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演說家，以及他每天和家人祈禱時還要唱讚美歌的鄉巴佬習氣，都使親王妃十分厭惡。省長處理公務比處理宮廷關係更內行，他認為他在宮中和官中花園的存在是代表國王的特權，以便和他所謂的親王對王朝事務的過多插手相抗衡，而且他虔誠地認為，在經濟上利用宮中房產方面，如果他不針對王儲宮廷的要求而在王儲夫人面前盡力堅持他作為一個省長的要求的話，便是有損於國王——他的君主。 無憂宮參謀總部”長官在馮•勞赫將軍死去後是列奧波德•馮•格爾拉赫，而他的助手（有時也是他的對手）是內閣顧問尼布林和埃德溫•馮•曼託伊費爾，在克里木戰爭期間還有明斯特伯爵。除此之外，屬於宮廷黨”的還應該算上安東•施托爾貝格伯爵，弗里德里希•楚•多納伯爵和馮•德•格勒本伯爵。 在親王宮中，致力於維護國家利益以防止由於女人影響而造成禍害的人士，是堅定而幹練的古斯塔夫• 馮•阿爾文斯累本， 雖然他不同意政府的政治措施，但卻竭盡全力促進兩宮和解。他同意我的觀點，即必須在戰場上解決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敵對的問題，因為不可能有別的解決辦法。他曾在波蒙和色當指揮過第四軍團，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在維昂維爾和馬斯•拉•圖爾自主地作出決定，在麥茨城前擋住了法國的萊茵部隊”，兩人都是將軍的典範。有一次我有機會問他，照他看我們和奧地利人之間的第一次決戰結局將會如何，他回答道：“會打得他們人仰馬翻。”他的信心增加了我在1864年和1866年的困難決策時的勇氣。考慮國家大事、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考慮問題的阿爾文斯累本對親王的影響和親王妃對親王的影響這二者之間的對立，有時使他十分激憤，他當時發洩感情所說的話我不便在這裡重複；一位具有愛 - 1139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國心計程車兵對玩弄政治的女人的全部怒火，卻是用近乎對刑事犯判罪的語言表達的。親王面對他的夫人在自己身邊保留這位副官，是他的固有特性的產物，這種特性在他當了國王和皇帝之後仍然保持著，這種特性就是：對於忠實的僕人來說，他是忠實的主人。 - 114-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 93 （一） 在我的維也納的使命完成之後，由於克倫策等人'搬弄是非，在曼託伊費爾大臣和我之間產生了隔閡，其後果是，國王在這位大臣不順從他的意志時就越來越頻繁地召我來柏林以便對他進行“恫嚇”。我途經龔特斯豪森在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旅行，一年之內行程二千英里。旅途中我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菸，或是酣睡一覺。國王不僅就德意志政策和外交政策徵求我的意見，偶爾在外交部向他呈報草案時，他也指令我制定出對策。之後我總要把國王的這一指令和我提出的方案同曼託伊費爾商議，他通常避擴音出修改意見，即使我們的政治觀點是分歧的。他寧可遷就西方列強和奧地利的意願。而我，並不代表俄國的政策，卻看不出有什麼理由為了別國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魯士的利益，使我們同俄國多年的和平關係成為問題，我還認，如果普魯士為了與我們不相干的利益而反對俄國的話，那麼這就是我們懼怕西方列強和對英國卑躬屈膝的結果。曼託伊費爾避免由於明顯地主張自己的觀點而更加激怒國王，也避免由於支援我主張的所謂親俄的見解而刺激西方強國和奧地利，他寧願不露真情。穆斯蒂埃侯爵知 - 115-
