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怕又要聽到讓我當大臣的要求，這樣一來我便會在同國王的關係中陷人我不能接受的境地。（8月30日）國王仁慈地接待了我，並向我介紹了關於由於俄國人撤出多瑙河流域各公國”而造成的形勢的意見分岐。這裡涉及的是布奧爾伯爵9月14日的一封電報和曼託伊費爾擬定的答覆草稿，國王認這一答覆太親奧地利了。按照國王的旨意，我重新擬定了另一個草稿，國王表示贊同，並送到了柏林，雖然遭到一位重要大臣的反對，還是命令先送給駐維也納的阿爾寧伯爵，然後通告德意志各邦政府’。國王接受我的草稿所表現出來的情緒也見之於本肯多夫的接待上。本肯多夫帶著書信和口頭委託來到普特布斯，而我所能用以接待他的，卻是關於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克里木”登陸的訊息。他回答說：“我很高興，我們在那裡的力量很強大。”這裡流露出一種親俄情緒。我以為在政治上我已完成了自己的職責，又得到了妻子病況不好的消息，便請求准假回家。請求被間接地拒絕了，我被編人了隨從人員，這是一種高度賞識的證明。格爾拉赫警告我不可對此評價過高。他說：“您不要以為您在政治上比我們更老練。眼下您很得寵，而國王送給您這份電報就和他送給一位太太一束鮮花一樣。” 這些話多麼正確，我當時就有所感受，但只是後來才逐漸充分理解。當我堅持請假回家，和事實上（於9月1日）動身離開時，這都引起國王的嚴重不滿，他對格爾拉赫說，對我來說整個帝國不如我的家室重要。被國王欣然同意的我起草的電報稿在寄發時被壓住了，後來又做了修改。但是國王的不滿究竟有多深， 只是在我訪問巴黎”之時和之後才明白。 * 日期標為9月21日，在《雅斯蒙德》I，第363頁中刊載。 - 133107
108 第八章訪問巴黎 （一） 1855年夏天，我國駐巴黎公使哈茨費爾特伯爵邀請我去參觀工業博覽會，他還相信當時在外交界流傳的一種看法，認為我很快會成為曼託伊費爾在外交部的繼任人。如果說國王有時有這種想法，那麼宮中知道內情的人當時已經知道事情已發生了變化。 我在巴黎遇到了威廉•雷德恩伯爵，他告訴我，公使們都還依然相信我會被任命為大臣，他自己也相信這一點，但是國王的心情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詳情他不知道。——這大概發生在自呂根以來。① 8月15日是拿破崙生日’，慶祝活動之一是趕著俄國俘虜在遊街。8月19日英國女王來訪，8月25日為向女王表示敬意，在凡爾賽宮舉行了盛大的舞會，舞會上我被介紹給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 親王身著黑色制服，漂亮而冷漠，同我談話彬彬有禮，可是在他的舉止中可以看出某種惡意的好奇心。我從中猜想，他不是 ① “這大概發生在自呂根以來”這句話包含伸斯麥的猜測。為了使之更清楚些，我把這句話用破折號同前面的句子分開。——霍•科——德文字注 - 134-
第八章訪間巴黎不知道我的反西方強國的立場對國王的影響。親王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在尋求解釋我的立場的原因時，沒有從這些動機的真正所在去尋找，即不受外國勢力的影響而保障我的祖國的獨立的利益，而這種外國勢力的影響的肥沃土壤就是我國小市民對於英國的崇拜和對於法國的恐懼，以及希望避免卷人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是由於依從奧地利和英國的政策而進行的戰爭。在親王眼裡，我是一個站在俄國一方推行絕對專制主義和容克政策的反動分子。這我自然不是得自我被介紹給親王時的短暫印象，而是得自後來的事實材料和文獻材料。不久之後便成為我國王儲妃子”的阿爾伯特親王的女兒接受了她父親和科堡公爵當時的同黨的見解，這是不奇怪的。 在她來到德國之後不久，1858年2月，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透過王室幾個成員已深信親王妃個人對我已抱有成見。使我吃驚的並不是這一事實，而是她當時在家族小圈子內表示對我的判斷的方式：說她不信任我。由於我的所謂反英意識和對英國勢力持不順從的態度，親王妃對我不懷好感，對此我是有準備的，當 1866年戰爭之後，在一次宴席上她坐在我旁邊，她半開玩笑地說，我有野心，想當國王，或者至少想當一位共和國總統。這時我不得不猜想：親王妃這個婦人在後來一段時間內卻根據廣為流傳的誹謗之言來評論我。我同樣用半開玩笑的語調回答道，我不配當共和黨人，因為我在家庭的忠君傳統中長大，為了人間的福利，我需要君主制度；謝天謝地，我命中註定不會像國王那樣活著使人尊敬，終我一生我是國王的忠實臣民。不過，我不能擔保我的這種信念將普遍地遺傳下去，並不是因為忠君派絕跡了，而是因為國王或許不復存在了。要做燉兔肉，就得有兔子，要君主 - 135109
11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政體，就得有國王。我不敢擔保，由於沒有國王，下一代人就不會成為共和派。我說這番話的時候，不由得憂慮地想到沒有把君主傳統傳給繼承人的王位更替。親王妃在談話中避免使用嚴肅的詞句，一直保持開玩笑的語調，仍然像往常一樣，和藹而融治。 給我的印象是，她只是想取笑一下自己的政敵。 在我任大臣職務的最初幾年裡，在席間談話中我還多次觀察到，透過開玩笑地批評某些人和某些事以刺激我的愛國情感，這很使親王妃感到愜意。 在那次凡爾賽宮中的舞會上，維多利亞女王和我用德語談話。我從她那裡得到的印象是，她把我看作是一個雖然值得注意卻不使人同情的人，不過她那語調中並沒有我從阿爾伯特親王的言詞中感覺到的那種譏諷人的優越感。她態度和藹，彬彬有禮， 就像不想得罪一個乖僻的怪人那樣。 晚宴的安排和柏林比較起來我覺得有些奇特：全體赴宴者被劃分為三等，選單也各不相同，那些應邀赴宴的客人到門口時還得到一張有號碼的卡片。在第一等的卡片上還寫著主持那一宴桌的女士的姓名。每桌能坐十五至二十人。我到門口時，得到在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主持的餐桌就座的卡片，後來在大廳內又得到外交界和宮廷的另外兩位贊助女土的兩張卡片。也可以說，沒有安置客人就座的精確計劃。我確定了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的餐桌，我作為外交官是屬於她的部門的’。在往宴會廳走時，我遇到了一位身著近衛步兵團制服的普魯士軍官，他手挽著一位法國女士，正在和一位宮廷執事激烈地爭吵，後者因為他們二人沒有進門卡片而不讓他們入內。我問是怎麼回事，軍官做了解釋，並說那位女士是第一帝國”時期具有義大利封號的公爵夫人，這時我告 - 136-
第八章訪問巴黎訴那位宮廷官員說，軍官先生的卡片在我這裡，便把我的卡片中的一張交給了他。可是這位官員仍然不想讓女士進去，於是我把我的第二張卡片給了軍官，讓公爵夫人進場。這位官員提醒我說：“您沒有卡片也不得人內”，當我向他展示第三張卡片時，他顯出一臉驚異之色，並讓我們三人進了大廳。我建議我的兩位被保護人不要按卡片上的桌次入席，而是去找其他席位就座，後來沒有聽說因為我轉讓卡片引起什麼爭辯。座位安排得十分混亂， 我們的餐桌沒有坐滿，這說明贊助女士之間沒有事先商妥。年邁的公爵皮克勒或者沒有得到卡片或者找不到他的餐桌。當他認識我而向我打招呼時，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便邀請他在我們桌旁的一個空位上入座。晚宴雖劃為三等，但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準備上都不如我在柏林見到的類似如此盛大的宮廷宴會那樣高的水平，服務倒是充裕而敏捷。 使我最為吃驚的不同之處是人員流動的安排。凡爾賽宮比柏林的宮廷接納客人要方便得多，因為大廳的數目也較多，除了白廳之外，各大廳的空間也較寬敞。可是在這裡，晚餐已畢的一等客人退席和飢腸轆轆的二等客人人席都走同一條路，二等客人橫衝直撞，表明他們不太懂得宮廷社交規矩。身穿軍衣配著綬帶的大人先生和雍容華貴的女士互相碰撞，女士們經過時有罵人和打人的，這在柏林的宮廷內是不可能發生的。我退席時心上感到寬慰的是，雖然皇宮是多麼金碧輝煌，但是在我們那裡以及在彼得堡和維也納，宮廷服務、宮廷社會的教養和作風要比巴黎的高， 而且把法國和巴黎宮廷視作學習禮節和良好風度的學校的時代已經過去。甚至那些和彼得堡比較起來已經過時的德意志各小邦宮廷的禮節，也要比法蘭西帝國的實踐尊嚴得多。的確，在路 - 137111
