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力，而貧窮國家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讓窮人儘可能容易地獲得預防性保健，並規範病人所能享受的醫療服務的質量。鑑於人們對價格的高度敏感性， 這些國家的政府應免費提供預防性服務，或是獎勵那些利用這種服務的家庭，使其儘量成為自然的“預設選擇”。免費的釋氯器應放在水源旁邊；給自己孩子接種疫苗的家長應得到獎勵；學校裡的孩子們應得到免費的抗蠕蟲藥片和營養增補劑；至少在人口密集地區，水利及衛生設施的公共投資應立即啟動。 作為公共衛生投資，透過減少疾病與死亡、提高人們的收人，很多這類補貼的價值都超出了其自身的成本—不再反覆患病的孩子可以上更長時間的學， 因而可以在成年後掙更多的錢。不過，我們並不可以就此認為，這一切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即使在預防性措施十分廉價的情況下，如果關於其好處的資訊不完善，再加上人們當前的習慣，他們願意為之付出多少努力、投入多少錢都會受到限制。而如果那些措施不那麼廉價的話，他們要面對的問題自然是錢。從治療的角度來看，這一挑戰是雙重的：既要確定人們可以獲得自己所需要的藥品，還要限制他們獲取不需要的藥品，從而防止藥物依賴性的增長。在發展中國家，由誰來開展實踐並充當醫生的角色，這似乎是大多數政府都難以規範的。因此，要減少抗生素耐藥性的蔓延及強效藥的濫用，唯一的方法或許就是，盡最大努力控制這類藥品的銷售。 這一切聽上去都頗具家長式風氣，不過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事實的確如此。 對於生活在安全而乾淨的家中、躺在舒適沙發上的我們來說，痛斥家長式作風的危害、告訴自己該為自己的生活負責是輕而易舉的。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裕世界的人來說，我們目前不正是這種家長式作風的永久受益者麼？我們深深紮根於這一體系而渾然不覺。這個體系不僅可以將我們照顧得更好，而且我們也不需要去思考生活中的其他問題。然而，我們仍然有責任向人們傳授公共衛生知識。我們確實欠每個人（包括窮人）一個儘可能清晰的解釋，告訴他們為什麼接種疫苗如此重要，為什麼他們需要完成整個接種療程。不過，我們應該真正認識到，僅憑資訊並不能取得成功。這就是事物本身的規律，對於窮人來說是如此，對於我們也是一樣。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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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全班最優 09年夏天，在印度卡納塔克邦的那甘納吉村，我們見到了40歲日 20媒婦頭落瑪。她是6個孩子的母來。蘋塔瑪的丈夫4年蘭死於急性闌尾炎，她沒有保險，家裡也拿不到任何撫卹金。三個年長一點兒的孩子都上了學，至少上到了八年級，但另外兩個小一點兒的孩子（一個10 歲男孩和一個14歲女孩）都輟學了，女孩在鄰居家地裡幹活兒。我們認為，由於父親的去世，孩子們被迫輟學，年齡大一點兒的孩子便開始幹活兒掙錢。 然而，珊塔瑪糾正了我們的想法。丈夫去世後，她便將家裡的地租了出去， 自己開始幹臨時工，掙的錢足以滿足一家人的基本需求。珊塔瑪的確讓女兒去田裡幹活兒，但那是在她輟學之後，因為珊塔瑪不想讓她待在家裡沒事兒幹。 其餘的孩子都在學校上學——在三個年齡大一點兒的孩子中，有兩個在我們見面時還是學生（最大的女兒22歲，已經結婚了，很快就會生下她的第一個孩子）。我們瞭解到，她的大兒子在最近的城鎮雅吉爾上大學，將來準備成為一名老師。兩個小一點兒的孩子之所以輟學，是因為他們自己不想去上學。村莊附近有幾所學校，包括一所公立學校和幾所私立學校。那兩個孩子原本上的是公立學校，但他們經常逃學，最終母親放棄了讓他們上學的打算。在我們採訪期間，那個10歲男孩一直和他的母親在一起，嘟囔著上學沒意思。
貧窮的本質 EDOR ECCANONIICS 由此可見，他們不是上不起學。在大多數國家，上學是免費的，至少上小學是如此。所以，大多數孩子都有學可上。然而，我們在全球所開展的各種調查顯示，兒童輟學率在 14%~50%之間。'輟學往往並不是由於家裡出現了緊急情況，有時可能是健康原因所引起的，比如在肯亞，孩子們會因接受抗蛔蟲治療而耽誤幾天課？儘管如此，輟學情況或許還能反映出，孩子們並不想上學（這可能很普遍，我們大多數人都會想起自己小時候的這種狀態），而且他們的父母似乎也無力或不願讓他們去上學。 對於某些批評家來說，這也意味著，全面提升教育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失敗：如果沒有強大的潛在教育需求，那麼建立學校，聘用教師又有什麼用呢？ 相反，如果人們對技術有真正的需求，那麼對於教育的需求自然就會顯現，供應便會隨之而來。然而，這一樂觀看法似乎與珊塔瑪孩子的故事不相符。卡納塔克邦的首府是印度的IT中心班加羅爾，它對人才的需求量自然很大。珊塔瑪一家中有一位未來的教師，他們意識到了教育的價值，因此願意進行教育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學校對學生不具有吸引力既不是因為入學難或缺乏人才需求， 也不是因為家長拒絕讓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那麼，阻礙究竟源自哪裡呢？ 供求之戰教育政策就像援助一樣，一直是激烈的政策之爭的主題。正如援助一樣， 爭論的焦點並不在於教育本身是好是壞（每個人或許都會同意，受教育總比不受教育要好），而在於政府是否應該干預以及如何進行干預。而且，儘管教育與援助所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但二者內部的分界線實際上處於同一位置，提供援助的樂觀主義者們一般都是教育干涉主義者，而提供援助的悲觀主義者們一般都支援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 長久以來，大多數政策制定者（至少是國際政策領域）一直認為，教育其 066
第四章全斑最優實很簡單：我們要先將孩子們帶進教室，最好由一位訓練有素的老師任教，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這類人強調“供應學校教育”，我們將他們稱為“供應達人”。這裡借用的是印度的一個俗語—“供應商”（西印度語中的這類綽號有拉克達瓦拉——木材供應商、達路瓦拉—酒品供應商、邦度瓦拉—槍支販賣者等），以便與供應經濟學派區分開來。該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 或許，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供應達人立場的最清晰的表述。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是世界各國於2000年取得共識的8個目標，預計在2015年之前實現。其中第二、第三個目標分別是，“確保到2015年世界各地的兒童，無論男孩還是女孩，都能夠完成小學教育的全部課程”以及“到 2005年，爭取消除初中等級教育中的性別歧視，並在2015年之前消除各級教育中的性別歧視”。大多數國家的政府似乎已經接受了這一觀點。在印度，目前95%的兒童可以在距家不到半英里的學校上學。幾個非洲國家（包括肯尼亞、烏干達和迦納）已開始提供免費的初級教育，大批孩子進入學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在1999~2006年間，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小學人學率由54%上升至70%，在東亞及南亞則由 75%上升至88%。全球學齡兒童的輟學人數由1999年的1.03億減少到了2006年的7300萬。在我們針對18個國家的調查資料中，即使是那些極為貧窮的人（每天生活不足99美分的人），其子女入學率目前也在80%以上（被調查國家中至少有9個國家是這樣）。 雖然普及中等教育（9年級以上）並非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一部分，但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1995~2008年之間，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中學人學率由25%上升至34%，南非由44%上升至51%，東亞則由64%上升至 74%。*不過，中學的學費也變高了：聘用教師需要更多的錢，因為這些教師必須是更有資質的；而且對於父母及其子女來說，他們放棄的收入及勞動市場經驗有更大價值，因為十幾歲的孩子已經可以幹活兒掙錢了。 067
