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坐在美國政府顧問和決策者戴維·哈爾彭的辦公室，發現了我自己的領域依賴性。在聽說了我對反脆弱性的看法後，哈爾彭告訴了我一種被稱為創傷後成長的現象，這是與創傷後壓力綜合徵相對立的一種現象，指的是人們在受到過去事件的傷害後重新振作並超越自己。我此前從未聽說過這種現象，慚愧的是，我也從未努力思考過它的存在：雖有少量相關文獻材料存在，但在一個狹小的學科領域外鮮有人宣傳。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以及所謂的習得詞彙中，我們聽到的更多的是更聳人聽聞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而非創傷後成長。但從 “磨鍊性格”這樣的表達中，我們可以看到通俗文化已經意識到了這一概念的存在。同樣意識到這一點的還有古地中海的經典作品和我們的老祖母。 知識分子往往關注的是隨機性（脆弱性）帶來的負面反應，而非正面反應（反脆弱性）。 這不僅僅發生在心理學領域，它隨處可見。 你怎麼創新？首先，嘗試惹上麻煩。我的意思是嚴重的但並不致命的麻煩。我認為（這並不是一種推測，而是一種信念），創新和成熟源自最初的創新必要性，但卻超越了滿足這種必要性的狀態（即最初發明或發明嘗試帶來的意外副作用）。自然，經典思想中也不乏這方面的思考，比如有一句拉丁諺語說的就是藝術家成長於飢餓之中。這種觀點在古典文學中無所不在：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就認為困難喚醒了天才，用布魯克林英語翻譯出來就是“當生活給了你一顆苦果……” 對挫折的過度反應所釋放出來的多餘能量成就了創新！ 來自古人的這種思考，比它表面看上去更博大精深。它在許多層面上與現代的方法和創新思路大相徑庭，因為我們往往傾向於認為，創新來自於體制的資金支援，並透過規劃— —或者把員工送到哈佛商學院，由知名的創新與創業學教授（他從未創新過什麼）進行培訓，或聘請顧問（他也從未創新過什麼）——來實現。這是一個謬論。只要你從現在開始注意，從工業革命到矽谷的誕生，是那些從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才和創業者對各類技術飛躍做出了絕大部分的貢獻時，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然而，儘管反證的例子無處不在，我們也很容易從古人（或祖母）那裡免費汲取智慧， 但現代人卻仍試圖依賴舒適、安全和可預測的環境進行創新，而不能接受“必要性確實是發明之母”的理念。 很多人，像偉大的羅馬政治家監察官老加圖[4]，就將安逸——幾乎任何形式的安逸— —視為通向墮落的道路。他不喜歡所有輕易就能獲得的東西，因為他擔心這樣會削弱意志。 而且，他擔心這種弱化意志的事件影響的不只是個人層面：事實上，整個社會都會墮落。想想看，當我在寫這些文字時，我們正生活在債務危機中。整個世界空前富裕，也承受著空前沉重的債務，靠舉債生活。歷史記錄表明，對社會來說，我們越富有，就越難量入為出。富足比貧困更難對付。 航空領域內最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自動化飛機的出現大大地降低了飛行員面臨的挑戰，使得飛行對他們來說太舒服了，甚至舒服到了危險的地步。如果老加圖地下有知，也一定會會心一笑的。由於長期缺乏挑戰性，飛行員的注意力和技能逐漸鈍化，而且真的釀成了機毀人亡的慘劇。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一項規定，該規定敦促航空業提高對自動飛行的依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FAA 最終想通了這個問題，它最近發現，飛行員往往“將太多責任轉移給了自動系統”。
