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我們似乎是在建議一種雙重教育體系。這一體系一方面是為富人的孩子設定的，他們無疑會在昂貴的私立學校裡接受最高標準的教育；另一方面是為餘下的孩子設定的。對此的反對意見並非毫無根據，但遺憾的是，這種差別已經存在。不同之處就在於，目前的體系似乎根本沒為大部分孩子提供任何機會。如果課程得到徹底的簡化，教師的職責被嚴格限定為讓每個人都掌握一些知識，孩子們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進度學習，在必要的時候重複學習，那麼大多數孩子都能在上學的幾年間學到點兒東西。此外，有天賦的孩子還有可能會在這一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才能。不過，要想與那些上精英學校的孩子取得同樣的成績，他們的確還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如果他們學會相信自己，他們就可能抓住一次機會，當這一體系願意幫助他們實現其目標時尤為如此。45要想建立一個能夠向每個孩子提供機會的學校體系，首要的一步或許就是，認識到學校的服務物件是其現有的學生，而不是他們可能想要的學生。 091
賓題 PDG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賈伊•甘地是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的小兒子，也是她的法定繼承菜人、不辣的墨：桑晚41B81華死了一場酸機開效。他認為，人日整制是印度發展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所謂的非常時期（1975年年中~1977年年初），人口控制成為桑賈伊多次公開露面所探討的一個主題。在這一時期，民主政權瓦解，桑賈伊雖然沒有任何官職，卻公開地話躍於政治領域。“‘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得到‘最高的重視’，”他在一次簡短的講話中說道，“如果人口繼續以現有速度增長，那麼我們的一切工業、經濟及農業發展都將毫無意義。”1 印度的計劃生育具有悠久的歷史，該政策始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1971 年，喀拉拉邦推出流動節育服務，這種“節育陣營”法成為桑賈伊•甘地制訂非常時期計劃的基石。儘管在他之前的大多數政客都認識到，人口控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桑賈伊•甘地無論是在熱情度上，還是能力（及意願）上，都將這一問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實行他所選擇的政策掃清了很多障礙。 1976年4月，印度內閣透過了一項正式的國家人口政策宣告，要求採取大量措施鼓勵計劃生育，其中非常顯著的一個措施就是，對於同意做節育的人給予豐厚的經濟獎勵，如多付一個月的工資或優先進入福利分房名單。更可怕的是， 政府居然授權每個城邦制定強制節育法（物件子女超過兩個的人）。儘管只有
POOR ECONOMICS 窮的本質 AFacat Ratnaog。 一個城邦提議制定這項法律（但未透過），但各個城邦都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外界壓力，紛紛列出節育名額並努力加以實現。除了三個城邦之外，其他所有城邦都“自願”選擇了比中央政府設定的更高的目標，即在 1976~1977 年之間，力爭實現860萬次節育。 一旦提出來，這一定額便不能被忽視。北方邦政府給其主要手下發電報稱，“通知每個人，如果不能實現月度目標，他們不僅會被停發工資，還會被停職，受到最嚴厲的懲罰。立即通知整個機構，繼續透過無線電每日向我及部長秘書報告執行進度。”直至鄉村級別的每位政府職員（包括鐵路稽查員及學校教師）都要了解當地的目標。教師會對學生家長進行走訪，並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同意做節育，他們的孩子以後就有可能不被學校錄取。有些人乘火車不買票—這是當時窮人的普遍做法—除非他們選擇節育，否則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毋庸置疑，這種壓力有時還會蔓延至其他領域。尤他瓦是首都德里附近的一個穆斯林村落，一天晚上，該村所有男村民都被警察召集到一起，警察假裝送他們到警察局接受罰款，實際上是送他們去做節育。 這一政策似乎已經實現了其短期目標，不過這種激勵政策可能會導致實際節育數量的誤報。1976~1977年間，報告稱825萬人做了節育，而其中650萬人都顯示是在1976年7~12月做的。到1976年年底，21%的印度夫婦都做了節育。不過，該計劃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激起了廣泛的民憤。1977年， 印度最終舉行了選舉，辯論的一個主題就是關於節育政策的討論，其口號最具紀念意義—Indira hatao, indiri bachao（大意是“節制性慾，遠離印度”）。人們普遍認為，英迪拉•甘地之所以會在1977年的大選中失敗，部分原因就在於這一計劃使其失了民心。因此，新政府立即推翻了這一政策。 這一舉措包含著一種歷史學家所喜歡的諷刺意義，即從長遠角度來看，桑賈伊•甘地反而促進了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長，這一點不難理解。由於非常時期的大肆宣揚，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們的心中留下了陰影，並且長期存在—有些城邦（如拉賈斯坦邦）仍然本著自願的原則推廣節育政策，但除了當地的衛生 094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機構，似乎沒有人對此感興趣。然而，對於國家動機的普遍懷疑，似乎也成了非常時期最頑固的“殘留物”。