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指標後來形成的網際網路泡沫的早期階段在1993年後期已經凸顯。1994年 2月，美聯儲已經非常關注經濟擴張的步伐及相關的通貨膨脹風險，於是決定放下貨幣制動閥。我們持續緊縮了約一年時間，取得了某些成效。聯邦基金利率持續提高了3%，阻止了剛露頭的股市泡沫（後來發現這只是暫時現象），然後我們著手準備在大家共同的貨幣政策記憶裡的首次“軟著陸”。軟著陸這個術語是經濟學家們從航空業借用過來的， 用以描述一段時期的貨幣緊縮能夠使經濟進入平滑的無通貨膨脹的新增長軌道。美聯儲之前的大規模緊縮政策經常會導致經濟衰退，甚至在導致衰退的同時也未能成功控制通貨膨脹。 1995年7月，我們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了25個基點，到1995年12月和1996年1月又分別下調了25個基點，當時的資料顯示軟著陸即將實現。不過，就在我們為貨幣政策的駕輕就熟拍手相慶之後不久，我們發現似乎面臨經濟再度升溫的局面。到1996年春季，有清晰證據表明，具有周期敏感性的製造業正在加速升溫，是否需要採取新的抑制政策的急迫問題再次擺上檯面。美國的失業率從1992年中期以來持續下降，但工資與價格水平卻相當平穩。這種情況並不符合當時通行的政策理論，即勞動力市場供給緊張、失業率降至5.5%的“自然失業率”之下時，必然帶來通貨膨脹壓力，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到1997年後半年，工資增長終於開始加速，而企業利潤依然較為穩定，價格漲幅也不高。[1]出現這種結果的唯一原因是，小時產出率至少保持了與工資相同的增長速度。生產率和利潤的增加還能解釋，為什麼自1993年以來，資本裝置和軟體的新訂單持續增加。在私人企業工作的經驗告訴我，除非企業管理層認為新裝置的回報率有足夠的吸引力、生產率的進步是真實和可持續的，否則訂單和資本支出不可能維持長期增長。 由於價格穩定、工資上漲、利潤增加，用簡單算術可以得出：小時產出率肯定會加速增長。[2]問題在於，公開的統計資料沒有顯示出任何生產率加速的跡象。最可靠的小時產出率的獨立測算指標（我們傳統上採用的生產率替代變數）是勞工統計局（BLS）釋出的，其結果顯示， 從1993年第四季度到1995年第四季度，非農業生產率只有每年0.75%的溫和提升。[3] 於是，我本人對於生產率提高的樂觀估計在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沒有得到普遍認同。拉里·邁耶（Larry Meyer）理事多年後這樣描述當時會場上的氣氛：“與會者表示懷疑，也不介意公開表達否定態度。如在1996年8月的會議上，邁克·普雷爾[4]就直言不諱地對其他委員會成員講，‘沒有任何統計證據表明生產率在提高’。我不能說委員們在這個議題上拋棄了主席，但幾乎相當於拋棄了。”[5]公開市場委員會在這個議題上的分歧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我們的貨幣政策必須做出通貨膨脹是否已得到控制的判斷。如果把通貨膨脹視為即將出現的威脅，公開市場委員會就必須考慮緊縮政策，哪怕是漸進式的策略。委員會中有部分委員指出，美聯儲已經在充分就業這個職責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 似乎在強調另一項職責——穩定貨幣。 最終，我們的意見在1997年早些時候達成了一致，勞動統計局的非農產業生產率指標終於開始加速，反映出新興的高科技繁榮的現實。聯邦基金利率在1995年2月達到6%，之後5年一直在4.75%（1998年11月） 和6.5%（2000年5月）之間波動。在此期間，通貨膨脹率保持溫和，失業率則繼續下降，2000年4月降至4%以下，並沒有伴隨通貨膨脹提高的跡象。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失望表現後，美國生產率的加速提高顯然是個令人鼓舞的進步。隨著金融市場對預期利潤增長軌跡的消化，股價上漲進一步促進了經濟擴張。不過，就像我們經常見到的情形一樣，動物精神把基本面改善的理性資本化變成了“非理性繁榮”，最終發展為後來的網際網路泡沫。生產率的顯著加速也無法兌現股票價值高估所顯示的對利潤增長的不切實際的預期。 於是，網際網路泡沫最終破滅，造成股市的暴跌和家庭財富的嚴重縮水。不過從2000年後期到2001年，資產財富損失對宏觀經濟的衝擊小得令人吃驚。[6]當時的衰退是戰後歷次衰退中最溫和的。 更長的視角生產率無疑是一個經濟體取得的現實成就的最核心指標。