POOR ECONOMICS 貧窮的本質。 讓孩子上學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這正是學習的起點。然而，如果孩子們在學校裡學不到什麼東西，那麼上學對他們來說就毫無用處。有些奇怪的是，學習的問題並未被擺在國際宣告中十分突出的位置：千年發展目標中並沒規定孩子們必須在學校裡學到東西，只是說他們應完成基本的課程。2000年，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的全民教育峰會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在峰會的會後公報中， 提升教育質量的目標被排在了第六名，即第六個目標。這其中的隱含意義或許是，學到什麼沒有入學重要。然而，遺憾的是，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2002~2003年，由世界銀行發起的世界缺席調查秘密派出一些調查員，到6 個國家的公立學校進行抽樣調查。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孟加拉、厄瓜多、印度、印尼、秘魯及烏干達的教師平均每5天就會缺席1天，其中印度和烏干達的教師缺席率是最高的。此外，印度的調查顯示，即使教師在校並授課，他們也經常在喝茶、讀報或是和同事聊天。總體來說，印度公立學校 50%的教師都在上課時間缺席。“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指望孩子們學習呢？ 布拉翰（Pratham）是印度一家專門致力於教育的非政府組織，該組織於 2005年決定進行深入研究，查明孩子們究競在學些什麼。布拉翰成立於 1994 年，其創立者為化學工程師馬達夫•查萬。查萬擁有美國教育背景，他在創立布拉翰時懷著一種堅定的信念：所有兒童都應該學會閱讀，並透過閱讀來進一步學習。該組織成立之初，查萬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援助下，將這家位於孟買的小小的慈善機構。發展成了印度最大的一家非政府組織，或許也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組織之一：布拉翰的計劃涉及約3450萬印度兒童，而且目前正深人到世界其他地區。在《年度國家教育報告》（ASER）的指導下，布拉翰在印度的600個地區建立了志願者小組。這些小組在每個地區都隨機選擇了幾個村莊， 對每個村莊的1000多名兒童進行了測試——參加測試兒童總數為70萬—並總結出了一份成績單。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蒙特克•辛格•阿盧瓦利亞看到了這份報告，但他從中所讀到的卻令他心情沉重。7~14歲年齡組中接近 35%的孩子讀不出一個簡單的段落（一年級水平），而幾乎 60%的孩子讀不出一個簡單 068
第四章全班最伏的故事（二年級水平）。只有30%的孩子會做二年級的數學題（基本除法）。°這些數字令人十分震驚——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小男孩和小女孩們在自家的攤位或商店裡幫忙，總是在沒有紙筆的情況下作一些更復雜的計算。難道學校讓孩子們變得不會學習了？ 並非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像阿盧瓦利亞先生一樣豁達。泰米爾納德邦政府就拒絕相信政府的表現如《年度國家教育報告》所暗示的那樣糟糕，於是便組織自己的團隊再次展開測試。很遺憾，測試結果只是印證了原有的資料。1 月，在印度的一次年度活動上，ASER的測試結果被公之幹眾。報刊對可憐的測試分數表示沮喪，學者們在專題小組會上討論著那些資料，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遺憾的是，印度並非個案，其鄰國巴基斯坦、遙遠的肯亞，以及其他幾個國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果。在肯亞，效仿ASER的尤維佐調查發現，27%的 5年級孩子讀不出一個簡單的英文段落，23%的孩子讀不懂斯瓦西里語（小學的兩種教學語言），還有30%的孩子不會做基本除法。’在巴基斯坦，80%的三年級孩子讀不懂一年級的課文。8 需求達人案例一些批評家（包括威廉 •埃斯特利）認為，除非有明確需求，否則根本沒有必要提供教育。對於需求達人來說，這一結論涵蓋了幾十年來所有教育政策的缺點。在他們看來，教育質量之所以低下，原因就在於家長們對教育不夠重視，他們覺得教育真正的好處（即經濟學家所謂的 “教育回報”）並不多。當教育回報足夠高時，根本無須政府的推動，人學率自然會提高。人們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專門的私立學校，如果私立學校學費太貴的話，他們就會要求當地政府建立學校。 需求的作用確實很重要。入學率與教育回報率息息相關：在印度的“綠色革命”期間，成為一名成功的農夫需要更高的技術水平，因此學習的價值也有所上升。在一些更適合播種“綠色革命”所引進的新種子的地區，其教 069
POOR ECONOMICS 貧窮的本質 AReceReeae 育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近期，離岸呼叫中心便是個典型的例子。在歐洲及美國，人們常常指責這種呼叫中心減少了當地的工作機會，但它卻大大增加了印度年輕女性的就業機會，從而成為印度一次小規模社會革命的一部分。2002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伯特 •延森與一些這樣的呼叫中心合作，隨機選擇了印度北部3個城邦很少有人去招聘的幾個村莊，在那裡組織針對年輕女性的招聘會。結果在意料之中，較之其他一些未實施這種招聘方式的隨機選擇的村莊，這些村莊業務流程外包中心（BPOs）的年輕女性的就業率得到了提升。更為顯著的是，這部分地區原本可能是印度歧視女性現象最嚴重的地區，但在招聘工作啟動三年之後，招聘點所在村莊中5~11 歲女孩人學的機率提高了5%。這些孩子的體重也有所增加，這表明家長們將他們照顧得很周到：他們發現，讓女孩受教育同樣會帶來經濟價值，因此樂於投資。1 在受過教育的勞動力供應方面，家長們有能力應對變化。因此，對於需求達人來說，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沒有教育政策。只要找到一些急需人才的行業， 讓投資於這些行業變得富有吸引力，那麼就會出現對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需求， 增加這方面的供應壓力。這樣，爭論便會繼續下去，因為家長們開始真正關心教育，他們會向教師施壓，讓教師根據他們的需要授課。如果公立學校不能提供高質量的教學，私立學校市場便會趁勢形成。有人稱，這個市場上的競爭會讓家長們得到適合他們孩子的高品質教學。 需求達人觀點的核心是，教育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投資：人們投資於教育，就像投資於任何其他領域一樣，目的是掙到更多的錢，增加未來的收入。 將教育看成一種投資所帶來的一個明顯問題就是，做出投資的是家長，而未來獲得收益的是他們的孩子。而且，儘管實際上很多孩子會為他們的父母帶來投資“回報”—給他們養老，但很多孩子並不願那樣做，甚至“不履行義務”，將他們的父母遺棄。即使有的孩子很孝順，但這也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因多上了一年學而多掙的那一點點錢，能夠轉化成父母們的收益—我們常常 070
