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例」這個專欄所達到的目的，就是讓經濟學專業圈子看到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不符合傳統模型的事實，這麼做有助於鼓吹大家接受一個以真實人類，而非理性經濟人為藍本的經濟學研究方式。但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涵蓋面太廣，而我又是個懶人，要開闢新領域必須依靠一組團隊，我該怎麼做才能鼓勵其他人一起同樂呢？沒有任何教戰手冊能告訴我如何達成這個目標。 當然了，新領域隨時都在出現，而且通常不經過任何通力合作。 有些人針對新主題寫了篇論文，便開啟了一連串的新探索，譬如1940 年代的博奕理論。其他人讀過那篇論文之後覺得這個主題似乎頗有意思，於是決定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順利的話，沒多久就會集結足夠人馬進行該領域的研究，並且開始舉辦相關的研討會，直至最後出現奉獻於該主題的期刊。然而這是個緩慢的過程，我渴望與特維斯基和康納曼之外的人對話。到了1980年代末，學術界總算有除了我之外的三個人將自己定位為行為經濟學家。本書談自我控制時提到的喬治． 魯文斯坦是其中一個，羅伯．席勒則是另一個，本書接下來會有幾段以他為主角，第三個是柯林．坎麥爾。我認識坎麥爾的時候，他正在學術界謀職，當時他已經取得企業管理碩士學位，並且即將完成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年紀還不滿二十一歲。坎麥爾為行為經濟學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而其中兩項尤其突出。首先，我們或多或少可說他發明了行為學領域的博奕理論，也就是研究人類實際上如何因應賽局，這與標準博奕理論截然不同，後者研究的是理性經濟人如何因應賽局，且前提是他知道其他參與者也是理性經濟人。最近他更站到了神經經濟學的最前線，這門學問以腦造影的技術，深入探究真實的人類如何做決定。 坎麥爾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唸研究所時他還是個青少年，已經自組唱片公司，並簽下走諷刺風格的知名龐克樂團Dead Milkmen，他們的暢銷曲之一是〈看著史考提死去〉。坎麥爾的模仿表演也很有一套，他模仿尤金．法馬和查爾斯．普拉特簡直維妙維肖，不過就我個人來看，他模仿理查．塞勒倒是不怎麼樣…… 雖然坎麥爾、魯文斯坦與席勒的加入，為這個領域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但是我知道行為經濟學做為一個學術事業，必須號召夠多具備各種研究技巧的研究人員才能真正站穩腳步，所幸另外有個人懷抱著同樣目標，而且也貢獻了許多資源，那個人就是韋納．邦特。 艾瑞克．韋納開始對結合心理學與經濟學產生興趣時，正在斯隆基金會擔任專案主任。他是訓練有素的心理學家，不過我認為他的愛好更偏向經濟學，而且他很有興趣知道這兩個領域能否找到共同基礎。起初他向特維斯基與康納曼尋求建議，詢問該如何做才能達到上述目標。向來以身為悲觀主義者為傲的康納曼還記得他當初給韋納的答案是他「想不出任何能將大筆錢投資於這項努力的方法」，但他與特維斯基都建議韋納來找我談談。韋納在紐約的斯隆基金會和我碰面後，便說服基金會出資讓我到溫哥華進行一年的研究，並趁此機會拜訪康納曼。
