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帕特默多克並不是一個習慣空等別人的人。但是在1997年10月秋高氣爽的這一天，他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大會堂北門入口的臺階頂上來回踱步，看上去是那麼瘦弱、緊張而又無足輕重。他在焦急地等待著，等待別人允許他走完這接受中國共產黨光輝照耀的萬里長征的最後一步。共產黨宣傳沙皇丁關根的助手將陪同他前往與丁關根的會面，在過去幾年中，默多克殺入中國傳媒市場的努力總是因為這個人而屢屢化為泡影。 中國最高領導人對默多克的敵意始於四年前，當時這名澳大利亞籍傳媒巨頭在一次演講中宣稱通訊技術的進步已經“證明對任何地方的極權政治制度都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威脅”。默多克指得是俄國和東歐，但是中國人把他的警告當作是嚴重的威脅。就在這次演講前兩個月，默多克剛剛收購了香港星空衛視，這家新的免費衛星電視網路覆蓋了中國的每個角落。就在默多克1993年9月份的演講過後一個月，李鵬總理回擊了，中國政府宣佈禁止在中國境內私人擁有衛星接受天線。 從那以後，默多克就一直在努力進行修補。他嘗試了無數種方法，非常露骨地拍馬屁。高薪聘請的顧問結果一無是處。默多克向鄧小平的殘疾人兒子領導的一個基金捐錢，從鄧小平的女兒手中高價購買藝術品，他的出版公司還和另一個女兒簽訂了一份利益豐厚的出書合同。他甚至命令他的下屬從覆蓋中國的星空衛視中去掉了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這表明他感興趣的是為中國提供娛樂， 而非新聞。 劉長樂曾是一名有著自己的傳媒夢想的軍官，他最終為默多克開啟了通往內部聖殿的大門。他讓中國政府相信他可以和默多克合作並在中國把他控制住，同時建立一個電視臺相全世界播放中國的觀點。在領導人的嘉許下，默多克和劉長樂在十八個月前在香港推出了鳳凰衛視。此時正值中國主席江澤民準備訪問美國，丁關根想要確認默多克的福克斯新聞網和他在美國的出版媒體會友善的對待江主席。今天，默多克將為他四年前的講話獲得赦罪。 但是首先得提醒他自己在中國的身份。因此就有了在北門外的等待。在他和少量隨從人員被准許經過門口的衛兵崗哨之後，默多克還必須走過一段長長的、鋪著紅地毯的迷宮，才能到達這座龐大的建築物另一端的會場。在走路的過程中，默多克還在排練著自己的講話：雖然有過彼此的誤會，但是我們不應該停留在過去。要表達清楚我們是非常有影響力的，我們希望成為中國政府的朋友。我們想在中國賺錢，而不是製造麻煩。 他們繼續跋涉，經過了富麗堂皇的會議大廳，有一些比幾個足球場還大。上臺階，然後走過一條又長又暗的走廊，到達了深邃的中國人的議會大廳。下臺階，再經過能容納五千人的宴會廳。默多克終於走進了會議室，丁關根坐在厚大的沙發中，陪同他的是中國的傳媒業專家。默多克坐進了丁關根的旁邊沙發，他的副手們則坐到了其它座位上。 “我知道你們是一家澳大利亞公司。”丁關根對默多克說。“告訴我你們都做什麼。” 禮貌的詰難並沒有讓默多克心煩。他用慢得出奇的語速說話，為了讓翻譯能更好地翻譯自己的意思。他說他從小時候起就對中國著了迷。他說他理解中國對媒體有著非常嚴格的政策和法規，他會完全遵守這些法規。默多克建議說他和中國政府的對外宣傳部門應該在一些不會引起爭議的專案上進行合作，建立相互的信任。然後默多克開始列舉新聞集團所擁有的多而廣的業務，當丁關根聽到“福克斯”三個字的時候，他打斷了默多克。 “福克斯，福克斯電影公司。”丁關根說：“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非常喜歡看泰龍鮑華的電影。 這個意外插曲改變了會談的方向，丁關根轉到了對默多克的赦免。丁關根示意過去的就讓它過
87 去，他指著坐在自己左邊的官員一一介紹：新聞出版署主任；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人民日報》 社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以及中央電視臺臺長。 “我知道你在和我的人對話，我們應該一起重新開始麼。”丁關根說：“今後，這些都是負責中國傳媒事業的人。你將來所有的業務都要透過他們。” 默多克已經不在黑名單上了。出去的路顯得是那麼的短。 概述默多克不是第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裡面進行長征的外國人。這是一種慣常的政治炫耀，它給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帶上了無所不能的光環，同時也提醒來訪者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王朝傳統。這種做法很清楚地向經理們傳達了這樣一個資訊，即他們應該對自己能在中國做生意心懷感恩。這一令人羞辱的過程從外國經理在會見的最後一分鐘才被召見就開始了，而他的下屬已經花了好幾個月來安排這次會見。 當這些在其它地方都無比強大的外國經理們踏上被加高的臺階時，他們的肩膀垂了下來，整個人看上去被縮小了。當他們終於見到等待他們的某位中國領導人時，我所謂的“口水四濺CEO綜合症”就開始了。 “中國是如此之莊嚴宏偉。” “我被中國的發展深深地打動了。” “您的領導太鼓舞人心了。” 等等、等等。中國人能夠準確的在他們想要開始的時候開始真正的談判。 值得讚揚的是，默多克遠遠稱不上是口水四濺。當然，他進入中國的道路跌跌絆絆，但是他終於理解了這個地方。在劉長樂的幫助下，默多克把自己從別人眼裡的威脅轉變成了中國電視行業的一名慷慨的導師。 這一章講述的是中國媒體的淘金潮，中國出版和廣播傳媒行業商業化中的生死時速。其中還講述了共產黨在竭力控制資訊的同時又要確保其國民能夠得到足夠的資訊在全球經濟中開展競爭，並且把媒體當作忠實的看門狗來監督混亂的市場經濟。在所有這一切發生的同時，中國那臺吱嘎作響的宣傳機器依然在費力地往外噴吐著那些已經過時的教條。對於外國公司來說，我們必須瞭解中國媒體和國家宣傳機器的內部工作方式。中國的現代化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口號的引導下進行，但媒體是一個例外。對於媒體，政府想要改革，但不想開放。由此帶來一個意外的副產品就是在華的外國公司成為了新聞界可以自由攻擊的物件。中國的記者當報道中國的時候，受到了太多的限制，以致於當他們在報道外國公司的時候會變得無拘無束，暢所欲言。 但是這個故事也講述了中國的進步。西方對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誤解，認為中國的進步和變革完全是因為全能的領導人發出了命令，然後所有人都跟從。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相反，這是由於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為改革建立了一張保護網。鄧小平從1979年開始了中國的轉型，那是因為他得到了數千名像他一樣在毛澤東封建政治的嚴密控制下受到政治迫害的官員的擁戴和保護。本章跟隨著兩名中國記者的職業生涯，講述他們為中國新聞行業進步帶來的巨大影響。他們殊途同歸。劉長樂在默多克的指導下，打著改善中國對外宣傳的旗幟，其實在轉變中國的電視新聞。相比之下，雜誌編輯胡舒立則在自己的正義之路上，衝破重重障礙，為中國的新聞出版業帶來了正直和客觀。他們兩位的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各自的支持者網路上，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的確非常需要他們所提供的內容。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默多克認識到在華外國公司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支持者和朋友人脈。這並不完全是對領導的阿諛奉承。 高音喇叭大喇叭從不安靜。毛澤東時代，在幾乎每個城市、鄉鎮和村莊的路燈柱子上，喇叭在不間斷地大
