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福特基金會任職。 那段時間，蒂莫西還在上高中，卻分別在羅德西亞（現辛巴威）、印度和泰國等地待過。蓋特納的家族中有許多人從事政府工作，比如，他的外公查爾斯？穆爾（Charles Moore）曾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演講稿撰寫人併兼任總統顧問，他的舅舅喬納森？穆爾（Jonathan Moore）則在美國國務院工作過。 大而不倒（三）（4） 追隨父親、外公和舅舅的腳步，蒂莫西？蓋特納考入達特茅斯學院，主修政府和亞洲事務研究專業。20世紀80年代初，達特茅斯的校園成為了文化戰爭的主戰場，右翼勢力創辦的校報《達特茅斯評論》點燃了這場戰爭。那份校報造就了著名的保守派作家如迪內什？迪索薩 （Dinesh D’ Souza）和勞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bam）。報上刊登了許多煽動性的文章， 其中一篇刊載了學院的同性戀社團成員名單，還有一個專欄競然用所謂的“黑人英語”撰文反對平權運動。因為這些事，達特茅斯學院的自由主義派學生對這份校報進行了抗議示威， 蓋特納則從中調解，勸服抗議者將憤怒轉化為有效的行動，隨之創立了一份針鋒相對的出版物。 大學畢業後，蓋特納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深造，並於1985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他和戀人、達特茅斯學院的同學卡羅爾？索南菲爾德結婚。婚禮在他父母位於科德角（Cape Cod）的度假別墅裡舉行，伴郎則是他的父親。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的推薦下，蓋特納進入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的諮詢公司工作，為基辛格撰寫的一本書做前期調研，並給這位前國務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工作中，蓋特納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在有權勢的人手下有效地工作而不僅僅是變成一個馬屁精，他憑直覺就知道應該如何讓這些大人物感受到自己對他們的尊崇。在基辛格的支援下，他隨後進入了美國財政部，成為一名駐東京使館的助理財務專員。 蓋特納球技好，打球又賣力，是使館網球場上的常勝將軍。在那裡，他可以很好地和東京主要刊物的記者、外交官以及同行進行非正式的交流討論。 在日本期間，蓋特納親眼目睹了泡沫經濟由嚴重的通脹轉變為過度緊縮的全過程。由於工作關係，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注意到了蓋特納，隨後開始提拔他並逐步委以重任。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俄羅斯盧布危機期間，一家被《時代週刊》稱為“拯救世界委員會”的機構幫助發展中國家籌集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救助資金，而蓋特納恰好是該機構的幕後工作人員。當一攬子救助計劃被提出後，他自然而然地被招至薩默斯麾下。蓋特納是幸運的，因為是亞洲發生了危機，而他碰巧又是亞洲事務方面的專家。而且，新的工作讓他早在達特茅斯學院時就展現出的外交才能變得日臻成熟，因為他經常需要在薩默斯和魯賓之間調解斡旋，薩默斯喜歡強勢干預，而魯賓則較為謹慎。
1997年秋，韓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蓋特納積極推動美國採取救援措施。感恩節那天，蓋特納在自己家中與薩默斯通電話，他沉著冷靜地列出了一系列理由，以說明美國應該幫助韓國穩定局勢。後來，克林頓政府在經過內部多方討論後，開始著手製定救助韓國的一攬子計劃，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將提供高達350億美元的救助資金之外，美國將另外向韓國政府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貸款。