第四章全班最優會看到一些心生悔恨的父母，他們的孩子非常富有，可以在外面自立門戶，劫讓他們晚景悲涼。保羅•舒爾茨是耶魯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在談到自己的父親—著名經濟學家及諾貝爾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時說，父母曾經反對他上學，因為他們想讓西奧多留在農場。 的確，孩子學習成績好，家長也會為之自豪（他們喜歡與鄰居分享這種快樂）。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家長從孩子那裡得不到一分錢，他們或許也覺得這樣做是值得的。因此，從家長的角度來看，教育不僅是一種投資，而且還是他們贈送給孩子的禮物。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數家長都有權支配他們的孩子—由他們來決定誰去上學，誰留在家裡或是出去工作，以及他們的收入如何支配。有些並不重視教育的家長很在意孩子長大後會回報給他們多少錢，這樣的家長或許會在孩子10歲時就讓他輟學，並安排他出去工作。換句話說，教育的經濟回報（其衡量尺度為受教育孩子的額外收入）固然很重要，但其他很多因素或許也不容忽視，比如我們對未來寄子的希望，對自己孩子的期望，以及對自己的孩子是否寬容。 “沒錯，”供應達人說道，“這就是有些家長需要點化的原因。兒童有權利享受正常的童年及充分的教育，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能允許這一權利被父母的衝動或貪婪所剝奪。”要降低送孩子上學的費用，建立學校、聘用教師是必要的一步，但這或許還遠遠不夠。這一道理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富裕國家都強制規定：當孩子達到一定年齡時必須送他們上學，除非父母能證明他們可以在自己家裡教育孩子。然而，這在國力較為有限、義務教育難以強化的情況下，顯然是行不通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從經濟角度考慮，讓父母覺得送孩子上學是值得的。這就是教育政策所選擇的新工具背後所折射出的理念：有條件現金轉移。 有條件現金轉移的奇特歷史聖地亞哥•萊維是波士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994~2000年期間任墨西哥財政部副部長，主要任務就是改革錯綜複雜的福利體系，其中包括幾個截然不 071
POXOR ECONOMICS 貧窮的本質 KRase Paeene 同的計劃。萊維認，如果將福利金與人力資本投入（健康與教育）相結合， 培養身心健康、受過良好教育的一代人，那麼無論是從短期還是長期的角度來看，今天花掉的錢都將有助於消除貧窮。這一想法激發了一種新的名為“進步” 的教育計劃的產生，這是一個“有附帶條件的”轉讓計劃，也是第一個有條件現金轉移（CCT）計劃：貧窮家庭會得到某些救助，但前提是他們的孩子定期上學，而且這個家庭得采取預防性保健措施。如果孩子上了中學，或者女孩也上了學，那麼家長就會得到更多的錢。為了使該計劃合法化，這筆錢被當作一種“補償”支付給一些家庭，補償他們因讓孩子上學而非工作所損失的工資。 然而，實際上，無論家長怎樣看待教育，只要讓他們覺得如果不送孩子上學就會受損失，該計劃就會達到點化他們的目的。 聖地亞哥 •萊維還有另一個目標——確保該計劃不會因政府的換屆而受影響，因為每屆總統常常會取消其前任的所有計劃，並制訂自己的新計劃。萊維認為，如果這一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府就不會輕易取消它。因此，菜維首先制訂了一個試點計劃，只面向隨機選擇的一組村民，這樣便可以清晰地比較他們與其他村民的情況。該實驗毫無疑問地表明，這一計劃的確大大提升了入學率，尤其是中學的人學率。女孩的中學入學率由67%上升到了約75%， 男孩則由 73%上升到了約77%。" 這展現出了一次成功的隨機對照實驗的說服力，但這也僅僅是這類實驗的首批成果之一。政府換屆時，這一計劃也倖存了下來，只不過更名為“機會項目”。然而，萊維或許沒有預料到，他帶來了兩個新的傳統。第一，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如雨後春筍般漫布整個拉丁美洲，隨後又蔓延至世界的其他地區。紐約市市長邁克爾•彭博也採用了這一計劃。第二，當其他國家啟動自己的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時，他們常常會開展一組隨機對照實驗，用來評估這項計劃。 在某些測試中，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呈現出多種多樣的特徵，這將有助於人們瞭解怎樣更好地實施該計劃。 矛盾的是，在馬拉維，正是這些實際應用案例使我們得以反思這一教育 072
第四章全班最優計劃的成功。它的制約性體現在，光增加收入是遠遠不夠的，家長也需要得到一種激勵。研究人員及從業者們由此發問，無條件現金轉移計劃是否能取得與有條件現金轉移相同的效果？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極具煽動性，它表明，制約性似乎根本不重要—研究人員向有學齡女孩的家庭提供5~2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現金。在一組物件中，現金轉移的前提條件是孩子要入學；在第二組物件中，現金轉移沒有任何條件；第三組物件（對照組）則沒有現金轉移。這一實驗的效果非常明顯（一年之後，對照組孩子的輟學率為11%；而其他兩組孩子的輟學率只有 6%），有條件現金轉移與無條件現金轉移的效果是相同的。”這表明，家長不需要被迫送孩子上學，他們只是需要經濟上的援助而已。'3 有幾個因素或許可以說明，什麼現金轉移在馬拉維產生了一定作用：或許是家長們付不起學費，或許是他們不能放棄自己孩子可以掙到的錢。當然， 借錢供自己10歲的孩子上學，並指望他在20歲時能掙到錢，這簡直就是一個白日夢。現金轉移可以使家長們擺脫極度貧困的狀態，或許也拓寬了他們的思想空間，讓他們擁有更長遠的人生觀：教育必須現在投人，而這部分費用要等到孩子長大以後才能得到補償。 所有這些原因都使得收入與教育息息相關：賈馬爾將受到的教育不如約翰多，因為他的父母更貧窮，即使兩人受教育的回報一樣多也是如此。的確，在我們針對18 個國家的調查資料中，我們發現，隨著調查的深入（從每天生活不足99美分的人，到每天生活費為6~10美元的人），教育費用在生活費用中所佔的份額也有所增加。如果每個有收入家庭的兒童人數隨收入而大幅度減少，那麼每個孩子的教育花費比總花費增長得更快。這與教育只是一種投資的情況恰恰相反，除非我們願意相信，窮人沒有受教育的能力。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父母的收入對是否進行教育投資很關鍵，那麼有錢人家的孩子即使無任何天賦，也可以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天資聰穎的窮人家的孩子則有可能會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因此，讓市場操縱一切，並不能 073
