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為具酒食，或量給盤費。臨路小店及鄉僻零星之戶，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賭博、偷竊瓜果雞狗之賊，鄉愚不忍小忿，若輩竄入其中，橫架大題，動輒黑索拘拿，視其肥瘠而訛之，從未有事發到官者。” 這段文字介紹了三種收人：一、酒食或一餐飯。無論有事無事，工作餐已經有著落了。二、市鎮街道的首腦們支給的盤費。這是比較有保證的日常現金收入。至於當地領導如何攤派這筆錢，那是他們的事。三、訛詐酗酒、賭博和偷雞摸狗者。我們知道，抓賭至今仍是基層幹警和聯防隊員額外收人的來源。至於其他輕微犯罪，只要竹槓敲得恰當，也可能出一筆小財。憑藉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溫飽和小康之間。 白員的勝局 13 李榕：《十三峰書屋書札》卷二、致楊子慶大令，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574 頁 235
“近年有私磺小販由廣元趨中壩（今四川江油）花爆房，路經下寺巾子山一帶，屢為旗牌詐索，地方無賴子弟相與串通分肥。小販累向舍下泣訴，但有令其改業，慰而遣之。亦更無人焉向查牌理論者。以此，若輩之膽愈橫。” 這是攔路敲詐硫磺運銷稅。硫磺用於生產火藥和爆竹， 屬於違禁品，犯者以販賣私鹽論處。有了合法傷害的依據便容易敲詐。這項收入想必更豐厚也更穩定，以至當地的 “無賴子弟”也能“相與串通分肥”。無賴算什麼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無賴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經屬於白役， 無賴就是二級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邊的野牢子。無賴熟悉當地情況，可以增加查牌收人並分擔查牌的辛苦，接納他們想必是合算的。由於這些人有權合法傷害他人，百姓不敢對抗，他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 “昨聞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壺，撞擊酒家翁， 口稱：‘臺尊示禁（州縣領導宣佈禁令），天旱糧貴，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徑去。今日下寺業酒之戶威來舍下，問訊煮酒究犯何法，我輩資本所關，詎能歇業？且聞查牌在鄉已詐某家錢若干矣。” 這是合法傷害權的更加主動和放肆的應用。合法傷害權，確切些應該叫“低風險傷害能力”，以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後援，行使者個人承擔的成本很低，風險很小，造成傷害的能力卻很巨大。差役們找上門去，口稱奉領導之命，以禁止營業相要挾，勒索錢財。平民百姓資訊不通，很難估量告狀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業、告狀和賄賂之間， 三害相權取其輕，行賄是很正常的。合法傷害權的價值就是由避免傷害的費用確定的。當然，假如有辦法降低告狀的成本，比如找到請鄉紳李榕給州縣領導寫信告狀之類的 236，第五雞隱身份：主體的消童便宜途徑，那麼，賄賂的數目就會被這種便宜所限制並壓低。在“三害相權取其輕”的格局中，次輕之 “害” 封住了合法傷害權價值的上限。 李榕最後說：“切懇臺尊根查，此種差票，立與銷除，並選派幹役將查牌追攝回州，有無白役混充。轉恐若輩一類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規費，銷票之日更有酬謝，被人訐告則以白役混充遠揚無跡詞，如營勇（正規軍）騷擾百姓， 轉以遊勇掩飾。使此害競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透過李榕的呼籲我們進一步瞭解到：“差票”就是合法傷害權的憑證。差票也確實是有價格的，可以買賣的。在有差票的情況下，白役與正役的區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違法敲詐的風險：萬一被告發，他們可以推說這是白役乾的，而白役已經畏罪潛逃。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使像李榕那樣當過省級高官的鄉紳肯出面告狀，他們照樣缺乏可靠的制約機制，只能指望縣太爺的良心和榮譽感。假如他的榮譽感不強，差票的價值應該有望提高。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過程：承票時有一次付費，那叫“規費”。銷票時還有一次付費，名曰“酬謝”。 差票的發放程式常規是這樣的：先由書吏草擬一稿， 寫上原告、被告姓名，被傳人姓名，案由，執行衙役姓名、 人數，發票日期、有效日期等，官員過目後由刑房書吏填寫，再由縣典史或州吏目簽發，最後由州縣官拿硃筆在被傳人的名字上點一下確認。民諺說：“堂上一點朱，民間乾點血”，指的就是這一點。執行衙役拿到票後，轉讓就可以進行了。在這種交易中，買賣的究竟是什麼呢？我覺得出售者很像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他們靠票（合法傷害權）的佔有權掙錢：而購買者則相當於佃戶，他們靠合法傷害權的使用權掙錢。假如正役的“土地”多，忙不過來，或者比較富裕，懶得跑腿搜刮，他們就可以租給白役白費的勝屬 237