我返回康乃爾大學之後不久，韋納離開了斯隆基金會，轉往同樣位在紐約的羅瑟．塞吉基金會擔任董事長。雖然該基金會的核心使命在於扶貧、移民等重要的社會政策議題，與行為經濟學根本沾不上邊，由於董事會急著雇用韋納，於是他們同意讓他挾帶行為經濟學議題入主。韋納對於該如何孕育這個新領域所想到的自然不會比我多， 不過我們一起腦力激盪，總是能在忙碌之中想出幾個點子。 我們想到的第一個點子在當時感覺起來還不錯，既然最終目標是要結合經濟學與心理學，我們決定偶爾舉辦心理學家與經濟學家的聚會，看能不能從中激發一些火花。我們邀請來三種人：願意忍受跟經濟學家交談一天的著名心理學家、據聞對新研究方法抱持著開放態度的資深經濟學家，以及早已投入於這個新領域的少數死忠支持者。 韋納有著十足的說服力，在他的魅力與軟磨硬泡之下，我們的首次會議邀請來的心理學家陣容驚人，不只有特維斯基和康納曼，也包括以奧利奧餅乾與棉花糖實驗聞名的華特．米歇爾，提出認知失調概念的里歐．費斯丁格，以及情緒研究先驅史丹利．沙其特，可說是心理學界的夢幻隊伍。同意前來參與且態度友善的經濟學家們也是星光熠熠，有喬治．艾克羅夫、威廉．鮑莫爾、湯姆．謝林、理查．澤克豪澤。死忠支持者成員為坎麥爾、魯文斯坦、席勒，還有我。韋納也邀請了賴瑞．桑默斯，他雖然不克出席，不過建議我們邀請他的一個新學生，安德瑞．施萊弗。我就是在那次的會議首度見到作風粗獷的施華弗，後來他成了我的研究夥伴。兼容並蓄的挪威哲學家尤恩．艾爾斯特幾乎在每個領域都有淵博知識，可為我們的論述做最佳總結。 雖然出席者高手如林，我們舉辦的幾次會議卻沒能產生多少實質成果。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其中一個是里歐．費斯丁格不斷說些俏皮話，只有當他到基金會的露台抽菸時才稍微歇口氣，而且他還挺常往那裡跑。另一個則是威廉．鮑莫爾懇求我們別再拘泥於異例的發現，他認為我們的異例挖掘活動已經達到目的，接下來該前進到更有建設性的議題，不過他並未提議更有建設性的議題應該是什麼。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在我的個人經驗中一個普遍的問題。 跨領域會議，尤其是議題宏大（減貧、解決氣候變遷）的會議往往成果令人失望，就算與會者都是一時之選也少有結果，這是因為學術界人士不喜歡抽象地談論研究，而是想看到確實的科學調查結果。但是，假如某個領域的科學家以該領域的同儕期望的方式來發表其研究發現，那麼其他領域的科學家就會陷入他們無法理解的技術性細節中，或是被他們覺得無意義的理論操作搞得很厭煩①。 無論我對跨領域會議的悲觀評估是否正確，在紐約市羅瑟．塞吉基金會辦公室舉辦的這些會議中，明星級心理學家的出席與熱忱參與對我們而言是個鼓勵，卻也誤導了我們對這個領域的前途判斷。之所以有鼓勵是因為這些傑出學者願意花時間來到這裡，而且似乎都認為我們的使命明智且有價值。至於誤導判斷則是因為他們強化了我們當時的信念，也就是如果行為經濟學領域要能成功，讓心理學家與經濟學家攜手合作的跨界整合勢在必行。我與特維斯基和康納曼會這麼想是必然的，因為我們就是從彼此的身上學到許多，進而開始合力進行研究。 結果證明，我們的預測大錯特錯。雖然這幾年來，確實有幾名心理學家與經濟學家達到成功的合作，卓瑞森．普瑞雷克與埃爾達．夏菲爾就是著名的例子，但是行為經濟學領域後來變成經濟學家讀了心理學家的研究之後，再獨自進行自己的研究②。 我們的早期參與者之一史丹利．沙其特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做了一些關於股市心理學的研究，然而主流金融與經濟學期刊審稿人的回應讓他越來越感到挫折， 最後他終於放棄這整個研究計畫。 心理學家的缺席有幾個可能原因。首先，既然很少有心理學家會認同理性選擇模型，研究從該模型出發的議題自然就沒什麼意思了。 他們的典型反應是：「當然大家會在意沉沒成本！還能有別的看法嗎？」其次，行為經濟學家所運用的心理學在心理學家來看已經老掉牙了。若心理學家開始在他們的研究論文裡使用供需曲線，經濟學家大概也不會覺得這個概念有多刺激。最後，心理學界傳統上將「應用性」問題的研究，視為低層次的活動，探索一般人負債或輟學的背後理由，並不是那種能夠為學術界心理學家帶來名望與榮耀的研究類型，不過羅伯．席爾迪克是著名的例外。 更進一步說，我們行為經濟學家並不擅長自行發展新的心理學， 否則就能如原先所預期創造出某種科際整合的知識了。