讓每個孩子（無論他來自哪類家庭）根據自己的能力接受教育。除非我們能夠完全消除收入差距，否則公共供應方的干預就是必要的，這種干預可以使教育變得更廉價，使我們更容易實現這一社會目標：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得到一次機會。 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有用嗎？ 然而，問題在於，儘管從原則上看完美無缺，但這種公共干預是否切實可行呢？如果家長們根本不關心教育，那麼這種自上而下的教育推動只會浪費資源，這會不會太冒險了？例如，埃斯特利在《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一書中稱， 非洲國家的教育投資對這些國家的發展毫無助益。 同樣，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是，研究特定國家在實施這種政策時所遇到的具體情況。值得慶幸的是，儘管教育質量低下，但學校還是有用的。在印度尼西亞 1973年第一個石油繁榮時期之後，時任該國總統的蘇哈托將軍決定大規模修建學校。14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刺激供應計劃：學校的建立遵循著這樣一個規則，即優先考慮失學兒童人數最多的地區。如果這些地區沒有學校，就說明人們對教育不感興趣，那麼這個計劃就是一次可悲的失敗。 實際上，總統特別基金計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為了評估該計劃，埃斯特利找到了一些成年人（可以受益於新建學校的年輕人）和更年長的一代人（他們的年齡已使他們錯失到這些學校上學的機會），並對二者的收入進行了比較。 埃斯特利發現，相對於年長的一代，在建立了更多學校的地區，年輕人的收人要高得多。透過教育對收人的影響，埃斯特利總結出，因新學校的建立而每多接受一年小學教育的人，其收入將提高約8%。這一針對教育回報的估算，與美國的普遍情況十分類似。'S 另一個自上而下的經典計劃就是義務教育。1968年，臺灣地區制定了一項法律，要求每個孩子必須接受9年的教育（之前的法律規定為6年）。對於孩子們的學校教育以及他們的就業前景，這項法律都具有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對女孩來說尤為如此。16教育的好處不僅在於金錢—在臺灣地區，這一計劃對兒童 074
第四章全班最優死亡率的影響也很大。''在馬拉維，那些因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而沒有輟學的女孩，其懷孕的機率也有所降低。在肯亞也是如此。18目前，一個對此方面頗有研究的重要團體正致力於驗證教育的深遠影響。 此外，這一研究還總結出，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使人受益匪淺。那些喜歡閱讀的人會輕鬆閱讀報紙和公告欄，從而得知他們何時會從一項政府計劃中受益。 接受中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即使沒有得到這樣一份工作， 他們也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 這兩種在哲學層面上相互對立的策略似乎再次失去了重點，供應策略與需求策略沒有理由互相排斥。供應本身就會帶來好處，但需求也很重要。的確， 當城裡出現了合適的工作機會，有的人雖未接受自上而下的教育，但也找到了受教育的途徑；而對於其他人來說，來自他們居住區域所建學校的援助是至關重要的。 這一切並非意味著，自上而下的教育策略一定會帶來很多好處。我們看到， 學生們的確在公立學校裡學到了東西，但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並不樂觀。基於需求的方法是否會更有效？私立學校就是由需求推動的標準策略即使有免費的公立學校，家長們仍會花費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將他們的孩子送入一所私立學校。難道說私立學校破解了教育質量的問題？ 私立學校很多人都認為，在完善教育體系的過程中，私立學校應發揮重要的作用。 近期透過的印度《教育權利法案》得到了政界（包括“左”派，全世界的“左” 派一直都反對將市場力量引入教育領域）強有力的支援。這就是所謂的憑證私有化的一個體現—政府給予公民“憑證”，用來支付私立學校的學費。 在教育專家提出警告之前，全球很多雄心勃勃的低收入家長已經決定，即使省吃儉用，也必須將自己的孩子送入私立學校。一個驚人的現象由此產生， 整個南亞及拉丁美洲出現了很多廉價的私立學校。這些學校每月的學費僅為 1.5美元。而且，它們一般都很低調，常常是以某人家裡的幾個房間作為教室， 075
me Wiy Y Far Genu Posnt 老師通常都是一些當地人，因找不到其他工作而決定辦學校。一項研究表明， 在巴基斯坦的一個村莊裡，能夠準確反映私立學校供應情況的是，該地區以前是否建過一所女子中學。”9有些受過教育的女孩會尋找本村的掙錢機會，她們中有很多人都在村裡當教師，進人教育領域。 儘管這些女孩的資質令人懷疑，但私立學校常常比公立學校效率更高。世界曠工調查發現，在印度，在公立學校教師出勤率較低的村莊，私立學校存在的機率更大。此外，與同一村莊的公立學校教師相比，私立學校教師於指定日在校的機率平均高出8個百分點。上私立學校的孩子學習成績也會很好。ASER 稱，2008年，印度47%的公立學校五年級學生達不到二年級的閱讀水平，而私立學校同等水平學生的這一比例僅為32%。在巴基斯坦學校學習及教學成就 （LEAPS）調查中，與公立學校的孩子相比，私立學校的孩子在上三年級時，英語水平就已超前1.5年，數學水平超前2.5年。的確，那些決定將孩子送入私立學校的家庭或許是出於經濟原因，但這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私立學校對於富裕家庭來說也很有吸引力：私立學校學生與公立學校學生在學習成績上的差距，近乎10倍於最富階層孩子與最窮階層孩子之間的平均差距。在同一家庭裡， 即使這一差距沒有那麼大，20（這一點或許有些高估了教育的回報，因為父母可能會將最有天賦的孩子送進私立學校，或是以其他方式幫助這個孩子），上公立學校的孩子與上私立學校的孩子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21 因此，私立學校的孩子比公立學校的孩子學到的更多。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完美無缺。在比較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與經過簡單幹預後的教學質量時，我們已經看到了私立學校的缺陷。 布拉翰與私立學校布拉翰是一家著名的非營利教育機構，該機構負責ASER的運營。該中心不僅揭露了教育系統的缺陷，而且還嘗試去解決這些問題。在過去10年中，我們一直與該機構合作，幾乎參與了其兒童教學及閱讀教學的每一項新計劃的評估。2000年，在印度西部城市孟買及巴羅達，ASER正式開始運營。在那裡， 076