14 參見劉小萌：《吏》 第214頁.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5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第106頁。 238 第五編障身份：主體的演查去耕種收割。 現在我們大體知道當白役的成本和收益了。買差票的錢是直接成本，敲詐勒索的錢財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我說“直接成本”，意思是還有別的成本，至少還有機會成本。為什麼鄉鎮無賴熱心參與此事？因為他們反正沒有正經事，機會成本很低。那麼，農閒時節廣大貧下中農的機會成本接近零，他們會熱心參與嗎？以收人而論，貧下中農難得吃一頓酒肉，掙錢也不如白役多，但是老實巴交的人不善敲詐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詐勒索，孤陋寡聞的人缺乏爭購差票的機會，這些精神、心理和資訊方面的成本也限制了眾人的進人。比較起來，流氓無產者的優勢更加明顯，他們是白役的後備軍。 假如我想進一步，直接當二地主或三地主，成直接從官吏手裡接票的正役，或者更進一步當個地主，當個填票寫票籤票的官吏，那價錢就高多了。這筆錢叫“頂首錢” 或“頂頭銀”。 明朝書吏的頂頭銀一般要三四十兩，多者百餘兩。京師衙門書吏的價格更高，要數百兩。數額最大的是兩準鹽政，據明末陳仁錫《無夢園初集•九邊鹽法》稱，鹽院書吏一名，頂首銀一萬兩。鹽道書辦八幹兩。廣盈科頂首銀二千兩。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兩“。以糧食價格折算， 一百兩銀子大概相當於人民幣三萬左右。如今一個財政所 （戶房書吏）的名額大體也是這個價錢”。 明末清初一畝糧田不過賣三五兩銀子，上述許多“缺” 的價格已經夠買塊土地安身立命了。在古人的心目中， “缺”的交易與土地交易並無本質不同。“缺”有肥瘦正如田有肥瘦。缺有“缺主”正如地有“地主”。缺有“缺底” 正如農田也分“田底”（所有權）和“田面”（佃戶使用權）。 地可以出租，“缺”也可以出租。細細想來，古人的想法大有道理。土地所有權是稀有資源，合法傷害權也是稀有資源，而且是確保其他資源如何分配的基礎性資源，堪稱第一資源。所謂“鑽營濫充”，就是爭奪這種稀缺資源的佔有權或使用權。 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合法傷害權之類的東西，就好比是一個利藪，一塊培養基，一個生態位，白員就是這個生態位的必然產物。儘管這是一個以害人為生的大物種，我們卻不好痛罵人家。資本和勞動力總要無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較高的領域，不消除這塊培養基，單罵跑來繁殖的細菌覺悟不高，還要擋人家的財路，就有點不大講理。 五、官更的利害計算算完了白員再算官吏。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削減白員有害，增添白員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駕崩，嘉靖皇帝即位。當時的文官首領楊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極詔書，痛裁白員14.87萬人，減漕糧153.2萬石。這些白員不在錦衣衛就在內監，而且來頭不小。有的人原來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認的乾兒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遷的“傳升”或 “乞升”。可以想象，為了謀求這些美差，那十四萬人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詔書公佈後，中外稱頌，都說新天子是聖人。 在這場運動中，新皇上撈到了聖人的聲譽，老百姓減輕了153萬石漕糧的負擔，楊廷和卻遇到了生命危險。 《明史》說，裁員之後，“失職之徒”對楊廷和恨之人骨，楊廷和上朝時，有人藏著白刃在轎旁窺伺機會。皇上聽說後，詔派百名禁卒護衛楊延和出人。 據《萬曆野獲篇•大臣用禁卒》記載，明朝只有馬文升和楊延和二位用過禁軍。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書白愚的勝局 239
16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第106頁 240 第五外隱身份：主體的演壹 （近似國防部長），他痛恨軍官冒濫，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結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門，又蒐羅了他的過失，飛書射人皇宮。於是皇帝賜給馬文升錦衣衛士十二人。由此看來，裁員不僅有喪命危險，還有掉烏紗帽的危險。怨恨者蒐羅裁員者的過失，寫匿名信告狀，這是常見的官場手段，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乾淨得可以經住這種挑剔？這挑剔相當於一道限制裁員資格的高門檻，偌大的官僚集團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過去大臣裁員難，如今小官裁員也同樣難。 1998年5月22日《南方週末》講了一個鎮黨委書記清退臨時工失敗的故事，大標題是《懲治腐敗裁減官員實施新政董陽變法遭遇強敵慘敗河口》。董陽43歲，調至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當書記11 個月，清退了48名臨時工。 這關係到臨時工的飯碗，也關係到把臨時工塞進來的人物的臉面。結果本鎮幹部18人聯名上書，要求將他調走， 上級果然就將他調到區科技局當局長，手下有一個兵， 享一份閒差。調走童陽的理由是：他是好乾部，但不是好書記。 為什麼古往今來總是這麼難呢？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引述了白員的一段話，其中大有深意。超編數倍的容城財政所在上級的壓力下準備裁員，被裁的人放出話來：“進容城財政所都是花了錢的，少於三五萬進不來。 現在要我們走？沒門！”16 我覺得這話很在理。三五萬不是小數，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你說兩句話就不算了？這不是沒收土地搞土改嗎？非要沒收，你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別指望某個階級會束手就擒，平白讓你消滅掉。