11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易•菲利普統治時期，我已有這種印象，在他治理下的法國，放蕩不羈，舉止無禮，特別是對女士，已成為風氣。在第二帝國”時期這方面的情況雖然略有好轉，但是官場和宮廷社交界的作風以及宮廷本身的禮儀，比之東方三大國宮廷還是大為遜色的。在路易•菲利普和路易•拿破崙時代只有在與官場無關的正統派人士中間，情況才有所不同：作風無可指摘，彬彬有禮，和藹熱情， 偶爾的例外是一些比較嚴重地沾染巴黎風氣的年輕人，他們的習氣並非在家裡養成的，而是從俱樂部裡學來的。 我當時在巴黎期間，第一次謁見了皇帝”。他在幾次不同內容的談話中，僅用一般性的措辭表達了他對建立密切的法普親近關係的願望和意圖。他說，我們這兩個鄰邦，由於它們的文化修養和結構而居於文明世界之首，需要相互支援。並未表現出由於我們拒絕贊同西方強國’而要向我提出抱怨的意思。我感覺到，英國和奧地利在柏林和法蘭克福為強使我們在西方強國陣營中提供軍事效勞所施加的壓力，比起皇帝抱著主張我國特別同法國取得諒解的願望和期待而同我談話時所採取的友好方式要強烈得多， 甚至可以說是激烈得多、粗暴得多。對於我們對待西方強國政策方面的過失，他較之英國和奧地利要寬容得多。當時和後來他都沒有用德語和我談話。 當年9月底，我覺察到，我在巴黎的訪問為我國官廷所不滿，加劇了早已存在的對我的惱怒，特別是伊麗莎白王后。國王為參加大教堂落成典禮去科隆而在萊茵河上旅行時，我到了科布倫茨覲見國王，我和我妻子應國王邀請乘汽船隨他同往科隆，但是我的妻子在船上和在雷馬根°都遭到了王后的冷遇。普魯士親王注意到了這一情況，便向我妻子伸出手來，引她入席。席後我請 - 138-
第八章訪問巴黎求允許我返回法蘭克福，獲准。 直到冬天，國王才又和我親近起來，有一次席間他坐在我對面，問我對路易•拿破崙的看法，他的語調是諷刺的。我回答道：“我的印象是拿破崙皇帝是一位謹慎的、和藹可親的人，但是並不像世人所說的那麼睿智。世人把一切發生的事情都記在他的賬上，甚至東亞雨水不調，也被說成是由於皇帝的惡意陰謀。我們這裡習慣於把他看作是一種惡神，似乎他心上時時盤算著怎樣在世上製造禍亂。我認為，當他能在閒適中欣賞什麼美好事物的時候，他是快樂的。人們誇大了他的智慧而損傷了他的心地；其實他為人心地善良，誰要是為他盡一點力，他是會感激不已的。” 國王大笑起來，那樣子使我困惑，於是我便問他，是不是允許我猜測一下陛下此時此刻的想法。國王表示同意，我便說道： “有一次，馮•卡尼茨將軍在軍事科學院給年輕軍官們作關於拿破崙的幾次征戰的報告。一位學習勤奮的聽眾問他，拿破崙為什麼會疏忽了這樣的或那樣的調兵。卡尼茨回答道：‘是呀，您看，拿破崙是個什麼樣的人啊，一個心眼挺好的漢子，就是蠢， 蠢。’當然，這番話引起軍事學校學生的鬨堂大笑。我擔心，陛下對我的想法類似馮•卡尼茨將軍對拿破崙的想法吧。” 國王笑著說：“您也許有道理。不過我對現時的拿破崙不十分了解，不能對您以為他的心地比他的頭腦好這種印象進行爭辯。”我從宮廷瑣事中已覺察到，王后對我的見解很不滿意。 （=） 對於我同拿破崙的交往的不滿來源於一個概念，或者準確地 - 139-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說，來源於“正統主義”。一詞。這個詞的現代意義是塔菜朗所規定的，並在1814和1815年為了有利於波旁王朝而頗為成功地像使用一個迷惑人的咒語那樣使用了這一個詞。 這裡我插人我和格爾拉赫的通訊片段，信是稍後寫的，但寫信的動因在前文引用的他的信件片段中已經可以看出。 法蘭克福，1857年5月2日 ……在對內政策方面儘管我們的見解一致，但在對外政策方面我𨚫不能順應您的觀點，照我看，這種政策觀點應受到指責，因為它無視現實。您的出發點是，我為了個別令我景你的人而犧牲了原則。對於所謂敬你的人和犧牲原則這兩旬話我都要拒絕，此人絕不令我景仰。好敬佩他人的傾向在我身上只得到有限度的培育，毋寧說我的一雙眼睛有一個缺點，即看缺點比看優點的能力強。如果我上一封信的色彩比較激烈的話，那麼就請您把它看作僅僅是修辭方式而已，我本想用它向您施加影響。但是關於所謂我所犧牲的原則，我還不很具體地清楚您指的是什麼，請您在覆信中再加以闡述，因為我需要在原則問題上不和您分手。如果您指的是應當運用於法國及其正統主義的原則，那麼我當然要承認，我是把這一原則完置於我特有的普魯士愛國主義之下的，法國只有當它對我的祖國的狀況有影響時，它才使我感興趣， 我們推行政策只能同現存的法國一起，而不能把這樣的法國排除在這種組合關係之外。一位像路易十四那樣的正統主義的君主，就像拿破崙第——樣，是一個敵對因素，而拿破崙第一的今天的繼承人如果為了享受寧靜的私生活而生退位之 - 140-
第八章訪問巴黎念，那麼他這樣做也絕不是為了取悅於我們，而亨利五世“ 也不會成為他的繼承人；即使有人把他抬上空缺的許可的王位上，他也不會維持長久。我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可能為他的遭遇而流淚：我作為一名外交官，如果我是法國人的話，我會是他的一名臣僕。但是對我來說，不管法國由誰來領導，法國都不過是政治棋盤遊戲中的一個棋子，而且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棋子，在這種遊戲中，我的使命只能是效力於我的國王和我的國家。在履行我國的外交職責這一任務時， 我的責任感不允許自己或別人表現出對外國或外國人士的同情或仇視。因為正是在這裡潛藏著對於我們所效力的君主或國家不忠的萌芽。特別是如果使現存的外交關係與和平時期所保持的和睦關係適應這種情緒的話，則更是如此；照我看實際上就不是執行什麼政策了，而變成個人獨斷專行了。使國家利益從屬於對外國的喜愛或痛恨的個人情感，依我看就連國王也無權這樣行事；不過，國王如果這樣做，他要對上帝而不是對我負責，所以我也就不必對此多言了。 或許您認為我所犧牲的原則就是一個普魯士人應該永遠是法國的仇敵這樣一個公式？從我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我對外國政府的態度並不取決於凝固的仇視，而是取決於據我判斷能對普魯士帶來損害或益處的權衡。以感情為依據的政策是沒有互動性的，這種政策只是普魯士的特點；任何別國政府都把自身的利益當作它們行為的準則，不管他們是如何用合平法律的或充滿感情的推論來竭力掩飾。人們承受我們的感情，利用它，還打算不讓我們避開被他們所利用的處境，並且據此對待我們，就是說，對我們甚至不說一聲感 - 141114
11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謝，而把我們僅僅當作可以利用的傻瓜。 我相信，如果我斷定今天我們在歐洲的威望已不同於 1848年以前，您會認為我是有道理的，我甚至認為，在1763 年至1848 年間”——當然應除開1807 至1813年“那一段時間—我們的威望要比任何時候高得多。我承認，和其他強國相比，我們的國力，特別是攻擊能力，在1806年以前要比現在強大，但是不包括1815年到1848年那一時期，當時的強國如今大部依然如故。在這裡，我們不得不借用歌德一首詩中一個物羊人所說的話：“我走到了山谷之底，卻不知怎樣走來。”“我不想聲稱我就知道其中原因，但毫無疑問，許多道理就包含在如下情況之中：我們沒有結盟，也不推行任何外交政策，就是說，沒有積極的外交政策，我們侷限於收集落在我們菜園裡的石塊，並儘可能刷掉落在我們身上的塵埃。我所談到的同盟，不是指攻守同盟，因為和平還沒有受到威脅，但是為預防戰爭來臨而建立這樣或那樣的同盟、加入這樣或那樣的集團的可能性、設想或打算的種種跡象都依然是今天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可能施展其影響的基礎。誰在戰爭中處於較弱的集體中間，誰就不免要忍氣吞聲，誰完全孤立，便只得放棄自己的影響，特別是如果它是強國中最弱的一個的話。同盟是共同利益和共同意願的體現。現在我們一般說來是否在政策上有明確的目標和打算，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是有利益的，這一點別人已經提醒我們。可是迄今我們可能與之建立同盟的國家，其利益都是同我們的利益極其複雜地交錯著的，甚至是互相沖突著的，也就是說同德意志諸邦和奧地利。如果我們從而把我們的對外政策視作是封 - 142-