如何在跑馬比賽中取勝有人說，好馬與劣馬一起賽跑，最終會越跑越慢，而與更優秀的對手比賽則會越戰越勇， 並一舉奪魁。壓力源、反毒物興奮效應與挑戰的缺乏都會導致應激反應不足，從而降低最佳表現的水準。波德萊爾的詩中有這麼一句話：“信天翁巨大的翅膀阻礙了他的飛行。”—— 許多人的微積分成績要比另一些人的微積分成績更好。 過度補償機制往往隱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長途飛行後最好去健身房鍛鍊以消除疲勞， 而不是坐下來休息。此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小伎倆，如果你急著要完成某事，不妨將其交給辦公室裡任務最繁忙的（或第二繁忙的）那個人去做。大多數人的空閒時間都會被浪費掉，因為空閒時間會讓他們無所事事、懶惰、無心向學，而一旦他們忙起來，他們往往會在其他任務上也更為積極。過度反應在這裡再次顯現。 我在講課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陷阱。會議組織者一直告訴我，演講者說話的聲音要響亮， 應學會像電視播音員那樣用假聲說話，甚至可以在舞臺上跳舞以博得眼球。有些出版社還把作者送到“演講”學校進行培訓——當第一次有出版社建議我這樣做時，我當即決定換一家出版社出版我的書。事實上，我覺得演講的時候最好輕聲細語，而不是聲嘶力竭。最好稍微降低音量，不那麼響亮。當我還在交易所當交易員（就是連續競價中，那些站在擁擠的場內大聲呼喊和尖叫的瘋狂的人）的時候我就意識到，音量大小與成交順序恰好相反：與黑手黨老大一樣，最沉默寡言的交易員才是最強大的。每個人都應該有足夠的自我控制能力，讓觀眾必須努力才能聽清，這有助於他們切換到積極的思維模式下。人們曾對這種注意力反論做過一點點調查：“言語不流暢”的效應是有實證證據的。精神集中可以幫助我們進入更高的思維層面，啟用更具活力、更善於分析的大腦機器。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和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內都有大量擁躉，而他們的講話風格卻與那些裝腔作勢的演講家或者長期受訓的電視播音員截然相反。
過度反應機制或類似的機制會使我們在有一點點背景噪聲的地方更好地集中精力，就好像對抗這些噪聲的行為可以幫助我們集中注意力。想想看，人類總有一些不可思議的能力， 比如從歡樂的氣氛中洞察不和諧的聲音，在大聲的喧譁聲中辨識不一樣的訊號。因此，不僅我們天生具備過度反應的能力，我們有時還需要一些噪聲。像許多作家一樣，我喜歡坐在咖啡館裡寫作，正如他們所說，這是為了躲避干擾。只要想想我們一些人的睡前嗜好，有些人喜歡聽著樹葉的沙沙聲或海濤聲入眠，現在甚至還有製造“白色噪聲”的電子產品，用來幫助人們睡得更酣。這些小小的干擾就像毒物興奮效應一樣，過了一定的臨界點則過猶不及。 雖然我並沒有嘗試過，但我敢肯定，在希思羅國際機場的跑道上是很難寫出一篇文章的。 以冗餘的形式呈現的反脆弱性反應那次倫敦之行中，當我聽到“創傷後”一詞時，頓時靈感一現。我突然意識到，反脆弱性的毒物興奮效應其實只是某種形式的冗餘，由此所有與大自然有關的想法融會貫通在我的腦子裡。這些都是冗餘。大自然喜歡反覆印證自己。 層層冗餘正是自然生態系統集中管理風險的顯著特徵。我們人類有兩個腎臟（甚至會計師也不例外），額外的器官——許多器官還有額外的容量（比如肺、神經系統、動脈機制）， 然而，人天生卻不喜歡冗餘——人類歷來喜歡欠債，這與冗餘完全相反（將5 萬美元閒錢存入銀行，或更好的是將錢藏在床墊下，這就是冗餘；欠銀行同等數額的資金，即欠債，就是冗餘的對立面）。冗餘這個詞很不明確，因為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它似乎就是一種浪費， 除非發生意外情況。然而，意外通常會發生。 另外，冗餘不一定無用，它可能非常有用。