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看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前輩動用軍隊的境遇，也比較容易理解如今童陽和李昌平們的下場。在李昌半筆下，裁減容城財政所白員的努力最後不了了之； 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陸續回來了，真正被擠走的是他自己。 後退一步天地寬。接納白員其實是很合算的。幹部的工資由國家規定，幹多幹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 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更何況，白員的那三五萬元的投資也是一筆可觀的外快，這是對民脂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談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沒有考慮上級和皇帝的要求，也沒有考慮法律和條例的規定。假如官吏們執法對自己有利，這個法律就不難貫徹。反之，如果執法對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還得不到上級的獎賞，那麼，皇上下達給官員的命令就近似一紙空文。清朝人劉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壞，就把高官不肯真正執法限制白員說成首要原因。他說：四川吏治之壞，並不是因為官員們有多麼邪惡， 關鍵是官員太多。為什麼多呢？因為違例。敢違例嗎？大官容忍這麼做。大官中沒有一人認真辦事，明知其違例也不肯處理。 為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時又不受到上邊的怪罪，官員們發展出一套偽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五雜俎•事部二》這樣介紹這套通行策略： 上官剛到任，必定宣佈一番禁令，這是通行的套路。大體都是吏以老套子欺騙官員，官員假裝振刷欺騙百姓。 說什麼禁止參謁、禁止饋送、禁止通關節、禁止私下攻訐、 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華、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這套久經考驗的偽裝術，來自法令方面的風險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白質的勝局 17 劉愚：《醒子山房文存》 卷十一，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第549 頁。 241
18 朱元璋：《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 242 第五編隱身份：主體的演壹六、百姓監督的利害計算從理論上說，真正能阻擋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員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眾保護好自身的血汗， 滔滔江河就可能變成涓涓細流。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於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寫下了一段充滿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過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與吏員、衙役和頑惡潑皮勾結起來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員替百姓辨別曲直，但是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官。今後，民間的老人和豪傑要幫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給我把刑房（近似縣法院）官吏捆來。再賦役不公平，給我把戶房（近似縣財政局）官吏捆來⋯•⋯只要民眾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貪官汙吏就會全部轉化成賢人。為什麼呢？因為良民自己能辦別是非，奸邪難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員成為好官。 誰敢阻擋民眾捉拿貪官汙吏，滿門抄斬！18 群眾監督政策的實行情況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歷史記載不多，難以作出準確評估，但從零星記錄中已經可以看出，確實有一些百姓使用了這種權利並且獲得獎賞， 還有一些刁難權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蓋甚至被處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筆調記載了一個縣官向老百姓求饒的故事。他說，樂亭縣（今河北樂亭）的主簿（縣府三把手）汪鐸想方設法害民，擅自徵發勞役，避勞役者要交五匹絹。結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趙罕辰等34人聯合起來將其綁縛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當”人，“說事” 人和 “管事”人（至少有兩種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錯誤，協助趙罕辰等人將具體執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統管全縣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領導）張進等八人一併綁縛進京。走出樂亭縣四十里後，縣主簿汪鐸求饒說：我十四歲讀書，用燈窗之勞換來了今天，你免了我這一次吧，別毀了我的前程。