第四章全斑鎩優布拉翰實行了其所謂的“兒童之友”計劃。該計劃從每個班裡選出20個最需要幫助的孩子，將他們送到“兒童之友”——由團隊中的一位年輕女性負責，研究他們各自具體的弱點。儘管經歷了一場地震及地區動亂，該計劃對這些孩子測試的結果仍取得了很大的收益——在巴羅達，私立學校所獲的平均收益幅度幾乎是印度的兩倍。22然而，與普通私立（或公立）學校的教師相比，這些“兒童之友”所受過的教育要少得多—他們很多人只上過10年學，外加在布拉翰受過一週的培訓。23 鑑於這些結果，很多組織都寧願固守已有的成就，但布拉翰卻並非如此。 原地踏步絕不是布拉翰創立者查萬的性格。精力充沛的魯克米尼•班納吉也是一樣，他一直推動著布拉翰的迅速發展。布拉翰對更多兒童進行研究的一種途徑就是，找一些組織接管該計劃。北方邦是印度最大的一個邦，也是最窮的邦之一。在北方邦東部的江布林區，布拉翰的志願者們走遍一個又一個村莊，對那裡的兒童進行測試，並鼓勵整個機構都參與進來，看看孩子們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在孩子犯錯誤時，家長們的第一反應常常是打自己的孩子——但後來，機構裡出現了一組志願者，他們時刻準備著幫助這些小弟弟和小妹妹們。 志願者們大多為年輕的大學生，傍晚，他們在附近的居民區裡開課。布拉翰這些志願者們提供一週的培訓，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補償。 我們也對這一計劃進行了評估，結果令人十分驚訝：在計劃結束時，所有參與該計劃的孩子都已經認識字母了，而他們在計劃實施之前還不會閱讀（相反，在年底之前，對照村莊認識字母的孩子僅有40%）。那些最初僅能讀懂字母的孩子，在參加了該計劃之後，能讀懂短篇故事的機率比沒參加計劃時提高了 26%。24 近期，布拉翰將其關注點轉移到了與公立學校體系的合作之上。比哈爾邦是印度最窮的一個邦，也是教師曠工率最高的一個邦。布拉翰為中小學生組織了一場救助性的夏令營，邀請一些公立學校教師前來授課。這一評估結果令人十分震驚：這些備受批評的公立學校教師其實教課了，而且收益也可與江布林 077
POOR ECONOMICS 貧窮的本質。 Ne Way 1o Fiaue Oubu Poaen 夜課所獲得的收益相媲美。 布拉翰的實驗結果使得印度乃至全球的很多學校都正在與這個組織聯絡。 目前，迦納正在對該計劃的一個版本進行測試，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隨機對照實驗，是一個研究小組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他對那些正在尋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進行培訓，然後讓他們到學校裡提供救助性教育服務。塞內加爾及馬裡的教育部代表團參觀了布拉翰的活動，並考慮在本國複製這一計劃。 這不禁讓人覺得，如果那些志願及半志願教師可以創造這麼大的成效，那麼私立學校顯然可以採取同樣的做法，而且還應做得更好。然而，我們得知， 在印度的私立學校，有三分之一的五年級學生還達不到一年級的閱讀水平。為什麼會這樣呢？如果公立學校教師的教學水平很高，為什麼我們在公立學校體系中看不到這一點呢？如果孩子們很容易取得較高的學習成就，為什麼家長們沒有需求呢？為什麼在布拉翰的江布林計劃中，只有13%不具備閱讀能力的孩子參加夜校呢？ 毫無疑問，市場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或許，私立學校之間缺乏一定的競爭壓力，或者家長們沒有獲取足夠的指導資訊。稍後，我們將探討幾個更廣泛的問題，如政治經濟等。這些問題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公立學校的教師表現得這麼差。不過，教育所特有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對於教育成果的具體期望會歪曲家長們的需求。這種期望包括公立及私立學校的價值、孩子們的成就， 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浪費。 期望的詛咒虛幻的S形幾年前，在烏代布林農村地區，我們在由賽娃曼迪管理的一個民間學校組織了一次親子拼貼畫活動。我們提供了一堆五顏六色的雜誌，讓家長們從中剪 078
第四章全班最優出一些圖片，以表現他們對於教育的想法，以及教育能給他們的孩子帶來什麼。 這一活動的構想是，讓家長們在自己孩子的協助下完成一張拼貼畫。 結果，家長們完成的拼貼畫看上去都大同小異：拼貼畫上密密麻麻地佈滿了黃金及鑽石首飾，還有各種時下流行的名車模型。實際上，雜誌中還有其他可用的圖片—寧靜的鄉村景象、漁船、椰子樹等。然而，如果他們的拼貼畫中所表現的元素是真實的話，那麼這些元素一定不是教育的全部。家長們似乎總將教育看成一種讓自己孩子獲取大量財富的方式。對於大多數家長來說，他們期望中的致富途徑就是一份政府工作（如教師），其次是某種辦公室工作。在馬達加斯加，640所學校的學生家長們曾回答過這樣一個問題，即孩子們上完小學之後應怎樣謀生、上完中學之後又該怎樣謀生。70%的家長認為，一名中學畢業生會得到一份政府工作，而實際上只有33%的中學生得到了這種工作。25 然而，能夠上到六年級的孩子為數並不多，更別說透過畢業考試了。目前，這種水平是任何要求教育背景的工作的最低資質。而且，家長們並非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在馬達加斯加，當家長們回答對於教育回報的看法時，他們一般都能做出正確回答。但是，他們對於教育優勢和劣勢的回答卻有些極端—他們將教育看成一種彩票，而不是一種安全的投資。 帕克•蘇達諾是印尼萬隆西卡達斯貧民窟一個收廢品的人，他實事求是且.言簡意賅地告訴我們，他是這一帶出了名的 “最窮的人”。當我們2008年6 月見到他時，他的小兒子（9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就要上中學了。蘇達諾認為，小兒子上完中學之後，很可能在附近的商城找到一份工作，他的另一個兒子已經在那兒上班了。這樣的一份工作，小兒子早就應該得到了——但不管怎樣，蘇達諾認為讓他上完中學是值得的，即使這讓他少拿了3年的工資。蘇達諾的妻子認為，這個孩子或許還能上大學，而蘇達諾覺得這不過是一個白日夢—他認為，小兒子仍然有機會得到一份辦公室工作，從安全及體面的角度考慮，這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對於蘇達諾來說，碰碰運氣是值得的。 家長們會認為，前幾年的教育付出比以後的教育付出少得多。例如，馬達 079
POOR ECONOMICS 加斯加的家長們認為，每一年的小學教育會使一個孩子增收6%，每一年的初中教育增收12%，而每一年的高中教育則會增收20%。我們在摩洛哥發現了類似的情況。那裡的家長們認為，每一年小學教育可以使一個男孩增收5%，每一年的中學教育則增收15%。而女孩在這種情況中的差別則會更明顯。在家長們看來，每一年的小學教育對女孩幾乎沒有任何價值——僅為其增收 0.4%，但每一年的中學教育則可以為其增收17%。 據估計，每一年的教育實際上都會按比例或多或少地增加收入。26而且即使對於未得到正式部門工作的人來說，教育似乎也是有好處的。例如，相對於沒受過教育的農民來說，受過教育的農民在 “綠色革命”期間掙的錢要多。”此外， 還有其他一些非經濟利益。換句話說，家長們看到的是一條實際不存在的S形曲線。 這條S形曲線表明，除非家長們願意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孩子，否則他們只能孤注一擲，將所有希望都寄託在他們認為最有前途的那個孩子身上，確保這個孩子接受足夠的教育，而不是將教育投資分攤給所有的孩子。在珊塔瑪（她的兩個孩子都沒有上學）家附近，即那甘納吉村裡，我們見到了一個擁有7個孩子的農戶家庭。家裡除了最小的那個12歲男孩，其他孩子上學都沒超過兩年。 他們對公立學校的教學質量不滿意，因此這個 12 歲孩子只在那裡上了一年學， 然後就轉學到村裡的一傢俬立寄宿學校上7年級。孩子一年的學費會超過這個家庭農作物總收人的10%，這項投人對一個孩子來說已經很大了，顯然，他們供不起全部7個孩子上學。這個幸運男孩的母親向我們解釋到，他是家裡最聰明的孩子。用“笨”或“聰明”這樣的字眼來形容自己的孩子，特別是當著孩子們的面，那情形就像選出一位世界冠軍（並讓家裡其他人都支援這位冠軍） 似的。這種想法會催生一種特殊形式的同胞競爭。布吉納法索的一項研究發現， 智力測驗得分高的孩子，更有可能被學校錄取，但當他們的兄弟姐妹得分高時， 他們入學的機率就會降低。28 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城，一項關於有條件現金轉移的研究發現了將所有資 080
