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模型才是完美的當我最初思考本書的主題時，我完全清楚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人們的行為符合理性的長期利益——並不完全準確。此外，2008年危機也迫使我反思自己之前的結論，即我們的動物精神具有隨機性，因此難以納入經濟模型分析。然而在開始這次寫作之旅的短短數月後，我便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看似隨機的變數能夠被統計上高度顯著的迴歸方程解釋。資料表明，大量的經濟選擇在我能夠追溯測算的長時期內表現得相當穩定。我測算的變數已有許多，但毫無疑問還很不全面。 模型構造構建一個全面而精緻的模型不在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內，但這樣的模型將包括若干變數，將反映長期經濟穩定性背後隱藏的真實人性，其中應該包括時間偏好（和利率）、股權溢價、公司市盈率，以及自19世紀以來的私人儲蓄率等。它們反映著支配商業週期運轉的恐懼與狂熱傾向的外圍邊界。為達到預測的目的，我們可以假定這些變數在未來沒有新的變動趨勢。 此外還有些非先天的穩定趨勢，例如社會福利支出與國內總儲蓄佔 GDP的百分比之和。預測要涉及的其他穩定性因素還包括：勞動力規模 （包括已經出生的潛在勞動力）和平均工作小時數等。 由於人性的反覆無常，預測總是帶有一定的運氣成分。但我相信， 如果能把動物精神的某些系統行為特徵恰當地納入模型，並考慮到複式記賬恆等式所要求的市場力量的約束，我們還是有望大幅提升預測的準確性。狂熱傾向總是不時引起持續時間較長的、靠從眾行為推動的牛市，然後進入由恐懼傾向引發的泡沫的迅速崩潰過程。 這樣的模型中還應包括那些有可能度量和預測系統性人類行為和公司文化的公式。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能得到的相關歷史觀測值太少， 不足以對金融市場的執行方式推匯出足夠肯定的結論，但我們知道的內容已經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大為豐富。 畢竟我們距離20世紀60年代那種太平時期已經太遠，當時盛行的樂觀態度是，經濟計量模型可以給人們提供準確判斷未來的嶄新能力。然後在屢屢遭受現實的打擊之後，我們這些預測師對於展望較遠未來的能力很明智地恢復了謙虛。在進行經濟判斷時，我們永遠都需要考慮公式之外的因素。幸運的是，我們的大多數直覺結論在納入邏輯分析時，似乎都基本符合現實。 我們或許永遠都無法達到希臘神話中的特爾斐或諾查丹瑪斯那樣的神奇傳說，但我們應該有把握比過去5年做得更好。 反躬自省當我首次反思自己的經濟觀，探索2008年危機能反射我們自己的什麼影像時，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場分析之旅的終點。美國在“二戰”之後開啟了空前的繁榮時代，我們領頭建立了以美元為基礎的全新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等眾多組織機構。正如本書第十一章所言，20世紀60年代之後美國才把關懷重點轉向國內的弱勢群體，並導致社會對個人福利支出的無休止增加。在社會保障計劃於1935年啟動後，社會福利規模尚未顯著擴大，直至公共醫療計劃在1965年啟動，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才從4.7%持續增大到2012年的近15%。正如第九章所設想的那樣，假如社會福利支出佔 GDP的比重依然控制在4.7%（這個規模已經不小），我判斷，今天困擾我們的財政問題根本就不會成為公共政策的首要議題。尤其令人困惑不安的是，嬰兒潮那代人才剛剛開始退休，社會福利專案的受益人數將快速增加。