例如，如果你為了保險起見在倉庫中儲備了多餘的庫存，比如說，化肥，恰好由於化肥生產國發生動盪導致化肥短缺，那麼你就可以以高溢價出售多餘的庫存。或者，如果你有額外的石油儲備，你也可以在油荒時獲取高額利潤。 現在，事實證明，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過度反應：它就是某種形式的冗餘。九頭蛇怪長出的另一個頭是額外的——也就是看似多餘的——與人類的腎臟沒有什麼不同，與承受額外壓力的額外能力也沒什麼區別。如果你誤吞了15 毫克的有毒物質，你的肌體可能會變得更加強壯，為對抗20 毫克或更多的毒物作好了準備，其副作用就是使你的整體變強。你能承受的這5 毫克額外的毒與你貯藏的其他重要或必要的物品——比如說存在銀行的閒錢， 或者儲存在地下室的食物——並沒有什麼不同。讓我們回到創新的驅動力上：從挫折中產生的強於常人的動力和意志力也是額外的能力，與儲備的額外食物無異。 一個過度反應的系統一定會採用超額模式，建立額外的能力和力量，預期更壞的結果， 對有關危險發生機率的資訊做出反應。當然，從機會主義的角度說，這種額外的能力或力量本身也可能是很有用的。我們看到，冗餘是機會主義，所以即使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這種額外的力量也能帶來一定的益處。告訴你碰到的下一個工商管理學碩士（MBA）分析師或商學院教授，冗餘不是防禦性的；它更像是投資，而不僅僅是保險。再告訴他們一句，他們認為“低效率”的事物往往是非常有效的。 事實上，我們的身體會透過一種非常複雜的方式洞察周圍的一切可能性，其評估風險的能力遠遠強於我們的智商。舉一個例子，風險管理專業人士往往透過回顧歷史來推斷所謂的最糟情境，並據此估計未來的風險，這種方法被稱為“壓力測試”。他們往往將歷史上最糟糕的經濟衰退、最慘烈的戰爭、最不利的利率波動或最低的失業率作為對未來最糟糕形勢的精確估計。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注意到以下矛盾：這個所謂的最糟形勢在發生時，已經超越了當時歷史的最糟形勢。可是，這個關鍵的邏輯卻被忽略了。 我把這種心理缺陷稱為盧克萊修問題，因為拉丁詩人兼哲學家盧克萊修寫道，只有傻瓜才會認為世界上最高的山脈就是他親眼所見的最高的那座。而我們卻往往將此生所見的輝煌視為這世間的最高成就。而且，我們這樣做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在法老時代的埃及（這恰好是第一個由官僚完全自上而下管理的國家），文員們會跟蹤尼羅河的最高水位標記，並據此估計未來河水氾濫的最壞情況。 在2011 年的海嘯中，經歷災難性事故的福島核反應堆又是另一個例證。它是以能承受歷史上最強震級的地震為標準建造的，建造者並沒有想過更糟的情況，也沒過想過歷史上那次最糟的地震本身也是突如其來、沒有先例的。同樣的，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博士在向美國國會的致歉宣告中道出了他的經典語句：“這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可是，大自然與脆弱的格林斯潘不同，它總是為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作好了準備，總是能夠未雨綢繆。[5] 如果前一段歷史是人類為生存而戰的話，那麼下一段歷史就輪到大自然了。你的身體比你對未來更具預測性。想想我們是如何訓練舉重的：身體會過度反應和過度準備，以應對壓力（當然，以生理極限為限）。透過這種方式，身體才能變得更強壯。 我對金融危機影響的看法散播開後，我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華爾街日報》甚至建議我“僱幾個保鏢”。我試圖告訴自己，別擔心，保持冷靜，這些威脅只不過來自幾個心懷不滿的銀行家；不管怎樣，人總是先看到自己的財務遭受重創，然後才會在報紙上讀到這些新聞，這個順序不會顛倒。