例如，人們仍然常常聽說，貧民窟及村裡的人拒絕注射小兒麻痺症滴劑，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給孩子做節育的一種秘密手段。 這一特別情況及中國所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都是加強人口控制措施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其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有某種形式的人口政策。1994年《科學》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稱，人口理事會（The Population Council） 的約翰 •邦加茨預計，到1990年，第三世界85%的人口所生活的國家中，其政府都會明確表示人口過多，需要透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予以控制。2 今天，整個世界都在擔心人口增長問題，這方面的確存在著很多原因。傑弗裡 •薩克斯在其《共同財富》（Common Wealth）一書中談到了這些原因，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因素就是人口增長對環境的潛在影響。3人口增長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並導致全球變暖。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區，飲用水逐漸減少，部分原因也在於人口的增長。同時，人口增長還意味著對糧食的需求加大，因此需要使用更多的水用於灌溉（70%的淡水可用於灌溉）。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淡水稀缺的地區。*這是極其嚴峻的問題，但那些想多要幾個孩子的家庭卻並不把這當回事，或許這就是政府出臺某種人口政策的原因。問題在於，要想制定一種合理的人口政策，我們需要搞清楚為什麼有些人會生那麼多孩子：他們自己不能控制生育嗎（如採取避孕措施），還是他們不想節育？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理由是什麼？ 人口多的家庭錯在哪裡？ 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速度較慢。例如，衣索比亞婦女的的總生育率①為每 ① 總生育率，也叫總和生育率，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 不代表婦女們一生的生育子女數。國際上一般以婦女15~44歲或15~49 歲為育齡期。——編者注 095
POOR ECONOMICS 個婦女生6.12個孩子，其貧窮程度是美國的51倍，而美國的總生育率僅 2.05。 這種有力的聯絡使很多人（包括那些學者及政策制定者）相信，托馬斯 •馬爾薩斯18世紀所提出的那個古老觀點是正確的。他認為，國家擁有多少資源基本上是固定的（他擅長以土地為例），因此人口增長一定會使國家變得更窮。“根據這一邏輯，黑死病在1348~1377年間導致了英國一半人口的死亡就應歸因於隨後的高薪時期。近期，也就是艾滋病氾濫非洲的時期，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阿爾文•揚重申了這一觀點。他在一篇題為 “死者的禮物”（The Gift of the Dying）的文章中稱，非洲未來的幾代人將受益於因這種傳染病而導致的生育率降低。°這一生育率的降低既有直接原因，即人們不願進行未受保護的性生活，也有間接原因，即勞動力的減少使更多女性選擇工作，而不是生孩子。揚估算，在未來幾十年，南非人口的減少足以抵消很多艾滋孤兒缺乏適當教育所帶來的影響。由於艾滋病毒的直接影響，南非的富裕程度將增加 5.6%。 他透過觀察進行了總結，這無疑是為了他那些過分挑剔的讀者，“人們不能無休止地哀嘆發展中國家的高人口增長率的災難，又總結說人口不增長同樣是一場經濟災難”。 揚的文章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就在於，艾滋病毒是否真的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細緻的後續研究否定了這一觀點。’然而，人們大多願意接受揚的另一觀點—降低生育率可以使每個人變得更富有。 不過，這一觀點並非如聽上去那麼明確。畢竟，與馬爾薩斯最初提出其論題時相比，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已增長了很多倍，而且我們大多數人也比馬爾薩斯時代的人更富有。馬爾薩斯的理論中並沒有涉及技術進步這一因素，但它確實幫助人們發掘了很多潛在資源。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更多的人會尋求新的想法，因而技術突破或許更容易實現。的確，在人類史上的大多數時期，人口越多的地區或國家往往發展得比其他地區快。8 因此，僅靠理論不太可能解決問題。當今生育率較高的國家更窮這個事實並不完全因為生育率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生育率高恰恰是由貧窮引起的， 096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或是有第三個原因導致了高生育率及貧窮。經濟迅速增長的時期常常伴隨著生育率的急劇下降（如20世紀60年代的朝鮮和巴西），即使這一“事實”並不是絕對的。難道很多家庭在經濟快速增長時就開始少生孩子，還是由於他們沒時間照顧那麼多孩子？或者生育率的降低讓他們節省了一部分資源用於其他投資？ 同樣，如果想弄清這一問題，我們就要轉換視角，先將大問題放在一邊， 專注於窮人的生活與選擇。首先，我們看看家庭內部的情況：大家庭更窮的原因是其人口太多？他們對於子女教育及健康的投資能力較低？ 桑賈伊•甘地的一個著名口號就是，“一個小家庭才是一個快樂的家庭”。 