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時，舍溫．羅森打算暑假要待在史丹佛大學，於是邀請我一起到西岸做更進一步的生命價值研究工作，正巧那年春季我已得知康納曼與特維斯基計畫從九月起在史丹佛待一個學年，既然他們的研究給了我莫大啟發，一想到自己可能在他們抵達史丹佛之前就得離開，我簡直無法接受。 我趁著春假飛往加州，研究了一下夏季要住的地方，並想方設法讓自己在秋季學期能夠留在史丹佛，最終就是希望和我的兩位新偶像共度一些時光。之前我曾將自己的第一份行為經濟學論文初稿寄給特維斯基，當時那份論文的標題是〈消費者選擇：一個關於經濟學家行為的理論〉，內容暗指只有經濟學家才會表現得像個理性經濟人。他給了我簡短且友善的回覆，表示我們顯然英雄所見略同，可是回覆內容僅此而已。在那個還沒有電子郵件的年代，長距離對話實在很不容易進行。 我花了幾天時間在學校裡到處懇求請託，試圖爭取客座的機會， 可是終究徒勞無功。就當我快放棄時，我和一名歷史性人物，也就是當時擔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局長的衛生經濟學家維克托．法赫斯有過一段對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是我與舍溫後來工作的地方，我在維克托面前賣力表演，滔滔不絕宣揚我的清單、捷思與偏誤、展望理論，以及即將降臨史丹佛的以色列明星學者。維克托若不是真的感興趣了，就是對我產生憐憫，他提議將我列入一項秋季學期的研究計畫提案。我在七月抵達史丹佛大學後，便經常與維克托討論我的那些奇思怪想，後來他又提議付我薪水，聘用我到隔年夏季。 我們一家人在六月來了趟悠閒的橫越美國之旅，造訪沿途經過的國家公園，也讓我有不少時間思考如何結合心理學與經濟學。其實任何題目都有好好思考一番的價值，舉例來說，假設我今天要駕車300英里，我應該開得多快？如果時速是70英里，而非60英里，我們會早43 分鐘到達目的地，省下的時間似乎值得冒著被開超速罰單的風險。可是，假如路程只剩30英里，開得快些也只省下4.3分鐘，這樣做似乎並不值得。所以我應該在接近目的地時，把速度逐漸放慢嗎？這也不對，尤其我們明天還是得繼續上路。我應該為整趟旅程訂定單一策略嗎？嗯，最好把這一條列入清單（答案：整趟旅程保持同樣的駕駛速度。假如其他因素均未改變，收到超速罰單的機率和你的駕駛時間成正比）。 這趟旅程最後一個繞道地點是俄勒岡州的尤金市，我到那裡拜訪巴魯克．費施霍夫，以及最早激發我在這方面興趣的心理學家保羅． 斯洛維奇。趁著家人四處探索尤金市，我和巴魯克、保羅，以及他們的合作夥伴莎拉．利希藤斯坦一起聊天。當時也有另一名心理學家前來訪問他們的研究中心，而且這位女士和費施霍夫一樣，在研究所讀過康納曼與特維斯基，這名心理學家就是瑪雅．巴爾-希勒，他們不久之後都加入了我的非正式心理學導師隊伍。 那年夏末，康納曼與特維斯基的心理學集團成員浩浩蕩蕩抵達。 特維斯基與妻子芭芭拉現身史丹佛大學心理系。丹尼爾與未來的妻子，知名心理學家安妮．特利斯曼則造訪從國家經濟研究局往山丘上走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 在維克托．法赫斯安排的一場飯局上，我有幸與特維斯基和康納曼首次見面。這次聚餐的細節我記不清了，只記得自己緊張得要命， 只能仰賴健談的維克托讓對話保持流暢進行。更重要的是，這次的引見給了我走上小山順道拜訪康納曼的通行證（特維斯基的辦公室在校區內，遠得沒法順道過去）。當時他和特維斯基正準備完成那份現在稱為〈展望理論〉的論文，而我有時候會在他們忙著工作時闖進去。 由於該中心的電話系統實在太原始，與其打電話過去問他在不在，還不如直接走上山丘找康納曼來得方便。 有時候我順道拜訪康納曼時，會發現他們正在工作，將要完成展望理論的最終版本定稿。康納曼負責打字，兩人逐句討論，可是他們幾乎對每個字都意見不同，對話則夾雜著希伯來語和英語，聽起來挺奇怪的。他們可能原本用一種語言交談，但瞬間轉換成另一種語言， 完全毋需事先知會。他們提到「損失規避」這類術語時會換回英語， 因為懶得將術語翻譯成希伯來語，可是我歸納不出他們何時會換成希伯來語。假如我懂這種語言，或許能從中看出端倪吧。 他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修改潤飾這份論文。大部分學者覺得，研究過程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一開始的發想，而實際進行研究也還算有趣，只有少數學者樂在撰寫論文。說學術寫作很無聊，還算太抬舉它了，雖然仍然有許多學者將無聊的寫作視為榮譽，認為風采洋溢的文筆顯示作者並未嚴肅看待自己的作品，所以讀者也用不著認真①。 