我們已痛苦地認識到，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前從未被列為政府主要職責之一的社會福利，到目前已經培養出廣大的政治選民基礎， 為每項新權益提供支援。社會福利信託基金最初被巧妙包裝，借鑑完全自籌資金的私人保險金計劃的做法。然而，社會福利信託基金的繳費和利息加上1984年後的福利稅，根據這些基金自己的精算結果，遠不足以完全滿足福利支出。聯邦政府試圖使所有福利專案至少能達到現收現付水平，但依然未能實現，從而導致1/5的聯邦政府支出（尤其是社會福利支出）必須依靠金融市場的借款。這些資金的最終來源幾乎都是國內私人儲蓄以及我們能夠從國外借來的其他儲蓄。 美國在戰後的經常賬戶盈餘反映出了無可比擬的慷慨。1947~1948 年，美國的工業物資、資本品以及來自中部各州的穀物[1]透過海運大量出口。然而1982年之後，貿易盈餘消失，我們開始不得不從外國企業、 個人和政府借款，以補充日漸萎縮的國內儲蓄。這些借款導致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淨債務目前已高達5萬億美元。隨著政府預算赤字的攀升，國內總儲蓄以同等速度下降。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述，美國國內總儲蓄減少的原因確定無疑是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出的增長。 私人國內總儲蓄佔GDP的比重自1870年以來維持了驚人的穩定（參見圖9-4），至今依然是美國國內總儲蓄的最主要來源，也是生產率與生活水平提高的源泉。個人消費支出從定義來說不會增加我們的資本存量，也就不會促進未來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過正如第九章所言，絕大部分會被用於消費的社會福利對私人儲蓄形成了事實上的1∶1的替換關係，將私人固定資產投資轉化為個人消費支出。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資料表明，基於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等原因， 美國收入最高的1/5的人群在2009年負擔了94%的個人所得稅，與1981年 （64%）相比顯著提高。[2]這1/5人群成為社會福利支出的重要資金來源，他們的平均儲蓄率為10%~15%，同時第九章已經介紹過，我測算出他們的邊際儲蓄率是這個資料的3倍。[3]美國家庭儲蓄佔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約為10%，到2013年已不足這個水平的一半。[4]於是，用於投資的儲蓄資金被轉移到消費上面，所導致的意外後果是GDP增長率明顯下滑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受到嚴重打擊。 所幸美國的企業目前仍表現良好。企業的現金流顯著增加，並非因為整體經濟在穩健擴張，而是源於企業很好地控制了成本。在過去幾年，受到競爭和技術壓制的產業工人小時工資率的年增速不到2%，實際工資增速更小（參見專欄14–1）。工資漲幅的弱勢表現部分反映出私人部門中工會參與率的顯著下降。這方面的證據進一步表明，集體談判增加了工會成員的工資溢價。由於稅收收入緊張，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僱員的待遇也受到更大影響，公共部門的工會同樣被削弱。 然而即使是依舊活躍的私人部門似乎也很難繼續繁榮下去，除非去除不確定性的陰霾，並大幅提升用於資本投資的現金流比率。增加投資尤其重要，因為政府支出受到赤字的約束，私人企業成為國內擴大支出的唯一來源，只有它們才有大量剩餘現金流可以進行擴張（參見專欄 14–2）。美國的創新依然位居世界領先水平，但GDP增速和多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仍令人憂慮，後者是創新對增長率的貢獻程度的反映。 專欄14–1 勞動力錯配問題相對於美國不斷提高的勞動力需求，供給方面的技能缺口越來越大，這導致近年來的資本投資構成更多向勞動力節約型裝置傾斜。隨著機器人更多地承擔較為複雜的日常操作，許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資水平被壓低。高技能工人受到的工資壓力較小，尤其是因為有競爭力的高技術移民受到了簽證數量的限制。 就像第八章所討論的那樣，由於人類的智力有明顯的上限，我們是否命中註定將依靠越來越少量的勞動力來操作越來越複雜的高技術裝置和軟體？即使把人口增長的因素考慮進來，我們是否依然會面臨這樣的結局，即只需要極少數超級聰明的人來創造和運用越來越先進的技術？ 技術的進步同勞動力教育水平的進步很少保持同步。社會的平均智力水平存在上限，技術的複雜程度則不然。這意味著我們將越來越需要自動化，機器人的人工智慧將在人類的指導下達到我們目前難以想象的高度。 越來越多的職業出現了職位空缺數與新聘僱員數之間的缺口。 這說明，即使竭盡全力，我們依然缺乏足夠的教育和培訓能力，難以使學生掌握越來越複雜的資本裝置的操作技能。