通常，這句口號後面還附上了一張卡通圖片，上面畫著一對笑呵呵的夫婦帶著兩個胖嘟嘟的小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印度，這是極為常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 •貝克對此有一個極具影響力的論斷。貝克稱，每個家庭都面臨著一種所謂的“質與量的取捨”，也就是說，一旦有了更多的孩子，每個孩子的“質”就會降低，因為父母為每個孩子投入的食物及教育資源就會更少。。 當父母相信（無論是對是錯）為最有“天賦”的那個孩子投入更多是值得的時， 情況尤為如此。我們已經談到，這正是S形曲線所反映的情況。這樣一來，很多孩子最終會失去決定其命運的機會。如果生在大家庭的孩子接受適當的教育、 營養及醫療的機率較小（經濟學家稱之為 “人力資本投入”），如果貧窮家庭更有可能成為大家庭（比如說他們無力承擔節育費用），這就產生了一種跨代傳遞貧窮的機制，即貧窮父母會生育更多的貧窮子女。這種“貧窮陷阱”或許能為某種人口政策提供根據，即傑弗裡•薩克斯在《共同財富》一書中提出的論點。10 但這是真的嗎？生長在較大家庭的孩子具有明顯的劣勢？在我們對18個國家的調查資料中，我們發現，生於大家庭的孩子一般接受的教育較少，但不一定各地都一樣—印尼農村”、象牙海岸及迦納12就是例外。然而，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也並不存在這樣的假設，即由於一些孩子的兄弟姐妹很多，所以他們註定要貧窮，並且受的教育較少。原因也可能是，有些貧窮家庭不僅孩子較多， 097
對教育也並不十分重視。 要想驗證貝克的理論並弄清這樣一個問題，即家庭人口的增加是否會導致孩子人力資本投人的減少，研究人員嘗試研究一些例項。在這些例項中，人口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研究結果令人驚訝：在這些案例中，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生在較小家庭的孩子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鑑於全球大多數窮人不使用增育的方法，家庭之所以會意外地生下更多孩子，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生了雙胞胎。例如，一個家庭計劃生育兩個孩子，但產婦在第二次生產時生下了一對雙胞胎，這樣第一個孩子就比預期多了一個兄弟姐妹。性別構成是另一個原因。很多家庭常常想要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這就意味著，與已經有了一雙兒女的家庭相比，如果一對夫婦兩次生育的孩子屬於同一性別，那麼他們就可能會計劃再要一個孩子。' 如果第一胎是個女孩，她有了一個妹妹，那麼與有一個弟弟的女孩相比，前者更可能會有兩個或更多兄弟姐妹，因為在子女性別選擇技術發明之前，生男生女是沒法預測的。以色列一項專門調查家庭大小變化原因的研究表明，大家庭對於子女的教育並無不利影響，即使對於以色列的阿拉伯窮人來說也是如此，這不免有些令人出乎意料。"4 南希 •錢對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效果進行了調查，她發現了一個更具爭議性的結果：在某些地區，這一政策較為寬鬆，允許第一個孩子為女孩的家庭再生一胎。南希發現，由於實行了這一政策，那些多了一個兄弟姐妹的女孩與獨生子女相比，接受了更多的教育，'這顯然有違貝克的理論。 另一項證據來自孟加拉的蒙塔拉伯。這一地區實施了一項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計劃，內容與自願計劃生育有關。1977年，141個實驗村中有一半村子被選中接受一項集中計劃生育服務計劃，即計劃生育及母嬰保健計劃（FPMCH）。 每隔兩週，一位訓練有素的護士會前往已婚育齡婦女的家中，提供計劃生育上門服務，但前提是這些婦女願意接待她。此外，護士還會提供產前保健及疫苗接種服務。這一計劃大大減少了出生人口數，或許這並不令人驚訝。到1996 098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年，與未實行這一計劃的地區相比，實施這一計劃的地區30~55歲的婦女平均少生了1.2個孩子。這一計劃還導致嬰兒死亡率減少了四分之一。由於該計劃的直接干預，兒童的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因此兒童存活率的提高便與生育率無太大的關聯了。不過，儘管生育率有所下降，但由於兒童健康的投資加大，到 1996年時，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其身高、體重、入學率或上學年限都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同樣，質-量關係似乎沒能發揮作用。16 當然，這三項研究或許並不能成為定論，我們還需要展開更多的研究。但就目前來說，我們對於有關證據的解讀不同於薩克斯《共同財富》中的論點， 即尚無有力證據表明，更大的家庭對孩子不利。就這點而論，我們很難證實， 全套的計劃生育措施可以避免兒童生長在大家庭。 然而，大家庭對孩子無不利影響，這似乎也有些違背常理：如果同樣的資源要由更多人來分享，最終有些人就會得到更少。如果孩子沒受委屈，究竟是誰吃虧了呢？一個可能的答案就是，母親。 哥倫比亞的Profamilia生育計劃專案表明，這個問題的確令人擔心。該專案由年輕的產科醫生費爾南多 •塔馬約於1965年創立，是幾十年來哥倫比亞的主要避孕措施提供單位，也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計劃生育專案之一。到1986 年，53%的哥倫比亞育齡婦女使用的避孕工具，主要是透過Profamilia獲得的。 在青春期就透過該計劃瞭解計劃生育的女性，其上學的時間更長，而且在正式部門工作的機率更大。" 與此類似，受益於蒙塔拉伯計劃的孟加拉婦女在身高和體重上均優於對照組，她們賺的錢也更多。避孕措施使婦女對自身育期有了更大控制權——她們所能決定的不僅是可以生幾個孩子，以及什麼時候生。而且，有明確的證據顯示， 過早懷孕對於母體健康非常不利。“此外，過早懷孕或結婚常常會導致輟學。19 然而，將計劃生育定位為保護母親的社會願望衍生了很多問題：如果婦女不介意在錯誤的時間懷孕，這一切又怎麼會發生呢？更為普遍的是，家庭怎樣做出節育的決定？婦女在這類決定上有多大控制權？ 099