「展望理論」讀起來有點難度，不過由於兩位作者持續不輟地編輯修改，而且特維斯基始終堅持「把事情做對」的目標，最後終於創作出這部文筆流暢清晰的作品。 我和康納曼沒多久便養成了在研究中心附近山丘散步的習慣。既然我們都對彼此的領域所知甚少，卻又充滿好奇，兩人的對話便提供了許多學習機會。我們從這些共同訓練活動中學到的事，包括了解另一個專業領域的成員有哪些想法，以及如何說服他們相信我們的發現。 假設性問題的運用便是一個好例子。康納曼與特維斯基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靠的是假設一些簡單場景，譬如：「想像一下，除了你原本就擁有的一切，你還得到了400美元。現在請從下面兩個選項當中擇一，你會選確定損失200美元，或是參加有50％機率損失400美元，但是也有50％機率毫無損失的賭局？」（大部分的受訪者選擇參加賭局）。康納曼在他的著作《快思慢想》中喜孜孜地解釋，他們會先在自己身上試試這些思考實驗，假如兩人有了一致的答案，就暫時假設其他人也會有相同回答，接著會著手進行確認，將這些問題拋給實驗對象，通常是他們的學生。 經濟學家不會為假設性問題的回答，或為這類調查問題買單。他們宣稱自己更關心的是人們實際做出的行為，而非他們口頭表示自己會怎麼做。康納曼與特維斯基知道學界有反對意見，而且必然是他們遇過的一些存疑經濟學家所提起的，可是他們沒什麼選擇。展望理論的一項關鍵預測是面對損失與獲得，常人會有截然不同的回應，但是他們幾乎不可能獲得許可去進行說不定真的讓受測者損失大筆金錢的實驗。就算有人志願參加這類實驗，大學裡負責審查以人為實驗對象的研究計畫委員會，應該也不會同意放行。
在展望理論的印刷版本中，特維斯基與康納曼為自己的研究方法做了如下辯護：「假設性選擇看樣子是一口氣探討大量理論性問題的最簡單方式。這套研究方法所仰賴的前提是，一般人通常知道自己若處於選項中的實際處境會做出怎樣的行為。另一個前提則是實驗對象沒有掩飾真實偏好的特別理由。」基本上，他們要說的就是：假如實驗對象能夠還算正確地預測自己在某些情況下所做的選擇，而他們表明的選擇與預期效用理論互相抵觸，那麼我們至少應該假定後者描述人類行為的真實程度值得懷疑。 上述辯護顯然讓期刊編輯感到滿意，但經濟學界仍有許多年視之為邪魔歪道。展望理論逐漸獲得各方接受，因為它在解釋各種高風險情境下的人類行為，已被證實為相當管用。這些高風險情境可讓研究人員觀察一般人實際做出的選擇，無論對象是散戶投資人或競賽節目的參賽者。但是，我覺得經濟學家絕對想不出這套理論，就算把康納曼與特維斯基在心理學方面的深刻見解借給他們參考，由於他們就是不願意信賴假設性問題，使得他們無從學習康納曼與特維斯基有能力辨識的行為細微差別。 只需要問別人幾個問題，然後把回答當回事，我發現上述構想開放了許多可能性。在此之前，黑板上羅列的清單僅僅是思考實驗，然而在我看來事實變得很明顯了，假如讀者們看到我的假設性例子，他們就會按照自己的直覺同意例子中的行為確實存在（這當然是個天真的想法）。再說，就算這種調查方式被認為欠缺權威性，也比純粹只看我個人的直覺好多了。 幾年後，我有幸從這兩位大師身上學到如何進行這類實驗。他們採用了清單上鬧鐘收音機和購買電視機的例子，並改成購買外套與計算機，然後問受測者會怎麼做。以下就是他們設計的問題，圓括號與方括號內是兩個不同版本的價位。 想像你正打算以（125美元）【15美元】購買一件外套，並以（15 美元）【125美元】購買一台計算機。計算機銷售員告訴你，你打算買的這款計算機在另一家分店有優惠價（10美元）【120美元】，而該分店離這裡有二十分鐘車程。你會特別跑到另一家分店去買嗎？ 就如我之前所推測，針對較便宜的商品，實驗對象說他們願意為了省5美元特別開車去另一家分店。如今我們有了實際數據來支持這項推測。沒多久我也開始採用這套研究方式，雖然只是偶一為之。不過七年後，我和康納曼在一項關於公平認知（參考本書第14章）的研究計畫中，便幾乎全數仰賴假設性問題的回答。 沒和康納曼在山丘間漫步的時候，我就窩在國家經濟研究局，什麼事也沒做，純粹動腦思考。法赫斯像個善於引發罪惡感的猶太媽媽，每隔一段時間就問我的進度。這時候我可有些犯難了，雖然我認為自己有個重要的創見，可是研究過程卻得一步一腳印地將小步驟串連起來，而且我不知道究竟是當中哪些小步驟才能讓這個重要創見開花結果。再說，有創見是很好，可我還是得發表論文才能保住工作。 回想起來，這就是科普作家史帝夫．強森所謂的「緩慢直覺」，迥異於一切豁然開朗的「啊哈」頓悟，緩慢直覺只讓你有個模糊的印象， 覺得好像有什麼有趣的事正在醞釀，本能告訴你某個重要的事物就潛伏在不遠處。緩慢直覺的問題在於，你無從得知自己是否會走向死胡同，當時我覺得自己來到了一個新世界的海岸，可是手上沒有地圖，