第八章訪問巴黎閉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設想：在和平時期把我們在歐洲的影響降低到邦聯會議核心會議"的十七分之一的選票，而在戰爭期間則手捧邦聯憲法孤獨地留在圖爾恩和塔克西斯官殿之中。我問您，在歐洲是否有一個內閣比維也納內閣更為感到其切身和自然的利益在於不是使普魯士強大起來，而是削弱普魯士在德意志的影響呢？是否有一個內閣更急切、更巧妙地追求這樣一種目標，更冷酷更無恥地把 •已的利益當作自己政策的準繩，給我們、俄國人和西方強國提供眾多的和令人信服的、證明它作為一個盟友的詭詐和背信棄義的證據呢？難道奧地利還羞於同外國締結任何符合於它的利益的同盟，並以此來公開威脅德意志邦聯的各成員國嗎？您是否認為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在一般情況下，尤其是在維護非奧地利的利益時具有犧牲精神和忠誠不渝的本性嗎？您能從這一“原則”立場出發，在約瑟夫皇帝的布奧爾•巴赫的統治方式和拿破崙的統治方式之間找到什麼區別嗎？後者的代表在巴黎對我說過：對他說來，“我要竭盡全力擺脫這種過度集中的制度，這種制度最後是以一個警察書記官為主宰的，我認為這種過度集中的制度就是法國遭受的全部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感到甚為驚異的是，奧地利都正在作出最大努力追求這種集中制。我還要問您，而且請您在回答時不要閃爍其詞：除了奧地利政府，還有哪個政府比各德意志中等邦國更不樂意為普魯士做一些事呢？在和平時期，它們覺得需要在德意志邦聯和關稅同盟中扮演角色，在我們的國境線上堅持他們的主權，和馮•德• 海特爭吵，而在戰爭期間，它們對我們的態度則是出於懼怕或是不信任， - 14311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只要世界上還有他們可以投以一瞥的地圖，就是天使也不能消除它們的這種不信任。還有一個問題：在發生戰爭時您和國王陛下究竟是否相信德意志邦聯及其軍隊？我指的不是法國為反對與俄國結盟的德國而進行的革命戰爭，我指的是一場爭奪利益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同普魯士一道的德國和奧地利所能依靠的會是他們自己的力量。如果您還對此有所指望，那麼我便不能和您繼續爭論下去了，因為我們彼此的前提太不同了。既然優勢不在普魯士和奧地利一邊，而且沒有人有一點兒根據去相信普魯士和奧地利會同心同德又互相信任，那麼您有什麼理由認為，巴登大公或達姆施塔特大公， 符騰堡國王或巴伐利亞國王應當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去做列昂尼德”的事情呢？麥克斯國王在楓丹白露“也未必會對拿破崙說，皇帝只有踩著他的屍體才能越過德國或者奧地利的邊界。 我特別驚奇的是，在您的信中讀到，奧地利人聲稱他們在諾恩堡為使我們獲益而做的事比法國人還多。只有奧地利才能這樣厚顏無恥地說謊；奧地利人即使願意為普魯士效力，他們也不可能做到，而且他們不會為了我們而真的同法國和英國發生爭吵。恰恰相反，他們曾盡其所能地在軍隊過境河題上為難我們，誹謗我們，唆使巴登反對我們，現在在巴黎和英國串通一氣和我們作對。我從法國人和基謝廖夫那裡得知，在所有恰恰是有決定意義的談判中，只要哈茨費爾特不在場，許布納爾①就總是第一個和英國人結成一夥反對 ① 當時奧地利駐巴黎公使。—-德文字注 - 144-
第八章訪問巴黎我們，跟著是法國，然後是餓國。可是一般說來，為什麼人家應當在諾恩堡問題上為我們出力做事，維護我們的利益呢？ 難道人家能夠因為對我們效過勞而期望得到我們的報答或者因為沒有對我們效過勞而害怕我們嗎？別人可以期望我們在政治上是從情誼或從一般正義感出發來處理事情，我們則不能期望他們這樣做。 如果我們今後還想這樣孤立地生活、願意不受人重視、 甚至還願意受人惡劣的對待，那麼我自然也無力加以改變；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重新獲得威望，那麼透過把我們的基礎僅僅建立在德意志邦聯的沙地上並靜待其垮臺的方法，我們是不可能達到這一點的。只要我們每個人都深信，在歐洲棋盤上有一部分按照我們自己的願望仍然對我們封閉起來，或者從原則出發我們自己把自己的一隻手捆縛起來，而其他人則伸出雙手利用我們的困境，人家就會毫無恐懼和毫不感激地利用我們的善良意志。我決不是要求我們同法國締結同盟來密謀反對德國，但是隻要法國人讓我們安靜地生活，那麼我們和法國人友好相處不是比冷眼相待更理智些嗎？ 我想要的無非是，使別人不要以為他們想和什麼人就能和什麼人結成親密的友誼，而我們則寧願自己忍受切膚之痛的犧牲，也不願借法國人的幫助來保護我們的身體。禮讓是一枚廉價的錢幣，即使它能導致使別人不再認為，他們隨時可以指望法國人反對我們，而我們也經常需要有人幫助反對法國人的話， 那麼這對和平外交來說是巨大的勝利了，如果我們輕視這種外交手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那麼我就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還不乾脆節省或縮減外交費用，因為這一幫人雖然竭誠努 - 145117
11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力也完不成國王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事，即：在和平時期透過友好聯絡和可能建立的同盟關係的表面現象來恢復普魯士的威信。同樣，陛下也可以透過表示出冷淡態度而輕易地削弱全部外交工作，如果我們造成不是朋友或期望奧地利的友誼的印象，那麼我或我們的另一位公使在這裡應實行什麼呢？只有回到柏林，如果有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談論奧地利對我們的某種支援，那麼他就不得不回到柏林，以免惹人嘲笑。而且就是在柏林，我知道也只有極少數的人，在談論我國外交政策時，才不感到痛心。我們對付全部災難的處方就是撲到布與爾伯爵懷裡向他盡情吐露我們的兄弟情誼。在巴黎時我曾聽說，某位伯爵訴菩要求和他妻子離婚，因為他當場抓住從前當過馬戲團女騎手的妻子與人通姦已經是第二十四次了。在法庭上，他的律師讚揚他是溫情寬厚的模範丈夫，但是比起我們對奧地利的高尚情意，他還差得遠呢。 我們國內狀況受到國內本身缺點的影響，未必超過受到我們在國外喪失威望、我們政策的完全被動這種痛苦和普遍的感覺的影響。我們是一個愛好虛榮的民族，如果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誇耀，我們便感到痛苦，如果哪一屆政府在國外給我們贏得一點聲望，我們就會對它很好、很滿意，甚至慷慨解囊。可是如果關於內政我們必須說，我們消除我們的大臣醫生給我們注入的疾病，更多地是透過我們自己的良好的身體素質，而不是透過他們的治療和他們規定的養生之道，那麼在外交方面要想尋找一種安慰就是徒勞的。尊敬的朋友，您畢竟熟悉我國的政策，您是否能夠舉出這個政策事先選定的任何一個目標？哪怕是舉出預定執行幾個月的一項 - 146-
第八章訪問巴黎什麼計劃也行。正是在目前情況下，有誰知道自己到底要幹什麼嗎？在柏林有誰瞭解？難道您相信在其他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那裡也同樣存在沒有明確的目標和觀點這種情況嗎？還有，您能否給我指出一個盟國的名字來，這個闔國，如果今天發生戰爭，普魯士對它可以有所指望，或者在比如諾恩堡那樣的急切問題上它會為我們說話的，或者由於期待我們的協助或由於懼怕我們的敵對，它會為我們做某些事的？我們是最厚道、最無惡意的政治家，可是沒有人真正信賴我們； 我們被當作不可靠的夥伴和無危險的敵人。我們在外交方面的舉動和內政方面的腐敗，似乎完全同奧地利一樣。我不是說的現狀，可是您能給我舉出從拉多維茨的三王同盟”以來我們在外交政策中的任何一項積極的計劃（預防性的計劃倒挺多）或什麼目標嗎？是的，曾有過一個亞得清計劃”，可是它至今仍是一個汙水坑，而我們以最殷勤的方式讓奧地利從我們這裡取走關稅同盟，因為我們沒有決心乾脆利落地說個“不”宇。我驚奇的是，我們這裡有些外交官竟還有勇氣懷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想要做出某些成就的事業心尚未熄滅。而我得像我的許多同事一樣，簡單地去完成上面來的指令，參加會議而不參與我國政策的總過程。這樣可以日趨健康而少費精力。 或許您會說，我由於怨恨（因為您不同意我的意見）而把一切看得漆黑一團，並且像鸚鵡那樣刺刺不休。但是，如果我能發現別人有什麼思想，我也會像維護自己的思想一樣來竭盡全力加以維護的。如果這樣繼續尸位素餐下去，我們就根本不需要這一整套外交機器。往我們這裡飛K來的可供烤 - 147-
