賺錢的能力，最後迷失在自己的抽象裡。又比姻，在試圖對國際債務問題的迷團進行破解的三年裡，我眼看著自己在市場上的操作能力每況愈下，更為糟糕的是，我很清楚地感覺到自已對債務問題的分析正在愈益遠離現實。與此恰成對照的是，歷時實驗則令我恢復了高水平的投資活動以及表述自己理論的能力。 之所以要提到這…點是因為它也許已經超越了主觀評價的範圍。如果我是學者，我就會堅持自己對債務問題的分析是正確的，假使實際的發展過程未能確證預期的判斷，我會歸咎於新的進展以捍衛自己的分析。最後，也許會有幾項預期真的能夠實現，儘管在時間上要推遲幾年，而作為面向市場的參與者，我認為這種延遲是不能容忍的，我將不得不努力搜尋並且認清存在於論據之中的缺陷。但作為一名學者，我儘可以無關痛癢地發表一項宣告來為自己辯護。同學術辯論相比，市場這個監工頭當然要嚴厲得多。 然而，有的時候也很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誇大了這種客觀 309
金融鍊金術標準的價值。我們對客觀標準有些過分傾心了，甚至賦予它們原本所不復備的價值。利潤—淨利——效益—-本身成了最終的目標而不再是達到目標的手段，我們狂熱地用金錢標準去衡量一切。藝術家的價值取決於其作品的售價，更糟的是，我們還常常指望能夠從一些本該出於其他動機的活動中獲利，政客們收取演講費、兜售回憶錄；白宮顧問成了院外活動家；負責採辦的將軍們競相追逐企業裡最賺錢的職位；為主管機構服務的律師們也莫不如此。利潤動機無所不在，如果單純的思想追求而不是利潤成為動機，我們甚至感到難以接受。美國總經理發現很難理解他的英國僱員：因為他們不願搬家，居然可以拒絕一份好得多的工作。南非的黑人寧願毀掉自己的文明而不肯容忍種族隔離，這在我們的眼裡純粹是一種野蠻行徑—更不必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了，那絕對是超出我們理解力之外的東西。那些能夠驅動人類的各色各樣的價值不可能充分地轉化為客觀的尺度。正因為個體價值標準如此混亂，我們才提出了以利潤和物質財富作為標準的價值——甚至上升為某種超級的價值尺度。然則，很明顯這只不過是一種過分的誇張。事實上，在缺乏完備知識的世界裡，任何一種價值觀都將在某種程度上被誇張或扭曲。在我們的文明裡， 利潤的價值就是被誇大的一個，客觀性也同樣未能倖免。 讓我們更仔細地考察一下作為標準的市場價格。我們在自然科學方法同鍊金術之國所劃下的界限在這裡正好可以派上用場。 我曾經指出，在社會現象研究中我們必須區分兩類有效性：作為真理的有效性同作為操作效用的有效性。在自然科學中，界限消失了，只有真的理論才可能是有效的，鍊金術也因此而破產。循此思路，我們可以證明市場價格只是判別效用的標準，而不是判別真理的標準。未來的市場價格將決定參與者的命運，但卻無法判定他們對問題的理解是否正確，只有在市場價格走向均衡的條件下，兩類標準之間的距離才可能彌合，那時的市場價格也就成 310
第五部分•第十七章自由市場與管制為“正確”的價格。 現在我們可以體會到均衡概念的重要件了。它是架設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一座橋樑，它還可以消除真理與效用之間令人煩惱的分歧，後者是社會現象研究中的固有特性。不幸的是，這座橋樑卻是靠不住的，面對認識的不完備本性，均衡的觀念顯得不合時宜，由於缺乏趨向均衡的內在動力，事件的程序不再接受科學方法的約束，鍊金術卻趁虛而人，狐假虎威。 將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標準移入社會現象研究註定不會成功， 它引發了許多無法實現的過分膨脹的預期，這些預期大大超越了科學知識的直接適用範圍，並且影響到我們輕個思維方式。自 19世紀以來，有關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追求資源最佳配置的觀點盛極一時，支配了政治思想與政治行為，左派人士希望由聯邦政府對此負責，右翼人士則訴諸市場機制。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最最佳化的企圖導致世界上相當部分的地區甚至徹底放棄了市場機制，即使在市場取向的國家裡，政府也在糾正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逐漸地，政府幹預的消極方面愈益顯著，輿論又開始轉而看好市場機制。 在評價馬克思主義時，我們顯得信心十足，但輪到自己時， 卻極不情願承認自由競爭理論充滿著謬誤。兩者都建立在存在完備知識的預設基礎上，後者發明了市場均衡，前者則給出歷史過程的無條件預言。應該指出，這兩個理論都成形於19世紀，當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認識的侷限性，科學家們正享受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如果我們能夠說服自己放棄最最佳化的幻想，那麼在評價市場機制的價值與缺陷時就會公道得多。我無意卷人有關財富分配的問題—並不是這些問題不重要，只不過我的分析可能於事無補，我試圖集中探討市場機制中的某一特別薄弱的環節：內在的不穩定性。現在已經弄清了這一現象的原因，它導源於思想與現 311
