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文化的影響
1998年2月8日傍晚，瑞士巴塞爾的天氣非常寒冷，來自11 [1]個全球最大的中央銀行的行長正在國際清算銀行大樓裡面參加星期日晚餐會，由國際清算銀行的總經理宴請。會議沒有助理人員參加，大家無拘無束地談論著各種常見的國際經濟時局話題。由於11位行長中有8位歐洲人，即將出現的歐元自然成為大家感興趣的話題。 國際清算銀行似乎是個特別適合思考這一高度複雜問題的地方，17 種不同的貨幣將最終合併，加入統一的“歐元區”。許多歐洲中央銀行官員公開承認，歐元將是歐洲走向政治一體化的又一個重要臺階，而政治一體化至少是當晚餐桌上部分歐洲人士的終極目標。歐洲人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是，在不到1/3個世紀裡曾遭受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人們認為一體化將在防止未來的自相殘殺中發揮重要作用。 巴塞爾的那場對話逐漸轉移到，歐元是在複製美元的經驗，其效果相當於美元在美國的50個州充當統一的法定支付手段。但從一開始人們就認識到，歐洲各國的貨幣統一不能直接照搬美國的經驗，與美國各州之間的交流相比，歐洲大陸的語言更復雜、勞動力流動和資本流動卻更少。不過，人們當時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經濟和文化障礙將在單一貨幣的推動下被逐漸突破。[2] 最重要的是，國際金融市場似乎也接受了這樣的推測，即歐元可以改變那些深層的文化行為模式。具體來說，所有的歐元區成員國，尤其是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一旦納入歐元的紀律約束範圍內，都會像德國人那樣辦事。見到新貨幣採納在即，未來的歐元區成員國的政府債券收益率在幾年前就開始快速下降，大大縮小了其他國家債券同德國債券的收益差。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啟動歐元之前的3年間， 義大利里拉面值的10年期政府債券的收益率相對於德國債券下降了近 500個基點。西班牙比索和葡萄牙埃斯庫多面值債券的收益率也相對下跌了近370個基點。類似的是，在希臘推遲於2001年1月1日採用歐元之前的3年內，希臘德拉克瑪面值的10年期主權債券的收益率相對於德國債券也下降了超過450個基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這些年中，法國、奧地利、荷蘭和比利時的債券收益率相對於德國債券的降幅均不足 65個基點。[3] 令人困惑的是，借款利率的收斂和收益差的急劇縮小全都表現在南歐國家與德國之間，而非如人們設想的那樣，收斂於全部歐元區國家的平均值。這個結果其實凸顯了德國馬克的統治地位，它才是新鑄造的歐元的隱含支撐點。或者說，市場認為歐元其實是德國馬克的替代品。但回頭來看，德國的支配地位對這個設想中的共治國家群體的關係而言， 並不是良好的預兆。 歐元：平穩的起步比較讓我意外的是，1999年1月1日，歐元的出場表現得非常平穩。 11種各自浮動的貨幣毫不費力地聯結起來，並且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裡沒有引起市場太多的緊張情緒，其間還有6種新貨幣加入。過去曾經有很多把不同文化的國家的匯率聯絡起來的案例，結果波折重重，歐元看似打破了這個規律。例如，雖然有些國家成功地把美元指定為本國的法定貨幣，但在那麼多年裡，主要是規模很小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才能做到。雖然在金本位制度下，許多貨幣的匯率曾彼此聯絡，但最近數十年卻鮮有成功案例，阿根廷的歷史尤其值得借鑑。 固定匯率制度的主要教訓在於，這樣的制度如果有效，的確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價格浮動，為所有人提供穩定感，由此增進長期投資。“二戰”結束前由44個國家達成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使戰後的所有主要貨幣都繫結了以黃金為支撐[4]的美元，並維持了近30年。然而，關於歐元可以輕鬆克服17個不同文化的國家之間貨幣衝突的假設，如今看來無疑是誇大了。
回頭來看，歐元區貨幣之所以能在接近10年裡維持良好的統一狀態，我認為最好的解釋是，世界經濟繁榮能給信譽良好的國家和不那麼好的國家都提供資金支援。經濟的持續繁榮可以使越來越沒有競爭力的南歐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保持興旺，只要它們能不費力地利用歐元賦予的低利率從北方鄰國那裡大量借款即可。然而在這種虛假的福利感受背後，這些歐元區南方成員國的競爭力相對於北方國家越來越落後，例如，其單位產品勞動力成本和產品價格相對於德國在不斷提高（參見圖10-1）。 隨著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9月破產，全球範圍的貿易信貸接近枯竭，歐元區成員國之間國際競爭力的巨大差異，在接近10年的黃金時代之後終於開始展現反擊的力量。