這項計劃實際上與蓋特納最初的建議十分相似。第二年，蓋特納就被提拔為財政部主管國際事務的副部長。 蓋特納與薩默斯關係密切，甚至在實際工作中也會經常故意開他的玩笑。為了戲弄薩默斯， 蓋特納多次趁他外出演講時竄改有關新聞報道，當薩默斯回到財政部時，蓋特納就會一本正經地把竄改後的報道拿給他看。看著薩默斯大發脾氣，打電話威脅記者並要求糾正不實報道時，蓋特納才告訴他這只是個玩笑。他們的密切關係還不止於此。多年來，他們和財政部的同事都喜歡一同前往佛羅里達州由尼克？波利泰利（Nick Bollettieri） 開辦的網球學校打網球，大名鼎鼎的尼克？波利泰利曾培養過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和鮑里斯？ 貝克爾（Boris Becker）這樣的網壇巨匠。擁有 6 塊腹肌的蓋特納，在球場上的能力與他的決策才能一樣出眾。一位前財政部官員李？薩奇斯（Lee Sachs）這樣評價他：“蒂莫西一直對觸地球有很好的控制力。 大而不倒（三）（5） 克林頓卸任後，蓋特納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隨後又被聘用到紐約聯儲工作。儘管曾供職於*黨政府，蓋特納還是被共和黨出身的彼得森委以重用。 紐約聯儲主席一職是美國中央銀行系統第二重要的職位，擔負著重大職責，因為紐約聯儲不僅負有管理財政部大部分國債的責任，而且是政府在全國金融中心的耳目。在美聯儲12家地區儲備銀行中，只有紐約聯儲的主席是利率委員會的終身成員。另外，由於紐約的生活成本相對較高，紐約聯儲主席的年薪是美聯儲主席的兩倍。 儘管蓋特納的個性並不適應這種環境，但他還是逐漸適應了在紐約聯儲的工作，並且因善於深思熟慮、促成共識而聲名遠播。他還非常勤勉地透過自學彌補所的知識，比如他自學了衍生品市場的知識，並開始質疑風險分散的相關理論。在他看來，分散風險的做法實際上會使一些原本孤立的問題複雜化，從而帶來更大的風險（儘管他原來在美聯儲的老闆艾倫？格林斯潘並不這麼認為）。 蓋特納在2006年的一次演講中提道：“這些變化看似讓金融體系更能承受一系列大範圍的衝擊，但實際上它們沒有消除風險，沒有終止市場狂熱或恐慌的趨勢，沒有消除某家大型金融中介機構倒閉的可能，更沒有使更大範圍的金融系統免受其害。 ” 因此，蓋特納很清楚華爾街的繁榮最終將走向衰落，而且根據他在日本的經驗，不大可能會有什麼好的結局。當然，他沒有辦法準確預測華爾街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終結。不論怎麼研究和準備，他也不可能應付得了2008年3月初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馬修？斯考金（MatthewScogin）把頭探進羅伯特？斯蒂爾位於拐角處的辦公室，問道：“準備好了嗎？我們就要開始新聞釋出會的提問演練了。”斯蒂爾看了看他的高階顧問，嘆了口氣說： “好吧，就這樣吧。” 保爾森和蓋特納、伯南克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考克斯均被安排於 4月3日上午在銀行委員會聽證會上作證，貝爾斯登的艾倫？施瓦茨（Alan Schwartz）和摩根大通的傑米？戴蒙則緊隨其後。但保爾森突然需要立即飛往中國進行一次官方訪問，所以副手斯蒂爾將代他出席聽證會。 和蓋特納一樣，斯蒂爾的名氣也僅限於金融界，因此他覺得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上作證可以被看做是一次展現自己的機會。他的手下一直在一遍遍地進行“模擬提問”，想透過這種老套的華盛頓方式幫他做好聽證會準備。在提問演練中，斯蒂爾的手下扮演一些刁鑽的國會議員， 向他提出那些政客可能問的各種問題，這種訓練也是為了確保斯蒂爾在受到言辭攻擊時能夠儘可能地保持頭腦清醒，並能清晰表達。 儘管斯蒂爾在國會議員面前展現的形象是一位經驗豐富而又自信的演講者，但這次所面臨的挑戰要比以往大得多。他知道除了會被問及“貝爾斯登救援”之類的棘手問題外，等待他的還有一個難答的問題：為什麼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所謂由政府支援的企業買進了如此多的抵押貸款。儘管幾十年來“兩房”（指房利美和房地美，下同）一直是政界和學界討論的敏感話題，它們被指責催生了房地產泡沫，但從未像現在這樣飽受如此猛烈的抨擊。 