窮人在生育決定上有控制權嗎？ 窮人或許無力控制自己的生育，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可能接觸不到一些現代的避孕措施。根據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進展的官方報告，透過滿足現代避孕 “未滿足的需求”，能將每年的意外懷孕次數從7 500萬次減少至2200萬次，每年可減少27%的產婦死亡率.20與更加富有及受過教育的婦女相比，貧窮及未受過教育的婦女使用避孕措施的機率更小。此外，近10年來，貧窮婦女對於現代避孕措施的使用率並沒有提高。 然而，使用率低並不一定意味著缺乏獲取渠道。在計劃生育領域，我們也看到了活躍於教育領域的那種供需之戰。而且，或許並不令人驚訝的是，供應達人與需求達人常常是同一組人。供應達人（如傑弗裡•薩克斯）強調獲取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他們指出，使用現代避孕措施的人生育率要低得多；需求達人反駁說，這一關聯只能反映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想降低生育率的人大多能找到正確的避孕法，無須外界的幫助，因而僅僅拓寬獲取避孕措施的渠道並無多大用處。 為了確認哪種說法更接近於事實，唐娜 •吉本斯、馬克•皮特及馬克•羅森茨魏希不辭辛苦，找出了印尼幾千個地區在 1976、1980及 1986年的計劃生育診所數量，並將這方面的資料與鄉村級生育調查資料進行對比。？結果他們發現，診所較多的地區生育率較低。然而，他們還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生育率的降低與診所數量的增加並無關聯。他們進而認為，計劃生育設施會在人們需要的地方提供，但這些設施對於生育率的變化並沒有直接影響。在這一局中， 需求達人得1分；供應達人得0分。 蒙塔拉伯計劃一直是供應達人的代表作。他們聲稱，提供避孕措施可以發揮作用，至少這是一個仍須討論的證據。我們看到，1996年，實驗區的30~55 歲婦女比對照區婦女平均少生1.2個孩子。但蒙塔拉伯計劃所做的不僅僅是提供避孕措施，其中一個主要環節就是，一位女性保健工作者每隔兩週為足不出戶 100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象庭的婦女提供上門服務，打破了對某些地區避孕問題討論的禁忌。（因此，這一計劃的花銷很大——當時世界銀行的一位經濟學家蘭特•普里切特估計，與典型的亞洲計劃生育專案相比，蒙塔拉伯計劃為每位育齡婦女每年提供的花費要比原來花費多出35倍。22）因此，該計劃直接改變了理想的家庭子女數量，而不是給他們提供某些可以控制生育的工具，這似乎是合理的。此外，自1991年起， 該計劃實施區域的生育率不再下降，與未實施計劃地區之間的差距也開始縮小。 1998年，也就是我們記錄資料的最後一年，計劃實施地區的生育率為3.0%，對照區為3.6%，而孟加拉其他地區則為3.3%。23蒙塔拉伯計劃或許只是增強了節育的趨勢，該國其他地區也發生了類似的現象。因此，雙方在這一局最多也就打了個平手。 關於哥倫比亞Profamilia計劃的研究也認為，該計劃對於總生育率幾乎沒有任何影響。Profamilia計劃使婦女一生僅僅少生約0.05個孩子，低於20世紀60年代以來總生育率降低的10%。在這一局中，需求達人得2分；供應達人得0分。 因此，這一資料似乎公平地將勝利送到需求達人的手中：避孕渠道或許可以向人們提供比現有選擇更方便的節育方式，讓他們感到滿意，但這似乎並不能降低生育率。 性、校服與大款然而，擴大避孕渠道的好處在於，幫助青少年推遲懷孕期。Profamilia計劃在哥倫比亞做到了這一點，它幫助婦女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遺憾的是，在很多國家，青少年被禁止獲取計劃生育服務，除非他們的父母提供正式許可。青少年的避孕需求最有可能得不到滿足，主要是因為，很多國家不承認青少年性行為的合法性，或者認為青少年控制能力不強，不能正確使用避孕措施。結果，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拉丁美洲，青少年的懷孕率極高。世界衛生組織稱，象牙海岸、剛果及尚比亞的青少年懷孕率超過10%，而在墨西哥、巴拿馬、玻利維亞及瓜地馬拉，青春期女性的生育率在 101
POOR ECONOMICS 五分的本廢 ARasca Fae-ing 8.2%~9.2%之間（美國是發達國家中青少年懷孕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100名青春期女性的生育率為4.5%24）。此外，在這一問題及性傳播疾病（包括艾滋病毒）的問題上，我們所付出的那點努力似乎並沒切中要害。 埃斯特在肯亞發現了一個明確的例子，證明了這種錯失良機的後果。在帕斯卡利娜 •迪帕和邁克爾•克雷默的協助下，她對一些女學生進行了追蹤調查，這些女學生的年齡在12~14歲之間，沒懷過孕。25透過對她們進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調查，她們的平均懷孕率分別為5%、14%及30%。青少年懷孕不僅本身令人不快，還標誌著危險的性行為。在肯亞，這意味著懷孕者更容易染上艾滋病毒。肯亞解決這一問題的官方策略，也是民眾團體、各類教堂及國際組織與政府協商的一種微妙權衡的行為，即強調禁慾是唯一安全的解決辦法。 其策略為：禁慾（Abstain）、忠貞 （Befaithful）、使用避孕套（Condom）⋯⋯否則你就會死去（Die）（簡稱“ABCD”策略）。在學校，孩子們接受的教育是避免婚前性行為，對於避孕套則不會加以討論。美國政府多年來一直鼓勵這一做法，並將預防艾滋病的經費專門用於禁慾計劃。26 這一策略認為，青少年的責任心不強、不夠理性，無法權衡性行為及使用避孕套的代價及好處。