88 聲播放著宣傳內容，沒有留下任何安靜的時間，免得人們在這些安靜的時間裡進行獨立的思考。在 1978年鄧小平開啟了通往市場經濟的大門之前，中國的媒體一直都趴伏在共產黨的腳底下。當1978年末鄧小平啟動了經濟改革之時，中國只有186家新聞報紙，32家電視臺，都由政府擁有。大部分的媒體內容都來自新華“新聞社”，它釋出政府宣告，篩選並調整所有的國際新聞，不遺餘力地傳播政府宣傳，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命令式經濟飛速轉變成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國民對資訊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在鄧小平改革的召喚下，很多中國記者和激進的政府官員開始利用中國的報紙和雜誌來關注、提煉中國迫不及待地想要擺脫曾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牢牢控制這個國家的艱難困苦、政治混亂和慘無人道。媒體甚至可以在嚴格控制的前提下承擔起監督政府腐敗的職責，當然，一切都是在宣傳部的指導之下進行，它允許記者披露一些腐敗案例的細節內容，政府想要透過抓典型來警告其他人安分守己。 理想主義者會把媒體看作是推動改革和政府誠信的途徑，但是擔任國內報紙編輯和電視臺主任的共產黨官員們意識到自己屁股下坐著的是一座金山。在毛澤東統治時期，政府出錢支援傳媒，因此廣告消失了。鄧小平宣佈經濟改革後僅僅幾個星期，上海的《文匯報》便發表頭版文章《給廣告正名》。兩週後，上海電視臺播放了一則藥酒的廣告，兩個月後，《文匯報》和上海電視臺第一次刊登播放了外國公司的廣告，產品是瑞士雷達表。 廣告人士總能慧眼識珠。中國的消費者就是白紙一張。在幾十年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幾乎沒有什麼中國品牌留了下來。突然之間，從日本的家電製造商到美國的嬰兒食品生產商都掏錢向中國消費者介紹他們的產品。當時的電視節目非常乏味，除了中國戲曲就是各種愛國主義節目。但是商業廣告來了，現在它們成了娛樂節目！調查顯示電視觀眾都非常喜歡看拍攝精良的商業廣告，而當普通節目播放時，他們就會起身去廚房或廁所。隨著人民日漸富裕，廣告教會他們如何穿衣打扮，飲食調理， 購買什麼電器和汽車才能顯示自己的富裕充足。很快，中國的汽水、肥皂和家電顯然就比不上可口可樂、寶潔和日立的產品。90年代中期有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中國最知名的十大品牌中，有六個是日本品牌（日立、松下、東芝、豐田、鈴木和本田），三個是美國品牌（可口可樂、米老鼠、萬寶路），只有一個是中國品牌（青島啤酒）。中國消費者將品牌的質量和廣告數量等同起來，在這點上中國人更甚於世界其它地區的消費者。原因很簡單：當他們購買廣告中所說的產品時，這個產品就是好。 為了趕上這波潮，成百上千的有創業精神的官僚和商人開辦了新的報紙、雜誌和電視臺。到90 年代早期，中國有二百多家報紙、七千家期刊、大約七百五十家地方電視臺，他們有的有自己的節目，有的只是轉播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大城市都安裝了有線電視線路。到1993年，上海有線電視網有七十萬戶家庭使用者，他們每月支付約一美元，可以收到十二個頻道。在仍顯貧窮的年代中擔任政府街道督察員的小老太婆們現在成了銷售政府有線電視的生力軍。前蘇聯式的大型工廠在整個廠區中都安裝了有線錄影，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娛樂臺。到1993年底，中國消費者每年購買的電視機數量達到二千萬臺，大約有97%的城市家庭擁有至少一臺電視機。 快速增長讓共產黨警覺起來。媒體正在失控。1993年10月，李鵬簽署了國務院第129號令，禁止普通中國市民購買或擁有衛星天線。編輯和電視臺主任被告知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賺錢，而是“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即時消除敏感問題”，“正確引導群眾思想”，以及“不要做中立派” （即不要客觀）。 中年復興對於默多克來說，中國既是中年危機，也是中年復興。由於瘋狂的併購擴張和高負債，他的公司在1990年幾乎崩潰，自那以後，他的妻子就一直要求他放慢腳步，為退休做準備，收起建立第一家全球媒體帝國的野心。但是，默多克選擇了奮起。他賣掉了大量美國雜誌出版商，將一些資產上市流通
89 回籠更多現金，並且繼續他在全球的步伐，購買香港的星空衛視，投資與日本和德國的電視網路，並且收購更多的美國電視臺補充他的福克斯電視網。 對星空衛視的收購是一個問題。默多克認為他被矇騙了。他為這個羽翼未豐的電視網向香港大亨李嘉誠和他二十八歲的兒子李澤楷支付了十億美元，而李氏家族建立這個電視網只花了大約一億美元。一名前新聞集團的經理說，收購星空衛視讓默多克以為他和中國政府已經達成了一項心照不宣的協定，允許他在中國落地。但他錯了。新聞集團的經理們在收購後才知道星空衛視在最先曾和中國政府說，星空衛視的覆蓋面不會超出臨近香港的廣東省。但是事實上，它覆蓋了整個國家，而中國人對此非常惱火。更糟糕的是，在收購完成後，很多星空衛視上的廣告都消失了。除非星空能夠很快在中國佔據一個立足點，否則默多克的投資還將繼續每月虧損數百萬美元。 起先，默多克被中國徹底搞暈了。正如一名前星空衛視經理所說的：“他有點覺得中國人會給他進入全世界最大後院的鑰匙。他們為什麼不要他呢？他以為他們會信任自己。魯帕特對亞洲人民以及白人帶給他們的東西多少帶有一點殖民者的眼光。” 在冷戰期間，默多克是一名激進的反共產主義者。現在他想要幫助中國，以為自己會受到歡迎。 他告訴傳記作家威廉肖克勞斯：“我覺得中國已經沒有多少共產主義者了。那裡有一黨統治，一個共產主義經濟，他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擺脫它、改變它。在那裡真正的故事是經濟，和民主緊密相連。” 中國領導人封殺了默多克，他開始和中國企業家會面。他去中國的次數越多，他就越欣賞和喜歡那裡的人。中國人和他自己很像，他們都是激進的冒險家，注重賺錢的現實主義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依附於任何一派政治陣營。在他會見丁關根期間，默多克在一次雞尾酒會上遇到了星空衛視的經理鄧文迪。默多克六十五歲。鄧文迪二十七，高個子，細身段，聰明，精力充沛，積極進取。文迪開始作為默多克在中國訪問的翻譯，但也不完全是為公。1998年5月，默多克和太太安娜離婚，他和文迪的關係公開了。 文迪向默多克灌輸了很多有關中國的知識。她向他解釋中國官員的思考方式和做事動機。默多克開始把她的觀點向新聞集團的管理層轉述，後者稱其為“文迪主義”。在默多克的生命中，文迪是他此時的最佳拍檔。她和他有著一樣的進取心和對交易的熱愛。她並不想讓他慢下腳步準備退休。她想和他一道去征服世界。