119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燒的鴿子，我們是不會讓它們飛跑的，但如果我們不把嘴張開的話（假如我們不是正好打呵欠），那也是會飛跑的。我努力爭取的只是：我們任憑事態發展，不要放棄合適機會， 在和平時期給各國內閣造成一種印象，我們和法國相處不壞，人們休想指望我們為反對法國而需要他們的援助，並因此對我們施加壓力；如果他們對我們不尊重，我們便能和任何人結成同盟。如果我現在說，透過禮讓和相互往來便可以得到這些好處，那麼我期待，或者有人向我證實，這根本不算什麼好處，更符合我們利益的是：外國和德意志各官廷有根據推測，在各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武裝起來對付西方並需要建立同盟，甚至還可能需要援助以反對西方，即使上述各官廷利用這種推測當作針對我們而採取的政治措施的基礎。或者我期待有人拿出不適合和法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另外一些計劃和見解。我不知道政府是否有一種計劃（我未見到這種計劃），我認為沒有，但是如果有人對一個大國做出的外交上的接近加以拒絕，而且在調節兩個大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時僅僅以對人們不能和不願改變的狀況和人物的好感或反感為依據的話，那麼我只能剋制地說：我作為外交官，不能同意這種做法，而且在外交關係中採用這種制度，我認為整個外交活動直至領事事務都是多餘的了，實際上等於被廢除了。您對我說：“這個人是我們的天然敵人，不久就會表明，他現在是這樣的，將來也必定仍然是這樣的。”對此我要爭辯，或者同樣有理由說：“奧地利和英國是我們的敵人，情況就是如此，這早已是明顯的事實，這在奧地利顯得很自然，在英國顯得還不自然。”但也可以放下不談這些，甚至假定您的論 - 148-
第八章訪問巴黎斷有理，那我也依然不認為在和平時期就讓別國和法國知道我們的憂慮，在政治上是可取的；相反，我認為，在您所預見的破裂真正發生之前，始終有益的是，讓人們相信，我們並不認為在不久或較遠的將來同法國打仗是不可避免的，至少這樣的戰爭決不是與普魯士的狀況不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的，同法國敵對的緊張關係並不是我們機體上的缺點，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投機的我們稟性中的天生弱點。只要人們認為我們對法國冷淡，邦聯中的同事也會對我冷淡⋯ 馮．俾格爾拉赫的覆信如下： 柏林，1857年5月6日您2日的來信一方面給我帶來很大的愉快，因為我從中看到您誠心誠意地希望和我保持或取得一致見解，而這是大多數人很少關心的；另一方面，您的來信使我要求提出異議並進行嚴密的申辯。 首先我想，在最內在的基本方面，我和您的見解還一直是一致的。如果情況不是這樣，那麼我也就不會如此詳盡細緻地進行反駁，因為這樣做會是毫無用處的。如果您在原則問題上有不同我分手的需要，那麼我們首先就要從事於探究這一原則，而不要只是注意一些諸如“忽視現實”、“把法國排除在政治組合關係之外”的否定性詞何。 同樣我們也不應該從“普魯士愛國主義”、“對普魯士有害 - 149120
121 思考與回憶（第一番） 和有利”、“只效力於國王和國家”等詞句中去尋找這種共同的原則，因為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東西；關於這些東西您可以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認為從我的政策中比從您和任何其他人的政策中可以更好更多地找到這些東西。但對我來說，探究原則之所以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是因為我認為沒有這樣的原則，一切政治聯合便都是有缺點的、不鞏固的、極其危險的；在最近十年中並且正是透過探究原則而得到的成效使我對此深信不疑。 現在我不得不把事情迫溯得遠一點，也就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查理大帝時期。當時歐洲政治的原則是傳播基督教。查理大帝曾為這一事業盡過力，和薩拉秦人、薩克森人、阿瓦爾人“等等進行了戰爭，他的政策確實不是不實際的。他的繼承人相互之間進行無原則的紛爭，中世紀的偉大的諸侯們再度忠實於古老的原則。普魯士的威力是透過勃蘭登堡邊疆侯爵和德意志騎士團“同那些不願服從皇帝、教會牧師的民族進行的鬥爭而建立的，這種情況持續到直至教會衰落而導致領土分立主義、帝國解體和教會的分裂”。從那時期起，基督教世界中就再也不存在共同的原則。從最初的原則中保留下來的只是對土耳其人的危險勢力的反抗，當奧地利以及後來的俄國按照這項原則同土耳其人進行鬥爭時， 它們的確並不是不合實用的。同土耳其的歷次戰爭鞏固了這些國家的威力，如果人們都忠實於同土耳其帝國進行鬥爭這樣一條原則的話，那麼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歐洲或者基督教世介面對東方就會處於一種比今日更為良好的地位，而如今我們正受到來自東方的極大威脅。在法國大革命這一激烈的 - 150 -
第八章訪間巴黎非常實際的背棄基督教教會的行動面前，首先是在政治領域中存在過一種所謂愛國主義的“利益”的政策，這一政策引導到哪裡去，我們已經有目共睹。沒有比從1778年到法國大革命這一期間”的普魯士的政策更為不幸的事情了，我要提醒人們：弗里德里希二世付給俄國的補助金“等於是納貢， 我要提醒人們對英國的仇恨。在荷蘭，到1787年”還保持著弗里德里希二世舊日的威望，可是賴興巴赫協定”已經是一種由於背離原則而造成的恥辱了。大選帝侯進行的戰爭是為了新教的利益，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反對法國的戰爭其實是反對革命的戰爭” ”。1740年至1763年間的三次西里西亞戰爭”實質上也具有新教的性質，雖然領土分立主義和均勢的利益也起了作用。 席捲歐洲的革命給歐洲政治帶來的原則“，依我看至今仍然有效。不能說忠於這種觀念是不合實用的。英國直至 1815年一直忠於反對革命的鬥爭，而且沒有被老波拿巴引入歧途，所以國力上升到了頂點；奧地利經歷許多失利的戰爭之後，畢竟平安地經受住了這種考驗；普魯士由於巴塞爾和約”的後果而深受苦難，只是在1813—1815年間才恢復了元氣，遭受和約損害的西班牙”，則蒙受了更多的痛苦，而照您的見解，德意志各中等邦國，令人遺憾的是革命及由其產生的波拿巴主義這一萬惡之源在德國的產物，這一產物在維也納會議“上由於姑息和猜忌而被強制推行並受到了保護。如果人們根據原則，在維也納會議上把比利時歸還奧地利，把兩個法蘭克侯國歸還普魯士”，那麼德國的狀況就會與現在不同，特別是如果人們能同時強令畸形的怪胎巴伐利亞、符騰堡、達姆 - 151-
12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施塔特”退回到它們原來的版圖內的話。然而，當時人們在劃定邊界等等方面，全然把力學的利益放在原則前面。 我這種範圍廣泛的議論一定使您煩躁了，所以我回過來談當代問題。現在普魯士與奧地利互相敵對，波拿巴的統治伸展到德紹”，沒有他的允許，在德國就休想有所作為— 您認為這種狀況好嗎？難道和法國締結同盟，就可以換來 1815—1848年期間任何外國也不插手德國事務的那種局勢嗎？ 我和您一樣深信，奧地利和德意志各中等邦是不會為我國作出任何貢獻的。此外我還認為，法國，亦即波拿巴，也不會為我國作出什麼貢獻。我也和您一樣，不贊成對法國採取不友好和不禮貌的態度，把法國排除在政治組合關係之外，這是荒謬的。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波拿巴的來歷，把他請到柏林來，以致把國內外的種種觀念弄亂。在諾沙泰爾“問題上，他表現得不錯，因為他制止了戰爭，並公開說他從此不再幹了。但是，如果我們不讓“感情用事的政策”來支配，而把問題提交在倫敦備忘錄”上籤了字的各歐洲大國，不是預先躲藏在波拿巴的羽翼之下（這是很有問題的，卻正是奧地利所希望的），是不是更好嗎？這樣，對於人們能夠為之進行調停的戰俘”，便不會發生不幸了。 此外，您責難我們實行孤立政策。當共濟會會員“烏澤多姆希望把我們牽入12月2日條約“時，他對我們也進行過同樣的責難，現在作為鳥澤多姆的死敵的曼託伊費爾，也很信服這一思想，而您在當時，感謝上帝，倒是不是這樣。奧地利當時贊同了十二月條約，可是給了它什麼好處呢？它逡巡四周尋求同盟者。巴黎和約“之後，它立即締結了一個徒 - 152-
