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1935年8月14日簽署的法案，註定要對此後 3/4個世紀的美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產生深遠影響，這就是《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從一開始，社會保障計劃就試圖戴上完全由私人自籌資金的保險專案的光環，受益者並不把社會保障當成慈善或者福利，而是他們自己和僱主在工作期間所繳納的社保基金款項的償還和利息。 我對1983年的社會保障改革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記憶猶新。委員會的任務是解決社會保障信託基金即將告罄的問題。在那次會議上，我作為委員會主席提出，在面對增加社會保障稅或者降低受益標準的艱難選擇時，委員會可以考慮政治上更輕鬆的方案：透過財政部的一般稅收收入來補充社保信託資金的缺口。這樣做其實就是做個記賬而已。 因此我不太情願地總結說，如果全國委員會選擇這一做法，我們可以很快著手實施，節約時間和精力。然而令我吃驚的是，克勞德·佩珀 （Claude Pepper）這位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民主黨眾議員、社會保障計劃支持者的偶像憤然起身，對我的上述提議表示譴責。他認為，這種做法會給社會保障計劃貼上“福利”的標籤。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對此表示默認，包括在政治上頗具分量的參議員鮑勃·多爾（Bob Dole）、約翰·亨茲（John Heinz）、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及勞聯–產聯主席萊恩·柯克蘭（Lane Kirkland）等。佩珀的成功干預導致委員會轉向政治上難度更大的選項，比如增加稅收、降低受益標準，或者像最後那樣兩者同時進行。 30年後，這個議題依然具有足夠的政治敏感性。例如在2012年火熱的總統大選中，巴拉克·奧巴馬就感到有必要強調“公共醫療計劃和社會保障計劃不等於施捨”。[1]出於類似的考慮，在美國退休者協會 （AARP）的一則廣告中，一位退休人員（或者演員）反覆表達的信念是：“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是我應得的權益。”[2]
觀念表達方式的重要性在社會和政治議題的論述中，觀念的表達方式至關重要。一個人給另一個人的款項或者政府給公民的撥款，是定義為“救濟”還是應得的“權益”，對於那些受政治影響的經濟行為具有深刻含義。對捐助者而言，救濟向來被視為道德高尚的表現，但對於幾乎所有以自立為榮的人來說，如果陷入被救濟的田地，必然是對自尊的沉重打擊。這對中產階級家庭尤其突出，他們為實現自足而驕傲，但也可能會因環境因素而成為救濟物件，例如在自然災害事件後。[3]還有，就像《經濟學人》雜誌報道的那樣：“美國的許多窮人很警惕收入所得稅抵免制度（EITC）這樣的專案，因為獲得政府接濟的念頭反而會強化他們的無助感。”[4] 然而，讓社保信託基金複製私人退休基金的想法很早之前就脫離了實際。僱主與僱員的社保繳費加上利息，遠遠低於完全獨立執行的受益確定型私人退休基金所要求的繳費水平，更不用說滿足未來承諾的受益要求。[5],[6]如果沒有一般財政收入的轉移支付的補貼，這些信託基金甚至不能滿足現收現付的資金需要。社保信託基金比公共醫療計劃的情況要好。在目前的精算預測下，公共醫療計劃的基金將在2026年用光， 社保信託基金也將在2033年告急。[7] 2013年年初的社保信託基金精算描述了整體的資金缺口規模。其結論是，為實現長期的“可持續償付能力”，需要將社保稅率永久性地提高 4%，增幅接近1/3，或者將福利發放標準永久性地降低1/4，或者把上述兩種辦法結合實施。這樣的修訂改革每多耽誤一年，都會增大後來的政策執行面臨的難度。精算師們在2013年提出，社會保障計劃官方武斷設立的只有75年期限的償付能力標準“可能導致錯誤的理解和……政策措施……”[8],[9]我還想補充的是，公共醫療計劃受託人理事會（Medicare Board of Trustees）也懷疑現有法律要求開展的對公共醫療計劃財務狀況的估計結果。2012年的報告中曾提到，公共醫療計劃的預期支出規模要求“對醫療提供機構的效率有空前的改進……考慮到這些不確定性，未來的公共醫療計劃的成本可能大大超出受託人在現有法律規定下的預測結果”。[10],[11] 過去的理解我記得在大學一年級時，杜魯門總統在1945年對國會的演講中痛苦地講述了他的全國範圍醫療服務方案（即公共醫療計劃的前身），他特彆強調該計劃不屬於“社會化藥方”。[12]這個貶義詞在戰後初期的美國引發了共鳴，並在此後數年被成功用來抵制類似的法案。 公共醫療計劃最終在1965年透過立法，並與社會保障計劃一樣埋下了精算方面的陷阱。但該計劃只有部分資金來自醫院信託基金，這種基金早就已經無法滿足完全自籌資金的標準。對基金的個人繳費和僱主繳費遠遠少於確保長期償付能力必需的水平。受益者在享受社會保險時付出的代價，比真實成本打了很大的折扣。 優惠價格由於對退休和醫療福利提供優惠補貼，以及有政府保障的支付確定性，這些政策在政治上獲得廣泛支援並不令人意外。此類權益性福利項目在選舉中的重要性，對那些競選公職的人來說非常敏感，提及稍微削減未來的福利，就會遭受痛苦的懲罰。兩黨一致認為，社會保障計劃是政治家們的高壓線，碰了就別想贏。每出現一項新的權益，就會形成積極捍衛社會福利的選民集團。這樣的權益一旦賦予，要想廢除甚至削減就特別困難。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社會保險無情地擴充套件到越來越大的範圍，很快成為拉選票的政治錢包，無論對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皆然。財政上的正義性完全被拋諸腦後。 在幾十年的溫和增長之後，美國的社會福利專案獲得了意外的推動力。圖9-1顯示，社會福利支出在1965~2012年的年均增速超過9.4%，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從4.7%提升到14.9%。