在南歐國家能夠在國際市場上以接近德國的低利率水平輕鬆借款多年之後，金融市場對主權國家違約的擔心劇增，南歐國家政府債券與德國債券的收益差暴漲。2008年後期的收益差普遍反彈到歐元成為現實可能性之前的水平。 圖10-1 法定貨幣與單位勞動成本同德國的比率（*1998年=100） *假定在1998年持平。 資料來源：各種官方資料文化的支配作用人們曾經普遍認為，義大利一旦加入歐元區，其做事方式會向德國人靠攏。但歐元啟動以來，情況並非如此。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希臘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也是如此。[5]儘管有《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嚴格約束，歐元區卻沒有展示出解決貨幣聯盟核心問題的能力：貨幣統一制度所創造的價值最後的分配並不均勻，這有利於財政上較為弱勢和不夠謹慎的南方成員國。我們觀察到，南歐國家的消費相對於德國在歐元創立後的增長更快。除非有所約束，否則聯盟中財政較為弱勢的國家始終會嘗試利用所有成員國都能享受的優惠條件，並經常能獲得成功， 希臘在過去10年表現得尤其過分。 澳大利亞的金融顧問基蘭·凱利（Kieran Kelly）在2011年10月的一次談話中道出了希臘的民族氣質：“如果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我也很難會選擇德國式的積累資本、勤奮勞作並繳納稅收的生活。那與周圍的環境太不協調。”[6] 正如圖10-1所示，自歐元創立以來，南歐國家由工人的工資上漲需求帶動的單位勞動力成本持續提升。事實上，從1985年到1999年年初， 按德國馬克（歐元創始國試圖取代的硬通貨）價值計算的這些國家的貨幣也展示出了同等速率的競爭力侵蝕作用。在歐元啟動後的數年，這種侵蝕更突出地表現在單位勞動力成本上。而在新貨幣啟動前，地中海國家還可以透過本國貨幣貶值來維持國際競爭力，可以把實際工資和單位勞動力成本降低到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水平，至少在短期內能發揮作用。這些國家也不需要特別的跨境融資往來。 歐元的出現可是1998年之後，貨幣貶值不再可行，同時又出現了令人難以拒絕的大量低利率歐元貸款，於是南歐國家的消費水平飆升，尤其是希臘和西班牙。它們從北方國家大規模借款，債務規模之大，在歐元區中央銀行清算系統（TARGET2）的記錄中一目瞭然：到2012年，德意志聯邦銀行的累計貸款達到了7 500億歐元，荷蘭、芬蘭乃至幅員狹小的盧森堡的中央銀行也擁有大量債權。[7]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溢價率此時已擴大到歐元之前的金融獨立年份的水平。南歐國家（尤其是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央銀行成為該清算系統中的主要債務人。[8] 2012年中期以來，歐元區中央銀行清算系統的溢價差只有很輕微的縮小。 並沒有什麼證據表明，在加入歐元時南歐國家的行為發生了顯著改變。而這些行為在以前曾造成其對德國馬克的匯率長期貶值。從1985年到1998年年底，南歐國家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和價格的上升速度遠遠快於北方國家，同時就像前文所述，在單一貨幣啟動後的數年裡，上漲速度幾乎沒有放緩。根據經合組織的資料，到2008年，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已比德國高出30%~40%。[9]直到金融危機爆發，這一普遍漲勢才被遏制住。德國的生產率在1999~2008年保持穩定的增速，之後趨於平穩，自經濟危機以來則呈現停滯狀態。然而小時工資率繼續了上升勢頭，維持著年均約2.1%的增長趨勢。其後果當然是使德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自2008年以來出現提升。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則呈現出完全相反的走勢，在最近幾年間大幅提升了它們相對於德國的競爭力。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其他主要國家的單位勞動力成本相對於德國大致保持著之前10年的排名次序。 歐元區北方國家在歷史上就具有高儲蓄率、低通貨膨脹的特點，[10]並且比較尊重法治。法治水平可以由非法經營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反映出來。這些文化方面的指標決定了有多大比例的國民收入被用於消費，多大比例被用於儲蓄及支援資本投資。與北方國家相反的是， 希臘和葡萄牙自2003年以來普遍呈現負儲蓄率（過度消費）的特徵。