第四章全班最優源花費在一個孩子身上的合理性依據。該研究的資金有限，家長們可以選擇任何一個適齡孩子參加抽籤，中籤的孩子只要按時上學，其家長就可以得到一個月的現金轉移。中籤者越按時上學，就越有可能在下一個學年繼續學業。在該研究的另一個版本中，現金轉移的條件是上大學。在這種情況下，中籤者更有可能會上大學。令人不安的一個發現是，有些家庭讓兩個或更多的孩子參加抽籤，其中只有一個孩子中籤了，那麼與孩子都未中籤的家庭相比，這些孩子上學的機率會有所降低。家庭收入的增加固然不會對此造成影響，卻會讓沒中籤的孩子從中受益。一個冠軍產生了，所有的資源便集中到了他（或她）的身上。29 誤解也是個關鍵問題。實際上，教育應該不存在“貧窮陷阱”：教育的每個階段都是有價值的，但家長們認為教育的回報呈“S”形，這在無意識中營造著一個“貧窮陷阱”，進而催生一個真正的“貧窮陷阱”。 精英學校體系不僅家長們將希望寄託於孩子畢業考試的成功，整個教育體系都包含著這種思想。學校的課程及結構常常可以追溯到殖民時期，那時學校的目標是培養出當地的精英，成為殖民統治集團的有效盟友，建立殖民者與當地人的不同等級。儘管新生大量湧現，教師們仍然認為自己的使命是為艱難的考試培養最優秀的學生。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教師的作用就是保證學生順利進入下幾個學年或大學學習。與此相關的一種殘酷壓力是使課程“現代化”，更具有科學性， 並且.變成更厚更沉的課本——因此，印度政府目前將一二年級學生書包的總重限制在6.6磅（2.72千克）。 有一次，我們跟隨布拉翰的成員來到印度西部巴羅達的一所學校，他們的到訪已經得到了事先通知，一位教師顯然想留下一個好印象：他在黑板上寫出一串十分複雜的數字，巧妙地列出了歐兒裡得幾何學中一個著名的定理，隨後對圖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講解。所有孩子（三年級學生）都整齊地坐在地板上， 表現得很安靜。有的孩子可能想在自己的小石板上寫數字，但粉筆的質量太差了，根本寫不出來。顯然，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081
POOR FCONOMICS 貧窮的本質那位老師也不例外。我們見過很多這種類似的例子，即發展中國家的教師具有精英偏見。在與帕斯卡利娜 •迪帕和邁克爾•克雷默的合作中，埃斯特利對肯亞的一個班級進行了重新安排，利用多餘的一個教師將學生們分成兩組。 這一區分使孩子們學到了以前沒學過的知識。於是，教師們透過抽籤被隨機安排到“高階”或“低階”學區。被安排到“低階”學區的教師常常很沮喪，他們從授課中什麼也得不到，還會因自己的學生成績差而備受指責。因此，他們也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行為：我們在隨機訪問中發現，與被安排到“高階”學區的教師相比，被安排到“低階”學區的教師教課的機率更低，他們更有可能會在辦公室裡喝茶。30 問題並不在於學生們沒有雄心壯志，而是家長們對於學生們能夠取得好成績的期望不高。我們曾前往喜馬拉雅山印度段的山區，對猶他拉坎德孩子們進行測試。那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不免讓人覺得測試是一件煩人的事——參加測試的孩子肯定是這麼想的。當我們問他是否上學時，他用力地點了點頭； 當我們告訴他，我們還會問他一些問題時，他似乎也很配合。但當測試者遞給他一張表格時，他毫不猶豫地將目光轉向了別的地方——一個7歲孩子常常會這樣做。測試者嘗試著讓他看一眼表格，許諾給他幾張漂亮的圖片，再講一個好聽的故事，但他似乎心意已決；他的母親一直嘟囔著鼓勵的話，不過她的努力顯然缺乏熱情，這表明她不希望孩子改變主意。在測試結束之後，當我們走向車子時，一位腰間繫著滿是灰塵的短腰布（當地農民系的一種纏腰帶），身穿一件黃色T恤衫的長者與我們同行，他說“我們這種家庭出來的孩子⋯⋯”，讓我們去猜他的後半截話。我們在一位母親的臉上見過同樣的憂鬱，很多母親的臉上都有這種表情。她們想說，我們其實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 在談及關於窮人的話題時，我們常常會提到某種過時的社會決定論，例如， 與階級和種族相關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晚期，吉恩•德勒茲帶領一個小組， 就印度的教育狀況撰寫了一份報告，即印度的《基礎教育公開報告》（Public Report on Basic Education Revisited），其中一個發現就是： 082
第四章全班最優很多教師非常不願意到偏遠或“落後”的村莊去，一個現實原因就是交通不便，或是偏遠村莊的生活設施太差……另一個常見原因是，他們不熟悉當地村民，據說那些村民常常把錢都用來喝酒，這些人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潛質，或是“行為舉止就像野蠻人一樣”。偏遠及落後地區常常被看作是教師的耕耘得不到收穫的地方。 一位年輕的教師甚至告訴我們，自己根本無法與 “粗俗父母的孩子”進行交流。31 為了證實這種偏見是否會影響教師對待學生的行為，教師們在一項研究中被要求為一組考試評分。他們並不認識那些學生，但隨機選出的半數教師都被告知一個孩子的全名（包括種姓），其餘都是匿名的。研究人員發現，平均而言，相對於教師們看不到學生所處階層的情況，他們在得知學生所處階層時給予底層學生的分數更低。然而，有意思的是，這樣做的並非是來自上層的教師。 來自底層的教師實際上更可能給予底層學生更低的分數，他們一定認為這些學生是拿不到好成績的。32 過高的期望加上信心的缺失，會造成十分危險的結果。我們看到，相信S 形曲線使人們選擇放棄。如果教師和家長不相信孩子能夠跨過頂峰，進入S形曲線的陡峭部分，那麼孩子自己或許也不會嘗試：教師會忽視成績落後的孩子， 家長也不再對孩子的教育感興趣。然而，這種行為會產生一個本來不存在的 “貧窮陷阱”。如果他們放棄了，他們永遠也不會發現，這個孩子或許能取得好成績。相反，那些認為自己的孩子能取得好成績的家庭，或是不願讓自己的孩子綴學的家庭，一般都是精英家庭，他們最終會證實自己“較高”的期望。阿布位元小時候的一位老師回憶說，他上一年級的時候成績較差，而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因為他學得比全班同學都快，因而感到厭煩了。於是，阿比吉特被轉到了二年級，但很快他的學習成績又落後了。老師甚至把他的作業本藏了起來， 怕成績好的學生看到後會質疑他是怎麼跳級的。如果阿比吉特的父母不是學者 083
POOR ECONOMICS 貧窮的本質 ARcaten Futmanga 而是工人，那麼他肯定早就被送去接受救助性教育或是勒令退學了。 孩子們在評估自己的能力時，也會運用這種邏輯。社會心理學家克勞德•斯蒂爾展示了他所謂的美國“刻板印象威脅”的力量：那些未被告知數學能力差的女士，在數學測試中的成績會更好；非裔美國人如果一開始就必須在試卷上填寫自己的種族，那麼他們的測試成績則會更差。3繼斯蒂爾的研究之後，來自印度北方邦的兩位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讓他們自己的低階層孩子與高階層孩子競賽猜謎。34他們發現，只要階層不被突顯出來，低階層孩子與高階層孩子做得一樣好，而一旦低階層孩子得到提醒，意識到他們正在與高階層孩子競爭（方法很簡單，即在比賽之前問他們的全名），他們的表現就會差一些。作者稱，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擔心比賽組織者的評判會有失公平，但也可能是這種“刻板印象威脅”的一種內化體現。如果一個孩子聽不懂老師講課的內容， 覺得學習的內容很難，那麼他可能會責怪自己，而不是老師，最終可能認為自己不是塊學習的料，他會徹底放棄學習，在上課時做白日夢，就像珊塔瑪的孩子一樣拒絕去上學。 學校為什麼會失敗？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課程與教學針對的都是精英，而不是一般學生。這樣做的目的在於，透過提供額外的投人改善學校的功能，但這種努力往往都是徒勞的。20世紀90年代初，邁克爾•克雷默試圖在發展中國家尋找一個簡單的測試案例，旨在對該國的政策干預進行一次初度隨機評估。在第一次嘗試中， 他想找到一個沒有爭議的案例，這樣，干預才會產生明顯的效果。課本似乎是完美的選擇：肯亞西部的學校（開展這項研究的地方）幾乎沒有課本，因此幾乎所有人都一致認為，課本是最重要的投資。研究人員從100所學校中隨機挑選了25所，並將課本（官方指定的課本）發放到這些學校中。令人失望的是， 收到課本的學生與沒收到課本的學生，二者的平均測試分數並無多大差別。然而，克雷默及其同事發現，在收到課本的學校裡，一開始成績很好的孩子（研究開始之前測試分數接近最高分的學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問題的本質顯現 084