19 設身處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筆下的那些酒店老闆被通停業，他們一定會打聽一下停業的禁令是否合法。 倘若可以確認不合法，倘若可以確認是差役害人，他們很可能利用這個政策，把害人的傢伙綁縛進京。不過我要強調這僅僅是可能，真要成為現實，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條件。 首先，打聽資訊是有費用的，到縣城裡搞清楚這一點需要時間和金錢，需要有關係，找對人，這並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許多模糊地帶，官吏衙役不至於笨得讓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錢花時間的，有的時候定義模糊，潛規則當政，再加上檔案保管嚴格，百姓根本就別想弄清楚，即使費勁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產了。再往後，過五關斬六將鬧清楚了一切，綁縛幾個人從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盤纏？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當是否夠用？他們反抗或逃跑怎麼辦？百姓有權將其監禁甚至擊斃嗎？最後，終於把貪官汙吏和白員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誰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們這麼容易說上話，我自己去告狀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狀是一面之詞不可信，抓來了被告他就會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級官員向來把百姓踢來踢去的當皮球，抓了幾個他們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們就不踢我們了？萬一他們再把我們踢回四川卻如何收場？ 上邊提到的所有風險、成本和技能，本來都該由政府來承當。政府徵稅，僱傭了許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專家，又僱傭了許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賦予他們鎮壓反抗的權力和武器，每年還要撥出大筆的差旅費和辦案費。朱元璋指望老白費的勝感 19《大誥三編•縣官求免第十七》。 243
農民把這一切都承擔起來嗎？如果他們真來承擔的話，恐怕比承擔貪官汙吏的侵害還要倒黴。而且，我總覺得這麼做有生命危險，難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斃，讓你捉去滅族嗎？ 總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眾監督”能夠解決多少問題。或許可以解決一些值得拼命的大問題，但我們經常面對的是單獨哪個都不值得拼命的一大堆小問題。 另外，群眾監督還有並不乾淨的一面，經歷過文革的人想必不會陌生。朱元璋講過某些刁民如何濫用這種權利的故事，如何藉機橫吃橫喝，到人家殺雞宰羊，敲詐勒索， 如何拿獲貪官汙吏白役後做私下交易。20這倒也罷了，反正可以降低貪官汙吏和白員們的收益。問題在於難以正常執行政府公務。朱元璋本來限制了衙役的合法傷害權，不准他們拿著牌票下鄉抓人，只能發牌傳喚，三次傳喚不到才可以用強。結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眾正常服役的時候，某縣一傳不來，二傳不來，三傳都不肯來的達251戶，更有一位叫劉以能的刁民，不僅三牌不至，還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綁縛進京。 我們可以想象，各級官員如何竊笑著把這些資訊迅速而誇張地傳到朱元璋的耳朵裡。他們的潛臺詞是：不是要限制我們的權力嗎？不是要群眾監督我們嗎？那好，你安排下來的工作我們無法完成，這可不賴我們。朱元璋聽多了這類報告，感嘆道：鳴呼！為了方便民生而禁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機侮慢官長。為了維護官吏的威信而禁民眾， 官吏的貪心又勃然而起。沒有人知道仁義在哪裡。嗚呼，治國難呀！21 20 《大誥三編•臣民倚法為奸第一》。 21 《大誥三編•民違信牌第三十六》、 244，第五蟾雞身份：主體的演查、皇帝的利害計算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孫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詔書中，以溫文爾雅著稱的建文帝宣佈： “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斷，無深文 （刻意羅織從重從嚴）。” 這句話的潛臺詞是：今後不許依照《大誥》中的嚴刑苛法斷案。《大誥》被不動聲色地廢除了。建文帝很年輕， 生長於深宮，不熟悉基層情況，又被一群文臣包圍著，這個決定背後顯然有官僚集團的影子。 朱棣以維護“祖訓”的名義起兵，奪了他侄子的皇位， 恢復了《大誥》的法典地位。不過，堅持了19年後（1421）， 朱棣也宣佈：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許深文。 三年後，朱棣去世，他的兒子朱高熾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釋出的詔書中，朱高熾宣佈他爺爺建立的群眾監督制度為非法。朱高熾是個弱皇帝，身邊有一個覬覦皇位的兄弟，他的詔書有一股爭取官僚集團支援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統治軍民。其間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者，軍民動輒綁縛凌辱，有傷大體。