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前的最後幾個月中，國家領導對英國的思想狀況是否有正確的估計，我表示懷疑。我只能希望希特勒絕對不要與西方國家發生戰爭。當我聽到德國不可避免地入侵波蘭的訊息時，我表 297
示很大的懷疑，雖然這個訊息沒有使我感到驚奇，但對英法的宜戰卻使我感到心情沉重。 但後來因為戰爭已在所難免，我即採取了明朗而堅決的態度：作為軍人，我唯有與外來之敵進行死的戰鬥。軍隊在思想上團結得越緊，戰鬥力則越強。這種思想上的團結表現在，當他們的祖國面臨戰爭時，軍人應毫無條件地執行國家領導的各種決策。任何偏離這些戰略決策的做法都意味著對已方力量的削弱和敵人在軍事上的勝利。與我們的全體軍人一樣，我在戰爭中的責任是，盡一切力量，想一切辦法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其中還包括以我的地位維護國家和國防軍之間的團結。對一位軍事指揮官來說，如果除了應在戰爭中指揮一切對付外來之敵的責任重大的艱苦戰鬥外，還要為內部的一些問題操勞，甚至還要與政治領導作鬥爭，那末對他的要求就太背刻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準備在談到7月20日事件吋再作一些補充。 1.943年1月，我被任命為海軍總司令。當時，對我所承擔的責任是何等重大，我心裡是完全清楚的。作為軍人我在戰爭中唯一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是全力以起地抗擊外敵，這個態度我始終沒變。 每個民族都要求其軍人具有這種態度，並透過最隆重的宣誓來強制他們無條件地履行這種義務。即使在軍事形勢不利的時候，也不能改變這種態度。一個國家如果在軍事形勢不利或沒有希望的時候，允許它的軍人不再把全部力量投入戰鬥，甚至讓每一個軍人自己去判斷情況是否如此，那麼就會動搖這個國家自身存在的基礎。 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不必去打聽在什麼時候要與誰打仗的問題。這是政治領導的事情，政治領導在這方面比軍人享有優先權。同樣，結束戰爭也是政治家的事情。 但對某一軍種的領導來說，他有義務在戰時向政治領導詳細彙報他任務範圍內的軍事形勢。此外還要對這場戰爭在軍事上是 298
• 否有完全成功的希望發表意見。 我經常向希特勒闡述，我對我們的這場海戰是如何充滿希望的。 但我從沒有對他講過（特別是1943年夏潛艇戰失敗之後）我們在這次戰爭中不再可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因而必須謀求和平之類的話。 我認為敵人是不會同意和平談判的，因此我覺得講這樣的話純屬多餘。 1939年英國參戰，原因是，大德國合併了奧地利之後變得強大起來，使莫國的強權利益和經濟利益受到了威脅。英國的歷史學家和軍事文學家富勒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寫道：英國政府參戰的真正原因是，“要使大不列顛存在下去就應堅定不移地執行傳統的政策，而德國的強權政策、生活方式、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與英國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英國忍氣吞聲的話，就會使德國在歐洲佔據統治地位。”回消滅德國的這種政治和經濟力量是英國的戰爭目的，美國支持英國的這種目的，而且在行動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些盎格魯撒克遜人公開宣稱，“討伐”民族社會主義和希特勒只不過是出於道義上的目的。這種討伐並不是他們主要的戰爭目的，其鬥爭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德國人民及其業力量。在 1945年希特勒自殺和民族社會主義被消除後的頭兒年，也就是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在德國人民中間失去共鳴的時候，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失去德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援的原因倒不是由於盟國所採取的各種措施，而是德國人民在1945年以後瞭解了這個政權所犯下的罪行。 富勒繼續用下面一段話道出了英國的戰爭目的，“從都鐸王朝到1914年，大不列顛的政策一直是，維持強國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說使大陸強國處於對抗和分裂狀態，使它們之間形成平衡。 這種平衡作用的結果使人們自然要考慮誰是敵人的問題。這個敵 299