而且她和默多克一樣每條血管裡都流淌著機會主義的血液。她是廣州一家國營工廠廠長的女兒，先是和一位在華工作的已結了婚的美國經理交往，並和他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得到了能在美國永久居住的“綠卡”。然後她進入耶魯大學學習，拿到了MBA學位。她在香港星空衛視實習，並最終成為全職僱員，負責在中國有線電視網路上推廣星空衛視的音樂頻道。1999年6月，默多克和文迪在他紐約港的遊艇上舉行了婚禮。文迪從公司辭去了工作，但她依然是默多克在中國的大使。 隨著默多克對中國人的態度發生轉變，中國人對他的態度也轉變了。從倫敦講話中驚醒過來中國政府開始收集大量有關默多克的材料。起先，官員們滿以為他會花費數十億美元強行進入中國。他們懷疑他和中央情報局有關係，想利用衛星技術動搖中國政府。他們關注他的一舉一動。有一次丁關根甚至向一名新聞集團的經理吹噓默多克和文迪剛剛發展起來的關係，他說：“我們甚至知道他們兩個在酒店裡的事情。” 毫無疑問，隨著中國人對默多克瞭解越多，他們就越欽佩和理解他。很快他們就認定默多克和中國大亨們一模一樣。默多克在全球控股和交叉控股的公司結構繁瑣複雜、撲朔迷離，使得他在稅務監管和政策監管的空隙間輾轉騰挪，而這也正是教會中國如何做生意的海外華人大亨們的標準做法。新聞集團的管理架構也非常熟悉。一名中國官員對默多克幅員遼闊的帝國如何治理倍感困惑，他曾經問一名新聞集團的經理給他畫一張公司的管理架構圖。這名經理畫了一個大圈，中間有一個小圈。 “中間的是魯珀特，”這名經理說道：“外面的這個大圈都是各項業務的負責人。默多克個人控制著一切。”默多克的孩子們在各行業中擔任關鍵崗位，中國大亨的模式完成了。
90 中國人還瞭解到默多克的保守主義止步於生意。的確，默多克在華盛頓和紐特金裡奇和共和黨右翼關係密切，他的《紐約郵報》幫助像魯道夫朱廉尼這樣的共和黨開拓政治生涯。但是它也支援像艾德科赫這樣的民主黨，而他在英國的朋友覆蓋了所有的政治黨派，這樣無論誰上臺，他都能與當局有密切的關係。 他還非常的不屈不撓，這也是中國人所敬重的。丁關根曾命令國務院新聞辦用各種各樣的低層次會面搪塞默多克，並阻止他與高層領導人的直接對話。但是透過澳大利亞外交人員，默多克在1997年 7月以當時的副總理朱鎔基訪問澳大利亞的藉口見到了朱鎔基。“我聽說你為了能在美國經營電視網路而入了美國籍，”朱鎔基說：“你願意為了進入中國的電視行業而成為中國公民麼？”默多克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但他很快就加入到朱鎔基的這個小笑話帶來的鬨堂大笑之中。 中國可以容納默多克。如果他答應某些條件，這就會發生。和時代華納的CEO Gerald Levin這樣的國際媒體巨頭合作起來就太令人失望了。Levin花了大量的時間和江澤民主席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個人關係，但是他控制不住公司的新聞業務。無論江澤民和Lenvi之間有多麼友好，CNN和時代週刊依然在寫令中國領導人惱火的文章。 默多克終於在1998年12月10日見到了最高領導人，江澤民。這次會晤在中國成了頭條新聞。新華社說江澤民“對世界傳媒大王魯珀特默多克在客觀報道中國並與中國媒體在過去兩年中的合作的努力表示讚賞。”默多克得以有機會面對面地向中國領導人講述他自己的故事，雙方可謂眉來對眼去，獨裁遇專制。 從威脅到導師默多克從一個威脅變成了一名導師。中國從默多克那裡學到的第一課：控制通路。為了保證對華播送的CNN、HBO和其它外國電影片道只能進入被授權的酒店賓館以及外國人或中國精英的住所，宣傳部門要求所有進入中國的外國節目必須經由一枚指定的中國衛星播送。這種把所有訊號整合轉播的做法使得共產黨審查部門能夠二十四小時監視所有的播送節目，一旦主管部門不喜歡CNN或其它外國頻道上的節目，他們就可以立刻切斷訊號。中央電視臺也開辦了十幾個國內專業頻道，從體育到經濟新聞到少兒節目，並且要求所有中國新建有線網路播放這些節目。幾年之內，中國公民就能看到幾十套電視節目。政府竭盡全力滿足電視觀眾排擠外國廣播公司。在整個過程中，默多克提供了相當有用的幫助。他出資讓一隊又一隊的中國官員和電視臺經理訪問他在美國和歐洲的電視公司。默多克向他們展示如何透過衛星技術保持控制。正是由於默多克對亞洲衛星的通路控制才使得劉長樂找上門來。 劉長樂1951年生於上海。他的父母是隨軍來到此地的政府官員。1953年，他的家人移居北京。 他的父親是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化人，最終升到了共產黨組織部的高層，這個部門挑選並指派全國的領導幹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劉長樂被送到農村勞動。但是沒過一年，他的父親就利用自己的關係為劉長樂在軍隊中找到了一個位置，遠離是非。1979年，當中國和越南捲入一系列殘酷的邊境戰爭時，劉長樂被分配到中國中央廣播電臺，在這家壟斷的全國性廣播單位中，劉長樂思維敏捷、口齒伶俐，有著很強的直播解說能力。80年代中期他進入北京廣播學院進行專業深造，他發現自己的一些廣播節目成了教學的典範。 1988年，劉長樂升任上校，負責中國電臺上所有的軍事新聞報道。雖然他熱愛廣播事業，劉長樂還想獲得更多的經驗，也想賺更多的錢。利用其家庭和軍隊裡的關係，劉長樂贏得了到中石化工作的機會，這是一家龐大的國營石油公司。他在1990年被派到新加坡負責政府石油貿易工作，與此同時， 默多克正在竭力維護自己的新聞集團避免破產。在新加坡，劉長樂開始了他自己與中國的石油貿易業務，並把在石油生意中賺來的錢投入到北京的房地產專案。 看到新加坡嚴格控制的媒體行業，劉長樂開始考慮重返他的最愛：廣播。他意識到有機會提供高質量的娛樂節目和豐富的新聞資訊，同時承擔複雜的政府宣傳工作，公開討論問題，它從一個高效而高尚的政府的觀點出發努力去解決問題。當時的劉長樂並不知道他已經找到了中國電視的未來之路。
91 他還發現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主要來自西方媒體。而中央電視臺為海外市場準備的節目宣傳味道太濃，已經失去了可信度。和他的同齡人一樣，劉長樂也希望看到中國的現代化，趕上其它國家，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他潛心佛教，不是為了尋找信仰，而是要理解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的核心。 大約在1993年，當默多克準備接手星空衛視的時候，劉長樂開始想辦法在中國以外創辦一家華語電視臺。他的目標是這家電視臺將面向全球華人，並且透過衛星將訊號傳送給中國內地。當時，唯一能夠覆蓋他的目標觀眾的衛星是亞洲一號，但是這顆衛星已經預訂滿了。1994年，劉長樂聽說蒙古國家電視臺準備放棄它在衛星上租用的轉發器。而作為衛星的最大租戶，星空衛視對轉發器有優先取捨權。 劉長樂為衛星轉發器的問題找到了星空衛視。星空的經理們見識過排著隊找上門來的中國企業家，都願意提供他們的特殊關係幫默多克擺脫在中國的困境。但是劉長樂和他們不同。他要建立自己的頻道。他的計劃讓星空衛視CEO Gary Davey頗感煩惱，他擔心劉長樂的頻道會與星空衛視現有的兩個華語頻道競爭。但是星空的經理們也意識到劉長樂非常瞭解中國的傳媒行業和監管政策。而且他對中國的政治有著非常敏感的嗅覺。劉長樂和默多克開始了直接的對話。這兩人非常相像，所以都很輕鬆但也保持著一份警覺。他們都喜歡吃辣的，做生意喜歡冒險，並且願意為了長遠目標放棄短期利益。但是他們都喜歡控制。誰都不會當二把手。 劉長樂想要控制默多克在中國的所有聯絡，但是默多克心知肚明。