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為準理，許訴於朝，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22 這就是說，歷史用三十多年的時間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起點的位置。農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長官反映， 不能自己動手打蚊子了。但長官自己不疼不癢，他真會著急替農民打蚊子嗎？朱元璋說他十九年沒見過一個，因此立法讓農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沒有出國考察過，難免有些孤陋寡聞。現在看來，長官未必沒有打蚊子的積極性，這取決於他的鳥紗帽在誰手裡。如果在農民手裡，他就會幫農民打。話扯遠了，我們接著談立法。 朱元璋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專門寫了《祖訓錄》預防。不過這仍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理睬，他白質的勝局 22 轉引自楊一凡：《明大誥的實施及其歷史命運》.見《中國法制史資料》第229頁。 245
246 23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卷二十五轉引自《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9頁。 24（明）劉玉《已瘧編》. 轉引自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第309頁銷五螭雕身的：主體的演交也不能從墳墓裡爬出來撤人家。而生來富貴的子孫，花錢辦事的感覺必定不同於創業者。 開國皇帝好比一個小牧童，含辛茹苦建立了一個牧業王國，當上了牛羊百萬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別被狼吃了，這與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為了實現這塊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細選一萬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編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數字達到90萬，所謂十羊九牧，那多出來的89萬自稱牧工的傢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來無異於虎狼。朱元璋動殺心，因為他見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嚴刑苛法很合乎創業者的性格和利益。 問題在於，選擇牧工和捕殺虎狼是很勞神費力的。《春明夢餘錄》提到過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幹二百九十一事。”23由此計算， 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事。 以每天工作十小時計算，每個小時要讀二十份奏章，處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鐘，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鐘。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幹十個小時，這個皇帝究竟還有什麼當頭？ 朱元璋自己也發牢騷，據說他寫過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24“江南富足翁”不過是牧主的一條牛，竟然活得讓大牧主羨慕不已，究竟誰是主，誰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慣了，發發牢騷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後代舒服慣了，假如他們減輕工作量，把過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幹， 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時間，這樣做豈不是更合情理？幹得不好，無非讓牛羊多吃點苦，容虎狼多吃幾口肉，與皇帝的個人福利關係很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子孫後代或許要因此受到一些損失，不過三五代之後的子孫的禍福， 貼現到今天又能值幾個錢？
歷史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自從明英宗登基後 （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減到每天早朝處理八件事，相當於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錡《寓圃雜記》卷一記載：英宗以衝幼即位，三位內閣大學士擔心皇上身體受不了，規定每日早朝，只許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將副本送到內閣，由內閣預先提出處理意見。有意思的是，這個臨時照顧小孩子的規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長大成人了，三位閣老也相繼去世，沒人要求復舊，於是成為定製。 後來，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潤，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愛上朝的皇帝都比較長壽，各自佔據皇位四十多年。