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帶頭擴大開支的並非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政治繼承人，而是以“財政謹慎”自居的共和黨政府。自1969年以來，社會福利支出在共和黨政府時期的年均增速達到10.4%，只有里根時期為7.3%。而“擅長揮霍”的民主黨人自 1965年以來主政期間的增速僅為8.1%，其中克林頓時期僅為4.5%。在全部增幅中，有40%發生在民主黨執政的20年中，60%發生在共和黨執政的28年中。 圖9-1 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付金額（10億美元，各總統任期內的平均年增長率）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對這一政治反常現象的解釋，在我看來可以借鑑理查德·尼克松總統（他在1972年引入了社會保障福利自動指數化機制）的說法：“如果我們共和黨人不搶在民主黨人之前贏得政治讚譽，他們就會拿走勝利果實。”我在回顧往昔時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我曾為之工作過的福特總統和里根總統都沒能或者不願約束這種“福利崇拜”現象。
結構性的政策轉變 20世紀60年代早期出現了什麼情況，使“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出”開始大幅提升？[13]可以肯定的是，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8年總統任期內，擴張性的經濟和財政政策並沒有進入政治視野。在1956年的國情諮文中，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緊扣時代的迴音：“公共機構事實上是公共信託，其中要求最嚴格的方面莫過於對公共財政的妥善管理。我強調的是……對稅收資金的謹慎、有效和盡責利用……從長期來看，維持預算平衡是實現節約管理的可靠指標，無論對一個家庭、一家企業還是聯邦政府都是如此。”[14]在當時的政界，預算赤字還被視為對國家經濟健康的威脅，就像入不敷出的家庭面臨的財務壓力一樣。 這種得到廣泛認可的主張後來被悄悄顛覆，凱恩斯主義開始從固執而隱秘的學術界蔓延到涉及日常政治的“現實世界”中。這種蔓延受到了第一位在20世紀出生的美國總統的推動，即約翰·肯尼迪。肯尼迪在 1961年1月上臺，帶來的學術派經濟學家幾乎都受過早期版本的所謂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教育。社會福利支出大幅擴張的起源，在我看來應部分歸咎於肯尼迪總統在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提出的“財政拖累”（fiscal drag）理論，它是指長期以來對預算實行嚴格限制的習慣。肯尼迪總統後來說：“只有在我們擺脫今天的財政體制給個人和企業的購買力施加的沉重拖累之後，以及擺脫對追求風險承擔和個人奮鬥的回報激勵的沉重拖累之後，才有希望重現高就業率和高增長率。 這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一個10年曾經是順理成章的事。”[15] 財政拖累 20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經濟擴張迅速，生產率增速喜人。美國財政部的稅收收入增長步伐，在經濟顧問委員會看來，召喚來了有通貨緊縮作用的鉅額聯邦預算盈餘的幽靈。在1959~1966年，美國聯邦政府的淨儲蓄的確處於少有的盈餘狀態。[16]然而，可以推薦的藥方從不稀罕。1964年的減稅政策、令人嚮往但代價昂貴的登月計劃，只是解決令人擔憂的預算盈餘拖累的最初幾個措施。這些都比不上社會福利專案的擴充套件。隨著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競爭中不斷許下更高的承諾，歷史性的權益大擴張現象的種子終於被播下。 隨著社會福利支出的加速，政府儲蓄佔GDP的比重在不經意間開始下降，到20世紀70年代變成負數（參見圖9-2）。[17] 2009年之後，每年的政府負儲蓄（赤字）甚至都超過了GDP的5%。 圖9-2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在1965~2012年，由於政府儲蓄減少，美國的總國內儲蓄佔GDP的比重從22.0%降至12.9%，降幅達9.1%。國內儲蓄佔GDP的比重的降幅之大，在歷史上的和平時期是前所未有的（參見專欄9–1）。 我們從表9–2中可以看到，1965年以來政府儲蓄佔GDP的比重有
9.3%的降幅，完全可以歸結為社會福利支出的急劇增加。在聯邦政府、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或收入中，沒有其他任何部分與GDP的比率有那樣大的變動，足以視為政府儲蓄大幅減少的主要原因（參見表91）。[18],[19]而且由於私人儲蓄在GDP中的比重在1965~2012年沒有變化，我們可以認為社會福利幾乎是全國國內儲蓄率下降的唯一推動因素。[20] 專欄9–1 有關儲蓄的基礎知識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儲蓄，這是經濟學中最基礎的命題之一。 在古代，人們把部分收穫物儲存起來，用於來年的播種或者防備災年。人們很快認識到，剋制即期消費、製造工具有助於提高未來的產量、消費水平和生活水平。因此，他們騰出一部分體力來製造錘頭和斧子，而不是全都用來生產食品。很長時間後進化出了金融活動，這個越來越複雜的體制使儲蓄者把流動資產（存款）借給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銀行又可以用這筆資金投資其他金融產品，然後從有助於改進生產率的現實工具中獲取回報，金融中介現象由此誕生。金融體制為工業革命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 然而即使在複雜的現代經濟體中，資本資產的積累依然要求壓縮消費，只有這樣才能將部分產品儲蓄起來，並投資於生產性的資本資產。