第八章訪問巴黎有其名的同盟，現在又同英國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我在這些事情方面看不出有任何好處，只看到種種困境。秘密協定只適用於這種情況，即法英同盟破裂了，即使到那時也阻擋不了帕麥斯頓與撒丁“同義大利眉來眼去。 我的政治原則現在是，今後也依然是，同革命進行鬥爭。您說不服波拿巴不站在革命的方面。他也不願意站到別的營壘中去，因為那裡有他的決定性的利益。可見這裡也就談不到什麼同情和反感。波拿巴的這種立場就是一種“現實”，是您所不能“忽視”的。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對待他的態度不應該講究禮貌、謙遜、讚許和謹慎，也絕不是意味著不可以在一定的事情上同他聯合。但是如果我的原則， 如反對革命的原則，是正確的話（我想您也會承認它是這樣一種正確的原則），那麼在實踐上也就必須一貫堅持，以便在需要實踐的時候（如果原則是正確的，這種時候一定會到來）使那些也將會承認這一原則的人們（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奧地利以及英國也會這樣做）懂得，他們從我們這裡可以得到什麼。您自己說，人家不會信賴我們，但也不能不承認， 只有按照確定的原則、而不是按照動搖不定的關於利益的觀念等等行事的人，才是可信賴的。英國和按自己方式行事的奧地利，在1793 年至1813年期間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因此儘管法國人使它們遭到種種失敗，但它們始終能夠找到盟友。 至於我們的德意志政策，我認為，我們的使命就是向各小邦表明我們普魯士的優勢地位，不能允許他們，例如在關稅同盟關係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上，直到狩獵邀請、親王就任 - 153123
12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我們的職務等方面，隨心所欲地自行其是。在這裡，就是說在德國，在我看來也必須是反抗奧地利的地方，但同時對奧地利也應避免任何空隙。這就是我對於您的書信的回答。 談到我們對德意志以外地區的政策，那麼如果我們在一個時期之內處於孤立境地，我認為不必驚異，也不必憂慮， 因為在這時期一切關係都頭腳倒置了：英國和法國現在還是緊密的同盟，法國不敢考慮採取可靠措施對付瑞士的激進派“，因為怕可能觸怒英國，但是在此期間法國又作登陸準備以恫嚇英國，還在採取同俄國結盟”這一決定性的步驟， 奧地利與英國結盥，這竟然不斷地挑動了義大利”等等。依照您的見解，在此情況下我們應該何去何從？要像正在這裡停留的普隆一普隆”所暗示的那樣，同法國和俄國結盟來反對奧地利和英國嗎？這樣的同盟必然會立即使法國在義大利佔有優勢，使義大利完全革命化，同時會使波拿巴的影響在德意志佔優勢。人們只讓我們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起一點作用，但不會很大，也不會持久。我們確已看到過在1801至 1803年處於俄國和法國勢力影響下的德國，當時主教轄區還俗了，而且是接照來自巴黎和彼得堡的指令分配的“，普魯士當時與這兩個大國的關係都好，但與奧地利和英國的關係卻壞，它在這種分配中也得到一些，不過所得不多，而它的影響那時比任何時候都弱小。 利•馮．格我於5月11日寫信給這位將軍，對他的信沒有深談： - 154-
第八章訪問巴黎 ……柏林的訊息告訴我，宮裡有人稱我為波拿巴分子。 這樣對待我是不公正的。在1850年，我們的對手就曾責難我背叛性地傾向於奧地利，稱我們是柏林的維也納幫”，後來又有人認定我們身上有俄國的皮革氣味，稱我們是施普累河上的母薩克。那時候有人問我是俄國的還是西方各國的，我總是回答，我是普魯士的；我認為對外政策中的理想就是沒有偏見，決定問題不要受對於外國及其當政者的反感或好感的影響。至於外國，我一生中僅僅對英國及其居民曾經抱有同情，而且現在有時還不能擺脫；但他們都並不希望我們去熱愛他們；無論我們的軍隊向誰開火—向法國人也好，俄國人也好，英國人或奧地利人也好，只要能向我證明，這是符合於健全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普魯士政策的利益的，我就會同樣感到滿意。但在和平時期，我認為招惹別人對自己的不滿或助長這種不滿，而又不和一種實際的政治目的結合起來，為了不確定的、沒有報償的同情而犧牲將來作出抉擇和締結同盟的自由，並僅僅從善意和博取別人讚賞的意願出發作出像現在奧地利在拉施塔特”問題上所要求我們的那種讓步，這是削弱自己的輕率行為。如果我們現在對人殷勤而不能得到同等的報答，那麼我們就應當不做這種讓步，可以當作協調物件的機會以後也還會有。有利於德意志邦聯不能是普魯士政策的唯一準繩，因為對於邦聯來說，最大的利益毫無疑問會是使我們以及德意志各邦政府在軍事上、政治上和在關稅同盟內部的商業上都從屬於奧地利，假如有了統一的領導，邦聯在戰爭時期和和平時期便能成就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一旦發生戰爭，也將是真正堅固的⋯⋯ - 155-
12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格爾拉赫於5月21 日給我覆信說： 本月11日來信收悉，我想這也許是您對我針對您本月2 日的詳盡來信所試作的反駁的回答。我當時精神很緊張，因為和您見解不一使我極為苦悶，我期望著我們的意見能一致起來。但是您對指責您主張波拿巴主義的辯解向我表明，我們之間的距離還很大⋯…我確實相信您不是波拿巴分子，正如大多數政治家，不僅在我們這裡，而且在其他國家，真實情況也是這樣那樣，例如帕麥斯頓、巴赫、布奧爾等，我原先也知道，在法蘭克福和在德國，我還得加一句說在菜茵聯邦中，您碰見過不少這類分子。您在上次邦議會中對反對派的態度，已經排除了您主張波拿巴主義的責難。但是正因為如此，我才對您怎樣看待我們的外交政策百思不得其解。 我也認為，不應該對波拿巴採取不信任、僵硬和厭惡的態度，應該對他採取最好的方式，只是不能像您所希望的那樣把他請到這裡來，因為那樣做人們便會有所損失，使還存在的良好意識遭到擾亂，引起不信任，喪失他的尊嚴。因此，您的備忘錄中的許多東西我都贊同，歷史導言（1-5 頁）具有高度的教育意義，而且其餘的大部分也很可以利用，可是請您原諒，全文無頭無尾，既無原則，又無政治目的。 1.難道您能夠否認，拿破崙第三像拿破崙第一一樣， 也躲不開他的以人民主權”（七百萬人的當選人）為基礎的絕對專制主義的一切後果（他像老拿破崙一樣對這些都感覺很好）？…… - 156 -
第八章訪間巴黎 2. 法國、俄國、普魯士三國同盟，普魯士在加入時嘴裡說：“請接納我加入你們的同盟，在你們之中我當老三吧”①，它仍是三國中最弱的一個，奧地利和英國對它抱著不信任的防備態度，它卻直接促成了“法國利益”的勝利， 即先統治義大利，然後再統治德意志。1801 至1804年俄國和法國瓜分了德意志，只劃給了普魯士一小部分“。 3. 您所建議的政策與1794—1805年豪格維茨”的政策有什麼區別？那時候所談論的也是一種“防衛體系”。圖古特、科本茨爾、勒爾巴赫絲毫也不比布奧爾和巴赫好，奧地利方面還不時發生背信棄義的事情，俄國比現在更加不可相信，英國倒反而可靠些。國王心裡也是厭惡這個政策的⋯⋯。 由於我和您的見解有分歧，我經常考慮，我的觀點過時了，雖然我還不能承認我主張的政策不正確，但也許有必要嘗試一種另外的政策，這種政策應當先予以實行並掌握。在 1792年馬森巴赫主張與法國結盟；並在戰爭期間寫過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1794年豪格維茨主張防衛體系或者保持中立等。革命的絕對專制主義就其本質來說是征服性的，因為只有當周圍各國的情況同它本國的情況一樣時，它在國內才能維持下去。帕麥斯頓不得不支援反對比利時報刊的遊行示威，等等。