金融鍊金術實之間那種我稱之為反身性的雙向聯絡，它並不是無條件地存在於任一時空下的任…市場中，可是隻要它已經形成，那麼認知與過程對所謂均衡態的偏離將會是無止境的。 不穩定並非必然有害，實際上，如果將其描述為動態修正， 聽起來似乎還相當地積極。可是如果任其走向極端，就會導致突然的逆轉，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在涉及信貸的場合下，因為附屬擔保品的清算將會導致市場價格的突然下跌，因此，防止過度的不穩定就成為市場機制順利執行的必要條件。市場本身非但無法滿足這一條件的要求，甚至還要助紂為虐。我已經給出過證據，證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傾向於不穩定。在外匯市場上， 證據特別地清晰。當然，貸擴張與緊縮的迴圈也很有說服力。 如果沒有信貸的介人，股票市場是否也會表現出內在的不穩定性呢？這還很難說，因為股市的繁榮總是伴隨著信貸的擴張，顯然，只有某種形式的管制才能防止過度不穩定的發生。 怎樣才算是過分的不穩定呢？這是一個判斷問題，標準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改變。今天我們所能夠容忍的—以諸如失業率之類的指標來衡量的——紊亂程度，在幾十年前還是無法想象的，那時人們對大蕭條記憶猶新，充分就業政策的弊端也還沒有暴露出來，同樣，有關公司改組的嚴厲限制也在60年代的集團合併和70年代的企業兼併熱中大大地放寬了。 管制的煩惱在於，管制當局一樣也人，也可能會犯錯誤。 為了避免獨裁和濫用權力，必須預先規定周全的條例與規則，然而很難設計出具有充分彈效能夠適應所有偶發事件的管制制度。 此外，這種制度往往會傾向於剛性結構從而阻礙進一步的革新， 不僅如此，這種剛性與畸變還具有累積效應，類似於在不受管制的市場中不穩定性的累積。所得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稅率階梯越是陡蛸，持續時間越長，避稅行為就越是普遍，而稅法條款世越來越複雜。 312
第五部分•第十七章自擊市場與管制我不打算繼續這種討論，因為過於一般化，很容易演變為空談。在下一章裡，我會提出一項策建議。在這裡，我將只限於指出一個普遍件的結論，無論是管制的還是放開的競爭，任走入極端時都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一個極端的破產並不能成為轉人另一個極端的理由，不應該把兩個極端看成是互相轉換的，而應該將它們當成界限，保持正確平衡所必須考慮的界限。這一任務是極端複雜的，因為我們有種內在的傾向，忍不往地要從一種偏，見轉向另一種偏見。 在25年前撰寫的《意識的重負》一書中，我循上述思路發揮，構造了一個相當精緻的綱領。以變化速率作為關鍵變數，我斷言：由於認識上的不完備性，人們註定要從兩個方向上對它進行誇大。其中-個極端表現為傳統的或教條式的思維模式，認為必須原封不動地接受既存現實，因為其他的形式是無法想像的； 另一個極端則是底的批判和拋棄，主張在末被證偽之前，任何形式都應視為可行。每一種思維模式都對應著一種社會組織的形式，其不完善的程度則相應於構成成員認識的不完備性。於是， 傳統思維對應於部落社會，教條主義對應於極權主義社會，批判的模式則對應著開放的社會。顯然，從中可以看出卡爾•波普爾的影響。我本人傾心士開放社會，但這種選擇並非是毫無保留的。人們將會發現，每一種社會組織形式都缺少某些僅存於其對立面之中的品質。極權社會乏自由，開放社會缺乏穩定。由於我們內在的偏問性，介於兩者之間的穩定均衡是不可能的，這正如自由市場經濟中穩定均衡之不可能。人們的觀點總是從—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在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管制制度之後，我們已經轉向了過分的非管制化。只有儘早地認識到管制的必要性，才能充分保持我們所享有的近乎自由市場體制的優越性。 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