與古代農民留下部分穀物作為來年的種子相比，複雜的現代經濟在這方面遵循完全相同的原則。 如前文所言，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美國私人經濟部門的儲蓄 （包括企業和居民家庭）沒有顯著的長期變動趨勢，很好地反映了實際利率的穩定性。除兩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外， 每年的私人儲蓄[21]佔GDP的百分比自1886年以來都在15%~20%這個區間波動（參見圖9-4）。政府儲蓄率（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和平時期也保持穩定，在1965年之前的一個世紀裡始終佔GDP的0~5%。公共財政保持了非常謹慎的特點。 有證據[22]表明，美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在19世紀上半葉持續上升。其實人性並沒有改變，只是因為新興的美國經濟當時正在大規模建設其基礎設施和政治制度。那些資料還令人信服地顯示，私人儲蓄率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了均衡狀態（也可參見專欄1– 1）。 專欄9–2 其他觀點對於美國國內儲蓄率的降低原因還有很多其他解釋。由政府保障的退休和醫療福利的存在本身就必然會降低儲蓄率。在政府提供保障之前，人們也必須為自己的養老準備額外的儲蓄。例如，經常有人把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歸因於缺乏有效的退休金體制。要測算政府提供的退休保障對美國家庭的儲蓄率有多大影響是非常困難的。然而，為什麼這個儲蓄率會在幾十年裡持續下降？自社會保障計劃實施以來，政府提供的保障並沒有太大改變。 與我在本章的觀點不同的、對此現象的另一種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由於股票和住房的資本收益導致人們的消費支出增加（儲蓄相應減少），總體的國內儲蓄率被壓低。資本收益以及更廣義的家庭淨財富的積累，無疑會對居民儲蓄水平產生顯著影響。然而最重要的是，這並不能解釋國內總儲蓄佔GDP比重的下降。如圖9-5所示，由於淨財富的變化而引起的個人消費支出份額在10年 （1997~2007年）中確實有大幅提升，不過到2012年，該比率又跌回 1965年的水平（12.2%）。因此，家庭儲蓄率的下降趨勢很少能歸因於家庭淨財富的變化。
圖9-5 淨財富引起的個人消費支出的比率變化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deral Reserve Board; author’s calculations 1∶1替代我們不但可以把福利支出視為對國內儲蓄的替代，而且近年來的替代率幾乎達到了1∶1的程度。自1965年以來，社會福利支出與國內總儲蓄率之和一直維持在佔GDP的26%~30%這個狹小的區間內（參見圖96）。這樣一來，假設福利支出加上儲蓄與GDP的比值固定在28%，那麼每增加1美元的福利支出就必然導致國內儲蓄減少1美元。我將指出， 關鍵問題是，福利支出和消費增長中有相當大部分是政府透過稅收擠佔私人儲蓄形成的，這些資金本來可以用於國內資本投資。[23]
圖9-6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擠出效應請注意，社會福利支出並不受市場力量的支配，[24]它完全是由法定權益和財政狀況決定的，在不考慮市場條件的情況下轉移給受益者。 就像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它們屬於“獨立變數”。而經濟中的其他部分將被迫進行調整，以適應福利支出的膨脹。 政府赤字可以把其他借款人擠出去，事實也的確如此。聯邦政府的出價可以高於其他任何潛在舉債人，以調動全國的私人儲蓄（有時甚至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儲蓄），確保其事後赤字水平與事前赤字水平相當。[25]聯邦政府作為主權債務的唯一發行者，[26]在市場上是無可匹敵的參與者，希望從私人儲蓄中借款的其他所有人都不得不在美國財政部後面排隊。私人部門參與者只能爭奪剩下的資金份額，儲蓄的配置將間接受到利率提高的影響，尤其是適用於投資級以下的借款人的利率，這就減少了事前儲蓄中本來可以支援的資本投資的資金。[27] 因變數（時期：1980年第一季度—2013年第一季度，133個觀測值） 國內總儲蓄 / gdp 自變數係數 t統計值* 1 + 10年期國債實際收益率 6.927 8.363 調整後的R-sq D-W統計值 0.615 0.227 圖9-7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deral Reserve Board 需要雙方的配合赤字支出需要兩方面的參與者：政府幾乎總是淨借款人，私人部門和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扮演貸款人。如果聯邦政府不能吸引投資者購買其債券，赤字財政就不可能維持。“實際”的赤字支出是存在限制的，[28]政府赤字必須靠私人儲蓄的資金來維持，它必須同反儲蓄的攀比本性和從眾行為驅動的炫耀消費本性爭奪消費者手中的貨幣。作為政府赤字資金來源的私人儲蓄的蓄水池很少突破GDP的20%，這是美國人自願從收入中節省下來的顯而易見的上限（參見圖9-4）。在“二戰”中，政府透過強制配給和愛國熱情成功壓抑消費水平，促使家庭儲蓄率大幅提高，以支援戰爭開支。[29]如果美國政府試圖把赤字提高到有事前可能的私人儲蓄水平之上，則必須提高利率，或者（並且）強迫美聯儲接受更多國債，這又要求採取工資和物價管制來控制通貨膨脹，“二戰”時的情形正是如此。 貸款與借款在美國，所有的事前貸款都必然是其他人的借款。因此，借款和貸款的總額必然相等。[30]當然，只有在把外國人提供的借款計入之後， 上述說法才真正成立。由於和外國人之間發生的所有交易都存在一個美國參與者和一個外國參與者，我們可以只從美國人的視角來分析經常賬戶的收支平衡（赤字或盈餘），其結果與外國人的視角大小相等、符號相反。這樣，如果把美國人同外國人的交易視為一個特殊的國內交易部門，那麼美國人之間的借貸總額就應該始終相等，兩者之差等於零。