這個領域的大部分新發展都在於想出方法，讓經濟學研究工具既適用於理性經濟人，也適用於真實人類，而不是針對行為本身產生新領悟。在後來成為行為經濟學領導人物的新崛起經濟學家中，喬治．魯文斯坦是唯一真正創造新心理學的人，他接受的是經濟學家訓練，卻也是個相當有天分的心理學家，部分原因可能是拜優良基因所賜。他的中間名字首是字母F，指的是佛洛伊德的Freud，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是他的曾祖父。 雖然讓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攜手合作的努力並未成功，韋納．邦特仍全心投入於培育發展這片新領域，即使他能號召的生力軍幾乎只有經濟學家。羅瑟．塞吉基金會的規模並不大，若這個領域要拓展到少數幾個鐵桿成員之外，就不可能將該基金會視為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所以邦特說服董事會成員以經費有限卻十分不尋常的方式繼續支持這個領域，不像最初白忙一場的努力，這回我們竟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下是邦特發想出的計畫。1992年，基金會集結了一群研究人員，並稱之為「行為經濟學圓桌論壇」，這批研究人員拿到一小筆預算，任務目標是培育這個領域的成長。圓桌論壇的最初成員有喬治． 艾克羅夫、艾倫．布林德、柯林．坎麥爾、尤恩．艾爾斯特、丹尼爾．康納曼、喬治．魯文斯坦、湯姆．謝林、鮑伯．席勒、阿莫斯． 特維斯基，以及我本人。只要用途合理，我們可以任意支配手頭拿到的預算。 圓桌論壇成員們決定，這筆有限預算（一開始是每年10萬美元） 的最有效運用方式是栽培年輕學者，鼓勵他們進入這個領域，於是我們為研究生舉辦了為期兩週的暑期密集訓練課程。當時還沒有任何大學將行為經濟學放入研究所課程，所以這項訓練可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接觸這個領域。訓練課程的正式名稱是「羅瑟．塞吉基金會行為經濟學暑期課程」，不過大家從一開始就暱稱它為「羅瑟．塞吉夏令營」。 第一次的夏令營於1994年夏季，在柏克萊舉辦。柯林、康納曼和我負責籌備，其他幾名圓桌論壇成員則擔任教師，來幫忙個幾天。我們也有重量級的來賓，像是肯尼斯．亞羅、查爾斯．普拉特，以及社會心理學家李．羅斯。為鼓勵青年學者加入，我們也邀來了兩位最近剛拿到學位的經濟學家，分別是恩斯特．費爾和馬修．拉賓。
恩斯特．費爾是我認識的名字取得最好的經濟學家。若要用一個形容詞來描述他，那個詞就是「認真」（earnest，音同恩斯特），而且公平是他最有興趣的主題。他出生在奧地利，立足於瑞士蘇黎世大學，在歐洲的行為經濟學運動中成為中心要角。和坎麥爾一樣，他後來也在神經經濟學領域成為一方之霸。 費爾頭一篇吸引我們注意的論文相當具有實驗性。他與共同作者指出在實驗室環境中，「企業」給的薪水若高於最低工資，便可讓 「員工」以投入更多的努力做為回報，這個實驗結果支持了最早由喬治．艾克羅夫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聘雇合約可被部分視為禮物交換。 該理論的重點是假如雇主善待員工，給予較多薪資與更好的工作條件，員工就會回贈以較多的努力和更低的流動率，如此一來高於市場行情的薪資，將帶來經濟上的獲益。 馬修．拉賓的第一篇行為學論文則是理論性的，也是繼「展望理論」之後在當時最重要的行為經濟學理論論文。這篇論文是學界首次認真地嘗試發展出一個理論，以解釋我們在最後通牒賽局以及獨裁者賽局這類情境中觀察到的矛盾行為。人們在獨裁者賽局表現出利他精神，願意把錢分給不知名的陌生人，卻在最後通牒賽局無情地對待那些對他們不公平的人。所以，增加別人的快樂會讓我們更快樂，或者讓我們比較不快樂，原因或許是出於忌妒？拉賓認為答案在於互惠， 我們會善待那些對我們好的人，苛待那些對我們不好的人。本書先前討論過一般人是「有條件的合作者」，這與拉賓的模式是相吻合的。 