9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道他的立場，我的上司就此託給他這樣一項任務：說服我轉向親西方列強的政策，並在國王面前維護這一政策。有一次在我訪問穆斯蒂埃時，他竟情緒奔放地說出這樣帶威脅性的話：“您奉行的政策會把您引到耶拿？”，我對此回答說：“為什麼不引到菜比錫’ 或者羅斯巴赫”呢？”穆斯蒂埃不料在柏林競有人對他以這樣獨立的口氣答話，他默然不語，氣得臉色發白。沉默片刻後我又說：“總而言之，每個民族打仗都有勝有敗。我來不是為了和您研究歷史的”。以後的談話就不再融治了。穆斯蒂埃在曼託伊費爾那裡抱怨我，曼託伊費爾又把他的埋怨告訴了國王。可是國王都對著曼託伊費爾讚揚我，後來又直接讚揚我，因為我對那個法國人的回答很對。 貝特曼•霍爾維克黨最有能力的活動家哥爾茨、普爾塔勒斯，有時還有烏澤多姆，透過普魯士親王而在國王處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有些緊急的電報不是由曼託伊費爾，而是由阿爾伯特•普爾塔勒斯伯爵起草，國王又把電報草稿交我稽核，我又和曼託伊費爾商討修改意見，他又請來副國務秘書勒•科克，科克僅從法文修辭學的角度推敲措辭，電報一拖就是整整一天，他借口說還沒有找到完全恰當的法文詞彙—即還未確定暗淡的、不清的、懷疑的和疑慮的等詞彙之間的細微差異，好像這些瑣碎細節就是問題的癥結。 （=） 我想方設法以巧妙的方式擺脫國王讓我扮演的角色，並儘可能為他和曼託伊費爾之間的諒解開闢道路；在關於裡諾•克韋爾 - 116-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產生的嚴重齟齬中，情況就是這樣。由於恢復邦聯議會”而使普魯士的民族的分離主義的努力暫時受到阻礙之後，人們在柏林開始整頓內部秩序，而國王卻猶豫不決，生怕疏遠了其他德意志各邦的自由派分子。但在整頓的目的和步驟上，曼託伊費爾大臣和“雖然小但是有威力的黨”之間立即出現了意見分歧，這種分歧竟在去留一個相當次要人物的爭論中尖銳化起來，並演變成為一場公開而猛烈的鬥爭，真是咄咄怪事。在1851年7月11日通知任命我為駐邦聯議會公使的同一封信中，曼託伊費爾寫道①： 至於我們的內部關係亦即有關邦議員的事務，如果人們處理得較有分寸、更為巧妙的話，那麼情況的發展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威斯特華倫在這些事情上是高明的，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我同他的見解基本上一致。在我看來克呂措夫② 的文筆尚欠暢達，從形式上看無疑有某些可以避免的錯誤。 而《十字報》°在此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就更令人不快了。 它不僅以笨拙而傷人的方式慶祝勝利，而且還好走極端，這種走極端的態度給他們自己也未必帶來愉快。例如，假定有可能並且的確成功地恢復了純粹的聯合省議會（連同他的一場後果）’的話，—再進一步畢竟已不可能—那麼這樣會得到什麼好處呢？我認為，如果政府在一種徹底的機構上的改革成為必要前，把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擱置起來，那麼政府的地位會有利得多。我希望並期待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廢止 ① 這封信在第1版中是按照一個有錯誤的副本印行的，這裡根據原璃做了校正，參看《回憶與思考》第2卷第7頁及以下各頁。一-德文字注 ② 內務部監督。—德文字注 - 11795