既然淨借款同時又等於投資減去儲蓄，由於美國總體上的淨借款為零，所以事後的儲蓄必然恆等於投資。所有這些必然結果都是因為複式記賬的會計規則的本質（參見專欄9–3）。 專欄9–3 複式記賬法由於每筆市場交易都既有買家也有賣家，因此，同一筆交易金額存在兩套賬本（複式記賬）。市場交易要發生，買賣雙方必須達成一致條件，如交易的價格和金額等。因此，兩套賬本的各項記錄分別累計起來，必然得到相同的結果。例如GDP必然等於國內總收入，[31] 如果我們只是把資本交易[32]累加起來，儲蓄就必然等於投資。透過這些恆等式，可以把兩套獨立賬本聯結起來。 然而，如果賬本記錄的是人們在進入市場時對投資或儲蓄（以及借款或貸款）的意向出價，則不會產生上述恆等關係。通常來說，事後達成的價格水平會比消費者的意向水平更高，比供應商的意向水平更低。“出價”與“報價”在市場談判中爭奪，直至買賣雙方達成一致。交易雙方就交易的具體條款進行磋商，並在此過程中確定產品和資產的價格以及利率和匯率等。 複式記賬在現實世界中可以防止預測時出現內在不一致現象。 這種不一致可能存在於交易前的供給和需求之間，不過一旦透過市場力量確定好交易條件，達成協議，交易完成，不一致就不復存在。複式記賬只不過是對交易的確認，它代表的要求是，在交易達成、經濟活動發生的情況下，供需必然相等。這個結果不能被模型中其他公式的結果改變，屬於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恆等式”，從定義上說必然相等。市場會調整各種產品和資產的價格以及利率和匯率，直到各部門之間的資金借貸配置（儲蓄減去投資）的總和為零。因此，要達到部門之間的平衡，在聯邦政府赤字增加時，其他某些部門的投資必然會被擠出。 複式記賬的最終結果將是一套賬目，由已經達成的各種交易的條款聯結起來。會計賬本只是從兩個不同視角來記錄同一筆交易。 國內總收入始終等於國內生產總值，是因為前者只是另一套賬目， 記錄著GDP中的各項產品和服務所對應的各項收入的性質。既然它們只是從不同視角來測算同一類事務，各個專案的總和就必然相等。 重要性這類同義反復的關係在會計程式之外本來不會激發人們的興趣，除非是因為聯邦政府為應付赤字，要擠佔部分私人儲蓄的供應；居民家庭和企業在完成市場上的交易後，借入的金額必然少於意願水平，而借出的則多於意願水平。這種情況的發生必然意味著某個或多個私人部門要遭到某種形式的排擠，要麼是利率產生的擠出，要麼是公司文化引起的自律性質的擠出。 在前一種情況下，借款人需要支付的利率提高，使本來可以由儲蓄資金支援的某些投資專案不再有利可圖。當然，利率提高產生的擠出效應對於不同家庭和企業會有差異。AAA級甚至A級信譽的機構很少被擠出。大多數由於利率提高而被擱置的是低於投資級的企業或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借款人。[33] 私人儲蓄雖然全部私人儲蓄佔GDP的比重有著很強的穩定性，其內部的主要構成卻並非如此：家庭儲蓄和企業儲蓄。自1965年以來，尤其是1984年後，家庭總儲蓄佔GDP的比重下降，企業總儲蓄所佔比重則相應提升 （參見圖9-3）。後者與折舊佔GDP的比重不斷提高有關。家庭儲蓄率的下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社會福利消費的擠出效應。
圖9-3 全部私人儲蓄資料來源：R. W. Goldsmith, “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在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總是存在雙向的大量資金轉移：聯邦政府、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從家庭和企業拿走稅收，又把大筆資金支付給家庭和企業。聯邦政府如果是收到儲蓄率很低的員工的社保繳費，回頭又把同等數額的資金支付給儲蓄率同樣很低的社保受益人，這個轉移對國內總儲蓄率的整體影響可忽略不計。不過，如果稅收是從收入較高的儲蓄者那裡徵得，又轉移給收入較低的受益人，國內總儲蓄就會減少，其減少的數額等於：轉移支付的資金總額乘以高收入群體的儲蓄率與社保受益人的儲蓄率之差。 不過，判斷社保支出對儲蓄的擠出規模的大小，並不是比較納稅家庭的平均儲蓄率和受益人的平均儲蓄率那麼簡單，起決定作用的應該是其邊際儲蓄率。例如，一個年收入百萬的家庭的所得稅率略有下降，可能對其消費產品和服務的支出沒有什麼影響。因此，至少大部分因減稅而增加的收入會形成儲蓄。在那個收入水平上，邊際儲蓄率可以說接近 100%。
邊際儲蓄率的計算圖9-8展示了美國收入最高的1/5的家庭在1984~2011年的邊際儲蓄率，是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消費者支出調查的樣本資訊計算得來的。[34]對這些資料與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的儲蓄水平進行一致性調整的結果顯示，這段時期的平均邊際儲蓄率約為46%，沒有表現出上升趨勢。d 圖9-8 稅前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邊際儲蓄率* * 邊際儲蓄率= 邊際儲蓄/邊際稅後收入。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部、美國商務部以及作者自己的計算接下來我估算了高收入家庭的稅收對社會保障支出的貢獻程度，也就是對家庭和全國儲蓄率下降的影響。e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資料，1979~2009年，收入最高的1/5家庭在全部個人稅負中所佔的比重， 由於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35]從1979年的65%提高到了2009年（最新的資料年份）的94%。[36] 國內總儲蓄佔GDP的比重，從1965年的22.04%下降到了2012年的 12.88%（參見表9-1）。在總共9.16%的降幅中，2.51%歸因於對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直接稅收把儲蓄從投資導向了消費。