美國人在“二戰”之前的平均教育水平只是高中畢業，這樣的教育水平加上對實際操作技能的重視，基本可以滿足20世紀50年代的鋼鐵廠或者汽車組裝線的熟練工種的要求。當時的大部分勞動力只是高中畢業甚至更低學歷，知識技能的漏洞可以透過在職培訓來填補。那些工作在當時依然屬於中等收入層次。 相比之下，今天的平均勞動力素質卻遠不能掌握高度計算機化的裝置所要求的技能。此外，半個世紀之前吸收了大量勞動力的那些工種已經被機器人和更先進的勞動力節約技術接手。這樣的背景，加上美國近年來在小學和中學教育方面的失敗，增添了我們對於未來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擔憂。 專欄14–2 乘數我們很難分析經濟復甦或下滑的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大量的經濟活動具有內生性質，也就是說，它們完全取決於對其他經濟活動的反應。目前的經濟形勢較為壓抑的原因在於，已有的訂單數不足導致新的訂單數減少。整個經濟體如何能夠跳出這種自我強化的停滯狀態呢？幸運的是，並非所有訂單的產生都是對其他經濟參與者的反應，例如，某家公司掌握了新發明，決定新建一家工廠來生產市場上還沒有的產品。新工廠的建設活動會增加內生訂單的數量， 其規模與新投資的大小相當。此過程會多次重複下去，持續增加內生的訂單數量，使經濟總量提高到新的水平。這就是著名的經濟乘數效應。 向後看這次危機引發的最嚴重的趨勢是“大而不倒”現象。第五章曾提到， 金融業的作用是把一個社會的儲蓄引向最有前途的先進技術投資。大而不倒給這個過程和經濟增長造成了干擾，並導致美國式裙帶資本主義快速蔓延。我對此深感失望，假如繼續透過大而不倒的政策把銀行置於政府的庇護之下，那就必須迫使銀行收縮到一定規模之內，即使出現倒閉也不至於對美國的金融穩定局面造成威脅。 向前看我有意識地迴避再次進行長期預測（例如6年前在《動盪的年代》 中對2030年的展望），因為這樣的預測要求的假設條件是：政府不會限制國內市場的競爭。如今我已無法採用這樣的假設，同時又想不出可靠的替代假設。 人們對於近年來的極端經濟緊縮狀態的反應，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學家們對於我們大多數人很少經歷的經濟和金融特殊時期的認識和理解。 我們學習了很多關於尾端風險和一般風險規避的知識，對泡沫和市場脆弱性的瞭解也更加深刻。這些探索遠未完成，但我相信經濟學家們如今已獲得了一代人之前所沒有的大量實際資料。這些新資料也讓我可以回答本書第一章提出的問題：“我們人類看起來的確是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但歸根結底，我們的本性是什麼？”至少從經濟學家的視角來看， 我現在能夠嘗試性地總結說：人類由各種心理傾向驅動，其中最主要的是恐懼、狂熱和從眾行為等，但歸根結底，我們的直覺基本上也符合理性判斷。 這個理由使我和大多數經濟學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現代產業資本主義雖然在早期有過分自負的熱情，但依然是有史以來發明的最有效的經濟組織方式，這已被現代資本主義自18世紀啟蒙時期誕生以來在物質財富與人均壽命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證實。 不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是創造性破壞，會同時產生贏家和輸家。如果我們希望不斷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就必須用包含先進技術的裝置持續替代過時的低生產率裝置，這是很簡單的算術。然而在這樣的替代過程中，有相當多失去工作的勞動者及其家庭將遭遇不可避免的痛苦。 政治派別目標的衝突在近期最為突出的表現，莫過於有關美國聯邦政府財政優先選項的爭鬥。目前的爭鬥暴露出全美國的選民出現了“二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深刻的派別分化，將決定我們當前所面臨的財政、貨幣和監管政策的選擇。由此帶來的擔憂給長期商業投資信心造成了嚴重影響，對壽命週期超過20年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持續低迷（參見第七章）。住房建設在大幅萎縮後出現了充滿希望的重要反彈，但最新資料（2013年6 月）表明，獨棟住房開工率依然只有7年前巔峰時期的1/3。 我們需要放鬆越來越缺乏建設性的過於寬泛的金融監管新措施的約束（參見第五章）。企業總資本投資與現金流的比率，需要從20世紀30