9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省區議員代表制而恢復依據古老的歷史境界而定的自治區議員代表制（這種歷史境果在菜茵省”還沒有泯滅，而在所有古老的省份則依然清晰可辨），而邦國的代議機關也應該從這一制度中產生。但是這種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怎麼也免不了有重大沖突，不過沖突還是有理由避免的。現在《十字報》正式向我挑戰並要求辭退克韋爾作為我屈從的代價和標志，卻不考慮：即使我想拋棄一位勤勞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這不是我的本意），而在這種情況下我也根本不能作此等事情。 裡諾•克韋爾原來是新聞記者，曼託伊費爾早在埃爾富特議會期間就已透過他在報刊上為自己的政策進行過辯護。這個人思想豐富和充滿激情，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寫得一手好文章，但是過分追求虛榮。以曼託伊費爾和克韋爾為一方，以《十字報》 和官廷黨為另一方之間的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情況以及全部複雜內情，從格爾拉赫下列這些書信內容中可以明顯看出： 波茨坦，1852年5月17日曼託伊費爾不把克韋爾趕走，就不會有好結果…⋯我認為曼託伊費爾是一個正直的人，可是他的政治經歷是特殊的。他簽署過十二月憲法”， °，贊同過聯盟政策”，堅決地實施過村社條例”和贖免法”，大赦了波拿巴主義者等等。在所有這些事情中，他都不是貫徹始終的，而這倒給他帶來聲譽， 可是即使陛下說過，貫徹始終的精神在一切美德中最不足道的，那曼託伊費爾的有始無終畢竟也有點過分了。有人發言 - 118-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反對議院和立憲主義。從十八世紀中期以來到現在，除了改革”以前的議院制英國以及普魯士（1823 年和1847年“有短期間隔）外，所有的政府都是革命的。《十字報》在它的小小的議院辯護書中實在不無道理，而我們的首相卻還向往絕對沒有前途的波拿巴主義。 此外，曼託伊費爾昨天說，他想請您到這裡來，但願您能準時到來，以便認識一下皇帝“和涅謝爾羅迭伯爵。可是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請您使曼託伊費爾擺脫克韋爾，因為曼託伊費爾現在還是不可缺少的，而和克韋爾攪在一起便沒人問津了。他會輕而易舉地宣佈關於這一篇報紙文章他連知道也不知道，是的，他與《時代報》“沒有關係，可是這樣也仍不能了結，因為梯勒（編輯）就是克韋爾和曼託伊費爾指派的。我也擔心小曼託伊費爾的擁護絕對專制主義的遊移不定的意志。 1852年5月19日由於您上次寫給我的信中提到的那篇文章①的緣故，曼託伊費爾又受到了多方面的壓力，為的是說服他和克韋爾分離。我沒有參與這件事，因為我和他關於這個人相互談論過，那時我們之間似乎成立默契，再不談及這個題目。可是昨天曼託伊費爾本人卻和我談起此事，最堅決地為克韋爾進行辯護，還聲稱寧可去職也不和他分離，毫不隱諱地表示了對《十字報》的痛恨，而且對內務部的活動和我們都同樣敬 ①《俾斯麥致路•馮•格爾拉赫將軍書信集》第30頁。—德文字注 - 119-
97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重的幾個人還說了幾句很不得體的話。 無憂官，1852年7月21日我剛才收到您在6月25日和7月19日發自奧芬•法蘭克福的信①，書信從頭到尾都使人興味盎然。可是關於您要求我的事卻難以完成。您希望我說明這裡的局勢，這裡的局勢如此混亂和錯雜，以致就是你身臨其境也大惑不解。只要瓦蓋納”不想使自己完全與黨隔絕，他對曼託伊費爾的攻擊就無法加以解釋。像《十字報》這樣的報紙也只有在其全黨成為反對派之後，才敢於反對一位首相，就像拉多維茨那時的情況那樣•••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是不可繼續的了。瓦蓋納 nolens volens（不管願意與否），不得不與《普魯士週報》“合唱一個調子，這是很壞的事；辛凱爾迪和小曼託伊費爾原是死敵，也會因為《十字報》而聯合起來，就像伊羅德和彼拉多因為耶穌”9而聯合起來那樣。我覺得最可悲的是曼託伊費爾大臣了，這個人難以保留，但又必須保留，因為他那些可能的繼任人簡直令人吃驚。人們都大聲疾呼，要他免去克韋爾的職務。我認為這也沒多大好處可言。可能接替克韋爾的康斯坦丁•弗朗茨也許更糟糕。