除了測算高收入家庭的聯邦個人所得稅外，國會預算辦公室還測算了企業的最終稅負、社保稅、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消費稅。這些稅收是在企業向居民支付收入前收取的，而非直接針對居民手裡的收入徵收。我估計，收入最高的 1/5家庭透過這些渠道減少的儲蓄又能解釋在過去半個世紀裡2%的總儲蓄率降幅（相當於22%）。因此，在1965年以來的總儲蓄率下降中，有接近一半是對高收入家庭直接或間接收取稅收所致，其餘可以歸結為社會福利支出增長超出稅收增長的部分。 為資本投資融資只有儲蓄能為生產性資本投資提供資金。只有當收入超過消費時， 家庭才有積蓄，此時必須決定是否用這些積蓄來償還債務、增加家庭資產、積累銀行存款或者其他金融資產。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將把新獲得的資金用於投資，支援固定資產或者存貨投資。相反，根據定義，居民家庭的消費則不會對家庭的“資產負債表”帶來更長遠的影響。 只是因為美國從國外獲得了大量借款，我們才有能力把國內資本投資佔GDP的比重的降幅控制在5%左右（從1965年的21.4%到2012年的 16.2%），略大於國內總儲蓄率降幅的一半（參見表9-1）。但正如後文所述，這一降幅依然足以使非農產業的小時產出率（生產率）的年增速從持續一個世紀（1870~1970年）的相對穩定的2.2%的水平（參見第八章）降至1965~2012年的2.0%，這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差別。
社會福利的代價 1965年出現的社會福利支出上漲雖然是巨大的政治成就，卻使國內非農業私人部門的實際產值的年增長率下降了0.21%。這個數字看似不大，但累積起來，到半個世紀後的2011年，已使非農業私人部門的實際產值與理論最優值之間有了近1/10的差距（實際GDP的差距略小），參見統計附錄9–1的統計資料。理論推測的GDP差距到2011年接近1.1萬億美元，相當於1965~2011年出現的社會福利支出的2.2萬億美元漲幅的一半。這樣的證據顯示，用於提高老人福利收入的資源，主要是以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損失為代價，此類損失幾乎都是因為工資水平受到壓抑。相比而言，企業的利潤水平沒有受到實質性的影響。[37] 當然，這個關於沒有真實發生的生活水平的假設，不適合與我們能夠親眼目睹的痛苦進行對比，例如2008年股市崩潰導致的退休金資產的巨大蒸發。如果矽晶片和積體電路從未發明，我們會哀嘆失去從未出現過的網際網路嗎？ 因此，以上計算只是表明，如果社會福利佔GDP的比重在1965年後沒有增加，它給GDP帶來的收益可能使非農產業的小時產出率的年均增速在1965~2011年提高到2.2%（實際增速為2.0%），與1870~1970年的增長率持平。這個結果鞏固了之前的假說，即如果社會福利支出佔GDP 的比重在1965年之後沒有增加，則生產率增速不應該從一個世紀的長期趨勢中顯著下滑，[38]生產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肯定會高於近年來長期維持溫和增長的結果。當然，相對於“二戰”後初期的生產率增長水平 （1948~1965年的平均增速達到驚人的3.1%），這個速度應該會更低。 1992~2008年，為了給國內的資本投資爭取資金，美國對外借款佔 GDP的比重越來越大，導致經常賬戶赤字在2006年達到GDP的6%。隨著國內投資在2008年的驟降，對外借款的需要也有所放緩。但就在2011
年，美國的年借款額度依然巨大，主要來自中國（3 150億美元）、日本（820億美元）以及中東地區（450億美元），總體的經常賬戶赤字高達4 66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3.1%。我們正在從自己的孩子和世界其他國家那裡借錢，但什麼時候能夠償還？ 遏制福利權益的必要性除非福利權益支出的上升趨勢能得到遏制和逆轉，否則美國國內總儲蓄率的下降肯定會持續下去，並抑制資本投資、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像過去近半個世紀的漸進演化結果那樣。今天的淨國內儲蓄已趨近於零，如果不能讓目前的外債水平再有所提高，生產性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將會繼續放緩。 我們幾乎已經將全部容易得手的果實消耗一空，社會福利支出佔 GDP的比例大幅增長，然而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問題還未到來。我推測，社會福利支出肯定會繼續增加，其資金將源於自主性支出專案的縮減，以及部分軍事和金融支出的繼續減少。這將導致2019年的國防支出佔GDP的比重下滑到1940年以來的最低點，國防以外的聯邦自主性支出專案佔GDP的比重也將下滑到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最低點。此後，透過再度削減國防和非國防的自主性支出專案來籌集社會福利支出資金將變得越來越困難。還有，我們只能剩下很少的資金儲備來應對新的軍事行動或者救災行動等，除非採取印鈔的辦法，但這樣的政策也有自己的問題 （參見第十三章）。 美國的國際影響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這為美國提供了利用世界儲蓄的獨特優勢， 使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行動有了特別大的彈性。不過自1992年以來，我們嚴重依賴對外借款，致使國際投資收支地位從1986年（以及之前很多年）的淨債權國，變為2012年年底接近5萬億美元的淨債務國。從理論上說，我們可以繼續典當或出售國家的資本資產來為不斷增加的社會福利消費融資，至少還可以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儲備貨幣國家的外債積累是有限度的。如果美國達到這一上限，而新的外國資金枯竭，社會福利支出就必須大幅削減，或者更大可能是用印鈔來應對。屆時，美國作為世界金融領導大國的地位將被徹底動搖。