拉賓也是個頗有個性的人。他平常穿的是紮染T恤，彷彿衣櫥裡有穿不完的這種T恤。他為人也相當風趣。我曾經受邀為《美國經濟評論》審查他投稿的一篇關於「公平」的論文，並且寫了熱忱的評論支持這篇論文出版。我加上一段話說他遺漏了一個先前草稿中原有的重要註腳，這一點讓我相當不安，這個註腳提到了博奕經濟學家所謂的「小雞賽局」，即先退讓的人是輸家。他在後來出版的定稿中加回這個註腳，內容是：「儘管我仍沿用這個賽局的傳統名稱，但是我發現該名稱充滿物種歧視的意味，沒有什麼證據顯示雞比人類或其他動物更不勇敢。」 我們的夏令營湊齊了大牌名師，另外加上明日之星費爾與拉賓， 不過由於這件事仍屬生平頭一回，大家都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有人來上課。我們發通知給世界各地頂尖學校的經濟系主任，期待會有人想參加課程，幸好最後有超過一百人申請，而我們從中挑出的三十名學生，有許多人成為這個領域的未來新星。 此後我們每隔一年舉辦一次夏令營，直到我和康納曼開始覺得太忙／累／老／懶，沒精力再籌備與參加為期兩週的課程，年輕的一代便開始接手。坎麥爾與魯文斯坦當了幾年的籌備人之後，大衛．萊布森與馬修．拉賓接手最後幾次的夏令營。 這些夏令營是否成功，指標之一是大衛．萊布森首次開課時還是學生，所以這個群體已變得能夠自我壯大，許多其他現在擔任夏令營導師的人，過去也曾經是這裡的學生。必須說清楚的是，我們並未以將這群年輕學者捧成明星而自居，例如大衛．萊布森來夏令營上課之前已經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而且也在哈佛大學取得了教職，其他人亦不例外，當時都已經是前途看好的學者。夏令營真正的成就是鼓勵一些全世界最優秀的研究所學生，慎重考慮成為行為經濟學家的可能，然後提供一個志趣相投的經濟學家能夠互相交流的網絡。
第一年的夏令營學員天份洋溢的程度可從當中有多少人後來聲名大噪看出，其中一人是森迪爾．穆蘭納珊，當時他才剛完成哈佛研究所的第一年學業。穆蘭納珊就讀於康乃爾大學部時，我就已經認識他了，他在三年間完成經濟學、數學和資訊工程學位，不難看出他幾乎對什麼都有天分，於是我使出渾身解數設法讓他對心理學和經濟學都產生興趣。幸運的是我的推銷奏效了，由於他對行為經濟學萌生興趣，選擇研究所時便從資訊工程轉向經濟學。穆蘭納珊在種種成就之外還創立了第一個非營利的行為經濟學智庫，名為ideas42。穆蘭納珊、拉賓和坎麥爾都曾經接受麥克阿瑟基金會所頒發的俗稱的「天才獎」。 其他出人頭地的第一年夏令營學員還有泰瑞．歐丁，他基本上發明了散戶投資人行為這方面的領域。奇普．希斯與他的手足丹．希斯出版了三本相當成功的管理學書籍。琳達．鮑柏克與克莉絲汀．喬斯後來成為我的共同作者，稍後將在本書再度露面。 2014年夏季，我們舉辦了第十屆夏令營。如今我們已有大約三百名畢業生，其中許多人在世界各地的頂尖大學擔任教職，行為經濟學之所以能從邪門歪道昇華為主流經濟學中活躍的一支，大多要歸功於這群夏令營畢業生的研究。韋納．邦特協助大家開始了這一切，他可說是行為經濟學的奠基贊助者。 ① 這個通則仍有些例外，譬如神經科學有來自各領域的科學家一起創造出許多實質成果，不過在這個例子中，他們會圍繞著電腦斷層掃描儀這類特定工具一起工作。我的意思並非跨領域會議都只是浪費時間，只不過就我的經驗來看，這類會議往往令人失望。 ② 康納曼與特維斯基在1970年代首開先河的判斷與決策研究，至今仍是個枝繁葉茂的領域。他們的年會由「判斷與決策學會」 贊助舉辦，吸引了超過五百名研究工作經常與行為經濟學發生交集的學者，與會者也包括不少行銷領域的著名行為科學學者，譬如我的老朋友艾瑞克．強森，幾個以前的學生，以及許多做過心理帳戶和自我控制相關研究的其他學者。我要說的重點是，一個典型的行為經濟學家會議往往沒有任何心理學家出席，而我是少數定期參加判斷與決策學會會議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