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不接觸性（或至少避免婚前性行為）則是保護他們的唯一方法。然而，埃斯特、帕斯卡利娜•迪帕和邁克爾•克雷默在肯亞開展的幾個同期實驗表明，事實恰恰相反，在選擇性行為物件及性行為條件上，青少年往往會表現得十分謹慎。 在第一項研究中，為了對 “ABCD”策略進行評估，研究人員隨機選擇了 170所學校，安排教師接受關於 “ABCD”課程教學的培訓。結果並未出乎意料， 這一培訓增加了學校關於艾滋病教育的時間，但所報告的關於艾滋病性行為及認識並沒有變化。此外，透過在干預實施後對他們進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跟蹤調查，無論是在教師接受了培訓的學校中，還是在教師未接受培訓的學校中， 青少年的懷孕率都是相同的，這表明，危險性行為的範圍並沒發生任何變化。 在相同學校開展的另外兩個策略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第二個策略只告訴 102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女孩們一些她們不知道的知識，即較年長的男人比較年輕的男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15~19 歲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機率是同齡男性的5倍。這似乎是由於年輕女性與感染率較高的年長男性發生性行為而引起的。“甜爹”計劃只是告訴學生們，哪一類人群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其目的是減少女性與年長男人（即 “甜爹”）的性行為，但有意思的是，該計劃還旨在促進女性與同齡男性受保護的性行為。一年之後，在未接受該計劃的學校裡，女孩們的懷孕率為5.5%；在接受了該計劃的學校裡，女孩們的懷孕率為3.7%。這一比率的降低主要是由於， 性夥伴為年長男性的女性的懷孕率減低了67%。27 第三個計劃只是透過提供校服，讓女孩們更容易待在學校裡。一年之後， 在提供校服的學校裡，女孩們的懷孕率從14%降至11%。更明確一點兒說，那些因免費校服而待在學校裡的女孩們，每三人中就有兩人推遲了其初次懷孕的時間。令人好奇的是，只有在那些教師未接受新式性教育課程的學校裡，才集中體現了這一效果。在那些提供艾滋病教育及校服計劃的學校裡，女孩們的懷孕率與未實行任何計劃學校中的女孩並沒什麼差別。艾滋病毒教學課程並沒有減少青少年的性行為，反而抵消了校服的積極作用。 將這些不同的結果整合起來，一個完整的圖景便顯現了出來。肯亞的女孩大都知道，未受保護的性行為會導致懷孕。但如果她們認為，一旦為有錢的 “甜爹”生下一個孩子，那麼他一定會負責任地照顧自己，因此懷孕或許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實際上，對於買不起校服而不能留校的女孩來說，相對於那種未婚輟學女孩的一般結局只是待在家裡成為全家的負擔，成家、生孩子或許是一個較有吸引力的選擇。而較為年長的男性往往成為更具吸引力的伴侶（至少在女孩不知道他們更有可能攜帶艾滋病毒的情況下），因為年輕一點兒的男性還沒能力成家。女孩們因校服而留在學校裡，並因此而避免了懷孕，從而降低了生育率。但由於性教育計劃鼓勵結婚而不鼓勵婚前性行為，因此這一計劃只對那些為自己找丈夫（在一定程度上是位 “甜爹”）的女孩有效，並會抵消校服的作用。 103
有一點毋庸置疑：在很大程度上，窮人（即使是少女）對於自身生育、性欲及節慾方式（或許是些不太好的方式）的選擇都極為謹慎。如果明知懷孕對於自己來說代價很大，卻仍然這樣選擇，那麼這就說明她們是主動的。 誰的選擇？ 然而，當我們思考生育這一選擇時，立即會產生一個問題，即生育是誰的選擇？生育決定是由一對夫婦做出的，但女性最終將付出生孩子的大部分身體代價。毫無疑問，她們對於生育的選擇與男人迥然不同。在一些關於理想家庭規模的調查中，男性和女性需分別回答一些問題。與自己的妻子相比，這些男性常常表示大家庭更理想，並且始終對避孕措施的要求較低，因此女人在家裡有多大決定權就顯得尤為重要。例如，一個女人比她的丈夫年齡小很多，接受的教育也少很多（這都是早婚所造成的後果），她會發現自己很難和丈夫對抗。 這種情況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這也取決於她能否找到一份工作、她是否有離婚的自由及離婚後的生存選擇。當然，這種可能性還取決於她與丈夫所處的受公共政策影響的法律、社會、政治及經濟環境。例如，在秘魯，如果妻子擁有財產權的話，她所在的家庭就會拒絕生育（相對於那些女人沒有財產權的家庭），不過財產權要寫在妻子與丈夫的共同名下才可以。28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 在女人有財產權的情況下，她就會在家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因而在決定家庭成員數量上擁有更大的權威性。 夫妻之間的矛盾也表明，儘管避孕本身對於降低生育或許沒多大作用，但避孕方法上的小小變化卻可能產生不一樣的效果。納瓦•阿什拉夫和埃裡克•菲爾德向尚比亞首都盧薩卡836位未婚女性提供了一種憑證，使她們可以與一位計劃生育護士私人預約，免費享受一系列現代避孕措施。有些女性是自已來領憑證的，有些則是當著自己丈夫的面領取的。阿什拉夫和菲爾德發現， 這兩種情況的差別很大：與當著丈夫的面領證的婦女相比，單獨領證的女性拜訪計劃生育護士的機率高出 23%，要求獲得一種隱蔽避孕形式（注射避孕法或避孕品植人）的機率高出 38%，在9~14個月後意外分娩的機率降低了 57%。29 104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蒙塔拉伯計劃比其他計劃生育活動更頻繁地改變生育選擇，原因之一或許就是， 透過對婦女進行家訪（假定她們的丈夫不在家），女性保健工作者可以讓她們在丈夫不知情時採取計劃生育措施。相反，對於那些受限於足不出戶的傳統（一個女人被禁止單獨出門）的女性來說，她們需要丈夫陪同自己去市中心接受服務，這種情況或許會使她們改變主意。 