他們死後，明朝還要經過三五個皇帝才最後滅亡。說得更徹底一些，即使明朝滅亡了，亡國之君個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禎上吊自殺是因為他氣性剛烈，假如他不死，撈個王的封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這可是足以讓無數英雄折腰的待遇。 總之，皇上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他追求個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再進一步說，皇帝也是有私人關係的，他的私人關係的利益比國家社稷的利益離他更近。明憲宗喜歡珍寶，成化年間（1465—1487年），四方“白丁”勾結內臣，進獻珍玩，哄皇上高興了，動輒便賞個什麼官。按照規定，官員任命都要經過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顧私人，破壞祖宗的規矩，官僚們也擋不住。這樣的“編外官員”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傳奉官”。前邊提到的馬文升給過一個數字， 他說：“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25明武宗（1506—1521年）時代的傳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數字是：“傳奉冗員，多至千百”。由此看來，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員濫設者和容留者，按《大誥》的規定，不滅族也該陵遲處死。 白員的鞋周 25《今言》卷二，第135 條。 247
26 李榮忠．《清代巴縣衙門書吏與差役》 248 第五緒隱身份：主體的潰賣八、對局結果對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現在可以做總結了。 蘇州府是朱元璋親自抓過的典型。二百多年後，《虞諸志》如此描繪蘇州府常熟縣的白役陣容：“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日 ‘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虞諸志》的作者說， 這意味著萬餘隻虎狼，在方圓百里內橫行，無休止地弱肉強食。愚昧善良的鄉下人之所以喪家亡命，都是因為這個。 明朝人一般算術水平不高，“萬餘虎狼”相當可疑。我根據上邊給出的數字計算，最多不過8000人。就算這樣， 白員也在“正身”的十倍以上。（明）黃省曾在《吳風錄》 中也提供了一個數字：“隸人之害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夤緣為奸。”這裡也是十倍。 至於吏（白書）的情況，四川巴縣的檔案表明，晚清光緒一朝的清剿也以慘敗告終。光緒25年3月（1899年）， 巴縣在冊吏員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認可的正吏，228 名是地方政府認可卻不敢上報中央的“灰吏”，還有一大批給灰吏當學徒的“白書”。由於白書不註冊，準確數字不詳， 不過能夠統計出來的數目已經與灰吏相近了。這就意味著， 吏級白員已經接近正吏的三十倍。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巴縣大舉裁汰冗吏，次年在冊吏員只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過了一年，巴縣在冊吏員的數字又反彈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員失敗20。 巴縣的白役數字同樣駭人聽聞。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七千人。巴縣的額定衙役只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總之，朝廷失敗了，白役和白書勝利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官僚隊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明末的刑科給事中（近似負責監督司法部的總統秘書）解學龍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談到官員的數字：“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21根據他提供的數字，文武官員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後“不知又增幾倍”。 明朝人關於實際情形的記錄也支援上述數字。正統十四年（1449），周忱巡撫江南，發現各州縣衙門裡有許多佐貳（超編副職），崑山縣有兩個知縣（一把手），三個縣丞 （二把手），四個主簿（三把手）。縣民王廷佩在他來視察時， 在驛站的牆壁上題詩訴苦：“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閒暇處，思量心裡忸怩無？”28 其實，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標準衡量，一個縣才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品官，重疊的兩套班子，寥寥幾個超編副職， 實在是清爽之極。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中組部和人事部明確規定縣長的職位是一正二副， 最多也不能超過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監利縣2000年的實況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時一正十副。科局長一般都是一正八副。