第四章全班最優了。肯亞的教學語言是英語，課本也自然是英文課本。然而，對於大多數孩子來說，英語只是他們的第三語言（排在當地方言及肯亞斯瓦西里語之後）， 他們的英語說得很差。因此，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英文課本的用處並不大。“在很多地方，各種形式的此類實驗相繼展開（從發放活動掛圖到提高教師比例）。 但是，在教學方法或鼓勵機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新的投入收效甚微。 現在我們應該明白，為什麼私立學校在普通學生教育方面表現一般——他們的重點在於，為某種艱難的公共考試培養最優秀的孩子，因為那是通往更大成功的踏腳石。這種考試需要有超前的學習能力以及全面的教學大綱。然而， 大多數學生的學習都跟不上，這一現實雖然令人遺憾，卻是不可避免的。阿比吉特在加爾各答所上的學校實行一種較為開放的政策，即每年開除班裡成績最差的學生，因此到了畢業考試的時候，該班便可以實現一個完美的透過率。肯尼亞的小學也採取同樣的策略，至少從六年級起是這樣的。因為家長們也支援這種政策，他們沒理由向學校施壓，去改變這種行為。家長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樣，都希望學校向孩子們提供他們心目中的那種 “精英式”教育——不過，他們根本無法實際檢驗這種教育，更不去想他們的孩子能否真正從中受益。例如， 英語教學特別受南亞父母們的歡迎，但對於不會說英語的家長們來說，他們無法得知教師是否在用英語教學。同樣，家長們對夏令營和夜校也幾乎不感興趣對於那些沒有“中籤”的孩子們來說，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為什麼布拉翰的暑期補習班會提高學生的成績。公立學校教師似乎懂得怎樣去教成績較差的孩子，他們甚至願意在暑假期間為此投入努力，但在常規的學年期間，這並不是他們的工作內容—他們一般是這樣認為的。近期，同樣是在比哈爾邦，我們對布拉翰的一項鼓勵計劃進行了評估。 培訓教師利用他們的材料，培訓志願者做教師助理，從而將救助性教育計劃全面應用到公立學校中。在那些教師與志願者都接受了培訓的（隨機選擇的）學校中，效果非常明顯，與我們之前看到的布拉翰實驗結果一樣成功。然而，在只有教師接受了培訓的學校裡，結果卻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改變。那些在夏令營 085
中表現較好的教師們，在此次計劃中卻表現平平：官方的教學方法以及過於注重教學大綱帶來了很多限制，這似乎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障礙。對此，我們不應將全部責任都推到教師身上。根據印度新的《教育權利法案》，完成規定課程是法律中所要求的。 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看，這種思想及行為體系意味著，大多數學校體系都有失公平，還很浪費資源。有錢人家的孩子不僅可以去教學質量更高的學校， 還可以在學校裡享受很好的待遇，從而使他們的潛力得到真正的挖掘。窮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學質量較差的學校，這樣的學校一開始就會表明，除非這些孩子表現出某種超凡的天賦，否則他們就會被開除，而實際上孩子們只能默默忍受，直至退學。 這就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費。在那些中途退學及從沒上過學的人中，很多 （或許大多數）都是某種錯誤評估的受害者：家長們放棄得過早，教師們從沒真正教過他們，或是學生們缺乏自信。其中一些人完全具備成經濟學教授或工業巨頭的潛質，但最後他們卻成了勞工或是小店主；如果他們幸運的話，可能會成為某公司的初級職員。他們的真正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佔據， 因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錢為其賺取每一個成功的機會。 我們都知道一些偉大科學家的故事，從愛因斯坦到印度的數學天才拉馬努金，他們二位都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卻都非常有名氣。而拉曼公司的故事則表明，這種經歷或許並非只限於少數的優秀人士。20世紀70年代晚期， 一位名叫拉曼的泰米爾工程師在邁索爾創立了拉曼公司。該公司製造工業用紙製品，如電力變壓器所用的紙板等。一天，拉曼在工廠門口發現了一個名叫蘭加瓦米的年輕人，他是來求職的。這個年輕人說自己來自於一個十分貧窮的家庭，有一定的工程教育背景，但他只有一張資格證書，沒有取得相應的大學學位。由於他堅持說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強，拉曼對他進行了一次快速智力測驗。 測試結果令拉曼印象深刻，於是他決定將這個年輕人留下來，以協助自己解決問題。一開始他還需要拉曼的指導，後來逐漸開始獨立完成任務，並能想出很 086
第四章全班鍛優有創意的解決方案。拉曼的公司最終由瑞典的跨國公司巨頭ABB（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收購——目前是ABB全球（包括在瑞典的）眾多分公司中效率最高的。蘭加瓦米雖然沒有工程學位，卻成為工程領域的帶頭人。他的同事克里斯那查理也是被拉曼發現的—他以前是個木匠，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正規的教育—而他目前是該公司一個主要部門的經理。 阿倫是拉曼的兒子，他在公司被收購前曾接管公司一段時間，目前他與在拉曼公司時的幾個手下共同經營著一個小型研發公司。他的核心研究小組共有4 人，其中有兩人連中學都沒有讀完，其他兩人也不具備工程師的資質。阿倫說， 他們都非常聰明，但剛開始時，他們沒有信心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怎麼能瞭解他們的想法呢？正因為公司的規模較小，需要完成很多研發工作，他們才被發現。即便如此，要發掘他們的能力，還需要透過大量耐心的工作及不斷的鼓勵。 這一模式顯然並不容易複製。問題是，人才的發掘不存在捷徑，除非有人願意花費大量時間，去研究教育體系應該做的事情—給予人們足夠的機會展示自己的長處。然而，拉曼公司並非唯一一個認為自己有很多人才仍未被發現的公司。印孚瑟斯公司是印度的IT巨頭之一，已建立了自己的測試中心，應聘者（包括那些沒有正式資質的人）可以走進中心，接受一次智力及分析能力 （而不是課本）測試。測試成績優秀的人可以成為實習生，優秀的實習生便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對於沒接受過正規教育的人來說，這一可選方案為他們帶來了一線希望。在全球經濟衰退時期，印孚瑟斯公司關閉了其測試中心，這在當時的印度是頭版新聞。 不現實的目標、不必要的悲觀預期，以及不恰當的教師鼓勵機制，導致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體系沒能完成自身的兩大任務—給予每個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發掘人才。然而，從某些方面來看，提供高質量的教育變得越來越艱難。 縱觀全世界，各國的教育體系正面臨著極大的壓力。入學率比資源增長得更快， 而隨著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全球對於有教學經驗者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現在， 087