生產率水平最終決定著社會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決定性因素。創新是生產率進步的關鍵因素，它反映著新的觀念創意能否被快速實施並納入生產過程。 經濟學家們認為，生產率的主要問題在於其非常難以預測。對生產率增長的傳統預測方法的最好概括，或許可以參考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釋出的5年期預測。圖8-1清楚地顯示，對於小時產出率的5年期預測更準確地說就是之前一段時期的移動平均值。[7]也就是說，預測不久前的情況將在未來重現，這顯然不能給我們提供太多啟示。可是正如前文所述，生產率存在著某種重要的長期穩定趨勢，很顯然是源自人性和文化因素。[8]這個穩定趨勢或許使我們對用過去來推測未來的做法能多點兒信心。
圖8-1 國會預算辦公室對生產率增速的預測值與10年前的實際生產率增速資料來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在1870~1970年，美國非農產業的小時產出率的年均增速為2.2%， 這是衡量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9]的主要指標。[10]由於知識的積累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我們應該能看到生產率水平的持續提高。[11]事實上， 自1889年（有年度資料的最早年份）以來的任何15年間，小時產出率的年均增速從未超過3.2%，也從未低於1.1%（參見圖8-3）。那麼，為什麼美國的長期增長率會出現3%左右的上限？為什麼長期生產率增速會在長達一個多世紀內保持相對穩定呢？
圖8-2 實際小時產出率：非農產業 / 全部產業（1947年第一季度——2013年第一季度，兩個資料都有季度調整，2005年 = 100）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 圖8-3 非農產業實際小時產出率：15年前的年度變化資料來源：J. W. Kendrick,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1); U.S. Department of Labor
神奇的3% 除“二戰”後初期的幾年外，[12]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小時產出率增速似乎也都受制於3%的上限。[13]那麼，為什麼目前的技術和生產率水平不能在1960年實現，而必須等到半個世紀之後？答案或許是：我們人類還沒有那麼聰明，因此不足以實現那樣巨大的飛躍。 我推測，1870~1970年觀測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產率增速，儘管伴隨著不斷的市場攪動的影響，還是反映了人們先天的時間偏好的長期穩定性（這給我們的創新活動設定了一個期限概念）和內在的樂觀主義以及競爭精神。我還推測，這些因素同時受到人們長期創造和應用知識的能力的限制。很顯然，沒有什麼可以證明人類的智力水平在過去2 000年有多大的改變，例如歐幾里得、牛頓和愛因斯坦分別是他們時代的人類智慧的傑出代表。[14]技術可以積累，但由於智力存在明顯的上限，知識積累的速度必然受限。 多要素生產率目前廣泛使用的測算和預測生產率的方法稱為“多要素生產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MFP）。[15]簡單地說，多要素生產率是指產出增長中不能歸結為勞動和資本的投入變化的部分。從理論上說， 多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技術效率的改進及其背後的新觀念。這裡提及的“技術”一詞更廣義地說是創新的應用。多要素生產率還反映著人員和貨物運輸速度的提高，通訊能力的進步，能源、材料和服務的利用效率的改善，規模經濟，生產組織方式的改進等，還有越來越重要的機器人的使用，它們可以在維持產量的情況下大幅精簡所需的人工投入。 如果我們能在官方的多要素生產率估計中量化這些成本節約幅度，那將是非常有意義的。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測量誤差，它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產生很大的干擾。創新的應用是小時產出率提高的重要來源。 