鑑于貝爾斯登的倒閉，參議員們可能會將這幾個問題聯絡起來考慮。其中，信貨緊縮的首要原因就是貝爾斯登旗下的兩隻對沖基金購買了太多以次級抵押貸款為支援的證券。現在，正是這些次級抵押貸款打擊了房地產市場的信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主導著房地產市場，並認購了超過40%的次級抵押貨款，這些抵押貸款因為市場的信心下挫而迅速貶值。這反過來又影響了銀行貸款的發放。對此，保爾森曾這樣評價房利美和房地美：“它們的證券產品像水一樣在所有金融機構之間流動”。 大而不倒（三）（6） 保爾森甚至在財政部例會上講話都會結結巴巴，相比之下，機智帥氣的斯蒂爾更適合做發言人，因此他經常會搶老闆保爾森的風頭。斯蒂爾與保爾森初識於 1976 年，那時斯蒂爾剛從杜克大學畢業來到高盛位於芝加哥的辦事處工作。和保爾森一樣，斯蒂爾沒什麼家庭背景， 他從小在杜克大學校園旁邊長大，父親起初是自動點唱機的維修工，後來賣人壽保險，母親則在杜克大學精神病學實驗室做兼職。在高盛時，斯蒂爾就已經成長為了一位頗具雄心的銀行家，同時也是顆冉冉升起的新星，1986 年他前往倫敦開拓股權資本市場並幫助公司在歐洲立足。 斯蒂爾在高盛上市時就已經是公司合夥人，現在身價已超過1億美元。早在4年前他就決定退休了，因為他儘管擔任過無數高階職務，卻始終沒有機會接近最高寶座。雖然內心深處仍希望能成功地殺回私營部門，但和許多高盛前輩一樣，他也想在公共服務方面多投入一點時間。他曾在哈佛大學約翰？肯尼迪政府學院擔任高階研究員，這讓他在公共服務領域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2006年10月10日，他接受保爾森的邀請前往財政部擔任主管國內金融事務的副部長。 現在，他和斯考金一起走進會議室，準備進行最後一輪的模擬提問，他知道這時候自己必須真正進入遊戲角色了。財政部的同事戴維？內森、首席顧問詹姆斯？威爾金森以及公共事務助理部長兼政策規劃部主任米歇爾？戴維斯早己在會議桌邊就座了。 他們都很清楚最有可能提到的話題是：貝爾斯登的收購價最初定為每股兩美元，政府在這場談判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其實，連財政部的工作人員都對此事一無所知。最清楚此事的只有那些當事人，比如摩根大通的傑米？戴蒙和貝爾斯登的艾倫？施瓦茨，這兩位將在聽證會那天詳述當時發生的事情。 斯蒂爾知道低價收購是由保爾森推動的，目的是向外界發出強烈訊號，表明貝爾斯登的股東不會從政府救助中漁利，但財政部工作人員從未公開證實此事。實際上，為了保爾森和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財政部最好不要承認那天發生的事情——3月 16日，星期天下午，保爾森給戴蒙打電話：“我覺得這次收購應該以很低的價格成交。” 斯蒂爾知道應該在聽證會上回避這件事。在模擬研討會和其他會議上，戴維斯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強調，斯蒂爾必須避免捲入關於收購價應該定為兩美元還是10 美元的爭論中。斯蒂爾需要把握的關鍵點是保爾森此舉完全是顧全大局，股東本來就不該從納稅人投入的資金中獲利。另外，他們還鼓勵斯蒂爾堅決闡明財政部其實並沒有明確同意貝爾斯登的交易，無論如何，斯蒂爾都應該把矛頭轉向聯邦儲備委員會，因為它才是唯一有權批准此次交易的政府機構。 在模擬提問開始前，內森簡要地向斯蒂爾彙報了主要進展。內森介紹了他最近與理查德？謝爾比（Richard Shelby）屬下談話的情況，理查德？謝爾比是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資深的共和黨議員，內森提醒道：“謝爾比將很難對付。” 與真實情況相比，內森的提醒算得上輕描淡寫。實際上謝爾比對保爾森的做法極為不滿，不僅是因為救助貝爾斯登這件事，他對保爾森最近所做的另一件事也反應強烈。在救助貝爾斯登後沒幾天，保爾森又在布什總統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增加了一項條款，提高准許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抵押貨款的上限。謝爾比曾為此好幾天都不回財長的電話，以至於最後保爾森對謝爾比的屬下厲聲質問道：“難道他不知道我是財政部長嗎？” 