這些人都去當程式設計師、計算機系統管理員及銀行家了。因此，找到中級以上的優秀教師將成為一個很大的難題。 有什麼解決辦法嗎？還是說這個問題太難辦了？ 教育重建一個千真萬確的好訊息是，我們現有的一切證據都有力地表明，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在學校裡學好基本知識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很容易實現，但前提是人們能夠專注於此。 以色列一個著名的社會實驗表明，很多學校都能夠做到這一點。1991年， 15 000名貧窮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及其子女，在一天之內離開了亞的斯亞貝巴 （衣索比亞首都），疏散到以色列各地。這些猶太孩子的父母們平均都上過一兩年學，他們的孩子與其他以色列孩子一起上小學。還有一組家庭的孩子既有來自俄羅斯的定居者，也有剛從那裡移民而來的，他們的父母平均上過11.5年學。兩組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別極大。幾年之後，當1991 年入學的孩子即將中學畢業時，兩組人的差別縮小了很多。一直上到了十二年級的衣索比亞孩子佔總數的65%，而從俄羅斯移民而來的孩子的這一比例稍高，為74%。結果顯示， 即使是家庭背景及早期生活條件稍差的孩子，也可以透過教育來提升自己，至少在符合條件的以色列學校中是這樣的。36 一些成功的實驗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關於如何創造這種條件的啟發。第一個因素就是，關注基本技能並堅持這樣一個信念：只要每個孩子及其老師付出足夠的努力，他們就能掌握這些技能。這不僅是布拉翰計劃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一種態度，與美國特許學校“不要找藉口”的意味類似。3這些學校包括 “知識就是力量（KIPP）”計劃學校、哈菜姆兒童地帶等，主要面向貧窮家庭的孩子 （尤其是黑人孩子），其課程側重於基本技能的牢固掌握，以及不斷測量孩子的認知水平，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判斷，他們就不可能對孩子們的進步進行評估。 透過對獎勵入學贏家與輸家的對比研究後，我們發現，這些學校的辦學效率很高。對波士頓特許學校的一項研究表明，透過將特許學校的規模擴大4倍， 088
第四章全班鍛優同時保持現有的學生人數不變，可將全市黑人與白人孩子在數學測試分數上的差距縮減40%。38這種機制正是我們在布拉翰計劃中看到的：在一般學校體系中迷失的孩子（在進入特許學校之後，他們的考試分數落後於其他孩子）又得到了一次機會，很多人都抓住了這次機會。 還有一項關於布拉翰計劃的研究表明，培養一位合格的救助性教師相對容易，至少就低年級教學來說是這樣的。這無疑是個好訊息。能夠成為這類老師的志願者一般都是大學生，或是經過10天教學培訓的人。此外，他們的教學內容並不僅限於閱讀及基礎數學的教學。比哈爾邦的這一計劃安排志願者們走進教室，教那些在學習時能充分發揮自己閱讀能力的孩子，布拉翰將其稱為“閱讀式學習”，也就是更基礎的“學會閱讀”的續篇，其效果十分顯著。特許學校主要聘用充滿活力的年輕老師，他們對中小學孩子的學習幫助很大。 而且，透過對課程及學生進行分組，讓孩子們以適合自己的進度學習，確保落後的學生專注於基本知識，這樣做可以實現巨大的收益。追蹤學生學習進度的目的也在與此。在肯亞，前面提到的一項研究將一個班的學生分成兩組， 並對兩種不同的實驗模式進行比較。在第一種模式中，孩子們被隨機分到一個教室裡，而在另一種模式中，他們則被以知識水平的高低進行分組。此時，教師們可以更好地瞭解他們的需要，每一知識水平的孩子都會取得進步。而且， 這種效果是持久的：到三年級期末時，在一年級和二年級時被追蹤的學生，其學習成績一直領先於未被追蹤的學生。”或者，我們還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因材施教的方法。其中一種可能性就是，將年級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具靈活性。如果一個孩子根據年齡應該上五年級，但他需要完成二年級的某些課程，那麼他就可以先上二年級而不會覺得難為情。 一般來說，要改變一個人不切實際的期望，我們還需要做很多事情。馬達加斯加的一項計劃告訴家長們，讓家庭背景與他們相似的孩子多上一年學， 其家庭的平均收入就會提升，孩子的成績也會受到很大的積極影響。有些家長髮現自己低估了教育的好處，教育為其帶來的收益可達到原來的兩倍。40在 089
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一項早期研究中，高中生也取得了類似的成果。4由於教師向家長傳遞資訊是完全免費的，目前在所有經過評估的干預方法中，這是已知的提高考試分數的最廉價的方式。 儘量設定一些更為直接的目標，對於教師及學生來說都未嘗不是個好辦法。這樣一來，每個人都不會太過專注於難以定性的多年以後的成果。肯亞的一項計劃提供購買力平價20美元的年度獎學金，獲得者是在一次考試中得分排名前15%的女孩。該計劃不僅使女孩們更努力地學習，還促使教師更努力地工作（幫助女孩）。這意味著，男孩們即使沒有獎學金，也會更努力地學習。”在美國，對實現長期目標（如得高分）的孩子給予獎勵並沒有效果，但對他們增加閱讀量給予獎勵卻被證實非常有效。43 在當今世界，好老師很難找到，資訊科技發展得越來越快，使用成本也越來越低，因此，更多地採取這種方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教育部門對於在教學中使用技術的觀點並不十分積極。但這種經驗主要是基於富裕國家的，它們的計算機教學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另一個選擇，即找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充滿活力的教師取而代之。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這在貧窮國家並不容易做到。實際上，這種方式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效果雖然不明顯，但仍透出了其積極的一面。2000年年初， 在印度巴羅達的一所公立學校，我們與布拉翰聯手對該校的一項計算機輔助學習計划進行了評估。這項計劃很簡單，幾組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按要求在計算機上玩遊戲。遊戲的主要內容就是解決逐漸難算的數學題，如果學生成功地算出每道題， 他們就有機會射擊外太空的垃圾（這一遊戲很有挑戰性）。儘管學生們一週只能玩兩個小時的遊戲，但這一計劃對於提高其數學成績起了不小的作用，效果相當於多年來各領域嘗試過的最成功的教學干預法。總的來看，事實確實如此—最優秀的孩子做得更好了，成績最差的孩子也取得了進步。這明顯展現出了計算機作為一種學習工具的好處：每個孩子都能根據這一計劃調整自身的學習節奏。44 降低家長們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開發、使用技術輔助或在必要時利用教師代替的教學方式，與某些教育專家的觀點是相悖的。他們的反應或許可以 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