他會一邊和劉長樂成立合資電視臺，讓劉長樂幫助他擺脫目前星空衛視的困境，同時他也會為了星空衛影片道在中國的未來繼續獨立奮鬥。和劉長樂的合作看上去是一次好機會，但是默多克很清楚，不能把自己所有的雞蛋都放到別人的籃子裡。 在談判中，默多克遇到了他的對手。劉長樂在控制問題上絕對不會讓半步，而且他有中國政府官員撐腰。最後，他說服默多克把星空電影臺和星空華語頻道無償注入合資公司。在這之後，他們再各出一半。最後的合資公司中有45%股權屬於劉長樂，45%屬於默多克，還有10%屬於中央電視臺在香港的一家公司。2000年，鳳凰臺在香港GEM股市上市，央視公司的股份轉讓給了中國銀行，公司還有 15%的流通股。 鳳凰臺的啟動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而且很大程度依賴於劉長樂在中國的關係網。他不屈不撓地做新聞辦的工作，向每個願意聽的人兜售他的論點。由他和默多克成立的合資衛視臺將有兩個目的：他將在中國控制默多克，同時利用默多克在全球的資源將鳳凰臺推廣到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有線電視網。劉長樂承諾鳳凰臺將是一個可靠的、負責任的面向全世界的“中國的聲音”。作為交換，中國政府將無視鳳凰臺在中國“灰色市場”的播放。 劉長樂還頗費周折地說服了中央電視臺，他對央視來說並不是一個提供新節目的競爭對手。他費盡心思和無聊、氣餒的央視編輯和製片們建立了關係，承諾和他們聯合制作盈利可觀的電視節目，還提供了大量的出國機會。 鳳舞九天 1996年3月，鳳凰中文臺挾帶著華麗的畫面和快節奏的福克斯風格在沉寂的中國電視行業中爆發了，它還混合了星空衛視華語和電影頻道的節目。雖然依照法律，中國大陸觀眾無法收到鳳凰臺，但是在國內諸多城市甚至鄉村中，由於非法的衛星天線到處都是，鳳凰臺的覆蓋面一下子鋪開了。中央電視臺和中國各省市的地方臺立刻就複製了鳳凰臺的節目和演播風格。 但是劉長樂至少還領先了一步。當中國領導人在海外訪問時，鳳凰臺會現場直播他們的演講，報道他們的旅行花絮，這是中國電視界聞所未聞的東西，他們的一貫做法就是播放一些握手鏡頭，再配上一名播音員枯燥無味地誦讀由外交部寫好的稿子。劉長樂猜測中國領導人會特別喜歡這樣的全程報道，他猜得沒錯。開始有共產黨官員給鳳凰臺打電話，要求複製報道的錄影帶。 1998年3月19日，鳳凰臺火了。當時鳳凰衛視正在現場直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的中國領導人記
92 者招待會。新當選的朱鎔基總理正在回答中外記者的問題。他打斷了主持人，讓主持人把話筒給了鳳凰臺記者、臺灣人吳小莉，“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她的節目。”吳小莉立刻成了名人，而鳳凰臺也得到了現任中國政府首腦的非正式認可。坐在香港辦公室觀看新聞招待會的劉長樂忍不住流出了眼淚。朱鎔基承認了中國政府的領導層更是鳳凰臺的熱心觀眾，因為它比他們自己的宣傳機構有著更豐富的資訊。吳小莉主持的二十分鐘的新聞節目是一次嘗試。在朱鎔基發表評論後，劉長樂現在可以放心地把鳳凰臺的新聞節目延長到一天數個小時，而吳小莉有了自己的每週報道節目。 當年，劉長樂兌現了他最初對宣傳部門官員的承諾，開播了粵語和普通話的鳳凰華語新聞臺和娛樂臺，物件是海外中國人。到2000年1月，美國和歐洲地區都能透過有線和衛星線路收看鳳凰臺，這主要依賴於默多克在全球的網路和協助。為了讓國有的中央電視臺和宣傳部門領導高興，默多克和劉長樂還開始在海外捆綁播出鳳凰臺和央視國際頻道的節目。 劉長樂本人參與了新聞播出中的每個環節。他本能地知道什麼樣的報道是重要的，什麼東西能夠打動中國觀眾。他還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才不至於惹惱中國政府。他創造了以個性為導向的談話節目，在節目中風格新穎、機智幽默的評論員針對時事進行討論，這在中國是演播創新。當然，評論員的觀點深度只是點到為止，小心翼翼的在中國允許的範圍內展開討論。雖然劉長樂對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公開表示反感，但是鳳凰臺在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之後依然表現出了誇張的民族主義。 劉長樂的新聞感和他做秀的本能是結合在一起的。為了紀念1997年7月香港從英國政府移交給中國，劉長樂安排了一名臺灣特級演員駕駛一輛跑車飛躍六十米寬的黃河峽谷。他請了中央電視臺一起參與這次活動的現場直播。 鳳凰衛視對中國的影響有時候會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展現出來。社會學研究人員曾訪問過在有鳳凰衛視的酒店中工作的妓女，這些妓女告訴研究人員說她們在安全性交方面受到的唯一教育來自鳳凰衛視的一檔節目：性愛講堂。 建立鳳凰綜合頻道和電影頻道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劉長樂自始自終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二十四小時的中文新聞頻道。2000年6月，鳳凰衛視開始盈利，劉長樂在說服了默多克的反對後，將鳳凰衛視在香港創業板上市，融得資金約一億美元，他將這筆錢用於他最初的建立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的設想。六個月後，劉長樂實現了他的目標，二十四小時的鳳凰資訊臺播出了。 劉長樂在紐約、舊金山、華盛頓特區和莫斯科都派駐了記者。當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擊世貿大樓時，鳳凰臺立刻取消了所有的廣告，進行了三十五個小時的直播，其中穿插了來自福克斯、 CNN和其它電視臺的報道並配備了同聲翻譯，此外還有中國評論員的分析，以及對紐約目擊群眾的電話採訪。相比之下，中央電視臺花了數個小時等待批准，然後斷斷續續的播放了一些CNN來自紐約的報道片段。對於在中央電視臺中的很多人來說，9月11日的窘境是他們與中宣部的抗爭中的最後一擊。 隨後，在央視的節目中開始出現新聞和談話類節目，他們都以鳳凰衛視的節目為範本，只是比後者更加溫和。 沒過多久，調查顯示中國有四千二百萬戶家庭收看鳳凰衛視，約佔全國電視觀眾的百分之十三。 和所有其它外國電視臺一樣，按規定鳳凰衛視只能在酒店、外國及高層領導的公寓和辦公室中才有。 但是，由於中國精英階層對鳳凰衛視的需求，幾乎在所有的現代化公寓樓和小區中都可以收看這個頻道。開發商發現如果小區不提供鳳凰衛視，消費者就不太願意購買房子。此外在中國大學的宿舍和教室中也大多可以收看鳳凰衛視，這也證明了中國政府對此並不反感。 默多克和劉長樂雖然在鳳凰衛視中是合作伙伴，但是兩人以及各自的公司還是逐漸向著自己更感興趣的方向發展。在劉長樂全力打造鳳凰資訊臺時，默多克則在海外忙碌，一方面做著他和文迪所生的兩個孩子的父親，另一方面也忙著收購DIRECTV、擴大他的全球衛星網路在美國的覆蓋面，這項工作雖然複雜而漫長，但是很成功。但是默多克依然很關注他在中國的業務，他的公司現在上海一棟剛剛整修完畢的建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洋房中。