我本來並未將他人的建議放在心上，可到了紐約或倫敦的時候，我簡直不敢放鬆，即使喝了甘菊茶後也無法放鬆。我開始覺得自己在公共場所簡直有了妄想症， 總是會仔細審視周圍的每一個人，以確定自己是不是被跟蹤了。 我開始認真考慮僱用保鏢的建議，但我發現，與其僱用保鏢，倒不如自己變成一名保鏢， 或者看起來像一名保鏢，這個主意更吸引我（也經濟得多）。我找到了萊尼，外號“蛋糕” 的人。他是一名教練，體重約280 磅（130 公斤），晚上他還兼職做保安。他的綽號和體重源自他對蛋糕的偏愛。“蛋糕”萊尼起碼在5 個郵政區域內都是體格最有威懾力的人，而且他已經60 歲了。因此，我並未跟著他學習，而是看他訓練。他進行的是最高重量級別的訓練，並極為推崇這種訓練方法，因為他發現這是最有效和最省時的方法。該方法包括在健身房內先利用一小段時間專注於提高過去的舉重紀錄，也就是你曾舉起過的最大重量，就像最高水位標記一樣。這種鍛鍊以嘗試超越紀錄一兩次為限，而不是把時間花在無聊而耗時的重複嘗試上。這種訓練讓我想到了自然的舉重方式，而且這符合循證文獻：全力以赴做到極致， 隨後將剩餘時間用於休息和享用巨無霸牛排上。如今，我進行極限訓練的時間已經有4 年了，我很驚喜地看到，我的生理狀況如何在預期超越過去最佳狀態的過程中不斷改善，直至到達極限。 在拉著器械把手提起330 磅重量等級（即模擬搬起石頭齊腰平）後，我會去休息，而且確信我的身體已經預測到下一次我可能需要提起335 磅的重量。我在公共場所的妄想症逐漸消失了，我恢復了冷靜。鍛鍊的好處還不只這些，我還意外地獲得一項好處。每次我在肯尼迪機場的候車區門口被那些執意要載我的豪華計程車司機騷擾時，我便會平靜地告訴他們：“離我……遠點”，他們就會落荒而逃了。但是，這也有一些嚴重的缺陷：在一些讀者見面會上，有些讀者實在難以接受一個長得像保鏢一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們要麼瘦骨嶙峋，要麼肥胖臃腫（當他們穿著斜紋軟呢外套的時候尤為明顯），但他們實在不應該看起來像個屠夫。 再說一些可以讓達爾文主義者好好動動腦筋的事，這是一位風險分析師、我最喜歡的調侃對手（也是我的朋友）阿倫·布朗告訴我的：“健康”一詞本身可能就相當不準確，甚至含糊不清，而“反脆弱性”超越了一般的健康狀態，這幫助我們澄清了概念的混淆。什麼是“健康”？是身體狀況根據過去的特定環境進行調節，還是進一步針對預期的高壓或更高強度的環境進行調節？許多人會選擇第一種適應能力，而忽略反脆弱性的概念。但如果他們以數學方式寫下自然選擇的標準模型，他們會看到過度反應效應，而不僅僅是維持“健康”狀態。 [6]
即使是研究了創傷後成長背後的反脆弱性反應，並展示了相關資料的心理學家，也未必能完全理解這一概念，因為他們在選擇用詞的時候，很容易會將其與“復原力”混為一談。 論暴亂、愛和其他意料之外壓力受益者的反脆弱性一旦一個人能努力克服領域依賴性，那他就能看到，過度反應的現象無處不在。 那些瞭解生物領域細菌耐藥性的人，卻完全不理解塞內加在《寬恕》一書中就處罰的反效應所寫下的格言。他寫道：“重複處罰雖然打擊了某些人的仇恨，卻激起了所有人的仇恨……就像樹木修剪後將再抽出無數新的枝條一樣。”事實上，革命正是在壓迫中孕育的， 殺害幾名示威者只會讓更多的人站起來反抗。一首愛爾蘭的革命歌曲就飽含了這層寓意： 你的堡壘築得越高，我們就越有力量。 某些時候，人也會異化，被憤怒矇蔽了雙眼，在願意為事業犧牲生命（雖然他們並不一定視為犧牲）的一些人的英雄主義感染下而熱血沸騰，甚至渴望能有幸成為烈士。政治運動和叛亂具有高度的反脆弱性，愚蠢的行為就是試圖用暴力壓制它們，而不是想辦法操控它們、 以退為進，或找到更精明的策略，就像赫拉克勒斯殺死九頭蛇怪一樣。 反脆弱性喚醒了肌體的應激反應，對壓力和傷害做出了過度反應，如果這樣界定反脆弱性，那麼在經濟生活之外你能看到的最具反脆弱性的事情莫過於難以泯滅的愛或恨，即對於距離、家庭矛盾以及壓抑愛憎情緒的企圖等做出的過度反應。文學作品中充斥著似乎違背自己的意願（可以這麼說）而為反脆弱性的激情所困擾的角色。在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中，斯萬這位社會關係複雜的猶太藝術品經銷商愛上了奧黛特——一個蕩婦，