人當然不是那個聲名狼藉的國家，而是另一個其政策對大不列顛或英帝國威脅更大的國家。” 羅斯福和丘吉爾在1943年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作出決定，要不顧一切地繼續將戰爭打下去，直至德國和日本“無條件投降”。 美國政府和英國的戰時內閣批准了這一決定。這就是說，我們被征服後連一點合法的要求也談不上，只有聽憑戰勝國的老爺們任意擺佈。 這意味著什麼，從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底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上所提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在會上他要求德國至少向俄國遣送 400萬名德國人作為永久性的勞動力使用。 1944年一些身居要職的將軍，如隆美爾，曾積極主張我們可與西方締結和約，以集中德國的全部軍事力量來對付東方，但當時外部的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盎格魯撒克遜一直反對這項提議。 尤其是羅斯福對斯大林和蘇維埃俄國的態度一直很主動，例如，羅斯福總統錯誤地認為，今後還得靠斯大林來征服日本，因而要使英美與蘇維埃俄國脫離關係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國政府在1944年夏除了無條件全部投降外，包括向斯大林投降，似乎沒有其它停戰的可能性。但是對投降國來說，投降意味著：停止戰鬥，束手就擒，去當俘虜。這樣一來，德國政府就得把當時尚在俄國縱深作戰的幾百萬德國東線士兵作為犧牲品交給斯大林。這是決不可能的！ 此外，“摩根索”計劃表明，我們預料中的事可能會發生。 該計劃是1944年9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魁北克會議上決定的，內容是準備摧毀德國的工業和所有的工廠。從此德國將變成一個牧場。 因此，面對敵人要求我們無條件投降的這種情況，對於一個在 1943年或1944年就認為這場戰爭在軍事上已無法打贏的德國指揮官來說，在這個時候去提醒希特勒必須結束戰爭締結和約是無濟於事的；因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們提出的未被採納的無條 300
件投降的辦法外，這個軍人也沒有其它的辦法。 但是，從原則上來講，一個處於領導地位的軍人，當他認為軍事局勢已無望取勝的時候，即便同意無條件投降，也應提出締結和約的要求，這樣做有可能提前中止戰爭。歷史告誠我們，在戰爭中出乎意料的政治變化和某些事件有可能改變無可挽回的形勢。 雖然我已被任命為海軍總司令，但在這種外部政治形勢下， 我除了盡力組織好戰鬥外，也別無它法。 雷德爾海軍元帥移交給我的那部分部隊在思想感情上和我的部隊很融洽，因此戰友之間的友誼和部隊的紀律都有所加強。海軍從1917和1918年的艦隊暴動和卡普叛亂的後果中得到了教訓，在 20年代初就純潔了其“內部組織”。經過海軍指揮部首腦們多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1928年以來在雷德爾海軍元帥的努力下，德國建立了一支在戰爭中能堅持不懈、頑強戰鬥、經受住各種考驗的軍種，儘管這個軍種與兩大海上強國的優勢兵力相比懸殊較大。我所接受的是一支基礎良好、思想健康、體格強壯的軍種部隊，即使在未來的更加艱苦的戰爭年代，這支軍隊必定會實現我的願望。 雖然我知道我所面臨的任務很重要，也很艱苦，但仍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興。我希望能隨著我職務的提高，我的影響能力也有所擴大。在已往的戰爭年代中，作為潛艇部隊司令的我不得不經常忍受我們的政治領導和國防軍統帥部所堅持的大陸主義的會度，儘管雷德爾海軍元帥多次進行規勸，但他們仍沒有認識到買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海軍沒有及時和充分地得到為完成戰爭中舉足輕重的作戰任務所必需的兵力兵器。我打算改變這種局面。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我親自對希特勒施加影晌。 光靠書面報告是不夠的。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透過在領袖大本營裡擔任要職的將軍來反映海軍的要求也是不夠的，必須由總司令親自出面來說明。根據以往的經驗，僅僅滿足於在希特勒那裡 301