大而不倒（三）（7） 此外，他們知道還要小心對付來自肯塔基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吉姆？邦寧（Jim Bunning），他是出了名的不折不扣的“市場萬能”主義者。模擬提問會上展示了一張邦寧的照片，斯蒂爾對著照片開玩笑說：“您質疑我們所做的一切？好吧，所有這些都是胡扯，我們是社會主義者。 這下您滿意了吧，參議員先生！” 模擬提問會的準備工作一直進行到斯蒂爾趕往聽證會的前幾分鐘。現在的主要目標是避免最後一刻發生意外情況，一定要確保斯蒂爾和財政部毫髮無損。財政部的工作人員認真地查閱了當天上午的報紙，以確信沒有針對貝爾斯登的新評論，因為參議員極可能引用來自專欄作家的尖銳觀點。幸運的是，報紙上沒有關於這方面的新資訊。 準備妥當後，斯蒂爾和他的助手們乘坐財政部的專車駛向國會。此時參議院辦公大樓的聽證室已經開始熱鬧起來，攝像人員正忙著安裝裝置，攝影師則忙著除錯燈光。斯蒂爾就座後馬上注意到，儘管貝爾斯登的艾倫？施瓦茨下午才需要作證，但他已經早早地來到了聽證室， 兩人還打了聲招呼。緊挨著斯蒂爾兩邊的分別是蓋特納和考克斯，考克斯的右邊則是伯南克。 從解決當前金融問題的角度看，坐成一排的這幾位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 聽證會上，委員會主席、來自康涅狄格州的*黨參議員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 發問道：“這次行動究競屬於為防止金融市場系統性崩潰而採取的合理救助，還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放著為房貨苦苦掙扎的民眾不管，而用納稅人的300億美元來救助一家華爾街公司？〞 此問一發，現場氣氛突然躁動起來，委員會的委員們嚴厲批評監管者對金融公司疏於監管。 更重要的是，他們質疑政府為接管貝爾斯登的交易提供資助是否會開創先例，使其他公司今後鋌而走險進行豪賭，因為這些公司都知道反正賭輸了會由納稅人來買單。 對此，伯南克急忙解釋政府的立場：“我們的出發點是保護美國金融體系和整個經濟體的安全。 我相信如果美國民眾能明白我們是在努力保護經濟體而非華爾街銀行家，他們就會更好地理解我們所採取的行動。 接著是一個斯蒂爾早有準備的問題：每股兩美元的收購價格是不是由財政部決定的？ 斯蒂爾回答道：“先生，正如您所說的，在剛剛過去的96 個小時中，財政部長和財政部的其他許多成員都積極地參與到了這件事當中，並且前前後後進行了許多討論。 “與此同時，任何這種型別的併購都有多種條款和條件。我認為財政部對此事有兩點看法， 其一，正如伯南克主席所提出的：為維護穩定而聯合採取措施將使整個市場產生有利的結果； 其二，因為其中牽涉到聯邦基金和政府資金，所以我們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關於這點，保爾森部長有自己的看法。 “考慮到政府參與其中，他認為價格不應該太高，而應該儘量定得低一些，這就是我們的觀點。關於具體的操作細節，交易談判實際上是在紐約聯儲和其他兩個公司之間完成的。 大多數時候，在面對銀行委員會的質問時，美聯儲、財政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基本都是各執已見而很少合作。這次它們卻都把對貝爾斯登的救助定義為在極端情況下采取的措施， 而並非所謂新政策的開端。在一家規模龐大銀行的倒閉會對整個金融體系造成破壞的情況下， 政府出手救助也是一種合情合理的反應。
大而不倒（三）（8） 蓋特納向委員會表示，這些情況與美國 1907年經濟危機以及大蕭條時期沒什麼不同，他還接著解釋了華爾街的恐慌與國家經濟健康的關係：“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後果將是家庭的工作收入減少，房貸、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退休儲蓄資產貶值，失業率上升。” 正如斯蒂爾所解釋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即使不是為了全世界，也是為了整個國家，因此應該感謝他們付出的努力。最後，蓋特納自信地告訴國會議員們，堤壩的漏洞已經被堵上了。 傑米？戴蒙正在尋找一種恰當的比喻。