就在本書即將出版時，大部分南歐國家是否有能力或意願自覺借鑑北方國家的謹慎習慣，依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歐元區分裂，可以考慮繼續保留若干有著類似經濟文化背景的北方國家，如德國、法國 [11]、荷蘭、奧地利、盧森堡和芬蘭等，仍然可以維持一個規模縮小但極具活力的歐元區。但最終，人們也可能擔心歐元區的分裂對歐洲經濟結構的衝擊會過分猛烈。 冷靜思考歐元區北部的許多成員國或許在重新考慮加入歐元區的問題，不過一旦進入，恢復原狀的過程想起來都令人畏懼。歐洲中央銀行暫時沒有考慮長遠的結構調整，有效地撇開了《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給各國央行的限制（要求它們都借鑑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模式）。在透過一系列行動逐步放鬆《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限制後，歐洲中央銀行在保衛歐元的戰鬥中動用了終極武器——聽上去無害的“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OMT）。這個計劃的實施踐行了能幹可靠的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的誓言：“在我們職責範圍內，歐洲中央銀行做好了一切保衛歐元的準備。請相信我，準備是足夠充分的。”[12]該計劃實際上給中央銀行的貸款提供了無限供給，讓人們想起當年有銀行為防止擠兌行為，把大量的儲備現金放在櫃檯窗口，讓所有人看到。在撰寫本書時，還沒有實際發生對直接貨幣交易計劃的借款。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的10年期國債的利率卻已大幅降低。[13]不過歐元區內部的深層矛盾依然存在。 或許，政治統一的歐元區（或整個歐洲）才是維護寶貴的單一貨幣制度的唯一解決辦法。我認為，17個福利國家的財政聯盟很難具有可持續性，除非是作為政治聯盟的前期準備。沒有獨立預算權力，又要推行福利國家制度，是註定要失敗的。
在文化高度多元化的地區實現政治聯盟的可行性本身也存在疑問。 即便是德國也尚未在經濟上完全相容民主德國地區，從以前的共產主義體制向西方的市場競爭轉軌並不如統一之初（1990年）大多數德國人設想的那麼簡單。德國要和希臘這樣的國家實現有效合併，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關注基本面自歐元區現實危機爆發以來，一個特別惱人的問題是，南歐國家沒有能力或意願解決看似無法控制的預算赤字問題，這正是當前危機的根源。歐元區的瓦解則可能導致大規模赤字和蔓延效應。還有，對歐元瓦解的擔憂對那些有著沉重補貼的國家來說有著很現實的意義，而這樣的瓦解對德國來說也很危險，因為德國的出口主要是以歐元結算，其國際匯率遠遠低於德國出口商在德國馬克制度下可能面對的匯率水平。[14] 歐元瓦解可能使德國遭受更大規模的失業，這在今天激烈的選舉競爭中是個十分敏感的議題。 因此在直面長期歐元危機時，歐洲北部國家一直傾向於繼續開展救助，資金都直接或間接來自歐洲中央銀行。在經歷13個月、為歐元區銀行提供超過1萬億歐元的貸款後（主要是間接資助南歐國家的財政赤字），恐慌情緒減退了。f這個政策自2011年3月起變得很明確，歐洲金融當局求助於中央銀行印鈔來扶持南歐各國的財政赤字（參見圖102）。
圖10-2 歐洲中央銀行的資產變化（週末資料） 資料來源：European Central Bank 在面臨消滅赤字支出或提供多餘資金這兩個選項時，歐元區的政策制定者都選擇了更有政治吸引力的後者。當然，某些行動解決了短期融資危機，但對最基本的赤字問題毫無裨益。如果歐洲中央銀行（歐元區的唯一主權信用來源）為保衛歐元可以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那我肯定認為，在必要情況下，將透過直接貨幣交易計劃或未來的貸款計劃無條件地把錢借出去。從2011年6月到2012年6月，歐洲中央銀行的資產膨脹了一半以上，達到3.1萬億歐元。[15]當然，在這樣的融資之外，還有主要來自德國的規模稍小的納稅人的直接支援。自2011年中期以來，在面對要麼痛苦地削減預算，要麼動動筆頭、在表面上解決問題的選項時， 歐元區危機每個時點的選擇都是暫時為發生赤字的國家注資，以便給政策制定者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危機的終極根源——財政失衡問題。 政策制定者的本性是尋求政治痛苦最小的解決方案，這當然不僅僅是歐洲人才有的現象，其他國家均是如此。正如第七章所述，大多數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在面臨解決經濟問題的選擇時，都明顯傾向於“無痛苦”的短期行為，而非以短期痛苦為代價的更有效的長期解決方案。