[39] 如果沒有重大的福利制度改革，很難得到解決社會福利支出與儲蓄的衝突的良好結果。不管在什麼時候，答案都肯定取決於政治。20世紀 30年的大蕭條給我們帶來了富蘭克林·羅斯福，70年代後期的經濟失調和金融困局則給我們帶來了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 專欄9–4 發行貨幣不能解決一切問題財政撥款可以給未來的福利支出提供資金，但不是實際資源。 給現有和新設的社會福利撥款的規模不存在限制。國會兩院都壓倒性地投票支援一項新的福利專案，總統也急迫地簽署法案，這些並不能確保能有足夠的資源（人力和產品）去兌現其承諾。美國淨國內儲蓄的持續減少將很快導致我們的固定資產淨值停止增長，或者需要更多依靠外國儲蓄提供資金。固定資產淨值是生產率進步的主要推動者，它又關係到我們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否動員足夠的實際資源來兌現對退休人員的承諾。 我們應該牢記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在1976年的告誡：帶頭鼓勵大規模持續性社會轉移支付的政治家“總會把別人的錢揮霍一空”。[40] 公共醫療計劃、社會保障計劃和其他所有指數化福利計劃都是實際權益，其資金負擔不可能透過一般性通貨膨脹來減輕。在未來
10年的公共醫療計劃和醫療救助計劃實施過程中，我們需要更多的醫生[41]、護士、醫院、藥廠以及龐大的醫療服務基礎設施的其他組成部分。更困難的是，有大量經驗豐富的醫療行業人士自己也將在未來數年加入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大軍。與通貨膨脹指數化掛鉤的社會保障福利，代表著對消費品和服務的現實權益。歸根到底， 它們和滿足醫療福利所要求的其他各種投入一樣，都是指實際資源。 統計附錄9–1 社會福利支出與國內總儲蓄之和相對穩定，表明社會福利與儲蓄之間存在近乎1∶1的替代關係。這種關係純粹出於偶然的機率非常小，其R2值達到了0.75的穩健水平，t統計值值得關注（參見圖99）。圖9-6中描述了它們之間在短期內的替代關係，似乎比正式的迴歸結果更有說服力。 因變數（時期：1965年第一季度—2013年第一季度，193個觀測值） 國內總儲蓄佔gdp的% 自變數係數 t統計值* 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 –0.954 –17.235 與一年前的%變化 –0.071 –2.909 調整後的R-sq D-W統計值 0.749 0.195 * t統計值利用newey-West hac標準差和協方差計算。
圖9-9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假如社會福利支出維持在1965年的水平（佔GDP的4.7%），那麼2011年的國內總儲蓄在理論上可以增加近1.6萬億美元。如果把這部分丟掉的儲蓄加入2011年實際發生的國內總儲蓄中，再加上從國外借入的儲蓄（4 650億美元），會使理論上的國內總投資增加1.6萬億美元。在國內總投資中，私人企業佔據相對穩定的3/4的份額。由此推導，2011年的私人企業投資在理論上可以增加9 750億美元。接下來，我把總投資的一部分作為折舊去掉（也就是資本資產存量的損耗部分），就能得到非農業私人企業在理論上的淨投資。最後再把理論上的淨投資資料換算成定值美元。 完成上述核算後，我就可以利用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多要素生產率公式（參見第八章），透過勞動投入和理論上的國內私人企業淨投資（資本的貢獻），推算理論上的非農業私人部門的實際總產值和小時產出率。[42] 表9-1 部門儲蓄率（佔GDP的%） 196 5 2012 差額國內總儲蓄 22.0 4 12.8 8 –9.1 6 國內企業儲蓄 10.8 7 13.1 4 2.27 未分配企業利潤與個人自願安排和資本消耗調整 4.90 4.60 –0.3 0 固定資本消耗 5.97 8.54 2.56 家庭儲蓄 7.18 5.10 –2.0 8 淨儲蓄 5.94 3.13 –2.8 1 固定資本消耗 1.24 1.97 0.73 政府儲蓄 3.98 –5.3 5 –9.3 3 聯邦政府 2.21 –5.9 5 –8.1 5 淨儲蓄 0.45 –6.8 5 –7.3 0 固定資本消耗 1.76 0.90 –0.8 5 州政府與地方政府 1.77 0.60 –1.1
8 淨儲蓄 0.91 –0.8 2 –1.7 3 固定資本消耗 0.87 1.42 0.55 合併儲蓄（佔GDP的%） 1.65 2.12 差額國內總儲蓄 22.0 4 12.8 8 –9.1 6 減去：淨借入或借出款項 0.86 –2.9 8 –3.8 3 減去：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資本性轉移支付 0 –0.0 4 –0.0 4 加上：統計誤差 0.21 0.26 0.05 等於：國內總投資 21.3 8 16.1 6 –5.2 2 聯邦政府（佔GDP的%） 196 5 2012 差額聯邦政府淨儲蓄 0.45 –6.8 5 –7.3 0 聯邦政府當期收入 16.8 2 17.1 1 0.29 個人當期稅收 7.10 7.30 0.20
來自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 3.40 5.68 2.29 來自收入較低的90%的家庭 3.71 1.61 –2.0 9 來自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 4.39 6.84 2.45 來自收入較低的80%的家庭 2.71 0.46 –2.2 6 企業當期所得稅 3.84 1.87 –1.9 7 對聯邦政府社會保險專案的繳費 3.16 5.98 2.82 其他所有當期收入（包括美聯儲） 2.72 1.96 –0.7 6 聯邦政府當期支出 16.3 7 23.9 6 7.59 聯邦政府國防支出 7.03 4.49 –2.5 4 聯邦政府非國防消費性支出 2.10 2.27 0.17 聯邦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付 3.79 11.3 2 7.53 聯邦政府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 1.00 2.98 1.99 其他所有聯邦政府當期支出 2.45 2.90 0.45