他坐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Schumer）辦公室樓下的會議室裡，一邊看著有線電視關於上午聽證會的轉播，一邊與公關部主任、他信賴的密友約瑟夫？伊萬格里斯蒂（JosephEvangelisti）商量怎樣才能很好地解釋低價收購貝爾斯登的交易，同時聽起來又不像是從納稅人手裡得到了好處。 兩人一起推敲著各種方案，伊萬格里斯蒂建議道：“必須讓普通大眾清楚我們所冒的巨大風險， 要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向他們解釋。 ” 與斯蒂爾不同，戴蒙從沒在自己位於公園大道的辦公室裡進行過應對棘手問題的預演準備， 他只是在參議院會議室裡利用最後幾分鐘做了一些簡單準備。一位參議院的工作人員把他領進會議室，所以他不必在長廊裡等候。 針對收購貝爾斯登一事，戴蒙簡單明瞭地說道：“買一幢別墅與買一幢正在著火的別墅是兩回事。”他認為這一句話就足夠了，每個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他想要傳達的資訊很明確：美聯儲和財政部官員應該對交易行為進行監管，但他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為公司股東的利益著想天經地義，自己並沒有義務去保護納稅人的利益。如果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話，他倒是有點擔心收購所帶來的問題要遠大於所獲得的價值。 儘管戴蒙在公開亮相時表現得非常謙卑，但他很清楚這筆交易對自己來說實在是成功之舉。 在財經媒體眼裡，收購貝爾斯登是漂亮的大手筆。媒體總是關注著戴蒙，並且喜歡把他描繪成一個被美化了的吝嗇鬼，一個為了壓縮成本而退訂辦公室報紙的執行官，一個並非只會空想的金融家。如今，隨著摩根大通躍升為行業翹楚，人們開始視戴蒙為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轉世，這位19 世紀的金融家曾幫忙緩解了 1907年的經濟危機。 《紐約時報》這樣報道：“戴蒙突然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稱他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銀行家也毫不為過。”《華爾街日報》評價他“迅速變身為華爾街最後一位可以依靠的銀行家”， 《巴倫週刊》的評價則更是簡練：“傑米？戴蒙萬歲！” 戴蒙近來不斷聽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溢美之詞，想到過一會兒就要在聽證會上發言，他更是有點飄飄然了。大多數執行長都害怕受到國會的質詢，比如之前貝爾斯登的艾倫？施瓦茨就花了好幾天時間與華盛頓高階律師羅伯特？班尼特（Robert S. Bennett）反覆討論他的證詞，而在戴蒙看來，自己首次在國會上作證是一種莫大的菜譽。 在舉行聽證會的前一天晚上，戴蒙打電話給自己的父母，讓他們到時注意收看電視。 由於出身銀行世家，傑米？戴蒙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他的爺爺從土耳其士麥那（Smyrna）移民到紐約，把家族姓氏帕帕迪麥秋（Papademetriou）改為戴蒙，並找到一份股票經紀人的工作，不過這個工作在當時很難稱得上有什麼吸引力。傑米的父親西奧多也是一個股票經紀人，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12 歲的西奧多在玩轉瓶遊戲時遇到了西彌斯，後來與她結為伉儷。西奧多的事業很成功，使得他有能力把家從皇后區搬到了公園大道的一個公寓裡，在那裡他撫養了傑米、彼得和特德三個孩子。傑米 9歲時的一天，父親問孩子們長大後想幹什麼，大兒子彼得說想當醫生，傑米的雙胞胎哥哥特德說不知道，但傑米卻自信地說，“我想成為富人。” 大而不倒（三）（9） 傑米從曼哈頓上東區的布朗寧男校畢業後，進入塔夫斯大學研讀心理學和經濟學，隨後他又在哈佛商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因聰慧而傲慢頗具名氣。有一次，哈佛第一學年的秋季學期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