如果曼託伊費爾自已不和正派人士聯合起來，那對他是幫助不了什麼的⋯⋯ 無憂官，1852年10月8日 ……我利用曼託伊費爾對他的親信的奇特舉止，利用任 ①《俾斯麥致路•馮•格爾拉赫將軍書信集》第32頁。—德文字注 - 120-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命拉多維茨①的機會，和曼託伊費爾開誠佈公地談過話，可是一無所獲。我告訴他，我不屬於那些想使克韋爾處於不幸境地的人，但是他，曼託伊費爾，不管怎樣應和正派人接觸，並和他們合作，鞏固自己的地位。結果是白費唇舌。現在他又和波拿巴分子弗朗茨一起活動了。對於瓦蓋納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對他剛愎自用，不肯聽從任何勸告和忠言，我不願意加以辯護，但有一點他是正確的，即他認為曼託伊費爾是在把保守黨從根本上毀掉，而且也把他瓦蓋納激到了極點。德國唯一受到迫害和查封的報紙就是《十字報》，這實在令人驚訝。關於這一切之中最使我惴惴不安的事就是這種局勢對陛下的影響，我就完全不想多說了。還是請您考慮用什麼辦法來羅致人才加強內閣吧。請您再到這裡來一次，親眼看看這裡的局勢⋯… 夏洛滕堡，1853年2月25日 …•最近我曾提請陛下注意，如果為了正義事業把一切置之度外的瓦蓋納於近期監禁入獄，而他的對手克韋爾反而不過是靠著慣性力就當上了樞密顧問的話，那總是不公道的吧。尼布林成功地使國王和瓦蓋納和解了，雖然瓦蓋納依然想拒絕編輯《十字報》•⋯曼託伊費爾傾向下面克韋爾、勒文施坦等人的意向，因為他對於從上面來的真實情況總是滿腹狐疑，不肯相信。他用彼拉多的話說道：“真理是什麼呢？”？0然後便到克韋爾和同黨那裡去尋求真理.⋯⋯•在克韋爾 ① 任命為軍事教育機構的領導人。——德文字注 - 12198
思考與回憶（第卷） 的運動下，曼託伊費爾現在每有機會就刻毒地、隱蔽地和消極地跟著別人攻擊起威斯特華倫及其一切措施來了，而這些措施在1848年以來我們國家行政管理中是最好的和最大膽的。曼託伊費爾竟容忍克韋爾利用報紙極其無恥地攻擊威斯特華倫、勞麥等人，而且有人告訴我說，為此他還索取代價⋯⋯幾乎不用懷疑，克韋爾及其同黨有朝一日會導致曼託. 伊費爾的垮臺，我以為那就很不幸了，理由很簡單，我看不出誰是可能的繼任人。 波茨坦，1853年2月28日 ……我竭盡全力把《十字報》保持下來，或者確切點說，給《十字報》保留瓦蓋納。他說，面對克韋爾的陰謀， 他不能繼續幹下去。由於曼託伊費爾的信任，他支配著國王的金錢，從中他給瓦蓋納的合作者們優厚的酬金，並把他們從《十字報》奪走；甚至聽說在他的建議下還要求駐外使節們提供《十字報》駐外記者名單，以便離間他們使之離開《十字報》⋯ 1853年6月20日 …⋯國內情況使我很不高興。我擔心克韋爾會戰勝威斯特華倫和勞麥，原因很簡單，因為曼託伊費爾在國王面前竭力把自己裝扮成為不可缺少的，而國王出自於正確的和不正確的理由竟也贊同這種見解⋯… - 122-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同夏洛滕堡，1853年6月30日 ……如果我對比關於克韋爾搞陰謀詭計的各種的訊息； 如果我注意到克韋爾和霍爾維克黨簽訂了協定，按照這一協定對曼託伊費爾採取寬容態度，而對其他不喜歡的大臣勞麥、威斯特華倫、博德爾施文格則加以肆無忌憚的攻擊，如果我還注意到曼託伊費爾在他與普魯士親王的關係問題上對我懷有惡意，現在他對尼布林比對我更親熱，而平時他總是在我面前抱怨尼布林，如果最後我注意到，克韋爾直截了當地把普魯士親王及其公子看作是同他自己和曼託伊費爾意見一致的（我從最可靠來源得知），他還對此津津樂道，而凡此種種都著眼於拉多維茨（原文如此），那麼我覺得我腳下的土地動搖了，雖然未必能夠把國王捲入這種紛擾中去， 而且對我個人來說，謝天謝地，這一切都還算無關緊要。 可是您呢，我尊敬的朋友，您還年輕，您必須積蓄力量準備鬥爭，為了拯救祖國，在適當的時刻撕穿這一謊言的羅網⋯⋯ 99 無憂官，1853年7月17日 …•現在已經有人奉承克韋爾了，一些達官貴人聚集在他的客廳之內，坐在他家的沙發上。另一方面，我認為有朝一日曼託伊費爾把克韋爾一腳踢開也不是不可能的，因為感激之情決不是這位滿腹狐疑因而常感絕望的政治家的固有特徵。一旦曼託伊費爾離職，將會怎麼樣呢？再組織一個內閣當然可以，可是要組織一個能與陛下共事哪怕僅盡四個星期的內閣也未必容易。由於這種原因，再加上我對曼託伊費爾 - 123-