93 星空衛視包括了華語版的ESPN和國家地理頻道，以及星空品牌的音樂、電影和體育頻道。新聞集團在中國的驕傲和成功是一檔名為“星空”的華語娛樂頻道，它的中文含義就是“群星滿天”。星空頻道在2002年開播，主要集中在體育賽事、綜藝、劇集、情景喜劇、卡通和電影等，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美國的福克斯節目。星空衛視還在全國的電視臺裡面廣交朋友，請他們為星空和星空衛視的其它頻道錄製節目。星空甚至還有一個在北京拍攝的中國版的“朱蒂法官”[1]。默多克答應在美國和歐洲播放中央電視臺的國際頻道，並以此換得了在毗鄰香港的廣東省的數家覆蓋約二百萬家庭的有線電視網中直接播放星空的權力。這為媒體大亨在中國國內電視市場中有了第一個落腳點。 2003年10月，默多克被邀請前往北京中央黨校發表演講，這意味著他已經成為一名受信任的中國電視產業的導師，中央黨校是培養中國現在和未來領導人的地方。默多克面對著一百多名黨員幹部， 其中包括曾慶紅和幾名部長。他說，中國應該繁榮以市場驅動的傳媒行業，因為這將推動公共教育， 增強國家團結，並提升國家形象。“把開放市場中的潛力釋放出來並不代表任何權力的喪失。”默多克說：“相反，在黨從經營國家的傳媒行業轉變成監督這個行業的增長的過程中，中國的領導人和人民都將從回報中獲得巨大的權力。” [1]譯者注：Judge Judy，福克斯的一檔系列劇。講述的是在美國家庭法庭（Family Court， 處理家庭民事糾紛的法庭）上的真實案例，每個案例牽扯的金額最多幾千美元，最少只有兩，三百美元。也許是大家對於別家事情特別感興趣，這個節目曠久不衰。Judy Sheindlin法官1972年開始在家庭法庭工作，1982年成為家庭法庭的法官。4年以後，她被任命為曼哈頓家庭法庭的監管法官 （Supervising Judge）。從此以後處理了兩萬多件民事案例。她說話和決斷非常堅決，不同質疑更不容辯駁。曾被人們稱為紐約最難搞的法官。 來自圖書館的監督者現代中國的新聞監督始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江蘇省的一家破舊圖書館裡樓梯下的一間小屋。在這件屋子裡住著一位政治流放者，惲逸群。他曾是中國最著名的戰地記者，創辦並管理過多家新聞學校。 他在二十一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共產黨成立只有五年。他是一名在上海收集情報的地下情報人員，當時共產黨還在農村活動，國民黨統治著大城市。此後二十多年，他一直都是共產黨出版物的頂級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在江蘇、山東和上海建立並領導了六家新聞學校。同時，他是新華社華中區的局長，還負責幾家全國性出版物，在上海編輯一本進步期刊。 惲逸群精力旺盛，原則性強，但是他在毛澤東的反“右”活動中遭到了陷害。像惲逸群這樣的記者很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因為他們多年從事出版工作，他們所說的話都可以被解釋成質疑黨的教導的內容。惲逸群被關了十年。 出獄後，惲逸群被派到江蘇省的貧困地區擔任一所中學的圖書館管理員。沒過幾年，他的苦難又來臨了，因為當地的紅衛兵發現了這個埋藏在他們中間的敵人，便開始在一輪輪的自我批評運動中對惲逸群進行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到70年代早期，雖然惲逸群不再受到折磨，但是他是一名政治犯， 獨自住在學校破舊的圖書館樓梯下的小屋中。惲逸群有著精確持久的記憶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別人講述自己的經歷，但是在小鎮上他就是一個異類。1973年的某一天，一名穿著軍裝的十九歲女孩不耐煩地敲響了小屋的門。她的名字叫胡舒立，她想知道她的周圍到底在搞什麼鬼名堂。 她的朋友們都叫她舒立。她的父親是一名工會官員，母親是工會報紙《工人日報》的編輯。舒立的父母在她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正直的種子，以及對知識的無比渴望。還在十幾歲的時候，她就緊隨黨的宗旨，急切地離開了舒適的城市生活，聽從毛澤東的指示向人們大眾學習。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展開，舒立作為“知識青年”被派到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村。舒立所在的小組有十個學生，他們一起種植麥子、土豆和玉米，但是舒立真正培養的是思想。她驚訝地發現農民們是如此的聰明，但也是如此的貧窮。村子裡的人每天就吃早飯和午飯，晚上就餓著肚子上床，這樣可以節省寶貴的糧食。他們一年
94 吃兩次肉，一次是中秋，一次是春節。他們也不抱任何幻想，舒立和她的同學從他們身上知道當地的黨員一點也不值得尊重或敬仰。農民才是舒立尊敬的人。他們和她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出生的不同才使得他們成為了農民。 1970年舒立回到了北京，帶著對中國農民的深深的尊敬和對中國官僚的深深的懷疑。她參了軍， 被派到蘇北阜寧縣的一家醫院工作。剛開始幾年，舒立是清潔工。然後她設法進入了醫院廣播站，這是一個略有一些影響力的地方。她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職責。每天早上和晚上，她播放音樂讓病人起床或上床。她播放廣播電臺的新聞和醫院的通知。這份工作比較清閒，廣播站有一個小圖書館，只要是她覺得有意思的書都讀過了。當她讀完這些書之後，她就在村子裡悄悄地打聽，尋找是否有知識分子或教師還藏了一些書籍。她能感到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可怕的個人殘暴和政治胡鬧的時代。她想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惲逸群開啟了門，舒立介紹了自己，然後說她想找些書讀。他問為什麼。她說她有很多時間，想學習一些中國歷史。惲逸群就像一個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樣歡迎了舒立。在後來幾年中，他向她介紹書讀，回答她中國從哪裡來，如何發展到今天。最後他花了好幾個小時講述自己從二十一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地下人員後都看到了什麼。他解釋了這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官員們的動機是什麼，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他告訴她沒有人願意為大的決定承擔責任。他告訴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將統治中國。 自豪的傳統 1978年，惲逸群去世了，中國重新開啟了大學校門。舒立在北京的人民大學得到了一個名額，她是該校唯一一名來自軍隊的新聞學學生。新聞系是產生知識分子騷亂的大熔爐。很多教授從為期數年的監禁或農村勞動回來了。毛澤東已經去世兩年了，鄧小平啟動了經濟改革，開始了中國如何繼續發展的討論。教授們教導舒立和她的同學成為真正的新聞記者，從毛澤東鉗制媒體之前的歲月中汲取經驗，那個時候中國的記者們在中國內戰期間為領導層收集經濟和政治資訊。學生和老師坦率地討論文化大革命是怎樣一出悲劇。老師們教導學生他們的職責一是成為共產黨的喉舌，但是也要扮演批評者和監督者的角色，保持黨的正直。 1982年舒立完成學業，投入了調查報道工作，為《工人日報》撰寫有關腐敗的文章，這家報紙努力重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懶散的新聞行業。舒立的文字詳細揭露了中國官員非法利用政府資金為個人牟利的案件。