我以前在美聯儲的同事在一項有關的研究中提到，資訊科技產品及其普及在1995~2006年的勞動生產率加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16],[17] 測度根據總勞動小時的估計值、調整後的勞動力質量（如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資本貢獻的大小[18]以及創新的應用程度（即多要素生產率），我們可以透過多要素分析來預測商業產量和小時產出率。[19]資本支出的水平和構成以及創新的應用，從統計上證明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美國的資本投資在GDP中所佔的份額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達到25% 左右的高峰，此後逐步下降，直至2009年的18%。第九章將介紹，其主要原因是國內儲蓄率的急速下降，那是國內資本支出的主要資金來源 （此外還有來自外國的借款）。社會福利支出（主要是社會保障計劃、 公共醫療計劃和醫療救助計劃）與居民儲蓄之間的此消彼長，造成了消費[20]與儲蓄之間幾乎1∶1的替代關係，由此減少了資本投資的資金來源，然後又影響到了小時產出率。 家庭儲蓄從資本投資轉向消費，導致生產資本存量的增速放緩，而資本存量是生產率增長的主要來源。第九章還將提到，小時產出率的增速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已經有所下降，不過到2010年前依舊保持每年2%的水平，然後才降至1%以下。 多要素生產率在1947~1965年的年均增長率為2.1%，反映了應用大量技術成果的效果，它們在20世紀30年代的壓抑環境中和“二戰”期間根本就無用武之地。顯然，這些新觀念的庫存此後逐步消化，生產率增速在1965~1995年顯著下降。不過此後10年又獲得了新動力，網際網路泡沫時期網路在資訊科技中的作用凸顯，新觀念和新應用的出現頻率加速到“二戰”剛結束時的高水平。當然，後來的2008年危機又影響了許多 （但絕非全部）創新的推廣應用。 對創新的預測對創新的預測極具挑戰性，這主要是因為創新（觀念或觀念的應用）從定義來說是前人沒有發現過的東西。按照這個說法，創新應該是不可預測的。回頭看的時候很容易發現，電報的出現是19世紀的一項重大創新。不過在充分了解電力之前，我們有可能想象和預測電報嗎？顯然，在矽的電子特性被發現之前，也沒有人能想到它在未來的廣泛應用。[21] 我推測，歷史資料能夠給預測提供的唯一幫助只能是找到創新增長率的大致波動範圍，例如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情況。我們可以總結說，促進創新繁榮的必要環境因素是財產權利的有效執行，以及對創新有幫助的其他政治和經濟條件。文化、宗教以及政府壓制都可能傷害創新衝動。 美國和其他國家生產率水平的消長在美國的小時產出率能得到大致可靠測算的近一個半世紀裡，生產率增長在下跌之後大多伴隨著追趕時期，使生產率水平恢復到長期趨勢上。然而1965年開始的前所未有的儲蓄率下降現象，最終導致資本投資的增長速度長期低於歷史平均水平，結果1973~1995年的非農業小時產出率的年增長率估計僅為1.4%，遠遠低於1870~1970年2.2%的平均水平。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多數時期，很多人認為日本經濟將很快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生產發動機。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在1971 年出版的影響深遠的專著《新興超級大國日本的挑戰與應對》（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 Challenge and Response）[22]幾乎成為此後的思維定勢。由於美國經濟在生產率方面的暗淡表現，以及日本突出的活力與贏利能力，這種感受不斷得到加強。但此後，我們卻迎來了美國的網際網路繁榮以及日本在1989年之後的漫長停滯期。 今天有人又開始相信，中國很快將取代美國，不但是GDP總量，甚至會在人均GDP水平上趕超。這樣的結論完全沒有依據。中國近年來的快速增長主要依賴於從國外借鑑的技術，到目前為止，只有很少是源於自身。中國的企業還需要證明自己與許多發達國家的對手、尤其是美國的企業有同等的創新能力。在2011年11月的一份研究中，湯姆森路透社 （Thomson Reuters）羅列了全球100家最具創新力的企業，沒有中國企業上榜，而美國企業有40家。