一個類似被“包養”的女人、交際花；奧黛特對他的態度極其惡劣。但是這種難以捉摸的行為令他痴迷，甚至不惜降低身份以爭取與她相處更長的時間。斯萬對奧黛特表現出了明顯的依戀，甚至跟隨她與其他男人幽會，無恥地躲藏在樓梯間等待，這當然使她對待他的態度更加難以捉摸。據說，這個故事是以普魯斯特本人與其（男）司機之間的感情糾葛為原型的。 我們也可以以迪諾·布扎蒂的半自傳小說《某種愛的紀錄》為例，這個故事講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米蘭人愛上了——當然，是意外地——一個晚上兼做妓女的舞者。這位舞者當然對他很不好，敲詐他、利用他、欺騙他；可是，她越是這樣對待他，他越是願意接受這種虐待， 以滿足自己與她在一起的那點反脆弱性的渴望。但是，故事有個大團圓的結局：在傳記之外的現實生活中，布扎蒂在60 歲時與一個25 歲的年輕女人阿爾梅里亞結婚了，這個女人以前是舞蹈演員，看似就是故事中主人公的原型，布扎蒂婚後不久便去世了，而阿爾梅里亞則很好地盡到了守護其文學遺產的責任。 雖然像盧克萊修（本章前面部分提到的那位哲學家）那樣的作者也痛斥人對愛的依賴， 以及愛對人的桎梏和異化，並把它當作一種（可預防的）病，但他們最終不是對我們說謊， 就是對自己說謊了。這或許是傳說：據說盧克萊修這位一貫反對愛情的衛道士也陷入了（反脆弱性）愛情中，並且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與折磨人的愛情一樣，一些想法也是如此具有反脆弱性，你越是不試圖擺脫它們，陷得就越深，越痴狂。心理學家們曾揭示了試圖控制思想的過程有多荒謬：你越是投入更多的精力試圖控制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越能控制你。 請將我的書列為禁書：資訊的反脆弱性資訊是具有反脆弱性的，湮滅資訊的努力比宣傳資訊的努力更能增強資訊的力量。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許多人越是為自己辯解，越會越描越黑。
老謀深算的威尼斯人，知道如何透過故意隱藏資訊來促進資訊的傳播。你可以嘗試一下下面這個傳播訊息的實驗：告訴別人一個秘密，並強調說這是一個秘密，懇請對方“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你越是強調這是一個秘密，它傳播得就越快。 大家都知道在早期，書籍和想法都具有反脆弱性，它們都因遭查禁而廣為傳播，借用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勒留（同時也是一位斯多葛學派作家）的話：“有了障礙物，烈火才燒得更旺。”這就是禁書的吸引力，它們在禁令面前顯示出了反脆弱性。我在孩提時代讀的格雷厄姆·格林的第一本書就是《權力與榮耀》，我選擇它並非出於其他原因，只因它出現在梵蒂岡的黑名單中（也就是遭禁了）。同樣的，十幾歲時，我又如飢似渴地開始閱讀美國作家亨利·米勒的書——他的主要著作一年內銷售了100 萬冊，這都是因為這些書在23 個州內遭禁，《包法利夫人》或《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情況也是如此。 一本書遭到了批評，實際上說明它引起了真實的、毫不虛假的關注，表明它不是一本無聊的書，要知道，無聊是一本書最致命的缺陷。讓我們想想安·蘭德現象：她的書《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源泉》被數百萬人閱讀，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本書的暢銷多歸功於那些粗暴陰損、試圖抹黑她的評論。