在一些報道中，她和當時中國最著名的記者合作，來自《人民日報》的劉賓雁。《人民日報》的編輯允許劉記者報道黨要求揭露的一些腐敗故事。但是反腐敗的新聞攻勢並未持續很長時間。有太多重要人物收到牽連。1985年，為了擺脫不斷要求揭露醜聞的舒立，《工人日報》把她下放到東南沿海的廈門市。舒立在下放中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幹勁。她學會了攝影和開車。她開著自己的豐田皇冠在城裡遊蕩，要求和地方及省領導談話，餘下的時候就在廈門大學學習英文。 在獲得明尼蘇達州聖保羅Macalester大學世界新聞研究院的新聞學會員資格之後，舒立成了《工人日報》的國際編輯；但是後來因參加天安門遊行而被停職。在停職期間，她寫了本書，這是中國革命後第一本關於美國新聞學的中文書籍。她前期作為一名揭露醜聞的記者帶來的聲譽，再加上她在這本書中關於新聞報紙應該中立、客觀的令人震驚的勸誡，舒立在中國記者中成了名人。 重操舊業 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深圳，香港這塊英殖民地的新聞報紙傳達了他重新點燃改革之火的訊息。鄧小平出行的原因是他在TAMDTS後扶上臺的保守官員把持著黨的全國性報紙，封鎖了他想要透過這些報紙傳達的資訊。在鄧小平南巡後的幾個月後，一本新的全國性商業報紙——《中華工商時報》發行了，總編輯是舒立在《工人日報》的老編輯丁望。丁望任命舒立為國際編輯，她利用這個職
95 位追蹤並訪問那些她認為能夠教會自己一些東西的人。新成立的股票市場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 以及外貿部的官員們都是她的物件。外國公司的CEO經常會在酒店房間接到舒立的電話，要求他們在大堂接受她的採訪。 當丁望被解職後，舒立滿懷鬱悶的辭職了。一方面是因為政治原因。在丁望的領導下，報紙大力呼籲更快的進行經濟改革，超出了李鵬總理和其它保守官員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更大的原因是錢。 丁望和舒立都堅持把廣告業務和報紙編輯分開。他們想要支付記者足夠的工資，這樣就能要求他們做到誠實，不為那些暗中付錢給記者的公司寫軟文。他們還反對為那些購買了廣告版面的公司寫讚揚性的文章。 1994年，舒立獲得了斯坦福大學的騎士獎學金。她前往加州學習美國的金融市場和美國媒體在監管這些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認為中國領導人遲早會意識到沒有媒體扮演金融市場監督者的角色， 中國就會成為股市操縱者的天堂，而小投資人手中只剩下一堆毫無價值的紙片。 中國商業時報請她回來擔任資深記者，舒立找到了一個地方繼續學習金融市場的知識。就在她家不遠的地方，在北京城的西部，前世界銀行中國首代林重庚正在召集人馬搭建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行，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舒立開始在中金公司的辦公室中頻頻出沒，不知疲倦地向曾參與國際金融業務的中國人問問題。她還和合資公司的合作方，摩根士丹利亞洲公司以及中國建設銀行的高層官員們成了朋友。中金公司參與了大部分中國公司的海外上市工作，舒立利用她的熟人進行報道。舒立為自己的報道設定了很高的標準，她熟讀《歐洲貨幣》(Euromoney)、《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和華爾街日報，不僅為了保持與國際金融市場同步，她還學習這些報紙的寫作風格和標準。 1996年，舒立受聘於一家新的商業期刊《資本》擔任高階編輯，這本雜誌是北京市政府下的一家商業集團主辦的。同時，她還重新聯合了她的老編輯丁望，後者在上海開辦了一份商業期刊，名為 《中國商業週刊》。兩年時間中，舒立往返於北京和上海，為兩家雜誌撰稿。上海宣傳部門的官員最後關閉了《中國商業週刊》，因為這本雜誌刊登了臺灣總統李登輝的一張照片；舒立也離開了《資本》，因為她無法說服自己的老闆增加新聞欄目的投入，並禁止為廣告商刊登讚美的文章。 財力充足的導師舒立在離開《資本》之前，已經開始和王波明討論有關工作的事。王波明在中國是一名很特別的人物，1955年生於波蘭，他父親時任中國駐波蘭大使。1980年，王波明是首批獲准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之一。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國際金融碩士學位，當改革派人士胡YB1987年被免去黨總書記的職位時，王波明和幾個朋友徵集到了一千名在美中國學生的簽名，寫信給政府要求繼續推動改革。在這個團隊中，王波明和幾個朋友成立了“中國商業聯合會”，在中國推動市場經濟和證券市場。王波明和他的同胞們於1988年底回國開始了他們的事業。 初出茅廬的股市創業家們不僅僅要讓政府相信他們是認真的，他們還必須教育政府資本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王波明和其它幾個領導層精英的子女們一起召集高層會議，尋求支持者。王波明找到了時任趙ZY總理顧問的青年王岐山，以及在中美入關談判中擔任談判人員的青年周小川，後者的父親在機械部曾是江澤民的領導。1989年初，股市創業家們得到了來自政府的重要支援，當時王岐山正組建 “證券交易執行委員會”（SEEC），對全國範圍內突然出現並蔓延的不正當證券交易進行監管。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CSRC）於1992年10月成立。王波明在紐約中國商業聯合會中的夥伴高西慶出任法律部主任，王波明本人則擔任研究部主任，這是對他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多年研究經驗的認可。但是王波明發現政府工作太官僚了。他覺得他和自己的朋友們已經完成了初步的目標，現在想要賺點錢，於是他把SEEC轉成了生意。 他建立了一個政府債券的電子交易系統，後來這個系統被政府關閉；他開始管理來自於國際投資人的規模一億美元的基金，投資於那些希望上市的中國企業，並幫這些企業做廣告。他還創辦了 《證券市場週刊》，後來成為中國股市最重要的資訊來源。這本雜誌很枯燥，通常都刊登技術和學
96 術文章，但它是唯一經過證監會正式批准的刊物。雜誌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立刻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商業雜誌，全國大約有一百萬名訂戶。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湧入股市，在股市開戶的人數超過了四千萬人，王波明意識到可以辦一本更通俗、更全面的雜誌。 王波明和胡舒立曾在兩年前略試合作，但是王波明很難與胡舒立站在一條線上。她總是提出一些不可能的要求來。時至今日，他知道她並未改變，自己的日子會很難過。但是他也明白舒立是中國最優秀、最進取的編輯。為了這本雜誌，他必須全盤接受舒立的要求。市場已經準備好迎接一本勇敢、 正直的雜誌，而舒立就是那個出版人。王波明還知道曾協助證監會成立的中國官員——王岐山和周小川，現在都在銀行和金融領域擔任高位，他們也會重視透過真正的媒體監督保護投資人的利益。而在另一方，胡舒立則認為她可以利用王波明充足的財力來發行一本誠實正直的雜誌，積極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監管。 