作一次簡短的彙報是不行的；應該長時間留在那裡，直到一次匯報所產生的影響得到充分的鞏固為止，這也是有必要的。此外， 還得準備應付以後的反對意見，如有必要的話有時還要反覆懇切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使其生效。事實證明，自由生動地表達自己的願望是比較合適的，這樣可以激發希特勒生動的想象力，而不是 “僅觸及他的表皮”。 為了使那些為實施海上戰爭而必需提出的要求得以實現，我必須在工作上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沒有信任就根本談不上給他施加足夠的影響。要使他了解我，只有經常或間隔幾天就到大本營去。我相信，我上任之後採用這種辦法就能鞏固我在希特勒那裡的地位。 一開始我就遇到了麻煩。當我在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軍總司令的那天向他彙報時，他滔滔不絕地對我講了為什麼要大型軍艦退役的問題。他講完後，我對他說，我對我現在這一新的職務的使命還沒有充分的領會。 1943年2月8日，我看了一下大型軍艦的退役計劃，這個計劃是我的前任擬訂的。起初我對該計劃沒有提反對意見。 但很快我發現有關大型軍艦的報廢問題必須重新研究。經過調查我認為，大型軍艦退役，尤其是軍艦報廢需要花費勞動力和工業力量，這兩者都不會給人力和物力帶來值得一提的好處。這此錯施必然會在軍事和政治上產生不良後果。 根據與我前任提出的同樣的理由，我得出結論，上述計劃是錯誤的。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作了有關這方面問題的匯報。我簡單明瞭地向他解釋了我不能同意他的命令的理由，並請求他撤消這個命令。當時他感到意外的難堪，因為他萬萬沒有料到我這個一向要求大力支援潛艇戰的前潛艇部隊司令會系這種態度。他十分惱怒，但最後還是憤憤地同意了我的請求，並對我下了逐客令。 打這次彙報後的一段時間內，我曾懷疑，我擔任海軍總司令 302
的日子是否能長久。但很快我發現，我反對希特勒的結果完全不象我所想的那樣，後來他對我異乎尋常的客氣，這種態度一直保持到1945年4月底。他喜歡用我的軍銜稱呼我，而不帶別的，當著我的面他從沒有打破這個慣例，也沒有改變這種態度。 在向希特勒作了首次彙報後，我仍然遵循我的原則：在他的面前開誠佈公，不隱騰海軍的弊端或失誤。例如，我曾毫不猶琢直接了當地向他談了我對潛艇戰的憂慮。1943年5月當潛艇戰遊澳之際，我絲毫沒有受到希特勒的責備。此後不久，在一次大規模的形勢討論會上，有人問他報告，說一艘重要的油船在達達尼爾海峽附近被英國潛艇的魚雷擊中，這瘦油船是從黑海駛往被我佔領的希臘途中遇到潛艇的。希特勤怒氣衝衝地說：“當然，買國的滑艇是能做到這一點的，可是我們的潛艇在直布羅陀海峽卻一無所獲！”當時我站在他的對面靠近地圖處，周圍約有20人， 都是國防軍的首腦人物。這時我立即用強硬的語氣答道：“我的領袖，我們的潛艇必須與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作戰。假如我們的潛艇也能象英國潛艇在達達尼爾海峽前方海域那樣如入無人之境的條件下作戰，那麼它們起碼也會取得同樣的戰果。我派往直布羅陀海峽的都是一些地中海優秀的艇長，他們比英國人要能幹得多！” 由於我的回答措詞激烈，當時整個會議廳鴉雀無聲，希特勒面紅耳赤十分尷尬，但即刻就恢復了平靜，並對那位向他報告情況的約德爾將軍說：“請說下去！”我對希特勒的這種評語十分惱火，隨即離開了會議桌走到視窗旁。當討論會結束的時候，我走在後面，但希特勒走到我面前，用親切的口吻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共進早餐，我表示同意。他把戈林、凱特爾和約德爾打發走後，只留下我一人。 我所以這樣詳細地描述這一次爭論的場面，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對事業帶來了重要的後果。此後，希特勒再也沒有於預過海軍的事情。他似乎相信我會盡力而為的，對我可以信得過。當其 303