腦子裡也沒概念該尋找何處，甚至不知道能否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康納曼與特維斯基會做實驗，所以我自然認為自己也應該做點實驗。當時有個新興領域叫實驗經濟學，我主動聯繫了這門學問的奠基人，也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查爾斯．普拉特，以及當時任教於亞利桑那大學的弗農．史密斯。傳統上，經濟學家是用歷史數據來測試他們的假設，可是史密斯與普拉特不但身體力行，也積極勸說經濟學概念可以透過實驗來進行測試。我的第一步，便是前往圖森市拜訪史密斯。 史密斯打算透過研究達成的目的與我所想的不同，至少在當時是如此。多年後，當他與康納曼共享諾貝爾經濟學獎榮耀時，我告訴記者雖然他們都得了獎，不過其個別目的卻大不相同。史密斯試圖證明經濟理論的優越之處，而康納曼所做的則恰恰相反②。 我拜訪史密斯時，他正提倡運用一種他稱之為「價值誘導」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並不實際交易物品或是玩賭博遊戲，而是透過代幣來創造市場。每個實驗對象會得到一枚代表個人價值的代幣。我的代幣可能值8美元，而你的代幣可能是4美元，這表示假如我們在研究進行的最後，手裡持有一枚代幣，這就是我們能夠從實驗人員那裡拿到的金額。史密斯透過這套方法來測試供需分析等經濟學原理，然而我對這種研究方式不無疑慮。當你在店裡決定是否買下一件要價49美元的外套時，沒有人會越俎代庖地告訴你，你願意付多少錢來買這件外套。你得自己做決定，而且能夠接受的價格也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譬如這項商品的零售價是多少、這個月已經花了多少錢買衣服，以及你是否恰好剛收到退稅款。不過我在多年後才終於著手證明我對這套研究方法的疑慮，採用的方法是將代幣換成馬克杯，如本書第16章所說明。 後來，我帶著全家到迪士尼樂園時，也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去朝聖，拜會同樣是實驗經濟學先驅的查爾斯．普拉特（他與史密斯同獲諾貝爾獎可說是當之無愧）。或許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環境使然，普拉特喜歡用風洞的比喻來描述他的研究工作。他感興趣的倒不是透過實驗證明經濟學的基本原則確實有效，而是測試當市場規則改變時究竟會發生哪些事。查理十分健談，「喋喋不休」這個詞彙簡直是為他而發明的，而他和史密斯同樣溫暖而友善。 儘管史密斯與普拉特皆和藹可親且令人佩服，當時我還沒準備好斷然宣稱自己是實驗經濟學家。我想研究「行為」本身，對於研究技巧仍抱持開放的態度。有時候我會規畫實驗，假如我當下認為那是觀察行為的最佳方式；有些時候我只是詢問受測者幾個問題，不過我也希望能研究人們在自然情境中的行為……假如我能想出具體的研究方法。 我在史丹佛待了一陣子之後，決定將籌碼全押在這項新嘗試。羅徹斯特大學不是理想的發展地點，學校裡的資深教職人員醉心於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知識傾向與我天差地別，所以我將眼光轉向別處 ③。 應徵學術界工作時，你得在教員研討會上提交論文。研討會上的簡報和論文決定了應徵是否成功。當時我與羅森合作的「生命的價值」論文已頗有名氣，要是我想安全過關，大可針對同樣主題做一些額外研究，但是我希望進入一個能夠容忍些許異端的環境，所以我提交的論文主題是關於自我控制、腰果之類。任何聽過這份論文內容還願意聘用我的地方，至少會對我接下來的研究抱持開放態度吧。我很幸運地得到康乃爾和杜克大學的聘書，最後在康乃爾大學落腳。我的下一站，將距離羅徹斯特九十英里之外。 ① 這項通則當然也有例外。在那段時期，經濟學家喬治．史蒂格勒與托馬斯．謝林就是我印象中文筆極佳的論文作者。 ② 當時我指的是史密斯的早期研究，即諾貝爾委員會所表彰的作品。後來他投入了其他更激進的領域，包括一系列他可從中創造資產價格泡沫的實驗（參考史密斯、Suchanek、Gerry在1998 年發表之論文）。 ③ 熟悉學術界的人可能會好奇，我怎麼會在羅徹斯特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又在同一所學校的商學院任教。這事說來話長，簡單來說就是我讀研究所時，便已經在商學院教書。當我的第一份差事差點落空之際，院長比爾．梅克林給了我一年的定期契約幫助我暫時過關，結果我在那裡又多留了好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