拿破崙第三對待瑞士激進主義的態度是十分軟弱的，雖然公認激進主義對波拿巴十分不合心意。還有類似的事例。1812年，格奈澤瑙、夏恩霍斯特及其他少數人反對與 ① 席勒歌謠《擔保》最後二行。—俄文字注 - 15712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法國結盟，眾所周知，這個同盟還是成立了，是透過派遺輔助軍團“實現的。結果當然對主張結盟的人有利。雖然如此，我還是會很樂意站在格奈澤瑙和夏恩霍斯特一邊。1813 年克奈澤貝克主張停火，格奈澤瑙則表示反對”，我當時是一個僅有二十二歲的軍官，堅決反對停火；雖然後來停火了，現在我也敢證實我是有道理的。勝利者的事業使上帝欣慰，失敗者的事業令卡託①歡喜”這句話，如今仍不失其意義⋯•• 實施同法國和俄國結盟的防衛體系政策—以前有人稱它為中立政策，在東方問題上英國是不願容恐這樣的政策的——對您來說並不艱難，因曼託伊費爾一夥和其他許多人是站在您那一邊的（國王陛下心裡是不願站在您那一邊的， 但他會採取消極的立場），而他們這樣做也只是在波拿巴主義還能維持的時候。但在這期間可能發生的什麼事情還會少嗎？您如果能夠不捲進事端，而把握好權柄，那麼我是十分高興的。老波拿巴統治了十五年“，路易．菲利普統治了十八年，您認為現今的制度將維持得更長久嗎？ 利•馮•格我寫信作答如下： 法蘭克福，1857年5月30日 ①馬•普•卡託（公元前95-46年），羅馬貴族，頑固的共和派，愷撒的主要對手，在公元前46年愷撒於塔樸蘇斯取得勝利後，他在烏迪卡自殺。—譯者注 - 158-
第八章訪問巴黎在回答您最近兩封信的時候，我深深感到人類語言、特別是書面語言的不完備而苦惱；每次試圖表明自己觀點，都造成了新的誤解；我們不能在紙上或者口頭上表明人的全部思想，也不能使他人對我們所表達的片斷思想了解得像我們自己所感覺得一模一樣：一方面是因為語言次於思想，一方面是因為吸引我們注意的外部事物，絕少能被兩個人從同樣的角度所覺察，除非一個人沒有自己的判斷並採納另一人的見解。 因為事務繁忙、賓客不斷、風和日麗時的出遊、懶散、 孩子生病和我自己生病，還有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種感覺，所有這一切使我沒有勇氣以更進一步的論據答覆您的批評，這些論據中的每一個論據本身都不完滿，有漏洞。您在評論時請注意，我的健康才開始復元，今天才第一次喝了馬利恩巴特礦泉水，如果我的見解與您有分歧，那麼就請您在枝葉中而不要到根本中去尋找不同之處，因為對於見解的根本方面，我深信我和您的見解是一致的。 我也承認為反對革命而鬥爭這一原則是我的原則，但是我認為把路易•拿破崙看作是唯一的或者即使只是首要的革命代表是不正確的，而且我認為在政策中貫徹這一原則時不可能採取這種方式，即：使這一原則的最遙遠的貫穿其他一切考慮，使它可以說成為紙牌中唯一的王牌，連其中最小的牌也可以擊敗其他花色牌中最大的牌。 在現今的政治世界上，沒有在革命的土壤中紮下根子的實體還多嗎？請看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美洲的所有共和國、比利時、荷蘭、瑞士、希臘、瑞典”，以及至今仍然有意識地立足於1688年光榮革命“的英國，甚至對於現在的德 - 159127
12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意志各邦君主一部分從皇帝和帝國、一部分從與他們同一等級的諸侯以及一部分從邦議員那裡奪取的土地，並沒有證實自己完全合法的佔有權，在我們自己的國家生活中還不能避免使用革命的支柱。許多這樣的現象現在已經根深蒂固，我們也已經習以為常，但是，正如在我們周圍每天二十四小時發生的那些奇蹟在我們看來已經不再神奇一樣，這並不妨礙任何人用完全不比我們自己的誕生和人類的日常生活更奇異的現象來確定 “奇蹟”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承認一項原則是最高的、普遍適用的原則，那麼只有這一原則在任何情況和任何時候都證實正確時我才能承認；一開始就是虛弱的並不能由於歲月的流逝而變得健康”這條原理與教義相比依然是正確的。在過去的革命事件還沒有變得失去時效，人們談論這些事件可以像《浮士德》中的魔女談論她的迷藥，說“這兒我有一瓶，我自己也常常服用，它不再有惡奧”“那樣的時候，甚至在那時人們也不總是因保持貞節而避免性交，十足反革命的統治者曾把克倫威爾稱為“兄弟先生”，並在對他們有利的時候向他尋求友誼；十分尊嚴的君主們在聯合邦“得到西班牙的承認之前便與這個聯合邦結成同盟。還在斯圖亞特家族提出自己有王位繼承權時，我們的祖先便已承認奧倫治的威廉”及其在英國的繼承人是完全正當的，我們還根據1785年海牙條約對北美合眾國的革命起源表示諒解“ ”。葡萄牙現任國王”曾到柏林訪問我們，而我們若不是因為偶然發生的阻礙，也已和貝爾納多特”家族結親了。 在什麼時候，根據什麼樣的特徵，所有這些政權不再是， - 160-
第八章訪問巴黎革命的了呢？可見，一旦他們不再對我們構成危險時，它們的不合法的誕生也就被諒解了，隨之人們在原則上也就不反對他們了，雖然他們繼續毫無悔改地、甚至自誇地承認他們不正當的根源。 我沒有見到，在法國革命之前我有一位政治家（即使是最誠實和最富於基督教精神的政治家）竟會想到，把他的全部政治活動，他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態度從屬於“同革命進行鬥爭”這一原則，而且僅僅用這一試金石來檢驗本國與對別的國家的關係；其實，美國革命和英國革命“的原則是和在法國招致的權力的繼承性的中斷的那些原則極為相似的，如果不計流血程度和因民族性格而不同地形成的同宗教一起的騷亂的話。我不能設想，在1789年以前就沒有幾個富於基督教精神和保守的政治家，幾個像我們這樣正確認識什麼是罪惡的人，也不能設想他們竟會沒有注意到被我們認定是任何一種政策的基礎的那種原則的正確性。我也不認為， 我們可以把這一原則像嚴格地應用於法國那樣來應用於1789 年以後的一切革命事件。奧地利存在類似的法制狀態，革命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和如今徹底革命的丹麥”的盛行，英國政府公開承認和宣傳革命的基本思想，並在諾恩堡衝突中實踐這些革命思想——所有這一切都不妨礙我們去評論我們的國王對待這些國家的君主的關係比對待拿破崙第三的關係更為溫和。在波拿巴身上和一般來說在法國革命中， 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東西？波拿巴的非君主出身固然關係重大，但同樣情況在瑞典也發生，然而它並沒有造成同樣的後果。是否正是在波拿巴家族中存在這種 “特殊的”東西呢？ - 161129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須知並非這個家族把革命帶到世上來的，因而即使滅盡這個家族，也不會剷除革命或者哪怕使之不能為害。革命比波拿巴家族要古老的多，它的基礎也要比法國廣闊的多。如果想在世上探尋它的根源，那麼就不要在法國，而是寧可在英國去尋求，如果不是更早地在德國或羅馬去尋求的話，而這就要按照我們各自是將宗教改革運動的狂亂還是羅馬天主教的狂亂和把羅馬法引入日耳曼世果”看作對此負有罪責了。 拿破崙第一是以為了他的野心而有效地利用法國革命開始的，後來他又毫無成效地並試圖用錯誤手段反對革命；他把革命果實摘取到手並塞入衣袋之後，又極欲把革命從他過去的生涯中抹掉；至少他對於革命的促進的程度不像他以前的三位路易：在路易十四時由於實行了絕對專制主義，在攝政時期”和路易十五時由於穢聞四播，在路易十六時由於軟弱無能（他在1791年9月14日透過憲法時，宣稱革命已告結束），確實革命已經成熱。即使不把菲力普•埃加利特算入波旁王室，波旁王室為革命所做的也要比所有波拿巴分子還多。 波拿巴主義不是革命之父，正像任何絕對專制主義一樣，它只是對於革命的種子的肥沃土壤，我絕不想以此來把波拿巴主義置於革命現象的領域之外，而是隻想在展現它的時候除掉並非它本質上固有的雜質。此外，我認為可以算作這些雜質的有不義的戰爭和征服。這些並不是波拿巴家族或以其姓氏命名的統治制度的特徵。古代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也能夠這樣做。路易十四按照自己的力量在德國經營的殘暴程度並不亞於拿破崙”，假如拿破崙以他的天賦和習性生為路 - 162 -