100 思考與回憶（第一番） 懷有誠摯的敬愛，所以我不忍心帶頭去推翻他。對這些事情請您考慮一下，並請賜復⋯• 在寫了這後一封信以後不久，國王和曼託伊費爾之間的關系就急劇地緊張起來，曼託伊費爾一氣之下返回了他在德蘭斯多夫的莊園。為了把他造就成一個“馴服的大臣”，這一次國王決定不用我這個大臣候選人去嚇唬他，而是命我去拜訪正在埃爾克斯累本的阿爾布雷希特•馮•阿爾文斯累本伯爵這個國王稱之為“吃雲雀老手”的人，並詢問他是否願意領導一個新的內閣， 在這個內閣中由我主管外交部。伯爵不久以前以對國王十分不敬的口氣向我說明，只要國王主持政府，他決不參加任何內閣” 我把這話告訴了國王，我的旅行隨即取消。後來當重又顯露出這種動向時，阿爾文斯累本還是表示同意組閣了，但這時國王卻已和曼託伊費爾言歸於好，曼託伊費爾也答應“服從” ”。我沒有去埃爾克斯累本，而是主動到鄉下曼託伊費爾的莊園，勸說他和克韋爾一刀兩斷，並且不必向國王作解釋，而徑自重新擔負起自己的職責來。他以1851年7月11日信中的精神回答說，他不能夠把一個勤勤懇懇、忠心耿耿為他服務的人拋棄。因為我認為曼託伊費爾還有愛惜克韋爾的其他原因，所以我說道：“請您賦予我使您擺脫克韋爾的全權，但我要做得不致使你們兩人決裂；如果我能成功，您就可以向國王報告克韋爾已經去職的訊息，並繼續做您的事，好像國王和您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不和一樣。”他同意這個想法，我們又商妥，由他促使當時正在法國旅行的克韋爾在返回途中來法蘭克福拜訪我。他果然來了。我利用了國王起用阿爾文斯累本的計劃以盡力說服克韋爾，使他相信，如果他不離職，將 - 124-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要承擔他的保護人垮臺的罪責，並建議他趁著為時尚不晚的時候趕快利用保護人的權力。我對他說：“您要趁機行事，事情不會這樣長此下去。”我逼問他，讓他說明他的願望：他是想去哥本哈根總領事館並望大大增加薪俸。我告知了曼託伊費爾，看來這件事情已經了結，但是事情的最終解決還是拖延了一段時間，因為柏林的那些人很不精明，克韋爾還沒離職就公佈了曼託伊費爾的地位得到鞏固的訊息。克韋爾回到柏林之後，發現他和曼託伊費爾的地位並不像我所描繪得那樣不鞏固，便製造了一些困難，從而更有利於他被任命去哥本哈根的事。 對於那些法國公使館裡盜竊電文的密探也不得不舉行類似的談判，其中包括哈森克魯格，在審訊這次盜竊案期間，法國警察看來是取得了他本人的同意後才逮捕了他，並把他扣留起來，直到案件被人遺忘。 當時國王怨恨曼託伊費爾，和他交往時一反常態，失去了他所特有的文雅風度，談論他的話語也尖酸刻薄。他一般地怎樣看待一個大臣的地位，表現在他說的關於阿爾貝特•普爾塔勒斯伯爵（有時此人也被用來嚇唬曼託伊費爾2）的一句話中：“凡沒有三萬帝國塔勒”額外收益的人，就可以當我的大臣，那裡隱藏著不馴服的根子。”如果我當了他的大臣，我就會比其他人都更能夠親自感受到他這一觀點的作用，因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門徒，把無條件“服從”視為我的忠君觀點中的基本要素。我說出的每一個獨立見解都可能使他驚異而不快，我堅決不接受駐維也納公使職位一事，在他看來簡直是叛逆不忠”。兩年以後我透過一件有深遠影響的親身經歷對此深信無疑。 - 12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101 （三） 我被多次召往柏林並不都是因為外交政策問題，有時也是因為邦議會中發生的問題；在我被認命為公使”之後，於1851年10 月13日我又重新被選為邦議會議員。 