更寬廣的視角關於文化在經濟活動中發揮的極其深刻的作用，歐元在這次世紀之交的磨難只是一個最新的例證。近期歷史的主要教訓是，文化在數十年甚至數世紀中雖然有所改變，但非常緩慢。歐元的短暫經歷已經表明， 文化的改變比金融市場之前的預期要困難得多。如前文所言，市場尤其預期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在1999年採納歐元后會改變其文化，變得像德國人那樣嚴謹，[16]但在接近10年的表面奏效之後，這個猜想在2008年危機的壓力下破滅了，歐洲中央銀行不得不匆忙出手挽救歐元。不過， 各國政府還在繼續與“緊縮疲勞症”抗爭。政府支出削減激發了罷工和遊行，雖然基本被控制，但歐洲的拯救之路依然漫長。 文化的定義對於文化的定義，我指的是社會成員的共有價值觀，在人生早年培育，然後影響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對於我們選擇何種型別的經濟體制來追求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具有特別的影響。文化關係到我們對日常生活挑戰的很多直覺和習慣反應，其中包含若干行為規則，使生活中許多複雜的日常決策變得像自動駕駛一樣，會被下意識執行，從而免除了生活中大量不必要的緊張情緒。文化可以無所不包，就像在許多宗教裡的表現那樣，它絕不僅僅是附屬性的外圍因素。 除了歐元的歷史給出的突出證明外，經濟文化發揮作用的例子也無處不在。記得在2000年，我曾與日本時任財政大臣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有過一次談話。我告訴他，我認為日本如果對不良貸款進行清算，從1990年股市崩潰後走出經濟低迷的速度可能會快得多。日本的銀行有著貸款展期政策，這意味著銀行不太願意收回貸款（尤其是違約的房地產貸款）並清算抵押品，沒有執行大多數西方國家銀行那樣的標準處理程式。宮澤喜一回應說，那樣激進的做法不夠“日本式”。收回貸款並迫使借款人破產，在某些情況下會讓他們丟“面子”。日本人不會像西方人那樣按程式辦事。“面子”是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方面。 那種文化的深度同樣表現在10年之後，2011年的海嘯摧毀了福島核電站。日本議會的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黑川紀章（Kiyoshi Kurokawa）斷言，那場事故是“日本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的結果，我們不自覺地習慣於服從，不願意懷疑權威……我們的集團主義和島國心態……如果是其他日本人處在事故負責人的位置上，結果也會是一樣的。”[17] 另外一種特殊的文化標記——民粹主義——對經濟發展的破壞作用尤其突出。我在《動盪的年代》一書中曾提到，經濟民粹主義者很清楚其自身苦難的原因，但找不到可靠的解決辦法。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於創造財富和提高生活水平需要哪些必要條件有清晰的界定，但民粹主義者沒有，他們只是痛苦地吶喊。 我親眼看到，許多21世紀的拉丁美洲人仍在繼續抗議美國。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直到去世之前還在奮力煽動反美情緒。然而文化變遷雖然緩慢，卻仍有可能。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魯在“二戰”之後都有過多次失敗的民粹主義政策時期，但這些曾經民粹主義猖獗的國家此後成功採納了更加市場化的政策，加上部分援助和推動，它們已經能夠在近年來實現出色的無通貨膨脹的增長。 反之，阿根廷在“二戰”後的經歷更加令人沮喪。一系列失敗的經濟計劃和高通貨膨脹導致經濟發展嚴重不穩定。到1991年，情況變得如此絕望，以至於新當選的總統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不得不向知識淵博的財政部部長多明戈·卡瓦羅（Domingo Cavallo）尋求指導。 在總統的支援下，卡瓦羅把阿根廷比索與美元按1∶1的匯率聯絡起來， 這是個風險極大的策略，可能在實施幾小時之後就崩潰。然而這一行動的勇氣和承諾的可信度給世界金融市場留下了深刻印象。阿根廷的利率水平大幅下降，通貨膨脹率從1990年3月的每年近20 000%大幅降至1991 年後期的個位數。我感到非常驚訝，對其充滿期望。 不過，由於深層的民粹主義政策再現，阿根廷的美元借款能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蝕。阿根廷中央銀行無力支撐比索與美元的平價，不得不從國外借入美元以兌換比索，並於2001年年底到達底線。為保護剩餘的美元儲備，阿根廷中央銀行在國際市場上撤銷了美元對比索的1∶1報價。2002年1月7日，比索兌美元匯率崩盤，給阿根廷的就業和生活水平帶來了劇烈衝擊。到2002年中期，已需要3個多比索才能兌換1美元。阿根廷債務的大規模違約造成了通貨膨脹率和利率水平的暴漲。但非常令我吃驚的是，金融市場在較短時間內恢復了平靜。比索的急劇貶值刺激了出口銷售和經濟活動。 這段往事令我印象深刻的，並非阿根廷國家領導人在2001年無法實施能維持比索兌美元聯絡匯率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他們曾經在一段時期內成功地使國民維持了比索聯絡匯率所要求的節制。這樣的政策顯然帶有改變國民的文化價值觀的目標，它將有助於讓阿根廷重現它曾經在“一戰”結束後達到過的國際地位。不過就像歷史上太多事例所證明的那樣，文化的慣性是極難克服的障礙。那次事件的後果至今仍在困擾阿根廷的經濟政策。 文化的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