蒙塔拉伯計劃效果顯著（特別是在早期），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該計劃會加快社會變革。生育轉型需要一定時間，原因之一在於，對於這個問題有發言權的不是夫妻，而是大眾。生育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社會及宗教準則，違反這一準則就會受到懲罰（被排斥、嘲笑或宗教制裁）。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社群如何定義這一行為。在實施蒙塔拉伯計劃的地區，這種變化的速度比其他地區更快—社群保健工作人員一般都是受過良好教育、充滿自信的女性，這不僅體現了一種新的準則，也為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改變準則的資訊。 凱文•孟希對蒙塔拉伯計劃中社會準則的角色進行了研究。他談到，一位年輕女性這樣描述自己與同齡人之間的討論，“我們應該生幾個孩子，哪種方法對於我們來說最合適⋯⋯我們是否應採取計劃生育措施⋯⋯我們過去常常從用過（避孕方法）的人那裡尋求答案，如果一對夫婦採取了這樣的方法，這一消息就會迅速傳播開來。”30 孟希發現，在實施蒙塔拉伯計劃的村莊，都會有一位社群保健工作人員。 在過去6個月裡，如果同一宗教信仰的村民使用避孕措施的頻率較高，那麼女性自身採取避孕措施的機率也會更大。雖然村裡的印度教徒及穆斯林都能接觸到同一位保健人員，而且獲取避孕措施的方式也是一樣的，但當穆斯林看到其他穆斯林採取避孕措施時，他們便會照做，印度教徒也是如此。而印度教徒採用避孕措施卻對他們的穆斯林鄰居毫無影響，反之亦然。孟希認為，這一模式無疑意味著，女性會在社群內逐漸瞭解可接受的行為是怎樣的。 在傳統社會中，討論社會準則的變換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例如，要提出某些問題並不容易（避孕會違反宗教教義嗎？會不會讓某人永久喪失生育能 105
貧窮的本質 EAR ECDNCMNIICS v Way t Fae Gehu ton 力？應到哪裡獲取避孕措施？），因為提問本身就反映出一個人的傾向。結果， 人們常常從最不安全的渠道獲取資訊。在巴西這個天主教國家，計劃生育並不為國家所提倡。然而，電視非常受歡迎，特別是環球頻道黃金時間播出的肥皂劇。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收看環球頻道的範圍迅速擴大，肥皂劇的收視率也有所上升。20世紀80年代，肥皂劇進入熱播時期，而劇中的人物無論是從階級還是社會態度上看，都與普通巴西人相異：儘管普通巴西女性在1970年差不多都有6個孩子，但肥皂劇中大多數50歲以下的女性都沒有孩子，其餘的也只有一個孩子。一旦肥皂劇在一個地區出現之後，那裡的新生兒人數便會急劇下降；此外，該地區有孩子的女性會根據肥皂劇中的主角，給自己的孩子起名字。3肥皂劇呈現了一種迥異於巴西人所習慣的那種美好的生活方式，併產生了一些獨具歷史意義的結果。這並非完全出於偶然——在巴西刻板的社會中， 對於很多有創新及進步思想的藝術家來說，肥皂劇最終成為他們的選擇出路。 關於“窮人能控制其家庭決定嗎？”這一問題，我們似乎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讀。從最明顯的層面來看，他們能控制——他們的生育決定是一種選擇的產物，而且即使缺少避孕措施，似乎也不會構成一個太大的障礙。同時，他們無法立即控制的某些因素也影響了他們做出這種選擇：女性或許會受到不得不生更多孩子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於她們的丈夫、婆婆或社會準則。於是，一個不同於桑賈伊•甘地所採用的政策，也不同於當今善意的國際組織所制定的政策的結論產生了：增加避孕措施獲取渠道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儘管有了巴西電視臺的案例，但改變社會準則或許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社會準則或許也是社會經濟利益的體現。難道窮人要生很多孩子僅僅因為這是一種不錯的經濟投資？ 養兒防老對於很多父母來說，孩子就是他們的經濟未來：一種保障政策、一款儲存 106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產品，也是某種福利彩票，這些東西被統統裝進了一個大方便袋。 帕克•蘇達諾是印尼西卡達斯貧民窟的一個收廢品的人，他有9個孩子和一大堆孫子孫女。蘇達諾將自己最小的孩子送到中學讀書，他認為這是一次值得一投的賭注。我們問他，有這麼多孩子他是否快樂，他回答說“當然”。他解釋道，他的9個孩子中有幾個混得不錯，可以給他養老送終。不過，孩子越多， 他們出問題的危險也就越高。實際上，帕克•蘇達諾的一個孩子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在三年前就失蹤了。蘇達諾為此感到很難過，但至少還有8個孩子讓他感到欣慰。 富裕國家的很多父母並不需要思考這些，因為他們有其他安度晚年的方式——他們有社會保險、共有基金及退休計劃，還有公共或個人醫療保險。在接下來的幾個章節中，我們將會詳細地討論，為什麼像帕克•蘇達諾這樣的人無法享受這些服務。現在，我們評論的僅僅是，對於全球大多數窮人來說，子女（還有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給父母養老的觀念是極為平常的事。例如， 2008年時，中國半數以上的老人和他們的兒女住在一起，而70%有七八個子女的老人與自己的孩子同住（這是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前32）。年邁的父母還會定期收到來自兒女（特別是兒子）的經濟援助。 如果孩子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長期保障方式，那麼我們就可以預見到，當生育率有所下降時，財政儲蓄就會增加。中國政府對家庭規模實行限制策略使我們看到了這種現象最為突出的例項。