一階資訊關乎強度，所以重要的是評論家花了多少努力來試圖阻止其他人閱讀此書；或者用生活中更常見的例子來說，重要的是你花了多少工夫來貶損某人， 而不是你具體說了什麼。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人們讀一本書，就告訴他們這本書被“高估了”，同時別忘了帶上一些氣憤的語調（要獲得相反的效果，則採用認為書“被低估”的態度）。 巴爾扎克曾講述女星如何賄賂記者（常用實物賄賂）來撰寫吹捧她們的評論，但聰明的女星往往讓記者寫些負面評論，因為這會讓觀眾對她們更有興趣。 我剛剛買了湯姆·赫蘭德寫的一本有關伊斯蘭教興起的書，購買的唯一原因就是他遭到了格倫·鮑索克這位赫赫有名的羅馬黎凡特地區歷史“活教材”的攻擊。在此之前，我以為湯姆·赫蘭德只是一位通俗讀物作家，所以從未將其放在心上。我甚至都沒有去閱讀鮑索克的評論。因此，這裡有一個簡單的經驗法則（啟發法）：要評估某項研究的質量，只要看作者公開的書面回應，批評最猛烈的人或者批評最輕的人，哪個才能作為標準。 批評本身就是對壓制的反脆弱性反應，錯誤的發現者樂意看到被批評者的反擊，以驗證一些想法。據說讓·弗雷龍是一位善妒的思想家，也與一般善妒的思想家一樣有著平庸的思想，但他卻因激怒了原本老於世故的伏爾泰，促使後者寫下許多針對他的諷刺詩，從而在思想界扮演了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伏爾泰自己也是一個鑽營的人，非常擅長挑釁別人，並從其反應中受益，但這回輪到他自己，他卻忘記這個規律了。伏爾泰的魅力也許就在於不知道該如何儲存他的智慧。因此，同樣的隱性反脆弱性可以從我們對思想和人的攻擊中反映出來： 我們害怕這種攻擊，也不喜歡負面曝光，但是如果你能捱過這種詆譭，則能大大受益，只要當事人看上去動機充分並足夠氣憤——就像你聽到一個女人在一個男人面前說另外一個女人的壞話（反之亦然）。這裡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性偏見：他為什麼要攻擊你，而不去攻擊別人，其他人也有可責之處，難道不值得攻擊嗎？由於反脆弱性的存在，他攻擊或詆譭你的努力反而使你出了名。 我的曾外祖父尼古拉斯·戈恩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儘管樹敵眾多（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剋星，我在塔勒布家族這邊的高祖父），但是他卻成功地長期把持政壇寶座，並大權在握。當我的外祖父，尼古拉斯·戈恩的大兒子開始從事行政工作，並有望從政後，他的父親在臨終前把他叫到面前說：“我的兒子，我對你很失望，”他說，“我從未聽到外界對你的指責。你已經證明了自己根本無法激發別人對你的嫉妒。” 換份工作正如前面我們所看到的關於伏爾泰的故事，你不可能杜絕別人的批評；如果批評傷害到你，就遠離它。比起控制你的聲譽或公眾的看法，換份工作要容易得多。 聲譽受損的影響力在網際網路時代是不可控制的，有些工作和職業很容易受聲譽受損的影響，那麼這些工作就不值得做。你不會想“控制”你的名聲吧，你無法透過控制資訊流實現這一點。相反的，你要努力改變你的風險敞口，比如讓自己置身於一個不因聲譽受損而被影響的位置，甚至置身於一個能從資訊的反脆弱性中受益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作家是反脆弱性的，但我們在下文中將看到，大多數現代職業通常並非如此。 我在米蘭試圖向盧卡·弗羅芒託，我的義大利出版商解釋反脆弱性（藉助於大量的肢體語言和手勢）。我在那裡的原因部分是我饞莫斯卡託甜酒，部分是為了出席一個會議，會上的一位主講嘉賓是著名的脆弱推手經濟學家。所以，在突然想起自己是一個作家後，我向盧卡提出了以下的思維實驗：如果我公開打敗了經濟學家，那麼在我身上會發生什麼樣的事（除了引發一次公開的審判，並引起公眾對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概念發生極大興趣之外）？