年大蕭條以來的最低谷中繼續回升。如果我們能減少企業和投資者面臨的不確定性，使股本溢價水平回到正常狀態，那麼股票和其他資產價格的上漲就會比當前的任何政府支援專案更有效地挽救有氣無力的勞動力市場（參見第四章）。我們還需要顯著增加銀行的貸款規模，目前的制約因素包括市場對資金的需求不振，以及銀行對維持股本金安全水平的擔憂等（參見第十二章）。 我相信，扭轉這樣的趨勢將把我們帶回更高層級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啟用動物精神。考慮到人類貪多務得的本性，我認為沒有其他選擇。我們無法在消滅不定期的非理性衝動的同時，又不顯著影響平均經濟增長率和生活水平。在過去的蘇聯和今天的朝鮮的確沒有非理性狂熱現象，但那裡的生活水平也為此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提高生活水平要求有充滿希望、百折不撓的發明家，例如托馬斯·愛迪生就是最著名的榜樣。這樣的社會需要鼓勵樂觀主義心理傾向，也包括非理性衝動，哪怕這些衝動在某些時候會產生過度效應。 我們的不完全儲備金融體系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不穩定的根源，但這可以透過提高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的資本金要求來解決，其標準應該提到目前預想的水平之上。透過此類操作，我們可以消除對金融體系穩定的許多威脅。如果2005~2006年就已積累了充分的資本準備金，即使仍然會發生大規模的壞賬損失，也不會顛覆整個金融體系。假如有充分的資本金，就不會造成連鎖式違約。不過對某些銀行來說，充足的資本準備金要求或許會導致它們無法提供有競爭力的股本回報，它們將不得不縮小規模甚至進行清算。不過我有把握推測，提高資本金要求也會帶來淨資產收益率的提高，使其回到歷史上較為穩定的股本回報率的一般水平（參見第五章）。 必須找到更好的解決之道我們未來最急迫的任務是修補破碎的政治體制，否則就無法給遭受嚴重扭曲的經濟找到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在美國，我們正在被1929年危機以來從未有過的政治分歧撕裂。 幸運的是，現代社會已最終拋棄了一個世紀之前還非常盛行但並不怎麼成功的某些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但我們仍需意識到，福利國家制度如果不受控制也會帶來類似的麻煩。即便是長期以來備受讚譽的瑞典的福利模式，也已感受到了進行重大革新的需要。[5] 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要求我們廣泛而堅定地支援那些不容妥協的原則，例如本書第十章介紹的《人權法案》。但為了使3億國民都能較為和平寧靜地共同生活下去，大多數其他立法提案必須進行妥協。如果每天的討論都關係到不可妥協的原則，我們就不可能達成一致意見，不可能建立起作為社會根基的有效運轉的法律體系。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次這樣的不可妥協的先例，最終導致了內戰。在美國前3/4個世紀的歷史上，“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與奴隸制的矛盾持續激化，最終引發南北戰爭，並以這種殘酷的方式來解決分歧。我們的國家此後較為順利地度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一輪大蕭條、一場導致總統辭職的憲法危機，以及最近由最高法院來裁決總統選舉結果的爭端。 我首次感受到美國政治的強烈轉向，是由來自猶他州的堅定保守派、三屆參議員羅伯特·貝內特（Robert Bennett）引起的。他當時擔心的是，儘管自己的支援率很高，但對2010年的選舉依舊沒有把握。在 2004年的選舉中，貝內特曾獲得多達69%的選票，但問題在於，如他本人所言，可能會有比他更右翼的意外的競爭對手出現。這是我首次意識到後來所說的茶黨的影響，這個運動從2009年出現，並在2010年成為重要的政治勢力。 賭注目前，正在參加財政和其他議題爭論的不願妥協的雙方都需要認識到，如果不能解決深層的財政失衡問題，金融危機的隱患將始終存在。 這種失衡要比官方資料描述的情形嚴重得多（參見專欄14–3）。當前這種分歧的程度在21世紀已經不是新鮮事。正如第十章所述，我們的立法機構似乎已喪失了跨越派系之爭、尋求共識的能力。