第八章訪問巴黎易十六的兒子的話，那麼他大概也會使我們不得安生的。 征服的慾望是英國、北美、俄國及其他國家的特性，並不亞於拿破崙法國，只要有力量、有機會，連最合法的君主國，未必會由於謙虛節度和熱愛正義而限制自己。在拿破崙第三身上，這種慾望作為本能看來並不佔主宰地位；他並不是一位統帥，在可能贏得重大勝利或遭到嚴重失敗的大規模戰爭中，作為他的統治支柱的法國軍隊，更多地注目的是一位應運而至的將軍而不是皇帝。因此，只有當他認為內部的危險使他必須挑起戰爭的時候，他才會尋求戰爭。但是，對於法國的正統國王來說，如果他現在掌了權，這種迫切需要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 因此，無論對於他伯父“征服狂的回憶，還是他的權力的不正當起源這一事實，都並沒有使我有理由把當前法國人的皇帝看作是革命的唯一代表，看作是為反對革命而鬥爭的最好的物件。第二個缺點是他和許多當今執政者共同具有的；而第一個缺點方面，對他的懷疑至今還不能多於他人。 尊敬的朋友，您指責他說，如果他周圍各國的情況不同他本國的情況一樣，他便會不能維持下去，如果我承認這是正確的，那麼這就足以動搖我的觀點了。但是波拿巴主義之所以有別於共和國，是因為它沒有必要用暴力來傳播它的統治原則。拿破崙第一本人也沒有竭力向並不直接或間接地屈從於他的國家推行他的統治方式；而是人們心甘情願地竟相模仿這種統治方式。用幫助革命來威脅別國，今天很明顯已成為英國一些時期以來的專長，如果路易•拿破崙也有帕麥斯頓的意圖的話，那麼我們早就會碰到那不勒斯爆發起義了。法 - 163130
131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國皇帝如果向鄰國推廣革命體制，就可能給自己製造危險； 他深信法國現今的制度有嵌點，並且為了維持他的統治和王朝的利益，他寧可竭力為自己獲取比革命的基礎更為牢固的基礎。他能否做到這一點，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對於波拿巴主義統治體制的缺陷和危險，他無論如何不是視而不見的，因為他自己對此公開地發表過意見，並對它進行過抱怨。 對於法國來說，現行的統治形式並不是路易•拿破崙可以任意確立或任意改變的東西，對他來說，這種統治形式是一種既成的東西，是也許按照它能夠在法國長時間進行統治的唯一方法；要採用任何別的形式或者一開始就在民族特性中沒有基礎，或者是這種基礎已遭破壞和喪失。如果亨利五世現在登基，一般情況下，那他也不會用其他方法進行統治。路易•拿破崙並沒有造成國內的革命狀態，他的統治不是透過反抗現存的食法權威獲取的，而是從無政府狀態的旋渦中把它作為無主財產撈到手的。如果他現在放棄政權，那他就會把歐洲置於困境，大家會相當一致地請求他留下來； 他如果把政權讓給波爾多“公爵，那麼這位公爵也將不能保持權力，猶如他不能獲取權力一樣。路易 •拿破崙自稱為七百萬人的當選人，他只是提到了他不能否認的事實，他不可能給予自己一個與他所具有的不同的起源，但是，對他卻不能說，在他已經掌權之後，實際上他還繼續遵從人民主權的原則，並把民眾的意志視為法律（就像這種情況現在在英國日益顯見那樣）。 在拿破崙第一時期，我國所受到的壓迫和侮辱給所有親 - 164-
第八章訪何巴黎身經歷過這一切的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這些人看來，被稱為走運計程車兵—革命的繼承人的那個人及其家族同我們所反對的以革命為形式的罪惡原則是同一的。人們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我覺得，您對今天的拿破崙未免歸咎過多了，如果您正是把他、也僅僅把他看成是可恨的革命的化身，並且根據這一條理由，對他宣佈放逐，以至同他交往皆為可恥行為的話。他身上所具有的任何革命的標誌， 您在其他地方也會發現，但是，您並不以同樣嚴格的學理精神把自己的仇恨轉註到那裡去。波拿巴主義的對內統治方式，連同它的粗暴的集權制、它的消滅獨立性、它的對法律與自由的蔑視、它的官方的扯謊、它的國家機構和交易所的腐敗以及它的那些沒有脊骨的、沒有信念的無恥文人，在不配被您那樣偏愛的奧地利也如同在法國一樣盛行，而在多瑙河兩岸是由於自由使用全部權力有意識地推行的；而路易•拿破崙在法國所遇到的這種制度是現成的、是他本人所不歡迎的、但卻是不易改變的歷史的結果。 我認為，那種使我們今天特別把法國革命才稱為革命的“特殊東西”，並不在波拿巴家族身上，而是在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間都離我們很近之中，是在發生這些事件的這個國家的巨大和力量之中。因此，這些事件更為危險，但我並不因此認為，同波拿巴保持關係，比同由革命造成的其他國度，或者和那些自願讓自己混同於革命的政府（如奧地利） 以及積極散佈革命原理的政府（如英國）保持關係更壞。 我絕不是想用這一切來為法國的某些人士或法國的狀況進行辯護，我對那些人士沒有偏愛，我認為那裡的狀況是這 - 165132
133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個國家的不幸，我不過是要說明一下，和我們所承認的一個強國的君主建立更密切的聯絡既不是罪惡，也不是恥辱— 如果政治事態的程序要求我們這樣做的話。我並不是說這種聯絡本身有什麼珍貴之處，我只是說，其他的一切前景都更壞，為了改善這種關係，我們就應當和法國在實際上或表面上建立更為親密的關係。只有用這一方式我們才能使奧地利理智起來，使它放棄施瓦爾岑堡式的過分的野心”，使它尋求同我們諒解，而不是力求詐騙我們，也只有用這一方式我們才能阻止德意志中等邦國和法國繼續發展直接的關係。英國也只有擔心它可能錯過同我們結盟的機會從而有利於法國時，它才可能認識到和普魯士結盟的重要性。可見，即使從您的偏愛英國和奧地利的觀點出發，我們也必須從法國著手，以便使上述兩個國家清醒過來。 尊敬的朋友，您在您的信中預見到，我們在普、法、俄同盟中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我從來不把這樣一個同盟看作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只是把它當作一個看來遲早要從目前的混亂中產生出來的一個事實，對此我們不能加以阻擋， 因而我們必須估計到它，還必須明白它的作用。我還要補充的是，既然法國尋求我們的友誼，我們只要贊同這種意願， 或許可以阻止這種同盟的建立或改變它的作用，無論如何總可以避免以 “第三者”的身份加入這個同盟。只要我們不比現在更強大一些，則我們在和其他大國結成的任何聯盟中， 我們便會處於相對弱者的地位。奧地利也好，英國也好，如果我們和它們結盟，它們也不會為我們的利益來利用它們的優勢，在維也納會議”上我們吃了虧，有過這種經歷。奧地 - 166-
第八章訪間巴黎利不會幫助我們在德意志起重要的作用，英國不會幫助我們發展海上貿易和艦隊，而且對我們的工業懷有嫉妒。 您把我與豪格維茨及當時的“防衛政策””進行對比。 但是當時的情況是不同的。法國在當時已經掌握令人不寒而慄的優勢力量，其首領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危險的征服者；反之，對英國倒有把握可以指望。我有勇氣不對巴塞爾和約加以譴責”，同當時的奧地利及其圖古特、勒爾巴赫以及科本茨爾的結盟，就如同與今日的奧地利的結盟一樣使人不堪忍受；在1815年我們行程艱難，但我並不歸咎於巴塞爾和約， 而是我們未能不顧與我國對立的英國和奧地利的利益而發展起來，因為我國國力微薄，同其他強國相比不足以使人畏懼。萊茵聯邦有它們完全不同於我們的“巴塞爾” ”，卻在維也納會議上大獲成功。在1805年我們沒有抓住機會”為擊潰法國的優勢力量助以一臂之力，曾是令人瞠目的愚蠢，我們本應該迅速而堅決地向拿破崙進攻，直到最後一口氣。作壁上觀比站在法國一方更令人不可理解，這些機會我們既然都任其喪失，因而在1806年我們便只好不惜任何代價恪守和約，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 我完全不贊成“防衛政策”，我只是說，我們可以不必懷有侵略意圖和承擔任何義務去接受法國親近我國的嘗試； 這樣的立場給我們的好處就是可以使每個大門都為我們敞開，自由地掌握朝任何一個方向旋轉，直到事態變得更為穩定和明朗為止，我認為我所提出的方針不能理解為反對別人的密謀，而只能理解為我們自衛所必需的謹慎態度。 您說：“法國也不會比奧地利和德意志中等邦為我們作 - 167-