但是在答應王波明的合作邀請之前，胡舒立列出了嚴格的條件。她提出了編輯人員的預算，其中包括每年二十萬美元的記者工資，這樣她就可以確保記者的誠實。王波明沒有退縮。然後舒立使出了第二擊：“我來負責所有的編輯工作。你不能干預。在編輯和廣告之間需要建立一道中國牆。” 王波明接受了舒立的條件，她就開始招募人員，要把他們訓練成真正的記者。她從《中國商業週刊》帶來了一些值得信任的同事，但她也尋找那些在編輯或記者行業工作時間不長的年輕人，他們尚未腐敗，也還沒來得及落入記者們通常會經歷的自我審查的陷阱中。一當人們聽說胡舒立要開辦一本新的雜誌，名為《財經》，全中國的記者都給她發來了應聘的郵件。 怒氣衝衝的電話 19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讓中國領導人看到了狼狽為奸的資本主義如何摧毀一國的金融體系、 讓數十年的發展與增長灰飛煙滅。《財經》雜誌1998年4月份的創刊號中，詳細揭露了一家名為瓊民源的上市公司的故事，這家倍受熱捧的公司剛因提交虛假財務報告而暫停交易。通常，證監會禁止中國記者報道此類公司的問題，理由是這樣的醜聞會打擊投資人的熱情、阻礙中國股市的發展。政府依賴股市將大量的個人存款注入到國有企業的融資和改制中去。王波明不得不派人去證監會，整整一個禮拜都為這篇報道進行道歉。但是他的新雜誌一舉成名，證監會很多官員對刊物的激進姿態都表示歡迎。 舒立和她的記者們繼續報道股市問題，並請求專家撰寫經濟政策分析，質疑某些政府政策。結果不言而喻——王波明開始接到越來越多怒氣衝衝的電話。有一段時間似乎每個他認識的人都在生他的氣，生他的雜誌的氣。監管者抱怨《財經》打破了新聞報道的禁令。上市公司管理層大叫《財經》在狙擊公司的股價。投資銀行為《財經》揭露正在尋求上市的公司的不利訊息而苦惱。對於一個自詡和每個人都是朋友的人來說，這樣的電話令王波明痛苦。他會有禮貌的聽完對方的話，然後解釋說他只是擁有這本雜誌，但是不能干涉編輯的決定。打電話的人會感到很困擾。你擁有它，但是你不能決定發表什麼？告訴舒立讓她緩和甚或斃掉批評自己朋友的文章——王波明感到羞於啟齒，同時對她可怕的脾氣也心懷忌憚。不管如何，當客戶因為批評文章而撤下廣告時，王波明很痛心。 中國的商業社會很快就學會了害怕並尊重胡舒立。她從不打高爾夫球，也很少參加社交活動。但是就算她和商業人士沒有共同的休閒時光，她和他們卻有著共同的改革中國的目標。她說話快，走路快，但無論是她的嘴還是她的腳都沒有她的腦子快。沒有閒聊的功夫。她的很多朋友都已經習慣接到她的電話，吩咐他們為她做這做那，而她提出要求的口吻是如此確鑿，沒有一點不好意思，甚至都沒有人敢向她提出疑問。她簡單地認為全世界都是為她服務的，但只是為了讓這個世界更美好。很多政府官員和金融界經理們都搬到了北京城東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之中，胡舒立卻依然住在50年代蘇聯風格、樓梯間陰暗破舊樓的水泥樓房裡。她家中只有很少幾件基本的傢俱，但是四面牆都擺滿了中英文的歷史、金融和政治方面的書籍。 舒立的員工對她充滿敬意，但是她對他們則非常粗率。“她沒有管理天賦。她不喜歡管理一個組
97 織。她是一名記者。她總是想要抓住新聞。”一名《財經》記者說。“她設定了很高的標準，有時候她簡直就是折磨自己的下屬。她總是在推啊、推啊、推。她永遠不會停止，直到你抱怨。然後她會後退一點。我們和新來的記者說，如果她推你推得太遠，而你又不抱怨，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舒立很早就意識到對出版物進行審查的共產黨官員對經濟知之甚少，對金融更是一竅不通。王波明任命了一名前新華社編輯在每期《財經》雜誌發行前進行審稿，舒立就在每期雜誌中都加上一篇能引起這名編輯爭論的有關政治的報道。這位編輯算是有了一件可做之事，與此同時舒立則在他眼皮子底下透過了能引起爭議的商業報道。 她靠的就是爭議。2000年10月，《財經》發表了一批報道，揭露了中國共同基金的經理人串通起來操縱股市，引起了中國整個金融行業的震動。報道的核心是上海證券交易所一名官員撰寫的一篇秘密報告，政府感到非常為難，因此把它壓了下去。舒立搞到了這份報告，給其中的資訊加上了分析和解釋，醜聞被曝光了。中國主要幾家證券公司進行了反擊，在新華社發行的證券市場報紙上聯合譴責 《財經》雜誌。 一年以後，2001年8月，《財經》再次引燃了金融行業，深入揭露了銀廣廈的故事，這家公司的股價當時正直線颷升，是股市投資人熱烈追捧的明星股。公司CEO在文章發表前找到王波明，提出購買廣告來撤換這篇文章，後來由提出收購雜誌。這家公司是江澤民主席和其它國家領導人曾熱烈讚揚並訪問過的公司。王波明把舒立找來問她有關這篇報道的事情。她向他保證自己有鐵一樣的證據證明這家公司財務報表做假。王波明對這件事的政治影響依然很擔心，他給老朋友王岐山打了電話。王岐山當時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他答覆道：“公司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就報。” 《財經》報道說銀廣廈在財務報告上作假。股價從34跌到了7。證監會進行了調查，報告說公司的財務報表遠比《財經》報道的要誇張。公司把《財經》告上了法庭，但是兩次都敗訴。 《財經》引來了很多模仿者，其中最好的都是曾為舒立工作過的編輯離開《財經》後創立的。很多時候，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出版商的阻撓，出版商認為揭露和激進的新聞報道只會帶來麻煩。雖然有一些亮點，但《財經》依然是中國為數不多的不以讚美文章換廣告或金錢的出版物之一。 2003年春天，中國遭到了致命的呼吸道傳染疾病SARS的襲擊。《財經》走出了自己傳統的經濟領域。當廣東省有人開始死亡時，中國政府下令所有媒體不得報道此事，而只是印上政府的官方說法， 即SARS是被隔離的小問題。流言傳播得很快，中國國民開始恐慌起來，他們正處在傳染病的中心。 《財經》跳入了視野。舒立去到了中國西部省份，訪問那裡的官員，尋找疾病爆發的形式。她派記者到香港和河內，視察那些SARS熱點地區。她甚至刊登了一名加拿大記者報道的關於多倫多出現SARS 的文章。雜誌把亞特蘭大美國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視為中國政府應學習的榜樣。《財經》甚至出版了特別週刊深入報道SARS。 “舒立知道在這樣的危機時刻，正是一名新聞記者應該有所突破的時候。”一名《財經》編輯說道。“我們知道我們有機會，因為情況太不清楚了。今天我們可以積極地報道股市，明天我們就會報道平民選舉。” 這對你意味著什麼 20世紀90年代，當我擔任華爾街日報中國代表處主任的時候，我震驚地發現許多中國記者其實都知道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卻只有極少數事情他們能夠真正予以報道。在中國，胡舒立並不是唯一一個有著遠大的理想、強烈的正義感、以及發現並公佈真相的決心的記者。我看到了很多編輯和記者，還有一些出版物，勇敢地挖掘那些政府並不想說的故事。也許程益中的話最能描述中國記者的命運。程益中是廣州《南方都市報》的編輯，39歲，原則性強而又勇於冒險。2004年夏天，他因捏造出來的參與報紙經營費用貪汙的罪名被當地共產黨官員逮捕。真正的原因是當地官員想要阻止這家報紙的激進報道。當時報紙剛剛揭露了一名大學畢業生在警察局拘留所死亡的事件，讓他們極為不快。