在問題涉及把上議院改組為貴族院”的時候，我收到了曼託伊費爾1852年4月20日的通知： 本生唆使國王越來越傾心於費族體制”。他斷言，英國最偉大的政治家認，幾年之內歐洲大陸將分裂為兩個部分：1.以貴族為支柱的立憲制新教國家，2.天主教一耶穌會一民主制一絕對君權國家。他把奧地利、法國和俄國列入後一類。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國家種類。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發展道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既不是天主教徒，又不是民主主義者，而是一位絕對專制主義者。可是類似這樣的事情𨚫給陛下留下了深刻印象。宣揚多數派掌權的立憲制，我認為無非就是新教體制。 第二天，4月21 日，國王寫信給我： 夏洛滕堡，1852年4月21日尊敬的俾斯麥，我提請您注意，在下議院即將開始的關於改組上議院的討論中我指望於您和您的協助。我之尤其需要這樣指望，是因為從最可靠的訊息來源我遺憾地聽到右派 - 126-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癩皮的母山羊和左派臊奧的公山羊合夥策劃的骯髒陰謀，他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為了打亂我的計劃而勾結在一起。從一切條件來看，這種景象是令人傷心的，令人傷心得“自扯其發”，而這一切的根源就是使我們付出如此高昂代價的法國的立憲主義的說謊機器。讓上帝來糾正吧！阿門。 弗里德里希•威廉我寫信給格爾拉赫將軍，說明在這些人士之中我是最年輕的。如果我能早一點知道陛下的意圖，我或許可以施加一些影響；如果我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純粹作為國王的代表而不維護自己的思想來利用自己的影響的話，那麼我在柏林實施和在兩院的保守黨內擁護國王的命令就可能會損害我在議會中的地位，而我的這種地位在解決別的問題上則可能對國王和他的政府很有用。因而我詢問：是否我可以不履行國王給我的與奧古斯滕堡親王？會談的委託而不參加邦議會。我透過電報得到答覆，令我不要藉口奧古斯滕堡的事，而應立即前來柏林。我遂於4月26日動身。這時在柏林由於保守黨的努力已透過一項決議，這項決議與國王的意圖大相徑庭，看來國王發起的一場戰役就此便告失敗。27日我拜訪住在夏洛滕堡宮離崗亭不遠的側翼的格爾拉赫將軍時，我聽說國王因為我接電後沒有立即起程而惱怒；他認為如果我能趕到場，就可能阻止透過決議。格爾拉赫去見國王報告我已到達，好長時間沒有回來，後來他終於回來了，他帶來回話說：陛下不願見我，但是令我等候。這一自相矛盾的命令說明國王的性格：他生我的氣，想以拒絕覲見的方式使人認識這一點；但同時又讓我 - 127102
103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相信，我很快又會得到他的恩寵。這也算得一種教育方法吧，正像在學校裡有時先把學生趕出教室，過後再放他進來。我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拘留在夏洛滕堡宮中，後來由於我被招待吃了一頓精美早餐我才感到鬆快了一點。柏林城外，特別是在波茨坦和夏洛滕堡，國王的生活設施就像一位農村的大領主。客人們在通常時間內總是會受到合適的款待，如果誰有願望，任何時候上門也會受到款待。家舒管理當然不是按照俄國方式，但是以我們看來， 一切都很雅緻，什麼東西都富足有餘，可又不顯得奢侈浪費。 大約一小時之後一位值班副官引我去覲見國王，接待比平時要冷淡些，但不像我所擔心的那樣無情。陛下曾期待我召之即來，還指望我能夠在表決以前二十四小時內，像下一道“向後轉！”的軍事口令一樣，使保守派轉向國王主張的那個方向。我解釋說，這樣是過高估計了我對這一黨派的影響和低估了該黨的獨立性：並說，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與國王沒有分歧，如果國王給我以時間，而且他願意以新的形式再次表達他的願望的話，我準備在自己同一黨派的同事中維護國王的觀點。