13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更多的事情。”我認為，如果不同時符合自己的利益，任何人也不會為我們做什麼事的；但是奧地利和各中等邦國現在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採取的方針是與普魯士生死攸關的任務完全互不相容的，而且只要奧地利不採用一種對待我們有節制的制度（這方面至今很少希望），我們的政策便將毫無共同之處。 您贊同我的意見是，我們“應該向各小邦顯示普魯士的優勢地位”，可是在邦聯法規範圍之內我們用什麼辦法達到這樣的目的呢？只有十七票”中的一票，奧地利又反對我們， 在此情況下是無法大有作為的。 由於我在別處論述的理由，路易•拿破崙對我們的訪問這件事本身將會使我們的意見在各小邦眼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它們對我們的敬重甚至忠誠，和它們對我們的恐懼適成正比。他們永遠不會信賴我們。只要看一眼地圖它們就會失去這種信任。它們知道，它們的利益和分立慾望妨礙普魯士政策的總的方針，對它們的危險正在於此，而現時對付這種危險的唯一保障就是我們仁慈的君王的公正無私。這個法國人對我們的訪問總之不會加劇本已存在的對普魯士的不信任，而國王希望驅散這種不信任的想法，絕不會得到別人對他的謝意，他只不過是由人家獲益，被人家利用而已。現存的什麼“信任”在危急情況下也是不會給我們一兵一卒的， 而如果我們善於使他們感到恐懼，那麼就會使整個邦聯受我們控制。而透過明顯地表現我們同法國有良好的關係就可引起這種恐懼。 如果不採取這類的措施，那麼就很難長期同法國保持您 - 168-
第八章訪問巴黎也贊同的這種友好關係。因為人家在向我們表示好意，需要給自己建造一個同我們一起的紀念物，希望同我們會晤。如果我們加以拒絕，必定會造成關係冷落，而為其他官廷所注目，因為新貴在最敏感的地方是易於感到自己被人觸犯的。 假如您向我建議一種其他的政策，我會誠懇地、毫無成見地和您討論；但是，因為我們處於歐洲的中心，所以不能夠消極地執行漫無計劃的政策，而只滿足於別人還給我們安寧；這樣的政策今天對我們來說可能像1805年”一樣的危險。如果我們不設法成為鐵錘，那麼我們就將成為鐵砧。我認為您無權滿足於“失敗者的事業令卡託歡喜” ”，“如果您在這種情況下冒必定使我們共同的祖國遭到失敗的話⋯• 如果我的觀點得不到您的一點讚賞，那您至少也不要對我整個一生作出嚴厲判決；請您想一想，我們不僅在艱難歲月中有過共同的基地，而且在這塊基地上培育過共同的禾苗；我這個人是接受忠告的，而一旦認定自己錯了，就知過必改⋯• 馮•俾格爾拉赫覆信回答道： 無憂官，1857年6月5日 •••首先我願意贊同您觀點中講究實際的一面。涅謝爾羅迭像您一樣，在這裡正確地指出，只要布奧爾（您還正確地提到巴赫）執政，就不可能和奧地利合作。他說，奧地利曾高唱友誼一安全來煽動歐洲“反對他們（即俄國人），割去 - 169135
13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了他們比薩拉比亞“的一塊土地，到現在還給他們帶來火辣辣的疼痛。奧地利也以同樣的態度對付我們，並在東方戰爭期間背信棄義，實在可恨。因此您說不可能同奧地利合作， 這相對地說是正確的，所以，在這種具體情況下，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未必有什麼分歧。可是您不要忘記，罪惡總是一再帶來罪惡的，奧地利對我們也造成了一系列卑劣的罪惡，例如由於1849年反對進軍巴登湖區，結果喪失了普魯士親王當時本應該奪取的諾恩堡，“又如拉多維茨的政策”，再如甚至在施瓦爾岑堡表示了良好意願的時候在臨時協定時期”表現的驕橫態度，最後如一堆瑣碎的小事：一切都是重複1793年至1805年的政策。但是，認為我們與奧地利的惡劣關係只應是相對惡劣的這一觀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切合實際的，因為它首先可以使我們避免採取只能造成災難的報復做法；其次可以使我們保留和解和接近的願望，因而可以避免使這種接近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和解和接近我們都沒有得到，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政治家們都投身到波拿巴主義中去了。 但是對於這一點，老年人比青年人更有資格評論。但是這裡在臺上的老人就是國王和鄙人，青年人就是弗拉•狄阿沃洛（受託伊費爾）等人，因為弗拉•狄阿沃洛在1806年至 1814年期間已在萊茵聯邦，而您還沒有誕生呢。我們實際研究了波拿巴主義已經十年了，把它全都琢磨透了。所以，我們的分歧僅僅在於我們對這個現象的性質有不同的理解，而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您說，路易十四也是一個掠奪者，奧地利的聯合力量”也是革命的，波旁家族比波拿巴家族對革命負有更大的罪責，等等。您說一開始就是虛弱的並不能由於 - 170-
第八章訪問巴黎歲月的流逝而變得健康這條原理只從理論上講是正確的（我不曾同意過這一點，因為從錯誤中可以產生出正確的東西來，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定能產生出來。從違背上帝意旨在以色列建立的王國中產生了救世主；得到廣泛承認的長子權被盧本•押沙龍等破壞殆盡，和淫婦約示巴私生的所羅門受到了主的祝福”，等等）。但是您如果把這一切都同波拿巴主義混為一談，那便證明您完全誤解了波拿巴主義的實質。 波拿巴—不論是拿破崙第一還是拿破崙第三——不僅具有革命的不合法的來歷，像威廉三世、大概還像奧斯卡爾國王”等人那樣，而且他們自身就是革命的化身。這兩個人， 拿破崙第一和第三，都感覺到這是自己的災難，但他們又都沒有辦法擺脫。請您讀一讀現在已經被人遺忘的一本書《拿破侖•波拿巴與讓•菲埃凡的關係與書信》，從中您就會找到老拿破崙對國家本質的深刻的觀察；正如現在的波拿巴也以確立貴族稱號、恢復長子繼承權旺、理解集中制的危險、對交易所投機進行鬥爭、恢復舊省份的願望等這樣的思想使我敬服一樣。但是這改變不了他的統治的性質，正如哈布斯堡•洛塔林王室”的性質不會由於自由主義的、甚至是革命的約瑟夫二世“皇帝或者由於弗朗茨•約瑟夫及其高等貴族出身的施瓦爾岑堡和街壘英雄巴赫“而改變一樣。本性難移”。因此波拿巴家族中沒有一個人會棄絕人民主權，而他們也沒有這麼實行過。上面提到的書可以證明，例如當拿破侖一世在下令槍決昂吉安公爵”時，他便放棄了他要棄絕自已革命出身的企圖；拿破崙第三也會這樣做並且已經這樣做了，例如在諾恩堡談判”時，他覺得這是復興瑞士的最好 - 171-
137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在其他情況下求之不得的機會。但正如瓦列夫斯基老實承認的那樣，他畏懼帕麥斯頓勳爵和英國的輿論，俄國畏懼他，奧地利畏懼他和英國，這樣，這筆可恥的買賣就成交了。多麼奇怪：我們有眼劫視而不見，有耳部聽而不聞9 ’ 在諾恩堡談判之後緊接著就是比利時事件、自由派對教權派的勝利、議會中少數派和街頭起義者結成的勝利聯盟來對付議會的多數派”。在這裡，從正統的國家方面是不應當干預的，波拿巴對此將是確實不會容恐的，如果這一切不能緩和下來，就會有來自波拿巴主義方面的干涉，不過很難對教權派或憲法有利，而是對享有主權的人民有利。 波拿巴主義不是絕對專制主義，也不是愷撒主義"，絕對專制主義可以以神權為基礎，例如在俄國和東方，但它對於那些不承認神權的人並不起作用，對他們來說它是不存在的；除非是諸如阿提拉、穆罕默德或帖木兒這些獨裁君主02 才會想起宣佈自己為上帝的鞭子。不過這究竟是例外。愷撒主義就是在一個合法的共和國裡強奪最高權力，並以某種必要性為自己辯解；但是對於波拿巴來說，不論他願意與否， 革命，也就是說人民主權，是對內的法制名義，而在發生任何衝突或需要時，也是對外的法制名義。由於這個原因，您把波拿巴、波旁和絕對專制主義的奧地利相比較不能令我滿意，就如同比較拿破崙第三的個性一樣，即使拿破崙第三的個性在許多方面都令我欽佩。如果他不去進行征服了，那他的繼承人也必然去從事征服，雖然皇儲並不比其他許多人有更多的希望登上皇座，而肯定要比享利五世少108。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拿破崙第三也和拿破崙第一一樣，是我們的天然 -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