為此付出的代價或許將是美國經濟在世界舞臺上已保持了超過一個世紀的領袖地位。 專欄14–3 或然債務在美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處境不利的私人企業或銀行要麼成功開展自救，要麼申請破產，政府的救助基本上不在考慮範圍之內。這種風氣延續到21世紀還基本上沒有改變，直至2006年，即使是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也沒有被官方確認為大而不倒的型別。 但這個救助前提在2007年被打破，到2008年被抽空。大多數市場目前的一般預期是，大型金融機構和部分標誌性非金融企業在遇到困難後會獲得政府的救助。於是幾乎在一夜之間，許多金融機構的債務和部分非金融企業的債務變成了美國政府（包括美聯儲）在事實上的或然債務。 數十年來，美國的主權債務始終是私人金融中介機構（如伊利諾伊州大陸銀行）和非金融企業（如洛克希德公司）的潛在救助者，但實際救助很少發生。可是近期對通用汽車公司與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救助，卻突顯了政府在未來對私人企業更強烈的扶持意向，救助幾乎會成為日常的政策措施。更普遍地說，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也都透過2008年及之後的行動表明，在私人金融體系未來遭遇破產威脅時，它們不會袖手旁觀，必然會提供足夠的信貸來防止此類違約的發生和蔓延。對金融業來說，這樣的保證最終將導致銀行體系形成對中央銀行的依賴。歐元區南部國家的銀行體系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結果。此外，中央銀行的資產和基礎貨幣的擴張總會導致貨幣供給（交易餘額）的增加（參見第十二章），在較長的時滯以後幾乎總會推高一般物價水平。 華盛頓的政治風氣我最早接觸華盛頓的政治是在1960年，陸續參加了《華盛頓郵報》 的凱瑟琳·格拉漢姆（Katharine Graham）、政治評論家約瑟夫·艾爾索普 （Joseph Alsop）及其他人做東的多次晚餐會。在我的記憶中，晚會的受邀者都在形式上保持一半民主黨人一半共和黨人的比例。但在今天， 類似晚會的出席人幾乎都按照95∶5的比例來劃分政治立場，要麼是民主黨、要麼是共和黨佔據絕大多數席位。 必要的任務政府預算支出不受控制的趨勢是美國最大的國內經濟問題。在20世紀20年代及之前不存在預算赤字，因為當時擔心赤字會很快導致金融危機和通貨膨脹。這樣的觀點當然缺乏根據，在人們看到赤字水平提高而天沒有塌下來之後，很快就被拋到腦後。[6]然而沒有改變的事實是，永久降低稅率的唯一辦法是減少政府支出。誰要是相信還有其他選擇，那只能說是欺騙自己。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危機來創造限制支出的政治激勵，我們或許永遠無法解決社會福利的兩難問題，我承認有這種可能性。但與此同時，如果有足夠聰明的人出面，上述結局或許也能夠避免。我非常懷念霍華德·貝克（Howard Baker）、鮑勃·多爾、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和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等參議員，我們今天的國會大廳非常需要他們那樣的智慧。 如果導致長期投資嚴重萎縮的經濟不確定性持續下去（參見第七章），同時財政政策仍陷於僵局，則通貨膨脹率很可能還是會得到控制。但隨著經濟不確定性最終被我們的樂觀傾向消減，商業活動、通貨膨脹率和利率水平也會相應提升。1979年下半年的經歷表明，形勢可能出現意外和快速變化。[7]如果以1979年後期為參照標準，那說明通貨膨脹危機有可能促成財政政策和政治風向的根本轉向。 保持政府財政的長期平衡能帶來何種效益，這在目前顯得有些遙遠。此外，即使我們能使美國的國內總私人儲蓄率恢復到曾經維持一個世紀之久的15%~20%的高水平，我們依然需要解決這些儲蓄在未來如何投資的問題。 美國的金融體系雖然在2008年出現暫時崩潰，但仍然位居國際金融先進行列，這種情形自“一戰”結束以來就沒有改變。現在我們還看不出哪些競爭對手能取代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俄羅斯的金融體系來自蘇聯的遺產，但其資本主義體制帶有較多的裙帶主義特點，而非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在未來或許能發展出高度發達的金融業，但仍然需要在金融基礎設施和業務上有多年的持續積累。