98 這篇報道引發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並最終導致北京修訂了警方拘留的相關法規。程益中在監獄中呆了五個月，未經歷任何審訊，最後在退休官員、律師和記者的積極活動下被釋放。當他獲釋時，程益中如此描述中國的新聞行業：“自由意味著知道你自己的籠子有多大。” 無論是劉長樂還是胡舒立都有著敏銳的感覺，知道他們的籠子有多大。他們知道政府想要什麼， 這個國家又需要什麼才能進步發展。舒立的籠子是證券市場和經濟政策。劉長樂的籠子是把國際新聞帶入中國，並在全世界展現中國的形象。但是兩個人又時刻保持著政治嗅覺，隨時尋造可以擴大自己籠子的機會。 不幸的是，劉長樂和胡舒立在中國新聞行業的建設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數新聞記者腐敗、笨拙而懶惰。他們對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會問題的新聞是如此的無能為力，只能把關注點放在商業新聞上。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商業新聞只是成了為自己賺錢的一個工具，他們和中國的公司老總們串通起來抬高股價或幫助中國公司攻擊其外國和國內競爭對手。天安門事件後席捲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不斷的影響著商業界。所以只要他們在幫助中國公司，或僅僅是對外國機構大放厥詞，中國記者一般都可以自由地攻擊外國公司。印刷出版行業通常被分成商業媒體和黨的宣傳喉舌兩大塊。他們都有商業和金融版面。廣告投放者需要擁有購買力的讀者。因此黨報漸漸被淘汰，演變成了付費喉舌。編輯和記者收錢為公司進行報道。 商業媒體往往更糟。私人企業家被允許控制出版物的廣告和流通環節，而編輯環節通常至少名義上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只要這些出版物不在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報道上惹出麻煩，他們可以隨意做任何能賺錢的事情。很多媒體仿效默多克風格，報道名人小道和醜聞，文中充斥著秘密錄音和電子竊聽。這些初露鋒芒的中國媒體大亨們還利用他們的新聞欄目來酬謝自己在商業界的朋友，攻擊競爭對手。中國政府從來不說“新聞自由”或“新聞改革”，只說“新聞行業商業化”。在1989年遊行中， 時任上海市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在解釋其關閉一家先鋒派報紙《世界經濟論壇》時曾說過一句話，可以折射出領導層的態度。江澤民說新聞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你有多少錢，決定了你能享受多少自由。”他說。 作為一家在華外企，你所處的領域殺機四伏。西北航空公司有過多次經驗。在影響最大的一次中，這家航空公司面對氣憤填膺、誇大其詞的頭條新聞，號召民眾聯合抵制航空公司；起因是有一名中國乘客聲稱在要求提供第二份航空餐時遭到了一名空乘的種族侮辱。東芝由於未能召回可能存在磁碟瑕疵的膝上型電腦而在全國媒體上示眾。公園看護人把電視臺記者叫來，在鏡頭前用大鐵錘砸爛了一輛價值八萬五千美元、由政府野生公園擁有的賓士車。他們宣稱這輛車是次品，而賓士公司不能修理好各種毛病。全中國的媒體都不負責任地咬牙切齒地指責起汽車公司來。但是沒有人質疑一個政府野生動物園買一輛八萬五千美元的汽車做什麼。當沃爾馬在深圳開業時，媒體也是一片指責，從空調的噪音到銷售在中國組裝卻打上“美國製造”標籤的音響。 作為一家在華外企，你最好的防禦就是有效的進攻。民族主義狂潮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你和中國記者搞好關係，他們其實也蠻溫順的。 從默多克和劉長樂的傳奇故事中可以學到兩個商業教訓。第一，中國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偉大的人性觀察者。在商業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是中國人最拿手的。在西方，律師可以找到法律上的漏洞和證據，幫你達到成功；在中國，商人們透過同時從各個角度做各種人的工作來達到成功。最優秀的人才可以從一個方向拱拱這群人，從另一個方向拱拱那群人，再把另一群人拱開，而且這些工作都是同時在做的。劉長樂就是一個“拱人大師”。 我們也可以從默多克處理他和劉長樂的合作那裡學到東西。他並沒有把自己所有的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裡，他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政府關係。這讓默多克能夠不斷的發展自己的華語娛樂頻道，並在中國領導人當中建立一種個人信任關係。他和劉長樂的合作很牢固，因為默多克讓開了路。他基本上放棄了對鳳凰衛視的控制，讓劉長樂去實現他自己在新聞和公共事業中的計劃。他們漸漸地實現了在華合資企業成功的秘訣：合作方之間的和平共處。
99 商業紅寶書別犯“口水四濺CEO綜合症”。中國人最擅長的就是利用它的龐大身軀和兩千年的政治文明來迫使外國人接受條件，不要落入他們的陷阱。 如果你的老闆想在中國做一把就成交的買賣，把他/她的簽證丟掉。 把你的生意變成中國生活中的一部分。這樣它就很難甩掉你。這往往需要冒很大的險。 僅僅接觸到最高層是不會勝利的。你必須在各個層級找到支持者。 在中國最有能力的商人是最偉大的人性觀察者，他們可以在商業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西方律師尋找法律上的漏洞和證據，而中國人則找到可以幫他們從各個方向把利益拱出來的人。 在商業關係中，中國人更尋求穩定和信任，而不是親密。 中國的改革是透過一批有著相似想法的人達成的，他們在政治上相互庇護，當機會來臨的時候，就會共同出手。 不要在政府關係上依賴於你的合作伙伴。你的中國合作方有他的關係，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計劃、問題和包袱。 在中國，資訊是為那些當權者的利益服務的。為了維護特權階層，保持和諧，真相總是有所掩蓋。 中國的媒體總在引導人民的思想和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資訊進行全球化競爭兩者之間掙扎。 當有助於國家利益的時候，新聞報道的客觀性有所進步；但是在你的有生之年不要指望中國會有新聞自由。 政府宣傳是控制的重要形式，因此政府被迫陷入某種形式。他們說什麼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每一句話的作用都是為了防止其它想法的出現。 外國公司身處的環境是媒體可以自由開火的領域。中國記者在報道國內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形格勢禁，但卻可以攻擊外國公司，政府對此並不限制，甚至常常予以鼓勵。 尊重中國的記者，但是要小心。大部分中國新聞工作者很少甚至從未受過專業訓練。在他們的職業操守中沒有客觀一詞。對很多人來說，當記者只是建立商業生涯的一塊墊腳石。 向重要記者介紹你的業務，保持經常的往來，對他們盛情款待。事關個人
100 關係。中國記者很難攻擊他們的朋友，而能輕易攻擊沒有面子問題的外國公司。 貴公司的公關部可以向共產黨學習。保持低調的宣傳活動。這不是讓你總上頭條。這意味著編織你們自己的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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