29這還僅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況。 寫到這裡，我再次遇到了定義方面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來的那六七位副縣長也算“白員”嗎？他們在地方政府認可的編制內，而且從財政拿工資，哪方面都不“白”。 但他們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規定之內，類似清朝巴縣的那些灰吏。我們要判斷對局的勝負，不能不確定一個標準，將這些灰官灰吏歸歸類。 在當代西方的觀念中，官府和民眾的關係只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譬如安全和抗災。官吏衙役及其產品和服務的數白員的勝局 27 《明史》卷275，解學龍列傳。 28 王 《寓團雜記》卷八。 29 《我向總理說實話》，第 108頁。 249
30 鄭曉：《今言》卷二，第二百八十六條。 250 第五維隱身份：主體的消室量，完全取決於民眾願意掏錢購買的數量，就好像村代銷點每年進的糕點取決於村民購買量一樣。超出這個量哪怕只有一塊，那塊也屬於廢物點心—多餘的白員。 這條標準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眾及其代理人將公共服務公司能管理得這麼清爽。別說民眾的代理人， 即使是私人老闆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層級增加，中間加入幾個代理人——有資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員和偷懶現象就是難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點官場病。不過這條西方標準畢竟提供了一個衡量中心， 那就是民眾的購買意願。按照這個尺度，朱元璋身邊的太監也屬於白員，因為百姓並不需要他們。 中國的傳統標準是認可太監的，畢竟皇上是大老闆， 掏錢僱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眾。問題在於太監的數量。朱元璋自奉儉樸，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間的刑部尚書鄭曉說，洪武二年規定設定的內官編制（內使、監、奉、御） 不過六十人，如今自太監（宮內二十四監局的領導，正四品）至火者（宮內的雜役）已經將近萬人了。30這上百倍的差距體現出好老闆與敗家子的距離。個人色彩如此濃重， 我們以哪個皇上為標準呢？ 除了民眾中心和皇帝中心這兩套標準之外，實際上還有第三套標準，那就是官府標準或代理人標準。按說他們不是老闆，自己不掏錢，根本就不該以他們為標準，但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當家作主，至少當個二地主。在這第三套標準中，高階代理人和低階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餘六七位副縣長就是白員。按照地方政府的標準，副縣長就可以不算白員， 容城財政所30多個正式編制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員。 但是這一百多人也拿工資，也吃財政，根據容城財政所的標準，他們也不算白員，不吃財政而吃政策的臨時工才是沒有爭議的白員。
這太複雜了。我們在評判帝國時代的對局的勝負，只能採納皇帝的標準，準確點說應該是開國皇帝的標準。朱元璋劃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員。為了貫徹這條標準，我們不得不把太監當成公務員，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務員當成白員。皇帝不肯百姓掏錢，我們能有什麼辦法？他是天下萬物的總代表，壟斷了對錯標準的確定權。我們說朱元璋敗於白員，依據的便是他的標準。 當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內發動了幾次大掃蕩，取得過區域性和暫時的勝利，但這是一場持久戰和游擊戰。我們可以把儒家信條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正式法規看作一種共識，一項邊界協定，一條統治集團與百姓之間在長期互動中摸索出來的公認疆界。我們已經看到，官吏、白員甚至皇帝都樂意侵犯百姓的邊界，而百姓缺乏應手的反擊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式的迂闊和梗直。這未免過於軟弱單薄了。既然無法借用民間力量構築利益對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人敵眾我寡的戰略態勢之中，敗局由此確定。 九、局勢：淘汰良民假說白員的勝局又意味著什麼呢？復社名士侯方域 （1618-1654年，字朝宗）目睹明朝滅亡，入清後在《壯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寫了一段文字，我想把這段文字所表達的思想稱為“淘汰良民定律”。“定律”需要更充分的論證， 不能妄稱，這裡先稱其為“假說”。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說”，從百姓的視角展現了白員必勝之局所牽涉的全域性。 侯方域說：明朝的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罰加之， 白員的麩為 251