當然必須承認，我們今天的國際地位已不如往昔。 在對未來表示絕望之前，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我們過去也曾陷入困境。以美國在1940年的國民心態為例，我們當時剛剛經歷近10年的經濟停滯，未來暗淡無光，美國的偉大似乎已成為歷史，但此後不到10 年，美國經濟表現出的卻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1] 1948年的小麥出口超過3億蒲式耳。 [2] 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2009年收入最高的1/5家庭支付的社會保障稅的比重約佔 46%。 [3] 眾所周知，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儲蓄率的估算存在很多缺陷。我們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年度消費者支出調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2011年的資料表明，全部家庭的平均儲蓄率為19.4%，但美國經濟分析局估計的儲蓄率只有4.2%。 [4] 企業正在透過增加企業儲蓄（未分配利潤和折舊）佔GDP的比重來抵消這一下降趨勢。 家庭儲蓄與企業儲蓄之和到目前仍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
[5] 正如第十一章所述，瑞典的經驗對美國具有啟示意義。 [6] 當政府赤字在20世紀30年代首次成為嚴肅的公共話題時，我記得總是在商業週期的背景下來討論預算平衡問題。然而，當過去對財政非常謹慎的議員們發現，赤字並不總是立刻導致政治上不得人心的通貨膨脹時，他們馬上拋棄原有政策，代之以更加靈活的保持債務–GDP比為常數的策略。在過去近半個世紀的福利支出經費不足的背景下，這種赤字策略雖然在經濟上有合理性，但很明顯並沒有產生很好的效果。 [7] 我記得，當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在1979年7月攀升到近9%時，傳統觀念都認為對美國這樣不經常發生通貨膨脹的國家來說，已經達到歷史最高點的9%會是最終峰值。然而到1980年2 月，隨著債券市場的崩潰，這個收益率又攀升到了近14%。
致謝如果沒有我的三位關鍵助手——諾厄·霍爾（Noah Hall）、傑弗裡· 揚（Jeffrey Young）和凱蒂·拜爾斯·布魯姆（Katie Byers Broom）——的傑出貢獻，本書的寫作恐怕很難啟動，遑論最終完成。諾厄解讀和編輯了我那些字跡難以辨認的手稿，併為背後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提供了寶貴幫助。傑弗裡負責完成支援本書論點的大部分統計分析，並檢驗了全書的60多個圖表。凱蒂研究了很多歷史課題並彙編了資料序列，使本書的關鍵研究得以深入歷史。 我得到了之前在美聯儲理事會的許多同事的大力協助，特別是回顧在我的18年任期中與他們的共同經歷。尤其要提到戴維·斯托克頓 （David Stockton），他從美聯儲退休後，為本書的早期研究和撰寫提供了大量幫助，直到他前往英格蘭銀行以兌現早期的入職承諾。同樣曾在美聯儲供職的帕特·帕金森（Pat Parkinson）讓我跟上了衍生產品市場最新的創新進步。彼得·沃利森（Peter Wallison）和布賴恩·布魯克斯 （Brian Brooks）則加深了我對於抵押貸款市場的複雜法律結構的理解。 企鵝出版社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在7年來第二次指引我度過寫書過程的歡樂與痛苦，他清晰的思路幫助我很好地整理了全書的論點。他在企鵝出版社的同事瑪莉·安德森（Mally Anderson）作為我的團隊與企鵝出版社各部門的聯絡人，幫助我們把最初的手稿變成我理想中的準備上架的優雅書籍，她還提供了有價值的編輯建議，尤其是關於正文中圖表的選擇。 最後，我把最誠摯的感謝獻給我的妻子安德里亞，在緊張的寫作期間，她的支援和鼓勵對我來說絕對不可或缺。 正如我在《動盪的年代》中所說的那樣，本書同樣存在錯漏。只要發現這些錯漏，我當然願意修訂。不過面對這十多萬文字，我所習慣的機率思維提醒自己，錯誤總是不能完全規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