你知道嗎，這個經濟學家的臉實在不討人喜歡，我看到這張臉就忍不住想揍他，就像你看到奶油餡煎餅就忍不住想咬一口一樣。他想了一秒鐘……他不太可能喜歡我這樣的做法，但是，他說，你知道，這對圖書銷售毫無影響。作為一個作者，如果我沒法登上晚報的頭版，那麼我的書的銷量就會很差。幾乎沒有任何緋聞會傷害一個藝術家或作家。[7] 假設我的公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我是公司的一名中層職員，屬於沒什麼機會穿休閒衣服，總得穿西裝，戴領帶（甚至在海灘上）的那類人。如果我攻擊那些脆弱推手們會發生什麼？我的被解僱和逮捕記錄將永遠困擾著我。我將成為資訊反脆弱性的徹底受害者。但對於收入接近最底層的，比如一個建築工人或計程車司機來說，他對於聲譽的依賴性並不強， 因此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說藝術家具有反脆弱性，那麼底層勞動人民就具有強韌性，而申請過抵押貸款的銀行中層員工則是脆弱性的極致代表。事實上，銀行中層員工完全是當前價值體系的奴隸，在這種體系的誘惑下甚至可能被腐蝕到靈魂
——因為他太迷戀每年去巴貝多度假的福利了。在華盛頓工作的公務員也是一樣。 教你一個簡單的直接啟發法（如其定義所說，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啟發法）來檢測一個人聲譽的獨立性和強韌性。除了少數例外，我們看到，那些不修邊幅的人往往是在聲譽上具有強韌性，甚至反脆弱性的；而那些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甚至在海灘上也得衣冠楚楚的人則極易受到有關他們的資訊的影響。 大企業和政府似乎並不明白資訊的反作用力，事實上，資訊有能力控制那些試圖控制它的人。當你聽到一家公司或一個負債累累的政府表示要“重新注入信心”，那麼你就應該知道它們是脆弱的，註定失敗。資訊是無情的：越是召開新聞釋出會來“安撫”投資者，越是會嚇跑投資者，導致死亡螺旋或銀行擠兌。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所謂的財政保守主義的堅定支持者，我執著地反對政府負債。如果你沒有債務，你就不會關心你在經濟圈內的名聲。事實上，只有當你不在乎你在經濟圈內的名聲時，你才最有可能贏得良好的聲譽。正是因為誘惑， 人們才會將最多的錢借給最不需要的人。 在更多的領域內，我們都忽視了資訊的反脆弱性。如果在古代，我透過格鬥擊敗了對手， 我就傷害了他、削弱了他的力量，也許可能會永遠地消滅他，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一些歷練。但是，如果我在網路和期刊上對其發起了一連串的資訊攻擊，我很可能會幫助了他，卻傷害了自己。 所以，我想用一個現象結束這一部分的內容。我們常看到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即給我們帶來最大利益的並不是那些曾試圖幫助我們（比如提供“建議”）的人，而是那些曾努力傷害我們但最終未能如願的人。 下一步，我們將著重探討偏好壓力的事物和厭惡壓力的事物之間的核心區別。
[4]老加圖就是《隨機漫步的傻瓜》一書中提到的將哲學家驅逐出羅馬的那位政治家。 [5]這一結論並未透過實證檢驗：我們可以從歷史事件預測極端事件的發生嗎？透過簡單測試就能證明：對不起，不可能。 [6]讓我們制定一個簡單的篩選法則：一個物種的所有成員都要有40 釐米長的脖子才能生存。經過幾代繁衍後，倖存的該物種生物的脖子平均都超過了40 釐米。（用更專業的話說，受制於某一承受界限的隨機過程的可觀察均值將高於該界限。） [7]法國人中有許多作家的成名得益於他們的犯罪記錄，其中包括詩人尤薩、作家吉恩·傑內特，以及許多其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