州和地方政府（佔GDP的%） 196 5 2012 差額州和地方政府淨儲蓄 0.91 –0.8 2 –1.7 3 州和地方政府當期收入 9.25 13.1 9 3.94 個人當期稅收 0.92 2.14 1.22 企業所得稅（不包括保護被銀行） 0.27 0.31 0.03 對州和地方政府社會保險專案的繳費 0.11 0.11 0.00 州和地方政府（佔GDP的%） 196 5 2012 差額聯邦政府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 1.00 2.98 1.99 其他州和地方政府當期收入 6.96 7.65 0.69 州和地方政府當期支出 8.34 14.0 2 5.67 州和地方政府消費性收入 6.98 9.76 2.78 州和地方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出 0.92 3.53 2.61 其他所有州和地方政府當期支出 0.44 0.72 0.29 政府合計（佔GDP的%） 196 5 2012 差額政府淨儲蓄 1.36 –7.6 7 –9.0 3 政府當期收入 25.0 8 27.3 2 2.24 個人當期稅收 8.02 9.44 1.42 企業所得稅 4.11 2.18 –1.9 3 對政府社會保險專案的繳費 3.27 6.10 2.82 其他所有政府當期收入（包括美聯儲） 9.67 9.61 –0.0 7 政府當期支出 23.7 2 34.9 9 11.2 7 聯邦政府國防支出 7.03 4.49 –2.5 4 非國防消費性支出 9.08 12.0 3 2.95 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付 4.71 14.8 5 10.1 4 其他所有政府當期支出 2.89 3.62 0.74 政府合計（佔GDP的%） 196 5 2012 差額對政府社會保險專案的全部繳費 3.27 6.10 2.82 聯邦政府 3.16 5.98 2.82 州和地方政府 0.11 0.11 0.00 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全部支付 4.71 14.8 5 10.1 4 聯邦政府 3.79 11.3 2 7.53 州和地方政府 0.92 3.53 2.61 d 較高的邊際稅率表明，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調整後）總儲蓄水平自1984年以來超過全部家庭平均水平的15%~25%。從樣本資訊和調整後的調查資料來看，其餘4/5的家庭加起來表現為負儲蓄。 e 對收入最高的1/5家庭來說，邊際儲蓄率乘以聯邦個人所得稅納稅額，再減去收入較低群體得到社保福利後的很小的儲蓄額，就可以測算有多少家庭儲蓄本來可以用於資本投資卻被轉化為社保福利，最後幾乎全部用於消費。 [1] 參見：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marks to the AARP convention in New Orleans, September 21, 2012。 [2] 參見：AARP Commercial, MSNBC, September 18, 2012。 [3] 社會學家艾麗斯·福瑟吉爾（Alice Fothergill）開展了一項研究，針對1997年北達科他州洪水災害的受助者的態度。參見：Alice Fothergill, “The Stigma of Charity: Gender, Class, and Disaster Assistance.” The Sociology Quarterly, vol. 44, no. 4,pp. 659–680 (2003)。2012年10月下旬， 遭受颶風桑迪侵害的紐約市的某些受助者也表現出了類似的無助消沉的狀態。參見：Sarah Maslin Nir;“Helping Hands Also Expose a New York Divid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2012。 [4] 參見：“The Debt to Pleasure,” Economist, April 27, 2013。 [5] 私人退休基金平均來說也沒有都做到完全積累。高盛公司2011年的一份研究顯示， 2002~2011年，標準普爾500強公司（僅美國企業）的私人固定收益型退休計劃的市場價值與債務比在79%（2008年）與108%（2007年）之間。 [6] 社會保障計劃是否能做到完全積累，與未來的受益人的資金安全性無關。不管收支情況如何，美國政府都要在事實上提供完全的保障。由於聯邦政府會透過一般稅收收入來填補信託基金的任何缺口，人們不相信會像法律要求的那樣將因為信託基金的損耗而削減福利水平。 [7] 現收現付式籌資方式只要求現階段的信託基金收入（繳費、利息和1984年後的福利稅） 可以滿足現階段的福利支出需要。如果採用這種模式，社會保險繳費或其他稅收就不得不快速提升，以跟上嬰兒潮那代人退休所帶來的福利支出的預期快速增長。而完全積累式籌資方式則要求把社保稅率設定在（更高的）固定水平，在福利支出加速增長前積累起足夠的信託基金， 以後再用於支出。這種熨平效應會建立起連續性的信託基金。美國官方設定的75年基金籌資要求的效果處於上述兩種情形之間，根據目前的預測，信託基金將在人們年滿75歲之後迅速花光。 [8] 參見：The 2013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Federal Disability Trust Funds, p. 16。 [9] 1983年，美國國家社會保障改革委員會得到的指令是滿足75年期限的標準，此要求被滿足。但一年之後，76年期限之後的赤字情況的惡化，再次導致社保信託基金無法滿足需要。 [10] 參見：The 2012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Hospital Insurance and Federal Supplementary Medical Insurance Trust Funds, p. 3。 [11] 需要補充的是，受託人中包括3位內閣秘書。 [12] 參見：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Recommending a Comprehensive Health Program, November 19, 1945。 [13]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出包括：社會保障計劃、公共醫療計劃、醫療救助計劃、失業保險金、退伍軍人福利和其他社會福利。 [14] 參見：Dwight D. Eisenhower,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5, 1956。 [15] 參見：John F. Kennedy,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January 1963。 [16]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測算，聯邦政府的儲蓄（無論正負）應該接近（但不等於）預算的盈餘或赤字。 [17] 在1996~2001年，與股市相關的收入的短期大幅增長使政府出現較多正儲蓄。 [18] 在2001年和2003年，個人與公司稅率削減的確導致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有所下降。然而到2013年年初，由於“財政懸崖”法案的影響，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又回到歷史區間。 [19] 社會保險繳費與1965~1970年的福利支出掛鉤，但此後迅速降低。到2012年，繳費收入僅佔福利支出的2/5略多。1970年之後，社保繳費完全可以視為與其他任何稅收沒有區別的普通工薪稅。 [20] 1982年之後，私人部門內的所有消費對儲蓄的擠出都發生在家庭部分，企業儲蓄率依然較高（參見圖9-3）。 [21] 總儲蓄是扣除折舊前的部分，淨儲蓄是扣除折舊後的部分。
[22] 參見：Richard Sutch , “Saving, Capital, and Wealth,”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3; pp. 287–295。 [23] 在總體的合併賬戶中，國內資本投資必然等於國內總儲蓄加上來自國外的借入儲蓄的增量。 [24] 不過，總儲蓄佔GDP的比重與利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參見附錄圖9-7）。 [25] 關於“事前”和“事後”的定義，參見第七章註釋20。 [26] 聯邦儲備銀行雖然帶有“私人”性質，但依然是聯邦政府的組成部分。 [27] 我假定，公司文化對資本投資的限制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產生影響（參見第四章）。 [28] 根據通貨膨脹進行了調整。 [29] 居民家庭收入中用於儲蓄的傾向顯然不足以和驅動個人消費的因素相提並論，美國居民消費佔收入的90%~95%。但在企業界並不存在同樣的壓力，因為企業沒有炫耀性消費的渠道。企業不是在消費支出和儲蓄之間選擇，而主要是在資本資產投資、償還債務、支付紅利以及回購股份之間選擇。 [30] 當然，公開發表的資料中存在統計誤差。 [31] 所有產品都有權利主張者或所有者。把GDP的全部權利主張（工資和資本收入）加總，我們就能得到國內總收入。這個資料必然等於GDP總量。 [32] 交易可以區分為資本化和非資本化兩個類別。資本化交易會反映在企業或整個經濟體的資產負債表上。非資本化交易則是消費支出，一旦支付，就會從賬目中消失。 [33] 當然，如果私人部門以及給美國提供貸款的外國人的儲蓄意向超出了事前的美國融資需要，就不會有儲蓄（以及投資）被擠出。事實上，儲蓄意向過剩將壓低利率和其他資產的收益率，從而引起一定的“擠入”效應，即儲蓄和投資都會增加。這種現象在1998~2001年表現得尤其明顯，美國政府當時出現了罕見的財政盈餘，同時這種現象也是2000~2005年全球市場利率下降的原因（參見第三章註釋5）。 [34] 這些調查的主要問題在於，太依賴人們的未必確切的回憶。此外還明視訊記憶體在高估收入中的儲蓄率的趨勢，美國經濟分析局和美聯儲更精確的家庭儲蓄總數可以證明這一點。 [35] 參見第十一章有關收入不平等的測量辦法。 [36] 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有效稅率從1981年的17%下降到2009年的13%，但收入較低的其他人群的稅率下降幅度更大。 [37] 如果沒有出現單位小時產出率放緩的趨勢，2011年的平均家庭稅前貨幣收入將會比實際結果多出數千美元。 [38] 這個結果還表明，如果社會福利增速只有每年6.8%（與GDP增速保持一致），國內總儲蓄與GDP增速都不會受到嚴重影響。
[39] 幸運的是，直到2013年春季，美元的貿易加權匯率下降和美國利率相對於外國借款利率的提高都表明，我們尚未遭遇借款困難，但這些方面的變化經常是在缺乏預警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 [40] 參見瑪格麗特·撒切爾在1976年2月5日接受“Thames TV This Week”欄目採訪時的說法：“社會主義政府在傳統上只會把金融搞砸，它們總會把別人的錢揮霍一空，這是它們的本性。” [41] 曾有一位眼科醫生向我建議：人口老齡化會導致白內障去除手術在未來大量增加，但許多嬰兒潮一代的眼科醫生也會退休。那麼，到時候我們是否有足夠的人手來滿足這些需求？ [42] 假定工作小時數等於實際僱傭的小時數。在假設場景中也是同樣的人在從事工作，不過在2011年，其小時產出率會更高。我進一步假設，多要素生產率與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測算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