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鼓勵生育， 1972年，中國政府開始提倡計劃生育；1978年，中國政府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後，阿比吉特及兩位出生於中國的合作者——南希•錢 （在獨生子女時代出生的獨生子）和孟欣（出生在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前，有三個兄弟姐妹）對儲蓄率進行了調查。3與1972年之前生第一個孩子的家庭相比， 1972年之後生第一個孩子的家庭平均少要了一個孩子，後者的儲蓄率則比前者約高出10%。調查結果表明，在過去30年裡，中國儲蓄率的增長幅度達33%（家庭儲蓄率從 1978年的5%增長到1994年的34%）。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107
解釋為，因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而導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對於那些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的家庭來說，效果尤為明顯，這符合養兒防老的觀點。，這一實驗雖然有些極端，但影響深遠，因為這次家庭規模的縮小範圍廣， 具有突發性及非自願性。不過，類似的情況在孟加拉的蒙塔拉伯地區也曾發生過。到1996年，與未普及避孕措施的村莊相比，在普及避孕措施的村莊中，每家每戶的各類資產都得到了大幅增加（包括首飾、土地、牲畜及房屋的裝修）。 一般來說，與對照區相比，實驗區每戶家庭增加了價值55 000 塔卡的資產（購買力平價為3600美元，是孟加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2倍）。生育率與兒女交給父母多少贍養費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關聯：實驗區的父母平均每年從子女那裡少收2146塔卡。34 家庭規模與儲蓄之間的有力聯絡，或許有助於說明這樣一點，即孩子越少並不意味著他們越健康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如果孩子少的父母意識到他們將來只能得到較低的現金回報，那麼他們就需要提前儲蓄更多的錢，這會減少他們投資給孩子的錢。的確，如果給孩子投資會比其他金融資產投資（畢竟養個孩子並不那麼費錢）產生更高的回報，那麼從長遠角度來看，孩子越少，家庭或許會越窮。 同樣的邏輯告訴我們，如果父母對女兒會像兒子一樣有用不抱希望比如說，他們需要為女兒結婚準備嫁妝，或者因為女人一旦嫁人，經濟就會受制於丈夫——父母對女兒的生活投資會更少。因此家庭不僅會選擇要幾個孩子最合適，還會選擇其性別構成。我們一般認為，生男生女是我們無法決定的，但其實這是錯誤的：性別選擇性墮胎目前十分普遍，而且還非常廉價，父母們可以選擇是否要墮掉一個女胎。德里主要道路的分路標上，打著（非法）性別選擇服務的廣告標籤：“現在花 500盧比，今後節省5萬盧比”（嫁妝）。而且，即使在性別選擇性墮胎成為一種選擇之前，在一大堆兒童病得不到妥善處理的環境中，人們總是有意無意地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這也是擺脫不想要的孩子的一種有效方式。 108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即使他們的孩子存活了下來，如果父母們偏愛男孩，那麼他們或許會一直要孩子，直到生出足夠數量的男孩為止。這就意味著，女孩一般都生長在較大的家庭，而且很多女孩都生在那種很想要男孩的家庭。在印度，女嬰的母乳喂養期要比男嬰短，也就是說，她們開始喝水的時間較早，可能會更快染上透過水傳播的致命疾病，如痢疾等。3這是將母乳餵養當成一種避孕措施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生下一個女孩之後，父母更可能會早點兒停止母乳餵養，從而增加妻子再次懷孕的可能性。 無論歧視女嬰的方式是怎樣的，全球女孩的數量過少這一人類生物學始料不及的事實仍然存在。20世紀80年代，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一篇經典文章中，阿瑪蒂亞•森計算到，全世界“女性缺口”數量達 1億。36這還是在性別選擇性墮胎面世之前—自那以後情況越來越糟。在中國的某些地區，當今的男女比例為124:100。1991~2001年間（印度最新人口調查時期），印度7歲以下男孩與同齡女孩的比例從 105.8:100上升至 107.8： 100。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和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最富裕的三個城邦，而這裡歧視女性的現象也最為嚴重。2001年，這三個地區的男孩女孩比例分別為126.1： 100、122:100和 113.8:100。37即使根據這些地區自身的報告（其中肯定有“水分”），墮胎的次數也特別多：在有兩個女兒的家庭，6.6%的懷孕會以人工流產而告終，7.2%屬於“自然”流產。 然而，在女孩更有價值的婚姻市場或勞務市場上，這就不會構成一個問題。 在印度，女孩一般不會嫁給本村的人家。通常，大多數女孩都會嫁到距離村子不遠不近的地方。結果，當這一婚姻“集中”地區的經濟有所增長、更容易找到一個富裕家庭把女兒嫁掉時，我們可以看看發生了什麼情況。安德魯•福斯特和馬克•羅森茨維格對此進行了研究並發現，當一個女孩的婚姻前景更明朗時，男女孩的死亡比例便會下降；相反，村裡經濟的增長導致男孩的投資價值更大時（因為他們都待在家裡），男女孩之間死亡率的差距就會擴大。38 針對男孩女孩的相對價值，一個家庭會怎樣對待女孩，或許最突出的表現 109