它人向他提出對海軍的建議或要求時，或在他面前以某種方式指責海軍時，他經常這樣回答，“海軍元帥一定會盡快按要求去辦的！ 這種關係的逐步發展，大大方便了我對海軍的領導。 但是，這種關係對我的地位也帶來了反作用，使我面臨其它買種和帝國當局的非難。 戈林喜歡在希特勒面前指責其它軍種。他的這種行為給我的前任雷德爾元帥帶來不少困難。當雷德爾移交最高指揮權告別希特勒時，為了助我一臂之力他對希特勒說：“請您在戈林面前支持海軍利我的接班人。” 很快我覺察到了戈林所耍的手腕，那就是經常把其它軍神的失誤當作頭條新聞不切實際地告訴希特勒，結果我與他之，同發生了衝突。最激烈也是最後一次的衝突發生在一次大的形勢討論會上。會議一開始戈林就報告，德國的快艇在英吉利海峽沿岸的某港受到英國飛機轟炸，損失慘重。造成這次事件的原因很可能是海軍的快艇沒有分散隱蔽，為了圖舒服“一古腦兒”地集中在一起。 我立即反唇相譏：“我不允許您抨擊海軍的事，元帥先生， 您最好還是去關心關心您的空軍吧，那裡夠您忙乎的。” 頓時會議室裡死一般的寂靜。後來希特勒要求那位作報告的軍官繼續講下去才打破了這種沉悶的空氣。 這次討論會結束後，又出現了與第一次同樣的情況：希特勤有意挑逗性地留我吃早飯，而與戈林握手告別。 打這次後，戈林再也不敢象上次那樣指責海軍了。他似乎也打算與我和解，這次衝突後短短的幾天他出乎意料地給我送來了用鑽石做的航空兵徽章，但是我覺得對於這種姿態我無法回敬。 我在希特勒面前仍然堅持我的坦率而堅定地表達自己觀點的原則。在好多情況下我曾講過：“我這個海軍總司令可能幹不長了。” 希特勒曾命令，凡是與瓦解國防軍戰鬥力有關的刑事案件均 304
應交給人民法院處裡。但由於我的抵制，這項命令對海軍來說等於無效。只有在海軍中，由於我的反對，才使得1944年委派的民， 族社會主義指揮官沒有對部隊的指揮活動產生多大影響。遇到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總為海軍作出特殊的規定。 1944年7月20日以後，希特勒不再邀我與他共餐。我只能在六庭廣眾中見到他，與他說說話。但他對我的親切態度仍一如既往。 由於在工作上我幸運地得到希特勒對我的信任，從而使我能為海軍爭取到他的許多支援。凡是海軍裝備方面需要的物資，一般都能如願以償，雖然當時正在進行的轟炸要求德國工業生產力大大超過前兒年。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十九章中談到。 限制每個負責人的職權範圍是希特勒的原則，與海軍無關的問題他從來不問我，更談不上徵求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 實際上我想關心一下其它方面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只 1938年以來不再舉行內閣會議，我只好要求在其它部門的首腦， 希特勒彙報情況時我能參加旁聽，或者能得到這些報告的文字*， 料。但這兩種辦法都行不通。因而我對職權範圍以外的一些出Y 問題缺乏系統和足夠的瞭解。由於不瞭解情況我對這些閉題恐進行客觀的判斷，因此我在希特勒面前除了過問少數的特殊情況外，無法過問我職權範圍以外的事情。凡是我對這些問題提的走議，總是被希特勒用相設的理由加以駁斥。這主要是我對事情缺乏全面的瞭解，不得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是，這種對我的任務範圍的限制，並不能打消我作為海軍總司令想經常瞭解整個軍情的願望。要實現這一願望，經常您地參加大本營召開的大的軍事形勢討論會是很有必要的。 紐倫堡法庭對我判刑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戰爭期間與希子勤就海軍問題進行過120次會談”。 世界上哪裡有直接隸屬於國家元首的某軍種總司令是採那其它辦法來完成他的每一項任務的呢？
法繹； ① 雷德爾，《我的一生》，第2卷，第290頁。 2 馮•普特卡默爾海軍少將（希特勒的海軍副官）：《令人不交的海洋》一書中的《希特勒和海軍》一章，第53頁，維也納卡爾•屈內出版社。 ③ 雷德爾：《我的一生》，第2卷，第133頁。 ④ 見本書第44頁（即中譯本第39頁•一一譯者注） ⑤5 i•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文版，洪博亦特出版社，第21～22頁。 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