勞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漁加之，豪強的吞併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時老百姓的對策是什麼呢？侯方域說，富裕的百姓， 爭相出金錢人學校；狡猾的百姓，爭相拉關係充吏蛋。用這種辦法可以逃避七項負擔中的兩項。 這裡需要解釋幾句。按照明朝的規定，州縣學校的生員（俗稱秀才）和吏可以免除賦役。生員是官員的後備軍，官員食稅而不納稅；背吏已經是領伙食補助的服役人， 因此不再承擔賦稅。於是，這兩種身份就提供了針對“稅加之”和 “役加之”的避難所。我們知道，得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頂首錢”買的。生員的身份同樣可以買到，譬如 《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進，那位每年掙十二兩銀子的私墊先生，就用二百兩銀子買了個相當於生員的監生身份。 這種交易實際上包含了避稅權的買賣。 不過，侯方域把這兩種身份僅僅當成避難所，未免有些消極片面。生員可以領取國家發的伙食費，大體是每天兩升米的樣子。蛋吏不僅有工食銀，還有種種陋規收人。這一增一減，對金錢和人力投入來說便是可觀的回報。更何況，加入生員和胥吏隊伍也將提高對抗刑罰、兵、蛋吏和豪強吞併的能力。 侯方域接著說：現在單說賦役問題。百姓正在痛苦無告之時，進學校就免除了，當吏蛋就免除了。免除的結果如何呢？侯方域開始進行動態計算。他說，十個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將那十人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十人。 如此惡性迴圈，逃避的壓力越來越大，逃避的競爭越來越難以禁止。於是，天下的生員和胥吏漸漸增多，百姓漸漸減少。開始還是以學校和胥吏加於百姓，後來就是以百姓加於百姓了。 說到這裡我想插兩句話：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員 252 第五外隱身份：主體的演交和胥吏的侵漁能力，按照我們熟悉的比方說， 1寨爾呼他們從牛羊變成了牧工，他們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筆下的白役就是證明。第二，我在描繪白員隊伍成員時忽略了生員等身份。那些額外的生員，編外計程車兵 （專有名詞為“掛兵”）， 障吃官飯而無官身的師爺家人長隨，甚至無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長（近似如今的村黨支部書記），都有理由根據他們吃官飯的程度獲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員身份。 民不聊生與呼籲無門百姓一，加之者七，良民何去何從呢？ 侯方域說：剩下那些沒有辦法的百姓怎麼辦呢？如果不死於溝壑（指逃荒要飯病餓而死），就只好相率為盜賊。天下怎麼能不亂啊。 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於溝壑，或者擠入白員隊伍，或者淪盜賊。這條定律比我開頭猜想的“白員興則社稷衰”確切得多。社稷興衰是難以計算的，良民的數量卻可以計算。白員是低成本傷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壞力”集團的成員，一旦他們超過某個比例， 便吞噬了良民的擴大再生產能力；白員在人口中的比例繼續擴大，還將吞噬良民的簡單再生產能力。越過這個轉折點之後，良民的數量便開始下降。 許多人奇怪，說中國明清有那麼多“資本主義萌芽”， 為什麼不能長出資本主義，看看這條定律就不奇怪了。 白員的勝局 253
在侯方域列舉的七條負擔中，稅、兵、刑罰、勞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漁、豪強吞併，五條來自官府，一條豪強吞併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屬於自然力量。同樣的資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於生產抗旱排澇裝置，也可以用於購買胥吏之類的身份。假如七項負擔同等沉重，對付水早只能免其，當白員卻可以免二減三外加得一。此時，有心對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從呢？難道不應該加入侯方域描繪的惡性迴圈嗎？ “合法傷害權”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錢。這種“官本” 一旦“主義”起來，甚為蠻橫，說什麼便是什麼，說多少便是多少，越過邊界一味地自我擴張，如同李榕筆下的白員所顯示的那樣，官家的繁榮與商家的繁榮便直接呈現力反向關係。官本繁盛之處，良民簡單再生產的本錢都被吞噬了，哪裡還能長出別的主義？ 254 第五編隱麥份：主體的演查我認出了一個小物種漕口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空間一、蹤跡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看周育民先生的《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平生初次見到“漕口”、“白頸”和“白規”這三個詞。反覆看了幾遍，竟然體會到生物學家發現新物種的快樂。 周先生引用了一段湖南巡撫駱秉章（1793-1867年）的奏摺，介紹漕糧陋規的瓜分方式，其中出現了“漕口”一詞，轉抄如下： “官吏既視錢漕為利藪，刁衿劣監即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漕 ’。少不遂意，則阻撓鄉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砌詞控告， 甚至糾聚多人，闖署毆吏，釀成事端。”！ 這段話給出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的名稱，介紹了這個群體的人員構成、規模和收入，描繪了他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鬥爭策略。下邊拆開了細說。 二、安身元命的根基明清兩代依靠運河南糧北調，供應京師和邊防，維持我認出了一個小物種 1 駱秉章《瀝陳湖南籌飾情形折》.《駱文忠公泰議》卷12. 轉引自周育民 《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 第13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