看來國王和我言歸於好，表示贊同，於是送別我時他便委託我為他的計劃進行宣傳。結果宣傳的效果超過我的預料。反對改組議院的人僅僅是黨派的領導人，他們持反對意見的頑強態度，其基礎並不在於集體的信念，而在於每個黨派中公認的領導人習慣享有的威望——這也不無道理，因為他們通常都是些優秀的演說家和工作能力無與倫比的能幹人士，他們使其餘的人免去研究當前問題的辛勞。對於黨派內不享有同樣威望的反對者，黨派的領袖人物（一般都是些比較機智的演說家）往往能夠很容易地使他失去為未來進行抵抗的企圖（如果他還知道羞怯的話），正是在我們這 - 128-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裡在保守派大部分所屬的各階層內這種反對者還不多見。 我發覺當時我們人數眾多的這個派別—大約超過一百人—都完全受著他們的領導人所制定的政治信條的束縛。自從我在法蘭克福對奧地利採取防備的立場以來，我也就走上了這一派的領導所不贊同的道路，因此我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便擺脫了上述領導的束縛，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危及到我們同奧地利的關系，但是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分歧，總的來說，動搖了我對我們這一派的領導的信任。然而使我驚異的是，我的辯護演說與其說對國王的現存觀點還不如說對同他的合作關係發生了迅速的效果，在投票表決時我們派別的領導人處於孤立的境地；幾乎整個派別都表示願意跟隨國王走一條路。 如果我今天回顧這些事件，那麼我覺得我鼓動起保守派來反對的那三位或者六位領導人，他們在同國王有分歧的問題上根本是正確的。上議院對解決立憲制下歸它解決的問題要比現在的貴族院更為適合。上議院在居民中所享有的威望，貴族院時至今日也難以獲得。貴族院只是到衝突時期”才有機會表現一種突出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那時忠誠無畏地維護君主政體，從而表明它已完全成熟，足以勝任上議院的防衛任務。可以推測，在君主政體處於危急時刻，貴族院定會表現出同樣的勇敢的堅定性。但我懷疑，它是否能夠起到像上議院那樣的作用，即在表面看來是和平的時期將能防止發生類似的危機。如果上議院在社會輿論的評價中是一個政府政策的、甚至國王政策的機構，這就洩露了憲法中的缺陷。根據普魯士憲法，國王及其政府像兩院中的任何一院一樣，本身享有參加立法的同等權利；他不僅享有完全的否決權”，而且還享有充分的行施權，因而立法的創議在事實上和法律 - 129104
10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行施在法律上都屬於王權。王權如果意識到本身的力量並有勇氣使用這種力量，那麼它在君主立憲政體中是足夠強大的，因而不需要百依百順的貴族院作為一個支杖。即使在衝突期間，貴族院同意眾議院就提出的預算問題”所作的決議，那麼按照第99款32 規定，要透過預演算法，也仍然必須經過第三個因素、即國王的同意，預演算法才能生效。我深信，即使貴族院在它作出決議中與眾議院的意見一致，威廉國王也是不會表示贊同的。我並不相信，“上議院”會這樣做，恰恰相反，我以為，上議院透過講求實際、平心靜氣的辯論老早就會對眾議院產生影響，起到一種剋制的作用，並且能夠部分地阻止眾議院的過激傾向。貴族院在社會輿論中並沒有那樣的分量，人們傾向於把它看作是政府權力的替身和國王意志的一種類似的表達形式。 對於這樣的見解我當時已經不生疏了。與此相反，當國王反復和我討論他的計劃時，我都極力主張，貴族院除了一定數量的世襲的成員外，其主要成員都應該從選舉單位中產生，選舉單位的基礎是附有同等價值地產的一萬二千或一萬三千個騎土莊園、 重要城市的市政局”和沒有地產但按照高賦稅的高額納稅者”，我還主張使眾議院現行的規定議員任期和解除任期的章程也推行於貴族院中的非世襲成員。