[23]我將在第十章中指出，不鼓勵各個領域多樣性的社會制國家，也不可能形成鼓勵奇思妙想的氣候，這一點兒都不奇怪。然而，這些奇思怪想正是創新的本質特徵，實現創新的正是那些能突破傳統行為邊界的人。中國的年均勞動生產率增速在 1990~2011年確實達到了令人吃驚的9.5%的水平，但在中國使用的創新技術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發達國家的企業。中國已經進入實際工資成本上漲階段，這將顯著削弱其在全球製造業中的競爭優勢。目前正在出現的一個新現象是機器人產業的快速進步，即將用低“工資”機器人[24]來取代人工，即便中國也未必能與之競爭。就像日本的教訓所示，對創新的預測是非常不可靠的。 需要時間生產率進步大多數是漸進式的，需要一定時間讓新觀念滲透到試錯過程中，經受市場的考驗，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全國的生產技術水平。[25] 從新發明和專利的數量來預測生產率，這個辦法從結果來看也很有挑戰性（參見專欄8–1）。只有經濟基礎設施對創新投資做好準備之後，這一創新才能滲透到經濟生活中，併為生產率做出貢獻。根據斯坦福大學經濟史學家保羅·戴維（Paul David）在1989年的著述，重大創新往往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普及到顯著提高小時產出率的程度。我在 《動盪的年代》中也提到，在托馬斯·愛迪生於1882年實現點亮下曼哈頓區的壯舉後，又用了大約40年時間，才讓半數的美國工廠用上電力。 直到整整一代多層廠房在“一戰”後被取代之前，電力都沒有充分表現出相對於蒸汽動力的巨大優勢。戴維生動地解釋了造成這一拖延的原因。 當時最好的工廠建築的設計不利於採用新的電力技術，它們利用所謂的群組驅動方式來運轉，精心佈置的滑輪和軸柄把動力從中央動力源（蒸汽機或者水力渦輪機）輸送到遍佈工廠的各臺機器。為避免能源的浪費和中斷，共用的驅動軸柄的長度必須有所限制。因此，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讓工廠垂直分佈，每一層有一根或更多軸柄，每根都能帶動一組機器。[26] 直接用大型電動機替代現有的驅動軸柄，即使可行，也不能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主們認識到，電力的革命潛力要求更多的激進變革：中心動力源、驅動群組乃至專門為其設計的工廠建築都將過時。由於電力可以給每臺生產機器配備專門的小型發動機，佔地巨大的平房式廠房成為潮流。在這些廠房中，機器可以來回擺放重組，以實現最高效率，最為便捷地運送物料。然而，放棄已有的城區廠房，搬遷到空間更大的郊外是個資本高度密集的緩慢過程。戴維解釋說，這就是美國企業的電力化過程需要數十年的原因。不過，配備了電動機的數百萬英畝平房式廠房最終遍佈美國中西部的工業區，小時產出率也開始加速提高。 更微觀的一個創新引用被延遲的例子是我們每天的著裝，直到甕染法工藝在20世紀30年代普及後，流行色才廣泛出現。還有，卡車運輸的潛力直到美國的高速公路網在“二戰”之後形成規模才發揚光大。高速公路同時促進了城市郊區的開發，進而提高了土地的生產率。隨著郊區從人口稀少的農村轉變為今天的人口稠密的城鎮，土地的價值幾乎一直在持續提高。更稠密的人口使勞動分工進一步細化，同時增加了人們所居住的土地的收入和價值。 所以，今天的生產率水平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數十年前產生的許多新觀念，其作用直到其他觀念促進了融合之後才完全顯現。一個形象的創新儲備的例子是，在2008年危機導致經濟活動強烈收縮後，美國的小時產出率卻明顯提高，這在第七章已有描述。從2009年第一季度到 2010年第一季度的小時產出率的提高，反映了由危機促進的成本節約措施和集中進行成本節約型投資的效果。在繁榮時期，資本投資主要用於擴充套件市場而非節約成本，使這方面的創新成果作為存貨被大量囤積下來 （參見第七章）。 專欄8–1 專利讓我感到困惑的是，從聯邦政府自1790年開始記錄的專利資料中，我們幾乎得不到有關生產率預測的任何幫助。毫無疑問，專利覆蓋了很多在後來促進生產率提高的創新成果。因此，我本來預計，專利數量將成為反映後期生產率進步的有效指標。如統計附錄 8–1所示，分析的結果頗令人失望：專利的發放數與生產率的進步呈現同步變化，但沒有像我期望的那樣在統計上成為領先指標。 進入金融業創新的吸收速度往往與金融市場的效率密切相關，需要金融市場的訊號來反映各種預期投資專案在提高生產率和利潤率上面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