來自中國，因為中國是男女孩比例失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毛澤東時代，國家計劃農業生產目標針對的是主要農作物。在早期改革時代（1978~1980年）， 家家戶戶可以種植經濟作物，包括茶葉和水果。在種茶方面，女人顯然比男人效率更高，因為茶葉往往需要用靈巧的手指來採摘。相反，男人在種植水果方面比女人更有能力，因為他們更擅長擔負重物。南希•錢指出，當我們對改革前後出生的孩子進行對比時，茶葉種植區域（一般為多雨的丘陵地帶）的女孩數量有所增加，但在更適宜種植水果的地區，女孩的數量則有所減少。”在並不適宜種植茶葉或水果的地區，農業收入在無任何性別區分的情況下全面增長， 孩子們的性別構成並未發生任何變化。 這一切所體現的是，傳統家庭的執行中暗含著積極與消極的暴力現象。直到最近，這一現象才開始引起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注意—他們總是不願開啟那個藏有真相的“黑匣子”。然而，大多數社會都理解父母們的善意，他們想確保自己的孩子吃飽飯、有學上、懂社交，受到更全面的照顧，但也正是這些父母扼殺了自己小女兒的生命，對此，我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們有能力做到這一切？ 家庭在推廣自己的那些理論模式時，經濟學家們常常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個家庭與獨身一人並不一樣。我們將家庭看成是一個“單位”，認家庭所做的決定來自一個人，一家之主會代表妻子和孩子做出一些決定，如家裡該買些什麼、誰去上學、上多久的學、誰來繼承遺產等。他或許是無私的，但顯然是全能的。然而，任何有過家庭的人都知道，這並不是真正的家庭運轉模式。這種簡化的模式具有誤導性，忽視家庭內部複雜的動態變化會產生重要的政策性後果。例如，我們已經看到，給予女性正式的名下財產權對於其生育選擇十分重 110
第五章帕克•蘇達諾的大家庭要，這並不會改變她關於生幾個孩子的想法，而會使她的想法變得更有分量。 這種最簡單的模式忽視了家庭運轉方式的重要方面，對這一點的認識使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人們重新審視了這一問題：家庭決定被看作是家庭成員之間 （或者至少是夫妻雙方）談判的產物。40夫妻雙方討論著該買什麼、到哪兒去度假、誰應該幹幾個小時的活兒、生幾個孩子，但他們的討論方式會儘可能地照顧到雙方的利益。換句話說，即使他們在怎樣花錢方面有分歧，如果一方在不傷害另一方幸福的前提下可以更快樂，那麼他們就會妥協並達成一致。這種家庭觀念常常被稱為“有效家庭”模式。這種模式讓我們認識到，家庭有一定特珠的地方——畢竟，家庭成員並非是因為昨天才見面就被永久地拴在一起。因此，他們可以就其所有的決定進行討論（這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確保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做得更好。例如，如果一家人開了一個小公司（農場或是小生意），他們應始終努力賺更多的錢，以使其他家庭成員獲益。 克里斯托弗•尤拉在布吉納法索農村對這一推測進行了驗證，那裡的每一位家庭成員（丈夫和他的妻子，或幾個妻子）都不在同一塊地裡幹活兒。“在一個高效的家庭裡，所有的投入（家庭勞力、化肥等）都應以使家庭整體收入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到各個不同位置的田地。相關資料也準確地反映出了這一觀點。然而，與男性負責耕種的田地相比，由女性負責耕種的田地一般只能分到較少的化肥、男性及兒童勞動力。結果，這些家庭的產量一般都較低。在一塊地裡用一點兒化肥就能大大增產，但將用量增加到這一原始水平之上並沒有多大用處。最有效的是，在每塊地裡都用一點兒化肥，而不是將所有化肥都用在一塊地裡。然而，布吉納法索家庭的大部分化肥都用在了丈夫耕種的地裡：透過將部分化肥及少量勞動力分到妻子的地裡，家庭便可以增產6%而不需額外投人。 有些家庭實際上是在浪費錢，因為他們無法就如何有效地使用現有資源達成一致。 這其中的原因似乎也很明確：即使同屬一個家庭，丈夫地裡的產量似乎也決定了他的消費能力，妻子的情況也是一樣。在象牙海岸，男女有種植不同作物的傳統。男人種植咖啡和可可粉，女人種植香蕉、蔬菜及其他糧食作物。不 111
貧窮的本質 POOR ECONOMICS 同的作物受天氣的影響也不同，降雨量大對於男人的作物來說或許是個好年頭， 而對於女人的作物來說則是災年。在與尤拉共同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埃斯特發現，在男人的好年頭裡，男人在菸酒及個人奢侈品（如服裝的傳統飾品）上的消費更大；在女人的好年頭裡，雖然更多的錢也花在了女人喜愛的小東西上， 但她們也會為家裡買更多的食物。這些發現令人好奇的地方在於，夫妻似乎都不會給對方買 “保險”。他們知道彼此將長期生活在一起，丈夫可以在自己的好年頭裡給妻子買點兒禮物，並在自己的壞年頭裡得到妻子的禮物。在象牙海岸， 這種非正式的“保險”在同族的家庭之間很常見，但他們為什麼不在家庭內部實行呢？43 在那裡，我們發現，每個家庭都不一樣。在這類家庭中，還有第三個 “成員”——不起眼的山藥。它既有營養又便於儲存，是該地區的一種主食。山藥一般是男人種植的作物，但法國人類學者克勞德•梅拉蘇表示，山藥並非是男人可以隨意賣掉或吃掉的一種作物。4它是一個家庭用於餬口的糧食，只有在需要支付孩子學費或藥費時才能賣掉，不能用來買新衣服或香菸。而且，當山藥收成較好時，一家人的確會消費更多的山藥，這或許並不奇怪，但在購買糧食及教育上的花費也會增加。山藥可以確保家裡的每個人都吃飽飯、有學上。 因此，家庭的特點並不在於家庭成員間的契合度有多大，恰恰相反，他們會遵循社會承認的簡單規則，如 “你不應賣掉孩子的山藥去買耐克牌衣服”，這種規則可以保證他們的基本利益，無須此進行沒完沒了的談判。從這一角度來看，其他一些發現也更有道理。我們看到，當女人在地裡的耕作賺了更多的錢，一家人都會吃到更多的糧食。這或許源自梅拉蘇所描述的另一個規則：真正負責養家餬口的是女人，丈夫會給她一定量的家用，她的任務就是想出怎樣充分利用這些錢。 因此，家庭成員被一條紐帶綁到了一起，但這一紐帶並不是高效分享資源及責任的能力，而是一種不完整的、粗糙的且常常很鬆散的“契約”，其中規定了每位家庭成員對於其他成員的責任。這種“契約”或許需要得到社會的強化， 112