國王十分堅決和鄙夷地否定了這一看法，因而我不得不放棄作一番詳細討論的希望。在對我來說是新的立法領域當時我還不能堅信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而在我和國王直接交往（這對我也同樣是新的）的條件下並在考慮到我的官職的情況下，要敢於維護自己在立憲問題上的獨特見解，堅信自己正確這一點是十分必要的。為了在某種情況下能使自己感到有權也有責任去這麼做，我還需要具備比當時更多的管理國家事務的經 - 130-
第七章來往於法蘭克福和柏林之間驗。如果是在二十年後提出保留上議院或把上議院改組為貴族院的問題的話，那我就會把第一個二者擇一問題變為內閣問題。 （四） 我在保守集團中所持的態度，阻礙了國王同我或有意同我一起主張的計劃。1854年年初他已考慮立即把我提升大臣，但他的意圖不僅遭到曼託伊費爾的反對，而且也遭到宮廷黨的反對， 這個黨的主要人物為格爾拉赫將軍和尼布林。他們也像曼託伊費爾一樣，不願意和我一起分享對國王的影響，還認為他們和我朝夕共處不如在遠處更好相處。格爾拉赫的當院長的弟弟助長了他的這種看法，此人一貫把我形容成為總在考慮“真理是什麼？”39 的彼拉多式的人物，因而不是集團內的可靠的同道者。關於我的這種評價也尖銳地表現在保守派及其緊密的委員會內部的鬥爭之中。當我根據自己駐邦聯議會公使的身份和負責向國王報告有關德意志各邦情況的地位，要求能夠在德意志政策和外交政策上對黨團的態度施加更多的影響時，格爾拉赫院長和施塔爾卻要求對各個方面的絕對的全部領導權。我和他們兩人處於對立地位，但和格爾拉赫比和施塔爾對立得更厲害，因為格爾拉赫當時就聲稱，預見到我和他必將分道揚鑣並終究要成為對手。在保守派幾經變遷的各個發展階段中，觀點和我始終一致的是畢洛夫•霍享道夫和阿爾文斯累本•埃爾克斯累本。 1853—1854年冬天，國王多次召我去柏林，並每次都長時間挽留我；這樣一來，從表面上來看，我就變成了追名逐利一類的人物，這類人為推翻曼託伊費爾而奔走，為爭取普魯士親王反對 - 131-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106 他的兄長而出力，力圖為自己謀取職位或者至少獲取委任，在國王眼裡成為有希望取代曼託伊費爾的競爭者。在國王幾次要我這樣地扮演反對曼託伊費爾的角色，即由我起草電文復稿之後，我便去訪問格爾拉赫，在沿施普累河伸展的王宮的側翼中國王辦公室旁的小屋中找到了他，請求他從中斡旋允許我返回法蘭克福。 格爾拉赫走進國王辦公室請示，國王喊道：“見鬼，讓他等著，我不下令他就不許走！”格爾拉赫出來時，我笑著說，國王的答覆我已聽到了。這樣，我便在柏林又停留了一段時間。到了我終於能夠起程的那一天，我留下了國王準備發給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的信件的草稿，信稿是我依照陛下的命令擬就的，陛下打算親筆抄寫出來。曼託伊費爾同我對信稿的內容取得一致意見之後，由他呈交給國王。 信稿的重點是結尾一句話，不過即使沒有這一句話，信稿也是一個完整的檔案，當然其效果就十分不同了。我請值班待從武官呈交文件譽清稿時提請國王注意，最後一句話是詔諭的決定性的部分。在外交部，人們並不知道有過這一預防措施；宮中進行的稽核，正如我所擔心的那樣，修改了原稿，使它更接近於奧地利的政策。在克里木戰爭以及戰爭以前的談判過程中，政府人士中間常常為了一句親西方和親奧地利的或者親俄國的語句而爭執不休，雖然這樣的語句墨跡未乾就已失去任何實際意義了。 1854年9月，發生了由一個檔案的措辭引起的、影響到事態發展過程的比較嚴重的問題。國王正在呂根；我在從法蘭克福到菜茵費爾德途中，我的妻子正在那裡臥病；（8月29日）斯德丁的一名高階郵政官員受命追上我，傳達了國王要我到普特布斯”去的邀請。我很想逃避，但這位郵政官員不理解，一個具有老派普魯士特性的人怎麼競會躲避這種邀請。我動身前往呂根，心中有些 -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